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小狗包弟》分析

    写下这个题目，我是想说明这篇文章在《随想录》里的重要意义。《随想录》是作家巴金晚年的代表作，也是当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随想录》以自我忏悔的形式，反思刚刚过去的“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探讨在这个全民族的灾难浩劫中个人与群众暴力、个人与极“左”路线之间的关系，提醒人们要警惕“文革”的再次出现。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许多学者、作家从不同的角度进入这个研究领域，表达了他们对“文革”灾难的反思。而巴金选择了自我忏悔的形式，从反省自己的软弱开始，逐渐进入对人性的拷问。这是巴金写《随想录》的一个重要特点。然而这个特点是从《小狗包弟》这篇文章开始的。这篇“随想”，是《随想录》的第三十六篇（《随想录》一共一百五十篇，）写于1980年1月4日，距离巴金动笔写作第一篇《随想录》（1978年12月1日）已经有整整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之前，巴金在《随想录》中只是一般性地控诉“文革”时期“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极“左”路线对中国文艺领域的摧残，并且记录了他出国访问的感受。可以说，当时巴金与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处于劫后余生的欣喜与兴奋的状态下，他的写作与社会活动都属于时代共名的范畴。但是，从《随想录》第三十五篇开始，巴金反思“文革”的立场和方式都有了变化。第三十五篇“随想”题为《大镜子》，作家讲述自己因为照镜子，才发现自己又老又弱：“憔悴、衰老、皱纹多、嘴唇干瘪……。好看不好看，我倒不在乎。使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它随时提醒我：你是在走向死亡。”[501]然后他反省了自己在“焕发了青春”的自我欺骗下，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虚浮的社会应酬中，他开始制定了一个五年的写作计划，强调自己要拒绝社会活动，关在家里写作的人生选择。他所有这一切的改变，全是因为“镜子对我讲了真话”的缘故，使他有了清醒反省自己的可能性。这篇文章，通过镜子的比喻，巴金不仅宣布要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理由，同时也讲述了正视自己缺点的必要。这不仅仅对个人而言，也是对国家和执政党而言的。

    那么，巴金将如何来表述自己对社会的批评，尤其是关于“文革”历史的反省呢？紧接着发表的《小狗包弟》[502]就是宣言自己将要以何种方式来反思“文革”的惨痛教训。包弟是一条狗，一条惹人喜爱的狗，我们从巴金对它的“作揖”等动作的描述中，读得出作家内心对这种调皮、憨态、可爱的拟人动作充满着怀念，也读得出作家通过怀念小狗，进而怀念那个曾经为小狗带来欢乐的花园草坪，以及草坪上的女主人。包弟来到巴金的家里，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几年，这也是巴金的家庭生活中最为安宁最为幸福的一段时期。巴金是有理由怀念这段时期的家庭生活。从1923年离开成都老家，漂泊在茫茫人海，为了一个信仰，他呼喊、奋斗、写作、流浪，与祖国的受难、民族的受难紧紧联系在一起，即使在1944年与萧珊结婚后，仍然是过着动荡而不安宁的生活。大半辈子过去，他终于在上海有了一个幸福的家。1949年新政权建立后，对于巴金这样一生追求进步、又拥有大量青年读者的知名人士，给予了相当的尊重。巴金担任了文艺界的领导工作，成为一个点缀式的社会名流，忙碌于各种会议和接待外宾，他在上海西区拥有了一幢漂亮的花园洋房和绿茵草地、年轻活泼的妻子和儿女以及安宁而富裕的生活。文章里透露一个细节，三年困难时期，巴金全家能经常到文化俱乐部去吃饭，能向服务员讨肉骨头带回来喂狗。这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历史上通常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由于“大跃进”时期国家农村政策的失误，造成了大饥荒，内地农村大批农民被饿死，路有饿殍。作家杨显惠、煊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上海文学》2004年第四期起连载）就是描写那个惊心动魄的时代。而在上海，高级知识分子毕竟受到了政府的关怀和礼遇，享受着体面的物质生活。但是，我们马上就要看到，巴金在这篇文章里如此不协调地描写自己那段时期的日常生活并非闲笔，更不是真的沉湎于以往幸福生活的寻常回忆，他揭示了一个严肃的真相：人的精神生活的崇高性是如何在这种“幸福”的物质生活中一点点消磨以致丧失的。

