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巴金研究工作的真正历史应该从1980年代开始算起。尽管随着巴金第一部中篇小说问世以后就不断有评论巴金其人其作的文字出现，尽管其间屡有新文学掌旗人鲁、郭、茅诸公对他作过评论，有老舍、李长之、沈从文、巴人等名家评论过他的作品，又有胡风、钱杏邨、刘西渭、常风等批评家与之发生过论争，但，从1920年代末到1940年代末，这类文字大多属印象式批评，无论精芜，离真正的学术研究相距甚远。我们只能把它看作是巴金研究前阶段，或者说是准备期。因为它只是显示了如下两种意义：一、名家的评点证明了巴金从事创作二十年的客观影响和历史价值；二、各评家或有深邃的识见，或持尖锐的批评，都为后世开了一种较好的风气。特别如老舍、沈从文、刘西渭诸人的批评，至今读来仍是上乘佳品。
从1950年代初到1960年代中期，本该是巴金研究极有希望开展的时期。这期间中国先后出版过两本研究专著：一本是法国学者明兴礼著、王继文译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上海文风出版社1950年出版；另一本是余思牧著的《作家巴金》，香港南国出版社1964年出版。虽然作者都不是大陆学界人士，但他们的著作为巴金研究工作竖起了一个新的参照系。这两本著作都属评传型，视角很不一样。前书作者身为法国神父，他用宗教的眼光整合巴金，对巴金的传记材料提出了许多新鲜的看法。如对巴金童年生活的描绘中，唯有他才注意到巴金母亲曾一度与外国传教士来往的细节，并由此推断出巴金从母亲处获得博爱思想的来源。教徒的眼光也使他对巴金著作作了重新解释，他注意到巴金小说中“家”的不同内涵，把《激流三部曲》称作“被威胁的家”，《憩园》称作“分裂的家”，《寒夜》称作“动摇的家”，而国内评论界一向不重视的《火》第三部，在他看来则是一个“团圆的家”，因为小说体现了一个基督教徒的家庭观念。他为巴金将人民利益视作上帝的宗旨感到遗憾，并指出了巴金小说由于过分关心社会的功利而忽略了形而上的高远指向。这本书从研究方法上说也是独特的，从介绍巴金的生平始，以分析巴金的人生信仰终，完成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与通常传记的时间顺序不一样。由于作者的西方文学知识结构，论述中还时时将巴金与罗曼·罗兰、马尔罗等法国作家作参照对比，开了用比较文学研究巴金的先河。书中所引用的巴金自述其受外来影响的通信材料，也常常为后来的研究者所重视。这本书是作者博士论文的一部分，也是论文中唯一公开出版的部分。《作家巴金》的作者余思牧五六十年代曾在香港担任教学工作，业余时间从事写作与编辑，曾为香港读者介绍出版五四新文学著作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家巴金》可以说是第一本中国人写的巴金评传，虽然作为一部评传，从材料从分析都有疏漏处，但在论述作家作品时总是表现出作者的独立见解，为海外读者清晰地描述了一个大陆作家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尤其是作者用了文学笔调来写这本书，描述语言富有感情，读起来相当生动。在叙述过程中作者不时插入自己的感想以及与巴金交往中的一些琐事，如对上海武康路巴金家庭的描绘，关于巴金不收香港出版其著作的稿酬等，笔者曾注意到这些均被其他海外现代文学著作所引用。[559]还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在1960年代中期能如此忠实地宣传巴金实属不易，当时在大陆“左”的阴影笼罩文艺界，巴金已受到阵阵寒风侵袭，在香港港英政府对大陆进步作家的作品尚有不少禁忌，有些话也不能说透。这就是作者在后记中所称的“由于海外出版环境的特殊，说话不能从心”的背景，今天看来的种种疏漏由此亦可理解。这两部著作是巴金研究的先导，当1980年代初大陆开始兴起巴金研究热时，它们都无愧地承担了启蒙的作用。
