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巴金《将军·序一》，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初版。现据《巴金短篇小说集》第2集校对，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初版，第39页。《巴金文集》（以后注释中简称《文集》）未收。《巴金全集》10/1989/4。（以后注释中简称《全集》，后面数字表示：卷数/出版年份/页码）
[3]《巴金论稿》最初拟的书名是《巴金前期思想和创作初探》。本文以及附录里贾植芳先生的序文里，都涉及对原来书名的讨论。特此说明。
[4]巴金《将军·序》，生活书店1934年初版。现据贾植芳等编《巴金专集》（以后注释中简称《专集》）第1册校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4页。《文集》8/1959/35和《全集》10/1989/7，略有改动。
[5]巴金《忆·做大哥的人》，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初版，第13-45页。《文集》10/1961/8-0和《全集》12/1989/41-24。
[6]巴金《和读者谈谈〈家〉》，载《收获》创刊号，1957年7月，第318页。后改题为《谈〈家〉》。《文集》4/1958/485和《全集》20/1993/420。
[7]巴金《谈〈家〉》：“我有个表姐在民国初年还有过抱牌位成亲的‘壮举’。不用说，她读《烈女传》入了迷，甘愿为她从未见过一面的亡故的未婚夫守节，还梦想有人为她立一座贞节牌坊。”《文集》4/1958/48-85。但这段话未见于初刊文和《全集》。
[8]巴金《忆·家庭的环境》，第111页。《文集》10/1961/69和《全集》12/1989/401，巴金的改动在第二句：“但是还有几个我所爱的人在那里呻吟憔悴地等待宰割，我因此不能不感到痛苦。”
[9]巴金《忆·家庭的环境》，第107页。《文集》10/1961/66和《全集》12/1989/39-99，稍有改动。
[10]巴金《短简·我的幼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7年初版，第7页。《文集》10/1961/114和《全集》13/1990/7，巴金把“帮忙”改为“帮助”。
[11]巴金在《家》里引用了一封他大哥给他的信，里面写到了他母亲的生活情况：“母亲含着眼泪把她嫁到我家来做媳妇所受的气一一告诉了我……父亲因为过班知县进京引见去了。母亲在家里日夜焦急地等着……这时父亲在北京因验看被驳，陷居京城，消息传来，祖父时时发怒，家里的人也不时揶揄，母亲心里非常难过。她每接父亲的信总要流一两天的眼泪。”《短简·我的几个先生》，第24页注释。《文集》10/1961/124页注释和《全集》13/1990/15页注释，略有改动。
[12]巴金《忆·家庭的环境》，第87页。《文集》10/1961/54和《全集》12/1989/387，略有改动。
[13]巴金《短简·我的几个先生》，第23页。《文集》10/1961/124和《全集》13/1990/15，略有改动。
[14]巴金《忆·最初的回忆》，第72页。《文集》10/1961/44和《全集》12/1989/378，略有改动。
[15]巴金《短简·我的几个先生》，第27页。《文集》10/1961/126和《全集》13/1990/17，略有改动。
[16]巴金《谈〈家〉》，第317页。《文集》4/1958/483和《全集》20/1993/419。巴金《短简·我的几个先生》，第28页。《文集》10/1961/126和《全集》13/1990/17。
[17]巴金《短简·我的几个先生》，第28页。《文集》10/1961/126和《全集》13/1990/17。
[18]巴金《短简·我的几个先生》，第32页。《文集》10/1961/128和《全集》13/1990/19。巴金对文字有增删：“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朋友吴教给我‘自己牺牲’。我虽然到现在还不能够做到像他那样地‘否定自己’，但是我的行为却始终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
[19]谭嗣同《浏阳谭氏仁学》，载《清议报》第100号，第40页，1901年11月。后作为第38篇编入《仁学》（下），可参见《仁学——谭嗣同集》（中国启蒙思想文库，张岱年主编），加润国选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
[20]“朋友们把我救了。他们给了我家庭所不能够给的东西。他们的友爱，他们的帮助，他们的鼓励，几次把我从深渊的边沿挽救回来。”巴金《旅途随笔·朋友》，上海开明书店1939年初版，第74页。《文集》11/1961/152和《全集》12/1989/155，略有改动。
[21]朱文华《鲁迅与人道主义思想》，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2期，第-1页，引文见第8页。
[22]陈独秀《敬告青年》，载《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15日。
[23]守常（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载《每周评论》第29号，1919年7月6日。
[24]巴金《随想录·五四运动六十周年》，香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79页。《全集》16/1991/66。
[25]巴金《海行·两封信》，新中国书局1932年初版，第57页。《文集》11/1961/44和《全集》12/1989/52，略有改动。
[26]巴金《短简·我的幼年》，第4页。《文集》10/1961/112和《全集》13/1990/5。
[27]巴金《忆·忆》，第8页。《文集》10/1961/8和《全集》12/1989/342，略有改动。
[28]巴金《忆·最初的回忆》，第26页。《文集》10/1961/18和《全集》12/1989/352，略有改动。
[29]巴金《忆·最初的回忆》，第27页。《文集》10/1961/19和《全集》12/1989/353，略有删减。
[30]巴金《忆·最初的回忆》，第49页。《文集》10/1961/31和《全集》12/1989/365。
[31]巴金《短简·我的幼年》，第8页。《文集》10/1961/11-15和《全集》13/1990/-，稍有改动。
[32]比金（巴金）《新年试笔》，原载《文学》2卷1期，1934年1月。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240页。《文集》未收。《全集》12/1989/263。
[33]杨风《巴金论》，载《人民文学》1957年7月号，收《专集》第2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21页。
[34]巴金《灭亡》，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初版。《文集》1/1958/89和《全集》4/1987/86。
[35]姚文元《论巴金小说〈灭亡〉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载《中国青年》1958年第19期。《专集》第2册，第37-83页，引文见第375页。
[36]鲁迅《坟·春末闲谈》，收《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
[37]巴金《灭亡》，《文集》1/1958/137（“趴在地上”为“爬在地上”）和《全集》4/1989/13-33。
[38]巴金《梦与醉·死》，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初版，第5页。《文集》10/1961/240和《全集》13/1990/80。
[39]转引自克鲁泡特金《伦理学的起原和发展》，巴金译，上海平明书店1941年初版，“前记”第viii页。收《巴金译文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略有删改。
[40]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王荫庭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5页。
[41]“但是若以为这样的概念是一个‘乌托邦’，也不正当的，因为‘乌托邦’（Utopia）这一个词，在流行的语义中，带有不能实现的观念。所以从时俗的语意说，‘乌托邦’一词应该只限于那些单纯建在理论上的概念，就作者自己的意思，也只希望如此，并不是建在那人类改良已经发展的趋向……安那其主义建在一个分析社会已经有了的进化趋向之上，且由这里归纳起来，以推至将来。”克鲁泡特金《近世科学和安那其主义》，凌霜等译，上海自由书店1928年1月初版，第72页。
[42]“这是我们在历史上所已知道的最大而又最普遍的安那其潮流，这些潮流只能在文学上表现，这是不证自明的。起初的时候，有中国的老子，和有许多最早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提巴斯（Aristippus）和那些西尼派（Cynics）、西挪（Zeno）和有些士多葛派（Stoics）］，然而他们的思想，是由群众中生出来，并不是发自学问的中心。”克鲁泡特金《近世科学和安那其主义》，凌霜等译，第7-5页。
[43]邵可侣《〈面包与自由〉法文本序》，见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巴金译，平明书店1940年初版，第xii—xiii页。《巴金译文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8页，“安那其”被改为“无政府”。
[44]巴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之解说》，克鲁泡特金《伦理学的起原和发展》附录，第50-44页，引文见第509页。《巴金译文全集》第10卷，第435页。
[45]克鲁泡特金《国家论及其他·国家论》，徐苏中译，上海自由书店1928年版，第117、125页。
[46]芾甘（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上海自由书店1930年初版，第227页。
[47]芾甘（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5页。
[48]芾甘（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215页。
[49]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现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校对，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0页。
[50]转引自芾甘（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215页。
[51]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收《马克思恩格斯论巴枯宁主义》，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12页。
[52]巴金《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收惠林、芾甘（巴金）、君毅《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上海民钟社1927年版。《文集》未收。现据《全集》校对，18/1993/11-15。
[53]李芾甘（巴金）《答郭沫若的〈卖淫妇的饶舌〉》，载《时事新报·学灯》1926年4月5日，第4版。《文集》《全集》均未收。
[54]阿利兹《科学的无政府主义》，芾甘（巴金）译，载《民钟》1卷14期，第1-0页，1926年1月。
[55]巴金《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文集》未收。现据《全集》校对，18/1993/112。
[56]巴金《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文集》未收。现据《全集》校对，18/1993/112。
[57]克鲁泡特金《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编），芾甘（巴金）译，上海自由书店1928年初版，“译者序”第6页。
[58]芾甘（巴金）《答诬我者书》，载《平等》月刊1卷10期，第-页，1928年5月，引文见第-页。《文集》未收。《全集》18/1993/178，巴金把“对于共产党，也是如此”以省略号代替。
[59]芾甘（巴金）《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载《平等》月刊1卷2期，1927年8月1日。《文集》未收。《全集》18/1993/134，巴金把“虽是我的敌人”以省略号代替。
[60]黑浪（巴金）《一封公开的信（给钟时同志）》，载《平等》月刊1卷8期，第-6页，1928年2月。引文见第13页。《文集》未收。《全集》18/1993/165、166。
[61]许多人批评无政府主义鼓吹“爱”与“互助”而否定阶级斗争，其实无政府主义者一般并不完全否定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施蒂纳是第一个主张用暴力手段来实现个人自由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一生也参加了多次武装起义，克鲁泡特金也不一概否认暴力。相传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时，克氏曾在伦敦练习射击，准备回国参加巷战。关于他的暴力思想，连托尔斯泰也认识到了。托氏在一则日记中这样写道：“读克鲁泡特金的关于共产主义的著作，写得很好，动机也很善良，但是内在的矛盾令人惊奇：为了制止一些人对另一些人行使暴力，须要使用暴力。”可见无政府主义一般不反对暴力，巴金正是在这方面吸取了它的影响。
[62]两处引文见芾甘（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7、11页。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63]本段落中所有引文，来自《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14、23、39页。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64]本段落中所有引文，来自《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21-18页。
[65]这三处引文，来自《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117、223、231页。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66]黑浪（巴金）《一封公开的信（给钟时同志）》，载《平等》月刊1卷8期，第-6页，1928年2月，引文见第15页。《文集》未收。《全集》18/1993/167。
[67]这两处引文，来自《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248、25-53页。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68]“现在中国革命的表现已有多少比较国民党主张还要进步的地方，譬如农民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各地农民组织农会抵抗地主，工人组织工会以抵抗资本家等等都是好现象……我相信若我们参加入革命的漩涡，我们也可造几个新口号如‘农民自治’、‘农民管理土地’、‘废除工头制度’等，……在战争的混乱时期，我们也可以烧几处县知事衙门，捣毁几所监狱，也可以帮助农民组织农村公社，以他们自己来管理他们的事，不要与政府发生多大关系。”巴金《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收惠林、芾甘（巴金）、君毅《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文集》未收。现据《全集》校对，18/1993/120。
[69]巴金《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文集》未收。现据《全集》校对，18/1993/12-21。
[70]三处引文见《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259、25-57、259页。
[71]巴金《革命的先驱·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底故事》，上海自由书店1928年初版，第273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228。
[72]巴金《点滴·生命》，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初版，第10页。《文集》10/1961/19-95和《全集》12/1989/45-53，略有改动。
