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就让我给大家头上浇一盆冷水吧。
我演讲的题目是《文学与底层人生活》。这里首先要谈到的是什么样的人是底层的人，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底层生活。底层人，我认为是那些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处于极端贫困的人，比如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生病死时宁肯死在家里而不愿死在医院的农民；比如那些为了买到便宜蔬菜而不早上出门买菜，一定要到落日时分，卖菜的人正准备收起菜摊回家时才特意到菜场买菜的城市居民；比如我们在座的同学中间那些不仅每个学期都为交学费愁得坐卧不宁、夜不成寝，而且在吃饭时有咸菜就不买青菜，有青菜就不买肉菜的同学们。这些人，他们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周围，我们身处的这座大都会，或者就在我们已经逃离开的我们的家乡。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人群中庞大的一个部分，被社会疏忽的一部分，被文学遗忘的一部分。不需要用什么格式、公式去界定他们，我们都明白哪些人是底层的人，或者说是最底层的人。但是，我们明白他们的人群所属，但我们并不一定明白他们的生活真相，不一定真正了解他们是怎样在贫困中挣扎，精神上是怎样几乎是永远地处在苦闷和无望之中，绝望之中。今年，我已经多次到河南的艾滋病村去。我是河南人，我家所属的那个县从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每年都是河南省人均收入倒数第一，只有一年上升为倒数第二，全县干部群众为此高兴了一下，欢庆了一下，到下年就又沦为了倒数第一。我一直认为，我家乡的农民，在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是生活在物质与精神的极端的困境之中，但当我看到艾滋病村的生活状况，了解到他们的精神状况时，我知道我家乡的农民不是生活在天堂，也绝对不是生活在地狱之中。而我所去的那些艾滋病村，他们不光是生活在困境、绝境之中，而且的的确确是生活在地狱之中。以其中我所熟悉的一个村庄为例，这个村庄十几年前一共有人口不到800人，因为贫穷集体卖血，除了当年的老人和孩子，几乎是16岁以上、50岁以下的人都参与了卖血。十年后，艾滋病开始在村庄逐渐蔓延，单2002年至2003年不到两年的时间，这个小小的村庄就死掉了四十余人，平均每个月都要死掉一个多人，每个月都要办一次多的丧事。严重时，一个月要死掉四五口人，几乎每天村民们都忙在丧事中间。而最近几年，艾滋病暴发达到了高峰期，上次我去这个村里时，经过确诊的是八九十例艾滋病患者，这次——昨天，我刚从这个村庄回来，就在八月十五之前，政府又对那些没有检查过的村民进行了一次普查，又有将近100人被确认为患有艾滋病。大家想，一个仅有800多口人的村庄，不包括那些已经死去的人，现有艾滋病感染者就有近200人，而且还有三十多个高危人群没有检查，更为严重的是，这些患病者的年龄又大都在30、50岁中间，全部是村庄和家庭中的劳动力，是那些上要照顾老人，下要照顾孩子的一个家庭中的顶梁柱。每个家庭，有一个面临死亡的艾滋病患者，这个家庭就会像一座房屋样坍塌下来，可是一个家庭中夫妻两个如果都是患者呢？一个家庭中有弟兄几个，就有几个患者，一个家庭中如果老少三代，都是患者呢？
他们的生存现状惨不忍睹，每一个细节讲出来都难以让人置信。现在，因为有病，丧失了劳动能力，他们的粮食急剧减产，有些家庭又回到了几十年前每天只吃两顿饭的状况；现在，因为有病，无法外出打工挣钱，为了节约用电，他们一到晚上就关掉电灯、电视，完全缩在屋里黑暗的床上，或者坐在门口的月光下面，直到瞌睡了才回到家里；现在，艾滋病孤儿和孤寡老人无人抚养，有许多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而重新辍学，许多老人得不到应有的照顾，他们每天坐在村前或门口，双目痴呆，极其绝望无奈，又不能，也不知道该向谁要求什么，诉说什么；现在，他们谈起艾滋病就像谈头疼发烧一样，说起死亡就像谁谁谁家里的羊丢了，谁谁谁家里的猪掉到河里淹死了，谁谁谁家的狗有病死掉了。村里死个人就像死了一只鸡，死了一只鸭……而我所说的这样的艾滋病村庄，不光河南有，安徽有，湖北有，四川有，陕西有，甘肃有，到底有多少人？多少村？没人能彻底地搞清楚。
第二，我们来谈一下文学与底层人或说底层生活的关系。文学与底层生活的关系，是不是可以大胆地说几十年来都是互不连接的一种割断的关系，都是一种几乎空白的关系？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那种文学与底层人、底层生活的关系血肉相连，密不可分。如鲁迅的《阿Q正传》《祥林嫂》《药》《孔乙己》等，萧红的《呼兰河传》《生死场》，夏衍的《包身工》，茅盾的《春蚕》，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等等，甚至说包括沈从文的《边城》等一大批的作家和作品，他们小说的血脉，都是底层人生活的血泪和欢乐。小说的灵魂，也正是底层人活着的灵魂。正是底层人、底层生活与文学的这种血肉关系，才使得将近一百年后，我们重新去看30年代的文学时，仍然觉得那时的文学是那样的丰富、有力，令人震撼。