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本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04年出生在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里。因为从小失去父母，在家庭中受到他房长辈的欺压，所以能比较真切地感受到家庭专制对年轻人身心的摧残；推而论之，他对社会上一切压制人性、妨碍个性发展的专制制度都深恶痛绝。他曾宣布：“我现在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当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这种“人类至上”的思想后来成为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基本核心。五四初期，巴金受到新思潮鼓舞，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社会主义书籍。他读了俄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克鲁泡特金的宣传小册子《告少年》，波兰民粹派作家廖亢夫的剧本《夜未央》，以及俄国无政府主义活动家爱玛·高德曼的一些宣传文章，立刻被他们鼓吹革命的言论所吸引，并信仰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无政府主义思想核心主要反对专制和强权，追求极端的个性自由。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的基本目标之一。这些契合点使巴金既成为一个坚定的无政府主义信仰者，同时又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反封建文化的战士。
无政府主义信仰在巴金的文学创作中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早期投入社会运动，曾为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而奔波，直到无政府主义运动在中国瓦解以后，他才将这种剩余的政治热情与无可奈何的失望情绪倾吐在艺术创作之中，用他的文学活动来宣泄他的政治热情。他常常说：“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这种创作心理只有放在他的信仰背景下才能体会其真诚性。其次，巴金是在政治信仰渺茫以后才从事创作的，所以他在创作中很少正面宣传他的信仰，更多的是通过感情的抒发，在审美意识上曲折地表达出理想色彩。他崇尚个性的绝对自由，追求高尚但抽象的道德人格，对黑暗的社会现状采取彻底的反抗态度，这都决定他的抒情风格必须带有强烈的个性。它是绝望的、哭诉的和狂热的，它总是一遍又一遍地书写青春的毁灭、死亡的痛苦、人生的不堪忍受，以及年轻的恐怖主义者在暴力中毁灭敌人也毁灭自己的同归于尽……这种紧张、热烈，充满着生生死死、爱爱仇仇的故事曾对当时的年轻读者产生极大的诱惑力，也构成了巴金审美风格的主要一面。
1927年巴金去法国求学，到了巴黎以后，异国境遇的寂寞与当时各国政府对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镇压，都刺激他拿起笔来，倾吐内心的愤懑。他写下了第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中篇小说《灭亡》。这里所说的自传，并非是个人经历的实录，他是通过一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杜大心的形象，真实地描述了自己从参加社会运动以来的心灵历程。这部作品在结构上和描写上都存在着许多败笔，但它真切地反映出某些青年知识分子在恐怖政策下的骚动、激愤与反抗的心理。杜大心是一个带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革命者，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但他忍受着极大的生理痛苦，为反抗专制制度而拼命工作。肺病使他看不到个人的前途，而强大的黑暗环境又使他看不到人类的前途。虽然他也被人爱过，但个人的爱情远远抵不住他面对人类苦难时产生的绝望，他终于自愿地走上了灭亡的道路，以求用一死来获取永恒的安宁。当一个工友被敌人杀头后，他企图暗杀军阀来平息内心的痛苦，最后白白地牺牲了自己。这样一个形象出现在恐怖笼罩中国大地的1929年初，理所当然地会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