[73]芾甘（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23-34页。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74]芾甘（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203页。
[75]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巴金译，上海平明书店1940年初版，“前记”第vi、iv—v页。《文集》未收。《全集》17/1991/203、201。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76]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巴金译，“前记”第v页。《文集》未收。《全集》17/1991/202。
[77]本段落两处引文，来自《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30-02、300页。
[78]《我不满意法律》，载《国民》2卷3号。
[79]芾甘（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261页。
[80]本段落引文，来自《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31-12、314页。
[81]本段落两段克氏引文，均转引自巴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之解说》，上海平明书店1941年初版，“附录”第50-05、53-33页。《文集》未收。《全集》18/1993/45-53、477。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82]巴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之解说》，第534页。《文集》未收。《全集》18/1993/479。
[83]转引自巴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之解说》，第51-17页。《文集》未收。《全集》18/1993/463。
[84]巴金《怎样做人及其他》，载《人间世》2卷1期，第23页，1944年5月1日。《文集》未收。《全集》18/1993/52-28，个别字有改动。
[85]巴金《怎样做人及其他》，第23页。《文集》未收。《全集》18/1993/528。
[86]巴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之解说》，第52-26页。《文集》未收。《全集》18/1993/471。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87]转引自克鲁泡特金《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编），芾甘（巴金）译，上海自由书店1928年9月初版，“译者序”第5页。《文集》未收。《全集》17/1991/104。
[88]转引自巴金《旅途随笔·谈心会》，上海开明书店1939年初版，第61、62页。《文集》11/1961/143和《全集》12/1989/135，稍有改动。
[89]巴金《旅途随笔·谈心会》，第6-2、63页。《文集》11/1961/143、144和《全集》12/1989/135、13-36，巴金把“热烈地爱人”改为“热烈地爱人民”。
[90]巴金《俄国社会运动史话》，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初版，第129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610。
[91]巴金《生之忏悔·〈我的自传〉译本代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36、134页。《文集》未收。《全集》17/1991/131、130。
[92]巴金《革命的先驱·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底故事》，第276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229。
[93]克鲁泡特金《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编），芾甘（巴金）译，“译者序”第3页。《文集》未收。《全集》17/1991/102。
[94]巴金《旅途随笔·朋友》，第76页。《文集》11/1961/153和《全集》12/1989/156，略有删改。
[95]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116、11-17页。
[96]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137、135页。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97]本段落引文，引自《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315、316页。
[98]巴金《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文集》未收。现据《全集》校对，18/1993/11-19。
[99]列宁《国家与革命》，现据《列宁选集》第3卷校对，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页。
[100]师复《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见《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1928年版，第14页。
[101]巴金《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文集》未收。现据《全集》校对，18/1993/112。
[102]巴金《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文集》未收。现据《全集》校对，18/1993/111。
[103]克鲁泡特金《一个反抗者的话》，毕修勺译，上海平明书店1948年版，第345页。
[104]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序》，第4页注。
[105]巴金《忆·信仰与活动》，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初版，第115页。《信仰与活动》的前一部分讲高德曼以及《告少年》和《夜未央》给巴金的震撼，后一部分讲五四运动及《新青年》等各种新杂志给巴金兄弟的影响。收入《文集》时，前一部分文字全部被删，保留的后一部分与另一篇《小小的经验》合并成一篇文章，巴金取名为《觉醒与活动》，见《文集》10/1961/7-0。后编《全集》时，巴金又全部恢复初版本。《全集》12/1989/40-07，引文见第405页。
[106]司特普尼亚克《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巴金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初版，第15页。本书1929年8月由上海启智书局初版，名为《地底下的俄罗斯》，1936年改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时，易名为《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后收《巴金译文全集》第8卷，又改名为《地下的俄罗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107]芾甘（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上海自由书店1930年初版，第140页。
[108]司特普尼亚克《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后记”第1页。《巴金译文全集》第8卷，第237页。
[109]薇娜·妃格念尔《狱中二十年》，巴金译，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初版。《巴金译文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4页。
[110]芾甘（巴金）《法国安那其党人的故事》，连载《洪水》2卷15期（1926年4月16日，第10-04页）、16期（1926年5月1日，第18-96页），引文见16期第196页。该文后刊《民钟》1卷16期（1926年12月15日，第3-6页）以及收入书中时，标题及文中的“安那其”均改为“无政府”。初收巴金《革命的先驱》，上海自由书店1928年初版，第14-67页，引文见第16-67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13-53，引文见第15-53页。
[111]参见芾甘（巴金）《东京的殉道者》，载《民钟》1卷14期，第-1页，1926年1月。补充修订后初收巴金《革命的先驱》，第16-97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15-74。
[112]芾甘（巴金）《支加哥的惨剧》，载《民钟》1卷13期，第3-4页，1925年9月，引文见第33页。修改后初收巴金《革命的先驱》，改题为《支加哥无政府主义者殉道后的四十年》，第-4页，引文见第2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5-22，引文见第56页，巴金把“光明”二字删了。
[113]芾甘（巴金）《断头台上》，连载《民钟》2卷1、-、-期，引文见《民钟》2卷1期，第6-2页，1927年1月25日。初收巴金《革命的先驱》，第99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11。
[114]吴樾《暗杀时代》，载《民报》增刊《天讨》，1907年4月。
[115]芾甘（巴金）《法国安那其党人的故事》，连载《洪水》2卷15、16期，引文见15期104页。初收巴金《革命的先驱》，第151页。《文集》未收。该文收《全集》第21卷时，这段文字被删。
[116]转引自罗索（罗素）《自由之路》，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9页注释。
[117]本段落三处引文，见芾甘（巴金）《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覆同志的一封信》，载《民钟》2卷-合刊，第43-45页，1927年7月25日，引文见第439、440、441页。初作为附录收巴金《断头台上》，题为《论恐怖主义答太一书》，上海自由书店1929年初版。《文集》未收。《全集》21/1993/24-57，引文见第250、252页。
[118]两处引文见芾甘（巴金）《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第437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248、249。
[119]芾甘（巴金）《杂感》，载《民钟》1卷15期，第5-5页，1926年6月，引文见第54页。《文集》未收。《全集》18/1993/99。
[120]芾甘（巴金）《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第437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248，巴金把“显官”改为“显宦”。
[121]芾甘（巴金）《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第438、445页。《文集》未收。《巴金全集》21/1993/249、257。
[122]芾甘（巴金）《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第438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249，巴金把“同情于”改为“很了解”。
[123]芾甘（巴金）《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第442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254。
[124]巴金《死之忏悔·后记》，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初版，现据《梦与醉·关于〈死之忏悔〉》校对，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初版，第5-7、57页。《文集》未收。《全集》17/1991/322、323。
[125]芾甘（巴金）《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第445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257。
[126]巴金《无题·“重进罗马”的精神》，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初版。《文集》10/1961/329和《全集》13/1990/334。
[127]芾甘（巴金）《俄国虚无党人的故事》，载《民钟》1卷15期，第-3页，1926年6月，引文见第7页。初收巴金《革命的先驱》，第12-46页，引文见第127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12-37，引文见第123页。略有删改。
[128]芾甘（巴金）《法国安那其党人的故事》，连载《洪水》2卷15、16期，引文见16期19-96页。初收巴金《革命的先驱》，第166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152。
[129]巴金《复仇》，现据《巴金短篇小说集》第1集校对，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初版，第52、54、55页。收《文集》7/1959/64、6-6、67和《全集》9/1989/11、12、13，略有改动。
[130]巴金《〈灭亡〉作者底自白》，见《生之忏悔》，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第7页。《文集》10/1961/13-40和《全集》12/1989/23-40，略有删改。
[131]巴金《灭亡》，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初版，《文集》1/1958/147和《全集》4/1987/143。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132]巴金《〈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原载天津《大公报》1935年12月1日。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9页。《文集》3/1958/541和《全集》6/1988/476。
[133]巴金《关于两个“三部曲”》，载《抗战文艺》第7卷第-期，1941年3月20日。《文集》未收。《全集》18/1993/490，改题为《关于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意见》。
[134]司特普尼亚克《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第3-7页。《巴金译文全集》第8卷，第32页。187-877年是俄国社会最黑暗的时期，民粹派在传道运动的祭坛上牺牲太大了，于是取代“语言的力量”（传道）开始了“行动的力量”，开始是示威游行，但政府残酷血腥的镇压和逮捕激怒了革命党人，恐怖主义便应运而生。“然而要去掉那一群躲在如林的枪刺后面的强盗，又有什么办法呢？怎样才能够使他们绝迹于俄国呢？要像在比较俄国幸福的西欧各国中那样向正面去用力攻击，是绝对不行的；所以只得用一种侧面攻击法，使那队强盗来不及用自己底力量去防御，那么他们的力量也就无用了。于是恐怖主义便应运而生。”《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第4-0页，《巴金译文全集》第8卷，第41页。
[135]巴金《〈灭亡〉作者底自白》，《生之忏悔》，第8页。《文集》10/1961/140和《全集》12/1989/240。
[136]芾甘（巴金）《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第441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253，略有改动。
[137]三处引文，引自巴金《黑土·马拉、哥代和亚当·吕克斯》，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10月初版，第54、55、6-2页。《文集》9/1959/74、75、79和《全集》13/1990/561、562、566，巴金的改动有四处：一是把第一处引文中的“很”删了；二是把第二处引文中的“我爱她”删了，三是把第二处引文中的“我在心里祈求着”改为“我听见一个声音”；四是把第三处引文的最后改为“没有惧怕，没有惋惜”。
[138]《巴金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黎海宁译，载香港《大公报》1979年7月-日。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页。《全集》19/1993/493。