相反，1950年代以后大陆研究界并没有很好地利用那一阶段的成果。虽然关于巴金的评论日益增多，却很少能说出论者的真实感情，大都为时尚的“左”的论调所左右。明兴礼与余思牧的两种评传出于不同的动机都回避了巴金的无政府主义信仰问题，而在大陆，巴金的信仰问题几乎是绕不过去的大礁石，许多研究者都在此不慎翻船。甚至连丁玲、冯雪峰等有识之士，在1950年代对巴金作品的评价也都充满了过火的批评，遑论一般随大流的论者。唯可观者，有1957年前后发表的扬风的《巴金论》（载《人民文学》1957年7月号）和王瑶的《论巴金的小说》（载《文学研究》1957年第四期），比较系统地分析了巴金的思想和著作。扬风出于为巴金辩护之心，提出巴金早期世界观为“革命民主主义”论，虽很牵强，但不失为学界一家之言；王瑶的论文相当认真地分析了巴金各类小说的得失，于当时于现在，都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来在这一基础之上，大陆的巴金研究工作可以借此发展起来，可惜不到一年时间，文坛上“拔白旗”的歪风旋起，巴金作品受到名为“讨论”实为围攻的遭遇，而扬、王的观点也均成众矢之的，巴金研究——进而是整个现代文学的学术研究——就此进入漫漫长夜，直到“文革”以后才得以复兴。
1958年的那一场“巴金作品讨论”是由《中国青年》《文学知识》《读书》等杂志发起的，同时还有《文汇报》《青年报》《光明日报》《文学评论》《羊城晚报》《山东师范学院学报》《武汉大学》《人文学科学报》等近十家刊物参与进来，撰稿者基本上是一些受愚弄的无知学生，除个别文章中闪烁着良知外，大都是“大批判”式的东西，这些东西后来收集成两本小册子和一本资料集出版，学术上无甚价值。[560]比较有影响的是当时算一名评论家的姚文元和现在还是评论家的李希凡的文章，对巴金作品进行肆意的歪曲和批判，棍框齐下，不但为“文革”中迫害巴金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那种用大批判式语言评论巴金作品开了先河。这场讨论破坏了原有的巴金研究的准备和积累，降低了这项研究工作的学术素质，以致在1980年代初期巴金研究工作开展时，研究者们不得不先充当清道夫，像清除污水一样去清除这些大批判遗留下来的恶劣影响。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很难说大陆巴金研究在1950年代以后的三十年中曾有过什么令人注目的成绩，当然笔者并不想否认，偶尔也有过几篇较真诚的文章。
192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的“巴金研究”道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笔者在这里故意跳过了“文革”十年中造反派们对巴金的迫害文章，因为这已经完全不属于学术范畴。综观这一阶段的工作，我们似乎只能说，这是巴金研究的“准备期”。笔者赞同贾植芳教授提出的一个观点——凡界定一种研究学科是否发展，至少应有三方面的条件，即：有一批较稳定的专家队伍和理论专著、有固定的学术刊物，以及在高等学府里开设专题课程。[561]而巴金研究工作的这三个方面都是在1980年代以后才初具规模的。
二、现在：巴金研究工作的实际成绩
如果从数量上说，从1981年陈丹晨出版《巴金评传》至今，这不到八年的时间已经有八种巴金评传或研究专著出版，平均每年一种，另外在刊物上连载传记或发表了系列研究论文而即将结集出版的专著，已知的已有三四种，再算上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巴金研究资料集、巴金作品评论集、巴金年谱等类著作，总数将达二十种左右。这在整个现代作家研究领域里不能不占首位（鲁迅研究除外）。至于研究论文，据统计，“1977年以来，在全国近三十家报纸、一百五十多家刊物上，发表了研究论文百篇以上，加上有关史料、评介、通讯报道、回忆访问等，总计达四百余篇。这是新时期巴金研究成果中更为丰富多彩的一个方面。这里不妨作一个对比。从1929年报刊上开始正式评介巴金的创作到1976年底，四十八年间，发表有关巴金的各类文章约二百五十篇（十年动乱中那些与学术研究风马牛不相及的‘大批判’当然除外），其中研究论文不足四十篇。不难看出，无论是研究论文，还是其他有关文章，近八年都远非前四十八年可比。这也清楚地显示出新时期巴金研究篷勃兴旺的局面”。[562]不仅如此，近七八年来，复旦大学、人民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都先后开设了巴金研究的专题选修课，1985年5月在四川成都召开了“巴金、阳翰笙、沙汀、艾芜学术讨论会”，其中巴金创作学术讨论会的参加者有五十多位，一些不能到会的研究者也寄来了论文与翻译文稿，在会上成立了“巴金研究丛书”编委会，由王瑶、贾植芳两位教授领衔，1988年由重庆出版社开始出版《巴金研究论集》的不定期丛刊。按上文所引用的贾植芳教授对学科发展的界定，可以说巴金研究工作在这近十年中才渐渐地摆脱了作品评论阶段，开始走上学术研究的轨道。
