13年前，1994年的4月，我从河南携着妻小调往北京二炮部队的电视剧制作中心，名分是位编剧，实质上仍在天天思考小说。虽然那时腰椎病使我几近瘫痪在床，每走几步快路，腰的疼痛和左腿的麻木让我感到活着没有意义，而死去又是一种恐惧。就在这样的矛盾中，把家安在了二炮文化部专门为我腾出的两间会议室里，把床摆在西边，把锅放在东边，把孩子的课本搁在床头，把新买的拖把挂在公用厕所的门后。收拾一毕，迎接我的第一件事情是，我的小说《夏日落》，因为在香港有了称赞，被那边的一些报刊杂志誉为是大陆“第三次军事文学浪潮”到来的代表之作；“其第三次浪潮的宗旨，就是描写军人灵魂的坠落”，如此等等。他们哪里明白那个时候，我们的社会意识，正忙着进行“反和平演变”，社会思想中，还有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的一股强烈的暗流。既然香港那边如此的颂赞我的小说，那必然是小说中有着被“敌人”欢迎的地方；加之有人连续写信给总政有关部门，状告我的军事文学创作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于是，我就被组织约去进行严肃的“谈话”。谈话之后，就开始忍着腰病，趴在床上一份一份地写着总也不能通过的检查。腰上离不开用钢板制作的宽大腰带，颈椎又因为经常趴在床上写作，出现了不停的眩晕症状，而寄往《钟山》《花城》等刊物都已排版的小说全被紧急撤回，精心写出的检讨又总是被退回修改……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之下，在两个多月如行走在黑暗胡同中等待上级给我的处理决定中，我和妻子说好，若被处理转业就从此不再写作，一心回家种地的时候，我又迎来了二炮部队成立30周年盛大的纪念活动。为了立功，为了表现，为了一些“将功赎罪”，我拖着病体，希望能为部队30周年写些什么。各级领导为了让我能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为了我有一些立功的表现，使人家在帮我的解困中有些说辞，也就把纪念30周年的电视剧的编剧任务恩予了我。于是，我就在朋友的帮助下，为了完成这部电视剧创作，找到中国残联和专门为残疾人服务的下属工厂，根据我的病情，为我设计、制作了一个能在活动躺椅上半躺、半坐，仰头向天进行写作的一个铁器写作架。那个写作架，既能在地上滑动，又能在地上固定；架上的写作板，能根据我仰躺的姿式，调整出和我手臂、眼睛相适应的各种写作角度。这样，我就在等待处理决定的过程中，开始了那部歌颂部队官兵“爱国爱军，敢于牺牲”的电视剧创作。剧本不长，只有十集，取名为《青山巍巍》，可每次我扶着墙壁或让妻子搀着，从床边走向那只有几步路的写作架时，我都会忍不住掉下眼泪。
妻子问我：“是腰疼得厉害吗？”
我向她摇头。
妻子又问：“那为啥？”
我就咬着嘴唇，让她离开，说我要写作了，最好家里没人。妻子就提着菜篮上街买菜，买完了在楼下转悠，不到烧饭的时候，不回家打扰我的写作。可是，妻子走了，我也不一定真写，就那么躺在椅子上发呆，一呆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半天。样子好像在思考我的命运、我的生存，还有我活着的意义和写作的目的。其实，那时候脑子里一片空白，空白中又堆着些许人生的杂物。
就这样，一个多月之后，我交掉了十集电视剧剧本。完成了我人生中真正意义上第一次的主旋律写作。
就这样，在剧本通过之后的下半年，我躺在残疾人工厂为我特制的写作架下，开始了长篇小说《日光流年》的创作。因为躺椅太硬，我总是在椅面上垫下一床被子。那年夏天，写《日光流年》时，我的后背出了很多痱子。那年夏天，写《日光流年》时，关于《夏日落》挨批、被禁的许多事情，慢慢有了不了了之的结果。后来，听说莫言因为《丰乳肥臀》的创作离开了部队。后来，见到了一个中国作协的批评家，他说你被不了了之的原因，是港台都又报道了你阎连科被批的这起事件；祸起于此，祸息于此。而我们单位的领导，则给我说，你写《夏日落》是偶然的一桩事情，总体上你是好的党员、好的干部，又带病为部队成立30周年进行写作，就在党员会上作了一次公开检讨，事情也就了了。
也就作了公开的检讨。
也就继续着《日光流年》的创作。
下半年，《日光流年》写到三分之一时，电视剧拍摄完毕，还拿了总政的“星光杯”奖和优秀编剧奖。领奖时我没参加，领导领奖回来开会，兴奋地在会上表扬了我。我为表扬感动，也为拿奖高兴。可从办公室回家又躺下写作时，忍不住冷泪直流，默默哭泣。这次流泪，脑子里不是空白。脑子里写满了生命、生存和生活；还有《日光流年》中人物为活着的意义和无意义。流泪，是为自己在写作中的心灵之死。为心灵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就这样，一边四处求医看病，一边躺在椅子上写作。残联为我制作的写字架是深红颜色，厚漆，写作中漆没被磨掉，可不知为什么我会在那块活动写字板上涂满了各种各样的墨水，写满了发呆时胡乱写上去的没有意义的字和句子。到了两年之后，第三年时，小说写到了四分之三，我遇到了西安的一位教马列主义哲学的教授，他对马列主义哲学心存疑惑，可对中医坚信不已。他是治腰椎病业余、神秘的奇人高手，经了他的精心，最终使我从腰上卸掉了那6年时间下床时必须捆在腰上的铁板腰带。疾病虽未根除，但却使我终于可以行走，可以每天拿出一点时间坐下写作。在我可以重新坐下写作时，我没有继续《日光流年》的创作，而是用一周的时间写了中篇小说《年月日》。由于对坐下写作的渴望，由于坐下写作又给我带回了写作的生命之愉，《年月日》的创作不是在写，而是在泻，一稿而就，就而寄出。
1997年11月，我完成了《日光流年》的初稿，完成了走向心灵之死、又使心灵复活的一次写作。那年单位年终总结，因为我连续几年表现不错，或多或少进行了主旋律的创作，大家一致同意要给我记功，可被我委婉而拒了。我说：
“我把我的长篇写完了，我已经给我记过了功。”
2007年1月21日于北京清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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