[139]巴金《随想录·把心交给读者》，香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57页。《全集》16/1991/4-9。
[140]巴金《黑土·马拉、哥代和亚当·吕克斯》，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初版，第64页。《文集》9/1959/81和《全集》13/1990/568，个别字有改动。
[141]巴金《黑土·卢骚与罗伯斯庇尔》，第41页。《文集》9/1959/65和《全集》13/1990/552。初版本里均是“罗伯斯比尔”，巴金后来改为“罗伯斯庇尔”。为行文一致，本文一律用后者。
[142]邹容《革命军》，上海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4、3、4页。
[143]鲁迅《坟·杂忆》，《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页。
[144]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东林校，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63页。
[145]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页。
[146]芾甘（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上海自由书店1930年初版，第37页。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
[147]卢梭《爱弥尔》上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03页。
[148]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吴绪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86页。着重号为原书所有。本文引用了这本书的两个译本，主要是考虑到译文各有千秋。
[149]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第8页。
[150]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1页。
[151]恩格斯《反杜林论》，现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校对，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80页。
[152]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第23页注释3。
[153]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第2-5页。着重号为原书所有。
[154]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王荫庭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4、51页。着重号为原书所有。
[155]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巴金译，平明书店1940年8月初版，“前记”第v页。《文集》未收。《全集》17/1991/201。着重号由巴金所加。
[156]《无政府主义文献》，同声译，连载《民钟》第2卷第-期合刊（1927年5月25日，第31-22页）与2卷第-期合刊（1927年7月25日，第58-91页）。
[157]《无政府主义文献》，同声译，载《民钟》第2卷第-期合刊，第313页。
[158]芾甘（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297页。
[159]列宁《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5月），收《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4页。现据《列宁选集》第3卷校对，改题为《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29页。
[160]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现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校对，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8页。
[161]巴金提到的这些人撰写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作是：拉马丁《基隆特党史》、马德林《法国大革命史》、密什勒《法国史》、米涅《法国革命史》、卡莱尔《法国大革命》、克鲁泡特金《法国大革命史》。
[162]两处引文见芾甘（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135页。
[163]巴金《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收惠林、芾甘（巴金）、君毅《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上海民钟社1927年版。《文集》未收。现据《全集》校对，18/1993/119。
[164]巴金《沉默·法国大革命的故事》，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初版，第4-6页。《文集》未收。《全集》10/1989/298。
[165]两处引文见芾甘（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231、237页。
[166]巴金《沉默·法国大革命的故事》，第-页。《文集》未收。《全集》10/1989/27-76，有改动。1936年4月，巴金把《法国大革命的故事》及三篇历史小说《马拉的死》《丹东的悲哀》《罗伯斯庇尔的秘密》收入《巴金短篇小说集》第2集，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巴金对这些作品都作了修改。本文对这4篇文章均按初版本校对。特此说明。
[167]巴金《沉默·法国大革命的故事》，第4页。《文集》未收。《全集》10/1989/277，被改为“老远地跟在后头”。
[168]巴金《沉默·序》，第2页。《文集》9/1959/3（略有不同）和《全集》10/1989/168。
[169]巴金《沉默·马拉的最后》，第1-3、13页。改题《马拉的死》收《文集》9/1959/1-2、12和《全集》10/1989/176、177，有改动。
[170]三处引文见巴金《沉默·马拉的最后》，第27、28、30页。改题《马拉的死》收《文集》9/1959/18、19和《全集》10/1989/183、184，有改动。
[171]巴金《沉默集（二）·序》，《文集》9/1959/6。未见于初版本和《全集》。
[172]三处引文见巴金《沉默·丹东的悲哀》，第47、48、73页。《文集》9/1959/28、40和《全集》10/1989/193、20-05，有些改动，如第一处引文改为“生性傲慢而好大喜功”，第三处引文的开始一句改为“他离开了人民，厌倦了革命”，“断头机”改为“断头台”。
[173]巴金《黑土·卢骚与罗伯斯庇尔》，第42页。《文集》9/1959/65和《全集》13/1990/553，“终于使自己在渴血的群众中间悲惨地死去”被改为“但是终于悲惨地死去”。
[174]两处引文见巴金《黑土·卢骚与罗伯斯庇尔》，第41、44页。《文集》9/1959/65、66和《全集》13/1990/552、554，略有改动。
[175]巴金《黑土·卢骚与罗伯斯庇尔》，第41页。《文集》9/1959/65和《全集》13/1990/553，略有改动。
[176]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第70页注释2。
[177]三处引文见芾甘（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第136、13-37页。着重号为巴金所加。
[178]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现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校对，第779页。
[179]巴金《沉默·法国大革命的故事》，第32、25、26页。《文集》未收。《全集》10/1989/292、288、289，巴金有一些增补，如他为马拉辩护说：“不过他自己从没有梦想过专政的权力，而且他从没有掌握过权利。”
[180]巴金《卢骚与罗伯斯庇尔》，收巴金《静夜的悲剧》，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初版，第38页。
[181]巴金《沉默·序》，第-页。《文集》9/1959/-和《全集》10/1989/169，各有不同的改动。
[182]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9年2月2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46页。
[183]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1917年9月1-4日），《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47页。现据《列宁选集》第3卷校对，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64页。
[184]巴金《沉默集（二）·序》，《文集》9/1959/6。未见于初版本和《全集》。
[185]本段落引文见巴金《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文集》未收。现据《全集》校对，18/1993/119、120、115。
[186]如五四时期有些无政府主义者这样写道：“你也说爱国，我也说爱国，人人皆说爱国，各爱各人的国；他人的国就不爱，于是才有了战争，世界上的惨祸，都是从爱国心生出来的。”哀鸿《反对爱国主义》，载《学汇》第10-03期，1923年1月29、30日，此引文见《学汇》第102期，第3页。
[187]转引自高行健《巴金在巴黎》，载《当代》1979年第2期，第14-46页，引文见第143页。
[188]列宁《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1918年11月20日），《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69页。新译本中改为：“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列宁《皮季里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80页。
[189]芾甘（巴金）《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载《警群》1号，1921年9月1日。《文集》未收。现据《全集》校对，18/1993/14、15。
[190]恩格斯《反杜林论》，现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校对，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8页。
[191]芾甘（巴金）《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文集》未收。现据《全集》校对，18/1993/15。
[192]芾甘（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上海自由书店1930年初版，第15-56页。
[193]芾甘（巴金）《讨论进行的两封信附记》：“我是反对克氏那种主张的……两虎相斗的时候，你帮助一个老虎把其他的老虎打败了，弄得精力疲倦，于是那只老虎便很容易的把你吃了。所以克氏所说的‘两虎相斗，应先击最残忍者而毙之’的话，是不对的。”载《民钟》1卷15期，第54页，1926年6月。《文集》未收。《全集》18/1993/101，“精力疲倦”改为“精疲力倦”。
[194]巴金《谈〈新生〉及其它》，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15页。《文集》14/1962/330和《全集》20/1993/404。
[195]参见巴金《点滴》集里《“支那语”》《几段不恭敬的话》《河马》《直言》等几篇杂文。这几篇均未收《文集》。收《全集》第12卷，1989年版。
[196]孙中山《兴中会章程》（1894年11月24日），现据《孙中山选集》（上）校对，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页。
[197]巴金《摩娜·里莎》，载《烽火》第2期，第1-2页，1937年9月12日，引文见第21页。改题《莫娜·丽莎》，《文集》9/1959/287和《全集》11/1989/121，稍有删改。
[198]巴金《海行·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新中国书局1932年初版，第-页。《文集》11/1961/-和《全集》12/1989/-0。引文的后三段，巴金有很大的改动，如下：这里有美丽的山水，肥沃的田畴，同时又有黑暗的监狱和刑场。在这里坏人得志、好人受苦，正义受到摧残，在这里人们为了争取自由，不得不从事残酷的斗争。……哟，雄伟的黄河，神秘的扬子江哟，你们的伟大历史在哪里去了？这样的国土！这样的人民！我的心怎样能够离开你们！再见罢，我不幸的乡土哟！我恨你，我又不得不爱你。
[199]巴金《控诉·站在十字街头》，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版，第25页。《文集》未收。《全集》12/1989/546。
[200]巴金《感想·略谈动员民众与逃难》，上海烽火社1939年初版。《文集》未收。现据《全集》校对，13/1990/258。
[201]三处引文均见巴金《感想·公式主义者》。现据初刊文校对，载《宇宙风：乙刊》创刊号，第2页，1939年3月1日。《文集》未收。《全集》13/1990/250。
[202]巴金《感想·和平主义者》，现据初刊文校对，载《宇宙风》第78期，第250页，1939年5月16日。《文集》未收。《全集》13/1990/26-64。
[203]巴金《感想·国家主义者》，现据初刊文校对，载《见闻（广州）》第3期，第88页，1938年9月5日，刊发时题为《杂感二、极端国家主义者》。《文集》未收。《全集》13/1990/242。
[204]巴金《无题》，载香港《大公报·文艺》1940年10月14日，第8版。后收杂文集《无题》，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初版，第4页，此版里巴金在“我爱过的是……的法国”的那一串人名最后又加了罗曼·罗兰的名字。收《文集》10/1961/315和《全集》13/1990/307时，又有两处改动，一是“十年前”改为“十几年前”，二是把“我爱过的是……的法国”这句话删了。
[205]巴金《无题》，载香港《大公报·文艺》1940年10月14日，第8版。后收《无题》，第5页。这句话在《文集》与《全集》里被删。
[206]巴金《控诉·只有抗战这一条路》，第23页。《文集》未收。《全集》12/1989/544。
[207]巴金《火·后记》（第二部），上海开明书店1942年初版，第291页。1951年7月重印这本书时，巴金删去了后记的后三段，只保留了前三段。这个删节本后记被巴金收入《文集》12/1961/384，他在一个注释里做了说明。引文在被删之列。编《全集》时，巴金恢复了这个后记的本来面目，引文见《全集》7/1988/374。
[208]参见收入本辑的《巴金与中国传统文化》。
[209]巴金《控诉·自由快乐地笑了》，第31页。《文集》10/1961/277、278和《全集》12/1989/55-54、554，略有改动。
[210]巴金《关于〈火〉》，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649页。《全集》20/1993/643，略有增删。
[211]巴金《控诉·给山川均先生》与《控诉·给日本友人》，第47、52、59页。《文集》10/1961/289、295、302和《全集》12/1989/562、567、575，巴金把最后一个引文改为：“辜负了异国信从者对他的信任。”
[212]巴金《感想·给一个敬爱的友人》，现据初刊文校对，连载《烽火》1938年第1-8期，1938年6月1日、7月1日、8月21日。引文见第17期，第345、344页。前两处引文见《文集》10/1961/463和《全集》13/1990/270，巴金把“一个自由”删了。但最后一处引文赞扬无政府主义者的话，被巴金删了。比较初刊文与《文集》和《全集》里的相关文章，《文集》第462页第二段末尾和《全集》第269页第二段末尾都有一处省略号，被删了一大段，原初刊文如下：“我们相信那个朋友的话。我们相信这大半是那个到我们南方来过的老友××君的努力的结果。当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我就听见人说起警吏四处缉拿那个年老的工人的事情。我的一个年青的同伴在牛区警察署里度过一月的光阴，在那地方‘刑事’们曾几次向他探询过××君的行止。你和他被称为我们运动的日本的两个支柱。但是在文化界努力的你被法西斯蒂的铁链束缚得不能够动弹。而在工人中间活动的××君却像得水的蛟龙一般在樱花岛国的地底下施展他的抱负了。我记起十年前他在泉州翻译《法国大革命史》的事。我想称他为马拉，比他为埃伯尔。他的确像他们那样地热爱民众，而且得着民众的敬爱的。”（《烽火》1938年第17期，第344页）
