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巴金关于工人题材的创作[479]

    巴金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创作，始终贯穿了一个鲜明的主题：无情地揭露中国封建制度的黑暗、残暴，抨击反动统治者对人民的非人剥削，热情地呼唤人民群众为争取自身的解放而起来反抗。围绕这一主题，他在小说创作中反映了各种各样的生活侧面。其中反映现代工人生活和斗争题材的中篇小说《砂丁》和《雪》，在他创作中占着令人注目的地位。

    巴金早年是个社会活动家。1923年离开成都后，他在上海、南京等地从事过安那其活动，很可能接触过工人运动。1927年他去巴黎，也十分注意对欧洲工人运动的研究。1886年美国芝加哥工人运动、1926年英国工人总同盟罢工，以及震动全世界的“萨凡事件”，都对巴金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巴金早期的创作中，几乎每部中篇小说的主人公都领导或参与过工人运动。1931年，他应一个朋友的邀请，到浙江长兴煤矿去住了一个星期。他利用这个有利条件，观察了矿区的各种生活，还特地到刚发生过爆炸事故不久的窑里去待了两个多小时。在那儿，他亲眼看到矿工们的非人生活，回来后就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煤坑》，通过新矿工小陈第一次下井劳动的描写，再现了煤矿工人苦难的生活惨景。1932年，他又从一个朋友那儿听到云南个旧锡矿里的一些事情，便着手创作了《砂丁》。第二年，他又写了反映矿工罢工斗争的中篇小说《雪》。这些作品虽然算不得巴金的上乘之作，但对于研究巴金社会思想以及创作道路，是十分重要的。

    一

    打开《砂丁》，一种悲哀的气氛立刻就抓住了读者的心。在作者细腻流畅的笔触下，工人脚上的铁镣、矿警手中的枪刺，井下黑暗的坑道、井上阴森的矿区，统治者的阴险无耻、矿工们的受骗身死……构成了一幅幅阴惨可怕的图画，真实反映了旧中国矿工牛马不如的生活情况。正如作者所说，他在小说中反映出一种悲哀，“要使人类普遍地感到这悲哀。感到这悲哀的人，一定会去努力消灭这悲哀的来源的……”[480]

    这种“人类普遍的悲哀”，实际上正是作家审视社会阶级压迫的结果。作家在这儿不仅仅是要表现矿工的生活，而是通过这一群“砂丁”囚徒般的命运描绘，来反映整个旧中国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不合理现象。小说的主人公们在沦落为“砂丁”之前，都是纯朴、善良、贫困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贫穷的生活促使他们追求朦胧的生活哲理。就在这个时候，近代工业资本出现了，当这个怪物用血与火的文字刚刚载入人类编年史，立刻就施展了它剥削的两手：花言巧语的欺骗和残暴血腥的镇压。小说中的主人公正是在资本家的甜言蜜语下上当受骗，陷入绝境的。当他们到达“死城”之后，等待他们的不是金山银山，而是铁镣枪弹和无耻的欺诈。他们丧失了人类最宝贵的自由，在野蛮的强权之下进行着囚徒的非人劳动。理想扑灭了，人生的希望成了泡影，正如老矿工癞头和尚所描绘的：“‘在这儿挖’，便是身子结实的，也活不过十年，我在这儿也不过六七年光景，我就看见死了一百多！还有逃走被枪打死的也有好几十。只有几个人是逃出去了。那边山坳里不晓得丢了多少尸首！都给野狗吃光了。”[481]这种悲惨前景使每个人都感到绝望，他们有的发疯了，有的自杀了，有的用自暴自弃来麻醉自己，也有的暗暗下决心逃走，但终于没有逃成……作家想在作品中着重描绘的正是这般囚徒的惨不忍睹的心理变化过程。

