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开始信仰无政府主义时，就不可避免地接触到恐怖主义，他对恐怖主义的研究，也伴随着他对无政府主义的研究进行。在我们论述了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之后，对与无政府主义既有联系又有差异的恐怖主义、民主主义进行探讨，会有助于我们认识巴金政治思想的总体性。巴金小说中对恐怖主义的描写并不少见，历来对这些描写毁誉不一，众说纷纭，为弄清巴金对恐怖主义的理解，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欧美恐怖主义对巴金的影响，巴金对恐怖主义的态度，以及怎样看待巴金作品中的恐怖主义描写。
一、“梦中的英雄”——主义的殉道者
巴金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反抗旧制度，用革命的手段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那么，一个反抗者应怎样去战斗呢？巴金除了用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作过一番设想外，还把眼睛转向全世界的反抗运动。他考察和研究了这些运动的成败得失，从中找到了他认为最健全的方式和精神，那就是俄国十九世纪末叶，民粹派反抗沙皇专制制度的可歌可泣的斗争。
巴金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讲到驱使他“走解放的路”的原因，除了家庭环境的促使外，还因为他“读过两本很有力量的小书”，[105]即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和廖亢夫的《夜未央》，它们富有象征性地显示了无政府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巴金的影响。特别是当《告少年》向他指出了社会理想以后，接下去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自己投入到反抗运动中去。这一条道路，巴金在《夜未央》描写的民粹派活动中找到了。
民粹派运动是俄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由平民知识分子领导的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一方面他们继承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革命民主主义事业，把原来停留在理论宣传上的革命活动施之于行动。但另一方面，整个民粹派思想体系与具体行动都存在许多错误，恐怖主义就是其中之一。民粹派当时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巴黎公社的影响，他们看到一个大城市的工人阶级为自身的解放和人类的伟大理想而奋起革命，洪水一般的流血和悲壮的牺牲，刺激了他们对暴力的英雄主义向往。二是来自现实的影响。民粹派原来过高估计了俄国农民，把俄国农民看成“天然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发起“到民间去”运动，深入乡村宣传革命思想，可是沙皇政府的镇压击破了他们的美梦，而农民的不觉悟又使他们感到失望，于是他们觉得“要建设和平的理想乡即不得不靠刀剑底力量”。[106]恐怖主义就应运而生了。1878年，薇娜·沙苏利奇刺杀彼得堡警察总长特列颇夫（未遂）和司特普尼亚克暗杀彼得堡宪兵司令麦孙采夫，揭开了恐怖活动的序幕，一直到1881年俄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许多民粹派革命者被捕，整个运动才被镇压下去。民粹派尽管犯过很多错误，但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传到俄国以前，仍不失为一种革命的力量，尤其是他们抛弃个人利益，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在俄国人民反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巴金正是在这一点上深受他们影响。但他对民粹派的“公社理想”兴趣并不很大，他是用反抗专制的革命精神来概括十九世纪俄国社会运动史：“一百多年来俄国革命党人就在极力与专制政治奋斗，鼓动民众起来叛乱以推翻沙皇的统治。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充满了最优秀的男女的献身事实与牺牲精神。”[107]他编译、撰写了一系列介绍民粹派的著作，对司特普尼亚克、妃格念尔、索菲娅、奈其亚叶夫等民意党人（民粹派中一些最为激进的分子）充满了敬意。