[213]巴金《静夜的悲剧·月夜鬼哭》，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初版。现据初刊文校对，载上海《大公报·文艺》1946年6月25日，题为《月夜梦鬼哭》。《文集》10/1961/55-58和《全集》13/1990/547，巴金把后半句改为：“为什么你们不再活一次，把弄错了的事情重新安排一下？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力量争取到独立与自由、光明与幸福，却躲在黑暗里伤心哭泣？……”
[214]巴金《给西方作家的信》，载《大公报》1951年1月7日。《全集》14/1990/16、17，题为《给西方作家的公开信》，巴金把第一句引文的后半句改为：“烧尽了一切专制政治和封建主义的恶草毒树，一个新的中国，人民的中国产生了。”
[215]巴金《〈将军〉序》，生活书店1934年初版。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244页。《文集》8/1959/35和《全集》10/1989/-、8。
[216]巴金《探索集·后记》，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初版，第143页。《全集》16/1991/273。
[217]192-923年，巴金曾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和《妇女杂志》上，发表了十余首新诗和几篇小说散文。但巴金自己不认为这些作品标志了他的文学道路的开始，他强调自己的真正的创作生涯是从1929年发表《灭亡》开始的。
[218]“萨凡事件”是美国政府打击工人运动的政治迫害事件。萨珂和凡宰特是美籍意大利人、意大利侨民工人运动的领袖、无政府主义者。1920年当局以捏造的抢劫杀人罪逮捕他们，并组织了审判。1927年他们被判处死刑，引起了世界进步舆论的谴责和抗议。可参见巴金的短篇小说《我底眼泪》、《电椅》和报道《死囚牢中的六年》、《萨珂与凡宰特之死》。
[219]巴金《谈〈灭亡〉》，载《文艺月报》1958年4月号，第5-1页，引文见第57页。《文集》14/1962/304和《全集》20/1993/380。
[220]巴金《写作生活底回顾》，现据《巴金短篇小说集》第1集校对，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初版，第8页。《文集》7/1959/6，有改动，如最后一句改为：“浅蓝色天空中挂着大片粉红的云霞，几只麻雀在屋檐上叫得非常高兴。”《全集》恢复初版本，20/1993/54-50。
[221]可参看无政府主义者郑佩刚的回忆：“依我的回忆，大革命期间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国民革命，无政府主义者许多都表示拥护的，认为共产党是要推翻军阀统治，改革社会政治。大革命失败后，对共产党也表同情。在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当中，有不少人后来转变为科学的共产主义战士（如陈延年、吴玉章等），有的是很早脱离政治活动，从事职员、教员或参加工农生产，有的还做和尚、当隐士等。有的在白色恐怖下，利用反动派内部矛盾，进行某些无政府主义宣传，有的则堕落腐化，投靠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无政府主义活动就这样逐渐消失了。”（引自《中共（广东）党史访问资料》之27）
[222]巴金《写作生活底回顾》，现据《巴金短篇小说集》第1集校对，第15页。《文集》7/1959/13和《全集》20/1993/556，巴金把“知道”删了。
[223]巴金《〈爱情的三部曲〉总序》，见《爱情的三部曲》，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初版。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266页。这里指的那本书即《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总序”收《文集》第3卷和《全集》第6卷时，这段话都被删。
[224]巴金《巴金短篇小说集》第2集，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初版，第45-55页。
[225]鲁迅《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2页。
[226]鲁迅《两地书》（1925年5月18日），《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6页。
[227]巴金《探索集·我和文学》，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38页。《全集》16/1991/26-69。
[228]巴金《谈〈灭亡〉》，载《文艺月报》1958年4月号，第57页。《文集》14/1962/304和《全集》20/1993/380。
[229]巴金《激流总序》，收《家》，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初版。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197页。《文集》4/1958/1和《全集》1/1986/III，巴金对个别字有删改。
[230]巴金《〈蜕变〉后记》，收曹禺《蜕变》，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版。现据巴金《序跋集》校对，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285页。《文集》未收。《全集》17/1991/339。
[231]巴金《短简·我的幼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7年初版，第10页。《文集》10/1961/115和《全集》13/1990/8，“用一颗颤抖的心读完它”被删。
[232]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丰陈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7页。
[233]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丰陈宝译，第150页。
[234]转引自徐懋庸《巴金到台州》，载《社会与教育》1933年5卷13期，第7页。收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下），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235]巴金《作者的自剖》，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217页。后改题《我的自剖》，《文集》10/1961/145和《全集》12/1989/245，略有改动。
[236]别林斯基《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第1篇，《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满涛译，上海时代出版社1952年版，第420页。
[237]巴金《〈灭亡〉作者底自白》，见《生之忏悔》，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第9页。《文集》10/1961/141和《全集》12/1989/241，稍有改动。
[238]巴金《写作生活底回顾》，现据《巴金短篇小说集》第1集校对，第8页。《文集》7/1959/7和《全集》20/1993/550。
[239]巴金《灵魂的呼号》，载《大陆杂志》1卷5期，第141页，1932年11月1日。改题为《电椅·代序》，《文集》7/1959/312和《全集》9/1989/292。
[240]巴金《〈复仇〉自序》，上海新中国书局1931年初版。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199页。《文集》7/1959/17和《全集》9/1989/3。
[241]巴金《〈春天里的秋天〉序》，见《春天里的秋天》，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初版。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210页。《文集》2/1958/5，巴金删改为：“它还是一个整代的青年的呼吁。我要拿起我的笔来做武器，为他们冲锋，向着这垂死的社会发出我的坚决的呼声‘Jaccuse’（我控诉）来。”收《全集》时又略有改动，5/1988/9-7。
[242]关于感情与生活的关系，巴金还明确地说过：“要捉住时代，冷静的观察是不行的，必须自己生活于其中，与同时代的人分享甘苦，共同奋斗，才能够体验出他们的苦痛，明白他们的要求。”巴金《生之忏悔·〈工女马得兰〉之考察》，第87页。《文集》未收。《全集》12/1989/281。
[243]巴金《谈〈秋〉》，载《收获》1958年第3期。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433页。《文集》14/1962/381和《全集》20/1993/450。
[244]巴金《作者的自剖》，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216页。《文集》10/1961/14-44和《全集》12/1989/244，巴金对个别字有删改。
[245]巴金《〈灭亡〉作者底自白》，见《生之忏悔》，第8页。《文集》10/1961/140和《全集》12/1989/240。
[246]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7页。
[247]巴金《关于〈火〉》，载香港《文汇报》1980年2月24日，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64-48页。《全集》20/1993/641。
[248]巴金《关于两个“三部曲”》，载《抗战文艺》第7卷第-期，1941年3月20日。《文集》未收。《全集》18/1993/49-91、491，改题为《关于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意见》。
[249]巴金《关于〈家〉》（十版代序），上海开明书店1944年版。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350页。《文集》4/1958/469和《全集》1/1986/444，有所删改。
[250]巴金《〈爱情的三部曲〉总序》，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27-72页。《文集》3/1958/46-70和《全集》6/1988/-，略有删改。
[251]此段两处引文引自《〈爱情的三部曲〉总序》，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275、276页。《文集》3/1958/473、47-75和《全集》6/1988/12、13，一些表达稍有不同。
[252]巴金《探索集·我和文学》，第138页。《全集》16/1991/269。
[253]巴金《忆·片断的纪录》，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初版，第172页。后改题为《断片的记录》，收《文集》10/1961/104和《全集》12/1989/442。
[254]巴金《探索集·后记》，第143页。《全集》16/1991/273。
[255]本段落引文均引自芾甘（巴金）《〈党人魂〉及〈火榴〉之考察》，载《自由月刊》1卷3期，第-页，1929年3月25日。《文集》未收。《全集》12/1989/29-99，题为《〈党人魂〉之考察》。
[256]两处引文见巴金《灵魂的呼号》，载《大陆杂志》1卷5期，第142页，1932年11月1日。后改题为《电椅·代序》，《文集》7/1959/315和《全集》9/1989/295、29-95，个别表达略有改动。
[257]关于这方面，可参看巴金的短篇小说《沉落》，杂文《论语一年》《答朱光潜先生》等文章。
[258]巴金《谈我的短篇小说》，载《人民文学》1958年6月号。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449页。《文集》14/1962/457和《全集》20/1993/522。
[259]巴金《无题》，载香港《大公报·文艺》1940年10月14日，第8版。后收杂文集《无题》，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初版，第8页。初刊文与收入《无题》集时，都有三个部分，后收《文集》与《全集》时，第二部分全部被删。引文在被删之列。
[260]以上几种观点，可参看《作者的自剖》《〈工女马得兰〉之考察》，均收《生之忏悔》。
[261]巴金《〈沉落〉题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第2页。后作为《沉落·序》收《文集》8/1959/25-54和《全集》10/1989/30-04，略有删改。
[262]巴金曾说：“我以为艺术与题材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艺术的使命是普遍地表现人类的感情和思想。伟大的艺术作品，不拘其题材如何，其给予读者的效果是同样的。”参见徐懋庸《巴金到台州》，载《社会与教育》1933年5卷13期，第8页。收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下），第19页。
[263]巴金曾说：“我的确不是一个冷静的作者，我也没法创造精心结构的艺术品。”“我事先并没有想好结构，就动笔写小说，让人物自己在那个环境里生活，通过编造的故事，倾吐我的感情。”“我写的是感情，不是生活。所以我用不着像绘工笔画那样地细致刻画。”巴金《谈我的短篇小说》，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447、451、445页。《文集》14/1962/455、460、452和《全集》20/1993/52-21、525、518，略有删改。
[264]巴金早期的诗作，均引自岑光《略论巴金早期的新诗》，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2期，第32-35页。
[265]参见收入本辑的《巴金的文艺思想》。
[266]巴金《〈灭亡〉作者底自白》，见《生之忏悔》，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第9页。《文集》10/1961/141和《全集》12/1989/241，略有改动。
[267]巴金《写作生活底回顾》，现据《巴金短篇小说集》第1集校对，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初版，第10页。《文集》7/1961/8和《全集》20/1993/551，各有不同的修改。
[268]徐懋庸《巴金到台州》，载《社会与教育》5卷13期，第8页，1933年2月25日。收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下），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9页。
[269]巴金《灵魂的呼号》，载《大陆杂志》1卷5期，第141页，1932年11月1日。后改题为《电椅·代序》，《文集》7/1959/312和《全集》9/1989/292，略有改动。
[270]巴金《〈复仇〉自序》，上海新中国书局1931年初版。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19-00页。《文集》7/1959/18和《全集》9/1989/4。除对个别字略有删减外，巴金还删去了“生命”，在“活动”后添加了“自由”。
[271]巴金《〈光明〉序》，上海新中国书局1932年初版。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202页。《文集》7/1959/191和《全集》9/1989/161。
[272]巴金《〈光明〉序》，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202页。《文集》7/1959/19-92和《全集》9/1989/161，略有改动。
[273]巴金《〈光明〉序》，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203页。《文集》7/1959/192和《全集》9/1989/162，略有改动。
[274]巴金《光明·奴隶底心》，现据《巴金短篇小说集》第1集校对，第234页。《文集》7/1959/239和《全集》9/1989/201，略有改动。
[275]巴金《沉默集（二）·序》，《文集》9/1959/5。未见于初版本和《全集》。
[276]巴金《新生》，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初版。《文集》1/1958/215和《全集》4/1987/208。
[277]巴金《雨》，《文集》3/1958/111和《全集》6/1988/110。
