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自传体散文，总是以某种特定视角来描绘自己，美化自己，把自己塑造成理想中的英雄。卢梭是自我暴露的英雄，但他所坦白的，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至多是在性的坦率方面比同时代人略略多走了一步，其结果仍然是博得了时尚的欢心。[450]巴金则不同，此刻紧紧缠绕着他的思绪，使他痛苦得难以自拔的，是他曾经在人生的中途迷失过方向，丧失了追求理想与真理的勇气，他随波逐流，为了在达摩克利斯剑下战战兢兢地求得生存，不得不背离自己年轻时曾视作生命一样宝贵的信仰与友情——这个错误，在经过一场“浩劫”以后也许是最为人所不齿的错误，有的人正千方百计地使人们忘记这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而他，恰恰揭开了自己身上最痛苦的疮疤。这里没有什么英雄气。老作家所追求的，是摆脱心灵深处的沉重欠债感，是对自己在极“左”路线淫威下所走的道路的深刻反思。严峻的思想解剖再配以老人所独有的迟暮心理，使他的《随想录》蒙上了一层悲怆的情调。
巴金曾经说过，他把《随想录》当作遗嘱来写的。如果我们把《随想录》与鲁迅的晚年杂文对照来读即会承认，八十多岁的巴金显然不能像五十多岁的鲁迅那样精力充沛和不留情面，鲁迅在弥留之际依然怒气冲天地喊出：“我一个都不宽恕。”[451]而巴金的随想大都是哀哀地诉说自己的衰老和多病，抱怨各种各样的冷风，纵然是攻击性的文字，他也是借着解剖自己才透露出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联系着自身生命的内省和感应。过去，巴金是个主观色彩极强的作家，他在小说中常常表现自己对社会的独特思考与理解，洋溢着一个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火热的生命力，经历了一场大灾难以后的老人依然保持着这一创作特点，尽管年龄、精力以及生活环境都不允许他再像年轻时代那样从容地将各种激情熔铸到精美的艺术形式中去，但在那一篇篇读似沉闷的随想背后，顽固地存在着一个个性鲜明的自我形象——通过深刻的自我解剖来为一个时代的悲剧作见证，并且企图把这样的具有个人色彩的教训传诸后代，让人们从中领悟些什么。
巴金一生经历丰富曲折，在他几经起落的创作生涯中，总是有一种梦象绕着他，并且时时折磨他，使他痛苦，又使他清醒。这就是他五岁时在广元县衙门内看到犯人挨了打还要跪着向知县老爷叩头谢恩的故事。这个梦象从巴金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起就演化为梦境出现过，而在《随想录》里它仍然成为作家创作构思的一个总体意象。为什么一个人挨了打还要叩头谢恩？孩提时代的巴金无法理解。可是这一可耻的生活印象已经作为童年记忆深深地印入他的心灵，再也无法抹掉了。他一生对中国社会的思索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是的，挨了打而奋起反抗，是强者意识；挨了打而忍气吞声，是弱者意识；挨了打而自欺欺人者——譬如阿Q，是弱者想当强者（自以为是强者）的自我幻觉；唯有挨了打还要叩头谢恩，这算什么意识？巴金在《随想录》里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这个梦象，把它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意识加以剖析。第六十九则随想《十年一梦》中，作家引用林纾的一本译作里的话来形容这种意识：“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他尖锐地把它称作“奴隶哲学”。一般说来这种可耻现象总是出现在被打者完全丧失了自己保护能力的时候，只能靠这种自我作践来垂死挣扎。但更甚者，是专制者施行暴力时为了使自己更加合法化，利用舆论工具不断麻痹挨打者的神经系统，以致使挨打者像鲁迅所说的那种中了细腰蜂的毒的小青虫，在不死不活的状态下，为凶残者提供美味佳食。这种细腰蜂的毒，在巴金的《随想录》里被称作“迷魂汤”。如果说前一种叩头谢恩还是奴隶们垂死前企图自救的最后一计，那么后一种叩头谢恩才真正体现了专制社会中奴隶意识的劣根性。
