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的一年多时间，巴金度过了他一生中颇为重要、颇富色彩的时期。在这里，他积极参加了营救无政府主义者萨珂与凡宰特的国际声援活动；在这里，他潜心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继续从事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系统研究；在这里，他不自觉地创作了后来轰动文坛的《灭亡》，而这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使他从一个热情的社会活动者，成为一个辛勤创作、成就显著的作家。
同时，巴金的政治思想在这里变得更加成熟，更加丰富了。法国不仅是当时欧洲社会运动的中心，也是一个具有悠久的民主传统的国家。它是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发源地，是发生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度，是伏尔泰、卢梭、马拉、罗伯斯庇尔等民主主义思想家与革命家的故乡。因此，巴金在这里不仅研究无政府主义，还开始系统地研究法国大革命，同时，伏尔泰、卢梭等人的人格与思想也吸引着他，对他产生深刻的影响。五四时期滋生的民主主义要求，来法国之前对民主主义的初步了解，现在得到进一步的理解和深化。我们探讨巴金的政治思想的构成和发展，不能不看到法国民主主义对他的影响。另外，由于长期以来对巴金早期的思想究竟属于民主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评论界从未统一过，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就更需要我们对巴金与民主主义的关系，尽量作出深入而较圆满的论述。
巴金与法国民主主义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卢梭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二是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与评价。尽管巴金与法国民主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他早期的思想与民主主义还是有差异的。他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民主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只是他的政治思想的一种补充。只是随着中国现实斗争的发展，这种状况才有所变化。本文试图就以上三点进行论述。
一、伟大的导师——卢梭
一个有着强烈反封建要求的青年，一个准备为推翻一切不合理的制度而毕生奋斗的战士，在法国，必然会像一株树苗，拼命地吸收一切有利于自己成长的养料。巴金不仅大量接受了民主主义的影响，启蒙主义者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吸引了他。在论述巴金和卢梭的民主主义的关系之前，我们先将巴金和启蒙主义思想及其杰出代表伏尔泰的关系略加论及。
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主义运动，是后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声。尽管这个运动中的成员构成比较复杂，各自代表着不同政治集团的利益，政治观点也存在分歧，但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将他们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同封建制度与封建思想的斗争。他们集体编撰了反封建、反教会的巨著《百科全书》，共同为宣传启蒙思想而斗争。巴金在巴黎为了翻译《伦理学》，学习过启蒙思想家的大量著作，伏尔泰更是他崇拜的思想家。在巴黎国葬院（先贤祠）里，伏尔泰与卢梭的塑像，曾给处在寂寞忧郁中的巴金以慰藉、勇气和力量。
伏尔泰对巴金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思想与战斗人格。伏尔泰从自然法学说的立场出发，批判封建主义的法国专制政治。他把赋予人们平等与自由的理性法律称为自然法律，从这点出发，伏尔泰同巴金所崇拜的所有革命家一样，非常强调人的自由权利，把自由视为最重要的自然法则。从反封建出发，他主张废除封建特权，主张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这些观点对民主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有着深刻的影响，对于向往自由平等社会的巴金也很有魅力。但伏尔泰对巴金影响最大的是他那嫉恶如仇、为不幸者战斗的人格。伏尔泰不仅是一个思想家，更是一个战士，他同情被压迫者，不妥协地同反动专制作斗争。在当时几件宗教迫害和黑暗的司法案件中，他不倦地进行斗争，发出正义的呼声。巴金对伏尔泰的这种战斗精神非常推崇：“对伏尔泰我所知较少，但是他为卡拉斯老人的冤案、为西尔文的冤案、为拉·巴尔的冤案、为拉里—托伦达尔的冤案奋斗，终于平反了冤狱，使惨死者恢复名誉，幸存者免于刑戮，像这样维护真理、维护正义的行为我是知道的，我是钦佩的。”[139]巴金把伏尔泰与左拉一起作为自己做人的榜样，一直到晚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劳动改造时，他仍念念不忘伏尔泰与左拉的这种“干预生活”的行为，并期望有和他们一样有勇气的人站出来，为一切遭受不幸的人们鸣冤。
但思想上对巴金影响最大的还是卢梭的民主主义。在巴金的文章里，我们可以读到他对这位民主主义思想先驱的怀念与崇拜：
这个“日内瓦的公民”至今还屹立在巴黎国葬院门前，他的遗体也安息在国葬院里面。在我的疑惑不安的日子里，我不知道有若干次冒着微雨立在他的面前对他申诉我的苦痛的胸怀。现在又轮着他来安慰我了。他将永远是我的鼓舞的泉源罢。[140]
