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一个热情的无政府主义信仰者，一个对无政府主义珍爱多年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最近几年，巴金在很多场合都表示：“我年青的时候，曾经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即使在当时，对我影响更大的还是爱国主义。”[187]彼此矛盾的思想，怎样被巴金统一起来的呢，这正是本文试图弄清楚的问题。在探讨了巴金思想中无政府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之后，还将力求概括爱国主义在巴金前期思想中的特点以及在他的思想发展中的地位。这样，我们就能回答一个棘手的问题：巴金信仰无政府主义，可为什么又成为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者？
一、矛盾观念的和谐统一
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188]它作为一种感情的因素，在各种社会学说中，表现出来的形式和作用都不尽相同。以五四时期的著名文学家为例：以注重中国现实为其思想特征的鲁迅，是从对国家民族的透彻了解，对国民性的强烈批判中表达他的深沉的爱国情绪；具有朦胧的社会主义信仰和受到泛神论影响的郭沫若，则更多地表现为热情讴歌祖国壮丽山河和直抒对祖国的诗样的激情；忧郁多感的郁达夫，将其痛心于祖国衰弱之情熔铸在病态的自暴自弃中；而信仰国家主义的闻一多，在他的爱国主义诗篇里又掺杂了一些片面颂扬封建文化的疵点。曾经一度被人称为“安那其主义者”的巴金，其前期世界观的爱国主义因素表现得最为复杂。
与五四时期的不少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巴金的爱国热情与对“爱国主义”这个概念的理解是互相排斥的。1921年，十七岁的巴金在成都《警群》月刊上发表了一篇远远谈不上成熟，却是唯一专门讨论“爱国主义”的文章《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他在文章里对“爱国主义”这个概念痛加驳斥：“我承认‘爱国主义’是人类进化的障碍，我既为人类中之一份子，便不能昧着良心不去反对他。”他引用托尔斯泰的话说：“爱国主义者，杀人之制造场也，其所练习者，杀人之术也，其所讨论者，杀人问题也，于平民生活无与焉”。[189]这几乎是对“爱国主义”判了死刑。在当时，爱国主义浪潮遍及全国，正激起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热情，而自谓是“五四运动的产儿”的巴金，竟这样痛斥爱国主义，岂不有些奇怪么？
在阶级社会中，国家是代表整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利益的权力机构，如恩格斯所说：“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190]历史上，剥削阶级总是把“爱国”的概念与维护他们的统治利益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帝国主义时代，“爱国主义”又常为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作借口，诱骗人民去当炮灰。巴金反对的“爱国主义”，正是针对这样的具体内容而言的。他从无政府主义文献中了解到一些欧战材料，从帝国主义借“爱国”之名发动战争的事实联系到国内北洋军阀以“爱国”为名镇压人民，维护其统治的罪恶，从而将“爱国主义”的概念视为“人类进化的障碍”与“杀人制造场”。
巴金这样来反驳爱国主义：“自从‘兽欲时代’产生了国家后，就有所谓‘爱国主义’出现，其原因，其作用，无一处不是作伪、自私、自利。这一国的政府想扩充他的土地，不惜牺牲人民的性命去发挥它的兽欲，叫人民去给它侵伐别国，若是打胜了，只有那般军阀政客享快乐，打败了，几百万的军费哪一些不是平民们脂膏？到底于平民有什么利益？可怜的平民，他哪里知道所谓爱国主义就是杀害他们最亲爱的父子兄弟姊妹的武器呢？”他还列举了十九世纪末德国政府利用“爱国主义”实行征兵制度、镇压工人运动的事实，愤慨地指出：“要是这样还不算暴虐、残忍，我恐怕世界上没有暴虐残忍的事发生了。”[191]很显然，巴金反对的国家，正是历史上剥削阶级实行阶级压迫的国家机器，他批判的是政府、战争、私有制度、宗教等等，他指出只有打碎这些旧的国家机器，才能使中国人民走上真正的幸福之路。与卢梭反对科学文明的真正用意是控诉随文明发展起来的黑暗社会制度一样，巴金批驳爱国主义，其真正用意也在于批判黑暗的封建军阀专制社会。因此，他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与他以后的社会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许多社会主义者在“爱国”的旗号下堕落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只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反对这种叛卖行为，而被称为无政府主义理论大师的克鲁泡特金，在当时也提出过支持法国打德国的主张。