    巴金先生青年时代信仰无政府主义，研究过俄罗斯民粹主义，对于那些为了信仰而放弃富裕生活、甘心过贫穷生活的先驱者有过热烈的推崇。他在翻译无政府主义革命家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后这样介绍克氏：“他舍弃了他的巨大的家产，他抛弃了亲王的爵号，甘愿进监狱、过亡命生活、喝白开水吃干面包、做俄国侦探的暗杀计划之目的物。在西欧亡命了数十年之后，终于回到了俄罗斯的黑土，尽力于改造事业，到了最后以将近八十岁的高龄在乡间一所小屋里一字一字地写他的最后的杰作《伦理学》。这样地经历了八十年的多变的生活之后，没有一点良心的痛悔，没有一点遗憾，将他的永远是青春的生命交还与‘创造者’，使得朋友与敌人无不感动，无不哀悼。这样的人确实如一个青年所批评‘在人类中是最优美的精神，在革命家中有最伟大的良心。’”[503]这样一种人格力量鼓舞了巴金的一生，尤其在他晚年劫后思痛的时候，克服生理上的极大困难写作《随想录》，可以说正是克氏人格精神的召唤。但是，巴金显然感到痛苦的是，他不可能像他的俄罗斯榜样那样，一生无悔地面对他的“创造者”，而这种悔恨，正是来自于他不能不对自己的安宁幸福的生活的珍惜和保护。1966年8月开始，巴金受到有组织的围攻和批判，大祸临头的感觉越来越迫近了，他的内心的极度紧张，使他感到小狗成为他和他的家庭的累赘和“大包袱”。按理说，“文革”时期知识分子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而遭受灾难，被批判的理由是很多的，比如政治上的陷害，也有追查历史上的问题，但似乎没有听到过养狗而获罪，巴金在文章里对于小狗包弟为什么会成为全家的累赘也说得很清楚，并非是真的有什么杀狗的政策文件，而是因为担心狗叫的声音会引来红卫兵的注意和捣乱，因为红卫兵（或者就是街坊里爱捣乱的小孩）对小狗有兴趣：“晚上附近的小孩时常打门大喊大嚷，说是要杀小狗。”这显然是一种群众暴力余威下的派生物，小孩本身的行为，构不成政治迫害，也不可能真的进去杀狗，而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如巴金，已似惊弓之鸟，从顽童的恶作剧联想到引来红卫兵灾难的可能，结果是只能牺牲可爱的小狗，把它送上了医院的解剖台。这应该说是一个迫害以外的事件，并非是属于政治迫害过程中的必然事件。正因为是迫害以外的事件，巴金所承受的心灵痛苦的代价也就特别大。从小狗的命运开始忏悔自己在“文革”中的软弱行为，是最合适的起点。

    出卖或者说放弃一条狗的生命，对于人类的正常生活伦理而言并没有过分的罪恶，但巴金却在这里开始了对自己灵魂的拷问。巴金在文章里有层次地写红卫兵如何从大街上“破四旧”一直到隔壁邻居被抄家批斗，祸越来越逼近了，作家恐惧地看着邻居被“抄家”：“这是我六十多年来第一次看见抄家，人们拿着东西进进出出，一些人在大声叱骂，有人摔破罈罈罐罐。这情景实在可怕。”把被“抄家”的恐惧与前面所描写的其乐融融的家庭情景联系起来看，就很好说明了巴金为什么决定背叛小狗。当时他的念头就是“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但事实上，灾难并没有因为狗的不存在而消失，大祸依然如期而至。等到“文革”的噩梦过去，一切都恢复了平静的时候，他终于悲哀地发现，他家里的花园竟是一片衰败景象，当年喜欢在草地上散步的亲人已经不见了。这一切都不是小狗包弟给他带来的，然而包弟却白白成了一个牺牲品。为了保全自己的安宁的家庭生活，为了使灾难迟一点到来，人类可以任意处置动物的生命，即使这条小狗非常惹人喜爱。巴金从这个事件中感到自己的灵魂仿佛是欠了许多债，他决定要还债，要向小狗道歉，要对自己过去的十年苦难生活做个总结。忏悔就是从这里起步的。

    值得注意的还有，文章一开始，巴金没有直接写小狗包弟的故事，而是借用了另外一个艺术家与狗的故事，作为文章的起兴。这个艺术家的故事似乎与著名画家韩美林在“文革”的遭遇有关，但这个故事里的小狗的遭遇与巴金家里的包弟的遭遇很不相同。那只小狗不知道“文革”时期的人是那么险恶的野兽，当它满怀喜欢去亲近艺术家时，它根本不知道艺术家已经是“阶级敌人”，不能与之亲近，结果它被打断了腿而悲惨死去。这是一个群众暴力下的直接的牺牲品，也是艺术家的被迫害过程中发生的一个事件。而巴金与包弟的故事由此引申出来，讲述的却是另外一个故事：恐惧发生在小狗主人的内心深处，在迫害还没有真正发生时，小狗就已经作为一个可能会带来危险的因素而被牺牲掉了。这样理解的话，“文革”时期给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恐怖，以及知识分子的软弱、人类的自私与寡义、个人在群众暴力面前的无可奈何、个人对极“左”路线迫害的顺从以致转嫁灾难与别的生命，等等，都在其中展示出来了。

    2005年3月21日于黑水斋

    （初刊《语文学习》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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