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想谈谈我对这个会议的想法，谈不上总结，我是最不善于做总结的，大会总结每次都是李存光先生做的——但刚才他被记者找去了。我只能谈我自己的感想。
第一，关于巴金研究的理论视域问题。巴金研究有两个难点，一是巴金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二是有禁忌。这两点，使巴金研究与别的作家研究区别开来。第一个难点是，巴金的一套话语，与从五四新文学发展出来、后来又被主流意识形态整合过的主流话语系统非常接近。比如，主流话语里说到五四新文学，常常会用“反帝反封建”“人道主义”“提倡个性解放”“启蒙”等等概念，这些话语，巴金好像也经常用。这两套话语表面上是重叠的，正因为这两套话语的重叠，我们谈巴金，就好像是在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谈五四。我们现在研究五四，是有个大框架的，这个框架是通过主流意识形态营造起来的，然而因为这两个系统的话语重叠了，我们的巴金研究就容易被这个框架束缚住，所以，我特别重视这次会上坂井先生提出来的问题，他的论文就是对这种现象的质疑。五四新文学传统与巴金到底是什么关系？何为五四、何为新文学、何为传统？我们为什么要把巴金与五四新文学连在一起？这说明我们潜意识里还是希望把巴金作为五四新文学的一个代表，通过研究巴金把五四的精神传承下去，当然不是对巴金一个人是这样，还有如鲁迅、茅盾、冰心、老舍、曹禺等等，通过研究这一大批人，我们把这样一个精神传统传承下去，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研究，把五四精神传承下去。昨天我看了坂井先生的论文，听了他的发言，我自己也有反省。坂井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击中了我们巴金研究领域的一个要害。我注意到在这次会议中，好几位代表都谈到了巴金精神与启蒙的关系，好多作者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都不约而同地引用了康德关于启蒙的论述，有的引用了福科的论述，有的阐释了西方启蒙的一些理论。但是我想问：这些论述包括康德的论述，与五四到底有没有关系，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或者说五四是不是哪一个人，陈独秀或胡适，或者其他人，在读了康德的话或者读了启蒙主义的书来发起五四的？显然不是。至于后来的发展就更不是了。我们现在很多流行观点，捍卫五四也好，反思五四也好，解构五四也好，都有非常精彩的论述，但他们都是套用西方标准的主流的启蒙学说来分析五四的问题，而不是把五四作为一个启蒙经验，放入他们对启蒙的理论思考。如果中国的五四启蒙运动，本来就不是在西方的启蒙运动框架下发生的，那么，我们凭什么要以他们的标准来看我们的五四？
五四本身是非常复杂的。各种思想力量、各种西方思潮汇集起来构成了一个五四精神。但因为1980年代我们需要对“文革”的政治专制和现代迷信进行拨乱反正，需要提倡启蒙精神，那时候叫做“新启蒙”。站在新启蒙的立场上，我们先是把“文化大革命”包括“文革”以前的某些个人迷信、政治专制的倾向，定义归纳为“封建”的残余影响。说白了这也是一个策略，你不能说它不对，因为封建主义的许多特征确实在当代中国政治领域存在着，这也成为一个话语策略。这个策略一旦被确定以后，很多人就借鉴五四批判封建传统这样一种经验，来解释1980年代的思想运动。这样就造成了误解，好像五四就是启蒙，我们现在往往把五四文学说成是启蒙文学。我觉得这是一个简单化的说法。我们对1980年代也是一个简单化的理解。由于这样一个简单化的分析，导致了我们对巴金思想及其价值的相应简单化的理解。我们现在讨论五四一代作家可以用一样的话语，如我们讨论冰心也可以用人道主义、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等等话语。这套话语也可以用来讲鲁迅、巴金、茅盾、郭沫若、老舍等等。由于这样一个五四话语系统，束缚了我们对这个学科的理解。巴金研究走不出去，我们整个现代文学研究也走不出去，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被束缚了，我们今天的现代文学研究碰到的瓶颈，就在这里，这个瓶颈如果一旦打破了，很多理论问题就可以突破，如果这个瓶颈打不破，那我们研究巴金也好，研究其他的作家，包括五四新文学整体，都会遇到很大的障碍。