巴金尽管有他的政治偏见，但在对待欧战这一点上，他是站在反战一边的，他赞扬了布尔什维克党；[192]而在另一些场合，对他所尊敬的克鲁泡特金的主张也抱有微词。[193]但是欧洲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从世界主义的立场出发，都是坚决反对欧战中的“爱国主义”的。巴金在爱国主义问题上的一系列看法，主要还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他在去法国前对欧战的认识，只能从无政府主义的文献中获知，并且照搬来分析国内问题。此外，那时的巴金对当时中国半殖民地的现状缺乏必要的了解，没有看到“爱国主义”在中国特定条件下作为一种促使广大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的精神力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起到了进步作用，相反他还以为自己所信仰的主义比爱国主义要进步得多。他把中国的爱国主义与西欧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混为一谈了。
但巴金毕竟是爱国的，他在非难“爱国主义”这个概念时，并没有反对过国内任何爱国运动。相反，巴金战斗的大半生，都是与中国人民的反帝反侵略事业血肉相连的。这种爱国热情，成为他全部创作活动的激情和力量的源泉：《死去的太阳》是作家向帝国主义侵略者射击的第一发排炮，他以“五卅”为背景，愤怒控诉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犯下的滔天罪行；《海底梦》写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烽火中，用寓言形式歌颂了人民英勇抗战的精神；《新生》在内容上虽未涉及抗日，但作家在创作时，满脑子里想的是日本军人的罪行，他要用创作来证明“我的精力是侵略者的炸弹毁灭不了的”[194]，作品仍然具有反帝爱国的意义。“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愈来愈暴露出要把中国从多国殖民地变为一国殖民地的侵略野心。他们在国内大肆进行军国主义教育和反华排华的宣传，为其侵略行径制造舆论。1935年春天，巴金在日本亲身感受到日本统治者制造的这种反华气氛，不顾杀机四伏的环境一口气写下好几篇杂文，猛烈抨击日本反动文人的反华叫嚣和国内汉奸的投降主义论调。[195]“七七”抗战爆发后，巴金的爱国主义激情如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他一边投身于繁忙的抗日活动，一边写下大量的散文、杂文、小说，这一时期收在《控诉》《无题》《感想》《旅途通讯》《火》《发的故事》《还魂草》《废园外》等小说与散文集中的作品，都以战斗的姿态，把日寇的侵略罪行公布于世，鼓舞人民起来抗日救国。这些作品，是我国抗战文艺的宝贵财产。
由此可见，巴金对“爱国主义”有两重态度：在理论上，他用阶级分析和无政府主义否定国家的观点，反对为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国家服务的“爱国主义”；在实际生活里，他又积极投入了捍卫祖国利益的爱国运动。在他的世界观里，两种本来互为排斥的思想观念，竟和谐地统一起来了。
这种统一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是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中国是个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196]孙中山先生在十九世纪末说过的话，清楚地表明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特色：革命者是在认清了中国内乱外祸的根本原因，即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的严酷现实之后，才奋起革命，推翻腐朽卖国的清专制政府的。由爱国救亡而继起革命，这就跟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一样。其实，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所有进步的政治家、革命家、文学家的活动与创作，无不贯穿着寻求富民强国、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精神。后来这种精神又被新民主主义革命所继承。