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题材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特有的品种。中国古典小说中也有过关于域外的描写——如《西游记》《镜花缘》《三宝太监下西洋》以及《聊斋》中的一些故事里，已经多少写到一些域外的人情风土。但那时中国人的心目中，自己居住的是海内，为天下中心，而四海之外皆为蛮荒之地，想象的成分多于实地考察。所以出现在小说里的域外，要么神化，要么妖化，总是当作海外奇谈，并不给以认真地对待。严格地说，域外题材的文学创作，是在中国的大门被列强用枪炮打开以后，才渐渐出现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最初是由大批留日或留美的学生发起的，他们是中国第二代自觉向西方学习真理，并真正努力将西方文明作为样板来改造中国的知识分子，但他们与第一代（从洋务运动到严复的翻译）学习西方的知识分子又不同。他们一开始就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中国当时正处于推翻帝制的头几年，人民还不适应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生活，真正的民主思想远没有深入人心，反而造就了一批重兵在握的军阀轮流坐庄，战争连年遍地，统治者根本无暇顾及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因此当这一代知识分子开始策划改造中国的良方时，他们的背后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实体支持，他们的前景中也没有一个辉煌的仕途诱惑，他们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单凭在外亲身体验到一种政治经验和借助西方学术著作打开了的文化视野，独立地闯入历史舞台。凭着知识的力量，他们办刊物，写文章，站讲台，用各种方式传播新思想、新学说、新知识，终于激起了思想文化界的一场巨变。知识分子不依赖政治权力，破天荒地掀起了一场成为现代中国历史新纪元的文化运动，那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们在这场运动中最光辉的实绩，就是创造出崭新的文学传统——五四新文学。
由于这批知识分子是带着留学生的文化背景来创造新文学的，他们的创作中不能不融入自己在外国生活与求学的经验。这段生活经验是他们萌生新思想、接受新文化、完成人生道路转折的最重要的时刻——他们在新文学初期很快实现了个人的功成名就以后都不约而同地肯定了这一点。这最初表现在他们的文学回忆录里，如鲁迅《朝花夕拾》中的几个片断、郭沫若《创造十年》、胡适的《逼上梁山》等等，而真正把留学生活转化为艺术审美形式给以表达的，是郁达夫的小说、周作人的一些散文、闻一多的留美诗抄、王独清的留法诗抄、蒋光慈的留苏诗抄以及徐志摩作品中关于剑桥的回忆，这大约构成了新文学域外题材的第一乐章——早期的留学生文学。这类作品大都以个人生活经验为中心，用文学的形式写下海外学子对祖国或对西方文明的各种看法。留学生文学是域外题材文学的雏形和早期阶段，因为它所描写的主人公还仅仅是以异域为地理背景来展开活动的中国人，他们始终是所在地的客卿，没有也不可能深入地观察、了解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也没有能够真实、艺术地描写出西方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撞击和交流。
完成这两大任务，并且使域外题材摆脱留学生的视界和游记体裁，成为一种完整意义上的文学创作的，是两个在1920年代末崛起的青年作家：巴金和老舍。巴金是留法学生，他最初用浪漫而凄美的笔调写下了一篇又一篇域外题材的短篇小说，表达出对西方文明匠心独具的艺术体验。而老舍，在英国教书期间创作了著名的《二马》，第一次用诙谐的笔调写出了中西文化比较与对国民性的批判。至于对东方异域的文学描写，诞生时间似乎更早一些，有许地山的宗教小说作为标志。
域外题材的创作成为新文学的一个独立领域，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它摆脱了回忆录、游记或报道采访式的体裁，而成为纯粹的文学创作；第二，它摆脱了以写个人留学生活为主的故事，直接观察和描摹外国人的生活形态（留学生文学是写中国人在异域的故事，域外小说则以写外国人的故事为主，但也不排除中国人的出现）；第三，它能够写出域外的文化民俗和风土人情，而不是把中国人的故事搬到域外背景去写。在这个意义上说，巴金的域外小说最为典型，无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在新文学的域外题材创作中都堪称一流。我编选的这本《巴金域外小说》，并不是他的全部域外小说，但收入的各篇作品，从各个侧面体现了当时域外题材的最高水平。
巴金是1927年初到法国巴黎去留学的，最初打算去那里攻读经济学，但到了法国不久，老家传来破产的消息，家里无法供他完成学业，此时原来就有的肺结核病又一次加重，他不得不搬到巴黎附近的小镇沙多—吉里，边养病边读法文。这是一段很安静很美丽的生活，在那里他完成了处女作《灭亡》的写作，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学术名著《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这段时期的生活给巴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以后写的域外题材小说中，有许多都是以这个小城为背景的。
