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金研究资料的新发现
巴金先生是一位当代著名作家，围绕巴金的研究是在他还健在的情况下开展的，本来不应该有所谓资料问题。但是由于巴金的特殊信仰和他所生活的特殊环境，他的早期著作和思想资料在很长时间内成为现代文学史领域、也是现代思想史领域的一个禁区。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以苏联十月革命模式为理想的革命模式，而与此相违的一切思想理论甚至革命模式都被视为非法。这一理论导向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革命实践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模仿前苏联的理论模式发展而来，所以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识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统一教材里，对于曾经是马克思主义对立面的无政府主义持敌视的态度。但这里又有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无政府主义在中国与同样是中共对立面的托洛茨基派又有所不同。托派是直接由托洛茨基的国际组织在中共内部组织的反对派，在中国革命中有实际的势力与影响，所以在1950年代初就遭到致命的打击；而无政府主义是五四前的一个社会主义流派，其早期所影响的人士中，包括李大钊、毛泽东等一批左翼知识分子，有很多后来转为共产党的领袖；另外一批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后来又成为国民党政府的资深元老，而作为一种思潮的无政府主义，早在1930年代已经没有任何实际的政治力量，它转而成为一种空洞的伦理原则，对信仰者的道德情操有所规范。所以，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无政府主义没有构成对现实政权的威胁和破坏，这就使无政府主义本身在1949年以后没有成为整肃的目标，它仅仅成为一种政治上的禁忌，巴金也是在遵守这种禁忌的前提下，成为一位政府能够接受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巴金在后半生参加了国家的许多政治活动，但始终是以一个无党派[566]人士的身份亮相的，而“无党派”在中共领导下的政治协商会议里本身是代表了某种政治倾向和政治势力。在这个概念里，我觉得无政府主义若隐若现地还是保留了某些被允许存在的因素。[567]
但是巴金本人并没有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历史资料提供过什么有价值的材料，相反在“文革”前他一直是非常谨慎地处理这一段历史，包括修改重版他早期的著作，尽可能地抹去无政府主义的痕迹，在无法完全灭迹的情况下，他也总是用自我检讨来淡化历史。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巴金并不是第一批被抛出去批斗的“反动权威”，而是在上海市委已经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在无序的混乱中受到造反派的批斗和迫害。巴金是因为“反动权威”的身份和罪名被打倒，追究其无政府主义信仰是为了挖掘其“反共”故事，在这前提下无政府主义才成为他的罪名。当然这时候巴金的早期政治理想及其言论都作为“罪状”而公布。经过这样的灾难性的洗礼以后，反而使巴金晚年对于自己的信仰问题变得坦率起来，他再也不掩饰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早期信仰与相关文献，并多次表示同意公布这些材料。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整理出版的《巴金全集》和《巴金译文全集》里，巴金把早期的一部分正面颂扬无政府主义英雄的人格榜样和精神传统的文献都收录出版，但还是作了一定的删节，有些过于敏感的文章，如直接批评早期苏维埃政权和列宁的文章还是被删去，早期根据无政府主义者柏克曼的著作改写的理论著作《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也没有收录[568]，但毕竟是部分公开了早期巴金真实的政治面貌和政治言论。对于那些还没有公开的文献也有了较为完备的资料索引[569]，并在一些学者有关巴金的传记著作里被引用。