《灭亡》的反响使巴金顺利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从此，他把写作看作是自己不可缺少的一种生活方式，自觉地在创作中倾吐内心的爱憎与痛苦。他的创作感情几乎像火山爆发似的，从1929年到1949年底，他一共创作了十八部中长篇小说，十二本短篇小说集，十六本散文随笔集，还有许多翻译作品，为中国新文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巴金的创作成就中，中长篇小说的创作占了主要的地位，其中又是以两大题材的系列创作最为显著。其一是表现社会革命，表现知识分子寻求真理的题材系列，包括《灭亡》（1929年）、《新生》（1933年）、《爱情的三部曲》（即《雾》（1931年）、《雨》（1933年）、《电》（1935年））、《火》第一部（1940年）和第二部（1942年）；其二是表现家庭生活，抨击旧式家庭的腐朽罪恶的题材系列，主要有《春天里的秋天》（1932年），《激流三部曲》（即《家》（1933年）、《春》（1938年）、《秋》（1940年）），还有《火》第三部（1943年），《憩园》（1944年）、《寒夜》（1947年）等。这两大系列创作曾在社会上发生过重大影响，三四十年代许多城市青年都曾经从这些作品中受到鼓舞，走上了社会革命的道路。
表现社会革命，探索青年知识分子寻求真理的心路历程系列，在艺术风格上基本是《灭亡》的延续。这些作品中凝聚了作家青年时代的生活斗争经历以及社会运动失败的激愤情绪，表达了他面对社会现实，满腔怒火无处发泄，渴望战斗却找不到战场的悲愤心理。作家常常把自己的作品称作“诅咒”，这诅咒本身就包含着反抗的火种，但这又是没有实际行动、无可奈何的反抗，忧郁的阴影笼罩着这一类作品。《新生》是《灭亡》的续篇，着重刻画了杜大心的朋友李冷的成长道路，曲折地反映出当时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的心理变化过程，李冷起先对社会采取愤世嫉俗的消极态度，他把自己关闭在小屋里，诅咒一切，否定一切，也不参加现实的斗争。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对光明的追求，他承认，“我对于我是至高的存在。但是没有了光明，这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后来在妹妹与恋人的帮助下转变了，由上海跑到厦门去参加实际工作，并在一次领导工人罢工的活动中被捕牺牲。《爱情的三部曲》分别由《雾》《雨》《电》三个中篇组成，着重描写了一群不满现实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恋爱与斗争生活。在这部系列小说中，作家有意模仿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创作方法，力图在人物的恋爱过程中把握其真实性格，暗示出他们对人生、革命以及信仰的态度。《雾》写了两个性格相反的知识分子，一个是革命者陈真，身患重病，但他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革命的宣传工作中去，拒绝与女性接触，在内心的苦恼与没日没夜的工作中消耗自己的生命，这个形象显然又是杜大心形象的翻版。另一个是周如水，他懦弱、寡断，对生活缺乏追求的勇气，他一面与一女子真诚地相爱，但不敢隔断与旧礼教的联系，唯恐担了“不孝”的罪名，终于失去了自己的幸福。在《雨》中，陈真与周如水都意外地死去，他们的朋友吴仁民成了小说的主人公。吴仁民的性格与陈、周相反，他热情洋溢，精力充沛，曾多次宣称：“我需要的是热闹、激动。”他对现实充满了激愤之情，却又为找不到正确的斗争方式而弄得满心焦躁，结果把精力浪费在一场三角恋爱的悲剧中。作家通过对吴仁民的种种变态心理的刻画，相当深刻地揭露当时的社会现实。譬如小说中写到吴仁民做了一个恶梦：“我看见许多青年给剖腹挖心，给枪毙杀头，给关在监牢里，受刑，受拷问。我看见他们也是血肉造成的。他们的父母妻子在叫号，在痛哭。我问别人，他们为什么会到了这个地步。别人回答说，他们犯了自由思想罪。……我的眼前只有一片血海。我吓得惊叫起来，就这样醒过来了。我发觉我还是住在洋房里面过着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从这里可以看到，作家不但给当时的专制社会以愤怒的批判，也给空谈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辛辣的嘲讽。《雨》是《爱情的三部曲》中结构最完整、人物心理剖析得较深刻的一部。《电》写的是一群知识分子在福建从事无政府主义的活动，他们在学校、工会、妇协、农协、报馆等各条战线同军阀统治展开斗争，但由于环境的残酷与团体缺乏严密组织，他们的活动遭封了军阀的镇压。这些年轻的战斗者，一个个庄严地活着，一个个勇敢地死去，把置身恐怖下的战斗者的心理表现得相当透彻。在《电》里，作者正面提出了信仰的问题，吴仁民在这部作品中已经获得了正确的信仰，与另一个理想型的女性李佩珠一起，在各种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小说又写了另一个悲剧性格的青年敏，因为忍受不住恐怖政策的刺激，把“死亡”看作是一种“轮值”，神经质地去追求死亡，以求一快于人我俱亡，结果走上了恐怖主义的道路。作者借这个人物指出，一个从事革命活动的人如果得不到“信仰”的指导，光凭热情是无济于事的。小说中最感动人的篇什是巴金淋漓尽致地展示了青年人追求信仰，寻求真理过程中内心的种种激情。《电》的结构很奇特，故事情节几重并发，就如一道道闪电，同时在人们眼前划过，稍纵即逝，但文句又干练简洁，在巴金的作品中较有特色。《爱情的三部曲》之后，这类题材的创作渐渐减少。抗战爆发，巴金又写作了《抗战三部曲》的《火》的前两部，写一群知识青年在抗日救亡中的活动，虽然人物的思想性格与前几部同类题材小说有某些相似，（如在《火》第二部里，一些抗日宣传队员们把李佩珠作为他们的学习榜样；在《火》第一部里，作家也写到了抗日青年暗杀奸细的活动），但从创作风格上看，以前作品中寄托的悲愤、绝望的情绪已经渐渐地转为明朗，反映出作家思想风格的变化。
