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个统一的、有组织的整体，人的绝大多数欲望和冲动都是互相关联的，驱使人类的是若干始终不变的、遗传的、本能的需要，它们是人类天性中真正的内在本质，文化不能扼杀它们，只能抑制它们。因此，人们的行为受生命需要的支配，这是生命和生存的本能需要，只有满足了这种需要，才有人的生命和人的生存。

    一位作曲家必须作曲，一位画家必须绘画，一位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始终都难安静。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须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

    ——马斯洛在有效的理论中，不存在诸如肚子、嘴或生殖器的需要，而只有这个人的需要，是约翰·史密斯需要吃东西而不是他的肚子需要吃东西，并且，感到满足的是整个人，而不仅仅是他的一部分。

    作为个体化整体性的人

    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必须要声明一下，我们所提到的人是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一体化有组织的社会最小单元。心理学家常常非常虔诚地同意这个理论上的声明，然后又平静地开始在实际的实验中忽视它。只有理解了它是实验上和理论上的现实，合理的实验和动机理论才会成为可能。在动机理论中，包含许多具体的要点。

    例如，受到影响的是个人的整体而非局部。在有效的理论中，不存在诸如肚子、嘴或生殖器的需要，而只有这个人的需要，是约翰·史密斯需要吃东西而不是他的肚子需要吃东西，并且，感到满足的是整个人，而不仅仅是他的一部分，食物平息了约翰·史密斯的饥饿感而不是他的肚子的饥饿感。

    如果实验者们把约翰·史密斯的饥饿感看成是他的消化系统的功能，那么他们就忽略了当一个人感到饥饿时，他不仅在肠胃功能方面有所变化，而且在他所具有的大部分功能方面都有所变化。他的感觉改变了（他会比其他时候更容易发现食物）；他的记忆改变了（他会比其他时候更容易回忆起一顿美餐）；他的情绪改变了（他比其他时候更紧张、激动）；他思想活动的内容改变了（他更倾向于考虑获得食物，而不是解一道代数题）；这些内容可以扩大到生理和精神方面的有其他的感官能力和功能。换句话说，当约翰·史密斯饥饿时，他被饥饿所主宰，他是一个不同于其他时候的人。

    不管是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际上看，把饥饿当作所有其他动机状态的典型都是不切合实际的，因为通过严密的科学逻辑分析可知，追求饥饿驱动是特殊的而不是一般的。以格式塔派和哥尔德斯坦派的心理学家的方式来看，它比其他动机更孤立；其他动机比它更常见。最后，它与其他动机的不同还在于它有一个已知的躯体基础，这对于动机状态来说是少有的。

    那么更直接、更常见的动机有哪些呢？通过对日常生活过程的反省，我们能够很容易地发现它们。意识以外的往往是对衣服、汽车、友谊、交际、赞扬、名誉以及类似事物的欲望。习惯上，这些欲望被称为次级的或文化的驱力，并且被视为与那些真正“值得重视的”或原始的驱力（即生理需要）各属不同等级，实际上，就我们本身而言，它们更重要，也更常见。因此，用它们其中之一而不是饥饿冲动来作典型才恰当。

    通常的设想往往是：所有驱力都会效仿生理驱力。但在这里可以公正地断言，这点永远不会成为事实，绝大多数驱力不是孤立的，不能把它们部位化，也不能将其视作当时机体内发生的唯一事情。典型的驱力、需要或欲望不会并且可能永远不会与一个具体的、孤立的、部位化的躯体基础有关系。典型的欲望显而易见的是整个人的需要，选择这类的冲动作为研究的范例会更好一些。比如，选择对金钱的欲望，或者选择更基本的欲望，而不是选择单纯的饥饿驱力，或更具体的局部目标。

    从我们掌握的全部证据来看，也许可以说，不管我们对于饥饿冲动有多么深的知识，都不能帮助我们全面理解爱的需要。的确，一个更强有力的断言有可能成立，即：透彻研究饥饿冲动与全面了解爱的需要相比，我们能够通过后者更多的解释普遍的人类动机（包括饥饿驱力本身）。

    这一点使我们联想起格式塔心理学家经常对单一性这个概念进行的批判性分析。其实，比爱的驱力似乎要简单的饥饿驱力并不那么简单。通过选择相对独立于机体整体的孤立的事例活动，既可以获得单一性的显现，也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一个重要的活动几乎与个人身上所有其他重要的方面都有动力关系。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根本不普遍的活动呢？难道只是因为用通常的（但不一定是正确的）分离、还原的实验技术更容易对付它，或者它对于其他活动具有独立性，我们就选出这种活动并加以特别注意吗？假如我们面临这样的选择：一方面，解决实验上简单然而价值甚微或意义不大的问题；另一方面，解决实验上极为困难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理所当然会选择后者。

    综上所述，在研究人的动机需要，应选择一般的而非特殊的动机实例。对人而言，前者能更加明显地反应整个的需要。也就是说，我们面临一个与心理病理学中的症状的作用十分相似的状况，这些症状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最终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在于它们最终的目标或结果是什么，在于它们要干什么或者它们的作用可能是什么。

    正确对待人的生存欲望

    认真分析我们平时生活中的种种欲望，不难发现，它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通常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例如，我们需要钱，目的是买一辆汽车，原因是邻居有汽车，而我们又不愿意觉得低人一等，所以我们也需要一辆，这样我们就可以维护自尊心并且得到别人的爱和尊重。当分析一个有意识的欲望时，我们往往发现可以究其根源，即，追溯该人的其他更基本的目的。

    也就是说，我们面临一个与心理病理学中的症状的作用十分相似的状况，这些症状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最终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在于它们最终的目标或结果是什么，在于它们要干什么或者它们的作用可能是什么。研究症状本身价值并不大，但是研究症状的动力意义却是重要的，因为这样做成果卓越。例如，它使心理治疗成为可能。谈到一天中数十次地在我们的意识中闪过的特定的欲望，比它们本身重要的是它们所代表的东西，它们所导致的后果，以及我们通过更深入的分析了解到它们的最终意义。

    如果再深入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特点，即，欲望总是最终导向一些我们不能再追究的目标或者需要，导致一些需要的满足。这些需要的满足似乎本身就是目的，不必再进一步证明或者辩护。在一般人身上，这些需要的特点是，经常不能直接看到，但经常是繁杂的有意识欲望的一种概念的引申，也就是说，动机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是人类的终极目的、欲望或需要的研究。

    这些事实意味着更合理的动机理论的又一个必要性。既然这些目的在意识中不易直接见到，我们就不得不立即解决无意识动机的问题。仅仅仔细研究有意识动机的生活常常会遗漏许多与有意识中看到的东西同等重要或更重要的方面。精神分析学反复论证过，一个有意识的欲望与它下面潜藏的最终的无意识目标之间的关系完全是直接的。的确，就像在反应形成中所表现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可能是否定的。最终，我们可以断言，无意识生活是合理动机理论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充足的人类学证据表明，全人类的基本欲望或最终欲望不完全像他们有意识的日常欲望那样各不相同。其主要原因在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中能提供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满足基本特定的欲望。

    同原动力塑造不同欲望

    充足的人类学证据表明，全人类的基本欲望或最终欲望不完全像他们有意识的日常欲望那样各不相同。其主要原因在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中能提供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满足基本特定的欲望。让我们以自尊心为例，在一个社会里，一个人靠成为好猎手来满足自尊心；而在另一个社会中，却要靠当一个伟大的医生、勇猛的武士，或者一个十足铁石心肠的人等等来满足欲望。

    因此，如果我们从根本上考虑问题，或许可以这样认为，这个人想要成为好猎手的欲望与那个人想要成为好医生的欲望有着同样的原动力和根本目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断定，把这两个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有意识欲望归于同一范畴，而不是根据单纯的行为将它们分为不同的范畴，这将会有益于心理学家。显然，目标本身远比通向这些目标的条条道路更具有普遍性，原因很简单，这些道路不会受特定的文化局部所制约。促动状态是一个行为特殊的与众不同的状态，与机体内发生的其他情况界线分明。然而，合理动机的理论的设想却是一切机体状态的普通特点，即，动机是连续不断的、无休止的、起伏的，也是复杂的。