“五四”“五卅”“九一八”“一二·九”“七七”等几乎现代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都与反帝爱国有关，这就促使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统一战线，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中国特定历史条件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反帝反封建的作用。无政府主义的反强权思想，在巴金世界观里就被改造成反对帝国主义强权的思想。抗战爆发，巴金就把帝国主义侵略看作是对自由正义的蹂躏，是一种强权。在小说《摩娜·里莎》中，他通过一个为中国人民抗战献出自己丈夫的法国妇女之口，庄严地说：“我们法国人和你们中国人一样也知道爱自由爱正义的。我们从没有在强权下面低过了头。”[197]这种反强权的思想，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爱国主义的作用。
其次，爱国主义反映了一种人类的感情，其道德基础与无政府主义的道德观有某种共同之处。无政府主义强调人都有追求自由、捍卫自由的本能，对于被侵略受奴役，谁都会产生一种本能的反抗情绪。此外，无政府主义还利用生物学上动物出于保存种族基因和延续生命的自然本能产生的一种自我牺牲的现象，把这种自然本能推广到人类社会中去，提倡人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与爱国主义中的英雄主义道德因素又有相通之处。爱国主义往往有一股抽象的精神力量，可以唤起人们意识中崇高壮美的感情，这实际上就是一种道德力量。巴金对于无政府主义的道德观念相当崇拜，出自这种道德原因，他投入实际生活中的爱国运动，是毫不奇怪的。
二、无政府主义、爱国主义的具体化
巴金思想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使他前期世界观中的爱国主义打上了鲜明独特的印记。
巴金对“爱国”的认识是有阶级性的。祖国对他来说，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分为两个部分：统治者和广大人民。对于前者以及他们利用的国家机器，巴金只有痛恨和诅咒，对于苦难深重的广大人民群众，他又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从来不歌颂抽象的“祖国”，常常从诅咒统治者——祖国的黑暗，与歌颂人民——祖国的光明相结合中，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意识。1927年，他在赴法途中写的散文集《海行》中，就倾吐了这种复杂的爱国感情：
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这二十二年来你养育了我。我无日不在你的怀抱中，我无日不受你的扶持。我的衣食取给于你。我的苦乐也是你的赐与。……
这里有美丽的山水，肥沃的田畴，同时又有黑暗的监狱和刑场。在这里人们拼命在从事残酷的斗争。……
哟，雄伟的黄河神秘的扬子江哟，你们的伟大历史在哪里去了？这样的国土！这样的人民！我憎恨你！
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我爱你，我又不得不恨你。[198]
热爱祖国、关怀祖国的命运、呼号它的不幸、争取解放它的思想感情，如同一根红线，贯穿了巴金以后的全部创作。巴金作品中，爱和恨两种情绪是同时出现的。这种对祖国的充满阶级观点的认识，使巴金的爱国热情避免了盲目性。他不仅希望祖国从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下解放出来，更要求能够从社会制度上根本改变祖国的命运，使之获得真正的新生。他在呼吁人民反抗异国侵略的同时，从没有让人安于做本国统治者的奴隶。在一部反映“五卅”爱国运动的小说《死去的太阳》中，他通过主人公之口，批判了那种对反动政府抱有幻想，信赖政府，以为政府力量可以解决外交问题的错误思想。抗战爆发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把巴金卷入到人民大众的战斗队伍中去，他与人民一起流亡，宣传，抗日，亲身体会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黑暗。活生生的现实使他进一步擦亮了眼睛，过去许许多多在理论上获得的知识在现实面前变得更加具体化了。在抗战爆发的最初几年，巴金又恢复了他在1920年代就开始写政论文章的习惯，写下了一系列抨击现实，鼓动抗日的文章。他批判了“失败主义”“和平主义”“国家主义”“公式主义”“最后胜利论”等等不利于抗战的错误言论，并且针对国民党统治下的种种黑暗现状，提出了“抗战与改革同时并行”的政治主张。
抗战与改革，在巴金看来是不可分离的。抗战，是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容不得半点的犹豫与动摇。巴金批判了形形色色的消极思想，他强调抗战：“我们要抗战，我们要继续奋斗。纵使抗战的意思就包含着个人生命的毁灭，我们也要昂然向着抗战的路走。”[199]但他认为，抗战本身不是目的，抗战只是一种使民族和祖国获得新生的途径。巴金在《火》第一部中把祖国比作涅？的凤凰，抗战正是自焚的烈火，在烈火中凤凰将获得新的生命。因此，为了使抗战能够给祖国带来新的面貌，他又提出了“改革”的主张。他认为“改革”是保证抗战胜利的必要措施，其锋芒直指国民党的腐败政权。