[278]杨风《巴金论》，现据《专集》第2册校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页。
[279]鲁迅、茅盾《〈将军〉作者简介》，收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下），第9页。
[280]巴金《雷》，《文集》3/1958/296和《全集》6/1988/289。
[281]在高家大院里，也有像周氏、张氏等较为开明的家长，另外琴的母亲张太太也是如此。在《秋》里张太太曾说：“我觉得你们两个（指觉民和琴——引者）都很好。偏偏那些年纪大的人又不争气。我自己年纪老了，也该让位了。所以我不忍心跟你们作对。”《文集》6/1958/52-29和《全集》3/1986/504。
[282]巴金《关于〈还魂草〉》，载香港《文汇报》1980年6月1日。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663、66-63页。《全集》20/1993/659、658。
[283]巴金《新生》，《文集》1/1958/180和《全集》4/1987/176。
[284]巴金《新生》，《文集》1/1958/335和《全集》4/1987/323。
[285]巴金《雪》，现代书局1933年初版，原名《萌芽》。《文集》2/1958/30-02和《全集》5/1988/388。
[286]老舍《读巴金的〈电〉》，原载《刁斗》第2卷第1期，1935年。现据《专集》第2册校对，第396页。
[287]巴金《寒夜》，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初版。《文集》14/1962/158和《全集》8/1989/568。
[288]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香港友联1979年版，第32-23页。
[289]巴金《憩园》，文化生活出版社1944年初版。《文集》13/1961/140和《全集》8/1989/138。
[290]巴金《第四病室》，上海晨光出版公司1951年版，第243页。1955年5月，《第四病室》改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按照出版社的意思，巴金把《在甘地先生的左右》换成了《约翰·克利斯朵夫》，赞美甘地的这段文字被改为：“我喜欢读书，喜欢认识人，了解人。多读书，多认识人，多了解人会扩大你的眼界，会使你变得善良些，纯洁些，或者对别人有用些。”《文集》13/1961/417和《全集》8/1989/406。
[29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第331页。
[292]鲁迅《彷徨·伤逝》，《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页。
[293]法国《世界报》1978年5月5日，转引自简讯《巴金的〈寒夜〉在法国翻译出版》（江小平），载《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第5期，第15-57页，引文见第157页。
[294]比金（巴金）《新年试笔》。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241页。《文集》未收。《全集》12/1989/264，略有改动。
[295]转引自《巴金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页。《全集》19/1993/498。
[296]冯雪峰《鲁迅和俄罗斯文学的关系及鲁迅创作的独立特色》，冯雪峰《鲁迅的文学道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页。
[297]引文均见巴金《忆·信仰与活动》，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初版，第118页。《文集》里被删。《全集》12/1989/407。
[298]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8页。
[299]参见收入本辑的《巴金与欧美恐怖主义》。
[300]司特普尼亚克《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巴金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初版，“后记”第1页。《巴金译文全集》第8卷，名为《地下的俄罗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7页。
[301]巴金《忆·“在门槛上”》，第153页。《文集》未收。《全集》12/1989/429。
[302]巴金《谈契诃夫·我们还需要契诃夫》，上海平明书店1955年初版，第4-6页。《文集》未收。《全集》14/1990/33-38。巴金对契诃夫的这种感情，似乎与民意党人对契诃夫的感情是相通的。民意党人妃格念尔在回忆录中写到，她在监狱中读了契诃夫的小说后，大声疾呼：“难道生活真的是这么无聊、不活动、死一般的吗？”（《狱中二十年》，巴金译。现据《巴金译文全集》第9卷校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8页。）巴金直到抗战后期，风格才逐渐与契诃夫接近。1950年代，他写过一本小册子《谈契诃夫》，对这位俄罗斯作家作了专门的介绍和评论。
[303]巴金《生之忏悔·〈黑暗之势力〉之考察》，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第83页。《文集》未收。《全集》12/1989/27-79。
[304]巴金在《俄国社会运动史话》中论述了拉甫洛夫的《历史书简》：“在这些《书简》中拉甫洛夫便成了一代青年底导师。他教导青年说他们对于人民所应尽的义务是很重的，他们在受教育时代，在大学读书的年岁里的生活是完全靠着贫苦阶级来维持的，所以他们现在应该来帮助人民，报答人民。”（巴金《俄国社会运动史话》，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初版，第139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61-16）巴金的“为上辈赎罪”的思想与拉甫洛夫、托尔斯泰的思想不完全一致，但受到他们的影响是肯定的。
[305]参见《巴金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黎海宁译，《全集》19/1993/493。
[306]《灭亡》中李冷兄妹有一段誓言：“我们宣誓我们这一家底罪恶应该由我们来救赎。从今后我们就应该牺牲一切幸福和享乐，来为我们这一家，为我们自己向人民赎罪，来帮助人民。”《文集》1/1958/92和《全集》4/1987/89。
[307]巴金《关于两个“三部曲”》，载《抗战文艺》第7卷第-期，1941年3月20日。《文集》未收。收《全集》18/1993/490，改题为《关于小说中人物描写的意见》。
[308]参见收入本辑的《巴金与欧美恐怖主义》。
[309]巴金《谈〈灭亡〉》，载《文艺月报》1958年4月号，第5-1页，引文见第61页。《文集》14/1962/317和《全集》20/1993/392。
[310]巴金《新生》，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初版。《文集》1/1958/327和《全集》4/1987/315。
[311]“宁愿抛了月桂冠去戴那荆棘冠，他们（指民意党人——引者）便走向殉道的路上去了。他们恰如早年的基督教徒，以至诚博爱之心，严格的态度与温和的微笑走上了革命的祭坛，和断头台上的露水同消了。”司特普尼亚克《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第37页。《巴金译文全集》第8卷，第32页。
[312]鲁迅《两地书》，1925年3月18日，《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313]鲁迅《华盖集续编·记谈话》，《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6页。
[314]钱杏？《力的文艺》，上海泰东书局1929年版，第78页。
[315]司特普尼亚克《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第10页。《巴金译文全集》第8卷，第14页。
[316]巧尔尼雪夫斯基《何为》，世弥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初版，这句话在后记的最后一段，《全集》里被删。
[317]薇娜·妃格念尔《狱中二十年》。现据《巴金译文全集》第9卷校对，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4页。
[318]奥尔格·朗（Olga Lang）《论俄国文学对巴金的影响》，陈思和、李辉译，贾植芳校，收《专集》第2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37页，此段中的引文与分析见第329页。
[319]“巴金1932年写《雪》的时候，他没有看过俄文书。那时《贪婪之神》还没有英文、法文、中文的译本，在日本有一种译本，但是他在1934年去日本旅行之前，好像还不能读这种程度的日文。而且，如果巴金已经看过《贪婪之神》这篇小说，必定会有一个印象，他会在一些地方提到它，或者将它翻译过来，收在他的《文化生活丛刊》中的库普林作品集里。”奥尔格·朗《论俄国文学对巴金的影响》，《专集》第2册，第336页注释62。
[320]鲁迅《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2页。
[321]1919年11月，瞿秋白、郑振铎组织“社会实进社”，出版《新社会》旬刊，他们在《新社会》上号召青年“到穷乡僻县——远至于西藏蒙古新疆——去，实施平民教育”（瞿秋白《革新的时机到了》，载《新社会》第3号，第3版，1919年11月21日），“去学那俄罗斯的青年男女的‘去与农民为伍’的精神”（郑振铎《再论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载《新社会》第9号，第2页，1920年1月21日）。
[322]例如，巴金在《电》和《星》里都写到无政府主义青年团体的武装斗争，一般被认为是受到了外来影响。但据早年从事无政府主义活动的范天均先生回忆，1927年以后无政府主义团体在福建晋江一带确实成立过武装集团，与当地土匪打过仗，这与《星》中的情节十分相似。
[323]巴金《忆·片断的纪录》，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初版，第172页。后改题为《断片的记录》，《文集》10/1961/104和《全集》12/1989/442。“对于这几位文豪我却没有好感”被删，比较喜欢的作家改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左拉。
[324]巴金《将军》，载《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1月1日，第59页。《文集》与《全集》里被删，用一句简短的话代替：“‘我现在明白了。……我们都是一家的人。’”《文集》8/1959/190和《全集》10/1989/161。
[325]转引自自珍《论巴金的短篇小说——兼论近日小说的特性与价值》，载《国闻周报》13卷11期，1936年3月23日。现据《专集》第2册校对，第34页。
[326]转引自《巴金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80页。《全集》19/1993/493。关于这一点，很早就有人指出过：托尔斯泰给罗兰信中的这段话，“实在是巴金先生这部小说之估价目标。罗曼·罗兰所谓的‘民族太小了，全人类才是我们的题目’，也是巴金躬身实践的。”自珍《论巴金的短篇小说——兼论近日小说的特性与价值》。现据《专集》第2册校对，第34页。
[327]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丰陈宝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6、152页。
[328]巴金《无题》，载香港《大公报·文艺》1940年10月14日，第8版。《文集》与《全集》里这句话被删。
[329]转引自罗大冈《论罗曼·罗兰》，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309页。
[330]转引自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一），巴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后记（一）”第395页。
[331]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一），巴金译，“后记（一）”第396页。
[332]奥尔格·朗（Olga Lang）《论俄国文学对巴金的影响》，《专集》第2册，第319页。
[333]克鲁泡特金《俄国文学史》，郭安仁译，重庆书店1931年初版，第136页。这部著作原名为《俄国文学中的理想与现实》，书中对俄国重要作家都作了分析评价，有些论述比较精辟。巴金很受此书的影响，克氏对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一些论述，都被巴金引用过。
[334]巴金《〈爱情的三部曲〉总序》，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278页。《文集》3/1958/477和《全集》6/1988/1-6，个别表达稍有改动。
[335]巴金《探索集·再谈探索》，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4-1页。《全集》16/1991/178。
[336]高尔基《俄国文学史·序言》，缪灵珠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第6页。
[337]巴金《一九三×年·双十节·上海》，载《新生周刊》1卷36期，1934年10月13日。后改题为《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在上海》，《文集》10/1961/17-76和《全集》12/1989/32-29。
[338]笔者认为，巴金文风的形成，西欧文学的影响比俄国文学要大些。巴金很早就掌握英、法两种语言，阅读大量英法文的文学著作（包括翻译为英法文的俄国文学作品）。他开始创作小说时，正在法国，因此早期创作中的文风特点与西欧文学是比较接近的。我们前面谈到赫尔岑和屠格涅夫在创作风格上与巴金的接近，这两位俄国作家都是长期侨居欧洲，这种接近很可能也是由于受到同一环境的影响造成的。
[339]转引自《巴金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黎海宁译，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4页。《全集》19/1993/498。
[340]转引自明兴礼《巴金的生活和著作》，王继文译，上海文风出版社1950年版，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第51页。
[341]巴金《忆·片断的纪录》，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初版，第172页。《文集》与《全集》里被删。
[342]巴金《萨珂与凡宰特之死》，收《革命的先驱》，上海自由书店1928年初版，第231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198。在另一篇文章里，巴金还称赞过莎剧《凯撒》中的人物演说。《生之忏悔·〈工女马得兰〉》译本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第123页。《文集》未收。《全集》17/1991/308。
[343]宗白华《歌德之认识》的附言：“巴金先生在上海很热心地向几个大书店接洽此书的出版事，终于没有圆满的结果，殊堪惊异。”《歌德之认识》，周冰若、宗白华编，南京钟山书局1933年版，第12页。
[344]巴金《生之忏悔·〈工女马得兰〉之考察》，第8-06页。《文集》未收。《全集》12/1989/28-93。
[345]巴金《生之忏悔·〈工女马得兰〉之考察》，第90页。《文集》未收。《全集》12/1989/283，略有改动。
[346]左拉《她》，马拉（巴金）译，载《自由月刊》1卷1期，第1-0页，1929年1月30日。
[347]芾甘（巴金）《法国安那其党人的故事》，载《洪水》2卷15期，第103页，1926年4月16日。收《革命的先驱》，上海自由书店1928年初版，第148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139。
[348]“我崇拜过这位自然主义的大师，我尊敬他的光辉人格，我喜欢他的另外几本非自然主义的作品，例如《巴黎》和《劳动》，但是我并不喜爱那二十部小说……我只有在《萌芽》里面看到一点点希望。坏人得志，好人受苦，这且不说；那些正直、善良、勤劳的主人公，不管怎样奋斗，最后终于失败，悲惨地死去，不是由于酒精中毒，就是遗传作祟。”巴金《谈〈秋〉》，载《收获》1958年第3期。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42-25页。《文集》14/1962/371和《全集》20/1993/441。
[349]巴金《〈雪〉日译本序》，《文集》2/1958/336和《全集》5/1988/423。
[350]此处几段引文见巴金《生之忏悔·〈工女马得兰〉之考察》，第99、87、86页。《文集》未收。收《全集》12/1989/288、281、280。