卢梭和伏尔泰同属十八世纪法国启蒙主义运动，但卢梭的思想更激进，代表着最下层阶级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开山祖。卢梭饱尝了封建制度下的艰辛和痛苦，对封建社会特别是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他强调“天赋人权”，认为人生来就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抨击封建统治下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卢梭还提出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进步的社会学说——社会契约论。这些思想在当时的条件下，具有鲜明的民主性和革命性。卢梭的民主主义思想，不仅直接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的进展，也影响着其后一百多年来很多反封建、争取独立、争取解放的民族与国家的革命斗争。正如巴金所说，卢梭是“近代思想之父”。[141]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卢梭的民主主义思想在进步的思想界也得到广泛传播。很多立志推翻清政府、推翻几千年封建制度的革命者，都从卢梭寻求思想武器，汲取斗争的力量。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把翻译、学习卢梭等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他们力图运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等思想去认识中国的现实，改变中国的现状。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邹容的《革命军》就充满了对卢梭的敬意，蕴含着卢梭的民主主义思想。邹容依据卢梭的天赋人权思想来攻击封建专制统治，把“天赋人权”作为号召人民起来革命的理论根据，他说：“盖欲全我天赋平等自由之位置，不得不革命而保我独立之权。”他把卢梭的思想喻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疾呼中国人民学习、接受、运用卢梭等思想家的思想，以挽救中国的命运：“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若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土。”[142]《革命军》是一篇充满民主主义精神的战斗檄文，在当时的翻印销量达百余万册，占所有革命书刊销量的第一位。正像鲁迅所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143]由此可见，卢梭的民主主义思想很早就影响着中国进步的思想界，推动着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
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对于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来说，卢梭的思想仍然起着进步作用，在当时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巴金正是从反帝反封建的目的出发，接近卢梭，受到卢梭民主主义思想的鼓舞。
巴金与卢梭思想接近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是站在封建制度正在解体的现实土壤上彻底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猛士。时代给他们提供了相接近的条件。巴金在现实生活中目睹了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与劳苦人民的痛苦、封建礼教的残酷与善良弱者的悲剧，他的心被不公道、不正义、不平等的现象折磨着。他憎恨现实生活的“囚笼”，憎恨封建专制，他把他对三纲五常、封建礼教的抨击和激愤心情倾泻在文章中。这正是联结巴金与卢梭的内在感情的纽带。卢梭对人世间的不平等现象也同样深恶痛绝，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这样写道：
凭借父权公开地侮辱人道的种种情况，不是更常见而更危险的事情吗？由于父亲粗暴的压制，埋没了多少天才，使多少儿女的意志不得自由！有多少人如果处在一种适宜的环境中是可能出人头地的，但他们竟在与自己的兴趣大相径庭的另一种境况中悲惨而屈辱地度过了一生！在那种永远与自然秩序相违背的社会条件下，有多少幸福的婚姻因为男女双方地位悬殊而终被拆散或遭到干涉，有多少贞洁的妇人丧失了贞操！有多少因利害关系而结成、却被理性与真正爱情所否定的离奇婚姻！甚至有多少忠实而有品德的夫妇，只因错配了姻缘而双方都感到痛苦！有多少因为父母的贪婪而受害的不幸的青年，耽溺于放荡的生活，或者在流泪中过着悲惨的日子，呻吟在他们内心所拒绝、却被金钱所促成的、不能离异的结合之中！他们之中如果有人，在野蛮的暴力还没有强使他们在罪恶或绝望中度其一生以前，由于自己的勇气和美德毅然脱离人世，那或许是更幸福的！[144]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卢梭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所抨击的罪恶现实，也是巴金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所憎恨的现实；卢梭所揭露的父权、婚姻制度以及反映的青年的痛苦等，都是巴金笔下常常出现的主题；卢梭的人道的同情、正义的呼吁、悲愤的感情，都充溢在青年巴金的心中。可以说，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同卢梭时代法国社会的某种相似，使巴金产生了和卢梭共鸣的思想感情。
卢梭的“天赋人权”的思想也影响了巴金。“天赋人权”是卢梭思想的前提与基础。卢梭认为，人生而是自由的、平等的，自然赋予了人生存的权利、自由的权利，人最本能的要求应该是维护自己生存的权利，求得自己的幸福。他说：“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于其自身所应有的关怀。”[145]这种肯定人的价值、强调人的权利的观点，受到长期生活在丧失人权的旧制度下的巴金的欢迎。在当时反对封建礼教、突破家庭囚笼的斗争中，这种思想是青年人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武器，成为青年追求个性解放、争得独立自由的力量源泉。巴金说过：“我们活一天就一天渴望着快活与笑乐，阳光与幸福。自然把我们造成这样的。它使我们每个人都求生求乐。这是应该的，谁也没有权利把‘生’与‘乐’给我们剥夺去的。”[146]卢梭也说：“我们原始的情感是以我们自身为中心的；我们所有一切本能的活动首先是为了保持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幸福。”[147]