民粹派中对巴金最有影响的是民粹派著名的活动家司特普尼亚克，1878年他暗杀圣彼得堡宪兵司令后流亡国外，撰写了许多民粹派英雄的传记，介绍他们的事迹。尤其是《地底下的俄罗斯》一书在西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巴金在1926年读了这本书，被书的“文笔和事实感动到极点”。[108]巴金早期小说《灭亡》《新生》《爱情的三部曲》中的青年恐怖主义者形象，从精神上、气质上都与司特普尼亚克笔下的民粹派英雄很接近。女革命家妃格念尔和索菲娅也是巴金崇拜的英雄，巴金作品中的青年人一再从这两个女性身上吸取斗争的力量，尤其是妃格念尔，她的《回忆录》深深感动过巴金。这个因参与谋杀沙皇案而被捕的女革命者，在暗无天日的席吕塞尔堡监狱里住了近二十年，始终坚强不屈。巴金翻译了她的《回忆录》第二卷，在译后记中他说，阅读她的《回忆录》，“每读一遍，总感到勇气百倍，同时又感到十分的惭愧。我觉得在这样女人的面前，我实在是太渺小了”。[109]至于奈其亚叶夫，巴金不仅在《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一书中专门为他列传，还在小说《新生》中，通过主人公李冷之口，公开表示要做一个像奈其亚叶夫那样的人。
在研究民粹派运动的同时，巴金还在较广泛的范围中研究了世界反抗运动，尤其是无政府主义运动。1927年巴金选择去法国，除了法国比其他国家更容易接纳中国学生以及生活费用较低外，主要还因为当时无政府主义者都流亡到那里。巴金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有机会结识了一些社会活动家，进一步了解了世界的反抗运动状况。
法国是无政府主义势力最大的国家之一。早在十九世纪末，巴黎就陷入无政府主义者造成的一系列恐怖活动之中。1891年五一节，因工人游行引起与警方的冲突，无政府主义者德康被捕，被判处五年徒刑。这一无理审判激起了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愤怒。第二年，恐怖主义者拉瓦夏等人密谋了一系列暗杀和爆炸事件以示抗议，半年之中连续发生多次耸人听闻的事件，直到6月25日法国总统加尔诺在里昂被刺。巴金对这些恐怖主义者的活动抱有较大的热情，他专门撰写《法国安那其党人的故事》，介绍这些人的活动，并且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安那其党人的暴行，是由我们现社会中的种种罪恶和压迫造成的，像暴风雨以前积累在空中的黑云一样的使那暴风雨不可避免……所以这种暴行是救人类而非害人类的；只要那种少数人享乐多数人受苦的情形还存在，这种暴行也是不可免的。不管我们赞成或反对这种暴行，然而这些牺牲自己生命来拯救人类的先驱者，毕竟是值得我们祝福的！”[110]巴金对日本发生的镇压无政府主义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进行的恐怖活动，也持同样的态度。[111]
另外，1886年美国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者受审案也吸引过巴金，这个事件的起因是美国工人为缩短工作时间同资本家进行激烈的斗争。1886年，资产阶级慑于工人罢工的压力，不得不同意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但他们不甘心，就在这一年五一节的工人风潮中，当局借口有人扔炸弹，逮捕了九名无政府主义者，结果有四人被判处绞刑。那四个临刑者都在绞刑架下作了长篇讲演，为他们的信仰和行为辩护。这个事件对巴金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他先后在这一事件的四十周年和五十周年纪念时，都撰文介绍当时的斗争情况，为这些无政府主义的“殉道者”们树碑立传。他严厉地批判资产阶级政府和法律，说死者的血和其他反抗者的血已积成了一个血海，断言“总有一天这血海中的海浪会冲上岸来，把一切阻碍人类进步的东西冲倒，洗出一个新鲜的光明世界！”[112]
