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以家庭影射社会的杰作

    今天我们来读巴金的一部代表作：《家》。在确定这个题目的时候，很多朋友对我说：《家》，大家已经太熟悉了，你是不是挑一部大家不熟悉的来谈。但是我想了一下，还是选了《家》，不是偷懒，而是因为我对文学研究有一个观念，就是在文学史上被称为经典的文学作品，是需要一代代人去阅读、去理解的。比如我们今天说《诗经》是经典，《离骚》是经典，李白杜甫的诗是经典，《红楼梦》《水浒传》是经典，就是因为几百年以来，一代代的人都在阅读，每一代人在阅读过程中都结合了自己时代的思想来重新阐释。如果一个作品经得起一代代的阐释，那才叫经典。如果它在一个时代非常轰动，很受大家欢迎；可是过了这个时代，大家就把它忘了，这样的作品就不是经典，而是畅销书或流行书。

    在文学史上，巴老的《家》是公认的经典，是他的代表作。这个作品的创作距今已七十多年的时间。今天的很多读者都以为这部作品所描写的故事离我们太远了，认为已经过时了。这个话，过去巴老自己也说过。“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家》，巴老在“后记”中说：《家》是反对封建主义的，现在已经进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让读者忘记这些故事可能更好一点。我认为巴老的“后记”很典型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人的思维方式。他们认为这个小说是反封建的，那么中国社会就一定要有个封建给它反，这样，小说才有意义。如果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了，这部小说就没有意义，就过时了。但也可能是巴老对自己的创作持比较谦虚的态度。实际上我在想，《红楼梦》呢？《水浒传》呢？《水浒》讲强盗造反的故事，总不能说今天有强盗造反才去读这本书啊？

    那么，现在再来读《家》这部文学史上的名著，我们该怎么来理解这部作品？怎么使这部作品的意义、内涵和今天的生活、社会心理以及人们所关注的问题连接、沟通起来？如果能够达到这种沟通，那么这部作品就仍然有意义。

    巴金的《家》最早在报纸上连载的时候，书名是《激流》，后来出书的时候，“激流”则成了“三部曲”的名字。显而易见，在创作中“激流”是作者一再要表达的重要主题。什么叫激流？江水从上到下奔腾而来，那样气势磅礴的冲击力就是激流。在《激流三部曲》中，我们可以把这股冲击力看成青春的象征，这是《家》最主要的东西。如果阅读《家》看不出这种强烈的激流精神，那么《家》的意义就没有被充分解读出来。以往，我们阅读和阐释现代文学作品，所有的作品都用反帝反封建来涵盖，因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题是反帝反封建，大家就觉得反封建最可以解释五四新文学作品。但我曾有过一个疑惑，那就是，我发现巴老在解放以前讲《家》《春》《秋》的时候，尤其是《家》的时候，他并没有用过“反封建”这个词。反封建是在1950年代后，由于我们国家把革命定义成反帝反封建，大家才用它去阐释巴金的作品。我注意到，巴金最早谈到《家》，用词最尖锐一次是“我在揭露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罪恶”，我觉得这是他用政治词汇用得最尖锐的一次，当时我心里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巴老讲的是资产阶级家庭？

    后来我有点理解了，一是对这个社会性质的认识问题，一是对家庭特征的认识问题。当巴老提出资产阶级家庭的时候，是把这个概念和他当时的社会理想，和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在那个年代（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性质是什么，当时大家是说不清楚的。1930年代以后，左翼阵容才开始提出讨论中国性质的问题，对中国究竟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产生了争论。巴金的《家》出现在社会性质论战之前，当时对中国社会没有一个固定的、明确的、权威的解释。中国在推翻了满清王朝进入民主共和的民国时代，社会属于什么性质？在当时不像我们今天有个统一的说法。而巴老从无政府主义社会观念的解释出发，他很清楚当时是资产阶级时代，同时也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这样理解过程中，巴金始终把资产阶级社会跟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专制结合在一起，跟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等概念放在一个系统上，所以早年当巴金提出资产阶级家庭时，他脑中是没有反封建这个概念的。其实当时人们（包括读者和作者）脑中是没有我们今天这么明确、这么认可的“封建家庭”概念的。他其实就是写了一个家庭专制。为什么要写家庭专制？实际上是有影射的，是用“家”这个空间来象征整个社会。在巴老看来，当时的社会是个资产阶级的独裁社会。1930年代国民党刚刚统治了中国，建立了一个统一的最高权力机构，当时国民党一直在推行独裁政策，进行思想文化控制，巴老就是要反对当时的资产阶级专制社会。所以他在解释《家》的时候，表现“家”的时候，并没有今天这么清楚说的所谓的“封建家庭”。说句老实话，我们今天也不知道封建家庭是什么。我们只知道家长专制：一个家长做主，儿女婚姻不自由。我们通常把这样的东西概括成封建家庭，但我认为巴老当时写《家》，不完全是为了批判家庭这个主题，他是以家庭为象征物来影射攻击当时的社会。

