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应果兄：

    在北京召开的“巴金与二十世纪文化”研讨会上，有幸聆听兄所作的报告，兄以一贯的深刻洞察，分析了巴金的理想主义及其文学观念与二十世纪的密切关系，以及其历史地位。巴金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的某种理想主义的象征，其意义在苦难中国从自身的愚昧、屈辱摆脱出来的过程中，达到了奇迹般的辉煌。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反省、忏悔中慢慢地成熟起来，终于从一个依附于庙堂的喉舌朝着独立于社会的批判力量发展，巴金的思想和写作始终是一面鼓舞人心的旗帜。正如兄所指出的，巴金的生命整个地融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过程，这一生命与文学进程相重合的现象，本身就赋予巴金一生以特殊的意义。我也很赞同兄对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可能出现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的分析和批判，尤其是关于“历史运动向对立面转化的普遍规律”的阐发，果然发人深省，启人深思。但我觉得兄由此得出了“巴金不可能成为新时代的代表”的结论，其理论依据似乎只是来自二十世纪文学史研究中的某些误导的方面，根据这些被经典的文学史家们误导的结论来推论，答案难免是悲观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巴金有没有可能在二十一世纪继续成为一种精神象征，讨论这样的话题本身是没意思的，但这个话题却明白无误地对我们提出了一个警告：假如我们按照传统的研究思路来读解巴金，继续把巴金看作是五四文学传统中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代表去发扬光大，那么，这种研究（包括对整个五四以来新文学的研究）在未来的新时代都会丧失活力，这错误不在时代，而在我们努力摆脱了一套传统的研究思路以后却无力再度摆脱我们自己为自己茧缚起来的研究思路。无论我们怎样钟情于自己的专业，甚至不惜牺牲一切来坚守这块土地，都是无济于事的，任何学术活动都无法与时代的气脉隔离。回顾巴金研究在近十多年来的道路，也同样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

    所以，那天在会上听了高论以后，引出了我的许多想法，一时间头绪甚多，又是坐在后排，想站起来发言感到不便；到了会后，我们又各忙各的，连坐下来说说话的机会都不多，好不容易又到了一次会上，有了一次发言的机会，我只稍稍谈了一些想法，本想借此话题与兄讨论下去，不料偏偏那天兄外出了，未参加会议，讨论的希望又落空了。六月份去南京，在南大校园里和一家什么楼会餐时都是匆匆忙忙的，无法安心讨论一些问题。但我始终觉得兄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对这个话题的深入讨论，其意义将远远超出巴金研究自身的意义，或可涉及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学传统，如何理解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的职责、作用及其价值取向，也将涉及我们自己怎样从假设的五四传统里走出来，重新确定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应守的岗位和应做的工作。这不但关涉能否激活巴金研究的学科生命力，也将关涉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发展的可能性。

    昨天收到兄寄来的论文稿，连忙拜读了一遍。兄在北京会议上发言的观点又鲜活地跃然纸上，再一次激起我想讨论的欲望。当然不敢说是“商榷”，事实上也不是商榷，我只是想沿着兄提出的话题继续说下去，对近十年来我们所从事的巴金研究工作作一番反省。这些反省的材料大都来于我对自己以前的研究工作的重新审视。但因为讨论的话题由兄提出，所以还得从兄的高论谈起。再读兄之大作，其观点仍与会上的报告相同，有二：一是巴金所代表的时代及其涵盖的历史跨度；二是为什么巴金不能同时连接新旧两个时代，这个已经“扑到眼前”的新时代到底是什么？连接这两者的有个更有趣的话题是，巴金为什么不能像但丁那样，既能“成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个诗人”？兄的论文自有很严密的逻辑，而且这些问题里有许多方面都是我无法企及的，譬如对意大利人但丁究竟是如何既成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个诗人，又成为新时代的最初一个诗人，我实在是茫然得很，只知道恩格斯这么说过；又譬如巴金究竟有什么必要要成为连接新旧两个时代的桥梁，而且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究竟有哪些依据？这些也没有搞清楚。但有一个话题我似乎有些话可说，也是我经常在想而又不得其解的：即我们是在哪个层面哪个意义上来规定巴金的时代性？

