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二十三岁留学法国，在那里开始了文学创作。所以他早期的小说很多是以域外传奇故事为题材的，《复仇》就是其中之一，它典型地反映了巴金先生年轻时代浪漫、激情、带有传奇性的叙事风格。但是在这些故事的背后，却凝聚了他对欧洲政治生活的敏锐观察。欧洲的反犹运动恶果是什么？和平生活下的居民如何在命运打击下一步步走上暴力反抗的道路？恐怖主义背后的社会心理是什么？虽然这是一个传奇性的故事，但所表达的感情世界和现实意义，我们一点也不陌生。《月夜》的创作时间稍微晚一些，那时巴金先生正四处漂泊，孤身一人走南闯北，寻找朋友，考察社会，思考着未来的人生道路。巴金先生在广东农村目睹一个朋友办农会的事迹，写出了这个略带一点恐怖的故事。小说的叙事角度非常巧妙，文字也非常简洁，但所表达的现实批判力量却令人震动。巴金先生在1930年代的小说创作，在今天读来一点也没有过时。其实这两篇小说并不是巴金先生最有名最优秀的作品，但如果认真阅读，会发现作品中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大到全球化境遇下的民族冲突，小到对农村社会现状的许多尖锐看法，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昨天一位北京的记者在电话中对我说，她在大学生中间做了一些调查，为什么许多青年人读巴金先生的作品都感到有些隔膜，原因是他们认为巴金写的是历史上的事情，与今天没有关系。当然巴金先生的小说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我还是要说，巴金先生的作品没有过时。今天有的青年人可能感到隔膜，一方面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去阐释巴金作品的当代意义，另一方面我们的青年人不大关心周围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更多地只关注自己。社会上某些起主导作用的意识制造了很多虚假的东西，表面上看轰轰烈烈，其实是瞬息烟云，消耗了大量青年人的生命热量。而且这种虚假的东西一旦成为流行话题，必然会遮蔽生活真相，转移广大青年真正应该关注的问题。
《上海文学》推出巴金先生的纪念专辑，重新发表巴金先生的早期小说，目的就是希望有更多的读者来读他的作品，认真地思索其中的意义。
巴金在晚年克服巨大的疾病折磨，亲手编辑出版了二十六卷创作全集和十卷本翻译全集，字数在一千五百万字以上。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他还有一些作品未能以全貌收入全集面世，但这两套书大致可以反映巴金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与文化史上的成就与贡献。巴金老人曾经多次说过，作家是用作品与读者交流的，他通过创作与翻译来完成自己的人格塑造，所以要认识巴金，学习巴金，评价巴金，都应该从巴金的写作实践出发，通过对他的作品的研读与阐发，来了解作家的伟大人格力量。
巴金从来就是一个被争议的人物。就像托尔斯泰的晚年被争议一样，围绕着这个名字，社会上始终有各种毁誉喧嚣不息。但我以为，最真实的巴金仍然是存在于他的作品当中，这是任何时代话语的高声赞美或者低音苛求都无法真实体现出来的。巴金的人格与巴金的作品是一个完整的结合，不可能有离开了人格魅力的巴金作品，也不可能有独立于作品的作家人格。
有人说，巴金的作品有太多的理想主义，在弥漫平庸与市侩气的今天，青年人厌倦理想，畏惧深刻，陶醉于各种享乐、实惠、幼稚、浅薄的生活风尚，不愿意相信真正的爱情与正义，不敢面对生活的严酷性，似乎巴金的作品远远地离开了他们。甚至有的学者把巴金的作品与他的人格分离开来，言下之意就是巴金的作品在今天已经不再吸引人们了，唯有他的人格精神才是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榜样。我想这种种言论所昭示的巴金作品应有地位的失落，即使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也同样反映了我们时代的误读：我们长期以来对巴金的创作中真正有价值的追求并不重视，总是满足于把一些现成的辉煌的政治词汇——诸如反封建、爱国主义、理想主义等等，为巴金的作品添冠加冕，就如同“文革”中用“无政府主义”“黑老K”等污水泼在他的头上一样，这些概念遮蔽了巴金作品所拥有的自由活泼、爱与友谊以及青春洋溢的朝气，也遮蔽了巴金与青年人气息相同的伤感、痛苦、犹豫、软弱、疯狂等丰富的心灵世界。巴金作品的丰富内涵并没有被充分地发掘出来，反而被遮蔽在一些机械的教条里。这就是我说的时代的误读。