[351]巴金《谈〈灭亡〉》，载《文艺月报》1958年4月号，第5-1页，此处见第59页。《文集》14/1962/311和《全集》20/1993/385。
[352]巴金没有正面谈过伏尼契夫人，但称她是俄国民粹派革命作家司特普尼亚克的朋友。见巴金《谈〈灭亡〉》，第61页。《文集》14/1962/317和《全集》20/1993/39-92。在小说《利娜》中，巴金描写了一个类似《牛虻》中亚瑟向神父忏悔而受骗的情节，不过主人公是一个纯洁的贵族姑娘，她向神父出卖了自己的情人，而后自己也走上革命的道路。
[353]法斯特早期写的进步作品巴金是读过的，尤其是《萨珂与樊塞蒂的受难》一书与巴金的观点颇为吻合。1958年批判法斯特时，巴金认为：“我并不怀疑法斯特过去的诚实，我也不认为法斯特最初发出他那‘痛苦的哭声’时就有坏的动机。”巴金《法斯特的悲剧》，载《文艺报》第8期，1958年4月26日，第2-0页，引文见第29页。《全集》19/1993/10。
[354]巴金曾说到自己从海涅诗里获得温暖和信心。参见巴金《秋·序》，上海开明书店1940年初版。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36-62页。《文集》6/1958/4和《全集》3/1986/4。
[355]巴金在思想上并不完全赞同巴基与亚米契斯，但欣赏他们的艺术魅力。如关于巴基，他说：“在和平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的巴基，他只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但是他却写得很美丽，很能够感动人。”（巴金《生之忏悔·〈秋天里的春天〉译本序》，第143页。《文集》10/1961/168和《全集》17/1991/145，各略有改动）关于亚米契斯，他说：“在亚米契斯与我的思想之间显然有一道鸿沟，但这并不能阻止我读《爱的教育》而不受感动，同样也不能阻止我译出这篇剧本。”（亚米契斯《过客之花》“译者序”第3页，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初版。《文集》未收。《全集》17/1991/151。个别字有改动）
[356]《快乐王子集·再记（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
[357]卢卡契《罗曼·罗兰的历史小说》，张黎译，收《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07页。
[358]芾甘（巴金）《死囚牢中的六年》，载《民钟》2卷-期，第539页，1927年7月25日。收《革命的先驱》，第214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186。
[359]巴金《随想录·再访巴黎》，香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8-0页。《全集》16/1991/74。
[360]巴金《梦与醉·醉》，上海开明书店1938年初版，第27页。《文集》10/1961/257和《全集》13/1990/97，巴金把“犹如尼采所说的‘Dionysian emotion’”用一个“它”代替，还把前两个英文删了。
[361]李石岑《美神与酒神》，载《一般（1926）》1卷2号，第16-70页，1926年10月5日，引文见第164页。
[362]例如：“我们只看那一个宣传爱之福音而且为爱之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怎样地诅咒过人：‘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恸哭泣……’”（巴金《〈光明〉序》，新中国书局1932年初版。《文集》7/1959/192和《全集》9/1989/162。略有改动。）在短篇小说《罪与罚》里，巴金还引用了《旧约·出埃及记》里的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
[363]这一类话在巴金作品中甚多。在小说《新生》里，文珠引导李冷接受无政府主义信仰时引用了福音书：“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文集》1/1958/198和《全集》4/1987/193）《死去的太阳·序》中，巴金说自己要像摩西那样宣言：“我要举手向天，我说：我底思想是永生的。”编《文集》和《全集》时，巴金把这个话删了，他后来解释说：“这说明我的思想有变化。1930年我还认为我的思想永远正确，永不改变。后来自己收回了这句大话。我的思想明明在改变。谁又能说自己的‘思想是永生的’呢？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年轻时候的‘胆大妄为’。今天翻看旧作，我还感到惭愧。”巴金《真话集·〈序跋集〉再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2页。《全集》16/1991/320。
[364]巴金《〈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311页。《文集》3/1958/531和《全集》6/1988/466。
[365]巴金《无题·“重进罗马”的精神》，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初版。《文集》10/1961/32-30和《全集》13/1990/33-35。
[366]知诸《巴金的著译考察》，载《现代文学评论》2卷3期，第-1页，1931年10月20日，引文见第41页。
[367]参见巴金《关于〈长生塔〉》，载香港《大公报》1979年8月12日，《全集》20/1993/58-87。
[368]巴金《迟开的蔷薇·后记》，文化生活出版社1943年初版，第91、92页。《巴金译文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5页。
[369]巴金《忆·“在门槛上”》，第153页。《文集》未收。《全集》12/1989/429。
[370]巴金《门槛·后记》，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初版，第1页。《巴金译文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37页。
[371]巴金《夜未央·序》，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版。《巴金译文全集》第7卷，第197页，略有改动。
[372]转引自明兴礼《巴金的生活和著作》，王继文译，第51页。
[373]巴金《砂丁·序》，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初版，第1页。《文集》2/1958/103和《全集》5/1988/195，稍有改动。
[374]巴金《雪·序》。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246页。《文集》2/1958/184和《全集》5/1988/276，略有改动，尤其是把“太渺小了”删了一个。
[375]转引自（苏）阿·普齐科夫《左拉》，程逢如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第37、2页。
[376]左拉《萌芽》，毕修勺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53年版，第272、274页。
[377]（苏）阿·普齐科夫的《左拉》，程逢如译，第1页。
[378]转引自明兴礼《巴金的生活和著作》，王继文译，第5-8页。
[379]巴金《激流总序》，见《家》，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初版。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197页。《文集》4/1958/1和《全集》1/1986/III。
[380]刺外格（茨威格）《罗曼·罗兰》，杨人螰译，商务印书馆1928年初版，1947年再版，第135、131页。
[381]巴金《写作生活底回顾》，现据《巴金短篇小说集》第1集校对，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初版，第14页。《文集》7/1959/12和《全集》20/1993/555，个别字有删改。
[382]巴金《海底梦》，新中国书局1932年初版。《文集》1/1958/526、539和《全集》5/1988/79、92。
[383]巴金《〈复仇〉自序》，上海新中国书局1931年初版。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199页。《文集》7/1959/17和《全集》9/1989/3。
[384]例如：“我用读者的口说出对作家们的要求：‘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巴金《探索集·我和文学》，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41页。《全集》16/1991/271。）巴金在《憩园》里通过女主人公之口说过这句话。
[385]刺外格（茨威格）《罗曼·罗兰》，杨人螰译，第165、162页。
[386]参见罗大冈《论罗曼·罗兰》，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37-72页。
[387]黑浪（巴金）《一封公开的信（给钟时同志）》，载《平等》月刊1卷8期，第-6页，1928年2月，引文见第13页。《文集》未收。收《全集》18/1993/165。
[388]巴金《谈〈第四病室〉》，《文集》14/1962/432和《全集》20/1993/498。
[389]巴金《谈〈秋〉》，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43-36页。《文集》14/1962/385和《全集》20/1993/454，略有改动。
[390]巴金《谈〈秋〉》，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436页。《文集》14/1962/385和《全集》20/1993/454。
[391]巴金《谈〈新生〉及其它》，《文集》14/1962/325和《全集》20/1993/398。
[392]巴金《谈我的短篇小说》，载《人民文学》1958年6月号。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448页。《文集》14/1962/456和《全集》20/1993/521。
[393]巴金《谈我的短篇小说》，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450页。《文集》14/1962/458（“所以三十年来我常常用第一人称写小说”被删）和《全集》20/1993/523。
[394]巴金《谈我的“散文”》，载《萌芽》1958年第9期。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461页。《文集》14/1962/473和《全集》20/1993/536。
[395]如巴金在介绍史蒂文森的《宝岛》时说：它“不像有些作品开头就是大段的写景，然后才慢慢地介绍出一两个人，叫读者念了十几页还不容易进到书中去”。巴金《谈我的“散文”》，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463页。《文集》14/1962/475和《全集》20/1993/538。
[396]（日）阿部知二《同时代人》，焦同仁、汪平戈译，焦同仁校，收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下），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3-38页。
[397]巴金《谈我的“散文”》。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461页。《文集》14/1962/473和《全集》20/1993/53-37。
[398]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1页。
[399]引自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380页。
[400]雁冰《语体文欧化之我观》，载《文学旬刊》第7期，1921年7月10日。《文学旬刊》这一期有关于语体文欧化的讨论。
[401]引自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384页。
[402]巴金《初恋》，现据《巴金短篇小说集》第1集校对，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初版，第18页。《文集》7/1959/31和《全集》9/1989/156，“好过”改成了“好看”。
[403]巴金《谈我的“散文”》，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461页。《文集》14/1962/473（“好几本”改成“几本”）和《全集》20/1993/537。
[404]巴金翻译过蒲鲁东的《何谓财产》，原定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因故未出，但有些章节以题为《财产是什么？》连载《民钟》1卷1-5期，1925年9月、1926年1月和1926年6月。
[405]知诸《巴金的著译考察》，载《现代文学评论》2卷3期，第27页，1931年10月20日。
[406]巴金《探索集·后记》，第143页。《全集》16/1991/273。
[407]巴金《探索集·后记》，第143页。《全集》16/1991/273。
[408]卢梭《忏悔录》第1部，黎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409]巴金《随想录·后记》，香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69页。《全集》16/1991/140。
[410]巴金《一封回信》，载《上海文学》1983年1月号，收《病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页。《全集》16/1991/454。
[411]巴金《灵魂的呼号》，载《大陆杂志》1卷5期，第142页，1932年11月1日。后改题为《电椅·代序》。《文集》7/1959/315和《全集》9/1989/295，巴金对一些字词略有改动。
[412]司特普尼亚克《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巴金译，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初版，第9页。《巴金译文全集》第8卷，名为《地下的俄罗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拉斐耳”即意大利著名画家拉斐尔。
[413]孙？工《归家》，载《小说月报》16卷10号（1925年10月10日）和11号（1925年11月10日），引文见16卷10号，第12页。
[414]巴金《旅途随笔·薛觉先》，上海开明书店1939年初版，第97、98、98页。《文集》未收。《全集》12/1989/174。
[415]巴金《沉落》，载《文学》4卷2号，第282页，1935年2月。现据初刊文校对。《文集》10/1961/207和《全集》12/1989/465（“努力”改为“势力”）。
[416]巴金《在门槛上》，载《大陆杂志》1卷7期，第239页，1933年1月1日。现据初刊文校对。《文集》8/1959/5-6和《全集》10/1989/107，略有改动。
[417]巴金《无题》，载香港《大公报·文艺》1940年10月14日，第8版。后收杂文集《无题》，文化生活出版社1941年初版，第8页。初刊文与收入《无题》集时，都有三个部分，后收《文集》与《全集》时，第二部分全部被删。引文在被删之列。
[418]巴金《向朱光潜先生进一个忠告》，载《中流（上海1936）》2卷3期，第140页，1937年4月20日。《文集》未收。《全集》18/1993/405。
[419]参阅黄裳《记巴金》，收《专集》第1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
[420]巴金《谈我的短篇小说》，载《人民文学》1958年6月号。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454页。《文集》14/1962/464和《全集》20/1993/52-29。
[421]巴金《谈我的“散文”》，载《萌芽》1958年第9期。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第461页。《文集》14/1962/473和《全集》20/1993/536。
[422]巴金《真话集·未来（说真话之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4页。《全集》16/1991/391。
[423]巴金《真话集·西湖》，第12-24页。《全集》16/1991/40-01，巴金的改动比较大，把“不是鬼的化身”改为“不是鬼”，还在此后加了一句：“他们是不灭的存在，是崇高理想和献身精神的化身。”
[424]巴金《病中集·汉字改革》，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全集》16/1991/46-66。
[425]巴金《忆·最初的回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初版，第32页。《文集》10/1961/22和《全集》12/1989/355。