卢梭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对人权的崇仰与巴金的思想相通，卢梭提出的推翻不合理的封建制度的号召，也符合青年巴金的心愿。从“天赋人权”出发，卢梭批判了扼杀人的自由与平等权利的私有制及封建社会。他认为，私有制的产生、发展，窒息了人们自由、平等的要求。在封建专制下，人被分为主人和奴隶，奴隶失去了起码生存的权利。为此，他猛烈地、无情地攻击了以君主为代表的封建专制制度：“在专制支配的地方，无论哪里，谁也不能从正直中得到一点希望，专制决不容许任何其他的主人；一当专制发言的时候，立即就没有诚实和义务可以作为指南，极盲目的服从就是奴隶们所有的唯一美德。”[148]卢梭根据“天赋人权”的原则阐述了社会契约的思想，他指出人民有权利推翻不符合人的自由平等权利、不符合“社会契约”原则的统治，在此，他的“天赋人权”的思想迸发了战斗的火花。在所有启蒙思想家中，卢梭最为激进、最富战斗性的表现，就是号召人民起来推翻专制。他肯定人民自由的权利，因此“一旦人民可以打破自己身上的桎梏而打破它时，他们就做得更对。因为人民正是根据别人剥夺他们的自由时所根据的那种同样的权利，来恢复自己的自由的，所以人民就有理由重新获得自由”。[149]卢梭这种充满火药味的战斗精神，最符合巴金的思想。强烈的反抗精神与战斗精神是巴金思想的显著特点，对专制制度的批判，巴金从来是不遗余力的、猛烈的。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号召、激励人们起来同一切不符合人性的不平等的社会作斗争。这是卢梭比其他启蒙主义作家对巴金更有吸引力的原因。
但是，巴金接受卢梭思想的方式与他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方式并不一样。尽管巴金的民主思想与卢梭是相通的，可他并没有因此成为一个卢梭的信仰者，却成了一个克鲁泡特金的信徒。这与中国近代社会状况有关。卢梭的民主思想虽然在中国近代思想界起过积极的影响，但并没有扎下根来。正如李泽厚指出的：“仅从思想史角度看，便很清楚，资产阶级民主思潮并未在中国生根，在中国有深厚基础的是封建统治传统和小生产者的狭隘意识，正是这两者结合起来，构成了阻碍中国前进、发展的巨大思想障碍。它们与近代民主主义格格不入，蒙昧、等级、专制、封闭、因循、世袭，从自给自足的经济到帝王权术的‘政治’，倒成为习以为常的思想状态和正统力量。”所以，在中国漫长的近代和现代思想史上，“封建意识和小生产意识始终未认真清算，邹容呼唤的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也始终居于次要地位”。[150]正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小生产所有者的汪洋大海，与之相适应的思想意识形态中，章太炎式的带有封建宗法农民色彩的思想与无政府主义思想，较之卢梭的民主主义思想，更有社会基础。所以巴金最初踏上社会时并没有接触到卢梭的思想，他是通过无政府主义思潮，间接地认识了卢梭。
卢梭在历史上的重要不仅是因为他的思想推动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还在于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十九世纪乃至二十世纪不同的社会思潮。恩格斯在谈及卢梭的平等观念时就曾说过：“这一观念特别是通过卢梭起了一种理论的作用，在大革命中和大革命之后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的作用，而今天在差不多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很大的鼓动作用。”[151]无政府主义作为十九世纪形成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也受到了卢梭思想的影响。蒲鲁东有很多理论就是直接从卢梭那里接过来并加以发挥的。
无政府主义和卢梭都把“人性”作为研究社会问题的出发点。卢梭把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作为他判断人类现在状态的依据，克鲁泡特金把人的“互助”本性作为研究设计人类理想社会的依据。他们都忽视了对人的生产关系的考察，都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人性论”是无政府主义同卢梭共同的哲学基础，卢梭对个人自由的强调，开了无政府主义崇尚“个性”的先河。卢梭说：“自由不仅在于实现自己的意志，而尤其在于不屈服于别人的意志。自由还在于不使别人的意志屈服于我们的意志。”[152]无政府主义也特别强调个人意志，反对一切组织性、纪律性，他们的名言就是：我不受任何人的强迫，我也不强迫任何人。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也影响着无政府主义理论。卢梭认为最合理的社会应该是按人民的共同意志组成，他在《社会契约论》中说：“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53]无政府主义很多理论家都接受了这一政治学说。蒲鲁东同卢梭一样认为“社会结构不是别的，而是建立在自由契约和经济力量组织基础上的利益的平衡”，“社会契约是最崇高的证书”。[154]克鲁泡特金也吸收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作为设计他的未来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蓝图的依据，巴金曾经这样解释克鲁泡特金的社会思想：“中央集权的机关应该让位给自治的公社（或共同社会）之自由联合；自由合意与相互了解会来代替法律的力量。在自由合作与自由创意上面展开了未来社会的全景。这就是克鲁泡特金的安那其主义的要义。”[155]
由此可见，无政府主义无论在认识方法上，还是在社会思想上都同卢梭的思想有着相同之处，有些甚至存在一定的师承关系。无政府主义者一般都把卢梭作为自己的先导，他的著作也成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文献。1927年，无政府主义刊物《民钟》上连载了一篇编译文章《无政府主义文献》[156]，介绍了卢梭、高德文、傅立叶、蒲鲁东、施蒂纳、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邵可侣、约翰·莫斯特等九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其中第一个就介绍卢梭，开头就说：“近代思想底出发点，可以说是起源于卢梭。就是无政府主义底思想，也可以说是来自卢梭底平等思想。”[157]作者把卢梭的《论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与《社会契约论》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必读书。巴金很可能在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同时，就被容含于其中的卢梭思想所吸引。譬如，他在论述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的生活形态时，就反映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影响：“总之在社会革命中生活的各种形态都必须建立在自由、平等与正义之根柢上面，同时还应该建立在了解与同情上面。只有这样革命才能够继续存在下去。”[158]