巴金的改革主张，产生于他深入现实的过程中，所以往往击中时弊，揭露出国民党统治下黑暗的社会现实。他抨击发国难财者：“‘八一三’以来我在各处都看见同样一件事：一部分人逃难，另一部分人发财。所谓发国难财，大半是从逃难者身上剥削来的。”[200]并说“倘令这种状态永久存在下去；则最后胜利属不属于‘我’，都有问题了”。他还进一步抨击国民党政府：“‘贪污’和‘腐败’常常阻止民众参加抗战。所谓‘不准抗战’，并不是一句笑话，在内地的确有些当权者不准人民做抗战的工作。”因此他喊出：“产生贪污与腐败的政治机构不改革，剥削民众的设施不终止，减削自己力量的事实一再发生，那么便是军事的胜利也还不能保持，最后胜利更不会到来了。”[201]我们如果结合巴金在抗战期间创作的揭露大后方黑暗的小说（如《火》第三部、《第四病室》、《寒夜》、《小人小事》等）来看，便可比较完整地了解巴金的“抗战与改革同时并行”这一主张的全部内容。这一主张的核心，就是要人民在反抗日本侵略的同时，继续反对国民党的腐败政权，使祖国通过抗战获得新生。
巴金的“抗战与改革”的政治主张的提出，是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通过爱国主义这个外在行为和实践在抗战时期的具体化。因此他尽管看到了国民党后方存在着种种腐败，但对于祖国的前途却从未丧失过信心。他说：“我抨击过我在抗战的城市中见到的黑暗面，我抨击过内地官僚的贪污，认为这是抗战的绊脚石，我更指摘过那班在这面前闭着眼睛的人，我叫出‘抗战与改革同时并行’的口号。但是我的论据决不是那些看轻自己民族，出卖民族利益换取利禄的人所能利用。”[202]巴金面对黑暗现实，憎恨国民党的腐败政权，憎恨落后的中国，但他在爱国热情的强烈驱使下，抗战前他积极呼号人民起来反抗国民党统治，抗战爆发后在统一战线的形势下，他又提出“抗战与改革同时并行”的口号，始终对祖国充满信心。他的这一爱国主义特点与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是相联系的。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反政府的，对任何政府都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抗战时，除了坚定的革命作家寄希望于共产党外，一般作家有的出自统战需要，有的出于政治上的单纯，往往把希望寄予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政策上，巴金则不同，在他关于抗战的文章中，很少（似乎没有）提到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抗战。他始终与民众在一起，强调民众抗战，他小说中的抗日团体大都也是自发的群众抗日团体。这是他“抗战”思想的一个特点。
另外，巴金强烈的反帝意识，也是同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这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完全不同。抗战中，各个阶层都卷入了救亡运动，在“爱国主义”的热情下，各种错误思想也都乘机冒了出来，如有的国家主义者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喊出“杀尽日本人”“杀到东京去”之类的口号，把这些也说成是“爱国主义”。巴金反对这些口号，他说：“对于在那边也受着压迫的无数和平的劳动者，则我们有将他们唤醒使他们起来和压迫他们的统治者算账的义务。若有人问用什么东西唤醒日本的劳动者，我的回答是‘我们的抗战！’”[203]巴金的观点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的表现。
巴金不仅关心本民族的反侵略斗争，对异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也表示了同样的关切。他创作了许多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短篇小说，都是在控诉帝国主义战争给西欧人民带来的苦难。1930年代他编译了大量介绍西班牙人民（尤其是西班牙无政府主义阵线）反法西斯斗争的资料和报道，创作了一些反映朝鲜人民光复祖国的斗争生活的小说，这些著作里充满了火热的友爱和对正义的同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听到法国政府投降法西斯时，愤慨地宣布：“十年前我说过：‘我爱法国，我将永远爱它。’现在我不再说这样的话了。我爱过的是卢骚、伏尔德尔、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雨果、左拉、邵可侣、格拉佛、福尔的法国。贝当统治的法国我是不能爱的。殖民地的统治者所代表的法国我是不能爱的。我不知道那些人会把法兰西拖到什么样的深渊里去。我只希望法国人民起来挽救他们的‘祖国’。”[204]他把法国分成“贝当统治的法国”与有着法兰西光荣历史的卢骚、伏尔泰、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等的法国。他甚至对流亡在英国领导抗战的戴高乐表示了敬意，“我不知道他有着怎样的计划。但愿他的工作能够收到效果，把一个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建立起来”。[205]对一个远隔重洋的异国遭受侵略表示如此真挚、充满感情的关怀，说明巴金的反侵略思想具有较广阔的视野，这是同他与世界反抗运动和无政府主义运动保持一定的关系分不开的。