1994年，日本学者山口守发表了《关于IISH和CIRA所藏之巴金英文、法文书简》[570]一文，对巴金研究资料有重大突破。这是山口守教授1992年访问荷兰阿姆斯特丹和瑞士洛桑查阅资料时发现的巴金在192-940年代与国际无政府主义者的一批通信，这些书信不仅对探索巴金的思想极为紧要而有用，而且还体现出作为现代思想的无政府主义当时确有的普遍性与广泛性。[571]接着，山口守又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加州伯克莱大学、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等地继续寻找和发现巴金与国际无政府主义者的通信往来材料，先后多达七十封左右的来往书信。[572]通信时间最早在192-927年，最迟到1950年，194-950年间通信数量达到最高点，这也说明了巴金虽然在1930年代以后已经不再直接从事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运动，但是在思想上和国际关系方面，依然与无政府主义思潮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并且，在这些通信中，他站在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上，对于中国大陆动荡剧变的形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这批书信到目前为止尚未被研究者很好利用，也没有让新一轮的巴金研究产生新的理论突破。
除此以外，在近两年中，其他有关巴金的资料整理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2004年出版的巴金《再思录》增补本[573]在1995年初版本的基础上增补了五万字的巴金晚年作品，均为《巴金全集》没有收录，包括巴金的最后一篇未完稿《怀念振铎》，新发现的巴金的外文书简还有法国学者安必诺提供的巴金致法国神甫明兴礼的两封书信[574]。由于明兴礼是第一个撰写巴金研究著作的学者，巴金与他的通信中包含了很丰富的传记资料。可惜这部分书信尚有一些没有公布。巴金晚年的出访日记、与家人友人的来往通信也在陆续发表和整理当中[575]，最后这部分成果比较多的是反映了巴金生命历程的最后二十几年的生活环境和创作心境，尤其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中国大陆的文化背景，与研究巴金晚年的思想和写作也是直接有关的。
二、巴金晚年思想和作品的评价
巴金研究的工作，主要是在1980年代开始的。在此以前巴金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物。由于上述的意识形态上的禁忌，巴金的思想和创作都被附加了许多意识形态的成分，无论是批判他的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性”，还是强调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进步性”，都离开巴金实际的思想和创作状况很远。“文革”以后，巴金从灾难中醒悟过来，认识到自己在1950年代以后的屈服是人生的耻辱，他要努力恢复做一个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这个决心也可以说是他对年轻时代的个人主义立场的重新选择。在这一点上，他与同时代的其他一些想继续回到1950年代生活方式的老作家（如曹禺、丁玲、姚雪垠等）不同，他在1980年代中国大陆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毅然选择了反思“文革”、支持思想解放运动的道路，运用他的觉悟和努力，尽其可能地支持中国社会从愚昧、封闭、自大和落后的状况中摆脱出来。应该说，巴金的道路也是中国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所选择的道路，由于他的崇高社会声望和巨大社会影响，他的声音在当时就格外引人瞩目。
巴金晚年思想主要是通过他的《随想录》[576]来体现的。这部《随想录》所关注的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全过程，巴金密切关注着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变化过程中发生的各种争论，并且以他的特殊的地位和声望支持知识分子对社会制度改革的探索。尽管《随想录》连载于香港的《大公报》上，但所针对的都是中国现实中发生的各种事件，用回应的方式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这样做不是没有压力的，我们从五卷《随想录》的主题变化中可以看出：第一卷主题词是“争鸣”，当初是无预定计划地在社会发展变化中随时寻找写作题材，发表见解；第二卷的主题词是“探索”，明确表示了对现状的不满，需要进行探索；第三卷的主题词是“讲真话”，这是在受到压力以后，表示必须对社会上发生的各种论争发表自己的真实想法，强调了独立思考的立场；第四卷的主题词为“病中”，一方面表示自己的年迈体衰，另一方面也暗示了自己在现实环境的“病中”；第五卷的主题词为“无题”，其实“无题”就是难以明说的主题：反思“文革”。这一卷的最后几篇“随想”，集中思考“文革”的问题，提出了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由于巴金的“随想”越写越尖锐，遭受了来自各方面的嫉恨和攻击。最近在上海拍卖行里发现的一批夏衍的书信，透露了1980年代巴金的言论受到有关方面的不满的材料。[577]