二、“法国大革命的产儿”
法国大革命是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摧毁了封建贵族在法国的政治优势，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在这场革命中，人民群众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巨大的革命威力，成为这场革命的主要动力。这场伟大的革命对后世的欧美乃至世界各地的革命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人类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正像列宁所说：“它被称为大革命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它所服务的那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十九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159]
法国大革命和卢梭有着直接的密切的联系。卢梭的思想指导、鼓舞了雅各宾革命党人，使他们在大革命决定性的时刻，领导人民群众拯救了被欧洲封建势力进攻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中最著名的革命家如马拉、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无不深受卢梭的思想学说的影响。马拉在街上朗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借革命的思想火花燃起群众的斗争热情；卢梭关于“天赋人权”的社会契约思想在大革命中的宪法里和罗伯斯庇尔的政治纲领中得到体现，恩格斯说“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160]。对巴金来说，除了以无政府主义为媒介外，他对法国大革命历史的了解和研究，也帮助他更深刻更具体地认识了卢梭的民主主义思想。
巴金在法国系统地研究了法国大革命，阅读了大量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文献，如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马德林（Louis Madelin）、密什勒（Jules Michelet）、米涅（F.Mignet）、卡莱尔（Thomas Carlyle）及克鲁泡特金等不同观点不同学派的研究著作。[161]他还专门撰文《法国大革命的故事》，叙述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与经过，评价了著名的革命人物，表示了自己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这是他研究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论文。他还用笔名王文慧，创作了以马拉、罗伯斯庇尔、丹东为主人公的三篇历史小说，表达了他对这场大革命的领导者的态度。
巴金对法国大革命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目的就是“志在建立政治的自由与平等，相信由此可以实现万人的友爱团结与万人的安乐”。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肯定法国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进步意义，他说：“这在进步之路上可说是前进了一大步，它终于改变了欧洲全部政治的面目。它推倒了法国的君主政治，建立了一个共和国，废除了封建制度，取消教会与贵族之绝对的统治。它影响了欧洲大陆，使之走向进步的路上，又广布民主思想于全欧。”[162]正是从反封建的意义出发，巴金把法国大革命看作人类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他说：“假如没有法国大革命，我们现在不知还在怎样一个时代里呵！”[163]他说“我们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164]，这是说，法国大革命所体现的革命思想、斗争精神，熏陶、影响了中国的群众，推动了五四运动——爆发在东方古老国度上的民主革命运动。巴金还说过“我是五四运动的产儿”，这两句话其实包含着同样的内容。虽然巴金没有深刻地区别这两场革命之间的不同性质，但这两句话反映了巴金民主思想的两个来源，一是直接的时代影响，一是追溯于历史的思想渊源。
巴金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非常强烈地反映出他的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就是对民众革命的强调。巴金认为，一场社会革命，最基本、最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人民，而不是几个领袖。在一些理论文章中，他反复论述了自己的这个观点。他说：“革命不是个人的斗争，革命是群众协力的斗争，所以这和人与自然间之斗争一样，只要民众能够一致坚实的团结起来，一切的障碍都会被革命打倒。”他还说：“民众对于革命的真正目标之了解与预备工作乃是革命成功之要素，只有由民众自己努力来实现他们的明确的意志才能够保证新生活之正轨的发展。”[165]巴金的这种思想贯穿于他对整个法国大革命的评价与论述之中。
首先，巴金认为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动力是行动起来的法国人民，是人民这个伟大的英雄创造了法国大革命这一光辉的历史，在人类发展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他对那些推崇个人作用的资产阶级历史学者的著作极为反感，他说：“法国大革命乃是英雄的行为之表现，但这个英雄不是米拉波，不是丹东，不是马拉，不是罗伯斯庇尔；这个英雄乃是民众。……不错，从革命史的第一页翻到末一页，我们都只看见一个英雄在活动，这就是法国民众。捣毁巴斯底狱的是他；打倒封建制度的是他；送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的是他；抵抗外国军队侵略以保卫法国的也是他。”[166]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他认为在革命中，人民的要求总是超出了革命领袖的思想，总是走在革命的前列，而革命领袖们“总是走在民众的后头”。[167]他以一些著名的革命领袖为例证明自己的观点。曾被称为“革命之狮”的米拉波后来背叛了民众，转而尽忠王室；丹东高喊过“大胆、大胆、永远大胆”，对经济问题却无半点魄力；罗伯斯庇尔在巴黎民众饥饿的时候，却要雅各宾党讨论他个人关于英国宪法的意见，要国民大会议决神的存在和灵魂不死；要过五十万个贵族头颅的马拉，也不敢代法国农民叫出占有土地的口号来。