1928年，巴金介绍世界无政府主义殉道者的文章，被汇编成《革命的先驱》一书。巴金说：“我自己早已在心灵中筑就了一个祭坛，供奉着一切为人民的缘故在断头台上牺牲了生命的殉道者，而且在这个祭坛前立下了一个誓愿：就是，只要我的生命存在一日，便要一面宣扬殉道者的伟大崇高的行为，一面继续着他们的壮志前进。”[113]如果说《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一书是巴金阐述无政府思想的理论著作，那《革命的先驱》则是他阐述应该如何为理想而斗争的实际事例，巴金希望通过这些先驱者的血，唤起人们的反抗意识，要人们和他一样，去为理想而斗争。
二、复杂的态度——理智与感情的矛盾
巴金对恐怖主义的研究，始终抱着复杂的态度。恐怖主义不是从无政府主义开始的。早在中国古代社会，就产生了一种以暗杀为职业的人——所谓“刺客”或“游侠”，他们是最早的恐怖主义者。由于这些刺客所暗杀的对象往往是恶贯满盈的统治阶级，他们的行为在客观上被处于奴役地位但又无力反抗的广大劳动人民所欢迎。到了辛亥革命前夕，资产阶级的革命者一方面受到了外来影响，一方面也从传统的暗杀活动中寻找武器，又一次掀起了恐怖主义高潮。1905年为暗杀出洋考察五大臣而身死的吴樾，就公开宣称“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114]这种暗杀行为，不能说是无政府主义带来的。在国外，恐怖主义也早于无政府主义就产生了。
但是，无政府主义无法完全摆脱与恐怖主义的联系。近代无政府主义者幻想有一个和平自由的世界，但他们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却愿意仿效基督教的殉道精神，把断头台当作十字架。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恐怖主义风行一时，俄皇亚历山大二世、法国总统加尔诺、美国总统麦坚尼，先后被民意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暗杀；在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先驱者师复也组织“暗杀团”，从事恐怖活动。可是由于无政府主义者本身缺乏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他们的暗杀活动，开始还有一定的目的性，到后来越来越陷入混乱的状况。最典型的就是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拉瓦夏，他因多次扔炸弹炸军营、酒店、住宅而被捕，最后他又去杀死一个乞丐，他说一个乞丐“是一个寄生者，这应该铲除的”，并公开宣布爆炸弹“是弱者对施压迫的强者复仇的武器”。[115]
在无政府主义者内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恐怖主义。罗素在《自由之路》的一个注解里引用了一段贝文顿（L.S.Bevington）在《无政府主义和暴行》书中的话，大致可以代表那种不赞成恐怖行为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自然我们知道，在那些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们里，有少数动摇而狂热的人，他们对一切非法和耸人听闻的恐怖行为都神经质地欣喜若狂。这些人理智不清，道德败坏，他们给警察以口实，做了反动报纸的宣传材料，而且一再表现唯利是图。他们的激烈行为和他们所谓的无政府主义信仰可以用金钱收买的，弄来弄去他们终于变成了资产阶级残酷镇压人民拯救者的最受欢迎的得力助手。”[116]这样的批评是十分苛刻和严厉的。巴金基本上也属于反恐怖主义派，但他对恐怖主义者的态度并不严厉，还给以一定的同情。他绝不认为恐怖主义者的暴行和信仰能为金钱所收买；相反，在他看来，从事恐怖主义暴行的人，是需要有极大的正义感与勇气的。