显然，这种奴隶意识不可能产生于马克思所描绘的那种人们克服了异化以后所达到的人性与自然主义的高度统一的社会之中；也不可能产生于物质文明发达，并且以人的权利与尊严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民主政治社会之中；甚至连古代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也无法容忍这种人生哲学，在以“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士可杀而不可辱”等古训与重义轻生的伦理原则作为知识分子座右铭的时代里，忠君爱国的集中原则下往往包容了个性的高扬与人道的尊严。奴隶意识成为一个时代性格的普遍特征，只可能产生于行将崩溃的农奴时代与封建极权时代，以及崩溃后作为那种时代游魂的死灰复燃。巴金在广元县衙门内的所见所闻，正是这种时代的简单缩影。但不幸的是，这个阴影纠缠在他心头长达近七十多年，以致在他的随想中又唤起了那一幕幕惨痛的记忆：在那史无前例的黑暗年代，一队队“牛鬼蛇神”被红卫兵造反队簇拥着，被揪着领子，挂着牌子，手拿破脸盆之类，一边敲一边自报家门；被批斗了，还要站到塑像前去毕恭毕敬地“请罪”。一个现代人怎么可能把这样一个黑暗时代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呢？老作家在《随想录》里承认，他在“文革”初期也曾经这样心甘情愿地低头认罪，改造思想，这不正印合了他在广元县衙门内所见到的“挨了打还要叩头谢恩”的犯人么？于是他极其痛苦地喊出了这样的自谴：“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地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452]
虽然，写作《随想录》的工程耗费了巴金整整八年的时间，可是它的中心主题，在作家起笔时就已经明白了。第十一则随想《一颗桃核的喜剧》中，作家从沙皇时代一颗桃核的命运谈到“文化大革命”中送芒果之类的丑剧，指出“我们有的是封建社会的破烂货，非常丰富！五四时期这个杂货店给冲了一下，可是不久就给保护起来了”。他似乎又一次想起了广元县衙门内的那个梦象，结论是“没有办法，今天我们还必须大反封建”。[453]巴金不断地重复这一主题，直到最后几则随想，如《官气》《老化》《二十年前》等，表述不一样，中心思想始终没有变过。如果再进一步扩大时间范围，我们不难看到，巴金从写作第一部小说起，这一主题就已存在。[454]我们从《随想录》中发现一些在当代思想界近乎惊世骇俗的思想探索，如：为什么人们曾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像喝了迷魂汤一样相信自己真的有罪？为什么历次政治运动中无人（包括自己）能够挺身而出为受难者主持正义？在“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每一个参加者究竟应承担什么责任？这些问题还原到底，仍不过是他五岁时候徘徊在心头的那团疑云的延伸——历史用自己独特的脚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走到了1980年代，可是最尖锐的问题仍然是古老的问题。
历史的停滞固然可悲，可是认识到这种停滞，并把它揭示出来而使人醒悟，又未尝不是希望的征兆。这是我读巴金《随想录》中那一篇篇沉重得令人感到压抑的文字时所体会到的一丝光明。但这种醒悟的意义不在于作家指出了我们社会生活中尚存着封建性的糟粕，关于这一点，已经有不少同时代人走在前头了。《随想录》是属于内省性的文字，它所揭示的真正精彩之处，是巴金用忏悔的方式写出了我们每一个同时代人身上所存在的封建性意识——奴隶意识仅仅是其中的一种。这才是真正的醒悟，是一个个体的人面对社会发出的独立宣言。
《随想录》的一个基本特征，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是作家讲了真话，这是非常表面的。因为讲真话的意义仅仅相对于说假话而言是有价值的——其实，说假话在任何时代都无价值，不过是一个灾难岁月的可耻象征而已。真话作为构成普通人格的基本条件，本身并无很高的价值，而且它常常因不同的说话者而表现为不同的价值标准：从《伊索寓言》中的“狼吃小羊”，一直到路易十四狂妄地自称“朕即国家”，暴虐者所说的何尝不是真话，可是这对于弱者又有什么意义呢？关于这一思想，鲁迅在一则杂感中说得很分明。他讽刺了一种所谓讲“真话”的人：
A：B，我们当你是一个可靠的好人，所以几种关于革命的事情，都没有瞒了你。你怎么竟向敌人告密去了？
B：岂有此理！怎么是告密！我说出来，是因为他们问了我呀。
A：你不能推说不知道吗？
B：什么话！我一生没有说过谎，我不是这种靠不住的人！[455]