当然，研究工作的成熟标志更主要的是体现在学术质量上，要看这一领域的实际研究成果是否能够体现这一时代最高的学术水平。这就需要我们对这一阶段的工作作出切实的、定量的分析。关于这一切，我将在《巴金研究十年》[563]的概述中作具体的介绍，而本文的意图，只是想凭借对这一时期研究工作的综合和分析，对这近十年来已经取得的成绩谈几点看法：
一、巴金研究的资料收集工作取得相当大的成绩。几十年来，围绕着巴金作品所展开的讨论，没有一次是纯文学的，人们总是力图通过对巴金的世界观与创作关系的评价，来达到对历史的评价，这就造成巴金研究的一个必要前提：即以尽可能详细的材料，来把握巴金世界观的复杂构成及其思想发展的意义。但这样一个前提，在1978年以前从未被人认真考虑过，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一）在1949年以后，无论客观环境还是作家的主观意图，都不容许作家前期世界观以本来面目保存下来，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生存环境，作家多次修改了自己的旧作，抹去了早期创作中所留下的各种痕迹；（二）由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一向被视为异端，这一社会思潮几乎受到自晚清以来的所有政府的镇压，大量有关的历史文献都被毁和流失，以致在近几十年中，人们除了从国际共运史的教材中略略听到这个政治术语外，对它的内涵、性质、理论是一无所知。这就给巴金研究带来了最大的困难：现代文学史的教材和经作家修改的作品在读者面前重新塑造了一个巴金；而几十年来一些心怀叵测的文艺批评家在读者面前也重新塑造了另一个巴金，他们不仅歪曲巴金，也歪曲了他的信仰的本义。这两个巴金形象虽然冰炭不容，但在妨碍学术研究正常发展的功效上完全是一致的。因此，当历史进入新时期以后，真正的巴金研究活动只能从基础上做起，从这一学科的原始资料积累和整理开始。从1980年代起，国内相继出版了两种规模较大的巴金研究资料集。一种是贾植芳等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之一的《巴金专集》，另一种是李存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汇编丛书”之一的《巴金研究资料》，两种资料集均以严肃的学术态度和求实精神钩沉旧籍，寻找佚文，编出了详实的“巴金生平及文学活动事略”“巴金著译目录”“介绍、评论、研究资料目录索引”等，确立了基本齐全的巴金资料库。它们的贡献一是基本弄清楚了巴金一生复杂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经历，比较全面地掌握了他一生的著译情况。由于中国无政府主义文献的失散，有许多原著在国内已经无法查到，不得不依靠国外学者的帮助。如美国的巴金研究者奥尔格·朗的《巴金和他的著作：两次革命中的中国青年》一书中所引的材料，对《巴金专集》最初的书目编撰起过重要的引路作用。李存光搜集的巴金在《春雷》《惊蛰》上发表的文章，是由日本学者鷇口进提供的。曾经发表过巴金许多文章的《平等》月刊，国内图书馆资料残缺不全，我们在编写《巴金生平及文学活动事略》时，是通过美国伯克莱大学图书馆查阅到的。经过各种艰苦的努力，凡已知的巴金早期非文学性著译中，大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查阅到了，剩下百分之二十左右现在还无法查到原件，仅知书目。第二个贡献是这两本资料集对大量佚文的发现，以及坚持以初刊本的面貌收集发表，给巴金研究者提供了一份相当完整的文本，纠正了以往以十四卷《巴金文集》为底本的局限，使人了解了历史，也了解了巴金思想发展和文学创作的多侧面和多重性，给巴金研究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对巴金早期的世界观问题作出了充分的学术讨论。这三十多年围绕巴金评论所引起的一系列争论，有一个司芬克斯之谜般的难点，就是对作为一个杰出的反封建民主战士的巴金和作为一个虔诚而充满热情的无政府主义信仰者的巴金之间无法达成统一的看法，研究者们不愿意看到这两个形象并存于同一个巴金身上，总是有意无意地夸大其中一个形象而贬低或排斥另一个形象：要么强调巴金创作中的反封建的民主倾向而回避他的信仰问题，即避而不谈无政府主义思想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是巴金世界观发展中的主导因素；要么因为巴金信仰过无政府主义而否定他的全部创作。