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再思录》读后

    巴金老人曾用整整八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部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书成以后，老人真诚地宣布向读者告别，他将搁笔小憩。这一年是1986年。老人八十二岁。转眼又是八年过去了，老人迈进了九十大寿。但在这后八年中，老人并没有放下他手中的笔，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对人类炽热的爱，驱使他一如既往地辛勤笔耕，他一边编校了自己的著作全集和译文全集，写出一篇篇总结自己创作道路的代跋；一边又在与衰老和疾病的抗争中写出了一系列感人至深的短文，或怀念故友，或抒发暮年之志……在“没有神”的宣言之下，一个无畏的无神论者继续着自己的“再思”。

    写《再思录》是巴金老人继《随想录》完成后的又一心愿。他在1993年的一篇文章中说过：“《随想录》是我最后的著作，是解释自己，解剖自己的书，但这也只是刚刚开始，本来还想写《再思录》，却没有办法。‘来日无多’了。”经过几年的努力，《再思录》竟奇迹般地完成了。它收入了老人在《随想录》完成以后写作的各类散文、书信和讲话，包括《怀念从文》《怀念二叔》《没有神》等名篇，为读者了解和研究作家的晚年思想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随想录》阐明的基本思想，是做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讲真话，尤其是统治者掌握了话语解释权以后，知识分子思想所依据的材料都被搞得混乱不清，讲真话就是提倡一种凭个人的独立思考和人性深处体现出来的正义感对世界现象作出判断。它意味着不媚上、不媚俗、不随大流，意味着知识分子不再拥有所谓“真理”的专利，只是凭良心说话，个人做事个人承担。这是老人经过几十年惨痛教训“悟”出来的一条人生座右铭，知识分子如果能做到“讲真话”，也就是告别了为“圣贤”立言、做权力的传声筒的境地，向大写的“人”开始迈出了第一步。正因为这一做人原则击中要害，挖掘到四十年来知识分子悲剧的根源所在，所以它遭到一些靠学舌为生的人的忌恨。1991年，有人发表文章，说什么“真话不等于真理”，将污水泼向老人的“讲真话”原则。本来，巴金老人一生都在政治风浪里穿行，他十分懂得在政治逆境下应该怎样保持沉默，怎样进行反击，自从《随想录》发表以来，他周围的冷风暗箭从未停止过，他早已习惯了，常常以轻蔑的沉默来对付。可是这一次，他再也沉默不下去了，那年夏天在四川成都举行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老人对这类活动向来是不闻不问，也不参与的，可是这一次，他认真地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他重申了自己一贯的原则：“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我要是发现错误，可以改正。我不坚持错误，骗人骗己。”[473]我没有去参加那一次会议，无法想象会上中外代表听到老人的声音时，会生出什么想法，当我在上海从报纸上读到这封信时，心被震住了。尽管老人这些话说得极平常，而且以前在《随想录》里也多次说过相类似的话，但在这个特定的背景下老人重申“讲真话”的原则，尤其是用自己过去的教训提醒某些人：不要再讲那些连自己也不相信、昧着良心骗己骗人的话，这需要何等清醒的意志！当然，真话并不是真理，但是“一个人要讲真话”这本身就是真理，尤其是当人类最基本的是非原则遭到权力的粗暴践踏的时候。那封信的最后一段话说得最为沉痛：“因为病，我的确服老了，现在我行动更不便，写字很吃力，精力体力都在不断地衰退，以后我很难发表作品了。但是我不甘心沉默。我最后还是要用行动来证明我所写的和我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一句话，我要用行动来补写我用笔没有写出来的一切。”[474]我读着这样的文字，心一直往下沉，本来真的以为《随想录》可能是老人最后一部著作。这“最后一部”的意思不是说他以后不写文章，而是指老人的思想境界，已经达到了最为饱和的状态，以后可能会延续若干时期，但不会再爆发出新的突破。但从这封短短的信中，我突然感觉到我错了，老人思想中所潜在的能量还远远没有燃烧完，他的整个思想感情仍然处于一个火山的沉默状态，如果有了外界环境的刺激，完全可能有新的发展。大约从这时候起，我开始格外关注老人发表的零星文字，希望老人在《随想录》以后，能产生名副其实的“再思”。所以，当后来从老人的文章里看到他有写《再思录》的念头，真是欣喜若狂，我急切地盼望一部新书的诞生。