    作为渠道的生命意欲行为

    通过研究精神病理学，我们了解到一个有意识的欲望或一个有动机的行为的特性，并且和欲望与文化的特性同出一源，即，这个欲望或行为可能起到一种渠道的作用，通过这个渠道，其他意欲便得以表现。

    这一点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证明。例如，众所周知，性行为与有意识的性欲所暗含的、无意识的目的可能是极为复杂的。其实某个社会中男子的性欲可能是确立自己男子自信的欲望，而在另一个社会或其他社会里，性欲则可能代表了吸引注意力的欲望，或者对于亲密感、友谊、安全、爱的欲望，或者这些欲望的任何几种组合。

    在潜意识里，所有这些人的性欲可能有着相同的内容，而且他们可能都会错误地认为自己追求的仅仅是性满足。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知道这是错误的，而且我们也懂得，认真对待这个性欲和性行为所根本上代表的东西——并不是该人在意识中认为它们所代表的东西，对于理解人是有益的，这既适用于预备行为也适用于完成行为。

    另一类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的证据是，人们发现，一个单一的精神病理学症状可以同时代表几种不同的甚至是相对立的欲望。患脏躁症者的胳膊可能象征着报复、怜悯、爱和尊重的愿望的满足。单纯根据行为方式来考虑第一例中的有意识愿望或第二例中的表面症状，意味着我们武断地拒绝了完整地理解个人行为和动机状态的可能性。因此，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若一个行为或者有意识的愿望只有一个动机，那是不同寻常的、非普遍性的。

    从某种角度来讲，几乎有机体的任何一个事态本身就是一个促动状态。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失恋了，这是指什么呢？静态心理学会很好地解答这个问题，但是动力心理学会以丰富的经验论证这句话所表达多得多的含义，这种感情会同时在整个机体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引起反应。例如，失恋还意味着紧张、疲惫和不愉快，而且，除了当时与机体其余部分的关系之外，这样的状态自然地、不可避免地导致许多其他情况的发生：重新赢得感情的强烈欲望，各种形式的自卫努力，以及故意的增长等等。因此，很明显，我们要想解释“此人失恋了”这句话所暗含的状态，就必须加上许许多多的描述来说明此人由于失恋而遭遇了什么事情，换句话说，失恋的感情本身就是一个促动状态。

    目前流行的关于动机的概念一般是或至少是出自于这样的假设：促动状态是一个行为特殊的与众不同的状态，与机体内发生的其他情况界线分明。然而，合理动机的理论的设想却是一切机体状态的普通特点，即，动机是连续不断的、无休止的、起伏的，也是复杂的。无休止的需要是人的特性，但并非所有的需要都会得到满足，只有极少数会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一个欲望满足后，另一个会迅速出现并取代它的位置，当这个被满足了，还会有一个站到突出位置上来。

    人总是在希望着什么

    无休止的需要是人的特性，但并非所有的需要都会得到满足，只有极少数会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一个欲望满足后，另一个会迅速出现并取代它的位置，当这个被满足了，还会有一个站到突出位置上来。人总是在希望着什么，这是贯穿他整个一生的特点。这样，我们就有必要研究所有动机之间的关系，同时，如果我们要使研究取得广泛的成果，就必须放弃孤立的动机单位。

    内驱力或欲望的出现所激起的行动，以及因目的物的获得而引起的满足，统统加在一起，仅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撷自动机构成单位的总体合成物的人为的、孤立的、单一的例子。这种动机的出现实际上总是取决于整个有机体所可能具有的其他所有动机的满足或非满足状态。需要某种东西本身就说明已经存在着其他需要的满足。假如大部分时间我们都饥肠辘辘，假如我们不断地为干渴所困扰，假如我们一直面临迫在眉睫的灾难的威胁，或者，假如所有人都恨我们，我们就不会要去作曲、发明数学方法、装饰房间或者打扮自己。

    动机理论的创立者们注意到以下两个事实：除了以相对地或递进的方式外，人类从不会感到满足；需要似乎按某种优势等级自动排列，这两个事实却从未给予过合理的重视。这样列表的荒谬还在于，表中内驱力的排列连孤立分散的数字的算术和这样的形式也算不上，相反，它们是按具体特征排列的。换句话说，一个人在表内列上多少个内驱力完全取决于他对这些内驱力进行分析的具体性程度。

    生存需要安排表的荒谬之处

    种种情况表明，为内驱力或需要制作分解式表格的计划应坚决予以取消，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显示，这样的表可靠性在理论上是很短暂的。

    首先，它们意味着各种内驱力均等，即，在力量的强度以及出现的可能性上的均等。然而这并不正确，因为任何一种欲望浮现于意识中的偶然性，取决于其他更具优越性的欲望的满足或者不满足状态。各种特定的内驱力出现的偶然性有极大的区别。

    其次，这样列表意味着这些内驱力中的每一种都与其余的内驱力不相干。而事实上它们并不是以任何一种类似的形式相互孤立的。

    再次，以行为为基础制定的一览表，已完全将内驱力的全部动力性质置之度外。例如，它们在有意识和无意识两方面可能是不同的；一种特定的内驱力实际上可能是几种表达自己欲望的途径等等。这样列表的荒谬还在于，表中内驱力的排列连孤立分散的数字的算术和这样的形式也算不上，相反，它们是按具体特征排列的。

    换句话说，一个人在表内列上多少个内驱力完全取决于他对这些内驱力进行分析的具体性程度。实际的图景并不是很多木棒依次排列，而是犹如一套木箱，一个大木箱内装3个小木箱，这3个木箱子又各自装有10个木箱，这10个箱子又分别装有50个更小的木箱，依此类推。或者可以再作一个比喻，仿佛是对一块组织的剖面进行各种倍数的放大。这样我们谈到某种要求满足或平衡的需要时，可以更明确地说是吃的需要，再具体些，填满肚子的需要直至对蛋白质的需要及某种特定蛋白质的需要等等。

    我们现在掌握的一览表，大都不加区别地包括进了在不同放大倍数上的需要。由于这种混淆，造成了一些一览表可能包括3种或4种需要，另一些则包括数百种需要。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有这样一种内驱力一览表，它包括从1至100万的任何一个数量的内驱力，其多少完全取决于分析的具体程度。我们应该了解到，如果我们试图讨论基本的欲望，就应该将它们清楚地理解为分属不同系列，不同的基本类型或者基本范畴。也就是说，这样一种基本目标的列举应是抽象的分类而不是编成目录的一览表。

    并且，互不相融的关系似乎已非常明显地展现在已经公布的内驱力的一览表之间。然而事实上，它们之间不但没有相互的排斥，而且它们的相互重叠甚至使我们几乎不可能完全清楚和严格地把某一内驱力同其他内驱力分开。在对内驱力理论的任何评论中也应指出，内驱力概念本身多半出自对生理需要的过分关注。在对待这些需要时，区别刺激物、有动机的行为、目的物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当我们谈到爱的欲望时，要区分内驱力和目的物却不会那么简单，在这里，内驱力、欲望、目的、主动性似乎都是另外一回事。内省地出现在意识中的内驱力、动机行为，甚至被明确追求的目的物或结果，它们没有一个可作为人类动机生活的动力分类的坚实基础。

    人类动机生活分类的基础

    可利用的证据的重要性似乎向我表明，任何动机生活分类所依据的唯一坚固的根本的基础是基本的目标或需要，而不是任何一般的刺激物意义上的内驱力一览表（是“吸引”而不是“推动”）。在心理学的理论建设中，强调不断变化，在这种不断变化中只有基本的目的保持不变。我们早已讨论过的考虑就支持这一论点，不必进一步证明。既然我们已经看到有动机的行为可以表示很多东西，它自然就不是一个分类的良好的基础，同样，特殊的目的物也不是分类的良好基础。

    一个对食物有欲望的人，以适当方式获取食物，然后吃和咀嚼食物，实际上这可能是在寻求安全而不是食物；一个正在经历性欲、求爱、完全性行为的全部过程的人，也许实际上是在寻求尊重，而不是性欲的满足。