卢梭也是把讲真话的标准与正义联系在一起，他说：“我称为的真实人可就不同了。在绝对无关宏旨的事情上，别人那么看重的真实，他却毫无所谓。他曾毫无顾虑地编一些故事去取悦满座高朋。而这中间不会引出任何不公道的对生者或死者的赞誉或贬谪的评判。至于与真理和正义相违，可能对某人产生利或害，景仰或蔑视，赞誉或指责的言论，都是绝不会出自他的心灵、嘴巴或笔杆子的谎言。”[456]然而，当我通读了《随想录》时，我才理解作家反复强调的“真话”内涵，这就是：作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对历史现象作了认真的独立的思考，只有当这种思考的结果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符，作家的真话说出了人民的心里话时，他的真话才能具有人民性的价值。从1950年代起，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一再面对这样的选择：要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真正反映出人民的疾苦与心声；要么为个人的利益，屈从于违反人民利益的错误路线。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总是把选择前一条道路的知识分子打入地狱，同时也使选择后一条道路的知识分子日愈陷入精神危机。圣徒的受难总是对犹大最严厉的惩罚，于是在一场天怨人怒的大灾难中，整个民族都为这样的罪孽付出了难忘的代价。巴金的觉醒，正是对这样一种错误选择的觉醒；巴金的忏悔，也正是对这样一种错误选择的忏悔。他的忏悔使他重新回到了人民的立场，以人民的力量作为自己说真话的精神后盾。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说，巴金的《随想录》是一种民族良知被唤醒的伟大记录。
平心而论，无论在“反右”运动还是在“反胡风”运动中，巴金都不是积极参与者。作为一个正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对那种利用政治力量来排斥异己，致人以死地的做法怀有本能的恐惧与厌恶。他没有挟私愤以落井下石，也没有靠整人来谋取高官，他唯一企求的是明哲保身，使自己免遭同样的灾祸。在第二十九则随想《纪念雪峰》中他这样描绘自己：“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一贯正确’，我只是跟在别人后丢石块。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457]在第一百四十七则随想《怀念叶非英兄》中他又一次自我描绘：“只有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写过这类不负责任的表态文章，说是‘划清界线’，难道不就是‘井下投石’？！我今天仍然因为这几篇文章感到羞耻。我记得在每次运动中或上台发言，或连夜执笔，事后总是庆幸自己又过了一关，颇为得意，现在看来不过是自欺欺人。”[458]《怀念胡风》是巴金最后一篇也是最动感情的一篇随想，他在文章里详细剖析了自己为敷衍过关而不惜任意上纲写作《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情》和《别有用心的〈洼地上的战役〉》时的痛苦心情，话意虽然与前几篇大致相同，但忏悔之情恰如滚滚岩浆翻腾于地壳之下，成为当代最激动人心的抒情散文。
作家在这些篇什中所忏悔的，已经不同于前一类奴隶意识。所谓奴隶意识，无论在身还是在心者，都是以相信自己有罪为前提，把自救的希望寄托于救世主，说得文雅一些，也就是愚忠之类。而巴金对自己在1950年代开始的政治运动中一些行为的反思，则是挖掘到另一个思想层次上了：即在专制主义统治之下，为了保全自己而被迫牺牲正义与朋友，为专制主义作帮凶。这种帮凶也是痛苦的，因为他不是天然的打手，也不是不辨是非黑白（相比之下，这两种人倒坦然得多），他是明明知道自己屈从于非正义势力，可是为了某种自私的企图，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这种意识与前一类奴隶意识是可以互为转化的，为了减少做帮凶的内心痛苦，就不得不麻痹自己的神经，于是健忘，自欺欺人，甚至老庄哲学都会油然而生。奴隶意识正产生于兹。奴隶意识的最大特征，在于缺乏独立思考的自觉与能力，习惯以别人的意志为意志，以现成的思想为思想，这种思想惰性也有利于抵消充当帮凶者在道义上和良心上受到谴责的压力，为实际上的叛变行为制造掩护的舆论。
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巴金笔下的觉新。觉新性格与阿Q性格一样，已经超出了人物本身的意义，成为人类某种普遍性的悲剧。什么是觉新性格？研究者已经发表过许多很好的见解。在我看来，觉新首先是一个懦夫，其次又是一个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悲剧性命运的懦夫。他决不是愚昧麻木，五四新空气使他和他的弟妹们一样，清楚地认识到封建家庭制度的罪恶、不义及其必然崩溃的命运，但他与他的弟妹们的根本区别在于：他本身就是这一行将崩溃的家庭制度的产物，他无法摔掉这个包袱，轻装前进。他整个人是属于这个制度的，他无法想象，自己离开了这个制度下的生活方式将会怎样。奥勃洛摩夫是躺在自己的床上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走向灭亡，觉新也正是这样的“多余人”。