中国学术界的巴金研究是从这样一个背景开始的。巴金先生在国内的崇高声望和他的积极探索、坚持讲真话、反思“文革”的前卫立场，被当时的舆论称为“社会的良心”。这也是巴金先生一向推崇的法国作家卢梭、伏尔泰、左拉等知识分子的光荣称号。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巴金研究与其他现代作家的研究有很不一样的特点。现代文学史上的其他有名作家的成就都是体现在1949年以前，研究者的主要兴趣都集中在作家的早期创作；但巴金的创作比较特殊。巴金早期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理想追求，把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生开端，与他晚年的同样特殊的思想与写作联系起来，就构成了巴金研究的特殊内涵。巴金晚年的思想和创作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他的《随想录》、讲真话、“文革博物馆”、自我忏悔等一系列的特殊话语都成为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关键词，在知识分子话语圈里广为流传。[578]
围绕这些关键词所引起的争议也相应地展开。一方面由于《随想录》始终把矛头对准了“文革”的惨痛教训，引起了来自官方的顾忌，使《随想录》在写作和发表过程中备受冷遇和压力；[579]但另一方面，由于上述的客观原因，使《随想录》的写作不得不选择一种含含糊糊的语言、吞吞吐吐的表达方式，甚至是官方色彩和媚俗意味的流行用语（如理想主义、爱国主义等等），这些语言在特定环境里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并且被社会所接受以至流传，但如果离开了特定的时空环境，尤其是进入到网络时代的青年人的阅读视域里，就显得单调、含糊和不过瘾。
关于《随想录》所遭到的冷遇，陈丹晨在一篇文章里披露：从《随想录》写作到完成，“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国内发表的有关评论文章加起来也不到十篇。据我所知，有的评论文章也是几经辗转拖延才得以发表的。全国性的重要报刊几乎没有对此表过态，更没有什么单位出来组织讨论会。这与近十多年热火的文学界可说是很不协调的。……《随想录》第一卷在国内出版时，那寒伧简陋的装帧是现在文学出版物中少见的。第二卷出版时，更是困难重重，拖延许久，才得以问世的。”[580]直到1986年《随想录》五卷全部完成时，正是中国文学界最为开放和活跃的时候，当时《文艺报》以整版篇幅刊登北京知名人士的笔谈，赞扬《随想录》是“一本反映了时代声音的大书”（冯牧），是“充满真知灼见的大书”（唐达成），是“继鲁迅之后，我国现代散文史上的又一座高峰”（刘再复），是“一种精神，一种公民的责任感、道德感”（王蒙）等等，均属溢美之词，只有张光年的文章透露出某种沉重的气息：“巴金同志最近著文，郑重提议设立‘文革’博物馆，使子孙后代牢记那一段极其痛苦的历史教训。兹事繁重，虽然一时难于实现，但我们应当体会这位文学大师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渴望今后长治久安的苦心，切不可等闲视之！”[581]张光年的发言还提到巴金对于当代一些文艺问题的看法，颇有语重心长之意。
但是在这样一种媒体的颂扬声中，另外一种声音也随之出现。早在《随想录》第一卷出版的时候，在香港这样一个与大陆完全不同的环境下成长的青年读者，已经对《随想录》有了批评之声[582]，但这还仅仅是艺术技巧方面的批评；1986年《随想录》受到传媒的普遍关注和广泛宣传后，大陆也有了批评的回声。最初是四川作家张放的《关于〈随想录〉评价的思考》[583]，张放说得非常小心，把争论的焦点主要针对媒体对《随想录》的过高评价，但因为批评了过高的评价，实际上也委婉地表达了对《随想录》在艺术技巧方面的不满。但在1990年代以后，批评就不仅仅局限在艺术技巧上，有些批评者站在貌似更加激进的批判立场上表示了对《随想录》以及巴金本人的不满。这些批评声音主要来自广州、深圳方面，以林贤治为代表。林贤治被时人称为“民间思想家”，是一位具有先锋意识的学者。他对现实的激进的批判态度导致了对同时代的文化名人采取了不同情的理解，这种态度有点类似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拉法格对大诗人雨果的谴责，也类似前苏联的索尔仁尼琴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谴责。他一句自嘲式的话流传甚广：“如果说我们是文盲，巴金就是小学三年级水平。”他以这样的自我贬低来说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水平低下”。他并不否认《随想录》的批判态度和表达知识分子良知的部分，但他认为，巴金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所达到的理性深度和水平，并没有达到他应该达到的水平。