    内省地出现在意识中的内驱力、动机行为，甚至被明确追求的目的物或结果，它们没有一个可作为人类动机生活的动力分类的坚实基础，但愿仅仅靠逻辑的排除过程，最后给我们留下主要为无意识的基本的目的或需要，以作为动机理论分类的坚实基础。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人类的性生活，就可以发现，纯粹的内驱力本身是由遗传决定的，但是，对象的选择以及行为的选择却一定是在生活的历史过程中获得或通过学习取得的。

    动机需要的核心问题

    依赖于以动物做实验的是行为派心理学家动机领域的特点。不言而喻，白鼠不是人，但是，之所以将此再强调一遍，因为动物实验的结果经常被作为我们对于人性的理论研究所必须依据的基本材料。当然，动物资料对于研究心理学很有助益，但使用时必须谨慎和明智。

    在我看来，动机理论必须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动物为中心。进一步的一些考虑与这个论点相关联。首先让我们讨论本能的概念。本能的定义就是一个动机单位，在这个动机单位里，内驱力，有动机的行为，以及目的物或者目标效果，都明显地由遗传所决定。沿种系阶梯上升，我们所解释的本能就有一种逐步消失的倾向。例如，对于白鼠，按照我们的定义，可以公正地说，它们有饥饿的本能、性本能、母性本能。当然猴子性本能已肯定存在。

    对于人类，按照我们的定义，这种本能都已消失，在它们的位置上只留下遗传反射、遗传内驱力、自发学习、有目的行为中的文化学习以及目的物选择中的文化学习等的混合物。因此，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人类的性生活，就可以发现，纯粹的内驱力本身是由遗传决定的，但是，对象的选择以及行为的选择却一定是在生活的历史过程中获得或通过学习取得的。

    如果我们追随种系阶梯不断上升，那么，我们将愈加重视口味而忽略饥饿。例如，对于食物的选择，在白鼠那里，变易性少得多，而在猴子那里又比在人那里更少有变易性。

    最后，当我们沿种系的阶梯上升，本能逐渐减退，以作为适应文化的工具的依赖将越来越大。为了认清这些事实，我们不得不使用动物资料。举例而言，仅仅由于我们人类远远更像猴子而不是白鼠因此我们宁愿选择猴子而不是白鼠作为动机实验的对象。不能以任何低级的、甚至更简单的动物为出发点看待这个理论，而必须以高级动物特别是人类为出发点。在动物身上所获得的很大一部分发现被证明只适于动物而不适于人。

    研究人的动机要先从研究动物开始是毫无根据的。对于隐藏在这种貌似简单、普遍的谬误后面的逻辑，或更确切地说，对逻辑的背离、哲学家、逻辑学家，以及科学家在各自的多种领域内都已给予了足够的证据，就像研究地质学、心理学或者生理学不必先研究数学一样，研究人也不必先研究动物。如果我们接受科夫卡对地理和心理环境所做的区别，那么理解一个地理环境怎样变成一个心理环境的唯一令人满意的方法就是：理解这个心理环境的组织原则，是处于这个特殊环境中的机体的现有目标。

    影响有机体动机的因素

    我们讨论一下有机体所处的情境或环境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必须立即承认，如果不与环境和他人发生联系，人类动机几乎不会在行为中得以实现。任何动机理论都必须重视这一事实，也就是说，它不仅包括有机体本身，而且还包括环境，包括文化的决定作用。

    一旦承认了这一点，也应继续告诫理论家，要防备过分注重外部、文化、环境或情景的倾向产生。我们的中心研究对象毕竟是有机体或整体性结构。情境理论很容易走这样的极端，使有机体成为情境中的一个附加物体——大概等同于一个障碍物，或这个同体试图获得的某个对象。我们必须记住，在一定程度上而言，个人在创造了有价值的对象的同时也创造了他的障碍物，这些障碍物和对象必须部分地由情境有机体所规定。

    我不曾领略过任何一种方法，可以在泛泛地确定或者描述一个情境时抛开在其中活动的特定的机体。事实上，当一个孩子试图得到对他有价值的对象时，却受到某种阻力，他不仅决定了这个对象有价值，而且决定了这个障碍成其为障碍。在心理学中没有障碍这种东西，却有试图达到某种目的的具体人的障碍。

    在我的印象里，当以不充足的动机理论为基础时，极端的或者排他的情境理论得到长足的发展。比如，任何纯行为理论都完全依靠情境理论来赋予意义。一个以现有的内驱力而不是以目标或者需要为基础的动机理论，为了防止不攻自破，也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情境理论来支持。然而，一个强调恒定的基本需要的理论证明，这些需要是相对长久的，并且对于有机体实现自身时所处的特殊情境是比较独立的。因为，以最有效的并且带有极大的变动性的可行方式，需要不仅组织自己的活动前景，而且组织甚至创造外界现实。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接受科夫卡对地理和心理环境所做的区别，那么理解一个地理环境怎样变成一个心理环境的唯一令人满意的方法就是：理解这个心理环境的组织原则，是处于这个特殊环境中的机体的现有目标。

    因此，合理的动机理论必须考虑情境，但绝不可成为纯粹的情境理论。除非我们明确愿意放弃探索机体恒常的性质，以便理解机体所生活的世界。

    我要强调一点，也是我们关心的，是动机理论，而不是行为理论。行为由几种因素决定，动机是其中一种，环境力量也是其中的一种。动机的研究并不取消或否定情境决定因素的研究，相反，动机是对情境的补充。在一个更大的结构中，它们各有自己的位置。我们眼中的表面的非整合作用，除了表明我们的无知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意义了。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知识以肯定孤立、局部、分裂的反应在一定的情况下是可能的。

    人生存所需的特殊能力

    任何动机理论都必须考虑到，机体通常表现为一个整体，但有时则不然。究其原因，是因为还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特殊的、孤立的条件作用和习惯，以及各种局部的反应、我们所了解的分裂和非整合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正如我们有时同时做好几件事情，机体甚至也可能以非一元化的方式做出反应。

    显而易见，当有机体面临一次极大的欢乐，一个创造性的时刻或一个重大的问题，一个威胁或一个紧急情况时，它在整合方面步调最为一致，但是当威胁具有压倒优势而机体太虚弱或孤立无助、不能控制这个威胁时，机体便趋于分裂。总而言之，当生活轻松顺利时，机体可以同时做许多事情，可以同时向很多方向发展。

    我觉得一部分现象看起来非常特殊、孤立，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些现象在整个结构中占据一个有意义的位置，例如转变性歇斯底里症。我们眼中的表面的非整合作用，除了表明我们的无知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意义了。不过，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知识以肯定孤立、局部、分裂的反应在一定的情况下是可能的，并且，这类现象不一定是虚弱、病态或者不好的，相反，它们经常被看作是机体的一个最重要的能力。几乎所有机体都以不完整的、独特的或分散的方式对付局部的、熟悉的事情或易于解决的问题，而机体的主要能力用来解决更重要或更具挑战性的问题。这些冲动不知因何缘故，或受到阻碍，或找错了出口，或用错了手段，或与其他需要混淆。其他的症状则相反，它们不再寻求满足，而仅仅是保护性的或防御性的。

    如何理解超动机的表现性行为

    尽管心理学家们都接受一个反对命题，但我仍认为这一点很清楚：并非所有行为和反应都是有动机的，至少并非都是一般意义上的对需要的满足的追求——寻求需要的或匮乏的东西。成熟、表现、成长以及自我实现等现象都违背了普遍的动机理论的法则。最好将这些现象看成是表现性的而不是应对性的。

    此外，大多数神经病症或倾向都是基本需要满足的扭曲。弗洛伊德派经常提及这个差别，但从未能使其清晰明白。这些冲动不知因何缘故，或受到阻碍，或找错了出口，或用错了手段，或与其他需要混淆。其他的症状则相反，它们不再寻求满足，而仅仅是保护性的或防御性的。它们的目的就是防止下一步的伤害、威胁或者挫折。两类症状的区别犹如两个斗士，其中一个仍旧希望获得最后胜利，另一个不抱丝毫获胜的希望，只是尽可能使自己不至于败得太惨。

    认输和绝望肯定与治疗中的预后，与学习的前景，甚至可能与长寿有相当的联系，任何明确的动机理论都必须讨论摩尔的区分，以及克里对这种区分的解释。总体来说，我们有意识地渴望一切实际可能获得的东西。换个方式说，关于愿望，我们比心理分析学家可能允许的要现实得多，他们总是专注于无意识的欲望。