描写家庭生活，抨击旧式家庭腐朽与罪恶的系列创作是从《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为起点的，它凝聚了作家少年时代在封建家庭中获得的种种生活印象与人生经验。《激流三部曲》是一个整体，以一个四代同堂的封建大家庭为背景，写了家长们如何利用旧式家庭的教育与伦理观念，野蛮地统治着这个黑暗王国里的子民们，把一个个善良、懦弱的青年男女推上绝路。他们过着荒淫无耻的寄生生活，挥霍祖上遗留下来的产业，最终也挖空了家庭的根基，使这个大家族在风雨飘摇中自行崩溃。在《家》中，作家着重写了高家祖孙之间的矛盾冲突，写了封建家长高老太爷如何在绝望中死去，孙儿一辈的高觉慧如何冲破家庭的束缚，奔向社会广阔的天地。在《春》中，作家又引入了另一个大家庭周家，对照地写了父女两代人的冲突，并以两个女性的不同结局——淑英受了俄国民粹革命党人故事的影响，敢于反抗父亲包办的婚姻安排，终于在表兄们的支持下逃离家庭，走上新生；蕙却因生性怯弱只能默默离开自己所爱的人，服从父命，被迫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男子，终于郁郁而死——为青年人反对封建家庭专制指出了道路。《秋》的气氛更加悲哀、肃杀，留在高家的地主们一个个沉溺于声色之中，加速着自行灭亡的进程；而那些无力反抗家长压迫的弱小者，心灵上、生理上都加倍地受到摧残，不可挽回地成了旧制度的陪葬。如枚少爷的死，淑贞的死，都为这毫无价值的生活方式增添了牺牲品。但小说结尾时，作家依然给了人们一丝希望的亮色，当高家老屋即将出卖，整个家族处于解体的时候，受过新思想教育的女青年琴满怀信心地宣称：“秋天过了春天就会来的。”从《家》到《秋》，不但小说的基调从高昂转向低沉，而且在叙述方式上也由主观的倾诉型转向客观的叙述型。尤其是《秋》，几乎没有基本的故事线索，完全由着生活的自然发展，如实地记录了这个地主家族一天天的败落趋势，大量的生活细节描写支撑了小说的框架，读起来感到琐碎、沉闷、冗长，但小说的艺术效果也令人感到更加逼近生活。从《家》到《秋》，这个“三部曲”，花了巴金将近十年的时间，这中间还穿插了一部文笔优美的中篇小说《春天里的秋天》，叙述一对青年在家庭专制下的恋爱悲剧。《秋》发表于1940年，当时作者的叙事风格已经开始转变，到了1944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憩园》，一种新的风格已经定型，小说的技巧也更加圆熟。《憩园》是巴金在抗战后期创作的一部重要小说，从题材上说，它是发展了《激流三部曲》的一个分支，将《激流》中的一个纨绔子弟的故事进行了移植与重新创造。小说的主人公杨梦痴与《激流》中的高克定是同一个生活原型，作家放弃了高家的故事改写杨家，在形象塑造上有了更大的自由，但精神气质仍是一脉相承的。杨梦痴不务正业，沉湎于吃喝嫖赌，肆意挥霍祖产，终于在大家族败落以后被家人驱赶出门，沦为乞丐，潦倒而死。但作家没有像《激流》那样对这个人物一味谴责，他从更加广泛的人性角度，探讨了旧式家庭教育的缺陷、伦理的悲剧以及人与人之间缺乏沟通的原因。巴金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寒夜》也是属于家庭系列的故事，但已经完全摆脱了高家大院的阴影，展示了一个五四新文化背景下新型家庭的破碎。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家庭悲剧了。
在题材上，除了上述两大题材系列外，巴金的小说还涉及广阔的生活面：如矿区、农村、医院、普通市民，甚至还有表现西欧、日本生活的异域故事和表现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故事。
除了中长篇小说外，巴金还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他早期的短篇小说结构精巧，题旨单纯，每一个作品都表现一个故事或一种情绪。故事大都由第一人称叙述，语言中带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再加上悲惨的结局和戏剧化的情节，使作品蒙上了一层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代表作有《复仇》《光明》《电椅》等短篇小说集。193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短篇小说的篇幅渐渐变长了，笔调日趋冷峻、朴素，不再编造紧张的情节，不再添加外在的抒情，结构也比较自然与松散，在揭示生活的本来状态中，寄托了作家内心的炽热情感。如《神·鬼·人》《发的故事》等，都代表了这种倾向。到抗战后期写作的《还魂草》《小人小事》中，这一特征就更加明显了。
