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文集:巴金的魅力-没有写完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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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巴金《怀念振铎》

    最近,修订出版的巴金《再思录》[504]里,收录了巴金先生的一篇三千多字的散文《怀念振铎》,这是一篇未完稿。据李小林的回忆,这篇文章起笔于1989年春,当时巴金完成“讲真话的大书”《随想录》不久,经过小憩后,写了人物回忆《怀念从文》,文情并茂,流传及远。巴金先生受到鼓舞,计划继续写作一组类似的散文,回忆亲朋故友,第二篇就准备写《怀念振铎》。但不久社会风波骤起,他写了两千多字,再无心写下去,稿子被搁置一边。1990年代初的几年里,巴金先生体衰多病,又忙于编校创作全集和译文全集两个系列,无暇顾及续写。但完成这篇文稿一直是他的心愿,曾经多次与周围的人说起。1998年初他与小林合作,用口述的方法完成《怀念曹禺》一文后,对口述写作颇有信心。是年年底,他过完生日,自感到身体越来越衰弱,便主动提起要修改和续写《怀念振铎》,还是与小林合作,一段一段修改旧稿,一句一句口述新篇,工作进行得非常缓慢,有时一次仅能完成几句话的修订。可以想见,巴金先生为完成这篇文章耗费了巨大的生命能量。小林现在还记得很清楚,1999年春节前的一个周五,他修改了一段后觉得疲倦,就停了下来。几天以后,因为病情危重导致呼吸衰竭,不得不做气管切开手术,从此再也无法进入正常的工作状况。可以说,巴金先生用笔、用声音工作到他力所能及的最后一刻。《怀念振铎》虽然还没有写完,却是巴金先生把自己的生命能量全部投注进去的一篇文章。

    如果不是小林告诉我,老人本来还准备在文章里写入很多内容,我读这篇文章几乎感觉不到这是一篇未完稿。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今天又想起了振铎,是在病房里,我已经住了四年多医院了。病上加病,对什么事都毫无兴趣,只想闭上眼睛,进入长梦。到这时候才知道自己是个无能的弱者,几十年的光阴没有能好好地利用,到了结账的时候,要撒手也办不到。悔恨就像一锅油在火上煮沸,我的心就又给放在锅里煎熬。我对自己说:‘这该是我的最后的机会了。’我感觉到记忆摆脱了我的控制,像骑着骏马向前奔逃,不久就将留给我一片模糊。”最后一句关于记忆奔逃的描写,我觉得是老人对于自己在病中挣扎着思想和写作的最逼真最精确的感受。一个人努力回想,可是记忆(也可以理解作正常的大脑思维活动)却像不属于他似的,像是骑着骏马在逃离他,而他也抓不住记忆,感到自己将留在一片思维模糊的黑暗里。这就是这位一生向读者敞开心胸、写了一千五百多万字来倾吐感情的伟大作家的最后一行字。

    从《怀念从文》开始,巴金先生曾计划用抒情散文的笔调来回忆半个多世纪的文坛旧事,清理自己与朋友间的各种是非纠纷,他的思路也逐渐从反思“文革”进入对漫长的文学史的细节的梳理。郑振铎先生是巴金的前辈、挚友,在巴金的文学生涯中有过提携、帮助之恩,但两人在长期的工作合作中也有矛盾与冲突,甚至诉诸文字上的攻击。但这只是朋友间(用当时的话说是属于“同一阵营”里战友之间的误会)的矛盾与冲突。抗战以后两人又保持了良好的关系,郑振铎先生因飞机失事在1958年早逝,巴金曾写过悼念文章,但没有涉及以前的冲突,我想郑振铎先生生前也没有正面回应过巴金等青年作家对他的批评,而是用事实来证明他收集保护古籍的行为是正确的;而巴金先生也一直没有机会当面向振铎解释他们之间的误会,所以耿耿于心怀,期期于言辞。在《怀念振铎》里,巴金先生愿意把历史上的误会讲述清楚,并对着振铎的亡灵,说出自己对朋友的忏悔,也尽力地刻画出他心中真实的友人的形象。

    巴金先生要诉说的,不是文学史上大是大非的事件,而是朋友间的误会与隔膜而造成的纠纷。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新文学的队伍组成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流浪型的知识分子,一种是岗位型的知识分子。[505]两者的生活特征及文化心理都不一样,他们之间,既有亲密合作的可能与实践,但是也经常会产生矛盾与冲突。后者因为有比较稳定的生活保障,容易获得社会信誉度,常常出头露面,荣誉多于前者;前者敏锐而激进,往往使他们的事业追求有好的开端却无善的终结,不免陷于失败。不平等造成迁怒与浮躁,再加文人之间的傲气自矜,双方缺乏沟通和坦然交流之心,误解与攻击不可避免。巴金与郑振铎的矛盾大致属于这类。