    那么，巴老为什么要以家庭影射社会？这与巴老特殊的创作背景有关。巴老在走上创作道路以前，不过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青年”，他并不想当作家，巴老早期是个社会革命家，是从事社会运动的。他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理想——无政府理想，即人类走向平等与打碎一切国家机器，走向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他当时抱着这个理想到法国去读经济学。巴老给我的印象一直是个沉默寡言的老人，沉默寡言的人心里的感情很丰富，对生活中一系列的事情都有非常强烈的反应，可是他嘴巴讲不出来，只好通过文字写出来，所以巴老一直说他创作是因为他心里有感情要倾吐、有爱憎要发泄。比如在法国，他参与营救萨珂和凡宰特两个无政府主义者，但没有成功，他眼睁睁地看着他所崇敬的人被杀害。这个消息传来后，巴金内心的愤怒和悲伤，他所有想表达的感情都表达不出来，这个时候他就在一本练习本上胡乱地写下一些不成形的片断。这根本不像一个小说家在写小说，而像个导演在拍电影，他脑中先浮现出各种各样的镜头，然后把镜头串起来，最后修订成一部小说，这就是《灭亡》。他写一个青年人，因为不满这个世界，感情上又受到刺激，生了肺病，遭受病魔折磨，很痛苦，也很憎恨这个社会。后来实在忍受不了社会对他的刺激，就走上了恐怖主义的道路。暗杀也没有成功，他就牺牲了。写完小说，巴金就在前面写了一句“献给我亲爱的哥哥”。后来他把这本书寄回来准备自费印一本小册子给他哥哥看，什么意思呢？这个恐怖的故事就是要告诉他哥哥，时代是多么的黑暗，我们年轻人受到的刺激是多么的深，我已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不会再回来了。可是稿子寄到上海以后，交给一个在开明书店做编辑的朋友准备自费印刷，而那位朋友把稿子送给当时的知名作家叶圣陶先生看，叶当时在主编《小说月报》，就把它放在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文学期刊《小说月报》上连载。当《灭亡》发表的时候，巴金已经从法国回国。那是他第一次用“巴金”这个笔名发表小说，他自己也没在意，而当他回来时，“巴金”已经成了人人皆知的文坛新人。

    巴金回国后的第一年还在从事无政府主义宣传工作。到了第二年，这种政治工作已经完全失败了。这些人都充满理想，但也知道自己的政治理想已经不能实现。所以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就把自己的理想转化成另外的工作，在福建泉州有的办学校，有的办报纸，有的搞工会，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巴金回国以后本来是满腔热情想继续从事无政府主义运动，可到了1930年代，他发现昔日的同志都散掉了，他没有了战场，也没有了阵地。他就把这痛苦悲愤的感情完全转移到写作上去。他说1930年7月的一个晚上，他突然听到耳边有一片哭声，然后他就醒来了，醒过来就觉得像有什么人控制了他一样，他拿起笔来就写了篇小说。这个小说是短篇《洛伯尔先生》。他写完这篇小说，丢开笔，推开门，走到天井，看到天上一片彩霞，麻雀都在树上叫。他感到非常欢乐。从那天开始，巴金整个心绪都转变了。他把这件事郑重其事地写在回忆录里。在这之前，巴金实际上是个社会活动家。可是从那年以后，他原来从事的活动基本上不搞了，而成了知名作家。

    1930年7月到1931年底，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他写了一个长篇，两个中篇，一本短篇小说集，还有散文、翻译等，其间，还两次到福建去旅游。当时，他差不多每天都在写作，写完一部作品他去旅游，旅途中也在写作，回来就有一本旅游散文集叫《旅途随笔》。实际上也不是旅游，他是去找昔日的朋友，他当年的战友。他两次到广东、福建，他去看了很多他的朋友。可是最后他发现那儿不是他事业发展的地方。因为巴金不喜欢说话，不喜欢说话的人是不能做教师的，所以他去了几次，到学校看看，他很佩服那些在泉州教书的人，可是最后他自己还是回来了。因为他的理想不在这里。回来以后，他连续写了好几部作品，包括《新生》《死去的太阳》以及《爱情的三部曲》的第一部《雾》等，这些作品都是写如何战斗，如何反抗，如何搞革命。但这样的作品在那个时代，是被禁止的。到1933年前后，巴金的新作品几乎都遭到查禁或者删改。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巴金当时写《家》是改变了策略。这部作品的写作和其他作品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其他都是全篇写好，发在杂志上；但《家》是一部连载小说，连载的报纸不是政治性的，也不是知识分子精英的，而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小市民报纸。写连载小说，过去是鸳鸯蝴蝶派的做法。张恨水等人都是这样一段段地写，写哥哥妹妹、妹妹哥哥的。而巴金这样一个写革命、写暴动、写暗杀的人，叫他这样写，他肯定要表达另外一种内容。