    任何话说出来时都有一个逻辑前提，我们今天讨论巴金所代表的时代性，往往省略了一个既定的前提：巴金是个反封建反帝的作家，这与五四的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传统是一致的，所以他的思想与写作反映了五四时代（也就是二十世纪这个大时代）对文学提出的根本性的要求。这样一个结论我们今天谁也不会去怀疑，但是倒退到1980年代初，为了对巴金的思想和写作达到这样一个认识，研究者们是花了大力气的。当时研究巴金几乎有一个绕不开的障碍：巴金早期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思潮，如何把它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主流（马克思主义）取得协调？当时的研究者围绕着这个问题各持己见：一说无政府主义思潮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而是反动的，巴金信仰无政府主义是反映了他的时代局限性；一说无政府主义在国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但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起到了反帝反封建的进步作用，巴金是在这个意义上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因而也是进步的；一说巴金根本就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只是从鼓吹革命的需要出发借助了无政府主义的旗号，其实他宣传和鼓吹的内容是与马克思主义同样的。记得我与兄当时似乎都持第二种态度，以至兄在今天仍坚持这样的观点：巴金早年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当时的中国是个伟大的进步，对后来几十年来封建思想大复辟的中国也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对今天某些毫无思想可言的中国人也同样是一个伟大的进步。此说我也深有同感。回过头去说当年，尽管巴金研究领域的见解不一，但出发点是相同的，都是想把巴金的早期无政府主义信仰与五四时代主流沟通，以重新确定巴金在文学史以至二十世纪文化史上的地位。这一点后来在学术界取得了成功，当然不仅仅是巴金领域，而是整个现代文学史的研究领域。我们粉碎了那种把政党偏见置于历史文化和审美之上的观点，恢复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流是反帝反封建的说法，并以此标准来重新评判作家作品，不仅巴金，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一大批作家作品都获得了重新被认识被评价的可能。——历史就是这样，在今天我们看来是约定俗成的一个前提，十年前却是需要很大的学术勇气与胆识才能获得。

    我旧事重提，是想说出一个想法，即关于历史的解释（什么本质、主流之类的东西）其实都是后人在一定的时代环境下作出的科学假设，在有限的范围内自有实践性的意义，但正因为它只是一种假设，也必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实践所证伪。以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的利益为标准或以反帝反封建的标准来评判现代作家的进步性，都是一种社会科学实验阶段的假设，虽然都能解释一些历史现象，但也会对另外一些历史现象的认识产生妨碍。就如用第一项标准无法认识巴金思想作品的意义一样，如果片面强调第二项标准，也无法正确把握和认识像沈从文、张爱玲、施蛰存等人的创作。尤其是对文学史，应该有多种研究视角和多种标准的切入，最理想的境界应该是在同一个时代环境下也能出现多种实验性的假设，以防止一种评判标准的独断。正如对新文学传统的理解，兄自有独到的描绘，如兄所说：“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之始，中国人民经过前赴后继的浴血奋战，集中解决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是中华民族挣脱一切来自内部外部的重重束缚的悲壮的历程。严峻而沉重的历史任务要求文学充当时代的号角和战鼓，于是，文学的社会功利性成为这一时代的最集中的文学价值观念。”以这种假设为依据，兄明晰地描绘了文学史上从康、梁到鲁迅、巴金的一条文学的功利主义道路，并把这条道路视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代属性，再进而把巴金视作这一时代精神在文学上的伟大代表。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前提下，兄所作的文学史解释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但是——我又想抬杠了——假如我们把作为逻辑前提的假设换一下，比如说，我在几年前曾对新文学传统也作过一个解释，我以为新文学的启蒙传统有两个：启蒙的文学和文学的启蒙，启蒙的文学是指以文学为工具来实行思想启蒙的文学传统——如《狂人日记》《家》之类；而文学的启蒙是指在文学的本体意义上实行启蒙，即在艺术审美领域唤起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如《野草》《边城》等，为人生和为艺术的两种文学观念只有在合一的状态下，才完整地体现出新文学的传统面貌。这两种文学观的源头分别可以追溯到康有为和王国维，而在鲁迅的作品里得到比较完美的结合，在二三十年代，为人生和为艺术、左翼文学和京派文学始终并行发展着。直到抗战，民族主义文化的复兴和政治意识形态的高压使两种启蒙传统同时遭到压制而中断。应当承认，这关于两种传统的解释不过是我在研究文学史中提出的一个假设，有没有科学性和合理成分，还有待论证，我在这里之所以把它重提，只是想说明，如果这两种启蒙传统的说法能够成立、聊备一说的话，那么，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发展轨迹就不再是单行道，而是双行轨迹；那么，巴金的为人生的文学（或如兄所说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爱国主义）就不是评判现代作家是否能代表时代精神的唯一标准。就好像讲唐代文学的可以把杜甫的爱国主义看作是唐诗的代表，也可以把李白的出世游仙看作是唐诗的最高境界一样，当然也不妨有人把王维的田园诗看作是唐诗的代表。本来，文学史就是知识分子面对世界的精神发展过程和艺术审美过程，知识分子无限丰富的精神世界决定了文学史必然会展示出丰富多彩、各呈其貌的思想风格和文字风格，也包括了知识分子对世界的各种自由解释。只要他不是人云亦云，功利地屈服在时代话语之下作鹦鹉学舌，只要他真正地感受着这个活生生的世界，真正地表达着自己的心声（也就是巴金提倡的说真话），那么，他的创作只有本身的艺术成就高低之分，而没有必要另外给以一个文学史的标准来褒扬或贬斥。我这么说并不是否认把巴金称为一个时代代表的提法，我想深入研究下去的是，巴金的思想创作道路代表了时代的哪个文化层面，或者说，巴金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承担了怎样的意义？