[426]巴金《海行·印度洋中的茵梦湖》，新中国书局1932年初版，第4-0页。《文集》11/1961/39和《全集》12/1989/45。
[427]巴金《忆·家庭的环境》，第91页。《文集》10/1961/57和《全集》12/1989/389，个别字有删改。
[428]明兴礼《巴金的生活和著作》，王继文译，上海文风出版社1950年版，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第65页。
[429]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的感情世界也同样是极为深刻与丰富的，但作者更多的是偏重于反映心理的世界，而不是社会现实的世界，侧重点是不同的。
[430]巴金《春》，《文集》5/1958/7-8和《全集》2/1986/7-3。
[431]巴金《随想录·文学的作用》，香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8页。《全集》16/1991/42。
[432]巴金《病中集·一封回信》，第23页。《全集》16/1991/455。
[433]李多文《试谈巴金的世界观与早期创作》，载《文学评论》1979年第2期，第1-1页。
[434]巴金《短简·我的幼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7年初版，第11页。《文集》10/1961/116和《全集》13/1990/9。
[435]巴金《忆·信仰与活动》，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初版，第118页。《文集》被删。《全集》12/1989/407。
[436]李多文《试谈巴金的世界观与早期创作》，第16页。
[437]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巴金译，《巴金译文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7页。
[438]列宁《国家与革命》，现据《列宁选集》第3卷校对，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页。
[439]李多文《试谈巴金的世界观与早期创作》，第15页。
[440]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续二）》，载《中国青年》1961年1-0合刊，第16页。
[441]守常（李大钊）《阶级竞争与互助》，载《每周评论》第29号，1919年7月6日。
[442]转引自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8页。
[443]巴金《〈告青年〉序》，旧金山平社1937年初版。《文集》未收。现据《全集》校对，17/1991/16-63。
[444]转引自《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三集），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48页。
[445]师复《不用仆役不乘轿及人力车与平等主义》，见《师复文存》，广州革新书局1928年版，第10-05页。
[446]芾甘（巴金）《法国安那其党人的故事》，连载《洪水》2卷15期（1926年4月16日，第10-04页）和2卷16期（1926年5月1日，第18-96页），引文见16期第195页。收巴金《革命的先驱》，上海自由书店1928年初版，第14-67页，改题为《法国无政府党人的故事》，引文见第166页。《文集》未收。《全集》21/1993/152。
[447]芾甘（巴金）《答诬我者书》，载《平等》月刊1卷10期，第-页，1928年5月，引文见第-页。《全集》18/1993/178，“对于共产党，也是如此”被删，以省略号代替。
[448]卢梭《忏悔录》第1部，黎星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页。
[449]汪曾祺《责任应该由我们担起》，载《文艺报》1986年9月27日。
[450]关于这一点，法国作家莫洛亚说得很清楚：“卢梭承认自己偷盗，诬陷别人（……）以及对华伦夫人的忘恩负义。但这些偷窃是小偷小摸；至于诬告，他对我们说他的过错是因为他太软弱……他这样痛心地低头认罪，是因为他知道读者会原谅他。相反地他对抛弃他所有的孩子却一笔带过，好像那是一件小事似的。”转引自卢梭《忏悔录》第2部，附录“莫洛亚为1949年法国勃达斯版《忏悔录》写的序言”（远方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2-26页。
[451]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死》，《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
[452]巴金《真话集·十年一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4、46页，《全集》16/1991/322、324。
[453]巴金《随想录·一颗核桃的喜剧》，香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61、63页，《全集》16/1991/52、54。
[454]巴金在《灭亡》中，严厉地批判了奴隶意识，他借杜大心之口责备说：“不错，你们做了无数年代的奴隶，然而可曾有一个时候，你们想站起来做一个自由的人吗？（……）你们天天诉说做奴隶的苦，可是一旦到了一举手就可以打碎镣铐的时候，你们反而退后了……你们实在是甘愿做奴隶的！……”《全集》4/1987/38。
[455]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96页。
[456]卢梭《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张驰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7页。
[457]巴金《随想录·纪念雪峰》，第16-61页，《全集》16/1991/134。
[458]巴金《无题集·怀念叶非英兄》，香港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55页，《全集》16/1991/708。
[459]巴金在谈到他大哥的死因时也持相同的看法。他在《谈〈秋〉》中说过：“我实在找不到他必须死的理由，如果要我勉强找出一个，那就是他没有勇气改变自己的生活。”《全集》20/1993/442。
[460]巴金《谈〈秋〉》，《全集》20/1993/442。
[461]巴金《关于〈激流〉》，《全集》20/1993/680。
[462]巴金《关于〈寒夜〉》，《全集》20/1993/689。
[463]巴金《法斯特的悲剧》，《全集》19/1993/-。
[464]巴金《关于〈激流〉》，《全集》20/1993/680。
[465]参阅巴金《再论无产阶级专政》，载《时事新报》副刊《学灯》，1925年12月1-8日。
[466]参阅毕修勺《我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前前后后》，收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467]巴金《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专集》第1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1页。
[468]请参阅笔者《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忏悔意识》，收本文集第6卷。
[469]巴金《和日本〈朝日新闻〉驻上海特派员田所的谈话》（1981年5月19日），原载《朝日新闻》1981年5月25日，中译本收贾植芳等编《巴金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37页。
[470]胡风冤案第一次平反是在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了76号文件。但那次是不彻底的平反，文件对胡风评价上保留了很多不实之词；1985年胡风去世，官方仍然坚持1980年中央文件的精神，在悼词里暗含对死者的批评，胡风家属不能接受，胡风的追悼会迟迟不能举行。1986年1月，中共中央正式撤销了对胡风政治历史问题所作的结论，同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冤案才彻底平反。这些时间点与巴金对胡风问题的思考以及《怀念胡风》一文写作时间，都可以对照起来给以理解。
[471]本文写成后，笔者陆续读到巴老《怀念从文》等文章，感到由衷的高兴。
[472]赵丹《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载《人民日报》1980年10月8日。
[473]此信写于1991年7月30日，第二天上午巴金在上海寓所将信面交给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委派的代表、四川作协谭兴国，初刊《四川日报》1991年9月15日，题为《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感情》，系编者所加。现收巴金《再思录》（增补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引文见第46页。
[474]巴金《再思录》（增补本），第47页。
[475]巴金《爱情的三部曲·代跋》，《全集》6/1988/480。
[476]巴金《巴金译文全集·序》，见《巴金译文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477]本文是笔者于2004年12月17日在上海档案馆所作的演讲，内容根据录音整理。
[478]1995年，笔者应李小林之邀，审读了黄梅戏电视片《家》的剧本初稿，并与编创人员谈了有关修改建议，参加谈话的有李小林、剧本作者和导演。我着重谈的只是我多年对《家》这部名著研读后的一些理解。黄梅戏电视片拍成后，我没有看过，也不知最后的定本有没有参考过我的建议。
[479]本文是笔者与李辉合作完成，共同署名发表。
[480]转引自徐懋庸《巴金到台州》，载《社会与教育》1933年5卷13期，第7页。收李存光编《巴金研究资料》（下）（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481]巴金《砂丁》，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初版，第97页。《文集》2/1958/163和《全集》5/1988/255，个别字有删改。
[482]巴金《砂丁》，第111页。《文集》2/1958/172和《全集》5/1988/26-63，略有删改。
[483]巴金《砂丁·序》，第ii页。《文集》2/1958/103和《全集》5/1988/195，“隐蔽”改为“隐藏”。
[484]本文中有关《雪》的引文，根据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初版校对，原名《萌芽》，1936年《萌芽》改名《雪》，由文化生活出版社重印出版，以后此书一直以《雪》为书名。引文见第243页。《文集》2/1958/321和《全集》5/1988/407，略有改动。
[485]巴金《萌芽》，第8-5页。收《文集》2/1958/232和《全集》5/1988/322，略有删改。
[486]巴金《萌芽》，第174页。收《文集》2/1958/283和《全集》5/1988/369。
[487]巴金《雪》，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初版，第207页。《文集》2/1958/319和《全集》5/1988/406，Bakunin（巴枯宁）的名字被删。但书名为《萌芽》的初版本里不是这句话，而是克鲁泡特金的一句话：“在每一个时代的改革家和革命党里面都有雅各宾派和安那其主义者存在着。——克鲁泡特金”（第240页）
[488]周立波《中国新文学的一个发展》，载上海《光明》创刊号，1936年6月10日。1963年收入其文学论文集《亭子间里》，改题为《中国文学的新发展》。现据《周立波选集》第6卷校对，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1页。
[489]王淑明《〈萌芽〉》，载《文学季刊》1卷3期，1934年7月1日。现据《专集》第2册校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3页。
[490]王文修《巴金近作〈雪〉》，载《国闻周报》13卷7期，1936年2月24日，文章原标题为《雪》。现据《专集》第2册校对，第539页。
[491]（苏）阿·普齐科夫的《左拉》，程逢如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第1页。
[492]巴金《萌芽》，第81页。《文集》2/1958/23-31和《全集》5/1988/32-21，有些改动。
[493]巴金《萌芽》，第71页。《文集》2/1958/225和《全集》5/1988/315，略有改动。
[494]巴金《砂丁》，第7-9页。《文集》2/1958/15-52和《全集》5/1988/24-44，有些改动。
[495]巴金《萌芽》，第93页。《文集》2/1958/237和《全集》5/1988/327，略有改动。
[496]巴金《雪·序》，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初版，现据《专集》第1册校对，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6页。《文集》2/1958/184和《全集》5/1988/276，略有删改。
[497]黑浪（巴金）《一封公开的信（给钟时同志）》，载《平等》月刊1卷8期，第-6页，1928年2月，引文见第15页。《文集》未收。《全集》18/1993/167。
[498]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巴金创作研究小组《从〈砂丁〉和〈雪〉中看巴金小说中的工人形象》，《专集》第2册，第54-44页。
[499]秋士《告研究文学的青年》，载《中国青年》1923年11月，第6页。
[500]王淑明《〈萌芽〉》，现据《专集》第2册校对，第534页。
[501]巴金《探索集·大镜子》，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2页，《全集》16/1991/161。
[502]巴金《探索集·小狗包弟》，第2-9页，《全集》16/1991/16-68。
[503]巴金《〈我的自传〉译本代序》，《巴金译文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0页。
[504]《再思录》，巴金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初版，陈思和、李辉主编的“火凤凰文库”第一种。2004年，修订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陈思和主编的“海边书”系列第一本。
[505]关于岗位型与流浪型知识分子的论述，请参阅《从鲁迅到巴金：新文学精神的接力与传承——试论巴金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二）》，已收入本辑。
[506]这一段话，巴金后来在《复刊词》（即《文季月刊》“创刊词”）中引用过，见《全集》17/1991/79。
[507]《巴金域外小说》，陈思和编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508]巴金《我的自剖》，《全集》12/1989/242。
[509]《青少年巴金读本》，陈思和编，台湾业强出版社1992年版。
[510]《上海文学》2005年第11期“宇宙风”栏目推出专题“敢说真话，才是大写的真人”，重刊巴金先生的两篇小说《复仇》与《月夜》。本文为原刊编者按。
[511]指笔者在《人格的发展》中分析巴金的祖父其实是个思想开明的绅士。
[512]即《我底自传》，这是巴金翻译的第三部克氏著作，前两部是《面包略取》和《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都由自由书店出版。
[513]巴金在《第四病室》的《小引》里说：“在这纸张缺乏的时期中，我们多耗费一些印书纸，使色情读物的产量减少一分，让我们的兄弟子侄多得到一点新鲜空气呼吸，我们也算是报答了父母养育之恩，或者照另一些人的说法，是积了阴德了。”《全集》8/1989/199。
[514]我把这两个发展层面定义为先锋与常态，对此的具体分析，可参阅《先锋与常态——现代文学史的两种基本形态》，已收文集第6卷第2辑。
[515]巴金《随想录·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全集》16/1991/66。
[516]关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问题，请参阅拙文《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已收文集第6卷第2辑。
[517]引自彼得·比格尔为迈克尔·凯利主编的《美学百科全书》撰写的“先锋”（Avant-Garde）条目：Michael Kelly (ed.), Encyclopedia of Aesthetics, vol.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8-88.