    小说主要刻画了三个人物：吴洪发、老张和升义。吴洪发是个性格有点浮躁的年轻人，起先他满怀着乐观和希望进入矿山。一进矿山，就同竖眉瞪眼的三角脸监督干了一场。正因为他不驯服和盲目乐观，结果在毒打和病痛的折磨下最先陷入绝望，终于发疯而死。老张是个世故的中年人，他有着中国农民传统的安分、忍受、善于应付绝境的本领，当他知道受骗以后，还安慰自己，企图熬过五年再设法出去。他内心也苦闷，也气愤，但他不敢有非分的想法，只求平安度过眼前的劫数。升义处于这二者之间，他有着明确的生活目的，即要把自己的爱人从火坑里救出来，当他发觉自己受骗后，“逃走”的思想一直盘踞在他的脑子里，这虽然是一种消极的反抗，但在工人没有觉悟到为自己的解放而联合起来斗争时，仍然是一种追求出路的表现。可是他终于也没有出逃成功，在一次矿井漏水事故中，他和安分守己的老张都悲惨地死去了。

    由于作家在小说中通过几个矿工对待强权统治的不同态度和相同命运来揭示人类普遍的“悲哀”，那就不可避免地使这些人物笼罩着一种绝望、忧郁的精神状态。然而这部作品的意义不在于表现了这一点，它同作家的其他作品一样，贯穿了一个火一般的思想：对黑暗制度的猛烈抨击和对统治者的勇敢反抗。尽管《砂丁》里没有直接明确地描写工人的觉悟和斗争，但作者还是试图在对矿工遭遇的描写中表现这样一个思想：面对自己的不幸命运，不能听命于天，不能逆来顺受，只有靠自己的奋斗反抗，才有出路。

    作品在后半部分出现了一个老矿工癞头和尚。这是个带有几分流氓无产者习气的人物，他有不平凡的经历，在环境的压迫下，变得玩世不恭，自暴自弃，但一颗顽强的心从未死去，在他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反抗。有一次他挥着拳头大吼：“我的拳头是不好惹的！你想我害怕他们？呸！我冒了火，什么人都不怕。你看着罢！什么师爷！什么总爷！有一天都会给我的拳头打掉的！我不高兴做一辈子的砂丁。……我挖，我在给他们挖坟呀。”[482]这简直是一篇反抗的宣言。遗憾的是，癞头和尚始终是个癞头和尚，他只是一个不觉悟的个人反抗者，他的拳头到了小说结束时也未对准过统治者。但在矿井漏水时，他是以一个战斗者的姿态出现，在别人都惊慌失措，迷失方向时，他抢到前面去领路。他斥责贪生怕死者，也嘲笑乞求神灵保佑者，他高喊：“我不怕死”，最后只有他一个人奇迹般地脱离了危险。很显然，作者在这个人物身上寄寓了一定的暗示意义。癞头和尚拼命搏斗的不是一个即将倒塌的矿井，而是黑暗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软弱的，乞求神灵的，都会被吞噬，唯有敢于反抗者才有可能得到解放。癞头和尚最后爬出矿井，正是作者所期冀的反抗精神的胜利。尽管作品的基调是低沉的，但人们仍会从中看到“掩蔽在绝望和忧郁下面的光明与希望”。[483]

    如果说，《砂丁》仅仅用曲折的象征手法，暗示了工人只有经过反抗斗争，才能摆脱统治者强加给他们的命运；那么，《雪》却再也不是这种含糊的暗示，它是一幅色彩鲜明、线条清晰的图画，直截了当地描绘了工人应该团结起来，为争取人类的解放去英勇斗争。这部小说一开始，就使读者接触到一种浓烈的火药味，一种不安定的平静笼罩着这座被大雪覆盖着即将爆发的火山。

    巴金没有孤立地描写一场工人斗争，而是把这场斗争放在矿山工人斗争发展史上，作为其中一个环节来描写，写出了鲜明的历史感，使人感觉到，作家所描写的这场斗争只是一株已经破土而出、还将不断抽芽成长的萌芽。小说中的矿工们，不像《砂丁》的主人公那么绝望，一个为革命牺牲的烈士的幽灵不断在提醒他们，唤起他们的斗争觉悟。这个革命者是周春辉，他抛弃学业，深入矿区，在矿工中间点燃了反抗的火种，尽管他牺牲了，但工人们怀念他，他编的革命歌曲也不断地在工人中间流传。当工人起来斗争时，周春辉的形象又鼓舞着他们，最后他们的斗争失败了，但希望并没有绝种，正如赵科员所说的：“你却不知道力量是在继续不断的斗争中生长起来的。在斗争中流的血是有代价的。胜利就是一棵草，它是慢慢地发芽着……”[484]这段话揭示了作家对这场斗争意义的理解。我们不觉得这是在总结一场斗争的失败，而是预言一场新的斗争的开始。