    关注动机达到目的的可能性

    杜威和桑戴克强调了动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可能性，大多数心理学家完全忽视了这个方面。总体来说，我们有意识地渴望一切实际可能获得的东西。换个方式说，关于愿望，我们比心理分析学家可能允许的要现实得多，他们总是专注于无意识的欲望。

    一个人的收入增加后，他自己的希望也相应地活跃起来，并且积极地为获得几年前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东西奋斗。一般人希望有小汽车、冰箱、电视机，因为获得这些东西确是一件可能的事情，他们没有获得快艇或飞机的奢望，因为这些东西实际上距普通人太遥远了，而且他们很可能在无意识中也不存有这样的希望。

    重视达到目的的可能性这个因素，对于理解我们的文化中各个阶级之间的动机差别，理解我们的文化与其他贫困地区的文化在动机上的不同是至关重要的。这些幻想冲动究竟是疾病或退化的证据，还是健康人最内在的精髓的展现？在生命的历史中，初期的幻想究竟是从何时由于对现实的感知而开始减弱的……

    现实对本我冲动的影响

    与达到目的的可能性相关联的，是现实对于无意识冲动的影响。弗洛伊德认为，一个本我冲动是一个分离的存在，与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都没有内在的联系，甚至与其他本我冲动也没有联系。正如弗洛伊德在《新精神分析引论》中所述：

    我们可以用比喻来近似的说明本我，我们称它为一种混乱，一锅沸腾的骚动……此本能给本我以能量，但本我没有组织，没有统一的意志，只有与快乐原则相一致的追求本能需要满足的冲动。逻辑规律——首先是矛盾规律——不适合本我的进程。

    相互矛盾的冲动并列存在，并不相互抵消或者分离，最多它们只是在强大的经济压力下折衷地联合起来，释放它们的能量。绝不能将本我比作虚无，并且我们惊异地发现，本我还违背了哲学家们的断言——时间和空间是我们心理活动的必要形式……很显然，本我不懂得价值，不懂得善恶，不懂得道德。与快乐原则非常紧密相连的经济或数量的因素控制了本我的全部进程。本能的精力投入寻求发泄，按我们的观点，这就是本我的全部内涵。

    只要现实条件控制、减弱了这些冲动，或者阻止了它们的发泄，它们就成为自我而不是本我的一部分了。弗洛伊德在《新精神分析引论》中所持的观点如下：

    这就是说，自我是本我的某一部分，它由于接近外部世界并受外部世界的影响而减弱。它接受外界刺激并保护机体不受其伤害，犹如包住微小的生命物质的外皮层。自我与外界的这种关系决定了本我。它担负着为本我描绘外界从而保护本我的作用。因为只有这样，全然不顾外界的优势力量而盲目地满足自己本能的本我，才可能逃避毁灭的命运。在执行这一职能的过程中，自我必须观察外部世界并在感知所留下的记忆痕迹中保留一幅外界的优势力量而盲目地极力满足自己本能的本我，才可能逃避毁灭的命运。

    在执行这一职能的过程中，自我必须观察外部世界并在所留下的记忆痕迹中保留一幅外界的真实图画，它必须通过检验现实来排除这幅外界图画中来自兴奋的内部源泉的因素。自我为本我控制通向自动力的路，它在欲望和行动之间插入了思考这个延误因素，在思考过程中，自我利用了储存在记忆中的点滴经验。就这样，自我对本我的进程有着明显影响的快乐原则，并且被现实原则代替。现实原则提供了更大的保障和成功的可能性。

    然而杜威的论点是，成年人的所有冲动，至少是特有的冲动，是与现实结合并且受现实影响的。一句话，这就等于主张根本没有本我冲动。言外之意就是，假如有本我冲动，那它们在本质上是病态的，而非健康的。

    尽管没有经验上的解决方法，我仍然特别提到这个矛盾，因为这是一个至关重要、针锋相对的矛盾。

    我们看到，问题不在于弗洛伊德描述的本我冲动是否存在。任何一个精神分析学家都证明，不顾现实、常识、逻辑，甚至不顾个人利益的幻想冲动都可能出现。问题在于，这些幻想冲动究竟是疾病或退化的证据，还是健康人最内在的精髓的展现？在生命的历史中，初期的幻想究竟是从何时由于对现实的感知而开始减弱的？这个时间对于神经病患者和健康人是否都一样？高效率工作的人是否能完全避免这种影响而保持其动机生活的某一个隐秘的角落？

    或者假如大家的确都有这些完全源于机体内部的冲动，那么我们就必须问：它们何时出现？在什么条件下出现？它们一定会像弗洛伊德设想的那样制造麻烦吗？它们必须与现实对立吗？我们关于人类动机的大部分知识并非来自心理学家，而是来自治疗病人的精神治疗家。这些病人既是有用资料的来源也是谬误的来源，因为他们显然代表了人口中质量较低的部分。甚至在原则上，也应该拒绝让神经病患者的动机生活成为健康动机的范例。健康并不仅仅是没什么病或根本没有病。

    除了讨论有缺陷人的防御手段外，任何值得的动机理论还必须讨论健康强健的人的最高能力。同时，还必须解释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杰出人物的所关心的全部最重要的事情。

    仅仅从患病者那里我们永远不会取得这种认识。为了使动机理论具有更积极的研究倾向，我们必须将注意力转向健康人，而且，我们必须合理地看待现实对于本我冲动的影响，内部冲动与现实之间不一定是截然对立的。事实上，对于大多数正常人来说，其全部基本需要都部分地得到了满足。同时又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缺憾。优势需要满足后出现新的需要，是缓慢地从无逐渐变为有的，而不是突然地从天而降。

    发展人性向上的基本需要

    事实上，对于大多数正常人来说，其全部基本需要都能部分地得到满足时，生命才会存在，才有自我实现的基础，而且这种基础是相对的。如果这种基础比较高级，那么，他的生存需要的层次也高，他自我实现的机会也多。同时又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缺憾，只有具有某种缺憾，当然这种缺憾是相对的，没有固定的，这样才会不断去追求，才会不断达到自我实现。优势需要满足后出现新的需要，是缓慢地从无逐渐变为有的，而不是突然地从天而降的。人就是由这种等级需要发展到高级需要，逐渐获得升华和发展的。

    这里主要想对大家系统地解释一个积极的动机理论。这种理论符合已知的、临床的、观察的、经验的事实。但它最主要是由临床经验直接导出的。在我看来，这个理论符合詹姆士和杜威的机能主义传统，并且与韦特海默、哥尔德斯坦和格式塔心理学的整体论，以及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精神动力论相融合。这种融合或综合可以称为整体动力理论。这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一般不能单纯理解，而是有一定发展层次的。具体层次关系请见下面“需要等级表”。

    虽然生存需要没有等级之分，但它却是有相对之分的。一种生存状态，对于某些人也是满足的，但对于某些人却是远远不够的。这要取决于生存的欲望了。一般来说，只要满足了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一般的人都能生存，但一般的人都不会感到这种需要就满足了。只有这样，人类才会发展。一个人在生活中所有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而且生理需要将主宰着他的身体，那他将会摒弃所有的其他需要，至少会变得很微弱。

    人只有靠面包活着吗

    生理需要就是平常所谓的动机理论基本的需要，但是我们有必要修正原来对这些需要的看法。这两项研究是：体内平衡概念的发展；发现口味（在食物中进行的优生选择）相当有效地指明了体内实际的需要或者匮乏。

    所谓体内平衡就是指身体能在无意识状态下维持血流正常状态的功能。坎农描述了这一过程，其内容有：血液的水含量，盐含量，糖含量，蛋白质含量，脂肪含量，钙含量，氧含量，恒定的氢离子标准（酸碱平衡），血液的常温。当然，其内容还可以包括其他无机物，以及荷尔蒙、维生素等等。

    通过对口味与身体需要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如果身体缺乏某种化学物质，人就会趋向于（以一种不完善的方式）那种缺少的食物成分的专门口味或癖好。