    在中国新文学史的发展中，巴金的道路应该有它特殊的意义。依我对文学史的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基本上是经历了由传统的庙堂意识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历程，在实行这个价值取向的转化中，知识分子一度架构起一座“广场”——所谓广场，是知识分子被驱逐出庙堂以后继续从政议政的价值空间，知识分子在广场上的主要职能，就是向民众启蒙，由庙堂里为“帝王师”的理想转换成为“民众师”的实践，其价值观的基本指向仍在庙堂。但由于学统崩溃进而被废，知识分子失掉了“知识霸权”的传统优势，面对新型的中国社会和世界格局，在经国济世方面政治家与知识分子完全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起步，双方同时向西方学习，同时实践着各种治国理论，因此，新文学运动的发起人陈独秀摇身一变又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不过是像跨一道门槛那么容易。所以，五四那会儿，西方各种思潮、学说及理论都在这个广场上风云际会，是必然的文化现象。无政府主义应该说是那许多种经国济世方案中的一种，它经师复等人的实践，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的鼓吹，到五四时代已经初具规模，影响大于马克思主义，因此我把它看作是一种“广场途径”，巴金由于信仰了无政府主义而成为一个广场上的知识分子。在这条道路上他是走得相当的长久，他常常说自己是五四的产儿，我以为也应该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但是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五四作为知识分子群体意识的“广场”并没有延续多少时间，这也是所谓五四新文学阵营的分化。分化有两个方向，一是继续朝庙堂靠近，甚至直接参与到庙堂的破坏或者修建中去，陈独秀、胡适、蔡元培、吴稚晖，基本上都是走这个方向；还有一条路就是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看到了广场意识的虚幻性而脱离广场，重新确定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的位置，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建立起新的价值取向，这也就是我所谓的岗位意识，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走的就是这一个方向。过去文学史或研究著作里也对这个现象做过分析，但大都是依了“前进”“后退”等观念来看问题。我觉得“庙堂”、“广场”和“岗位”，不过是知识分子在彼时彼地价值取向上的分野，本无所谓前进和后退之分，而且从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上说，未必不是一种积极的选择——这话题扯起来太远，当作专门讨论。但有一点可以理解，在新文学阵营分化以后，坚持在广场上苦撑的人，渐渐地少了下去，“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伟大的鲁迅正是一个在广场上苦斗的知识分子典型，他一边横着站立在广场上，迎战八面来敌，一边又苦苦地在后来者中间寻找着同盟军。这种孤独而漫长的精神战斗，几乎耗尽了鲁迅全部的精力、智慧和生命，使他不得不放弃了作为文学家和学者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而成全了一个文化战士的象征。巴金的道路基本与鲁迅相同，而与那些无政府主义的元老们所走的道路相反，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充当了一个没有走进庙堂、没有确定岗位的“广场上的知识分子”。1929年初巴金从法国回到上海，并没有打算在文坛上混个作家当当，尽管那时《灭亡》已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获得了较好的反响。当时的巴金依然对无政府主义运动一往情深，他主持自由书店，编辑无政府主义书刊，写作《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希望对国内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有所推动。可惜当时国民党的专制体制在政治上已经确立，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已经烟消云散，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也向两端分化：如吴、李、蔡诸元老转向庙堂，充当了新政权中“商山四皓”；也有不少人转向了实在的工作岗位，如一部分人在福建晋江地区办学校、从事平民教育，也有人到广东农村办学，还尝试着搞农会工作，把农民组织起来。巴金在1930年代初几次南下，并非单纯旅游，在我看来，多少是带有考察同一阵营的伙伴的工作意义和可行性。但这些工作岗位对巴金来说，有许多勉为其难的地方，终于未能成为他的岗位。所以，巴金只能久久地留在广场上，孤独地探索着一个知识分子应走的路。这一段时期他写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小说、散文、翻译，不断地诉说着他的悲愤、绝望和孤独，他不断地诅咒自己的写作生活，贬低自己的艺术成就，甚至根本不承认自己是个作家，多次宣布要结束这种生活方式……在中国新文学旧文学的作家中，像这样不安心于作家身份的人，大概也只有巴金一个。直到前不久我去看望他时，他还是诚恳地对我说：“我并不想做一个作家，搞文学不是我的初衷，我是想做些实际的事，对国家人民更有用。”我不禁想，还有什么成就能与巴金在今天所获得的崇高威望相媲美？但是唯有深切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巴金在1930年代的作品里所倾诉的那许多痛苦，才能理解这些痛苦的真诚性而不是所谓煽情的修辞手法。也就是说，文学创作、文学事业，以及文学上的巨大名声，都不是巴金所认定的自己的岗位，而只是他久久滞留在广场上探索过程的副产品。所以我写《巴金传》写到这一节时，我忍不住地说：“巴金的魅力不是来自他生命的圆满，恰恰是来自人格的分裂：他想做的事业已无法做成，不想做的事业却一步步诱得他功成名就，他的痛苦、矛盾、焦虑……这种情绪用文学语言宣泄出来以后，唤醒了因为各种缘故陷入同样感情困境的中国知识青年枯寂的心灵，这才成了一个青年的偶像。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巴金的失败就是巴金的成功。”[557]我对巴金的文学道路和文学成就作如是观，并非是故意对它作低调处理，而是想把巴金在1930年代的创作心理解释得更接近他的本来状态。过去研究者总习惯说，巴金在1930年代的创作反映了他既不满于社会制度，又找不到正确的出路，所以那么悲观和绝望，我现在敢说这种解释是很皮相的，巴金怎么会找不到出路？他在小说里一直企图给人指出一条路，那就是他的安那其理想，他在1920年代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时候，在法国参加营救凡宰特的时候，都是生气勃勃，这种生气正是来自他的广场途径，那时候他的岗位就是一个社会运动家，一个安那其战士；唯有到了1930年代，他在广场上再也找不到一个安那其运动的位置，同时又找不到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工作岗位（他始终没有把文学看作是他的岗位），他才会那么痛苦、矛盾和焦虑。我认为巴金真正找到自己的岗位是在1935年以后，也就是吴朗西等人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以后。文化生活出版社是现代出版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我的初步研究结果是：一、它是中国知识分子在现代转型过程中重新确立自己的岗位来传播人文精神的一个实践性的尝试，这一点在当时含有普遍性的意义，如张元济、邹韬奋等人的实践；二、它又是几个具有无政府主义理想的年轻人，在广场意识向岗位意识转化的过程中尝试的一种有意义的实践，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经济结构充满了理想的成分，其成员均以义务的态度来参加工作，只讲奉献，不讲利益，把出版获得的利润用于扩大出版事业，在一个处处讲利润的商业社会里，开创了一条理想主义的道路。我觉得只有第二个特征，才使巴金找到了一个在现代社会安身立命的岗位，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成立，与福建晋江的黎明高中和平民中学一样，是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失掉了广场以后最后安身立命的岗位。我们读巴金在1936年以后写的作品，就会发现那种悲愤和绝望的情绪渐渐平抚下去，促使了1940年代风格的变化。也许是我的描绘过于理想化了，但这条思路也是我面对现代社会转型所思考的思路。我从这一出发点来读解巴金，对巴金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的理解可能与兄不太一样。我觉得巴金的意义不在他的思想作品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启蒙的战斗的激情（进而代表了这个行将过去的伟大时代），而是恰恰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命运的多种可能的选择和尝试，同时还展示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从“广场”向“岗位”转化时痛苦而复杂的心态。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我认为对巴金的研究不仅仅是向昨天告别，还包含了对未来时期中知识分子可能性的启示。