    《家》的产生还与巴金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有关。他在写完《灭亡》成功以后，当时有很多人都对他说，他可以把这部小说再扩大写续篇。巴金自己当时读了法国作家左拉的系列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这组小说每卷写那个时代的一个领域，比如《土地》，就是写当时法国农村的事；《萌芽》，写的就是当时法国矿山矿工的事；《小酒店》，讲的就是普通市民的故事；《娜娜》写交际花的故事等等。二十部长篇，题材各不一样，主人公都是一个家族里的，父亲的几个儿子孙子，但每个人代表一个领域，最后写了二十本，写了二十多年。这组小说对巴金的影响非常大。他对左拉非常崇拜，他后来的很多写作都受左拉影响。当时他也想模仿左拉把自己的《灭亡》写成一个多卷本的故事。他计划写五本：《春梦》《一生》《灭亡》《新生》《黎明》。前两本准备写杜大心的父母及家庭的故事，第三本写杜大心之死，第四本写杜的同事怎么前赴后继地革命，第五本写理想，写革命成功以后的故事。《春梦》写杜大心家庭的故事，巴金主要取材于自己家族的故事。当时他把这个理想和他大哥说起，得到了他大哥的热情支持。在他哥哥的鼓励下，巴金写了《春梦》的一些片段，但是《春梦》没有写完，后来他就把这个故事并在另外一部小说《死去的太阳》里面，还有一部分就划到《家》里面去了，《家》里最激动人心的场景，即瑞珏被赶到郊外生孩子而去世的片段，就来自《春梦》。1931年，因为有个朋友请他在《时报》上写连载故事，他又把《春梦》里的片段拿出来加以修改，如果不是他的大哥去世，《家》可能是另外一副面目。因为小说写到第六章时觉新才出现，前面五章都没有写到他大哥。前面五章写的是觉慧和他的二哥觉民、觉民的女朋友琴，还有个小丫鬟鸣凤，前五章都是写这些故事。可是就在巴金写完第六章《做大哥的人》，收到了他大哥自杀的电报，而且这一天正好也是《家》（最初题目叫《激流》）开始在报纸上正式连载。大哥的死讯传来，巴金非常难过，本来他写这部小说是要给他大哥看的，大哥现在却看不到了。反过来，他本来不想写自己家庭，或有顾虑怕得罪人，现在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因为他和他的家庭的唯一联系纽带大哥也去世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是一个出发点，对于大哥的怀念和悲痛使他把自己从无政府主义战场上退败下来的全部积怨都激发出来了，把这个家庭变成了抨击的目标。在小说里我们看到他对这个家庭满怀仇恨，充满了攻击性的情绪。

    我觉得这种情绪和当时他的特定环境有关。巴金自己的家族是一个大家族。爷爷传下来有几房，巴金的父亲过早去世，巴金和他哥哥都是小辈，与叔叔辈的其他各房之间的矛盾肯定是很大的。受制于长辈的欺负，对于小孩来说特别敏感，特别容易感受世态炎凉，看到这个家庭无情无义，所以我觉得巴金年轻的时候是带着这样一种情绪看待这个家庭的，但是更重要的不是这个，而是刚才我所说的一系列过程。巴金写《家》的时候刚从政治战场上退下来，是在政治活动中失败的角色。一个充满着理想主义的人在政治上却无所作为，这样的人回到写作岗位上其实是不安心的。可是虽然他不安心，却偏偏在写作上很有成就。他想做的事情却偏偏不让他做，他的失败痛苦都灌输在这个作品里面，这个作品就有股特有的味道，是其他作家所没有的。大家一样写革命，可是别人在写的时候是怀着一种战斗激情，而对于巴金来说，底蕴却是一种孤独，一种失败感，一种凄凉。这是巴金非常独特的魅力。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是个作家，所以对于巴金的作品，你不能讨论写得好不好，写得优美不优美，文学价值高不高，他根本就不追求这些东西。他从心底里不追求。巴金在文坛上是非常独特的作家，他与其他以文学为生、以文字为生、以语言为生的作家是完全不一样的。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失败者，巴金以他最大的愤怒批判、抨击这个社会。可是这个黑暗的专制社会，不允许他那么赤裸裸地、直接地去攻击。他改变了方式，他以公开攻击自己的家庭为旗号为幌子来表达他对社会的攻击。这是他对社会的基本策略。这不是他发明的，是托尔斯泰发明的，他是从托尔斯泰那儿学来的。即如果我要批评你，我就不说你，我说我自己。我在忏悔我的家庭，我的家庭是有罪的，是个专制的家庭，我要攻击它批判它。你国民党再腐败专制，我骂自己的爷爷总可以吧？他用这种自我暴露自我忏悔的方式来达到对社会的深刻批判。所以说“反封建”都是后来加上的，他的基本主题是攻击当时的社会专制和文化专制。这是《家》的核心。不让年轻人、底层的人有一点自由，扼杀了他们的生命，扼杀了他们的青春，这是有罪的。至于这样的家庭性质是封建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我认为根本不重要。