巴金虽然强调民众是推动历史的巨大力量，但他并不忽略革命领袖的作用，他也用了很多篇幅介绍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的事迹，对他们作了不同程度的评价。
马拉是巴金笔下最富有理想色彩的人物。这个法国大革命中最杰出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通过主编《人民之友报》直接鼓动、指导人民起来推翻封建统治王朝。封建贵族、大资产阶级都对他恨之入骨，千方百计地诽谤他，诬蔑他，最后卑鄙地指使人暗杀了他。但人民拥护他，称他为“人民之友”。他牺牲后，巴黎人民把他葬在国葬院里，给予他很高的荣誉。巴金对这位革命领袖的赞美，首先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出发的，他说在当时的革命领袖里面，马拉“比谁都更爱人民，他是人民的最忠实的友人”。[168]在短篇小说《马拉的最后》（收入《巴金全集》时改为《马拉的死》）中，巴金把马拉塑造成一个充满仁慈之心、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的革命者形象。他在小说中驳斥了反动派对马拉的诬蔑——“在外国别人把他比为死神，又把他形容作吸血的猛兽，法国的贵族们和吉隆特党都当他做吃人肉的疯子”，他为马拉辩护说，马拉只是在两三年前“看见人民的英勇牺牲还不能颠覆王权，在一阵绝望之际曾经高呼过要杀掉大批的贵族，然而去年九月里那个被插在枪尖上的朗巴儿王妃的美丽温良的头颅就使得他对于血发生了憎厌”。[169]巴金为马拉选择了两个细节：一个是他纠正了松布烈的错案，二是释放了一个被群众侮辱、准备处死的贵族管家狄孟。巴金用这两件事说明了一个道理：群众在革命的高潮时期做出一些过火的暴力行为是可以谅解的，但作为一个革命领袖，必须仁慈，必须真正地爱人民，及时地把群众的过火行为纠正过来，而不应该在群众一时的冲动中火上加油，利用群众的这些冲动达到个人的权欲。同时，巴金还突出描写马拉对人民的爱是溶化在切实考虑人民群众的生活情况、千方百计地帮助人民度过困难中。他写马拉身患重病，却不肯吃晚饭，马拉沉痛地说：“我不饿，饥饿的是那些人民，还有那些小孩。今天有个瘦女孩站在面包店门前淌泪，她告诉我她妈妈两天没有东西吃了。每个面包店门前都围着一群小孩。……巴黎是这样饥饿的！……我一个人不应该有晚饭吃……”“我只愿意这身子为了人民的缘故化为灰烬。”马拉强忍病痛，给国民大会写信，责备他们的软弱，要他们迅速将粮食接济给人民。巴金塑造的马拉，是充分理想化的，但从中可以看到巴金自己关于革命的思想，那就是：社会革命难免发生暴力，但革命一旦成功，就必须废除暴力，全力以赴地发展生产，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他通过马拉的嘴喊出：“我要给国约议会写信。人民的食粮问题比法令更重要。”[170]
巴金对丹东的态度则比较复杂。丹东在大革命初期也是雅各宾俱乐部的领导者之一，有一定的声望。在推翻君主统治的斗争中，丹东是积极的、大胆的。当欧洲封建势力威胁法国时，他的“大胆、大胆、永远大胆”的号召，一时成为名言。巴金在早期文章中，经常引用丹东的这句话，以表达自己的斗争精神。然而随着革命的发展，丹东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不愿再把革命深入下去，他借革命聚敛财富，沉湎于花天酒地，成为反动势力在雅各宾党里的代理人，最后被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巴金表现了丹东思想的复杂性，没有简单地“从阶级的观点看问题”[171]。他认为丹东缺乏处理经济问题的才能，“生性有些好大喜功”。在短篇小说《丹东的悲哀》里，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性格的悲剧。巴金把好大喜功、脱离人民作为丹东悲剧的根源，他描写丹东“过分夸张地相信自己的能力。他说他自己制造了革命。他说八月十日是他推倒了君主政治，九月二日是他发起屠杀，正月二十一日是他杀死路易十六。他便这样地把人民的功绩堆在他一个人的肩上”。巴金着意渲染了丹东的自负，让他陶醉在过去的成绩之中，不去倾听人民的呼声，不去积极参加革命。巴金认为，凡是在革命发展面前退缩，与人民隔离的，到头来必然会失败。他写道：“他（指丹东——引者）自己放弃一切，给自己完全解除了武装。如今他要用他的历史来激动法国，统治法国。这完全不可能了。他决不能够抵抗罗伯斯庇尔。他只有一条路，死——上断头机。”[172]巴金以艺术家特有的心理分析才能，淋漓尽致地描写了丹东的悲哀，一个曾经是头狮子的革命者失去人民拥护后的悲哀。巴金在小说中没有呈现丹东所代表的阶级属性，却成功地描写了丹东的悲哀心理的主要客观原因。在小说的后半部，他通过这个脱离人民的失败英雄的反面教训，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一个革命者必须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必须永远不息地战斗，才值得颂扬。巴金对丹东的这种批判态度与他对马拉——一个至死仍为人民操心、为革命担忧的革命者的推崇，思想原因是一致的。
对于罗伯斯庇尔，巴金基本上是颂扬的。他肯定了罗伯斯庇尔在革命中的贡献，赞扬罗伯斯庇尔忘我地为革命工作的精神。对于罗伯斯庇尔的被杀，巴金非常惋惜，认为这是反革命的胜利。有一段话可以代表他对罗伯斯庇尔的称颂：“他是一个刻苦的工作者，永不休息的工作者。他想用权力来维护革命，拯救法国，终于使自己在渴血的群众中间悲惨地死去。革命跟着罗伯斯庇尔被缢杀了。打倒罗伯斯庇尔的热月政变乃是反动的胜利。”[173]
像马拉一样，罗伯斯庇尔也被巴金称为卢梭的弟子。巴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卢骚与罗伯斯庇尔》，文中他引用了一大段关于罗伯斯庇尔拜访卢梭的经过的材料，字里行间，流露出罗伯斯庇尔对卢梭的敬仰之情。巴金非常重视两人的这次会见，他写到：“在他一生给与人类的种种贡献以外，作为《民约论》的著者，近代思想之父的卢骚还给了那个阴郁的青年以一个无上的鼓舞和慰藉。我想，这次的会面也许就是罗伯斯庇尔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他强调罗伯斯庇尔并没有辜负卢梭的希望，在法国大革命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以自己悲剧的死报答了卢梭。他将罗伯斯庇尔和卢梭并提，讲到自己在巴黎站在卢梭的塑像前，“看见了一百几十年前的悲剧，我看见了两个伟大的人的悲剧的一生”。[174]