    老人在那封信中所说的“行动”，不是气话，而是真正的行动。在以后的几年里，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编校二十六卷本《巴金全集》和十卷本《巴金译文全集》。在编全集过程中，他一本一本地看校样，回忆往事，写出一篇篇代跋和回忆。这些文章里，老人不但真实回顾了自己一生的创作道路、思想道路以及人生道路的矛盾心理，同时也说出了一些在《随想录》时期还没有完全说出的真实思想。譬如关于《爱情的三部曲》，这是一部描写他的无政府主义战友们生活、战斗的作品，一部乌托邦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可以说最真实地体现了中国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心灵世界、战斗生活和道德理想。如果在以后几个世纪里，人们要研究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它将是少数几种用文学形式留下的见证。1930年代，巴金一再说过，这部作品是他最喜爱的著作，因为他在其中寄予了太多的理想、友爱和记忆。可是这么一本重要的书，1950年代以后被批判为“上无领导，下无群众”，是“歪曲了革命斗争”（这种大批判逻辑典型地反映了权力话语的特点）。巴金也噤若寒蝉，不再吭一声辩护。1958年编《巴金文集》时，他写下《谈自己的创作》，1979年以后他又写下《创作回忆录》，都回避了关于这部代表作的回忆。我曾猜想，老人是不愿用假话或者违心的检讨语言去涂抹这段个人生命旅程里的宝贵经历，或者说，他还找不到一种既被现实环境认可，又能不歪曲历史和他的战友的语言，来解释这本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说，到了《随想录》的最后几篇里，他第一次回忆了无政府主义者叶非英，似乎开始触及这个话题。在以后的文字里，他陆续写了《关于克刚》《怀念卫惠林》等，描写了他当年的无政府主义战友。尤其是在《爱情的三部曲》的“代跋”里，他清楚地表述了他对昔日战友的看法：“我所写的只是有理想的人，不是革命者。他们并不空谈理想，不用理想打扮自己，也不把理想强加给别人。他们忠于理想，不停止地追求理想，忠诚地、不声不响地生活下去，追求下去。他们身上始终保留着那个发光的东西……”写到最后，他深情地宣布：“可能这是我最后一次翻看《自白》（指《〈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引者）了，那么让我掏出心来，作个明确的解释：‘一直到最后我并没有失去我对生活的信仰，对人民的信仰。’”[475]老人不但找到了“理想主义者”一词来形容他的无政府主义信仰，而且重申了这种信仰。先不谈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概念如何，且举“理想主义”这个词，在今天这个拜金主义成风的世界上，在人们心中会产生怎样的力量，是可想而知的。

    还有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是《怀念二叔》，在之前关于封建大家庭的回忆里，巴金总是以批判的眼光去描绘它。这在1930年代不失为一种战斗的方式：作家把自己的家庭典型化，描绘成封建专制的黑暗王国，以攻击家庭的方式，寄托了对封建专制社会的批判。但在这样的批判中，读者、研究者，甚至作家自己，往往弄假成真，混淆了真实的家庭状况和文本里的“家”之间的区别。老人这次在《怀念二叔》里还了他的长辈们的真面目，如实地写出了这位第一代留日学生、成都城里有名的大律师，对作家幼年人格的成长产生的重要影响。这篇散文是老人晚年难得的几篇抒情性的文字，他感情饱满地写了自己的梦，写了关于二叔的细节，进而又写到《席方平》和《左传》里体现出来的中国人铮铮铁骨的“讲真话”精神。要说“战斗”，老人的二十六卷皇皇巨著是装备良好的精锐部队，而《再思录》里的短文，则是灵活机动的小分队，老人用文字布下了一个“八阵图”。

    继《巴金全集》后，老人又开始编辑他的十卷本《译文全集》，这是他的生命余晖中又一项加紧做的重要工作。译文的编辑和出版，比编创作全集更加困难。除了几部俄国文学作品外，老人大部分的译著都没有再版过，收集起来已属不易，何况还有大量的校译工作。这对一个九十高龄的老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艰巨。但巴金老人却异常认真地看待这项工作，他仍然把它看作是自己的战斗，是实现他人格理想的一个重要步骤。1994年5月，他写出了译文全集的总序，再一次应和了他在1991年发出的声音：“有人听见‘讲真话’就头痛，其实我讲真话，总是从自己做起。我有声音，就不会沉默。声音哑了，我还会使用颤抖得厉害的手。到了既不能说又不能写的时候，我还可以借用过去积累的那些东西，我说它们是我捡来的武器，我曾经用来战斗了一生。”[476]为了校阅译文全集，他劳累过度，造成压缩性骨折，痛苦万分地住进了医院。真可以说，巴老为了实践自己的诺言而战斗了一生。

    老人用八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再思录》，艰难万分地把自己的思想又往前挪了一步，虽然是小小的移动，但“行百里者半九十”，在九十岁老人的生命道路中，哪怕是往前挪动一点点，也会发生山摇地动的威力。这种人类精神世界的纯金，会在以后的阅读者和研究者手里，慢慢地发出光芒来。为了支持我主编和策划的“火凤凰文库”，老人同意将这本新著作为文库的第一本书。当时老人正在医院里与病痛作艰苦的斗争，因为不堪疾病，他几乎想要“安乐死”，可是就在这样的时候，他还口述一篇洋溢着生命欢乐的短序，感人至深地抒发了高贵的人生理想。他从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里感受到生的力量，并向世人宣布：“我再说一次，这并不是最后的话。我相信，我还有机会拿起笔。”

    当《再思录》的样书送到老人的手里时，老人欣慰地说：“我还要写下去，出一本《三思录》。”九十高寿后的三思，我们真诚地期待着！

    （初刊《书屋》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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