    因此，没有必要费心思列出人体的基本生理需求表。因为，只要人愿意，它们的数字可任意增大或缩小，完全取决于描述的专门程度。我们不能将所有生理需要都确定为是体内平衡。现在还不能证实性欲、困倦、纯粹的敏捷以及动物身上的母性行为是否是体内平衡。而且这种表绝不会包括各种感觉上的快意，如味觉、嗅觉、搔痒，抚摩等，这些快意很可能是生理上的，并可能成为动机行为的目标。我们也不知该怎么解释这一事实：有机体在趋向于呆滞、懒惰和懈怠的同时，还有活动、刺激和兴奋的需要。

    我早就曾指出，由于这些生理需要可以从身体的某个区域孤立出来，所以它们应看作是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的。这就是说，它们既彼此相对孤立于其他层次的动机，也相对独立于作为一个整体的机体。

    其次，在许多情况下都可能为这种需要找到一个部位的潜藏的基础。这不如料想的那样普遍准确（疲劳、困倦、母性反应等就是例外），但对于饥饿、性欲以及渴望的情况却是确切的。

    几乎所有的生理需要，在其得到满足时，同时也对其他种种需要起着疏导作用。比如，一个认为自己饿了的人，实际上也许更多的是在寻求安慰或依赖，而不是蛋白质或维生素。反之，有可能通过其他活动，如喝水、抽烟等来部分地满足饥饿感。也就是说，这些生理需要虽然是相对独立的，但并非彻底独立。

    很显然，这些生理需要在所有需要中占主导地位。具体地说，假如一个人在生活中所有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那么生理需要就会最有可能成为他的主要动机，而不是其他需要。一个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的人，对于食物的需要可能最为强烈。

    一个人在生活中所有需要都没有得到满足，而且生理需要将主宰着他的身体，那他将会摒弃所有的其他需要，至少会变得很微弱。这就可以公正地说，整个有机体感觉最明显的就是饥饿，因为意识几乎完全被饥饿所控制。此时，全部能力都投入到满足饥饿的搜寻活动中去了。这些能力的状态几乎完全为满足饥饿这一目的所决定。感受器、效应器、智力、记忆、习惯，这一切现在可能仅限于是满足饥饿的工具。对于达到这一目的没有用处的能力则处于休眠状态或者隐藏起来。

    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写诗的冲动，买汽车的欲望，对历史的兴趣，对一双新鞋的需求等等，都被忘记，或者变得只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了。对于一个其饥饿已经达到危险程度的人，除了食物，其他任何兴趣都不存在。他梦里是食物，记忆里是食物，思想活动的中心是食物，他感情的对象是食物。在进行安全进食、饮水或性行为的过程中，通常与生理驱动力融合得更为微妙的决定因素可以被吞没得干净彻底，以至于我们可以带着解除痛苦这一绝对目的来谈论纯粹的饥饿驱动力和行为。

    一旦某种需要主宰了人的机体，就会引起另一个奇异的特性，几乎可以诱发人的人生观发生变化。对于一个长期极度饥饿的人来说，理想就是一个食物充足的地方。他往往会这样想，假如确保他余生的食物来源，他就会感到绝对幸福并且不再有任何其他奢望。生活最大的意义就是吃，其他任何东西都是次要的。自由、爱、公众感情、尊重、哲学，都被当作无用的奢侈品弃置一边，因为它们不能填饱肚子。可以说，这种人仅仅是为了面包而活着。

    虽然这类情况确实存在，但它却不是普遍现象。在正常运行的和平社会里，这种危急情况几乎可以肯定是罕见的。这个明显的道理会被忘记主要应归咎于两个原因：

    其一，老鼠除生理动机外，很少有其他什么动机，既然在这些动物身上做了这么多有关动机的研究，那么就很容易将老鼠的情况移用于人的身上。

    其二，人们总是使生理上的危急情况发生得越来越少。在大多数已知的社会里，经常处于危急状态中的极度饥饿是罕见的，而不是普遍的。当一个人说：“我饿了？”他是在感受食欲而不是经常处于饥饿。他只可能偶然遭遇难以忍受的饥饿，一生可能只有几次。

    如果使人的机体长期处于极度的饥饿和干渴，就容易对人的能力和本性持片面观点，从而遮掩了高层动机。如若有人使危急情形典型化，用人在极度的生理匮乏时期的行为来衡量人的全部目标和欲望，那么他一定会对许多事实视而不见。

    “人只靠面包活着”并不是谬论——但这只有在缺乏面包时才是事实，那么当面包充足，并且人们腹中长期有食时，欲望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其他更高级的需要会相应出台，这些需要（而不是生理上的饥饿）开始控制机体。当这些需要满足后，又有新的（更高级的）需要出现了，以此类推。我们说人类基本需要组成一个相对的优势层次，就是指这个意思。

    从这里就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满足与匮乏在动机理论中是同等重要的。因为它将机体从相对更强于生理需要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从而允许更社会化的目标出现。生理需要以及它们的局部目的，在长期得到满足时，就不再是行为的积极的决定因素和组织者了。它们只是以潜能的方式存在，如果遭受挫折，它们会再次出现，并控制机体。然而满足了的要求不再是要求。机体的控制者和行为的组织者只能是未满足的需要。如果饥饿得到满足，它在人当前的原动力中就变得不再重要了。

    这种说法可以表述为一个要详细讨论的假设：正是那些某种需要一直得到满足的人最能忍受将来这种需要的匮乏，然而过去一直被剥夺了这种需要满足的人对于目前需要满足的反应则将与他们不同。偏爱熟悉的事物，而不是陌生的事物，或者是偏爱已知的事物，而不是未知的事物。那种想用某一宗教或者世界观把宇宙和宇宙中的人组成某种令人满意的和谐和有意义的整体的倾向，多少也是出于对安全的需求。

    创建有序生命需要的秘诀

    在生理需要得到充分的满足后，一系列新的需要就出现了，我们可以把它们大致归为安全需要类（安全、稳定、依赖、免受恐吓、焦躁和混乱的折磨，对体制、秩序、法律、界限的需要；对于保护者实力的要求等等）。生理需要的所有特点同样适合这些欲望，不过程度稍弱一点。他们可能同样完全控制机体，几乎可能成为行为的唯一的组织者，调动机体的全部能力来为其服务。因此，我们可以将整个机体作为一个寻求安全的工具。

    正如饥饿者所表现的一样。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不仅对于他目前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且对于他未来的人生观，都是强有力的决定因素。几乎一切都不如安全重要（甚至有时包括生理需要，它们由于被满足、现在不受重视了）。假如这种状态表现得足够严重，持续很长时间，那么，处于这种状态中的人可以被描述为仅仅为了安全而活着。

    虽然我们主要研究成年人，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幼儿和儿童来更有效地获得对成年人的安全需要的理解。因为，在他们身上，这些安全需要简单、明显很多。幼儿对于威胁或者危险的反应更为明显。原因之一在于，他们根本不抑制这个反应，而成年人却学会不惜任何代价压抑它。

    因此，当成年人真正感觉到安全受到威胁时，可能利用各种手段抑制其表现。假如幼儿突然受到干扰，或者跌倒，或者受到闪电或者其他异常的感官刺激的惊吓，或者受到粗鲁的对待，或者在母亲怀中失去支持，或者感到供养不足等等，他们会全力以赴地做出反应，避免危险靠近。随着孩子的成长，知识的完备，对周围环境的熟悉以及运动神经的发展，这些危险变得越来越不可怕，并且越来越容易控制。可以说，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知识来使危险的事物化险为夷，比如，我不怕打雷，因为我知道打雷的原因。

