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悉我的长篇小说《受活》获得第二届“21世纪鼎钧双年文学奖”心里非常高兴。可惜，我因为最近一段时间身体不太好，确实不能亲自到会领奖，因此感到十分遗憾。希望大家——朋友们能够谅解，同时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原谅我这种请人代读答谢辞的鲁莽、失礼的方式。说实在话，以我的年龄和写作的成就，请人代读答谢辞还为时过早，的确有些荒唐，但好在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老病号，这样，就请大家见怪不怪吧。
第一届鼎钧双年文学奖授给了莫言和李洱，我听说这个消息时，产生的第一个想法是，鼎钧双年文学奖的评委们都是些对文学崇敬的人。莫言的《檀香刑》写得才华横溢。莫言半生的创作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大家有目共睹。鼎钧双年文学奖把首届奖给莫言，证明了鼎钧双年文学奖的文学眼光。李洱是60年代出生的作家，他的《花腔》一经问世，就吸引了读者和评论家的眼球，改变了大家对又一批60年代出生的作家在长篇写作上的看法。《花腔》的成功，《花腔》所表现的写作意义，不是李洱个人的，而是一代人的，整个文学的。
今天，当评委们把第二届鼎钧双年文学奖授给《受活》时，我不敢再对鼎钧双年文学奖夸赞什么了。因为《受活》已经获得了超出我个人意料的许多荣誉；因为《受活》直到今天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争论；因为的确在写作上，《受活》还有许多的缺憾。我想，评委们之所以把这个纯净的文学奖给了《受活》，更多的原因，是因为作者和评委们对文学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真正的文学无论是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是崇高的。
是的，文学依然崇高，值得我们许多作家、评论家和读者长久地崇敬。
今天的写作，已经多元化到了文学几乎失去评判标准的年代。多元化写作，毫无疑问是产生大作品的基本条件，但也毫无疑问，它也是产生文学垃圾的基本土壤。一个作家没有权力不让别人写作什么，但他有责任不让自己写作什么。在对许多作品失去评判标准时，我对文学最起码的判断就是，不管他写得好与不好，艺术成就大与不大，最重要的是从他的作品中，能否让我读出文学的崇高来，能否让我感受到作家对文学的崇敬来。如果没有这两点，对我来说，一切写作，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写作，都将毫无意义。
《受活》不是完美的作品，但它表现了我对写作认真、虔诚的态度，表现了我对文学的崇敬，表现了文学在我心目中崇高的地位。我想，《受活》打动读者和评委的，正是这一点。正是这一点，让许多读者和评论家不忍去谈《受活》在写作上存在的问题，不忍去对我的写作进行苛刻的批评。最近，我在《南方文坛》上读到了评论家肖鹰对《受活》的批评文章，无论他谈的问题我赞成与否，但从他对我的批评文章中，同样让我感受到了文学在他心目中的崇高和他对文学的崇敬。这样的写作，令人尊敬，更令我尊敬。回忆起来，当我对写作、对文学越来越感到崇敬时，所要后悔的，就是自己对文学崇敬的觉悟来得太迟，提高得太慢，在过去的写作中，自己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浪费了太多的才华，写了太多没有意义、或说意义不大的作品。写了太多不太该写的作品。追根求源，寻找原因，就是自己从内心深处缺少对文学足够的敬畏。今天，写作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慢慢培养自己对文学的敬畏精神，让文学成为自己的生命之神。培养文学在自己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崇高到神一般的地位。土地对于农民，如果只是土地，那他就是个一般的农民；如果土地对于农民不仅是土地，而且是神灵，那他就不是一般的农民，而是一个有了觉悟、有了境界的农民。道理就是这样，文学对于作家只是文学，那他就是个一般的作家；文学对于作家如果不仅是文学，而且还是你可敬畏的神灵，是你心目中崇高的神祗，那你也肯定不是一般的作家，而是一个有了觉悟，有了境界的作家。——这，就是鼎钧文学奖给我带来的启示，带来的感悟。是我在获得第二届鼎钧双年文学奖后想要说的话。
最后，听说这届鼎钧双年文学奖除了《受活》和飘逸的《人面桃花》获奖之外，还授予了日本著名诗人谷川俊太郎先生。谷川俊太郎先生是我们的长辈，是我敬仰的大诗人之一。他令我震撼，令我终生难忘和长久思考的一句诗是：“死亡，是上帝对我们的恩赐。”在这里，就请我套用他的这句诗作为我这些浅薄感想的结尾吧——
死亡，是上帝对我们的恩赐；而文学，是上帝对我们活着的恩赐！
谢谢大家，谢谢朋友们！
2005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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