巴金对恐怖主义作过仔细研究，他分析了恐怖主义在近代发展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俄国民粹派时期的“一命报一命”的报复主义。他以司特普尼亚克的小册子《一命报一命》为例，解释“一命报一命”的主张是“有特权者杀了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把那杀人者杀掉；这全是防卫的报复的性质”。他认为民意党人的许多暗杀活动，目的都在报复和自卫。第二阶段是稍后的欧美及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恐怖主义。巴金认为这时的恐怖主义的范围扩大了，不再像俄国的恐怖主义那样是出于专制的压力、被迫实行的，而是带有主动的、挑战的性质。当专制统治着人民的时候，这些恐怖主义者不能容忍这种现状，他们采用暗杀手段，含有“以死报死”的含义，意思是“我把你（指统治者——引者）杀了，我自己也把我的生命来报偿”。巴金认为这已离开了自卫和报复的意义，指出这些恐怖主义者的行动“不是仅由几个单纯的理由所能决定，这不一定经过理智的判断，大都是由连续的感情冲动而起。在这样的事件中掷炸弹放手枪的人都有他不得不‘放’、不得不‘掷’的苦衷在”。[117]在巴金后来的创作中，有许多恐怖主义者都是属于这两类。
在理论上，巴金并不赞成恐怖主义，而且他竭力想否认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的直接关系。他在1927年与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太一关于恐怖主义的讨论文章《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中，详细阐述了他对恐怖主义的批评。他的批评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从理论上指出恐怖主义的错误，巴金强调无政府主义者反对的是制度，不是个人，制度不消失，杀了人也是无用的。他认为无政府主义的斗争策略应该是号召民众起来革命，而不是暗杀。“假若我们有力量足以起革命，那么我们可以把特权者推翻，用不着暗杀了，若我们没有力量，则纵使杀了一二人，流血数步，事实上新压制者又将起来，而民众仍在下面受苦，我们的进行仍不会有好的现象。”巴金的这一看法，与他的历史观中的唯物因素有关。任何社会制度都建筑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不是由某一二个人的好坏决定的，他说“社会革命之不能即时实现，并非由于某几个人之私意所能决定，这是受物质条件之限制的。民众之不觉醒，民众组织力量之不足，这使得现社会延长下去”[118]，所以“社会革命并非能由单纯的暗杀行为所能成功的”[119]。第二，从实践教训中得出经验，巴金以俄国民意党为例分析了恐怖主义对革命的危害。俄国民意党专注于暗杀沙皇及其他统治者，没有精力考虑暗杀后的计划，在牺牲了一大批革命精华之后，尽管暗杀亚历山大二世成功了，但亚历山大三世上台实行了更残酷的专制压迫，而民意党因耗费了全部力量，无力反抗，最终失败。他说：“当一个革命党，以党的全力注意到暗杀这方面，有时杀一个暴君或显官费了许多的精力，失败了许多次，然后才得成功。在这种时期中，因为周围形势的危急，这个党必定会把其他的事都荒废掉，而且无余力预备以后的事，纵使暗杀成功，革命党亦会到束手无策的地步，没有人再能注意到这暗杀后的计划了。”[120]第三，从社会效果来看，巴金认为实施恐怖主义会影响无政府主义的宣传，由于很多无政府主义者采用恐怖手段，使人们心中产生反感，常常将恐怖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相提并论。巴金认为这样下去是不利于无政府主义传播的。
从以上三个方面，巴金竭力证明，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是两回事，认为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恐怖活动，仅仅是“个人行动，其本身与无政府主义无关”。他明确表示：“我反对鼓吹和宣传恐怖主义的举动，而且我也反对把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连在一起，说恐怖主义是实现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方法。无政府主义的实现只有靠有组织的群众运动，暗杀的行动对于无政府主义没有多大好处；因此对于恐怖主义者，我希望他们把精力用在革命的工作上，大家都来一致的干那有组织的群众运动。这才是确切的必胜的工作。”[121]