但巴金对罗伯斯庇尔也有责备，主要表现在对罗伯斯庇尔实施恐怖政策上。正是在这一点上，巴金认为罗伯斯庇尔比卢梭“走了更远的路程。他竟然做了恐怖时期的独裁者，想用断头机来实现他的先生的理想，结果把自己的生命也在断头机上牺牲了”。[175]巴金对罗伯斯庇尔恐怖政策的非议，主要归于他对专政的否定，这是无政府主义反专政思想的一个表现。
卢梭的革命的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激动着巴金渴望自由、平等的心灵，法国大革命的业绩又鼓舞着巴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可以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卢梭、马拉、罗伯斯庇尔一直推动着巴金战斗前进，尽管他对待他们的态度有所差异，但卢梭与法国大革命赋予他的力量是积极的、向上的，成为他思想中革命民主主义因素的主要思想来源。
三、无政府主义与民主主义
巴金的政治社会思想中确实存在着民主主义的因素，但值得研究的是，民主主义因素在巴金整个早期的思想发展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与他的政治社会思想中的无政府主义因素之间的关系如何。有些研究者抓住了巴金思想中的民主主义因素，把它与无政府主义因素对立起来，认为巴金只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没有什么关系；也有的认为巴金思想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只是在某些方面接受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从巴金1949年前创作的大量著作所提供的材料来看，我们认为情况似乎正相反。巴金在1920年代，基本上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只是在某些方面一般地吸取了民主主义的思想成分；在三四十年代，虽然无政府主义在政治舞台上失势，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小，但巴金的政治信仰始终没变，写过、译过不少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事实是，现实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一步步地把他从理想世界中拉出来，特别是抗战后期，民主主义的要求基本上取代了他的无政府主义热情。
在考察这个问题时，应注意到民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有不少相似之处，这反映在巴金思想上的某些特征，既可以理解为民主主义，也可以理解无政府主义。譬如，反封建是民主主义思想，但无政府主义的反强权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同样起到了反封建作用；又如，追求个性解放是民主主义思想的内容，但同样也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内容。因此我们在分析巴金思想的基本立场究竟是民主主义还是无政府主义时，不能依据两者共同的民主的思想内容，而应该依据两者的分歧，即民主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相冲突之处，来分辨巴金究竟是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反对无政府主义，还是站在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民主主义，从巴金著作的主要倾向看，他基本的立场是后者。
从两者的社会理想来看。无论旧民主主义还是新民主主义，都不排斥国家的形式，而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国家的形式，要求实现没有阶级没有统治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巴金的理想主要是无政府主义的。由于他在社会理想问题上与民主主义存在严重的分歧，这就导致了他对民主主义在私有制问题和专政问题上的一系列观点都持否定态度，即使是给了他很大影响的卢梭和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些思想，他也同样进行了批评。
卢梭详细地考察了私有制的起源与发展，批判了封建社会种种不平等的现象，设想了以社会契约为保证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共和国，然而，他并不从根本上否定私有制，更不把消灭私有制作为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他申述自己的思想“并不是要绝对破除个人所有制，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要把它限制在最狭隘的界限之内”。[176]罗伯斯庇尔与圣鞠斯特在法国大革命中，也不止一次地宣布私有制是神圣的。巴金则相反，他对私有制是否定的。在他看来，只要私有制存在，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与自由。因此，他不仅反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封建制度，同时也反对、批判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资本主义制度。
同样，巴金对法国大革命没有能将“社会组织根本改变”感到遗憾：“法国大革命不过把有产阶级推上了权力的地位，它并不曾将社会组织根本改变过。”他批判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社会时说：“法国如今是民主政体，而‘自由、平等、博爱’三大标语还在每所监狱的墙壁上大书特书着。可是人们依然受掠夺，受压迫。主人与奴隶的阶级区分依然存在。”可见，巴金曾经极其向往与歌颂的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他理想的社会革命，只是在反封建专制的意义上，巴金对它有高度评价，一旦与他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社会革命相比，这场革命便黯然失色了，他说：“法国大革命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事实，把人们从君主与贵族之专制中解放出来，但它也不曾给人以真正的自由，因为它并不曾给他们以经济的机会与经济的独立。”