    首先是巴金的道路向我们展示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命运的多种可能的选择和尝试。回顾我们在十多年前开始对巴金研究感兴趣的光景，其实也包含了这种潜在的好奇心。当时我们对现代文学史以及现代知识分子道路的理解，都停留在教科书的认识水平上，以为教科书所描绘的鲁迅的道路——从激进的民主主义战士向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转化，是一条百川归海式的道路，可以用来解释一切在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上有杰出贡献的知识分子；同时，这种研究思路也束缚了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似乎不能归纳到这种思路上去解释现代知识分子，就不能算是正确解决了这些课题。在前面回顾的十年前我们曾经努力把巴金所信仰的无政府主义和我们所假设的五四反帝反封建的传统联系起来，找出它们之间的同一性，正是这种幼稚的思维模式的反映。假如我们今天把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理解的逻辑前提变一变，也就是说，不一定要在反帝反封建的角度来理解巴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那么，是否这里还包含了别的什么更有趣的意义？比如，我们假定无政府主义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并不是一回事（事实也确实如此，巴金在《家》写了觉慧与觉民的分歧，正是为了表现两者的区别），巴金接受无政府主义的信仰不仅仅是为了反帝反封建的现实性要求，而且是为了更长远的治国计划，希望成为未来中国政治模式的蓝图，为了实现这一蓝图，他不懈地坚持了理想主义的人生道路。正如兄所说的，巴金早年信仰的无政府主义理想，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仍有其伟大的进步性。这就是说，巴金一生所追求的安那其主义理想，与我们的教科书教导我们的所谓历史的进步性并不是一回事，而且可能有其更加进步的地方（假定）。那就是说，巴金的道路展示了中国的命运本来就有多种实践的可能，而我们今天已经走过的道路并非是唯一的参照系。五四新文化传统是在东西方文化大撞击大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的，多元的价值取向比独断的价值取向更能够代表时代的精神特征。如果再往深里想的话，我突然发现，我们这批十年前对巴金思想发生强烈兴趣的朋友，其实都有一个潜在的欲望：即对当时的政治文化抱了很深的怀疑以后，希望能在巴金的理想主义中看到一种更加合乎人性的文化模式和政治理想，我想这是那几年巴金研究那么繁荣、研究思想那么解放，甚至研究者在人格上的追求那么明显的一个主要原因。可惜的是，我们当时能够达到的理解水平有限，是通过歪曲无政府主义的学说和巴金的早年信仰来换取对巴金地位的肯定。——当年我和李辉合著的《巴金论稿》，现在读来正是这种思路的产物，可是记得那时还在武汉读研究生的艾晓明给我们写信，与我们探讨假如承认了巴金信仰无政府主义会不会造成自己在理论上的作茧自缚。——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谁也无法超越历史规定的语境来思想和写作；但这话放到今天来说，历史是否也必然会通过证伪自身的语境来发展自身，推动思想呢？

