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作家和写作怀疑的坦言，在大陆说出来，怕会被同仁和朋友们的口水活活淹死，之后朋友们还会在媒体上说：我们把金玉良言都给了阎连科。
1949年或更早到延安文艺会议之后，革命者对现实主义的推崇和利用，让现实主义不再是文学而沦落为政治的工具。直到今天，文学都没有大过和超过权力的高度，这是大陆文学今天刺梗在喉的难堪和伤痛。当然不能说大陆没有超越政治的文学那至极无知的话。而是说，我们的写作超越权力、政治的作品并不多。即使你的写作超越了，作品的好坏却还得由权力来评判，并不可以完全由读者、批评家们说了算。
其实，时间也是被权力操控的。当我们把评判交给历史和时间时，那也要看看权力愿意不愿意宽容时间和历史。没有权力对时间的宽容，沈从文、张爱玲在大陆是没有今天的。因此说，大陆天天都在谈论文学的现实主义，却忽视了那环境是不允许真正的现实主义产生的。
20世纪世界文学的现代性经验成为了大陆今天当红作家们的写作秘诀。用30年改革开放的良机，终于完成了将西方文学现代性从皮毛走入骨髓的这一漫长的移植、交配与生育，终于使大陆文学有了血液现代性的改良与新生。可结果，出生并长成的儿女，总让人看出些高鼻梁和蓝眼睛的嫌疑来。那么，为何东方的土壤就不能催生真正属于中国文学的纯种现代性？孕育真正的东方文学的现代性？以东方式的现代主义写作，来刻写东方人的人生经验难道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吗？
允许你把小说写得和《红楼梦》一模一样，这会得到广泛的赞许和认同，但你把小说写得太像卡夫卡，那就必须在你的书页上夹两页卫生纸，预备去擦抹读者和批评家咳吐出去的痰水了。中国传统总是伟大的，西方现代经验就不一定了。说到底，这也是爱国主义表现之一种。
大陆文学能否真正的摆脱20世纪西方文学的影响，完成东方文学自身的——完完全全是自己的现代性？
而东方的现代主义又是什么呢？产生了还是正在孕育的过程中？
能否以东方人自己的眼睛，而不是西方的理论去认识西方文学或20世纪文学的整体和独特？
能否从大喊大叫的传统继承中跳出传统来，一如从对西方文学的默默学习中跳将出来俯视西方文学呢？
能否让文学大于并高于权力、政治、国家、民族与党群？能否可以用文学的样式——作家“个人的目光”——在对“人”的最大、最高的尊重中去审视、审判权力、政治、国家、民族和党群？从而让文学真正地、彻彻底底地回到对人、人性和爱的理解与尊重上，从而完成一种真正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完成世界文学中的“东方主义”或“东方主义的世界性”？
从这些疑问和理想说开去，谁又能说谁是真正的作家呢？
谁人是作家？作家是谁人？
2011年8月25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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