[177]巴金对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社会现状的批判，是很有意义的。许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从保守的立场责备这场大革命的革命意义，而巴金站在更激进的立场上责备它的不彻底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恩格斯对法国大革命后的社会现象作过精辟的论述：“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么，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化为竞争中的蓄意刁难和忌妒。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178]在这一点上，巴金与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什么原则差别，因为他们都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去总结资产阶级的革命历史。这应该是巴金高出民主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否定专政，不仅是巴金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也是他与民主主义的重要区别。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尽管也高喊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但他们的目的都是为建立自己的专政，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形式的专政，巴金正是从这个基点出发批评了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专政。
巴金对雅各宾专政及后来的恐怖政策是有非议的。从这一点出发，他批评了法国大革命的领袖。马拉是巴金最崇拜的英雄，但巴金认为马拉唯一的错误就是主张专政：“自然他犯了一个错误，就是相信专政可以有利于革命”，但巴金马上又为马拉辩护：“不过他自己从没有梦想过专政的权力。”这也许是巴金最推崇马拉的一个原因。对于丹东，巴金批评他提议成立一个惩治反革命的法庭，是将革命“引入了错误的路上”；尽管巴金承认这个法庭，即后来的“革命裁判所”起过革命的作用，“但不久就渐渐变为个人的野心与复仇之工具”。[179]
巴金对罗伯斯庇尔实施恐怖政策批评最严，认为这是脱离群众：“当巴黎民众饥饿着要求面包的时候，他却给他们以血和头颅。”[180]在小说《罗伯斯庇尔的秘密》中，巴金把罗伯斯庇尔写成与马拉截然不同的人。马拉爱人民首先有一颗仁慈之心，而罗伯斯庇尔却靠严厉的镇压与流血去维护人民的利益，他充满着权力欲，企图利用权力来实现他的共和国理想。尽管他主观上也考虑人民的利益，客观上却损害了人民，因而遭到反对。在小说结尾，巴金描写罗伯斯庇尔自以为批准杀死一批人会获得人民的支持，是执行了群众的要求，但他却恍惚觉得群众在呼喊“面包”，呼喊“打倒暴君”。巴金对罗伯斯庇尔个人还是比较同情的，他在《沉默》集的序中写道：“他（指罗伯斯庇尔——引者）爱革命。但是他却信自己，不顾人民。他在人民啼饥号寒之际，专门讲道德杀敌人，使得人民在下面怨愤地说：‘我们饿得要死，你们却以杀戮来养我们！’他忽略了人民的不满，却一面杀人，一面叫国约议会议决神的存在和灵魂不死，想用这个来安定人心。结果他自己必然地走上了断头机。”[181]从这段话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巴金并不认为罗伯斯庇尔实施恐怖政策是为了个人的缘故，而是为了弥补革命的裂缝，只不过采用了错误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就是资产阶级专政。
巴金对雅各宾专政与恐怖政策的批评，如果结合法国大革命那个时期的革命实际，就显得有些脱离实际了。当时法国革命外有欧洲封建势力的侵略威胁，内有王党分子的叛乱，反革命分子、奸商的活动非常猖獗，马拉的被刺更使斗争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实行最坚决的镇压，才能巩固大革命的成果。恩格斯在谈到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政策时说：“至于谈到恐怖，那末，在它具有意义时，实质上就是战争措施。阶级或唯一能保证革命胜利的阶级的派别集团，通过恐怖不仅保持住政权（在把叛乱镇压下去以后这是起码的），而且保证自己有行动自由，能无拘无束，有可能把力量集中在决定性地点，集中在边境上。”[182]列宁更是直截了当：“法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一百二十五年以前就对一切压迫者，即地主和资本家采取了恐怖手段，从而使革命成了伟大的革命！”[183]恩格斯与列宁，是从具体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出发，肯定了罗伯斯庇尔等革命家实行的恐怖政策。而巴金反对革命所必须采取的恐怖政策，与他反对苏联人民在十月革命后采取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一样，都是由他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所决定的，正如他自己在1949年后所认识到的那样，“我不能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解释法国大革命，因此对我所写的三个人物也没有给以适当的评价”。[184]
由此可见，那种关于巴金的思想主要是民主主义思想而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巴金自己始终认为，他信仰的是社会主义，要比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更加前进了一步。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中国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通过这样一种现实关系，间接地对巴金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为民主主义通过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现实纠正了许多无政府主义的谬误与偏见。