从这个标准出发，巴金对搞恐怖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种种批评。柏克曼是巴金崇敬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1892年，美国的霍姆斯特德工人罢工发生流血事件，柏克曼只身前去暗杀镇压工人的资本家福利克，未遂被捕，在狱中度过了十四年，巴金在巴黎见过他，很佩服他的人格。但是对柏克曼的暗杀行为巴金却颇有微词，他坦率地说：“我虽然同情于柏克曼等，但我也不能说他们的举动于主义之宣传有多大好处。”[122]巴金对待日本的恐怖主义者古田大次郎的态度也是如此。1923年9月日本政府趁东京大地震之际，散布谣言，大肆屠杀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社会主义者。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被杀。为了报仇，古田大次郎便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准备暗杀当时的关东戒严司令福田大将，但未成功，被捕后被判死刑。在狱中他写下了《死之忏悔》一书，阐明自己的思想。巴金对这些遭难的无政府主义者深表同情，他也非常钦佩古田大次郎的牺牲精神，称他狱中绝笔《死之忏悔》是“一部血和泪的结晶”[123]，甚至还说简直是为了这本书他才去日本学日语的。然而他不承认这本书是无政府主义的书，他分辩说：“这书可以说是和安那其主义不相干。若把它当作一个恐怖主义者的心理分析的记录看倒很适合。或者把它看作一个纯洁的青年灵魂（或者就说一个人）的最真挚的自白看也无不可。”对于古田大次郎的恐怖手段，他也不以为然，认为这种恐怖手段断送了一个宝贵的生命，为此感到可惜。他说：“像古田那样的人不把他的希望寄托在有组织的群众运动上面，却选取了恐怖主义的路，在恐怖主义的境地中去探求真理，终于身死在绞刑台上，这的确是一件很可痛惜的事。”[124]
巴金从理论上清醒地认识到恐怖手段的危害，但他的反对态度并不彻底，他认为在必要的时候，恐怖主义仍然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在他看来，造成恐怖主义的根子在于专制制度，在于黑暗的反动统治，恐怖主义者是丝毫没有责任的。巴金将锋芒直指旧的社会制度，“只要现社会——多数人受苦少数人享乐的社会存在一日，它便不能避免”。[125]为此他主张只有推翻现存制度才能真正杜绝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
另外，恐怖主义者的自我献身精神也感动着他。巴金从小培养起的信念是：人生的乐趣在于付出而不在于索取。面对兽欲横流、人性丧失的黑暗现实，他用现实主义的笔法与浪漫主义的热情举起叛帜，号召弱者起来为自身解放和复归人性而战斗。要斗争就免不了要牺牲，他说：“自由并不应当视作天赐的东西。自由是有代价的。”[126]这个代价，在巴金心中就是舍弃生命。所以他对于世界上一切为真理、为信仰以及为维护人类尊严而献身的战士，从心底里佩服他们，敬仰他们。俄国民粹派和欧美恐怖主义者的自我牺牲行为都使他看到了这种理想人物，他用一种净化了的感情扬弃了恐怖主义本身的荒唐和危害，只看到了他们身上自我牺牲精神的崇高与伟大。
他这样评价俄国的恐怖主义者：
俄国虚无党人的暗杀史是世界革命史中最动人的最光荣的一页。谁都知道俄罗斯是革命思想和行动最富饶的园地，在这些土地上生满了最美丽的花，这便是“爱自由重于生命”的俄国革命青年。最初的“虚无党人”（……）都是极高尚的纯洁的青年。他们富于自己的牺牲的精神；他们完全轻视自己身体的快乐；他们不重视自己的生命；为了理想，为了救济他人的困苦，他们抛弃了一切，甚至于爱情和婚姻。他们不顾危险，视死如归，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死便是达到他们革命的目的的方法。[127]
他这样赞美法国的恐怖主义者：
一个人富于反抗的精神，不能忍受着压迫，他热烈的爱人类，爱自由，他很刻苦的朴素的过他的生活，他具有极端的牺牲自己的精神和无比的勇气，因而他才敢于做他所认为正当的事。——这样的人我们能说他们是暴徒么？我们能够说那些为着自己的利益来维持现社会制度的人是温良的君子，而那些为着全人类的利益来推翻现社会制度的人是暴徒么？假若暴徒与君子的区别是这样的，那么我宁愿做暴徒而不愿做君子了。[128]
我们将这些过火、夸张、充满着崇敬心情的溢美之词与巴金对恐怖主义的批评做一对比，不由惊奇地发现，这里包含一个多么大的矛盾！巴金严厉批评恐怖主义行为，却丝毫不怪罪执行恐怖主义的人，反而把他们视作理想的化身和圣徒。这一矛盾，在巴金的创作中也深深地存在着。