    假如说，我们承认巴金的早年信仰反映了知识分子在多元价值社会环境中追求理想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再来讨论第二点更加显得顺理成章，即知识分子在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如何寻求自己安身立命的岗位。中国自二十世纪初封建帝国崩溃以来，一直在寻找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道路，知识分子身处这种转型期中，始终面临着价值取向的转化问题。只要知识分子看清楚了自己在未来庙堂中的地位的失落，放弃了重返庙堂、通过政治途径来改变中国命运、从而确立自己的生存意义的价值观的理想，他都会考虑怎样在现代社会中重新确立自己的生存意义的价值取向的问题：这种新的价值取向不是要放弃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而是重新寻找对社会履行责任的方式；广场不是知识分子唯一表达社会使命的场所，启蒙也不是知识分子显示知识力量的唯一途径。巴金从“广场上的知识分子”的痛苦心境到确立自己在文学上的岗位、通过出版工作来发扬理想的转化，很生动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商品经济不是第一次降临中国，资本主义的文化环境也不是第一次缠绕中国的知识分子，任何时期都会有利欲熏心，都会有哥哥妹妹，也都会有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失落，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以为知识分子的使命在于完善社会的良知，这不仅仅是对政治压迫而言，更重要的可能就是体现在拯救日常生活的野蛮之中。我不是说巴金等人创办出版社是知识分子唯一可行的岗位，但巴金等人的实践确实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思路。无政府主义在广场上的失败自有其必然的原因，这里姑且不谈，但是当这些年轻人以崇高的人格理想在出版事业上有所实践的时候，其中的意义就不单单是出版事业上的成功，而是在当时乌烟瘴气的商业社会里树立起一个榜样：不是任何人都拜倒在金钱利润的权威之下，也不是任何知识分子在放弃了政治上的理想主义以后都会自暴自弃，以致放弃知识的力量。巴金们不是在文化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文化事业有利可图的时候去创办出版社的，而恰恰是在文化大萧条的当口，作为几个文化人自救行为才去做的，他们成功的例子，于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确立岗位意识的意义，实在是比五四新文学史上被后来者誉为主流的“战斗意识”重要得多。从中国现实发展的状态看，知识分子再要回到五四时期所谓“振臂一呼，令武人仓惶失措”的盛景，那简直是不该有的幻想，接下去的道路，是需要知识分子脚踏实地、很寂寞也很坚韧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社会良知的作用。