[459]因此，为了保住自己可怜的生存权利，他只能怯懦地甚至可耻地赖活着。他一次次向恶势力退让，每一次退让都是以牺牲别人（包括他所爱的人）来换取一己的暂时安宁——为此，他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觉新的悲剧，是封建末世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悲剧，是以清醒的头脑眼睁睁地看着把别人（最后也包括自己）送进坟场而无以摆脱的悲剧。他们并不怀疑自己的悲剧命运，但总是抱着一丝幻想，祈求这最后命运晚一点到来。这似乎也带有一点儿悲凉的味道，由此产生的绝望、悲观、深度自卑以致精神崩溃的种种心理，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性格具有很大的概括力。
巴金在创造这个角色时，是以他大哥为原型的，可是在创造过程中却不知不觉地挖掘了自己的灵魂深处，在觉新性格中也投入了他自己的影子。关于这一点，老作家早在1960年代就承认：“在我的性格中究竟有没有觉新的东西？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至今还没有把它完全去掉，虽然我不断地跟它斗争。”[460]当然，在那个时代环境下，巴金所指的觉新性格未必像今天所理解的那样深刻，只有在经过了一场浩劫以后，他才真正地发现：“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不仅是警告大哥，也在鞭挞我自己。”[461]并且指出：“我有这种想法还是最近两三年的事。我借觉新鞭挞自己的说法，也是最近才搞清楚的。”[462]这些想法，与他在《随想录》中的自我解剖以及对奴隶意识的批判是相一致的。
觉新的悲剧在于他无力摆脱可怖的历史命运，所以只好在险象丛生的环境下小心翼翼地讨日子，他并非不知道其他牺牲者的冤枉，可是为保一己的片刻安宁，只好把同情吞进肚子里。他无法像觉慧那样，幼稚而大胆地反抗这个封建家庭制度，因为他是这个家庭的“长房长孙”，担负着中兴这个家庭的历史责任，他受到的封建教育与个人的道义责任，都不允许他像弟妹那样冲破家庭牢笼而走向新生。他处处维持着这个坏透了的家庭，甚至为缓和它的内部冲突和崩溃命运而不得不去做它的帮凶。
之所以会堕落到这一地步，根本原因在于他把自己的价值完全依附于这个家庭制度，而丧失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最宝贵的特征：对个性的绝对追求。巴金自称五四运动的产儿，他深深感受到个性自由对一个人的宝贵，不啻于他的生命。觉新性格的塑造正是建筑于这一认识基础之上的。然而，个性真正的自由与解放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又绝不是那么美妙。时代一下子把他们抛出了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思想轨道，把他们抛到思想的旷野上，孤独一人，无法依靠，使他们本能地为这种独立思想和独立生活所付出的代价感到沮丧。巴金，还有他的同代人，都毫无掩饰地诉说着自己的痛苦、孤独、彷徨、矛盾，其实都反映了心理上的断乳期所造成的恐惧。为了尽快摆脱这种境地，他们拼命地寻找，去寻找那可以代替自己独立承担责任的思想“大锅饭”——某种现成的集体原则，把自己依附其中。可以这样说，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的思想上的苦难历程，就是一个寻找的历程。在这种文化心理的支配下，觉新性格的再生也就成为必然。
1950年代，巴金因为写作《法斯特的悲剧》一文遭受不公正的批判，这使他至今还对这篇文章怀有一种父母对待受苦孩子的特殊感情。他在最后几则《随想录》里也一再提到它。这篇文章最清楚不过地说出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悲剧性的心理状态。巴金是用自己的切身体会来批判法斯特和马尔洛们，他这样描绘他们：“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总有一个‘伟大的自己’。他们最难忘的也就是这个‘伟大的自己’。他们习惯了站在自己的、个人的立场看一切事情，一切问题……他们只有一个念头：‘我看不惯’，‘跟我的想法不同’，‘我认为这样做不对’，‘我再也不能接受’（总之离不掉一个‘我’字），他们也不去好好地想一下，也不肯虚心地信任别人，一不高兴，转过身就走。”[463]这段描绘与其用来勾勒美国知识分子的悲剧，还不如说这种描绘与批判本身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作家似乎忘记了，高觉慧正是“一不高兴，转过身就走”而离开高家大院的，而高觉新正是丧失了这个“伟大的自己”而陷于罪恶的泥坑不能自拔。