三、贯穿一生的一条红线
从1919年到1949年这三十年中，巴金的思想就像一叶扁舟，在风雨交加之下，在恶浪险滩之中，艰苦地颠簸着前进。风雨，就是迫使它行驶的现实社会；险滩，正是他所走的那条布满歧路的航道。
这叶扁舟有过罗盘，那就是无政府主义。但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政府主义又注定行不通。巴金并没有将无政府主义思想抛去，他将其精华部分珍惜地置放在思想深处，从这点来说，他称得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巴金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几十年对无政府主义的热爱，并没有影响他对中国现实的介入，恰恰相反，无论人道主义还是爱国主义，这些随中国实际产生和发展的思想，总是在他身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成为其社会政治思想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补充。巴金从没有被什么学说牵着鼻子走，而是始终将立足点放在中国现实社会之中，这就是他既信仰无政府主义，可又为救国救民的实践活动做出贡献的原因之一。
在抗战刚爆发时，巴金宣布：“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有人说安那其反对战争，反对武力。这不一定对。倘使这战争是为反抗强权，反抗侵略而起，倘使这武力得着民众的拥护而且保卫着民众的利益，则安那其主义者也参加这战争，而拥护这武力。要是这武力不背叛民众，安那其主义者是不会对它攻击的。”[206]他把反强权、反侵略与保卫民众利益三者统一在抗日运动之中，实际上也正是作家世界观里无政府主义、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三者的高度统一。巴金在抗战时期的许多活动和主张，如对西班牙、朝鲜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支持，对抗日救国的宣传，提出“抗战与改革同时并行”的口号等等，都是与这三位一体的思想根源分不开的。
然而，无政府主义与爱国主义的一致毕竟是有限的。巴金早期虽然也受到无政府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影响，但他从来没有嘲笑过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在他所有的著作里，始终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尊，甚至在无政府主义理论与实际的爱国主义产生矛盾时，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站在爱国主义一边。在《火》第二部“后记”中，他这样说：“我虽然信仰从外国输入的‘安那其’，但我仍还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有的也是中国人的血。有时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207]
无政府主义不仅是国家虚无主义，也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它否定历史上的文化遗产，不承认人类文化是在继承中发展的。如1860年后的俄国虚无主义运动中，就有人喊出了“一个鞋匠要比拉斐尔高贵”的口号。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宣传过这种思想。巴金在这一点上有所不同。[208]他虽然没有像鲁迅、郭沫若那样对祖国的文化遗产作过富有成效的研究，但他对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有着强烈的热爱，并从中增长了对自己民族前途的信心和希望。在平津沦陷，“恐日症”到处泛滥的时刻，巴金翻译了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俄罗斯语言》，并因此想到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语言特点，他深切地感到：“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苦痛地担心着故国的命运的日子里，只有你（我们的语言）是我的唯一的鼓舞和支持。”因为“这样的一种语言不是产生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事情我们绝不能相信！”[209]由此，他恢复了勇气，加强抗日的信心。他说：“我写《火》的时候，常常背诵这首诗，想它是我当时‘唯一的依靠和支持’。一直想着我们伟大而善良的人民。”[210]