纪念巴金最好的方法，就是回到巴金作品里去。让我们重新来研究巴金，阅读巴金，阐释巴金，把巴金作品的意义引向多元的复杂的当代的理解，使巴金的作品与青年人的当代生活理解结合起来，积极发挥巴金作品在当代生活中的作用。我想，这才是对巴金最好的纪念。
巴金先生有相当长的时间担任了《上海文学》及其前身《文艺月报》的主编。《文艺月报》创刊于1953年1月，巴金先生即为第一任主编，直到1956年第七期起，才不列名为主编。第二次是1960年《文艺月报》改名为《上海文学》，从第十、十一期合刊起巴金先生又一次列名为主编，直到1964年与《收获》杂志合并。“文革”后《上海文学》复刊，也是在巴金先生的领导下进行的，1985年第六期，巴金先生第三次列名为主编。可以说，巴金先生是《上海文学》杂志任期最长的主编，是我们这个刊物的创办者与领导者之一。虽然巴金先生在有关文章里也说过，他是挂名的主编，并不操作实际的主编工作。可是当编辑部碰到问题，有了压力的时候，作为主编的巴金先生仍然挺身而出，以他的崇高声望保护杂志。我从《巴金全集》里摘了一段话，是他1957年4月27日在上海市委举行的部分作家座谈会上的发言，那时属于鸣放时期，巴金就有人对《文艺月报》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我曾当过三年多《文艺月报》的挂名主编。曾经有人批评《文艺月报》编委只注意艺术水平，把政治放在第二，这是不公平的。其实《文艺月报》的艺术水平本来就不高，而且艺术和政治应结合在一起，作品没有艺术性，就不能感染读者，不能起政治作用。又如在检查《文艺月报》工作时，批评《文艺月报》压制新生力量，优待老作家。当时《文艺月报》副主编黄源同志也曾在理事会上代表编委检讨，但我自己并不同意这样做法。”
还有下面一段话，巴金先生直接批评了当时的市委宣传部执行的极“左”路线，而那时的宣传部负责人正是后来“四人帮”之一张春桥：“《解放日报》曾经批评《文艺月报》没有刊载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是犯了很大的政治错误。因此，《文艺月报》的销路从二十多万份一跌到二三万份。其实《人民文学》就没有刊载这份材料。倘使市委宣传部认为这是错误，对这个问题也可以在党内进行批评，甚至严厉的批评，不必要公开批评，使读者莫名其妙。批评文章发表后，《文艺月报》编辑部许多同志心里都不满意。这本来是出于爱工作爱事业的热情，可是这些表示过不满的人在反胡风材料的学习中，都给整得哑口无言了。我当时还是个挂名的主编，不便讲话，但我在私人谈话时，不断表示我不同意这种做法。”
巴金先生的这种敢于犯上的言论与他后来坚持讲真话是一致的。1980年代，《上海文学》就现代主义的“三个小风筝”问题引起争论，编辑部也是有巨大的压力，巴金先生毅然在刊物上发表了《一封回信》，支持对现代主义文艺的探索。我曾经称他的《随想录》是一部中国文艺界在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的百科全书，就是指他在这部讲真话的大书里一再回应了当时文艺领域的各种争论各种现象，有力地支持了思想解放运动。这种精神震撼力是今天的青年人很难想象的。
我还想提一下的是：“文革”前巴金先生最优秀的小说《团圆》是发表在《上海文学》1961年第八期，他最重要的论文《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发表在《上海文学》1962年第五期，“文革”后他唯一的短篇小说《杨林同志》发表在《上海文艺》（即《上海文学》）复刊后的新一期上。可以说，巴金先生总是把他心里最重要的宝贝贡献给了《上海文学》。这是本刊同仁和读者需要牢记的。
2005年10月19日于黑水斋
（初刊《上海文学》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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