在封建社会，知识分子遵循着“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的信条生活，是没有“伟大的自己”的，五四运动好不容易给现代知识分子带来了这个寻求和发现“自己”的机会，到这时又被他们轻轻易易地放弃了。“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一切事情，一切问题”，这并不是坏事，如果一个真正爱祖国爱人民的知识分子，真正与广大劳动群众血肉相连的知识分子，他就可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看到极“左”路线与封建专制的相通性，以及广大人民的真正苦难。就会像彭德怀在1950年代一样为保护人民挺身而出，敢于直面惨淡之人生，就会使每个公民以个体的力量来参与社会建设，保障与维护社会主义的民主。五四精神在195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身上荡然无存，“正因为像觉新那样的人太多了，高老太爷才能够横行无阻”[464]。
我真怀疑，这究竟是法斯特的悲剧，还是高觉新的悲剧？
当巴金写作《随想录》，沉溺于过于严厉的自谴时，我想他一定会回顾自己一生所走过的曲折道路，一定会为上面所说的种种忏悔痛苦得心里流血。这在别人或许是一句空话，在巴金是可能的，因为他曾经是一个以个性解放为反抗起点的现代知识分子，他有过自己的信仰，虽然他所信仰的不过是一种在二十世纪无法兑现的空想社会主义，但他至少在两个方面接受了这种信仰所施以的影响：其一，他成为一个不妥协的现社会的批判者；其二，他的批判是站在人性解放的立场上，不委身于某一外在的原则。这两方面构成了巴金早期的生气勃勃的文学作品的基本特征，也形成了他作为一名忧国忧民行列中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特个性。他一生中曾经多次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歌颂一个理想中的为真理牺牲一切的俄罗斯姑娘。这对巴金自身的品格修养决非没有任何触动。所有这一些证据都可以肯定，巴金的修养与信仰不可能导致他在中年以后产生盲目愚忠或甘心情愿地扼杀个性的奴隶意识，他在《随想录》里揭发自己喝了“迷魂汤”，不过是表层的忏悔，真正使他痛心疾首的，是他从自己身上发出了可怕的觉新性格。从第七则随想《遵命文学》中对自己在1965年参与批判《不夜城》的反省，到最后一则关于1955年“反胡风”运动的忏悔，巴金艰难地完成了这长达十年的自我清算，这种清算将会成为一份了不起的历史文献，永远为后人所铭记。
我认为这是《随想录》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因为巴金所揭示的，不仅仅是他个人所走的道路，它典型地反映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过的文化心态，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寻找意识。1917年的新文学运动，是发现“伟大的自己”的时代，是中国知识分子冲破传统文化中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典人生哲学的束缚，开始以个人对立于社会；是叛逆意识占上风，用灵魂的战栗唱出自己的歌音的时代；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这就是为什么鲁迅早期的小说与散文诗，郭沫若、徐志摩早期的诗歌，周作人早期的散文和郁达夫早期的小说，至今看来仍然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最迷人的篇章；这也就是为什么1930年代有人提出“民族主义”文学主张，企图以一种原则来统一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时候，曾受到整个文化界的一致反对。可是，现代中国落后的农业经济与极端的物质贫困无法使知识分子对“伟大的自己”的兴趣持久下去，这是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所决定的。我们有着屈原、杜甫的伟大传统，有着忧国忧民、以政治价值来确定自身价值的习惯力量；这种力量吸引着中国知识分子将个人的价值自觉投诸于改造社会的实践，同时，在对现实社会的改造中，他们又深深地感受到个人社会地位与力量的渺小，只有将个人依附于某一种新思潮，结合具体的政治力量，个人才有可能发挥出真正的作用。这就是五四时代主义如林、思想似潮的社会心理基础，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有自己信奉的主义。