1980年代以后，随着巴金早期思想材料的发现和公开，也随着研究者对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深入研究与了解，研究者逐渐摆脱了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开始从巴金的具体思想具体行为出发，表达了各自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见解。到目前为止，这些见解没有达成一致，这当然是正常的，任何学术研究的真正成熟总是表现在异议并存、百家争鸣的格局上而不是达成表面的统一，重要的是研究者各自的观点都得以充分展开，有关的材料也无碍地公布。而且，他们在下面一个观点上几乎是统一的：即谁都承认巴金早期信仰无政府主义这个事实，谁也不认为无政府主义只是一种反动的、一无可取的思潮而没有任何进步性，谁也不再否认，巴金早期接受无政府主义时不但接受了它的反封建反强权的一面，也接受了它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另一面。研究者们再也无须躲躲闪闪地回避一些事实，更不会因为巴金信仰了无政府主义而去否定他的整个创作。这种宽容、客观的态度，不但使讨论深入到实质性问题，也使巴金研究工作获得了新的意义，即通过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特道路的研究，去总结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苦难历程的一般规律。
三、开始从研究巴金作品的思想价值转入研究巴金作品的审美价值。原来，耸立在巴金研究者面前有两个庞大复杂的系列：一个是巴金的思想系列，它是由一系列思想侧面如无政府主义、人道主义、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恐怖主义等因素直接作用而构成的整体；另一个是巴金的创作系列，同样丰富而复杂，难以用一个或几个诸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术语去归纳，它最终将落实到巴金作品的审美价值判断上面。过去巴金研究的主要热点是探讨其思想系列，巴金作品多半是作为论证其思想的材料，对它们作思想意义上的分析远超过对内在艺术的或审美的探索，对巴金创作的美学风格和艺术特点也很少有开拓性的见解。这种情况一直到1987年才有所改变，那一年同时出版了两种同书名的《巴金小说艺术论》[564]，开始探讨巴金小说的艺术特征。尽管这两种论著还未能从根本上有所突破，在有些审美判断上也偏于溢美之嫌，但它们毕竟是第一次系统地谈到了巴金小说的审美精神、文体风格、艺术视点、小说结构以及象征、节奏、景物描写等一系列技巧性的命题，摆脱了对小说思想意义的老生常谈。这很可能是一个好兆头，预示着研究者们对巴金思想的探讨基本完成，而转向了更有意义的工作，即探求巴金小说的魅力究竟何在。
三、未来：巴金研究工作的前景预测
要预测巴金研究工作的未来前景，就不能不换一个角度来审视研究现状，因为我们尽管对近十年来的巴金研究工作作出了比较乐观的估价，但不能否认，巴金研究现状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这种局限甚至并非仅属巴金研究领域独有，它产生于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的内在矛盾，并已经把研究者们引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峡谷之中。目前敏感的研究者愈来愈明显地感到了这一点。因此要深入进行巴金研究，只有在充分认识这种局限的前提下，才有望新的突破，有望研究中心从巴金的思想转向他的创作，从一般意义上的思想评价、社会文化学的研究视角转移到艺术的审美的批评上去。