三、精彩的恐怖描写——杜大心、敏……
巴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恐怖主义活动描写最多、描写最好的作家。如果说，蒋光慈所描写的一些个人恐怖活动仅仅反映了“四一二”事件以后一部分革命者“左”倾冒险主义的情绪，那么巴金作品的涵义要深刻得多，也复杂得多。从巴金的创作道路来看，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就成功地刻画了杜大心的恐怖主义活动及心理；接着，他又在第二个中篇《死去的太阳》中描写了工人王学礼的纵火活动；1930年代，巴金在《爱情的三部曲》中里又塑造了恐怖主义者敏，直到抗战，他还在《火》的第一部和第三部中写了朝鲜爱国志士和中国青年的暗杀活动。这期间，他在短篇小说如《复仇》《马拉的死》等里也写到了暗杀。这些描写中，除了哥代暗杀马拉是属于反革命暴力外，其他都是社会正义力量对邪恶势力的挑战、复仇、反抗。
巴金的人物画廊中的这些恐怖主义者群像，大致也可以按巴金的理解分为两类，一类是复仇型，即所谓“一命报一命”者。如《复仇》中的犹太人福尔恭席太因，《火》第三部中的朱素贞，他们原来都是安分的善良人，可是当暴行降临他们的亲人头上后，“复仇”就成了他们生活中的唯一目标。这种心理刻画得最好的是福尔恭席太因。这个犹太小商人的新婚妻子遭到军官奸辱而死，他告状不成，家又被毁，当他想寻死之时忽然想到了复仇：“忽然一个思想像一线光明似的射入了我底头脑。复仇，复仇！我似乎又找到一个生活底目标了，我还是要活下去的。”这样，复仇和恐怖不仅成了他生活下去的支点，而且成为变态心理支配下的一种追求和满足。当他历尽艰辛，终于刺杀了仇人之时，巴金这样描写他：“在车灯底微光下我看见他底痛楚的挣扎和脸上的那种难看的表情，我非常满意……我抽出匕首，血跟了出来。我把匕首放在嘴唇边，用舌舔着刀叶，我把血都吃了。”在刺杀另一个仇人之前，他也是“每天出门时总要把那装了子弹的手枪吻许久”。[129]福尔恭席太因无疑是一个恐怖主义者，但他的目的较为狭隘，他的唯一要求就是复仇，他的唯一目标就是那个加害于他的敌人（朱素贞也是如此）。因此当他杀了仇人，达到了“一命报一命”的目的后，他的生活勇气也被摧毁了，于是，他自杀了。在巴金笔下，描写更为成功的恐怖主义者形象是第二类的“以死报死”者。这样的人物心理要复杂得多，促使他们去行恐怖主义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以杜大心为例。他首先是一个非常敏感，又疾病缠身的人，他的理想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一个个粉碎了：他的爱人向旧礼教妥协了；现实生活到处是一片惨状；穷人在贫困的逼迫下卖儿鬻女，甚至食人为生，而剥削者却荒淫无耻。这一切使他原来“爱一切人”的幻想破灭，他企图改变这一切，却又无力改变，谁也不了解他，不相信他，终于使他产生了“憎恨一切，毁灭一切”的思想。他既恨那“摧残爱”的制度，也恨那“不能爱”的被压迫者，最后只能走一条自取灭亡的悲剧道路。如巴金所说：“一个憎恶人类憎恶自己的人，结果不是杀人被杀，就是自杀，在我看来他并没第三条路可走。”[130]因此杜大心走上恐怖主义的道路，不是简单的复仇，而是一个过于敏感的人在不合理的社会刺激下自然的归宿，更何况作者还强调杜大心生着第二期的肺病，对人生和个人都感到了病态的绝望，才会走上恐怖主义的绝路。所以杜大心的恐怖主义是带有自杀性的，巴金这样写道：“只有死才能够带来他底心境的和平，只有死才能够使他享受安静的幸福。……他把死当作自己底义务，想拿死来安息他一生中的长久不息的苦斗，因此他一旦知道死就在目前了，自己快要到了永久的安息地，心里也就很坦然了。他反而觉得快乐，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条路可以终止他底一生的痛苦了。”[131]《爱情的三部曲》里的敏也是这样。他走上恐怖主义的道路，不是出于理智的考虑，而是一系列感情的冲动。战友的牺牲，环境的压迫，不断刺激着敏的神经，他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死的轮值”，并渴望早一些结束自己的生命，“敏炸死一个人，主要地在炸死自己。这就是你所说的‘求一快于人我俱亡’，除了这就没有别的意义”。[132]虽然杜大心去刺杀戒严司令与张为群的牺牲有关，敏去暗杀军阀旅长也与同志的死有关，但这仅仅是许多原因中的一个，他们真正的动机，就如巴金前面分析这类恐怖主义者时所说的，“大都是由连续的感情冲动而起，在这样的事件中掷炸弹放手枪的人都有他不得不‘放’、不得不‘掷’的苦衷在”。