1920年代的中国是个“主义实验场”，只有当各种主义在中国这块属于农民的黄土地上统统遭受失败以后，一种在山区里土生土长的马克思主义才在无数人献出的血的教训中逐渐成熟起来，它导致了中国政权的大变更，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寻找意识提供了一个辉煌而迷人的入海口。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旷野中的现代知识分子像突然发现上帝一样感到震惊，他们毫不犹豫选择了新的政权。巴金的思想发展典型地表明了这个历史性的挫折。他在早期，由于信仰上的分歧，对中国共产党以苏联无产阶级专政为样板的革命方式抱有深深的疑虑。[465]但是到了1940年代，抗战造成的环境变化与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的胜利，使他毅然放弃这种疑虑，真心实意地投入即将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这个选择对巴金这样一个有着独特生活经历与思想经历的知识分子来说不是轻而易举的，他的同一营垒的战友都已离开了大陆，而他留下了，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真诚与勇气，不但为自己选择了一条人生道路，而且还说服其他朋友放下疑虑，参加新国家的建设事业。[466]与当时其他知名度很高的知识分子一样，巴金以他崇高的社会声誉，向新成立的政权献出了一份厚礼。当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作出这样的选择以后，他们与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新建立的政权给以知识分子崇高的敬意、显著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同时物质条件相应也更为优厚，结束了抗战以来知识分子长期处于贫病交迫之中的惨状，这一切都使巴金那样的知识分子真诚地感受到“做一个今天的中国作家是莫大的幸福”[467]。可是这种礼遇之下似乎也潜藏着一种危机：作家不再作为现社会的清醒的批判者与孤立的探索者，转而成为社会的名流，他们应付着各种荣誉性的会议，名字经常出现于报纸刊物，写各种各样表态性、应酬性的文章，个人生活是优厚了，人民生活安宁了，社会在向上发展，歌颂的文学也自然而然地取代了批判暴露的文学，而一种自五四始就在知识分子中间养成了的、以个性为基点的现实战斗精神悄悄地衰弱了。当然这仅仅是问题的一面。事实上，这一代受过五四精神熏陶的知识分子，大都怀有一颗不安定的灵魂，他们在满足了温饱之余，仍然需要更高的精神渴求，需要独立思考，需要为祖国的未来作出新的探索。但是，这种探索精神对潜藏在革命政权中的残存的农民意识来说，却是陌生的。这不能不构成新的冲突。我们从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即开始的，一再把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对立起来，一再把“小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相提并论的理论中就可以隐约地感受到这种危机。本来，面对一个新的时代，任何人都需要改变自己原有的阶级社会中遗留下来的思维模式，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应该思想改造，农民，尤其是农民化了的工人与干部更需要思维改造。在过去的时代里，知识分子多少还接受过一点现代文明的熏陶，而中国的农民在战争、饥荒、苛捐杂税下沉重地埋头于原始方式的劳动，封建意识以及由这种意识所造成的愚昧、落后、奴性、排外、帝王思想等等，远较知识分子更为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这种恶果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无遗）。然而在1949年以后，在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时，有意无意地不是以建立在高度物质文明与人性自由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为参照系，而是以被农民意识改造过了的带有封建色彩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作为参照系。“反胡风”是知识分子第一次大劫，“反右”运动是第二次大劫。正是由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新性格与奴隶意识，才会使极“左”路线在这些运动中步步得逞，才有可能如此疯狂地在“文革”中扫除一切障碍，达到毁灭文化的史无前例的高峰。