巴金首先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是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要求出发接受无政府主义的。所以他不像有些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那样，盲目地照搬外国无政府主义理论，甚至反对中国当时进行的民主革命。他对中国的现实斗争情况作过一定的研究，能够将民主革命的特点与无政府主义的理想结合起来。他在阐述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时，并没有忘记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在他看来，中国的革命首先是民主革命，这是第一步，是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先声，而无政府主义革命又是民主革命合乎逻辑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围绕要不要支持现阶段的中国社会革命的问题，巴金同其他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有过一些争论。如在1927年以前，国共一度合作，进行了北伐战争。当时中国有不少无政府主义者是反对国共合作的，认为这是共产党向资产阶级政府投降，他们借口反对一切战争也反对北伐战争，把国民党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同军阀之间的战争混同起来。这在客观上实际是帮了北洋军阀的忙。巴金对这种错误言论进行了批判。“四一二”事变之前，巴金在巴黎和另外两位无政府主义者合写过一本讨论国内政治形势的小册子《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里面讨论了无政府主义该不该支持北伐战争的问题。巴金就比较实际地指出：“国民党的主张是与我们相反对的，在原理上它是我们的敌人。它要建设一个好政府，我们要推翻一切的政府，这是谁都知道的。然而在某一个事业上，如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我们是不反对的，不过我们要更向前走……”他主张无政府主义者应投身于这场民众运动中去。巴金在当时提出“要打倒一切帝国主义，须弱小民族自己努力”的口号，也遭到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对。他们认为“打倒帝国主义”是不彻底的，在资本主义未消灭以前提消灭帝国主义是“舍本逐末”，又认为无政府主义者不应该承认有弱小民族。这些批评很显然都是教条地照搬无政府主义理论而产生的。巴金则从实际出发提出反批评：“弱小民族的存在是事实，我们不能否认事实。难道在无政府社会实现以前，弱小民族便永该沦为列强的奴隶么？同样，在资本主义未消灭以前，殖民地半殖民地便永不该独立吗？”由此，他针对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谋脱离列强而独立的战争，虽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目的，但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反对，不过主张更向前走一点罢了。同样，在我们不能消灭资本主义以前，对于打倒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不能反对。”[185]从这里可以看到，巴金在抽象谈论社会革命理论时有很多书生之见，但一接触到实际运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相一致的要求就立刻反映出来了，并作为他的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一种补充，充实了他的社会政治思想。
其次，中国社会政治力量的变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现实的不断深入发展，也促使了巴金前期思想中各种因素的消长与变化。在1920年代，巴金基本上是一个充满信心的热情的社会活动家，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但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和国民党的高压政策，无政府主义在政治舞台上的势力基本解体。巴金虽然没有抛弃他的政治理论，但他实际上脱离了无政府主义的政治活动，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他还一度主持过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自由书店的工作，编辑过《自由月刊》、《时代前》等杂志，但不久以后就将主要精力放到文学创作，宣传无政府主义已退居末位，他用笔倾诉自己内心的悲愤和激情，批判封建制度封建礼教，控诉国民党军阀的白色恐怖，实际上投入了民主主义斗争之中。他还主持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出版了大量进步的优秀作品，团结了一大批民主主义作家，对1930年代的文艺界的民主力量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燃烧起来的爱国主义热情使巴金几乎完全抛弃了思想上的偏见，和所有的爱国人士站在一起，更加靠拢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力量。到了抗战后期与解放战争时期，这种发展倾向更为明显。尽管这时他还在主持出版《克鲁泡特金全集》的工作，但无政府主义再也不像前些年那样强烈而外露，而是隐到了思想深处，与无政府主义思想并不矛盾的那些民主主义成分，则突出地表现出来，中国日益高涨的民主主义运动以强大的涌流激励、鼓动着他。从两个方面可以看出这种变化。一是从抗战到解放战争，我们在巴金文章里再也难以看到他对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宣传与探讨，也少见他对无政府主义重要人物的歌颂；二是在实际行动方面，他与民主运动同呼吸共命运。1945年底，国民党政府在昆明镇压学生的民主运动，巴金、郭沫若、茅盾等进步人士一起联名致电昆明学生，表示“对死者致悼，对伤者慰问，祝生者继续努力”；杰出的民主主义战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巴金、郭沫若、茅盾、胡风等联名致电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控诉国民党这一罪行。因此，综观五四以来巴金思想上的发展变化，尽管他的社会政治思想总体上与民主主义有区别，但在社会活动实践上，他仍然称得上一个杰出的民主主义战士。
（初刊《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