    在描写这场工人斗争中，巴金突出刻画了三种人：以小刘为代表的工人，改良主义知识分子曹蕴平，以及革命知识分子赵科员。在小刘等工人形象中，作家首先强调了他们由于所处的阶级地位的不平等，产生了对统治者的原始仇恨。当局长做生日大摆酒宴时，小刘等几个工人却冒着寒夜等着下窑，他听着局长们淫荡的笑声，仇恨地向俱乐部里扔石子，并在地上写下几个“恨”字。他意志坚定，当发现赌场是个骗局时，就拿定主意不再去赌钱，并劝其他工人也不要去，他找到了发泄自己精力的地方，那就是寻求反抗的出路。他一次又一次地找老矿工打听革命者周春辉的事迹，摸索革命方式，最后认清了工人斗争必须联合起来的道理，于是挺身而出，做了工人斗争的带头人。在这个人物身上，巴金主要揭示了工人阶级在同资本家的斗争中，逐渐从自发的仇恨意识向有目的的自觉意识，从盲目的个人反抗到认识群众力量的必然发展。这个思想，也可以说是巴金自己的思想。他在创作《新生》时，就着意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变化，但那是通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李冷的内心反省所达到的。而在《雪》中，作家将这种认识与工人们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活动联系在一起。书中写着：“他们都在和那煤块战斗，都在流他们的汗和血。他们彼此看不见，却听得见彼此的声音，似乎还嗅到彼此的呼吸。他们是从各地方来的，但是同一的命运把他们连结在一起了。”[485]正是这样的生活环境决定了工人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敌人，也决定了他们能从自发的个人反抗升华为自觉的集体斗争。

    曹蕴平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他同情工人的遭遇，但反对公开使用暴力，他只是想办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等改良措施来逐步改善工人的生活，但严酷的现实使他这种极其软弱的改良碰了壁，最后他走上了逃避现实的道路，悄悄地离开了矿山。巴金把这样的知识分子与工人相对照，不留情面地写出了他们的软弱和无能。

    还有一类赵科员这样的知识分子，他是周春辉的同志，具有明确的信仰和坚定的性格。他主动和工人交朋友，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鼓励他们起来斗争。在这个人物的塑造上，作者是很掌握分寸的。他没有让赵科员像救世主一样凌驾于工人之上，去指手画脚地包办一切，而是把他放在工人运动的一边，作为一个工人运动的支持者和策划者。如他鼓励小刘他们组织工会时说：“我说工会应该马上组织起来。大家团结在一起就会有力量。你们就有力量保护自己的利益。”[486]很显然，他对工人的力量是很信任的。作家这样安排赵科员，目的在于告诉读者：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真正的领导和主力军是工人自己，绝不是一两个知识分子所能操纵、包办代替的，知识分子只有投入到工人群众中去，成为他们的一员，才能真正为他们做出些事情。

    不用说，巴金描写的这场工人斗争，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而是带有一些自发的性质，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有点无政府主义色彩。书中描写的周春辉和赵科员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我们看书中所描写的工人斗争的具体内容，如那些贫富两极的对立，工人为捍卫自身权利而建立工会，甚至书中描写的革命者的理想：“一个人如果不同时使他周围的人得到解放，他也不能解放自己。万人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Bakunin”[487]这些内容在当时完全是进步的，无可非议的。我们应该看到，“四一二”政变以后，工人运动在白色恐怖下，是以各种方式进行斗争的，有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公开举行武装起义，同国民党政权展开军事斗争；也有的组织罢工，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反抗资本家的剥削；另外还有一些工人刚刚觉醒，正在摸索正确的道路。这些斗争，尽管方式不同，作用不同，但都反映了工人阶级的斗争现实。正如周立波同志对这一类作品所作的评价：“自然，那时候，也有用别样的精神，凝视许多新的现象和新的问题的人们。罢工问题，工厂的日常生活等，都是引起作者和读者注目的主题。因为生活不熟悉或艺术的感动力不足的种种缘故，这方面也并没有可以长期深印人心的巨大绘卷，然而他们的确给与了文学一种新的精神，替后来的努力者，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488]