巴金在《随想录》中对觉新性格的反省，概括了整整一个时代。他是从自己在1950年代开始逐步放弃了对专制主义的批判与对五四精神传统的捍卫，看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知识分子寻找真理，寻找光明，寻找一种思想与行为的准则，是否意味着一旦找到了以后，就可以停止一切探索性的前进，放心地、或者说安心地，放弃自己的责任，去过那种人云亦云的生活？在新的历史时期，在结束了一场全民族的灾难，一切都又重新走上正轨以后，知识分子的责任与神圣使命又表现在哪里？这才是《随想录》提出的真正震撼人心的问题。知识分子应该自觉地成为社会的批判者与监督者，用现代文明和知识来战胜我们这块土地上的封建意识形态及其赖以生存的落后生产方式，我想，在现阶段仍然应该成为知识分子的神圣天职。
每个人只能对他自己所走的道路负责。巴金的忏悔，也只能是个人的忏悔，任何人都没有必要也没有资格为全民族的错误去承担什么责任，尤其是在一个民族道德沦丧的时代。但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行为又绝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他总是自觉与不自觉地代表了某个社会阶层或社会意识。这样，严厉而真诚的自谴，又必然包含着谴他的成分。自谴是对自己以往行为的忏悔，谴他是对社会上同类行为的攻击。自谴与谴他的结合，是忏悔与攻击的结合，既是思想方法，也是战斗方式。这很使人想起托尔斯泰，那位俄罗斯老爷爷就是在当众捶胸痛哭，诉说着“我卑鄙，我下流，我再也不吃肉”的时候，已经不动声色地剥开了沙俄政权、教会僧侣及新兴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画皮。巴金似乎用的也是这个战术。他忏悔，不断地说自己，尤其是在对自己1950年代以后错误选择的自谴中，无情地揭露这一个极“左”时代的各种畸形物。由于他所关注的中心，始终是作为一个个人在那个民族灾难中应承担的历史责任，这样他就突出了人的地位与人的作用——而他所揭露的那些人正好相反，那些人往往在追究历史责任时先作一番精神上的自杀，在历史进程中完全抹杀了作为个体的人的积极性，他们故意把自己视为无意识的工具，把罪行推给历史去承担，靠作践自己来掩盖丑行。《随想录》的忏悔意义，就在于作家谈了自己，谈了个人的恶行与个人的作用，从一个具体的个人身上去总结历史的教训，从而也在根本上为制止今后再发生类似灾难作出了思想上的启蒙。
可是我不能不指出，巴金在《随想录》里的忏悔，仍然是一种“忏悔的人”的忏悔，并未达到现代层次上的“人的忏悔”，就如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表达的那样。从“忏悔的人”到“人的忏悔”，不在于忏悔范围的广大或程度的加深，它们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忏悔的人”始终是停留在具体的和人的阶级性的层次之上。托尔斯泰笔下的聂赫留朵夫就是通过对诱奸玛丝洛娃这一具体行为的忏悔，达到了“贵族”意识上的某种普遍性，他既有自谴性的忏悔又有谴他性的攻击，但始终没有脱离“忏悔的贵族”这一范畴，与“人”这一大概念并不相通。“人的忏悔”则是表现为二十世纪现代科学成果在人对自身认识范畴中的一种折射，表现为人对自身局限（在文学中往往以“恶行”来表征局限）的深刻理解与感悟，这种忏悔的对象不是个人，它指向个人具体行为背后的人类的某种普遍性。鲁迅笔下的狂人，对于“吃人”这一类野蛮特征的认识，并不是对某一阶段而言的。从“易牙蒸子”到徐锡麟的心肝被清兵所食，从法西斯屠杀犹太人到“文化大革命”中的自相残杀，无不印证了鲁迅这一现代感觉。因此“人的忏悔”是非阶段性的，它是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对人的局限进行忏悔。巴金在年轻时代，就受到俄国民粹派知识分子的影响，具有清醒而深刻的忏悔意识，在他的作品里，经常出现从剥削阶级家庭里走出来的青年革命者决心替上辈人赎罪的想法，这是典型的“忏悔的人”的意识：忏悔的贵族，忏悔的知识分子……《随想录》依然重复了这种意识，尽管巴金在随想中深刻挖掘了个人灵魂深处的隐私，捅到了1950年代以后知识分子中的“觉新性格”与奴隶意识的要害，但是他的种种忏悔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忏悔的指向并不是人类的某种普遍局限。