[584]这些批评从抽象意义上理解是有其理由的，但问题是什么才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达到的水平”，这本身是有疑问的。林贤治把晚年巴金的言论与他早期的言论、鲁迅的言论以及外国知识分子的言论做比较，抽去了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特定环境，把知识分子“应该达到的水平”变成了一种抽象的标准，而这样的标准在特殊的中国环境里，恰恰是根本做不到，以致最终被自动取消。正如1990年代知识界推崇大陆学者陈寅恪、顾准一样，陈、顾的著作都是身后传世的潜在写作，与巴金这样站在现实土地上直面社会的污泥浊水，同时又以高度的政治智慧来有理有节地表达自己的独立观点，是完全不同的。
《随想录》除了在国内知识界引起重大反响外，在日本、韩国等地也引起学术界的相当关注。《随想录》有日译本出版，在日本研究者中也引起过热烈的讨论。1984年6月《猫头鹰》第三号刊载《巴金文学特集》，发表了日本学者坂井洋史、代田智明、山口守等人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和巴金《随想录》”的座谈纪要，题目为《试谈精神史前景》。其中坂井洋史的观点较为深刻。他联系巴金一贯的内省与批判相结合的思维方式，指出巴金认为“只有通过对包括自己罪恶在内的罪恶不断进行批判，才能从自己的罪恶中解脱出来。基于这一意义，正说明巴金从《灭亡》到《随想录》是一贯的”。韩国留学生李喜卿的论文《〈随想录〉——寻找、恢复自我形象的过程》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逐一分析巴金如何在写作《随想录》的过程中发生自我的转变，并且在现实的困境中寻找出一种人性复苏的轨迹。[585]这篇论文把巴金的写作过程与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背景联系起来，研究作家的人格发展与社会背景互动的关系，反映了《随想录》研究的最新成果。
巴金去世后，我曾经发表以“从鲁迅到巴金”为总题目的系列论文，其中一部分分析《随想录》的意义，正是从这一研究思路发展而来。我认为，反思“文革”只是《随想录》的一个方面，而且这也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成果，《随想录》关注的是1980年代整个思想解放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深入推进的过程，是参与其全过程的一部重要文献，从1978年底以来思想解放运动在文艺界引起的一系列重要论争在这部书里都得到了回应和阐述。我把《随想录》视为鲁迅精神传统在当代中国的继承和回应，鲁迅晚年杂文创作的主要特征内涵，体现为特立独行于文坛、毫不妥协的现实战斗精神，并非个人的反抗而是随时随地团结各种反抗力量、发掘新生力量、扩大自己战线的战斗策略，贴近日常生活、于社会文化的细节中揭示民族悲剧实质的视角等等，这些特点都在巴金的《随想录》里得以充分体现。[586]
三、关于巴金的文学史意义的讨论
巴金是当代中国的重要作家，研究巴金离不开对他的文学创作成就的阐释与评价，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也是巴金研究领域比较薄弱的地方。长期以来，巴金的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直拥有较高的地位和肯定性的评价，但这与过去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高度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系。现代文学史被界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性质，而巴金的主要作品《激流三部曲》正是以揭露封建大家庭的罪恶为主题的，所以反抗家长包办婚姻、主张青年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鼓励青年男女冲出封建家庭的束缚、歌颂青春和生命的激流，等等，成为巴金创作的主要阐释内涵。许多研究都是依循这样一种理论视角来解释巴金的作品。但这样的意识形态化的解释明显具有遮蔽性，即对巴金创作的整体性艺术追求和深层的意蕴很难客观把握和深入研究。这种研究的偏颇性甚至也影响到作家本人对自己作品的评估。如在1970年代末重印《家》的时候，巴金就为这部作品的反封建内容已经过时而感到沮丧[587]，而到了1980年代，高层的改革派开始用封建主义影响来隐射“文革”专制政治的时候，巴金才感到稍稍心安，庆幸这部小说还没有过时。其实任何一部中外名著，只有艺术上是否优秀之分，没有会不会过时的问题，伟大的艺术从来都是穿越时空，直达人性的深刻透析，只要有人类存在总是不会过时的。