    二、高老太爷：社会专制的象征

    批判专制强权，是《家》的基本宗旨。只要社会上依然存在着专制与强权，《家》的批判力量就永远存在。我觉得《家》的这个目标是非常清楚的。

    这个目标是通过对高老太爷——整个故事的核心，《家》里的最高统治者——的塑造来实现的。高老太爷的原型是巴金的祖父。我在写《巴金传》时作过认真的对照，我对照过巴金的祖父和小说中高老太爷的形象，就发现巴金的祖父并不像巴金自己所说的，也不像《家》里面高老太爷那种人，他是故意把高老太爷描绘得非常专制，非常独裁。实际上，巴金的家庭并不是像他所写的所谓封建家庭那么专制。为什么？第一，首先从大的政治上、文化上看，巴金的祖父是个非常开明非常有眼光的人。那时大约在晚清，还是个西方影响很少的清皇朝时期，他有几个儿子，老大就是巴金的父亲，曾做过县官；老二死了，老三老四都被送到日本去学习法律，巴金的两个叔叔都是律师。在四川那么封闭的地方的一个土财主，能够想到把儿子送到日本去读书，首先就是了不起的事。如果当时没有世界性的眼光，没有看到世界潮流的话，土地主整天在那儿花天酒地，怎么会想到把儿子送到日本去读书？那毕竟还是个做官为主的科举时代。而且到日本学的不是其他，而是法律。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文明的最重要的一部分。从这里可以看到巴金祖父的眼光一点都不落后，一点不保守，不是那种拖着小辫子，整天只知道打麻将娶姨太太的。第二，看他的几个孙子：巴金的大哥，是因为父亲早死，要他回来做生意，继承家业，这无可厚非；巴金和他的三哥都是在成都外国语专科学校读的外文，而不是四书五经等传统学问。因为他祖父听说，会外文才能在邮电局工作，当时是铁饭碗，是不会失业的。从对子孙的这些安排上，可以看出这个家庭实际上是非常开明的，不是封建保守的。