    二

    作为一个杰出的语言艺术家，巴金在这两部反映工人题材的作品里，也体现了他一贯的创作风格：故事情节单纯，人物形象鲜明，一泻千里的奔腾式语言，以及火山爆发似的感情，使读者在可歌可泣的故事中仿佛看到了作者声泪俱下的容貌。但如果将两部小说作一比较，不难看出，《雪》里包含着一些新颖的写作特点，那就是这部小说表现出巴金前期著作中不常见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

    这一点早在《雪》初版问世时，就受到了评论界的注意。当时就有人指出：“它（指这部小说——引者）不似《海底梦》那样的鼓着玄想之翼纯粹流于冥想，也不似《电》那样的渲染着虚无主义的色调，”而“在这里作者却能把自己作品在前期里所流露的主要弱点——浪漫主义的手法——相当的克服过来了”。[489]还有的文章从《雪》中看出巴金的创作趋向：“《雪》，这是巴金先生创作中一部特异的著作，它有独特的风格，这也许是作者在现时代必然的趋向。但作者毕竟成功了，因为他已渐渐地走上现实主义的道路上。”[490]这些评论都说明了一点：巴金的《雪》中所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比他前期的其他作品更为明显了。

    这首先是因为作家在创作这部小说前，亲自下过矿井，对矿井的环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过一番考察，虽然这也是浮光掠影，但比《砂丁》那样坐在亭子间里听讲故事得来的素材要实在得多。其次，法国作家左拉杰出的语言艺术与细致的描绘能力，也深深地影响了巴金。这位法国自然主义创始人在他的杰作《萌芽》中顽强地表现了“连最大胆的作者也会感到难以表达的构思”[491]，运用纯客观的细节描写，艺术地再现了史诗般规模的群众性场面。作家怀着对工人的深厚同情，一方面如实写出了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残酷压榨下，可怕的体力衰退和精神麻木的状况，写出了他们在力不胜任的繁重劳动中，人的理性感情都丧失了，只剩下赤裸裸的动物本能；但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揭示了工人阶级内在的精神崇高和道德的美。这种美正是体现在工人群众纯朴的日常生活和劳动之中。左拉的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了巴金的创作。我们从《雪》里的很多描绘手法，都可以看到左拉的影子。

    小说一开始，我们看到的不是《灭亡》那样的汽车撞死人的耸人听闻事件，也不是《砂丁》那样的男女离别的浪漫情调，而是用写史的笔法，朴实地叙述了一个矿山的形成历史，以及它给周围地区带来的变化，给人一种雄伟的感觉。在具体描写矿山环境和人物时，作家也显示出细微观察生活的结果：“几盏电灯照着潮湿的土地，几根木柱挺直地立在地上，被顶上的石块重重地压着，略略显了一点弯曲的样子。两条小铁轨交叉地在地面上伸出去，合成了一条，伸进了那浓密的黑暗里面，三辆煤车凌乱地躺在铁轨上，二辆空着，其余的一辆里面却装了大半车的石块。”[492]又如对矿工的描绘：“小刘把一只脚踏在板凳上，另一只脚放在地上，带着不高兴的样子接连喝了几杯茶，说了几句抱怨包工头的话。”[493]这些描写无论写景写人，都真实具体，没有知识分子的书卷气。作家对矿山的一些风俗描写也很精彩，如小镇上的踩高跷游戏，街头的卖唱女，以及《砂丁》中关于赌场的描写，读起来都十分动人。