意识形态化地阐释巴金作品，对巴金另外一类风格的作品也是不公正的。从1929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灭亡》起，巴金曾长时间受到自己内心的折磨，他当时面对无政府主义运动在中国彻底失败而烟消云散，通过悲愤的艺术倾诉来宣泄自己内心的政治欲望，可以说，1930年代巴金的创作动力来源于已经失败了的信仰，他为自己的信仰和过去的活动，写出了一篇篇“悼词”，如《爱情的三部曲》、《灭亡》、《新生》和《复仇》、《电椅》等短篇小说集。但是在巴金研究中，这一类最典型地反映了巴金创作风格的作品，总是得不到正面的评价。因为其基本内容与无政府主义信仰和运动有关，1950年代对这类作品不能不采取批判的态度，或者就是抽去无政府主义的内容，对这些文本作抽象的评价，结果让现在的青年人读了莫名所以，无法真正了解小说的艺术内涵。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一年我上课讲解现代文学作品，有意选了巴金的《雷》和《电》，在课堂讨论时，同学们几乎都不理解小说所描写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故事，可是一位来自埃及的留学生却激动地走上讲台，滔滔不绝地谈论对这个作品的理解。这两篇小说描写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如何从一个温和、羞怯、连爱情也不敢吐露的青年人，一步步地转变为自暴自弃、心理变态的恐怖分子，用今天的反恐话语来说，就是“人肉炸弹”。巴金在这两篇作品里极其细腻地展示了这个青年反抗者的心理变化和精神变态的过程，写出了一个正常人在不正常的残酷现实环境下，是怎样被逼向失去爱情、失去事业、失去朋友、失去自信的近似疯狂的悲惨境地，终于成为一个让人感到恐怖的复仇主义者。[588]巴金在小说里揭示出一个真理：人不是天生要寻死的，他们感受到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起先都是采取了和平反抗的方式，但是在残酷现实面前他们不得不被逼上极端的反抗形式，寻求玉石俱焚的效果。巴金早期作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从来就不赞成恐怖主义行为，无论在理论探索还是创作实践方面，他都批判了恐怖主义对信仰的危害[589]，但是他仔细研究过从俄罗斯的民粹党人到欧美的暗杀风气以及恐怖主义的历史，非常了解造成这种恐怖主义的原因在哪里，所以，他在小说创作和英雄特写中，非常精彩、独一无二地描写了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者的故事。这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独特贡献。我们今天身处全球化的追随美国反恐的政治环境里，可对于真正的恐怖主义的来由和理解却几乎为零。仅从这一点上说，巴金的早期小说在今天的世界范围里一点也没有过时，依然保持了非常前卫的感觉，只是我们今天的读者不关心、或者不敢正视而已。[590]
因此，我觉得巴金的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可能还需要研究者更加深入地去探讨，需要研究者改变以往的话语习惯和思维模式，比较客观地贴近巴金的艺术世界本身去寻求新的理解，在对巴金的经典性著作（如《激流》《寒夜》等）进一步研究和阐释以外，还应该关注一大批被原来的文学史意识形态遮蔽的作品，重新阐释和挖掘其中的思想意义和艺术内涵。巴金先生去世的时候，我曾经向媒体呼吁，纪念巴金最好的方法就是回到巴金的作品，要让巴金活在他的作品里，与一代代的读者交流，而不是活在媒体的宣传与传闻里。我们重新来研究巴金，阅读巴金，阐释巴金，把巴金作品的意义引向多元的复杂的当代理解，使巴金的作品与青年人的当代生活理念结合起来，积极发挥巴金作品在当代生活中的作用。我想，这才是对巴金先生的最好的纪念。
巴金先生是一位重要的文学活动家，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早期的创作曾经以激进的先锋姿态和批判的反抗声音吸引了大量的青年读者，曾经在1930年代的中国青年读者中发生过巨大影响；他的编辑出版活动曾经在抗战中团结了一大批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和诗人，成为鲁迅之后新文学精神传统的继承者之一；他翻译了大量的西方文学名著，尤其是俄罗斯古典文学著作，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营养。有关这些领域的探究也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才能有助于全面探讨巴金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关系。
2006年2月27日于黑水斋
（初刊《社会科学》200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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