    从这里反过来看《家》里的那个家。因为巴金是以这个为社会象征（以高家为专制社会象征）来攻击社会，所以把高老太爷当作封建专制的典型来描写。其实在《家》里面，巴金写的并不是高老太爷本人的什么问题，而是这个专制体制。巴金始终认为造成这个社会罪恶的是这个体制，这个制度，而这个制度已经形成了一个专制权力至高无上的可怕结果。举《家》里面最重要的故事为例：有三个女子即鸣凤、梅和瑞珏，在故事里都死了。她们的死，从表面上看都和高老太爷有关系。鸣凤是因为高老太爷把她送给了冯乐山做妾，而她不愿意，就自杀了，因为她喜欢觉慧；梅的悲剧是因为高老太爷想抱重孙，高觉新的父亲就用抓阄的方法很随便地使觉新和瑞珏结婚，而牺牲了梅的爱情生活，以致梅的婚姻不幸福，备受煎熬而死；瑞珏的死更惨，也更有意味。鸣凤是个丫鬟，那个时候本来就不被当人看待；梅虽然是个小姐，但女孩子还是个弱者（我们今天所说的弱势群体）；可瑞珏不是弱者，是这个家庭的长孙媳妇，是当家的，就是《红楼梦》里王熙凤的位置，她还是他们高家第四代的母亲（海臣当时是他们家唯一的第四代），在高家应是有很高很重要的地位，她是这个家里管家掌家的人。可是这么一个贤惠宽容近乎完美的人，还是敌不过已经死去的高老太爷。因为当时高老太爷已经死了，瑞珏又怀了孕，陈姨太就说如果在这个地方生孩子的话，就会冲犯尸体，有什么血光之灾。所以一定要把瑞珏送到乡下去生孩子，瑞珏的一条命也就没了。其实这里很深刻。一个在家里占着类似王熙凤的位置的女性，因为老太爷死了，就被赶出门去生孩子，一个活生生的人还抵不过一个死了的老太爷。从表面上看，这三个女性的死都和高老太爷有关，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这样的关联好像在证明高老太爷是个十恶不赦的专制魔王，他无论死活都要把人逼死，巴金通过这三个不同层面的故事来证明这个封建家庭的可怕，高老太爷的可怕。可是你再想一想，仔细阅读这个文本，会发现这三件事情没有一件是高老太爷应该负责的。比如说鸣凤的事情。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好像是地主阶级迫害丫鬟，把她当牲口当礼物一样送人做妾。可如果还原到那个时代，一个丫鬟的出路不就是做妾吗？她除了做妾还能做什么？那个时代所有大家庭里的丫鬟，她们的最高理想就是做妾。扶正也不大可能，都是姨太太，只是你嫁的男人好不好，可靠不可靠，而不存在迫害的问题。我们从今天来看，这个事是不公正的，是对女性的人格污辱。可是在那个时代，我们看《红楼梦》里的晴雯、袭人不都是主人的妾吗？只是方式不一样而已。当然，我们从小说叙事里知道冯老太爷是个坏蛋，但那时高老太爷怎么知道他是个坏蛋呢？他们是朋友，又是知书达理的人家。所以鸣凤的死不是因为把她嫁给冯，而是因为她有了爱的需求，她心里已经有了爱，爱了觉慧而得不到自己的爱人，这才是她死的原因。反过来，她爱上了觉慧是否就一定能得到觉慧，就一定能嫁给觉慧？我们从小说里面看，从头到尾，至少我没看出觉慧哪里也爱着鸣凤。他对鸣凤完全是小孩子和小孩子之间很亲切的感觉。小说一开始觉慧就和她开玩笑，拦住路不让她走啊等等。小说里有一段写得很有意思。鸣凤那天晚上去找觉慧，觉慧不理她。为什么不理她，因为觉慧怕她影响了自己写革命文章。这是很说不通的：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鸣凤只要把窗户打开，和他说一句话就行了。可是话剧《家》里面有个片段，觉慧在里面写文章，鸣凤在外面跳湖：这个故事只能在舞台上这么做。如果还原到现实生活中去，很难说得通。鸣凤已经把窗户打开了，和三少爷说话了，三少爷也和她说话了：“你有事明天再来找我，我今天要写文章太忙了。”那个时候，只要鸣凤一开口就可以把那件事说出来了。她既然那么爱三少爷，为什么在这关键时刻不说出来呢？这里有个过程。如果干脆写鸣凤跳河那天觉慧不在，那还讲得通。但是觉慧在家里，只隔了一层纸，鸣凤在窗外，就是不告诉他，最后她跳河了，这是很戏剧化的剧情，不是日常生活。我想，巴金写到这个地方，作为一个作家，他是有错觉的，实际上他心里是有个底线：觉慧从来就没有爱过鸣凤。如果觉慧是爱鸣凤的，那么他应该在鸣凤死了以后就离开这个家庭，或者和家里大吵大闹，至少他要大病一场，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他到头来还是个小孩。我的理解是觉慧对鸣凤只是一个少爷对丫鬟的爱护，觉慧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是人与人平等，应该互相友好爱护。但鸣凤对觉慧是有爱情的。一个小丫鬟被主人宠爱了，她会产生爱情，而且这种爱情使得她把三少爷看成唯一的依靠。但在关键时候，她发现三少爷根本不能保护她，甚至自己还是个小毛孩，什么都不能保护她的时候，她只好跳湖。所以我觉得，从故事的层面来看，鸣凤的死是因为高老太爷把她送给冯作妾，她不愿意去，她自杀了；但是从心理层面上看，是因为鸣凤爱上了三少爷，但这种爱很绝望，这种绝望就是她发现三少爷并没有意识到爱，也没意识到鸣凤在爱他，所以她的爱是很绝望，很孤独的。我们仔细看《家》里，觉慧对两个嫂子都有感情。对琴（觉民的女朋友）他一直在和她开玩笑，一直在打情骂俏；对大嫂，他心里有一种潜在的情感，一直有爱慕之心。所以大嫂的死导致他离家出走。这个完全成立。一个小孩子，从小父母死了，没有母爱，他把心里对女性的爱和渴望转移到了大嫂身上，这个很正常。小说里面，觉慧对鸣凤的感情完全是对小朋友的感情。两个年龄差不多的人整天在一起开玩笑，“欺负”她（没有恶意的欺负），青梅竹马的感觉，不是爱的感觉。很多人把《家》改编成戏的时候，强调了他们俩的感情，强调必然导致另外的问题：过分强调了这两个人的感情，就不能解释鸣凤的自杀对觉慧的心里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小说里没有讲到这些问题。因为作家不认为觉慧是爱鸣凤的。我做这样的解读，目的是想讲，鸣凤的死和高老太爷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当然也有关系；但是这个关系还不至于导致鸣凤去自杀。在高家的主人里，如他们的继母周氏，还和鸣凤说冯家是个好人家，很有钱，从主人的眼光看去这是件好事。瑞珏的事更是这样。因为高老太爷已经死了，死了就不能为以后的事负责。所以在《家》的故事里，高老太爷是个坏人，是个封建家庭的家长，可是在整个悲剧里面，他直接能够负责的事很少。他直接构成破坏的，是觉慧要出去游行，遭到他阻止，这是一件。还有当时他要觉民和冯乐山的孙女结婚，没结成逃掉了，这件事给高老太爷很大的打击。但这两件事无论如何都构不成封建家长罪恶的证据。那么这个家庭的罪恶是什么？