    各种对身体病痛等产生的更直接的反应，也可以在幼儿身上得到印证。有时，这些不适似乎立即具有本质上的威胁，使幼儿感觉不安全。例如，呕吐、腹痛或者其他剧烈的疼痛会使孩子用不同方式看待整个世界。比方，孩子会在痛苦时感觉到，整个世界突然从阳光灿烂变得阴森暗淡，仿佛变成一个危机四伏的地方，在这里，一切过去曾是稳定的东西现在变得不稳定了。这样一个因为吃了坏食物致病的孩子有一二天会感到害怕，夜里做恶梦，并且还有一种他病前从未出现过的情况，要求保护和一再的保证，一些论述外科手术对儿童心理上的影响的著作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一个可以预见的有秩序的世界中，充满了安稳的秩序和节奏，这是儿童的安全需要的另一突出表现。例如，父母方面的非正义、不公平或相互矛盾似乎使孩子感到焦虑和恐惧。这种态度与其说来源于不公正本身，或者由不公正造成的某些痛苦，不如说这样的待遇是世界变得不可靠、不安全、不可预见的凶兆。在一种至少有一种骨架轮廓的系统里面，儿童似乎能更健康地成长，在这种系统里，有某种程度和常规、某些可以依靠的东西。儿童心理学家、老师和心理治疗家发现，有限度的许可，而不是不受限制的许可更为儿童欢迎和需要。也许可以这样更精确地来表达这一意思：儿童需要一种有组织、有结构的世界，而不是无组织、无结构的世界。

    在正常家庭中，父母当然居于绝对的中心地位。家庭内部的争吵、动手殴打、分居、离婚或死亡往往是特别可怕的。同样，父母对孩子大发脾气，吓唬说要惩罚他，对他进行谩骂，粗声粗气地对他讲话，粗暴地对待他，或者对他实行体罚，这一切往往会使孩子惊慌失措，惶恐万分。因此，我们可以假设，这里面所包含的绝不仅仅是皮肉之苦。的确，在某些孩子身上，这种恐惧同时也是失去父爱或母爱的表现；然而，它也可以发生在被完全抛弃的孩子身上，这样的孩子，依附于仇视他们父母的倾向而不是出于对爱的希望。

    一个普通的孩子在面临新的、陌生的、奇特的、无法对付的刺激或者情况时，常常会引起焦虑或者恐惧的反应，例如从父母身边走失，甚至在短时期内同父母分离，面对着陌生的面孔、新的情况或者新的任务，看到奇特、陌生或者对付不了的物体，如疾病、死亡等等，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会发疯似的依附于父母，这充分证明了父母对孩子的保护作用（且不说他们作为食物提供者和爱的提供者的作用）。

    从这些观察以及其他类似的观察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一点：不管是普通儿童还是成年人（在后者身上不甚明显），一般更喜欢一个安全、可以预料、有组织、有秩序、有法律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可以依赖的。在这个世界中，出人意料、无法应付、混乱不堪的事情或者其他有危险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而且在这个世界里，不管碰到了什么情况，也会有强大的父母或者保护人使他化险为夷。

    上述反应，能够在普通儿童身上轻易发现，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儿童在社会中存在着极强的不安全感。在一个没有威胁、洋溢着爱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儿童，通常不会有我们描述过的那种反应。在这类孩子身上，大部分威胁反应往往来源于连成年人也觉得有危险的事物或情况。

    健康或幸运者（包括儿童和成年人），可以在我们的文化中享受到安全需要的极大满足。安全、运转顺利、稳定、健全的社会通常都不会让自己的成员感到会受到野兽、严寒、酷暑、强奸、谋杀、动乱、暴政等等的威胁。因此，站在一种非常现实的角度上看，不会再有什么安全需要能成为他的有效动机，正如一位吃饱了的人不会再感到饥饿。

    如果我们想直接、清楚地观察到这些需要，我们就必须把目光转向神经质的人，转向经济上和事业上的穷困潦倒之辈，或者转向社会动乱、革命或者是权威的崩溃。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我们只能在下列现象中观察到安全需要的表现：例如一般都愿意找有保障的、可以终身任职的工作，渴望有一个银行户头和各种类型的保险（医药、失业、残疾、老年保险等）。

    通过最普通的偏爱现象，我们可以在世界上更广的范围内寻求安全和稳定。偏爱熟悉的事物，而不是陌生的事物；或者是偏爱已知的事物，而不是未知的事物。那种想用某一宗教或者世界观把宇宙和宇宙中的人组成某种令人满意的和谐和有意义的整体的倾向，多少也是出于对安全的需求。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将一般科学或者哲学列为部分是由安全需要所促成的。然而，科学、哲学或者宗教方面的努力同时还有别的促动因素。

    如果要将安全需要看作是促进机体潜能的活跃和驱动因素，就只能在真的危机状态中实现，这些危机状态包括：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犯罪浪潮、社会改组、精神变态、脑损伤、权威的崩溃、长期恶劣的形势等。

    在现实社会里，一些患神经病的成年人渴望安全，在很多方面都与感到不安全的儿童一样，只是这种现象在成年人身上表现得更特殊罢了。他们的反应往往是由巨大的、心理上的威胁所引起的，这些威胁存在于一个被认为是敌对的、势不可挡的、充满着威胁的世界之中。这种人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得好像随时都会大难临头，也就是说，他随时都好像是在对危急情况做出反应。他的安全需要往往有着独特的表达方式，往往会寻求一位保护人，或者一位可以依赖的更强大的人，或许是一位搞独裁的“元首”。

    用神经病患者可以形象地描述保留着儿童式世界观的成年人。也就是说，一个患神经病的成年人，可以说一举一动都仿佛是真的要被打屁股，或者惹母亲不高兴，或者被父母抛弃，或者被夺走食物的儿童。仿佛他的孩子气的惧怕心理和对一个危险世界的恐惧反应已经转入了地下，丝毫没有受到长大成人和接受教育过程的触动，现在又随时可被一些会让儿童感到担惊受怕，顾虑重重的刺激因素诱导出来。并非所有的神经病患者都有不安全感，神经病也可能出现在一个通常感到安全的人身上，他之所以也有类似遭遇，因为他的感情需要和尊敬需要受到了挫折。

    对安全寻求表现得最明显的一种类型的神经病就是梦游，恰似疯狂的神经狂热病。这类神经病的患者发疯似的想要使世界秩序化、稳定化，以便确保绝不会出现无法控制、无法预料或者并不熟悉的危险情况。他们用各种各样的礼节仪式、清规戒律和程式将自己保护起来，这样，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突发事变都能应付得了，也可以使新的偶然事件不再发生。他们类似于哥尔德斯坦描述过的脑损伤病例。

    这类病人总是想尽各种办法来保持自己的心理平衡，例如通过避免所有奇特、陌生的事物，通过将他们有限的世界整理得井井有条，使这个世界里的任何事情都出不了格。他们试图将世界安排得使任何意外的事情（危险）都不可能发生。如果不幸发生了什么出人意外的事情，而且又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所致，那他们就会表现得惊慌失措，似乎这个出乎意料的事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威胁。

    我们在健康人身上所看到的强烈的偏爱，例如对熟悉的事情的偏爱，到了神经病患者身上，就成了一种生与死的抉择。对于新奇和未知事物的健康趣味，在一般神经病患者身上是缺乏的，或者只是在最低的限度上存在着。我认为，我们社会的流动性，传统团体的瓦解，家庭的分崩离析、代沟，持续不断的都市化以及消失的乡村式的亲密，还有友谊的肤浅，都加剧了人们对接触、亲密、归属的无法满足的渴望以及对战胜广为蔓延的异化感、孤独感、疏离感的需要。

    必须服从的生存需要规律

    在生理需要得到充分的满足后，爱、感情和归属的需要就会以新的中心产生并重复着那些细节。于是，个人会强烈地感到缺乏朋友、情人、妻子或孩子，也就是说，他一般渴望同人们有一种充满深情的关系，渴望在他的团体和家庭中有一个位置，他将为达到这个目标而做出努力。他将希望获得一个位置，胜过希望获得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东西，甚至可以忘掉。当他感到饥饿的时候，他把爱看得遥远、陌生和次要了。在生理需要得到满足后，他强烈地感到孤独、受冷遇、受排挤、无助的痛苦。

    关于归属需要，虽然它是小说、自传、诗歌、戏剧以及不断涌现的纪实文学中常见的主题，但真正的科学资料我们却掌握得很少。借助文学作品我们大致了解了工业化社会引起的频繁迁徙，过多的盲目性、流动性给儿童身心带来严重损害。儿童变得没有根基或蔑视自己的根基，蔑视自己的出身，甚至自己所在的团体；他们被迫同自己的亲朋好友分离、同父母姐弟分离，体会到做一名侨居者、一名新来乍到者而不是做一名本地人的滋味。