    不说也罢,说起来真是很小:1930年代,郑振铎在北平挂名《文学季刊》主编,团结了一批京派的文人,具有学院派的味道;而刊物的实际编辑靳以与巴金联手,本着自己的理想与激进的态度编刊物,两者之间的矛盾是在工作中产生的。比如曹禺的《雷雨》,最初就是靳以交给郑振铎,振铎认为剧本写得太乱而搁置下来,没有录用,靳以又把它交给巴金,通过巴金的推荐使它重见天日。这是一例。其他还有巴金抽掉了季羡林的稿、又与李长之发生争论等等,而季、李都是郑振铎的学生,矛盾难免涉及振铎先生。朱自清先生当年的日记里记载了这些冲突,均云“振铎见告”,靳、巴等“擅于”刊物如何如何,可见振铎是站在季、李一边。也不能否认郑振铎希望把刊物朝学院派靠拢的方针与巴金、靳以的重社会批判的办刊方针是不一样的。这些矛盾最后导致了刊物停刊,理由据说是认为“读者不需要”。巴金、靳以迁怒于振铎是可以想见的。在《文学季刊》停刊的终刊号上,巴金写了一篇《告别的话》,不点名地批评郑振铎热衷收集古籍的行为:“文化的招牌如今还高高地挂在商店的门榜上,而我们这文坛也被操纵在商人的手里,在商店的周围再聚集着一群无文的文人。读者的需要是从来被忽视了的。在文坛上活动的就只有那少数为商人豢养的无文的文人。于是虫蛀的古籍和腐儒的呓语大批地被翻印而流布了,才子佳人的传奇故事之类,也一再地被介绍到青年中间……”[506]这话今天读起来会令人感到偏激而不舒服,所以巴金在《怀念振铎》里说,他“为那几篇文章今天还感到遗憾”。但是撇开对郑振铎本人的误解不谈,如果就事论事的话,我觉得,商人利益如何操纵文学,迫使严肃的文学如何以“读者不需要”的理由受到排斥,以致日益边缘化的严重性,在今天的状况恐怕比巴金当年说出这段话的时候要严重得多,巴金先生这些偏激的话放在今天读来一点也不过时,只是我们不敢面对这现实而已。

    但是这段话当初也没有被刊登出来,等《文学季刊》印出来时,巴金发现文章里这段话被删去了,他一直认为是郑振铎擅自删去的,以后他又接连发表了几篇杂文和短文,一再提到这件事。但郑振铎似乎一直没有正面解答这件事,就好像不曾发生过一样。郑振铎不是一个喜欢惹是非的人,他忙于教书、著述、出版、收集古籍版本,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这是个真正志向远大、宽容大度的人,虽然他也许有很多缺点,但在知识分子坚持民间岗位实践自己的神圣使命与理想方面,不愧为后人的榜样。他在北平的文人圈子里似乎关系不好,最终离开了北平而南下,但上海的左翼青年作家对他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的行为也带了很深的偏见,所以他一时弄得左右都不是。在那时,郑振铎顾不得《文学季刊》的风波,他正在集中精力编辑出版《世界文库》,企图为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的交流建筑起一个宽广的学术平台。这是郑振铎一贯的学术思想和工作魄力,也是他对中国现代出版的一个重大贡献。但是为了在生活书店出版《世界文库》,他又无意中卷入了生活书店与鲁迅、黄源的纠纷,巴金似乎也卷进去了。在《怀念振铎》的未完成部分里,巴金本来准备写生活书店事件,可惜没有来得及写出来。但可以想象的是,这些矛盾和纠纷,多半是出于相互之间的缺乏了解和体谅。郑振铎是个工作能量很大的人,无意之间可能妨碍了其他人的发展,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纠纷,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他的许多工作的成绩如纪念碑似的耸立于文学史上,是谁也不能无视的。我想巴金先生最后对郑振铎的评价,大致也是重新对他的文物保护和出版事业的业绩的肯定。

    《怀念振铎》在巴金的写作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虽然在写作之初,巴金先生没有把它当作自己的最后一篇文章来写,但在重新修改续写的1998年年底,他一定会考虑到许多更为重要的话要在这篇文章里说出来。所以文章涉及的面相当广泛。开始的部分,他写到了郑振铎去世前正在接受学术批判,成了学术界“拔白旗”的对象;如果不是因公外出飞机失事,其后半生的命运也很难预见。巴金写了一个非常动情的细节:一代名流死于非命,参加追悼会的人却都不是熟悉的朋友,连曹禺也没有出席,于是他感受了“非常寂寞”。其中的原因也许是需要从历史的背景上去考究。在这种背景下,郑振铎显然是感受到了某种危险正在朝他逼近,他当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命运,他要挣扎,要以自己对新的社会的热情与效忠,表白自己内心中的爱国真诚。所以他在与巴金相约的小酒馆里发出豪言壮语,提起“要为亿万人的幸福而献身”。不幸一言成谶,他“献身”了。但他内心中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呢?巴金的文章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疑问。

    为了使这个问题深入探讨下去,巴金先生又一次提出了振铎如果“在‘文革’中会怎么样”的假设。他的答案是,振铎也许过不了那一关:因为“他正,正直而公正。他有一身的火,要烧掉从各方来的明枪暗箭”。那么,他一定熬不到出头的那一天。如果把巴金先生和郑振铎先生的性格作一比较的话,就会承认巴金先生的结论也许是对的。巴金能忍受过关,成为一个历史的见证人,但他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就是他在不断反省与忏悔的原因;而振铎先生也许不能过关,因为他不会忍受污浊世界对他的诬陷与迫害。究其原因,除了巴金先生所说的“正直”以外,我觉得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那就是巴金先生早年参加社会运动,有丰富的历史和政治经验,而郑振铎先生始终是一介天真的书生,虽然他一生都热衷参加政治活动,终究还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所以他会真诚地说出豪言壮语,也会因为“正直”而过不了“文革”关。但巴金先生仍然是从自我反省的立场上来讨论这个问题的,他沉痛地指出:“倘使人人都保持独立思考,不唯唯诺诺,说真话,信真理,那一切丑恶、虚假的东西一定会减少很多。”

    当然作这样的讨论是多余的。巴金也这么说,因为郑振铎已经不可能活到“文革”那一天了。但知其多余还要作如此深入的讨论,我想巴金先生已经把他要说的,该说的话都清楚地表达出来了。

    2003年11月17日于黑水斋

    (初刊《深圳晚报》2003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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