    我认为这整个“家”里是没有敌人的，敌人就是“家”的制度。这个制度就是影射社会的强权制度。由于强权专制和独裁，不是由个人来负责，这个制度的存在才造成了无数人的牺牲。而且导致悲剧的这些人，可能也不是坏人。比如导致鸣凤死的高老太爷、周氏，包括把瑞珏送到乡下去的陈姨太，高克明等等。不是说某个人是坏人干了坏事，而是这些坏事在当时的制度下，必然会发生的。如果一个制度好，是民主的而不是专制的，一个坏人想做坏事也做不了。克安、克定等最多就是吊儿郎当败家子，但你说他们这些人天生就是坏人？也不是的。他们只是依附在这个坏的体制下面干的事。社会也是这样，如果这个社会清明，那么即使是坏人，他的作用也是个别的，他不能导致一个很大的坏事。但如果这个社会制度不好，如“文化大革命”暴乱的时候，任何一个好人都会变坏，都会去参加批斗别人、迫害别人的坏事。不一定说某个人是坏的，而是这个体制造成的。这个社会制度造成人人都可能会变坏，人人都可能有血债。巴金在那个时代写的《家》所阐释的道理，一直到后来，总能引起人们不断的反思。这是我对《家》的第一个解读。

    三、觉新：家族制度中的矛盾人物

    第二个解读是关于觉新。觉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典型，是涵盖量非常大的典型性格。我们的文学史上，写英雄的很多，写懦夫的很少，要描写也是通常从鞭笞坏人出发的。而像巴金这样把一个懦夫、一个软弱的人当作艺术典型反反复复写进三大卷小说的，并不多。其实第一卷《家》里的主角还不完全是觉新，它的真正主角应该是觉慧，但是《春》和《秋》的主人公就是觉新。特别是《秋》，主人公完全是觉新了。这里巴金也是有个转变过程。我们刚才说巴金本来想写五卷，第三本是《灭亡》，第四本是《新生》，第五本是《黎明》，最后一本书是巴金一直想写而没有写出来的。一直到1958年，巴金还把它作为创作计划报到上海作协，说他还要写长篇小说，是《家》《春》《秋》的续篇，叫《群》，就是《黎明》，他要写一个理想的社会，想写觉慧走出家庭的故事。我的理解是当时《家》写完，这个“激流”的名字应该是指高觉慧，而不是高觉新。高觉新是没有激流的，这个人的青春早就没有了，暮气沉沉的。巴金本来写“青春是美丽的”，青春应该放在高觉慧身上。觉慧在第一卷里还是个小孩子，他受了家庭的刺激离开了家庭。那离开了以后怎么办？肯定像杜大心一样，去从事反抗、暗杀等等活动。但是第二本写觉慧出去后的事情，巴金一直要写却没有写出来。他写了《爱情三部曲》，没有把觉慧当成故事主人公来写。不过在《春》里面，有几个片段，写觉慧从外面写信回来，告诉家里他在外面很好，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我估计巴金原来的设想是《家》以后的《春》应该写到觉慧了。可是，也许是更吸引他的是高觉新，是这个家庭的故事。所以他就改变了这个创作计划。