巴金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文，有《海行》《旅途随笔》《忆》《旅途通讯》《生之忏悔》《点滴》《黑土》《龙·虎·狗》等，有的是回忆录，有的是游记随笔，也有的是杂文、序跋、怀人抒情的散文等。由于体裁样式的不同，作品的特点也不相同，一般游记写得比较随意，融抒情、议论、叙述为一体，有的短篇抒情散文，结构则相当精致，寓意深远，如《龙·虎·狗》中的优美篇什。热情、坦率、真诚地把读者当作朋友，敞开他的胸怀，喋喋地倾说着心中的感情，是巴金散文始终如一的风格，巴金曾经说过：“我的写作的最高境界、我的理想绝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尔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开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来，高高的举在头上’……我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要讲心里的话。”这一美学风格在他的散文里表现得尤为鲜明。
1950年代以后，巴金与大多数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一样，一方面获得了比较高的社会荣誉和社会地位，过着舒适的生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为了保住这种良好的生活状况而忍受甚而附和“左”的政治势力对知识分子的各种迫害，诸如“思想改造”“反胡风”“反右运动”“拔白旗”等等名堂繁多而且古怪的政治迫害运动。在那压抑个性的日子里，巴金虽然还在不停地创作，但风格渐渐变了，向读者敞开心胸说真话、吐真情，描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和人物的作品越来越少，而迎合官方的政治指令，写一些自己所不了解的事情而盲目表态的作品越来越多，虽然在这些作品中，热情的辞藻依旧，煽情的文笔依旧，但由于写作的主题都是与某一历史阶段的政治中心主题联系在一起，诸如“抗美援朝”“大跃进”“支援越战”等等，随着时过境迁，它们的价值也被历史无情淘汰，只有一些偶然吐露真情的杂文，尚有令人回味的地方。巴金在“文革”以后，深感丧失个性的可怕，终于在自我忏悔中重新提倡独立思考和说真话，恢复了一个知识分子为人民立言的责任感与社会良知。
“文化大革命”中巴金与所有的知识分子一起经受了苦难的磨炼，在这“地狱”与“炼狱”中，巴金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失去爱妻的痛苦，在还没有恢复自由的恶劣环境下，默默地翻译俄国十九世纪思想家赫尔岑的回忆录，通过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对沙皇专制的诅咒来宣泄内心的悲愤。“文革”后巴金恢复自由，当他重新出现在读者面前时，已经是一头苍苍白发的老翁了。对历史和自身经历的深刻反省，使他人格发展的历程中显示出良知复苏的巨大威力，他开始克服老年人的生理障碍，一字一句，十分痛苦地写作《随想录》。集回忆、往事、反省、历史、议论时事，重抒理想之大成，以“讲真话”为纲领，见证了近四十年来社会历史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和知识分子人格磨难的坎坷历程。由于这一百五十篇“随想”触及了当代中国文化生活中的各种争议、冲突和斗争，熔铸了老人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独立思考的良知，其中许多篇章的发表都引起了社会的震动和人们的争议，激发起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考和自省，并且鼓励了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坚持“说真话”的勇气。巴金曾经顾虑到他的《随想录》发表后的命运，他多次声称这是他留给后世的“遗嘱”，并一再宣布他写完《随想录》后将搁笔告别读者。但事实证明，《随想录》发表后，不管人们怎样看待它，怎么议论它，它已经成为一个不容抹杀的文化存在，受到了人民的爱戴，即使是憎恨它的一些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正如巴金一再推崇的法国作家左拉为德莱福斯冤案申辩是“挽救了法兰西民族的名誉”一样，他的巨著《随想录》的存在，挽救了四十年来在怯懦中苟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名誉。
巴金今年已经八十七岁了，风烛残年的他依然是一个战士，最近在四川成都举行的“巴金国际研讨会”上，他公布了一封致会议代表的信件，他在信中愤怒驳斥了有人对他提倡的“说真话”的诽谤和影射，再次重申了他晚年最重要的思想观点：“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了还不清的债。我讲的只是我自己相信的。”他还说：“因为病，……以后我很难发表作品了。但是我不甘心沉默。我最后还要用行动来证明我所写的和我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一句话，我要用行为来补写我用笔没有写出来的一切。”
风烛残年中的巴金依然走在时代的前列。
1991年11月于上海新亚公寓
（初刊《青少年巴金读本》，台湾业强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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