    更为重要的是，巴金与左拉一样，着重于写出工人阶级在集体劳动和斗争中体现出来的内在的美德。即使在把工人写得比较消极的《砂丁》中，这样的诗意也不乏见。如吴洪发受到疾病和精神两方面的折磨，在矿底下挖不动时，作家这样写道：

    ……升义默默地走到他的身边，忽然从自己的麻布袋里抓出几大块“塃”塞进他的袋里，做得这么快使众人不明白这是什么用意。升义又在他身边说：“你就歇歇罢，不要紧的，我说过，我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事。”……

    老张起初鼓着腮不作声，过后忽然丢了锄在地上，跑到吴洪发的身边，却对升义说：“你对，你对！我们只会说空话！”于是也从自己的袋里抓了几块“塃”放进吴洪发的袋里去。

    “你们这样，难道我这付老骨头就贪心到一点儿也不肯拿出来吗？我也有良心的！”另一个上了年纪的砂丁感动地跑过来淌了眼泪地对大家，对自己说话，于是也抓出他的份儿给吴洪发。

    接着其余的人都围过来。众人都拿了“塃”给吴洪发，他的袋里已经装得满满的，还剩了些堆在面前的地上。

    “够了，够了，你们拿回去，我不要，”吴洪发挥着手又哭又笑地说，随后便捏了一块“塃”在手里死死地看着它。

    “好，现在就让他一个人歇歇罢，大家不要吵他，”升义宽慰地说，眼睛里闪了泪光，他很感动，却完全忘了自己。

    众人又散开了，大家回到原来的地方，带着感动的心情继续努力地挖“塃”……[494]

    这里没有优美的诗情画意，也没有华丽的遣词造句，只是用抒情的语言叙述一件朴素的事件，却洋溢着劳动人民内在的慷慨仁慈和无私牺牲，这种精神应该说是人民最本质的方面。它的最优美、最动人的诗意，除了来自内容本身外，还在于作家的写作技巧。作家首先写了吴洪发的病魔缠身和精神分裂，造成一种如怨如诉的气氛，接着又通过升义、老张和老“砂丁”三个不同性格的人的言行，展开情节，引出众人送“塃”的高潮，最后，作家不仅写了吴洪发的感动，还写了送“塃”者们被自己不由自主爆发出来的崇高美德所感染，升义的眼睛里闪着泪光，大家都带着感动的心情继续努力挖“塃”，这样的描写就使整个场景涂上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增添了诗的光彩，它同其他场面中工人们互相抬杠以及种种落后意识互相衬映，把工人的形象更加生动地表现出来。这种劳动的诗意，巴金在散文《机械的诗》里已经充分描绘过，但在这两部小说中，描写得更为具体生动了。

    在语言的运用上，作家也表现出杰出的描写才能，巴金善于用形象具体、比喻新奇但又恰当的字眼来形容描写对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对于矿井底下工人劳动场面的描写，作家使用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比喻：

    矿坑里就像一个古罗马的斗兽场，那许多猛兽带了原始的野性和那煤块争斗。监工头像一个尊贵的看客在旁边暗笑。[495]

    作家将瑰丽的联想、夸张的形容和严肃的现实糅合在这短短的三个分句里，给读者产生了强烈的效果。这幅画面不仅真实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的极其野蛮的两极对立——矿工们的悲惨和统治者的冷酷，而且矿工们所从事的原始的沉重劳动也呈现出一种悲壮的美。

    三

    巴金在写作这两部小说时，都十分崇敬地提到了左拉的《萌芽》。在《砂丁》的序中，他说他想写一部像左拉的《萌芽》那样的大作品，在《雪》的序中，他又说：“这部《雪》比起左拉的小说来，太渺小了，太渺小了。不过我的愿望还没有死。也许再过几年我会把这小说完全重作一次。那时候我希望它会更象样一点。”[496]