    我们还低估了邻里、乡土、族系、同类、同阶层、同伙、熟人同事等种种关系所具有的深刻意义。我向大家推荐一本以极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来叙述这一切的书，它能帮助我们了解人类顽固地要成群结队、要入伙，要有所归属的动物本能。阿德瑞的《必须服从的土地》将使我们对这一切引起注意。这本书的大胆直率给我很大启迪，因为它强调了我平时疏忽的问题，并迫使我对此认真考虑，也许此书也能使广大读者获益匪浅。

    我认为，我们社会的流动性，传统团体的瓦解，家庭的分崩离析、代沟，持续不断的都市化以及消失的乡村式的亲密，还有友谊的肤浅，都加剧了人们对接触、亲密、归属的无法满足的渴望以及对战胜广为蔓延的异化感、孤独感、疏离感的需要。这一切又一定程度地导致了训练小组以及其他自发的、有目的的团体的迅速发展。

    我强烈地感到相当一部分的青年反叛组织——我不知道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渴望集体感、渴望接触、渴望面对共同的敌人，就能真正地团结在一起；无论什么敌人，只要能使一个集体团结起来共同应付外来危险。类似的情形曾发生在士兵之间，他们被共同的外来危险推入一种非同寻常的亲密的兄弟关系，结果他们往往是整个一生都会紧密相依。如果一个好的社会要发展、要健全，它就必须满足人的这一渴望。

    从面对危险和更讲究的病理学实例来看，在我们的社会中，最普遍的基本需求核心是挫折、爱和情感，以及它们在性方面的表现，一般看来是有矛盾心理的，习惯上还包括许多限制和禁忌。实际上，所有精神病理学家都强调，在适应不良的情况下，对于家的需要的阻挠是造成适应不良情况的基础。因此，在临床研究方面，有许多关于爱的研究，除了生理需要外，我们对于它的了解也许要多于对其他需要的了解。

    我们必须指明一点，爱和性并不是同义的。性可以作为一种纯粹的生理需要来研究。一般的性行为是由多方面决定的，也就是不仅由性的需要，也由其他需要决定，其中主要是爱和感情的需要。爱的需要既包括给予别人的爱，也包括接受别人的爱。满足自尊需要能增强人的自信，使人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价值、有能力和有力量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有用处，位置重要而必不可少。然而这些需要一旦受到挫折，就会产生自卑、弱小以及无能的感觉。

    增强自信的生存需要途径

    社会上所有的人（少数病态的人除外）都需要一种对他们而言稳定牢固的高度评价，有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这种需要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对于实力、成就、适当、优势、胜任、面对世界时的自信、独立和自由等欲望。

    第二，对于名誉或威信（来自他人对自己的尊敬或尊重）的欲望，对于地位、声望、荣誉、支配、公认、注意、重要性、高贵或赞赏等的欲望。

    这些需要被阿德勒及其拥护者们大力提倡，并且比较被弗洛伊德所忽略。然而，精神分析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对于它们的突出的重要性给予了越来越广泛的注意。

    满足自尊需要能增强人的自信，使人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价值、有能力和有力量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有用处，位置重要而必不可少。然而这些需要一旦受到挫折，就会产生自卑、弱小以及无能的感觉。这些感觉又会使人丧失基本的信心，使人要求补偿或者产生神经病倾向。从对严重的创伤性神经病的研究我们很容易明白基本自信的必要性，并且理解到，没有这种自信人们会感到多么的无依无靠。

    从神学研究者关于骄傲的傲慢和讨论，从弗洛姆关于一个人对自己性质的虚假的自我知觉的理论，从罗杰斯关于自我的研究，从像兰德这样的随笔作者以及其他来源那里，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基于来自他人的看法，而不是基于真实的能力，以及对于任务的真正的胜任和适合情况的自尊，因为它们并不牢固。最稳定和最健康的自尊是建立在当之无愧地来自他人的尊敬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外在的名声、声望以及违心的奉承之上。即使在这里，将基于单纯的意志力量、决心和责任感所取得的实际的胜任情况和成就，与凭借人的真正的内心天性、素质、遗传基因或者天赋，或者如霍尼所说，依靠人的真实自我而不是理想化的虚假自我，非常自然、轻松地取得的成就区分开是很有必要的。一位作曲家必须作曲，一位画家必须绘画，一位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始终都难安静。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须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

    塑造独特个人的方法

    除非我们正处在自己理想的岗位上，否则，就算所有需要都已得到满足，也肯定会有新的欲望和不安迅速发展起来。一位作曲家必须作曲，一位画家必须绘画，一位诗人必须写诗，否则他始终都难安静。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须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这一需要我们可以称为自我实现的需要。

    “自我实现”是由哥尔德斯坦提出，可以归入人对于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是一种使它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是一个人越来越成为独特的个人，成为他所能够成为的一切。

    采取何种方式来满足这一需要，对于不同人而言也许是大相径庭的。有的人可能想由此成为一位理想的母亲，有的人可能想在体育上大显身手，还有的人可能想表现在绘画或创造发明上。显而易见，创造性行为，与其他任何行为一样是有着多种决定因素的。在具有天赋创造性的人们身上可以看到他们满意与否，幸福与否，是饥饿还是满足。而且创造性活动显然是有报偿的，有改善作用的，或者是有纯经济效益的。通过仔细观察，我们完全可以区分基本满足者的艺术与智慧的成果与基本不满足者的艺术与智慧的成果。无论如何，我们还必须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将外显行为与它的形形色色的动机或目的区分开。在这一层次，个人间的差异是最大的。

    自我实现需要的明显的出现，通常要依赖于生理、安全、爱和自尊需要的满足。这些条件不是目的本身，但它们接近目的，因为他们与基本需要的关系太密切，而基本需要本身显然就是唯一的目的。这些条件受到保护是因为没有它们，基本需要的满足就完全不可能，或者至少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生存基本需要满足的先决条件

    有一些条件是基本需要满足的直接前提，对它们的威胁似乎就是对基本需要本身的威胁。它们包括言论自由，在无损于他人的前提下的行动自由，调查研究和寻求信息的自由、防卫自由，以及集体中的正义、公平、诚实、秩序等等，这些需要遭到挫折会对人们构成威胁或者紧急情况。这些条件不是目的本身，但它们接近目的，因为他们与基本需要的关系太密切，而基本需要本身显然就是唯一的目的。这些条件受到保护是因为没有它们基本需要的满足就完全不可能，或者至少会受到严重的威胁。

    认知能力是感性学习和理性学习组成的一套适应性工具，除了学习的功能之外，它们显然是满足我们基本需要的必需条件。它们所遭遇的任何威胁：剥夺或阻碍都会对其自由使用的权利的行为，甚至对基本需要本身构成间接的威胁。这个观点部分地解决了这样一些普遍的问题：好奇心，对于知识、真理和智慧的追求以及解释宇宙之谜的永不动摇的欲望。

    所以，我们必须采用一种关于基本需要的远近来提出另一个假设。因为我们已经指出，任何有意识的欲望（部分目标）都与基本需要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而且它们在本身的重要性上也都有差异。这个论点对于各种举止行为也同样成立。如果一个行动直接导致基本需要的满足，它在心理上就是重要的；倘若对此间接有益或者贡献较小，那么根据动力心理学观点来看，这个行动则不那么重要。这同样适应于各种防御或者应付手段。其中一些与保护者达到基本需要有直接关系，另一些则只有微弱的和疏远的联系。的确，如果我们愿意，可以说防御手段有更根本和不太根本之分，并且通过它们与基本需要的关系可以断言，危及更根本的防御比起危急不太根本的防御具有更大的威胁性。获取知识，在某种程度上使宇宙系统化是在世界上获得基本安全的方法，或者对于智者来说，是自我实现的表达方式。

    导致生命“智力营养缺乏症”的因素

    由于认知冲动在临床上并不重要，当然在传统的医疗诊所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对它们的动力及病态了解甚少。在这里，没有传统神经病例中复杂的、使人激动的谜一样的病症。认知病理学苍白无力，容易被忽略，认知的精神病态往往被解释为并非异常，并不迫切需要治疗。结果，我们在心理治疗和心理动力理论的伟大创立者弗洛伊德、阿德勒和荣格等的著作中全然找不到论述这个主题的内容，没有一个人系统地尝试过创立认知心理疗法。