巴金笔下这一类恐怖主义者形象的原型，主要是来自欧美恐怖主义者。如他自己所说，杜大心和李冷“只有一半的真实，其余的一半则是从书本（尤其是一些外国革命家的传记）里来的。这样的两个人我在实生活里并没有遇见过”。[133]这里说的“外国革命家”包括了俄国民粹派和其他一些欧美的恐怖主义者。相比之下，中国自古就有的恐怖主义者的形象对巴金的影响不大。我们不妨把老舍与巴金的作品比较一下。老舍先生站在一个正直市民的立场上，在创作中表现了鲜明的人生态度与是非观念。在他看来，救国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低着头读书，正直地做事，慢慢教育民众，另一条则是破命杀坏人。对于那些祸国殃民的军阀、恶霸流氓、侵略者，他主张把他们干掉。但在老舍的作品里，无论丁二爷干掉小赵（《离婚》），李景纯暗杀军阀（《赵子曰》），还是钱老者谋杀日本人（《四世同堂》），那些暗杀者在气质上心理上都与传统的除暴安良的侠义主义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他们或是为了报答知遇之恩，或是怀着为民除害的宏愿，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原型，在一般社会心理上也较容易为中国市民读者所接受。而巴金的人物则完全属于另一类型，他们暗杀军阀的动机，用“为民除害”来概括也太狭隘，因为他们在理智上都知道他们的敌人是整个制度而非个人，只有当一系列的刺激使他们丧失理智的情况下，他们才借助暗杀行为来实行一种“自杀”。因此，老舍笔下的不怕死或置生死于度外的人物，到了巴金笔下就成了渴望“死能够带来心境的和平”的“求一快于人我俱亡”的人物了。
所谓“死能够带来心境的和平”，实质上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绝望心理的反映。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一方面清醒地意识到社会的黑暗，一方面又看不到人民之中潜在的巨大革命力量，在反抗黑暗的斗争中，他们看不到胜利的前途，看不到同盟军的支持，他们单枪匹马，左右冲突，最后只能一个个地失败遭捕、牺牲。在这环境刺激下，他们神经特别脆弱，情绪特别紧张，就走上了恐怖主义的道路，以求一死来给敌人最后的打击。俄国民粹派司特普尼亚克有一段十分中肯的话，道出了恐怖主义的产生及其根源：“1872年到1875年的传道者，与其说是革命的，不如说宗教的。他们底信仰是社会主义，他们底上帝是人民。纵然他们所见的事实与他们底理想相反，他们仍坚决地相信有一天革命会爆发的，恰像生在中世纪的人迷信着世界末日底裁判快要到临了那样。然而残酷的实际对于他们底热诚和信仰给了一个大的打击，把他们所崇拜的上帝（人民）底真面目显露了出来，这和他们从来所梦想的并不相同。这时候他们仍愿为人民牺牲一切。不过他们在这第一次失望之后，已经失掉了奋斗的狂热和勇气，看不出前途有胜利的希望，于是宁愿抛了月桂冠去戴那荆棘冠，他们便走向殉道的路上去了。”[134]杜大心和敏的心理发展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巴金这样评价杜大心：“我自己是反对他采取这条路的，但我无法阻止他，我只有为他底死而哭。”[135]敏的冒险行为曾引起李佩珠、方亚丹等人的反对，可是当他死后，他们立刻原谅了他。他们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巴金本人的态度。过去有人曾就这一点指责巴金是在宣扬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其实巴金根本无意宣传什么，他既没有推崇这些恐怖主义者，也没有贬低他们，但他理解他们，同情他们，愿意把他们走上恐怖主义道路的心理变化和主客观原因展览似的表现出来，让读者与他一样去理解和同情他们。