    或许是我对目前的知识分子状态尚觉乐观。前些时候刊物上对知识分子怎样发扬人文精神的话题说得较多，或有人以为这是知识分子出于对当前处境忧虑所致，即所谓商品大潮掩盖（一说遮蔽）了人文精神，其实几十年来知识分子早已将人文精神换了一口安生饭，不过是如今连这口饭也吃不安稳，才想起先前的交换太轻易太便宜，才重新提出来评估。我身在讨论中，总希望让人明白，今天之所以讨论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就是因为在商品经济的环境下，知识分子终于有了改变自己附于政治权威这张皮上充当“毛”的可怜生存状态，有了像当年巴金那样从广场向岗位转换价值取向的社会机制，知识分子不应该再对庙堂意识抱有过多的幻想，也不应该沉溺在广场的虚假光荣中不可自拔，使自己与时代的气脉隔离开去；人文精神是要靠知识分子在具体的实践中逐步发扬的，它不仅在陈独秀们办《新青年》中体现，也在王国维对古文字的研究中体现；不仅在巴金的那些长歌当哭的小说里得以呼唤，也在巴金们踏踏实实的编辑出版大量优秀著作的工作中得以保存。总之，不能因为商品经济使广场上的知识分子感到了寂寞，就以为知识分子的使命和责任感就从此完结了。诚如兄所说，下一个时代的文学，可能是出现拉斯蒂涅、安娜·卡列尼娜、阿巴贡这一类人物形象的时代，那样的时代不正是由对社会履行批判使命的优秀知识分子来体现的吗？从本质上说，这与鲁迅、巴金的文学道路又有多大区别呢？因此我想，巴金研究这一学科所包含的丰富复杂的内涵，我们可能还远未穷尽，不过是需要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上有所改变，不能满足于把巴金归纳到所谓的时代主流模式里去（诸如谈巴金的爱国主义、反帝反封建等），也不能停留在“广场上的知识分子”的意义上谈人格力量。（恕我直言，这次北京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与发言，老话题太多，新思路太少，以致会开得有些沉闷，许多话题的讨论都展开不起来。）但我知道，这现象不仅在巴金研究中存在，在其他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中也是存在的，所以积累一些想法，借着拜读大作的体会而说出，一并求教于兄。

    近日上海天大热，电脑不能久用，写写停停，不觉多日已逝，迟覆为歉。谨祝暑安

    陈思和敬拜

    1994年7月20日夜

    （初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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