我曾经做过一点尝试。巴金先生刚刚去世的时候，我写过一篇题为《从鲁迅到巴金》的文章，我想解释五四这样一个发生很大影响的思想运动，是多元的，除了人道主义，启蒙主义，社会主义，还有其他非常重要的元素，我们过去没有注意到的，比如先锋文学。“先锋”（avantgarde）这个词，最早是法国的军事术语，十八世纪被运用到文化领域，是被无政府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傅里叶、欧文用来形容乌托邦理想，也就是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由于无政府主义具有前卫性、理想性，所以它是先锋，先锋这个概念是这样引出来的。假定以此来理解五四，如果说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激进的思想艺术运动，这个运动可以称为“先锋运动”。我们从鲁迅的《狂人日记》中就可以知道，鲁迅的《狂人日记》之所以与众不同，就是它具有先锋性，具有一种彻底的批判精神，连自己也揭露也批判，承认自己也吃过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所有的人都吃过人。那种惊心动魄的寓言，那种非常欧化的语言，包括那种彻底地与周围世界决裂的精神，都是一般的人道主义所不可能达到的。人道主义强调人是完美的，人是伟大的，可是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却毫不客气地指出：人是吃人的，人是有兽性遗传的，鲁迅在这里对人进行了自我批判。这已经冲破了人道主义，当然也冲破了启蒙运动，启蒙不可能讲人是吃人的。我觉得，以鲁迅为代表的先锋思想，以及这个先锋思想推动的文学运动，是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的核心。先锋运动是短暂的，很快就被政治力量吸收了，真正的先锋精神，只能靠间断性的先锋运动来推动发展。巴金是继承了鲁迅的传统，又把先锋精神传播到大众中去的中介。这里具体就不讨论了。
所以在巴金的作品里，有很多因素，是五四精神，包括人道主义精神、包括“反帝反封建”等概念不能涵盖的，有一些超越五四范畴的因素。我再举一个例子，就以《家》为例。《家》里写了觉慧、觉民、觉新，巴金写觉民，完全是按照当时五四的时尚精神——人道主义、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等精神来塑造的，可是巴金在描写觉民的时候是带批判的，他认为觉民是个人主义，走不远的；而觉慧比觉民更大胆、更有希望与社会结合，觉慧才是青年英雄，当然就是安那其主义者，所以，觉民和觉慧的关系，就是巴金与五四传统的关系，或者说，是巴金与启蒙的关系。通过这样一种关系的考察，可以理解巴金在五四传统中代表了怎样的一种立场，其实这也不是巴金个人的现象，鲁迅也好，老舍、沈从文也好，都是溢出五四传统的，我们过去老是把作家往既定的意识形态的五四话语系统框架里装，现在我隐隐约约地觉得，我们研究这些作家，就应该把他们从被意识形态化的五四话语系统拉出来，看看这些作家与他们自身拥有的活生生的血肉生命是怎么贡献于新文学，贡献于我们这个社会的。这是我通过学习坂井先生的论文得到的一个启发。
巴金研究的第二个难点，就是有禁忌。研究鲁迅、茅盾、郭沫若，研究其他人，包括沈从文，都没有什么大禁忌，唯有研究巴金有两个禁忌，一个是无政府主义，一个是“文革”。巴金偏偏挑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亟须突破的两个问题，别人最不敢说的两个问题，就好比鲁迅在五四时期提出了吃人的问题，别人不敢说，鲁迅敢说。而研究巴金呢？譬如说无政府主义的问题，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无政府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完全被禁忌的词汇了，可以自由讨论了。但是在实际境遇下还是会被遮遮掩掩的，巴金晚年写了那么多的创作谈，唯独不写《爱情的三部曲》，因为《爱情的三部曲》都是写无政府主义运动的，他在生命最后的阶段，想到一个词：理想主义者，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他总算找到了一个话语可以解释他的无政府主义战友了。为什么就不能说无政府主义呢？不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禁忌么？今天与会的有很多年轻人，如果你们将来在巴金研究这个道路上走下去的话，如果要真正研究透巴金的话，我觉得不研究无政府主义，是没法理解巴金的精神情怀。比如，“文革”以后所有的作家都在反思“文革”的时候，为什么只有巴金出来写了一部《随想录》，要忏悔自己？我们似乎觉得巴金胆子比较大，或者说巴金比较热情，但我觉得，巴金骨子里是有理想的，当他看到现实状况与他的理想不一样的时候，他就要思考，就像克鲁泡特金当年在“十月革命”以后被软禁，他就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革命成功了，布尔什维克政权还在镇压那么多“反革命”？很多参加革命的人都被镇压了。他从这个角度思考、研究，从伦理学的角度写了本大书《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巴金的思路与克鲁泡特金非常像。他在1927年国民党建立南京政府后大规模屠杀共产党时，重复了克鲁泡特金的思路，为什么我们北伐战争胜利了，国民党还要杀支持革命的共产党人？这是不可理喻的，革命胜利了，应该更和平更欢乐，怎么反而屠杀了呢？巴金这时候就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当时他外文也不怎么好，西方哲学也不怎么熟悉，他翻译得非常辛苦，但是他把这本书译出来了。
