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

    我国的巴金研究，几乎和巴金1929年开始走上文学创作活动的时间同步。建国以前的二十年内，虽也不乏一些有见地的评介文章，但总的说来，并没有形成一种专题性的研究气氛，多半还停留在随感性的书评水平。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以反帝反封建为其总主题的新文学运动在旧社会处在一种受压迫的地位，当时的反动统治者和它势不两立，在这个主要的政治障碍面前，不可能形成一支专业化的现代文学研究队伍，更不可能形成一门专业性的学术研究。建国以后，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我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地位才正式得到确立，它作为一门专业进入高等院校课堂，这就为造成大批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化研究人才创造了条件，打下了根基。我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工作从此得到了充分的开展，作家作品的研究，其中包括对巴金的研究，出现了专业化的新气象，这是一大可喜的历史性进步。在五十年代中期前后出现的一些有学术分量的巴金研究论文，正表现了对现代文学以及作家作品的研究“正规化”的趋向。但好景不长，由于“左”的思潮的旋风越刮越烈，继1955、1957年文艺界两次大的政治运动之后，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文化学术领域又掀起了所谓“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对于巴金及其作品以至前几年的巴金研究论著，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名为“讨论”实为“批判”的狂潮，而且延续近两年之久。虽然那是一次只触灵魂不伤及皮肉的批判运动，而且形式上还采取了争鸣的姿态，但那些由小文痞姚文元定了调子的千人一腔的以论代史的文章，和真正的思想分析和美学评价已相去甚为遥远了。历史也真喜欢和人开玩笑，甚至非常无情的玩笑。到了“十年浩劫”时期，中国又出现了第二次“文化围剿”，整个现代文学运动处于被“彻底砸烂”的命运。包括巴金在内的我国大小作家，同遭厄运，无一幸免。当时出现所谓“巴金批判”文章，实质上是一小撮文痞在林彪、“四人帮”的指挥刀下对文艺界实行“打、砸、抢”的具体表现，作家们陷于明人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说的“辱之甚于杀之”的绝境，一一被打翻在地。在这样一切学术文艺学科都沦为神学的奴婢的时代，文学实质上也就灭亡了。当时的中国仿佛又步入了欧洲的中世纪，那是一个扼杀一切生机的黑暗历史年代。

    历史步履艰难地走到1978年，祖国大地日月重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基础上，继续开展了对长期危害我国社会进步的“左”的思潮和政策的深入批判，马克思主义又以其生气勃勃的真实面貌回到我们生活中来，这就为我国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生机，也为发展和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带来了亮色，为真正实现双百方针扫除了故障，打开了长期淤塞的学术研究闸门。我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包括巴金研究，开始出现了面目一新的气象，正式形成浓厚的学术研究的空气。近几年来，不仅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关巴金的专论专著，而且更可喜的是，在我们学术队伍中，涌现了一批中青年有生力量，开始形成一支专业性的巴金研究队伍，这一景象是空前的。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巴金论稿》，就是两个青年人——陈思和、李辉同志，在新时期巴金研究工作中，经过艰苦的努力，所取得的可喜成果。

    这本书原来拟名为《巴金前期思想和创作初探》，并非完全出于他们在治学和做人上的严谨和谦虚，虽然这是他们走上学术道路的基本信条；而主要是表明他们的研究的主题和领域是一些巴金研究工作中尚未触及或尚未深入的方面和内容，这就为这部新著带来了新的生命和信息。

    陈思和、李辉两位同志，是粉碎“四人帮”后我国招收的第一代大学毕业生。他们早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求学时期，就在广泛学习中外文史哲著作的基础上，潜心研读巴金全部著译，悉心搜求中外有关巴金研究的论著，他们参与了由我负责编辑的《巴金研究资料专集》《巴金生活与创作自述》《巴金评论选集》《巴金研究在国外》等有关巴金的资料性和研究性的专书的编辑或翻译工作。因此，作为他们研究工作中的一个主要特色，是把自己的论题建立在充足的资料基础之上，在吸取和借鉴了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开拓了自己的研究课题和中心。这就有助于清扫多年来在我国评论界成为风气的以论代史，即从某些抽象概念或一时的主观需要出发，即脱离历史特点又背离作家的思想艺术实际的或褒或贬的抽象空洞的议论和不正之风；其次，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一反我们过去多年来成为文学研究工作的定式的孤立静止地研究作家作品，用程式化、概念化和简单化的方法来代替对复杂的文学现象作深入的思想剖析和美学评价的老例，他们首先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从广阔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兼及世界的政治社会思潮和文学现象，来观察巴金思想和艺术上的表现，从巴金创作的思想和艺术实际来分析评价巴金思想艺术特色的形成过程和他在文学史上的独特成就与贡献；不仅注意到从巴金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来研究巴金的思想艺术，而且注意观察形成作家思想艺术特色的主观因素，或者说，注意到考察作家的主观世界——人生观、文化素养、生活经历、作家个性和气质等，在他的创作过程中的影响和力量，结合内外两方面的诸种因素，分题进行综合或单题研究。因此，也可以说，作者们在文学研究方法上也有所前进与突破。马克思说：“哲学研究的首要基础是勇敢的自由精神。”这句话，适用于学术研究的一切领域和部门。在这里，是没有也不应该有懒汉和懦夫的位置的。这部散发着清新气息的著作所表现出来的学术上的胆识，正是保持了我国老一代革命文艺工作者最可宝贵的思想品质，以及这一优良的历史传统和风格。

    我和他们两位相处既久，又当过他们两位毕业论文（也是收入这个集子内的两个题目）的指导教师。现在他们集腋成裘，又将他们散见于报刊上的有关巴金研究论文，经过认真的校改，整理成一部整体性的专著，我又是他们的第一个读者。现在他们让我写几句话，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喜欢，我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愿意出这一本年轻人写的书，也正好借机来说说我对我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些感慨和认识、我的一点私见，是为序。

    1984年9月1日于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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