可惜，文学发展到了50年代以后，这种最为底层的老百姓，老百姓中最底层的人从文学中退了出去，他们不再成为文学中的主角，完全成了文学创作的遗忘者。被遗忘的主要原因，就是文学要表现“火热的生活”，而底层人不在“火热的生活中”。火热的生活中，没有了底层人，即便有底层人，作家也不敢再去写作底层者的生活，不敢再去表现底层人的灵魂。我们可以回想一下50年代那些最有影响的作品，如“三红一创”，《青春之歌》《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等这一大批名满天下的作品，无一不是在写火热的战斗生活，无一不是在刻画、描绘火热生活中的英雄人物。而最底层的人，就生活层面而言，因为生活在最底层，就不会是生活在社会的主流之中。不在生活的主流之中，就不可能成为生活中的模范或英雄，不成为模范与英雄，你就不可能成为当年文学中的主角，你就只能从文学中退出角色，先被生活遗忘，后被文学遗忘。
当然，“文革”十年，文学几乎是十年空白，这就更谈不上文学与底层生活有什么关联了。
这种空白与割裂的关系，直到80年代后开始有所改善，无论那时的“伤痕文学”，还是那时的“寻根文学”和许多的乡村小说，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开始重新关注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底层生活和生活中的最底层的人，但到了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新潮小说的兴起，底层生活又重新从文学中退出了他的角色，文学又开始重新疏远底层生活和底层人。就现在来说，我们从文学作品中看到了太多的太平昌世的描绘和叙述，看到了太多的官场和有钱阶层的故事，看到了太多的关于类似于作家自身内心和身体表白那样的作品，但我们看不到我们这个蒸蒸日上的社会中那些被社会遗忘的人，生活在最底层的人和最底层的人的情感与思想，生存与困境，欢乐与死亡。这里需要说清楚的一点是，我们不能说文学不表现底层人和底层生活就不是好的文学，而是说，一个历史阶段中的文学作品，疏忽了底层人和底层生活，文学会出现严重的缺血，会显出它很大的缺失和不完整。《红楼梦》和《三国演义》都不能说是表现了底层生活，但《水浒传》《金瓶梅》《聊斋》在这方面却有很重的笔墨。唐诗宋词中同样也不乏这样的作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每一个文学繁荣的时期，底层人与底层生活，都必将在整个文学作品这个文化躯体中起着铁、钙、血的作用。而今天我们的文学，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作品，但说给人一种缺血、缺钙的感觉。
第三，我们试着谈一下底层人如何走入文学这个永远也说不清的话题。毫无疑问，文学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19世纪写小说，讲故事，绝对不能像18世纪一样讲故事，写小说。20世纪也不能像19世纪那样去叙述和写作。而21世纪的文学创作，也会逐渐显出它和20世纪的差别来。就底层生活与文学创作这个话题来说，20世纪的世界文学，充满着艺术个性和艺术探索，每一位大作家，都必然充满了探索的个性。只有探索，才有出路。但我国从30年代施蛰存的探索小说开始，到90年代前后我国的新潮探索小说蔚然成风的情况来看，艺术探索在小说中始终没有和我们的社会现实，和底层人的底层现实生活很好地结合起来。探索，始终是文本意义上的探索。探索的努力只能在“完全的虚构”和“历史”上进行，当探索一旦接触现实，碰到底层生活，就会出现隔膜、夹生或逃避。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底层生活利用写实的和传统的写作方式更容易表达，而当借助现代的、探索的写作方式时，就会难以进行？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具体到每个作家的写作经验都完全不同的问题。但有一点非常清楚，那就是在21世纪，我们不能用18、19世纪的写作方式去讲21世纪的故事。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生活，每个时代也应该有不同的写作方式和讲述方式。而今天当我们不能不面对底层生活时，我们希望底层人的生活、情感、欢乐、悲伤、命运与死亡走入文学时，我们不能总是像鲁迅、沈从文、萧红们那样去讲今天的他们。我们必须用新的讲述方式去表达他们，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去解决从施蛰存就开始至今都没有真正解决的现实与底层生活无法进入小说探索的尴尬。这一方面，20世纪的一大批优秀作家、大作家都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经验。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福克纳、胡安·鲁尔福、马尔克斯等，他们的写作，都在探索写作个性和底层人的现实生活的结合上，开出了成功的范例。也许，他们之所以会成为世界级令人尊崇的大作家，之所以和一大批优秀作家相比，他们能够写出更为经典的作品，正是因为他们在更为广阔的艺术探索和更为广阔的现实的底层人和底层生活的结合上所取得的成功实践与努力。
2004年10月13日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