巴金为什么在1940年代的小说《第四病室》里，赞美了《甘地传》？因为甘地的无抵抗主义的失败，恰恰是巴金要思考的——印度殖民地人民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斗争，最后独立了，可是独立以后反而开始自相残杀，而且残杀的规模比在英殖民统治下争取独立而死亡的人还多。本来反殖民主义是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可一旦独立了，伊斯兰教和印度教就打起来，甘地再绝食也没用了，他以前绝食是给英国人看的，英国人讲人道，后来他绝食给自己的人民看，那些人都不理他了，照样互相厮杀，他就绝望了。巴金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人类每一次革命胜利了，都要用杀人来作为第二步的工作？这是很奇怪的现象。这个问题用我们过去的理论，就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不对？不对。“文革”以后巴金做的工作完全是依循克鲁泡特金的思路，从伦理学上、从道德上、从自我忏悔上来写一部伦理的大书，就是《随想录》。这些现象如果不与巴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联系起来，不与他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品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是没法讲清楚的。他说的“化为泥土”“只知耕耘不问收获”，这样的话语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的修身话语，不是巴金一个人专有的。在我研究巴金的时候，我有幸认识了吴朗西先生、毕修勺先生等，还有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这样一批老人，都是这样的。我有幸与这样一批老人交往，成为他们的忘年交，我觉得这批老人在精神上对我的滋养，远远超过我在复旦大学读的书，他们教会了我在人欲横流的时代，怎么去坚持自己的理想，怎么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在这一点上，他们整个造就了我，塑造了我，所以，我觉得坚持理想主义是不能缺少的。
第二，我想讲的是，这次看到很多陌生的面孔，看到很多青年朋友，我很高兴。李存光那篇论文回顾了二十年来从第一届到现在第九届巴金研讨会的历程，我始终觉得，不管巴金先生健在还是不在，他的精神始终笼罩着我们，我们这些研究巴金的学者，二十多年来互相都非常亲热，只要讨论到巴金都非常亲热，都视为同志，我觉得这里就有巴金先生的精神在照耀着我们。现在开会规格高了，搞得很豪华，而以前每次开会，都是我和李辉还有李存光等很多朋友凑一凑，然后东拉一点钱西拉一点钱，我们坚持民间的立场和道路，就是要维持一种自由、快乐的工作精神。我本来是反对建立巴金研究会的，现在没有办法，出于发展、宣传巴老的精神事业，只好成立了。只是我觉得，继承巴金精神是要靠自觉的，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出发，实践一点理想。这与建立一个组织一个学会没有必然联系，更不是说，我们能够多耗费一点国家的钱来办会，就对得起巴金先生在天之灵了。但是在今天又实在是一个没有钱办不了事的社会，在这个社会必须有一个平台来推广巴金先生的精神，深入巴金研究的事业，所以我们成立了巴金研究会。但是我觉得根本之于我们的，不是学会，不是金钱，也不是权力，更不是各种方面的荣誉和利益交换，重要的还是我们要耗出自己的生命，耗出自己的精神来做这件有意义的工作。
我过去有些担心，每次开研讨会就像老朋友聚会。这次就不同，年轻人明显多了。这个事业，特别是在巴金先生去世以后，特别是在今天的社会环境里，有点像回到1930年代。其实1930年代也没有那么多理想教育，也是一个人欲横流的社会，也是商品经济的社会，也是一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社会，如果不是这样的社会，就不会有巴金先生、冰心先生、沈从文先生等那么多的人站出来，为传播五四的理想去工作。他们也是当时的少数派，他们就像一片黑暗的天空中星星点点的星星，但是星星多了，就连成一大片，星空灿烂了。1990年代我和李辉还有几个朋友联合编过一个“火凤凰文库”，搞过一个基金，我们那个基金会是没有什么钱的，当年我想模仿巴金先生，恢复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精神。名称没有意义，意义是在实际工作。我们当时只有很少的钱，这个钱还是我一个做生意朋友的，他总是说要资助我出书，我真的成立基金会了，他就把自己的汽车卖掉，给了我十四万，十四万拿来我们编了多少书啊！现在出一本书出版社就要我们资助好几万，可那个时候我们用十四万做得有声有色。那时候就是一个理想，就是不为名不为利，当时我和李辉顶了很多压力，但就是这么过来的。这些事情就是要这么做的。在中国这个社会环境，你不想做的事，你就到处宣传嚷嚷好了，反正你也不做。但如果你真的要做，那就最好先不要到处嚷嚷，好好地埋头去做，才有成功的可能。