    凡读过左拉作品的人都会承认，巴金在序中的话并非自谦。《砂丁》与《雪》无论从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广度，还是工人形象的生动有力，都不如左拉的《萌芽》。这除了作家本身在艺术修养方面的原因外，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客观方面：第一，从工人运动的发展来看，西欧的工人阶级从里昂起义到巴黎公社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斗争过程，爆发了许多震惊世界的起义运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的诞生，有力地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壮大。特别在十九世纪末的法国，法国社会民主党中盖德派同可能派、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等机会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些客观现实都大大丰富了作家的创作内容。而在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刚刚登上政治舞台，1920年代的“二七”罢工、五卅运动、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等，在中国革命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惜这段历史很短促，随着“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失败，工人运动转为低潮。以后共产党主要是采用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把革命的重点放在农村。中国的工人运动不可能像西欧的巴黎公社那样对作家产生如此深刻、清晰的影响，而且共产党在白区长期进行秘密工作，许多内幕详情也不是一般作家所能掌握的。第二，从文学运动的发展来看，西欧文学中反映工人斗争题材的创作也有着较长的历史传统。英国早在宪章运动以后，就产生了一批注意描写下层工人生活的作家队伍，如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以及宪章运动诗歌派，德国也产生了海涅、维尔特等人创作的反映工人斗争的诗歌，法国在巴黎公社以后，曾出现过一批反映公社起义的文学作品。所有这一切，都为左拉创作工人题材的小说开创了良好的条件。而在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十几年里，反映现代工人题材的创作则处于拓荒阶段。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应这个时代潮流而诞生的新文学，首先就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几千年的封建孔教和腐朽的家庭制度，反映工人生活的作品几乎没有。五卅运动之前，在寥寥无几的反映工人生活的小说中，主要有《三天劳工底自述》（利民）、《师弟》（许志行）、《乡心》（潘训）、《春风沉醉的晚上》（郁达夫）、《灵魂可以卖吗？》（庐隐）等，这些作品反映了工人的一部分生活，开了中国新文学反映工人题材的先河。但它们所反映的主要还是城市手工业者，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学徒、车夫、匠人等，其中有些是刚刚离开农村，从农民或其他阶层转变为工人的，因此，要从这些人物身上反映出新兴的无产阶级的要求和力量是比较困难的。同时，从作者当时的思想水平来看，主要还是注重于揭露统治阶级对手工业者的压迫，以引起疗救者的同情，对于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由于生产关系引起的矛盾和斗争，基本上还没有接触到。五卅运动以后，“左联”一些作家受到“革命文学”口号的鼓动，有意识去描写工人的生活和斗争，但由于这些作家对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以及工人的生活现状都不甚了解，所以他们仅仅在发掘工人的斗争性这一点上写对了，而对工人阶级的精神面貌并没有刻画出来。巴金的《砂丁》与《雪》正是产生在这样一个时期，基本上也带着这时期工人题材作品共有的优点和缺点。一切都只能相比较而言，在整个三十年代文学反映工人题材都比较薄弱的前提下，我们认为巴金的创作还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巴金工人题材的创作，过去评论界没有给予重视。1949年以后出现过为数很少的几篇评论文章，也总是夸大其词地进行“批判”。如有一个观点，说巴金在这些小说中美化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他们描绘成“救世主”，而把工人群众写得“麻木不仁”“愚蠢无知”。根据我们上文对赵科员、曹蕴平等形象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批判是不负责任、完全违背事实的。我们不否认巴金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创作过程中对知识分子形象寄予很大同情，但他没有把知识分子革命家凌驾于工人之上。相反，从《死去的太阳》中的吴养清、《雪》中的曹蕴平的形象中，我们都能看到，巴金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和软弱，是持批判态度的。这种态度必须联系巴金自己的世界观来分析才能实事求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巴金亲眼看到起先挂着无政府主义招牌的知识分子纷纷投入了国民党政府的怀抱，他由此得出结论：“最好的无政府主义者便是工人，从资产阶级出身的无政府主义者是靠不住的。”[497]同时他还为自己出身于封建资产阶级家庭感到耻辱。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在小说中不是贬低工人形象，而是有意识地写出工人高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指出知识分子必须与工人结合，投入工人的运动中去才有出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结论在巴金的小说中，并不是作为作者已认定的真理来向读者宣传的，而是被当作作者自己的感受和体会，在作品的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仿佛是在同读者谈心和交流，因此需要读者仔细地从情节中去体会。

