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是一个司芬克斯之谜。

    三十多年来，或者更长远一些，围绕着作家巴金的评论所引起的一系列争论焦点，始终摇摆在两个形象之间：一个杰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士和一个虔诚而充满热情的无政府主义信徒。人们似乎不愿意看到这两个形象存在于同一个巴金身上，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夸大其中一个形象，贬低或排斥另一个形象。这种单一的批评早在1930年代就开始流行了，有些批评家就因为巴金的信仰而拒绝承认巴金创作中提供的那么宝贵的财富，他们轻易地把他划为“第三种人”，或者“卑劣”的一帮，以致引起鲁迅出来辩护：“难道连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也要巴金负责？”[1]1949年以后，这种批评方式的两端都有过充分的发展：要么因为巴金信仰过无政府主义而否定他的全部创作，要么因为巴金创作中表现出来的进步因素而回避他的信仰，避而不谈无政府主义思想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是巴金世界观发展中的主要因素。

    司芬克斯之谜的谜底只有一个字：人。

    这也应该成为我们讨论问题的出发点，也是归宿：人，一个具体的人，生活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多灾多难的中国社会，接受着各种各样的外来思潮，探索着时隐时现的人生真理的人。巴金曾经抱怨过：“那些人，他们不曾读懂我写的东西，他们不曾了解我的思想，他们不曾知道我的生活。他们从主观的想象中构造成了一个我，就对着这个想象的人的身上放射了明枪暗箭。”[2]虚构一个想象的人，是主观的、片面的批评方式常用的武器，不管是褒是贬，结果总是离开实际状态，离开科学态度愈来愈远。

    近几年巴金研究领域出现了不少新的开拓者，他们坚持从实际出发，从巴金“这一个”具体的人出发，讨论其世界观与创作之间复杂而富有启发性的客观存在。我们这本书正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参与这一研究行列，就巴金前期的思想与创作，发表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我们这里所指的“前期”[3]，主要是指1949年以前的民主革命时期。巴金从五四运动开始接受新思潮，雄步走上了社会。他属于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二代作家：呼吸着五四的新空气成长起来，经历了1920年代大革命风暴的考验，成熟于动荡的1930年代与抗日民族战争的烽火之中，而到了1940年代后半期，思想与艺术都达到了高峰。在这漫长的三十年间，巴金写下大量的论著与创作，构成了一个外形庞杂、内涵丰富的客观存在。他的前期思想是复杂的。五四新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在否定传统文化的同时，生吞活剥地吸取西方各种思潮与学说，它留下的后遗症之一，就是各种外来思潮和学说的概念与实体的分家。概念引进了，而作为西方社会的产物的实体，却在中国特有的环境下发生了变异，因为这种变异是接受者所不自觉的，所以概念依旧是原有的内容上的概念。这样，就给我们讨论这些问题制造了不少的麻烦。从巴金来说，他信仰无政府主义是不言而喻的，但作为一个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战士，他的无政府主义显然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不能相提并论；巴金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爱国主义者，然而只要认真读过巴金早期著作的人都会发觉，他曾经又是一个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批判者。因此我们认为，巴金的思想是一个整体，不能用一个或几个简单的术语去作削足适履的规范，我们无法描绘这个整体，只能对这个整体做一些局部的研究工作。在论述巴金思想的总题目下，我们分无政府主义、人道主义、爱国主义、法国民主主义以及欧美恐怖主义五个侧面，去探讨巴金与这些政治思潮的关系。同样，巴金前期创作也是丰富而复杂的，难以用一个或几个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术语去研究。我们也从五个方面，分别探讨巴金的文艺思想、艺术风格，以及与俄国文学、西欧文学、传统文化的关系。这些研究，仅仅是我们研究巴金的第一步，还只是停留在对作家本人的思想创作的研究，而对于作品这样一个庞大的实体的意义的阐发，以及对其内在的艺术与美的魅力的探索，将是我们以后第二步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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