在巴金研究这个事业里，第一是我们要有理想，第二是我们的理论要有突破，第三是我们要有青年梯队，所以我们巴金研究会的工作，除了整理巴金的著述以外，更重要的工作是吸引更多的研究者。研究会现在开始施行招标制度，我们巴金研究会绝不把研究资料垄断起来，我可以保证，我们巴金研究会所有的资料都是公开的，我们会建立最完备的巴金研究的资料文库，我们绝对不为赚钱，也绝对不为什么名利，我们还设计了一些方案，要不断地吸引大家，无论哪个高校的研究生愿意写研究巴金的论文，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都可以，我们的资料全部敞开而且我们给予资助，如果写得好，我们资助出版，如果需要提供什么方便，我们都可以提供，用这样的方式，我想是会把很多年轻人慢慢地团结到我们巴金研究的队伍当中来。
李存光先生在开幕式那天发言的时候很感慨，我们的老师一代，王瑶先生、贾植芳先生等都已经过世了，巴金先生也已经过世了，过去是同代人谈巴金，现在已经变成下一代人谈巴金了，现在像毕克鲁先生也已经高龄，六十多岁了，所以，时间很无情。在巴金图片展的图片里，我和李辉还很年轻的，是本科生研究巴金，现在都已经须发皆白，再过几年我们都要退出历史舞台，所以，我衷心希望年轻人真心地投入到研究巴金的行列中来，研究巴金不是写篇文章拿点稿费，或者混到上海来玩玩。我们研究巴金，就先要把它当作一个理想的事业，这个事业是我们可以安身立命的，这样的话，即使有禁忌，有困难，有压力，正因为这样，才吸引我们年轻人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最后，我还是要讲讲理想的问题。刚才有三位校长的发言，无锡的周校长、四川的陈校长，以及上海立达中学的凌校长与杜老师，杜老师是研究匡互生先生的，他们的发言都非常精彩。理想不是唱高调，我们每个人有自己的工作岗位，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这就是理想，出版也是这样，教育也是这样。我想如果巴金先生再回到人世间，巴金先生和毕修勺先生、匡互生先生、吴朗西先生等，他们还是会平凡地工作。刚才那几位校长，都是学校的领导，他们都有这样的决心，把巴金的精神，通过他们的教学实践，传播到孩子身上去，哪怕每届一百个学生里面有一两个学生真正感受到了理想的力量，我们这个社会就会有希望。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里，理想主义是受到嘲笑的，理想其实很简单，就是不计报酬，不计得失，默默奉献。过去毕修勺先生始终这样教导我，他当时八十岁，身体很好，还在翻译左拉，他对我说，年纪大了，可能不能把左拉的全部著作翻译完，他就先翻译左拉最难的一本书，这本书翻译完了，他就心定了。毕先生当时没有希望看到书的出版，可是他一直在翻译，这就是一种精神，他就是默默地奉献，默默地做。还有吴朗西先生，晚年的时候，他已经病得不能动弹了，有一次他用颤抖的手写了条子约我去他家，跟我说，他还想搞一个合作社，说现在社会老龄化了，我们现在每个人捐一点钱出来，可以办一个为老人服务的事业，将来可以保障老人的生活，说我们不要靠国家，我们只靠自己。这是什么心声？在这个时代当然是空想。可是他这么跟我说，我觉得有一种托付的意思，因为他已经没法说话了，说话都说不清楚了，他很生气地拍桌子，把茶杯都打翻在地上。我很理解他。这批老一辈的人，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始终在想着怎么为社会多做点实际的事情，而从来没想过从国家那里拿多少钱。他们始终相信，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和奉献，来保证自己理想的纯洁性。这个想法在我们今天几乎是一个神话，但是我想，在1930年代这也是一个神话，但是在那个社会，就有这么一群有理想的人，他们顶着社会的压力，逆流而上，通过自己的实践，点点滴滴地在做，匡互生就是这样。匡互生是五四第一个点火烧楼的人，可是他从来不自我吹嘘，匡先生有那么高的荣誉和历史地位，但他就是埋头于社会实践中，办学失败再办学，最后把自己的生命都耗进去了。这种精神是我们今天最最需要的。
2009年12月14日第一次修订
2015年6月27日第二次修订、8月3日第三次修订
（初刊《巴金晚年思想研究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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