    对于这些作品的另一个指责是，巴金在小说中写了工人们的赌钱和想女人。这曾经使作品受到极大的攻击，许多评论文章认为这是把工人描写成“庸俗的、低级趣味的酒色财气之徒”，“对工人阶级有很大程度的歪曲”。[498]关于这一点，我们觉得也应该作些具体分析。不用说，1949年前在资本家非人的剥削压榨下，工人还未觉悟到自己阶级的内在力量时，赌钱酗酒都是很普遍的行为。问题不在于作家能不能写工人的赌钱酗酒，而在于如何从这些生活细节中发掘出更有意义的内涵。同样是描写酗酒，左拉从遗传的角度作了解释，高尔基在《母亲》中却把它当作工人在未觉悟前发泄苦闷的表现，当巴威尔一旦走上革命道路后，他毅然拒绝重蹈父辈的覆辙。巴金在写工人赌钱时，首先指出促使工人留恋于赌场的是一种企图发财的心理，这虽然也不无正确之处，但作家绝没有停止在这个水平上。我们在《雪》里就可以看到赌场的秘密：矿山附近的三个赌场，最大的一个是煤栈主任的一位亲戚开设的，也有几个矿局职员的股子，矿局的张科长本人就是赌场的一个大股东。这就清楚地揭露了赌场不过是资本家在榨取工人剩余价值之后，又换一种剥削工人的手法。至于工人嗜赌成癖，作家通过老矿工冯阿大的形象告诉我们，工人们深深怀念革命者周春辉，但一时又找不到新的出路，只能把苦闷发泄在赌场上，赌钱正是他们为了排遣革命失败后的苦闷心情。他们一旦找到斗争出路后，就立刻积极投入斗争，如小刘一样，再也不去赌了。由此可见，作家在这方面的描写是有利于揭露资本家的剥削和刻画工人形象的。至于描写工人想女人，这也不过是写出了工人对幸福生活的一种向往和追求，这种畸形的心理状态，正是资本家残酷的剥削和工人们极端贫困的生活现状所造成的，这跟上层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趣味（如局长同王科员的同性恋关系）有着根本的区别。如果一个工人连最低限度的生活欲望也没有，他怎能够为更高理想，为争取工人解放而斗争呢？但应该指出的是，作家在有些斗争场面中不适当地加入了恋爱场面（如小刘同小朱寡妇的恋爱），冲淡了整个作品的悲壮气氛，这个缺点是存在的。

    只要我们用历史的眼光，而不去苛求前人，我们就能恰如其分地分清巴金作品的优点和缺点。尽管他对工人生活不很熟悉，在描写具体人物形象时不自觉地倾注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没有塑造出二三十年代工人阶级的典型形象。但绝不能因此就一笔抹杀巴金在反映现代工人生活和斗争题材创作上的努力，不能否定他的创作在客观上无疑是配合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革命斗争。

    关于用文学来反映矿工的生活斗争的问题，很早就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视。1923年11月号的《中国青年》上曾发表了秋士的文章《告研究文学的青年》，文中写道：“我曾经在一个煤矿附近作过工，时常有机会到煤窑里面去。那几十里黑暗的隧道中，有六七千牛马不如的苦工人在作每日十二小时的工，作了三十多年了。我对一个朋友说：‘这种苦况可惜没有文学家在这里，把他描写出来。’那位朋友的答话是：‘这还不是现在的事，现在还没有进煤窑的文学家啊！’我觉得他这句话是真实，也是文学家的耻辱！”[499]七八年过去了，这样的作品仍然没有出现，偶然有一些短篇，可作者都是坐在亭子间里从未到过矿山的，“至于连矿山的设备，矿工们的术语都不知道”。[500]而巴金的作品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是应给予充分肯定的。

    （初刊《海南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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