巴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复仇》，几乎都是域外小说，他后来这样解释自己的创作：“我写文章，尤其是写短篇小说的时候，我只感到一种热情要发泄出来，一种悲哀要倾吐出来。我没有时间想到我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我是为了申诉，为了纪念才拿笔写小说的。《复仇》集中的十五篇小说里，差不多每篇都有一个我的朋友，都保留着我过去生活里的一个纪念。今天我翻读这本书，还会产生一种温情，一种激动或者一种忘我的境界。”[508]巴金的话告诉我们，这些浪漫精巧的故事背后都有一段生活的真情所在，绝不是凭想象编造的。但从我们今天所获得的材料来分析，这本集子里只有少数篇什（如《复仇》《亚丽安娜》《墓园》等）找得到生活的原型，其他作品的真实性则很难说。但这并不重要，艺术创作无须隐讳想象，换句话说，即使《复仇》集里的那些小说是完全靠作家想象来编造的，也无损这些作品的艺术力量。因为作家在这些故事里投入了两种真实：一种是生活背景的真实，无论是月光下的圣母院、马赛海滨的美景旅社、大街和电影院，还是沙多—吉里的小镇、学校、花店、墓园，作家都以饱满的感情对它们作了细腻生动的描绘，这描绘是一种回忆，又是一种主体情感的倾诉，所以文字里充满了亲切感。还有一种是作家主观情绪的真实，他在小说里寄托了人类各种各样的悲哀：失去了青春、生命、活动、爱情的悲哀，他认为这些悲哀是人类所共同的悲哀，虽然写的是异国青年男女，但这些痛苦的情感都是与中国青年相通的。很显然，巴金是把主观感情普遍化了，他力图通过对异域人民生活和情感的描写，揭示出一种人类共同的情绪。他不是要中国读者在小说中了解一种完全陌生化的文化环境下的人物故事，而是努力使人们相信，地球村上的人们所面临的是同样的命运、悲哀和追求，人与人之间虽然有国别的区分，但他们彼此的心是应该靠拢的，沟通的。
正是怀了这样的创作目的，巴金的域外小说完全洗去了异国情调笼罩下的传奇色彩，他深刻地抓住了人物的灵魂，揭示出一种简单现象下的复杂心灵。举一个例子，本书第一辑“爱情悲剧”所收的五篇小说，除最后一篇不计外，前四篇爱情故事都是以悲剧为终结，但人物所表现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像《父与女》揭示的父爱与性爱的冲突，《好人》揭示畸形爱情导致的惊心动魄的自私，《爱的摧残》里对爱的选择与感知，读后都不能不迫使人们在震惊中自省，因为作家所触动的某些罪恶感，与人性的普遍弱点都有关联。
法国留学期间是巴金人格力量最为高扬，理想与实践最为和谐的时期，他当时正怀了坚定的信仰从事着社会革命，法国又是各国政治亡命者的聚集之地，他在那儿不但见到了仰慕已久的社会革命家格拉佛、柏克曼等人，还投入了营救两个被美国政府判处死刑的工人领袖萨珂和凡宰特的世界性活动，以及营救西班牙革命流亡者杜鲁底等人的活动，这些活动在他的小说里也有过生动的反映。《复仇》和《亚丽安娜》两篇，前者写犹太人福尔恭席太因暗杀反犹组织头目的故事，后者写波兰女革命者的流亡和爱情生活，都是以真实事件为原型的，由此也可看到巴金年轻时代的生活侧影。另外，《房东太太》《墓园》写了欧洲人民反战的情绪，《狮子》写了贫困青年对社会的憎恨以及被压抑的愤怒，《马赛的夜》写了作者在名城马赛的见闻，都能比较广阔地反映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社会面貌与人生风情，唯《哑了的三角琴》是写俄国监狱中囚犯对自由的向往，简单的故事情节背后寄寓了深厚的人情力量。
俄国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都是巴金向往的历史辉煌事件，巴金曾经花过大量的时间去研究这两次大革命，搜集了许多资料，他研究俄国革命历史的直接成果是写下了一本《俄国社会运动史话》，并且以民粹派活动为背景，创作了中篇小说《利娜》。他研究法国大革命历史以后写下三篇系列小说，分别以大革命时期的三个领袖为主人公，写出了他们的伟大与悲哀。从这三篇小说中可以看出巴金对大革命时期的三个领袖的态度是不同的，他对马拉是赞美的，对丹东是同情的，而对罗伯斯庇尔依靠专政与暴力来维护其统治则充满了讽刺。这对罗伯斯庇尔也许不很公平，可能是作家身处恐怖的年代里借古讽今，不能不委屈这位雅各宾党的铁腕人物；也可能是体现了作家一贯的思想，革命胜利后应该把政权真正归于人民，而不允许统治者借用人民的名义来实行暴政，镇压人民。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罗伯斯庇尔的讽喻充满了历史感。
巴金的域外小说基本上是以法国为背景的，但也有少数几篇写到了日本。那是他在1934年东渡日本住了近十个月的生活积累，他写下了《神》《鬼》《人》三篇一组系列小说。第一篇揭示了日本知识分子屈服现实邪恶势力的痛苦，以及逃避和自我麻醉的心理，风格由浓郁凄艳的浪漫转向了近乎自然的写实。第二篇也是写爱情悲剧，但小说中人物冲突的方式，都是日本风味的，与法国青年的爱情故事截然不一样。第三篇是写作者本人在日本的一次被拘留的经历。本书选了第二篇《鬼》，放入第一辑“爱情悲剧”中，读者可以从比较中领略巴金丰富多变的艺术手段。
我们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巴金相当成功地写出了外国人的生活，同时从外国人的感情世界中窥探到人类共同的感情。这是巴金域外小说的最重要的特点。他几乎没有去采撷东西方文化撞击而生的火花，也没有对两种文化的优劣作价值判断。而老舍的《二马》则从另一个角度填补了这一课题——这不在文本论述的范围以内，暂且不去说它。
域外小说的出现，反映了五四时代中国作家的新视界，它不但扩大了文学表现的空间，也沟通了人们的感情世界，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加近了，所以在巴金、老舍之后这类题材的创作还在陆续出现。但时代的不同要求和作家知识结构的变化，使这一题材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1940年代徐皐的传奇小说，1950年代鄂华的政治小说，虽然从两个不同侧面扩大了域外小说的读者面，但由于作家自身的局限，在域外题材内涵上并未有更为丰富的开掘。近年来随着出国潮的掀起，新兴的留学生文学似乎又成为一种待起的潮汛，焕发出域外题材的魅力，我希望它会健康地发展下去，逐渐地形成域外题材创作的新生代。愿这本小说集的出版是一个好兆头——在重温五四时代域外小说的辉煌中，激发起今天的创作热情。
（初刊《文学自由谈》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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