我曾在一篇文章[468]里提到，“文化大革命”中轮回式的劫难为现代忏悔意识——“人的忏悔”提供了可能性的社会基础，这是指它提供了使人们达到一种对人类自身局限的总体性的认识的可能性，这种总体性的认识一旦形成，必然会超越国界与民族，而不是只停留在阶段性上。就以“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及其自相残杀为例，我以为它在社会心理方面是集中释放了潜藏于人的无意识中的兽性能量，这种兽性能量是每个人都可能具有的：在下层社会、青年人和无知的人身上往往表现为疯狂的破坏欲，而在上层社会、老年人和知识程度比较高的人身上则往往表现为阴毒的忌妒心理和处心积虑的迫害狂，正是这样两种人类最黑暗的兽性心理在“文革”时期民族生命力处于极其枯萎的环境里产生了感应、交合与撞击，以突然爆发的形式冲垮了1950年代就开始衰朽了的理性堤岸，如洪水般地咆哮着席卷社会。人在这种时候感受到一种野兽扑食时的自由与放纵，任何犯罪行为都会成为可能。虽然我们在“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中感悟到这一点，但作为人类的普遍局限（也可以视作一种恶行），它显然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民族所独有的，在世界每一角落都会发生战争、残杀、迫害和法西斯，都可以视作是人类自身兽性能量的集中释放所演化的不同形式。对“文化大革命”中的轮回式的劫难的忏悔，可以是对个人的罪责及其报应的悔悟，也可以由此意识到人在历史狂潮中不可自主的犯罪行为，进而意识到人的悲剧性的局限。这里就有“忏悔的人”与“人的忏悔”之区别。“人的忏悔”也是从具体出发，但它着眼点与指向性都超越具体，达到一种形而上的境界。
正因为《随想录》不是一份单纯的历史反思，它的意义也始终针对着现实。我们可以从这一百五十篇随想中读出一颗灵魂怎样在渐渐觉醒，一种五四精神——现实战斗精神和个性的自觉精神——怎样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渐渐恢复了生命力。这也许是艰难的，即使对巴金这样的德高望重的老作家来说也一样。我们从他的随想中可以不断读到关于冷风、噩梦的征象，即可以体会到老人的心境与处境。他关心着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仅在《随想录》里提到的，就有《伤痕》《人到中年》《假如我是真的》《方舟》《真真假假》《小街》《望乡》等等一系列有争议的作品，至于提到的文学思想争论就更多，从“伤痕文学”到“骗子问题”，从“歌德”与“缺德”的讨论到西方现代派的引进，他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支持了新时期文学的探索。尽管这些文学争论中探索性的思想都是最先由别人提出的，可是老人以他巨大的社会声望支持了这些探索，这对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不能不发生积极而重大的作用。
这种艰难性也许更在人的内心深处。既然《随想录》揭示了五四精神的渐渐恢复与发扬的过程，它就不能不同时展示出作家本人的心灵变化：心有余悸与义无反顾的交替消长。这种烙印也为后人留下了一道当代思想文化的阴影。虽然《随想录》的基本主题在八年前就已决定，但在写作过程中，作家思想的深刻性、尖锐性与“文革”后中国的政治生活日益宽松的局面成正比地发展。就以巴金关于胡风问题的思考为例。其实早在1981年胡风冤案初步平反不久，巴金就开始反省这一事件；[469]而真正促使他动笔写《怀念胡风》的，则是在一年前（即1985年，胡风刚去世而胡风冤案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时候）；而完成并发表《怀念胡风》，已经是胡风追悼会公开举行，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彻底平反的1986年了。[470]这里当然还掺杂着各种客观上的原因，同时也未尝不反映出当代政治生活在作家心灵中造成的影响。但是，巴金最终还是摆脱了这种影响，在《随想录》的最后几篇里，火山爆发式的社会激情又重新从他的笔底下喷射出来。《“文革”博物馆》《二十年前》等篇章中，老人真正敞开了心胸，义无反顾，大声疾呼，以超前性的社会抨击完成了五四人格的再塑造。
然而，我读完《随想录》后仍然有一丝不满足存于胸中：我不无遗憾地获知老人已经宣布“从此搁笔”了，这也许对老人来说是完全必要，也是应该的。可是对读者，对文坛来说，《随想录》里时隐时现的阴影仍然在疑惑着我们。[471]我仿佛又记起几年前一位人民艺术家在弥留之际说出了真正肺腑之言以后，所加的一句令人心寒的话：“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472]
这，又是为什么呢？
（初刊《上海文论》1987年第1期）
2011年3月26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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