由此，我们便可理解巴金作品中描写恐怖主义的矛盾了。这个矛盾首先来自思想方面。他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空想的社会主义，对于阶级斗争的历史性与长期性缺乏科学认识与思想准备。无政府主义者也强调民众的力量，但他们并不真正地认识民众，因此把发动民众视作十分简单的事，一旦在现实中碰了壁，他们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献身精神就只能靠恐怖主义来发泄了。巴金的矛盾正在于此。尽管在历史和现实的教训中他看到了恐怖主义的弊病，使他领悟到单靠个人的恐怖活动来争取斗争胜利是不行的，必须走有组织的群众性的社会革命道路，然而整个无政府主义理论体系并没有为他指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一接触到具体斗争，他就只能像其他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去求助于恐怖主义了。他的论文与小说不同。当他写论文时，尽可以十分精辟地列举恐怖主义之害，可是创作却需要具体的形象和故事，那他就不得不运用恐怖主义的壮举来体现他对旧世界的反抗意志和甘愿为追求光明而自我牺牲的精神。
其次，是理性与感情的矛盾。巴金在理智上反对恐怖主义，可是在感情上又同情和敬仰恐怖主义者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精神，并为此原谅了他们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他这样解释恐怖主义者的思想动机：“我们既不能活着，使得人们彼此相爱，使受苦的多数人过幸乐的生活，那么，我们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破坏那制度或维持着制度的人，使得‘憎’早点消灭，‘爱’早日降临。”[136]这在白色恐怖的二三十年代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巴金把这种自我牺牲精神过于抽象化了，他在赞美反抗黑暗的革命者的同时，对他们的一些错误行为也抱着一定的同情。较为典型的是巴金对暗杀马拉的凶手夏洛蒂·哥代的同情。马拉是巴金最推崇、最敬爱的法国大革命的领袖，哥代是法国外省的一个没落贵族的女儿。她受了反动贵族的谣言影响，误认为马拉是一个嗜血成性的暴君，就只身来到巴黎，暗杀了马拉，自己也被送上了革命政府的断头台。对杀害马拉，巴金是抱否定态度的，他认为哥代破坏了革命。但由于对抽象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崇拜，他对哥代在暗杀马拉后坦然无畏地走上断头台的行为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认为“哥代的确死得很勇敢”。在《马拉、哥代和亚当·吕克斯》这篇散文中，他满怀感情地说：“我恨她的行为。但是我爱她我觉得我自己也立在推勒里王宫的草坪上，我不瞬眼地望着那悬垂的大刀。我在心里祈求着：‘不要落下来罢。’”他不仅对哥代惋惜，还惋惜一个为哥代辩护因而也被押上断头台的青年吕克斯，并不无崇敬地将马拉、哥代、吕克斯并列，说：“他们到巴黎来次第把生命献给了共和国。每个人都昂然地接近死。没有一点惧怕，一点惋惜。”[137]从这字里行间，我们不难看出巴金的理智与感情之间的剧烈冲突。这种冲突，某种意义上也表现出人道主义的局限性。
由此可见，恐怖主义对巴金的影响是复杂的。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些恐怖事件都是资产阶级镇压人民而引起的抗议活动，它使巴金擦亮了眼睛。他在五四前的家庭生活环境中亲身体会到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而这些恐怖事件又使他进一步体会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虚伪与残忍，因此，在1920年代许多知识分子津津乐道于欧美民主体制时，巴金却在文章中一再抨击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鼓吹要用暴力彻底推翻它们。从消极的方面看，恐怖主义使巴金产生了一种英雄感，这种个人主义的英雄感与巴金原有的崇尚自我牺牲的思想结合起来，局限了他的视野，俘虏了他的感情，模糊了他对恐怖主义的危害性的认识，原谅了恐怖主义的错误及其有害于革命的一面。这种复杂的影响，正是通过他作品里对恐怖主义者的描写表现出来的。
（初刊《文学评论丛刊》第21辑，198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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