巴金不是莎士比亚、但丁，也不是乔伊斯、艾略特，他的著作不艰深、不晦涩，没有太大的历史涵盖面，也没有太难懂的描写，因此无须像研究上述西方作家那样作繁琐推理。我们通常说巴金的思想创作丰富而复杂，只是相对过去单一的新文学史观和文学批评观而言的。由于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是在1949年以后设立的，它明显含有为巩固新建立的国家政权作意识形态上的舆论宣传性质，以革命胜利的观点去整合现代文学历史，企图通过这部文学史来揭示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某个精神侧面，再加上新文学自身所含有的强烈启蒙观念和功利观念，它最吸引人的地方恰恰是非文学的地方。即使在今天，这个领域中最有成就的研究者仍没有把它看作是一部美的历程，而往往把它当作现代文化思想史甚至现代历史去总结经验、作警世说。巴金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在于他所走的道路，包括他的思想发展历程，既不是按历史教科书所指示的道路走，又偏偏走到了时代的前沿，成为一个时代的良心。这才是最诱人的地方。如果巴金的思想道路与鲁、郭、茅无异，就不会吸引那么多的研究者；如果他走的道路完全如他年轻时代的无政府主义同志那样，也不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兴趣。关于巴金早期世界观的研究与论争，说到底仍然是一个对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思想文化史以及知识分子探索真理的多元道路该怎么看的问题。
然而这究竟不是一种对作家的文学评价或审美评价。与整个现代文学史研究现状一样，只要一旦切入审美领域，研究者立刻生气顿消，或是陷入了陈词滥调，诸如“以情动人”“情景交融”之类，或是流连于枝节的技巧分析，既显示不出对美的鉴别能力和敏感程度，也缺乏锐利的批评意识。这究竟是因为研究对象本身不具有审美因素，还是研究者缺乏一套完整的审美语言去体验它、把握它和描述它？这其实也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因为作为一个作家，巴金最后留在文学历史上的地位只能依靠其作品的审美价值，而他的思想尽管复杂，尽管丰富，终究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缺乏更大的涵盖量，巴金不会作为一个思想家或哲学家留在人们心中，这是显而易见的。
于是问题随之就产生了。记得有人曾提出一个话题：为什么鲁迅、老舍、沈从文等人的创作风格在当代文学中都能找到后继者或模仿者，而独独巴金在这方面的影响却很少？许多人都说过读了巴金的作品后走上革命道路的话，为什么没听说有谁自称是学习模仿了巴金的创作而走上文学道路成为作家的？《阿Q正传》《子夜》《边城》或者老舍的京味小说都有现代翻版，而为什么独独没有《家》或《寒夜》的现代翻版？我也觉得无法把这个问题回答完整，但这个问题一直盘旋在我的脑际，这，也许正应该是研究巴金创作的新的起点吧。
巴金是一个极其真实的人，研究巴金者也应以心对心，真诚地说真话。最忌讳的莫如是依样画瓢、作人云亦云状，或陷于某种教科书式的思维模式中难以自拔。如教科书云：五四新文化主潮是“反帝反封建”，于是研究巴金的思想创作也必须千方百计地朝这五字评语上扣，似乎“反帝反封建”是所有现代作家的共同评语，就像前几年的“毛式制服”一样人人必备。又如教科书云：新文学是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这是典型的进化理论，并不符合历史辩证法。然而研究巴金的创作道路也必须描述出一条由不成熟到成熟、不断进步的轨迹，其实巴金在1949年以后的创作显然是退步，但研究者对此讳莫如深，只能给以抽象的肯定。像这样一种思维定式如果不破除，研究者无法达到心灵充分自由的境界，何止是巴金研究工作无法进步，整个中国新文学研究也都会陷于尴尬的境地。
我想，巴金研究工作的前景是辉煌还是黯淡，还有待下一步的实践证明。在过去的十年中，巴金研究的成绩可以说在整个现代文学领域中仅次于鲁迅研究，但下一步的发展，我以为不在于填补某几个局部的空白，也不在于玩弄几套新的批评模式，相应的是发生一个更大程度的改变，既要破除旧教科书理论在思维模式上造成的束缚，又要破除研究者自身的心理障碍，加强对巴金作品的审美批评，以期推动对整个新文学史的重新认识。为此，我特别寄希望于更多的《巴金小说艺术论》一类的著作问世。
1989年1月于复旦大学
（初刊《巴金研究的回顾与瞻望》，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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