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日本有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态度很暧昧。巴金对这些人怀着极大的愤慨。他在《给山川均先生》和《给日本友人》等文章中，表达了这种怒不可遏的情绪。山川均是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宣传过马克思主义，他的著作《社会主义讲话》在中国翻译出版过。我们从巴金信中说他与大杉荣君曾是友人来看，他似乎与日本无政府主义者也有过交往。但此时山川均已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宣传工具，写文章大骂中国人民“残虐性”。巴金在信中列举了大量血淋淋的事实，控诉了侵略者杀害成千上万中国人民的残虐罪行，剥开了山川均所谓“社会主义者”的画皮，说他不过是“浪人棍徒”，日本统治者的走狗而已。在这两封信中，巴金还分别点名批判了室伏高信与武者小路实笃。这两人都曾是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的著作，都在中国翻译、传播过，尤其是武者小路实笃，他设想的一套“新村主义”，曾被一些中国人奉为“福音”。可是在罪恶面前，室伏氏用“宿命”为日本侵华辩护，武者小路也“沉默了”，巴金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室伏的谬论，责备武者小路“背叛了异国信从者对他的信赖”。[211]
但巴金对这两人的批判锋芒，并没有因此指向无政府主义本身。他认为一个正直的无政府主义者，应该在这样的恶势力面前，保持理想的纯洁性，依靠人民的力量去反对法西斯。他在一篇给日本无政府主义者石川三四郎的信中，批评了两个日本作家因为不能容忍黑暗势力而自杀、出家的做法。他说：“同流合污，变节屈辱，固然是一个自由社会主义者所深恶痛恨的。然而‘出家’，‘自杀’也并不是可奖励的行为，这是一个逃避的方法。”他认为他们“放弃了责任而中途倒下了。这是很可痛惜的事”。他甚至婉转地批评了石川三四郎在纪念这两个作家的文章中没有指出这一点。但与此同时，他又用钦佩的语调赞扬了另一个日本无政府主义活动家，说他在工人中间活动，“像得水的蛟龙一般在樱花岛国的地底下施展他的抱负了”。[212]
整个1940年代，巴金陷入了痛苦的矛盾和追求之中。如果说，全民抗战的热潮使爱国主义成为巴金世界观中最活跃的成分，支配了他的行为，那么抗战后期国统区沉闷的高压政策与抗战胜利时昙花一现的兴奋感的熄灭，则使巴金对实现他的社会理想的可能性完全失望了。从他这一时期的创作来看，他的作品失去了1920年代热情喷射与充满理想的光彩，也不像1930年代那样为日益远去的理想痛苦、呼号。昔日的浪漫主义热情被一种痛定思痛的悲哀所代替。然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并没有随着飘逝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理想一起消失，却成了支持他追求光明的精神力量。爱祖国、爱人民的热情促使他内心渴望着中国社会再来一次大变革。1946年，正是抗战胜利不久之日，巴金在一篇散文里对着无数死去的冤魂大声疾呼：“你们向我叫冤有什么用？为什么你们不再活一次，把弄错了的事情重新安排一下，却只是躲在黑暗里哀哭？……”[213]
诅咒黑暗本身就包含着对光明的追求。正是由于巴金怀着这种渴望重新安排世界的要求，失望于他才不至于成为虚妄，他的失望中包含着希望，他急切地盼望祖国和人民的新生。
巴金梦寐已久的愿望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也许是巴金所不理解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也许也是他所想不到的，但人民的翻身当家做主，却是他多年来为之奋斗的夙愿。他历来以人民的悲哀为悲哀，以人民的欢乐为欢乐，当他面对着千百万人民欢欣鼓舞庆祝自己的盛大节日时，他胸中爱祖国爱人民的热情又如一座火山爆发了：“终于到了这一天，人民的力量成了一股炼金熔铁的烈火，烧尽了一切封建主义的障碍。一个新的中国产生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光辉的开始。”[214]
（初刊《齐鲁学刊》198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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