    我们今天在讨论《激流三部曲》的时候，实际上是把《家》《春》《秋》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的。如果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的话，觉新毫无疑问地就是主人公。三部作品加起来大概是一百多万字。一百多万字的主人公，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很少的。西方有《约翰·克利斯朵夫》，四大卷就写一个人。中国也有，但总体来说在现代文学史上这么成功的一个艺术典型还是很少的。巴金就是写了一个非常软弱的、非常屈辱的人，这个人清醒地软弱着。什么叫清醒地软弱着？清醒的反义词是“糊涂”，我们中国人大多数都是糊涂地软弱着。就是说，他软弱，但不知道为什么软弱；他只知道对方很凶，就屈服算了，他没考虑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而觉新不是这样的。他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熏陶出来的。他当时就买了很多《新青年》杂志，这跟巴金的大哥一样。巴金的新思想都是看了大哥买的书后培养起来的，如果要讲巴金的思想发展，他大哥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一直到巴金离开成都，从事社会运动，到他去法国，所有的经济资助全部来自他大哥。他大哥是个思想很开阔的人，他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但小说里的觉新为什么要这么软弱，为什么一直向专制势力屈服？小说里总是说觉慧是个很大胆的人，什么都不怕，整天敢和家长对抗。可是他对抗完了并没有胜利，而是他大哥出去给他收拾残局，最后倒霉的还是他大哥，给人家赔不是、打招呼都是他大哥。大哥打完招呼，他还不原谅他大哥，说大哥软弱没用。这就构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他大哥承担着什么样的责任？他大哥不能像两个弟弟那样要逃走就逃走，因为他自己是这个大家庭里最重要的角色。在传统的中国家庭里，家里的权力是传给大儿子的，大儿子死了就传给大孙子，所以家里所有的经济活动是由大哥承担。爷爷死了以后，大哥实际上是这个家庭的家长，而不是他的三爸四爸五爸，那些人都是些二流子败家子，吊儿郎当的，他们对这个家庭是不负责任的，他们就是被供养着的。而真正承担这个责任的是大房，大房死了就是大房的儿子。所以觉新中学刚刚毕业还没来得及出国就让他回来结婚。从旧时代来看，一结婚就长大了，因为有家庭了，有责任了，然后家里就把经济大权交给了他。所以，为了自己的家人，他可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小说里的觉新有非常复杂的性格。首先，这个家庭是以他为中心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当然不会反对家庭。因为他和这个家庭的关系太密切了，他的身家性命都是和这个家庭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他和两个弟弟也不一样。觉民可以为了逃婚一走了之，觉慧闹着要出去就可以跑掉，如同叔辈的老四老五一样，他们可以在外面吃喝嫖赌，没有太多责任感。家庭的权力也不在他们手上。像我们今天说的“谁有权，谁管事”，权力全在老大手上。觉新是个非常复杂的人，他是家里真正的主人，当然要使这个家庭兴盛起来；同时对于家庭里那么多黑暗的东西，他也没办法斗争，因为他是小一辈的，做坏事的又都是他的长辈，他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和长辈去斗争。这令他很痛苦，觉新的意义就在于他是一个行将灭亡的制度下的忠臣，他要尽力把这个家庭或社会搞好，可是上上下下都在干坏事，都在败落这个家庭，再怎么呕心沥血也不能使它起死回生。这样的人的典型意义非常大，但是巴金没有在这个典型意义上来刻画这个人物。我们没看到他在外面办公司，谈股票，看到的都是他在家里劝人。巴金没有把他的社会职能充公展示出来，他强调的是性格缺陷，觉新是一个识大体、有全局观念的人，在这个全局观念中，他就意识到自己不得不向邪恶势力屈服。不屈服他没法做事，妥协了才能协调，才能做事。可是他这种妥协往往是以牺牲自己或自己人的利益为代价。这就很可怕。如果你牺牲的是你自己的利益，你活该。但如果靠牺牲他人的利益来换得一个权力上的妥协和事业上的进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你有资格牺牲你自己，哪怕你累得吐血或自杀，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但问题是，你为了协调与其他人的关系，就不得不牺牲瑞珏的生命、鸣凤的生命，或者两个弟弟的前途时，这就不可以。为什么不敢保护自己的妻子？顶多落得人家说你不孝，就是“不孝”，又怎么了？又不会影响你做生意或赚钱，股票也不会因此下跌。所以，觉新的痛苦，多半是自己的心理折磨，觉得自己对不起死人。说到底，也不是对不起死人，而是在乎自己的声誉。高家的新掌门人一上台就野心勃勃不顾长辈了，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说到底，他怕人家说这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为了维护家庭的团结，而牺牲了自己的妻子瑞珏。牺牲别人的生命和利益来顾全大局，这本身就是罪恶的，虽然这个罪恶是可以被原谅的。在小说里面，我们对觉新这个人是抱有同情的，而罪恶本身是不可以被原谅的。觉新的内心很矛盾，他非常清醒自己的软弱，明白自己这么做是有罪的，可是为了顾全大局，还是牺牲了自己人的利益。

    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觉新这样的人，他有很大的概括能力。这个人物的艺术生命含量到今天仍然没有减低，而且涵盖面更大。比如瑞珏在屋里面快死了，一直喊“觉新”的名字，高觉新就在门口，他拼命敲打门，可就是打不开，始终见不到自己的妻子。所以巴金说“这个沉重的大门终于把他关在外面”，可是，你想想乡下的一个旧房破门怎么能砸不开？里面也有人，只要打开门不就解决了？这个故事看上去很富有戏剧性，像假的，不真实，实际上这是个象征写法。门当然是能打开的，问题是觉新有没有胆量把它打开。他心里本来对瑞珏就没有真正的爱，又把瑞珏做了牺牲，他就没有勇气把门打开，没有勇气直面瑞珏的死。他是有罪的，所以只好借助于这扇门打不开。这种象征手法看上去写得很幼稚，拼命也打不开，事实上我认为有很深层的心理因素在里面。