[518]毛泽东曾经对五四作过这样的评价：“‘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并且说，“‘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毛泽东选集》（1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660、529页。）
[519]鲁迅《集外集·题〈彷徨〉》，《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0页。
[520]鲁迅《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4、456页。
[521]大革命失败以后，原先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最具有先锋精神的骨干们作鸟兽散，陈独秀被黜废了中共党的总书记，转向托派，郭沫若、沈雁冰亡命出国，钱玄同、刘半农转向学术研究，周作人悲愤喊出“闭户读书”，鲁迅则陷于沉默和重新选择人生道路。
[522]参见王宁《传统与先锋 现代与后现代——二十世纪的艺术精神》，载《文艺争鸣》1995年第1期。此观点是王宁引自：Charles Russell, The Avant Garde Toda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1.卡林奈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一书里更明确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都对这个词的内涵与使用做出过贡献。见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6页。
[523]巴金《〈夜未央〉小引》，《全集》17/1991/138。巴金《灵魂的呼号》（即《〈电椅集〉代序》），《全集》9/1989/292。
[524]巴金《灵魂的呼号》（即《〈电椅集〉代序》），《全集》9/1989/292。
[525]根据《巴金全集》的版本介绍，以巴金在开明书店出版的主要几种长篇小说为例：《家》193-951，印32次；《春》193-952，印22次；《秋》194-951，印14次；《灭亡》192-951，印28次；《新生》193-951，印23次；《春天里的秋天》193-949，印20次。除去中日战争期间的停滞，大部分一年印两次，至少平均每年印一次以上。
[526]当时《时报》的编辑叫吴灵缘，是一个写流行小说的才子，写过新诗，也是商务印书馆学徒出身。他的前任毕倚虹是老牌的鸳鸯蝴蝶派文人，《时报》上连载的多半是言情通俗的小说。编辑是想改变一下风气才去向巴金约稿的。
[527]《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9页。
[528]明兴礼《巴金的生活和著作》，王继文译，文风出版社1950年初版，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第6-9页。
[529]欧仁·尤奈斯库《论先锋派》，李化译，收《法国作家论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568页。
[530]巴金《灵魂的呼号》，《全集》9/1989/29-94。
[531]巴金《灵魂的呼号》，《全集》9/1989/294。
[532]巴金《我的呼号》，《全集》12/1989/251、250。
[533]增田涉《鲁迅印象记》，原话为：“例如，某些时候他要和一位倾向很不同的青年作家一道搞工作，问他为什么要和那样的人一道工作，他用信任的口气说，那个人比别人更认真。认真、诚实是他最喜欢的。”转引自《海外回响——国际友人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页。
[534]茅盾《“左联”的解散和“两个口号”的争论》，收《我走过的道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47页。
[535]巴金早先并不自觉于当作家，对文坛很冷淡，一般杂志社都是通过他的朋友索非等人向他约稿，他也通过索非转交稿子，自己与文坛不发生直接的联系。参见巴金《无题集·我与开明》，《全集》16/1991/668。
[536]参见巴金《探索集·怀念烈文》，《全集》16/1991/20-01。
[537]徐懋庸在致鲁迅先生的信里说：“以胡风的性情之诈，以黄源的行为之谄，先生都没有细察，永远被他们据为私有，眩惑群众，若偶像然……难道先生以为凡参加‘文艺家协会’的人们，竟个个不如巴金和黄源么？我从报章杂志上，知道法西两国‘安那其’之反动，破坏联合战线，无异于托派，中国的‘安那其’的行为，则更卑劣。”转引自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27页。
[538]参阅拙作《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9页注释1。
[539]周建人《鲁迅和周作人》：“冯雪峰对我说过，他看过周作人的《谈龙集》等文章，认为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冯雪峰还认为，要让周作人接触进步力量。并隐约表示，他自己颇有意去接近周作人，希望我能作为媒介。”《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第6页。
[540]吴奚如《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1938年夏，党中央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建议，作出党内决定：以郭沫若同志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已奠定郭沫若同志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载《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第131页。
[541]巴金《我是来学习的》，《全集》14/1990/3。
[542]巴金《怀念鲁迅先生》，《全集》16/1991/341。
[543]鲁迅《准风月谈·后记》，《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2页。
[544]巴金这样说：“我最近写信给曹禺，信内有这样的话：‘希望你丢开那些杂事，多写几个戏，甚至写一两本小说（因为你说你想写一本小说）。我记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写信给托尔斯泰，求他不要离开文学创作，希望他继续写小说……我要劝你多写，多写你自己多年来想写的东西。你比我有才华，你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我却不是。你得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贡献给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巴金《随想录·“毒草病”》，《全集》16/1991/29。
[545]曹禺《没有说完的话》，李玉茹编，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年版。
[546]1980年代巴金与冰心一直在通信中相互支持，强调知识分子的良心。可参见李朝全等主编《世纪知交：巴金与冰心》，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
[547]会议座谈纪要发表于巴金研究会编的内刊《点滴》2010年第3期。
[548]《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2期，第20页。
[549]巴金《谈〈新生〉及其它》，《全集》20/1993/39-00。
[550]巴金《关于〈激流〉》，《全集》20/1993/674。
[551]巴金《关于〈激流〉》，《全集》20/1993/676。
[552]巴金写《灭亡》也是写在法国小学生的练习簿上。见《全集》20/1993/710。
[553]《灭亡》第15章讲到齐卢之战发生不久，那是1924年9月的战事。所以杜大心故事应该是1925年发生的。
[554]周立民《〈春梦〉残稿释读》，载《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2期，第25页。
[555]《巴金文献资料与研究座谈会发言摘要》，载《点滴》2010年第3期，第72页。
[556]巴金《谈〈新生〉及其它》，《全集》20/1993/401。
[557]请参阅拙著《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
[558]孙正萱，《上海教育学院学报》记者。
[559]参见赵聪《现代中国作家列传》，香港中国笔会1975年初版。
[560]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巴金创作研究小组的《巴金创作评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和武汉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巴金创作研究小组的《巴金创作试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一本资料集是指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编的《巴金研究资料汇编》（大众日报印刷厂1960年）。
[561]参见贾植芳《富有历史意义的创举》，见《建立比较文学阵地开展比较文学研究》（笔谈会），载《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1984年，第2-1页。
[562]李存光《新时期巴金研究概观》，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1期，第37页。
[563]本文是《巴金研究的回顾与瞻望》（学术研究指南丛书）一书的导言，《巴金研究十年》是该书的正文部分。
[564]花建《巴金小说艺术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袁振声《巴金小说艺术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565]本文是笔者参加2006年4月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主办的“汉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全文。
[566]巴金去世时，政府评价他的身份是：文学巨匠、社会活动家、著名的无党派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在巴金生前，政府给予“人民作家”的称号。
[567]如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葛懋春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里收入了当年的无政府主义者郑佩刚、卢剑波、范天均等人的访问记，似乎有些文献材料都是在“文革”前整理的。应该说当时这些人可能都在文史档案领域发挥着作用，并没有成为政治上的“敌人”。
[568]这一部分文献，巴金本人表示同意收入全集出版，但最后在出版社的审稿过程中被删去。
[569]关于巴金早期资料索引比较完备的有李存光主编《巴金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唐金海等编《巴金年谱》（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有关巴金的传记目前主要有李存光《巴金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陈思和《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徐开垒《巴金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陈丹晨《巴金的梦》（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2000年版）等，均有巴金早期无政府主义的信仰和活动的内容。
[570]该论文曾提交给第三届巴金研究国际研讨会，后收《巴金的世界》，山口守、坂井洋史著，东方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14-75页。
[571]参见《巴金的世界》，第178页。
[572]山口守这部分整理成果发表为《Labadie Collection所藏巴金英文书信》《Labadie Collection所藏Agnes Inglis致巴金英文书信》《关于〈巴金与欧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书简目录〉》等，均收《巴金：新世纪的阐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陈思和、辜也平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6-28页。另有《关于巴金与樊塞蒂往来书信》，收《巴金的世界》，第12-45页。
[573]巴金《再思录》，初由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出版，增补本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74]巴金这两封书信初刊《上海文学》2003年第11期，后同安必诺的介绍文章一起收入《生命的开花——巴金研究集刊卷一》，陈思和、李存光主编，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4页。
[575]部分成果发表于《生命的开花——巴金研究集刊卷一》。其中包括巴金在197-981年间访问法国、日本、瑞典、瑞士的日记，二十封家书，未完成的散文《怀念师陀》，以及与巴金相关的一批书信等。
[576]《随想录》是巴金晚年的一部重要著作。巴金以随笔的形式，陆续发表在香港《大公报》副刊，1978年12月1日开始写作，1986年8月20日完成最后一篇。共一百五十篇。每三十篇编成一卷，共五卷，分别为《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先后由香港三联书店、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卷出版。1987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合订本，2005年改由作家出版社重版。
[577]这批在拍卖行里发现的书信手稿，目前已为上海作家协会收藏。
[578]《随想录》至今仍然是巴金最有影响的作品。有一个数字可供参考：2005年巴金去世，作家出版社重版《随想录》合订本，从10月到12月，短短三个月内销售了12万册，超过同期发行的巴金的其他作品。
[579]关于对《随想录》的压力，巴金自己有所察觉，他说：“绝没有想到《随想录》在《大公报》上连载不到十几篇，就有各种各类唧唧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对我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巴金《〈随想录〉合订本新记》，见《随想录》，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原香港《大公报》编辑潘际炯在《〈随想录〉发表的前前后后》中也有记录：“当时报社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继续登《随想录》的，因为巴老讲的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代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呼声的；另外一部分是反对登的，对巴老也不满。”（收《解读巴金》，陈思和等编，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
[580]陈丹晨《对张放对巴金的批评的批评》，收《解读巴金》，第37-73页。丹晨说《随想录》形成过程中相关评论发表不足十篇，是不准确的数字。这期间的《随想录》仍然是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和评论，也有不少评论文章，只是与1986年以后得到广泛的传媒关注是有区别的。
[581]以上言论，均见《巴金〈随想录〉五集笔谈》，载《文艺报》1986年9月27日。
[582]参见黎活仁等《我们对巴金〈随想录〉的意见》（载香港《开卷》1980年第9期），黎活仁《从巴金〈随想录〉到杨绛〈干校六记〉》（载香港《广角镜》1982年第113期）。
[583]该文原载天津《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6期，后收《解读巴金》，第36-68页。
[584]林贤治的观点见《三地学者谈巴金》，载《南方都市报》2003年11月25日。
[585]该论文初刊《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4期，后收入陈思和等编《无名时代的文学批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51页。
[586]笔者拙文《从鲁迅到巴金：〈随想录〉的渊源及其解读——试论巴金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初刊《文学报》2005年10月27日，现收入本卷第2辑。
[587]参见1977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于“文革”后首次出版巴金的《家》的《重印后记》。但巴金以后在随想录和创作回忆录里多次否定了《家》里的“反封建”已经过时的想法。
[588]参见拙文《现实战斗精神的绝望与抗争：〈电〉》，现收文集第4卷第1辑。
[589]巴金早期发表长篇通信《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答太一书》（收《断头台上》，自由书店1929年版），探讨无政府主义与恐怖主义的关系。巴金的英雄特写有《断头台上》《俄罗斯十女杰》《俄国社会运动史话》等著作，均收《巴金全集》第2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590]大约在二十年前，我与李辉合作撰写论文《巴金与欧美恐怖主义》，探讨巴金所谓的“心灵的祭台”的问题，以后似乎没有见过研究者从这些角度来解读巴金的早期作品。此论文收本卷第1辑。
[591]2009年11月26日，由上海市作家协会、复旦大学中文系、巴金研究会共同主办纪念巴金诞辰105周年暨第九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举行，会议主题是“巴金与五四新文学传统”。本文是笔者在闭幕式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经过本人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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