    四、觉慧：青春力量的代表

    最后，我想讲一讲高觉慧，也就是“激流”的意义。巴金说“青春是美丽的”，我认为这是这部小说的主题。青春是美丽的，那么谁在“杀”青春？谁在阻碍青春？是专制。因为专制主义就是要把所有人的生命都统络到它的权力之下。奴隶社会里，奴隶是没有青春的，没有生命自由的，所以说青春必须要像一道激流冲破各种各样的障碍，奔腾向前。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家》里的主人公不能不是高觉慧。可是高觉慧在小说里年龄实在太小，大概就十三四岁吧，这么小的人要面对这么大的家庭，他显然无力承担起这个故事，所以我们读不出觉慧的主人公意义。巴金在当时写了最出色的一批年轻人，都是社会革命家，都是内心单纯热情又容易脆弱绝望的一些人，觉慧恰恰是这一系列人物中的一个。所以我觉得巴金在写了一批社会革命小说以后，突然写一个骂自己家族的故事，很显然，觉慧就是在骂自己家族的主人们，抗议这个家族的主人们。在对觉慧的理解上，大家还容易忽略一个问题（也不是读者的问题，而是常识的问题），就是我们长期以来不敢正面对无政府主义做一个解答，我们只能把觉新、觉慧的形象容纳到一般的五四新文学潮流里，把高觉慧看作五四新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个年轻人。其实不对。为什么不对呢？这里有个比较。高家有三兄弟，老二叫觉民，他与觉慧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老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熏陶出来的，他是巴金心目中的五四新文化影响下的年轻人。这个人是个人主义者，强调的是个人。小说有一段是两兄弟在念一本书，是屠格涅夫的《父与子》，里面有一段话说“我不是畸人，我不是英雄”等等。这段话是说我们是人，有人的权利；我们是个人，不是指集体的人，也不是指全人类的人，我是一个人，我有人的权利。我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重要的。这样的思想在传统的中国是没有的。中国过去孔子讲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都没有自己的权利。权利都产生在相对的关系当中，做儿子的权利在父亲手中，做臣子的权利就在皇帝的手里，妻子的权利就在丈夫的手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个人是没有权利的，是没有能力掌握自己命运的。只有到了五四以后，西方的民主思想传到中国以后（也就是五四所宣传的民主与科学），对中国社会心理冲击最大的是个人主义。我们后来长期对个人主义持批评态度，其实在五四时期，个人主义是最吸引年轻人的一个新思想。因为我的利益第一，我要和谁结婚就和谁结婚；如果不让我结婚，我就逃婚逃走，根本不顾及任何人。觉民逃婚，给高老太爷一个沉重的打击。另外的打击就是他的两个儿子不孝，到处挥霍养姨太太，最后把家产都挥霍掉。他看到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建立起来的一个家庭，就这么被两代子孙毁掉了。一代子孙是败家子，一代子孙是革命者，自己走掉了，高老太爷就这么绝望而死。在这个意义上。觉民的个人主义、爱情至上、自私自利，都是进步的、革命的。正因为他为了个人的恋爱和个人的幸福不顾一切离家出走，才致命地打击了高老太爷，把老头子的命都送掉了。这就是革命性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颠覆性，颠覆了这个家庭秩序。但是在巴金的眼睛里，新文学运动所培养出来的个人主义者，并不是理想的英雄，他在小说里一直用觉慧之口批评觉民的个人主义，批评他太自私，不关心社会运动，不关心人家的事，只关心他自己。

    为什么觉慧会批评觉民？因为他的理想比觉民的要高得多。觉慧就是巴金所想象出来的理想主义者，即后来说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他想的是人类的事情，一个全社会改变命运的事情。虽然他是小孩，但他立足于穷人的立场，要反抗的是整个家庭制度。所以说他大胆，所以他在鸣凤死的时候还全神贯注地写文章，所以最后他会离开这个家庭。觉民的逃婚是为了他自己，而觉慧的离家出走是为了更大的理想。两个人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我要强调这个差别是为了说明什么呢？巴金虽然说自己是五四运动的产儿，可是他却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他就觉得自己比当时一般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或个人主义要深刻得多，要高一个境界。对他来说，爱鸣凤，爱婉儿，或者爱其他两个丫鬟都差不多，对穷人都爱，对受苦的弱势群体他都爱。小说里面觉慧的很多品质，我们没有很深地去挖掘。他对鸣凤不是恋爱或者男孩对女孩的喜欢，他心里有着很高的精神向往。他经常给外地的人（如上海的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写信，和外面的朋友接触，他的视野完全不在家里面，他有更大的天地。这样一个代表着青春力量的人，才是真正要颠覆这个家庭的人，才是一个革命性的力量。为什么觉慧在这个家里面一直处于格格不入的境地？一开始，家长们对觉民好，对老三觉慧是最不放心的，主张把他关起来，把觉慧当成异端来处理。到了《春》和《秋》，觉慧就消失了。可是觉慧一直是这个家庭的希望。家里人感到绝望的时候就会想到“三哥在上海”，觉慧又鼓励家里的淑英等一些年轻人逃出去。觉慧成了这个家里远远的理想，照耀着这个家庭，鼓舞着这个家里的年轻人去反叛、去抗争。这一点我们今天还没有很深入地挖掘。到底觉慧所带来的理想，所带来的乌托邦，所带来的社会道德理想，究竟在今天有什么意义？

    我想，今后随着我们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像巴金的作品里所隐藏的很多含义会进一步得到人们的关注。现在，我们读者有很多局限，研究者也有局限，时代也有局限，对于巴金作品中很多很深刻的东西都没法理解。更重要的是研究视线已经把它规定好了，就是“反帝反封建”，用很多很狭隘的定义把作品规定起来了。这样我们就打不开思路，没有办法从更广阔的角度去理解。我看了很多演《家》的戏剧，从一个爱情的故事来演也好——因为舞台上总需要男男女女，而且一部经典作品是需要不断地被改编，被演出，被改成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剧本，才能使经典成为大家所喜欢所熟悉的作品——但是对这个作品的真正解读，还是应该回到原始文本，回到《家》本身去。其实《家》像个宝藏，很多问题都没被开掘出来，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去阅读和研究。

    （初刊《巴老与一个世纪——“走进巴金”系列文化演讲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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