    希勒是我所知道的曾经在其著作中能动地表现好奇心和认识的唯一精神分析学家，他说：“人类对于世界、行动、实验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当他们在世界中勇敢地前进时，他们得到了深切的满足，他们并不感到现实对于生存是个威胁。有机体，特别是人体对于世界抱有与生俱来的安全感。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产生威胁和匮乏。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有机体也感觉困难和危险是暂时的，最终会导致一个与世界沟通的新的安全保障。”

    在教育派心理学家中，墨菲、韦特海默和阿斯奇也探讨过这个问题。然而，我们只是象征性地提过认知的需要。获取知识，在某种程度上使宇宙系统化是在世界上获得基本安全的方法，或者对于智者来说，是自我实现的表达方式。另外，科研和言论自由也被作为满足基本需要的前提来详细论述。尽管这些论述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它们并没有构成对于好奇、学习、推究哲理、实验等促动作用的问题的最终答案，它们至多只是不完全的答案。

    我见过许多聪明、富裕、无所事事的妇女逐渐感染了这些智力营养缺乏的症状。常常有些人按照我的劝告埋头做一些与他们相称的事情，结果他们自身的症状有所好转或者痊愈了，这足以使我清楚地感觉到认知需要的存在。在那些新闻、消息、事实的来源被切断的国家，在那些官方的理论与现实有极明显的矛盾的国家，至少一部分人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不相信任何价值，不抱任何希望，甚至怀疑显而易见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一般关系的深刻的瓦解、丧失道德等等。另一部分人似乎采取了更被动的方式：消极、顺从、丧失主动性，丧失能力和与世隔绝。

    我们知道，获取知识受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焦虑，恐惧），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充分的理由假设一些根本上是积极的冲动：满足好奇心，了解，解释，理解。

    迷恋于神秘的、未知的、杂乱无绪的或尚无答案的事物，是通过研究表明的心理健康者的明显特征。这一点似乎正是吸引人之处。这些领域本身就非常有趣味，相比之下，他们对人所共知的事情则不屑一顾。

    完全有可能从心理病及神经病中得出上述推论。从临床上观察，哥尔德斯坦所研究的大脑受损伤的士兵，以及摩尔的被观察的老鼠，都显示出强硬而急切地固守熟悉的事物，害怕不熟悉的、无规则的、意外的事物，害怕无秩序状态的倾向。另一方面，有些现象也许又会指出相反的可能性。这些现象包括非自然的违抗习俗，顽固地反对任何权威，行为狂放不羁，渴望惊世骇俗等。这些都可能在一些神经病患者以及处于反文化适应过程中的人身上发现。

    当认知需要受挫折时，很有可能产生真正的心理病态结果。一些临床印象也是中肯的。

    我通过几个实例发现，一些变态现象（兴味索然，对生活失去热情，自我厌恶，压抑身体的功能，逐步破坏理性生活和各种趣味等等）产生于那些感到生活乏味、工作枯燥的智者中间。我这里至少有一个实例显示了适当的认知治疗消除这些症状的可能性，这个治疗包括进行业余研究，寻找一个需要更多脑力的工作，以及进行观察思考。

    在幼年晚期和童年期就可能表现出比成年期更强烈的了解和理解需要。无论怎样，这似乎是成熟的自然产物而不是学习的结果。孩子不必要人教他去好奇，但是却可能被收容教养机关教导不要去对哪些东西好奇。

    在一些高级动物的身上，很容易发现一些与人类的好奇心相似的东西。猴子会把东西撕碎，把指头捅进窟窿，在各种情境中进行探索。在这些情境中，不大可能有饥饿、害怕、性欲、安抚等情况存在。哈洛的实验以一种易于接受的实验方式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人类勇于探险，去追根寻源并且做出解释，甚至对于危及生命的情况也不例外。对此，人类历史为我们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实例，无名的“伽利略”一直层出不穷。

    最后，满足认知冲动使人主观上感到满意，并且产生终极体验。虽然人们注重所得的成果、注重学习等等，忽视洞察和理解这一方面。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任何人的生活中，洞察常常是一个令人感到愉快、幸福、激动的平台，甚至可能是人一生中很高的一个平台。

    以上论及的那种战胜困难的现象，那种一旦面临挫折便出现变态的现象，一些普遍的（跨人种的、跨文化的）现象，那种永不消失（虽然微弱）的持续的压力，个人早期历史上的自然产物以及人们要求满足认知需要，以此作为全面发展人类潜力的一个前提，这一切都说明了基本的认知需要。

    尽管这种假设并不全面，但是在我们认识了之后，我们仍受到激励，一方面要使认识越来越深刻，另一方面又朝着某种宇宙哲学、宇宙神学等的方向使认识越来越广阔博大，我们获得的事实如果是孤立的或者原子式的，它们终究要被理论化——不是被组织就是被分析，或是二者兼而有之。这个过程被一些人称为寻求意义。我们再来假设一些欲望：理解的欲望，系统化的欲望，组织的欲望，分析的欲望，寻找联系和意义的欲望，创立一个价值系统的欲望。

    一旦允许讨论这些欲望，我们会发现它们也组成了一个小小的层次系列，其中了解的欲望优先于理解的欲望。我们曾描述过的优势层次集团所具有的一切特征似乎也适用于这个小集团。

    在认知需要和意动需要之间，我们必须防止采取简单的二歧式，因为这种情况极易发生。了解和理解的欲望本身就是意动的，即它们具有力争的特点，并且如同基本需要一样，也属于人格需要。再者，正如我们所知，这两个集团是相互关连而不是完全分离的，并且它们是彼此协作而又相互制约的。在某些人身上，确有真正的审美需要。丑陋会使他们致病（以特殊的方式），身临美的事物会使他们痊愈，他们积极地渴望着，只有美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

    较高级的审美生存需要

    相对于其他需要而言，我们对审美需要的了解更少，但我们无法回避它们，因为历史、人类美的属性和美学家已经在这里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我曾以经过选择的人为对象，在临床上人格学的基础上努力尝试研究这种现象并且至少使我自已确信，在某些人身上，确有真正的审美需要。丑陋会使他们致病（以特殊的方式），身临美的事物会使他们痊愈，他们积极地渴望着，只有美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这种现象几乎在所有健康儿童身上都有体现。这种冲动的一些证据发现于所有文化、所有时期，甚至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

    我们不可能将审美需要和意动、认知需要截然分开，因为它们相互交融在一起。秩序的需要，对称性的需要，闭合性的需要，行动完美的需要，规律性的需要，以及结构的需要，可以统统归因于认知的需要、意动的需要或者审美的需要，甚至可归于神经过敏的需要。至于我，将这个研究领域考虑为格式塔心理学和动力心理学的会合点。例如，当一个人看到一幅斜挂在墙上的画时，便有不可遏抑的意识冲动要去把它挂直，这意味着什么？说到增强挫折容忍力这种现象，最重要的满足似乎很有可能是在生命的早些时候形成的。这就是说，在生命的早年就被培养成坚强、有信心的人往往在后来的任何威胁面前仍旧保持这样的性格。

    生存基本需要的特点

    虽然我们始终爱把这个集团搞得等级分明，但其实各等级之间并不像我们所说的那么固定和刻板。的确，我们研究的大多数人的这些基本需要似乎都是按照已经说明过的等级排列的，但是也一直可以发现许多例外。

    另有一些显然是具有创造性的人，他们的创造驱力似乎比其他任何一种反向决定因素都重要。他们的创造性的出现不是作为由于基本需要的满足释放出的自我实现，而是作为不顾基本需要满足的匮乏的自我实现。

    有一些人的理想目标可能永远处于压低或者压抑状态，也就是说，在层次序列中占劣势的目标可能干脆被丢失，并且可能永远消失，结果，这个在一种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度日（如长期失业）的人，可能在余生中仅仅满足于获取足够的食物。

    永久丧失爱的另一例证是指所谓的变态人格。根据掌握的最好材料来看，这些人从生命的头几个月开始就缺乏爱的哺育，现在已经永远丧失了爱的需要和给予，以及接受感情的能力（如同动物因出生后并未立即锻炼而丧失了吸吮或者啄食的反应能力一样）。

    一个可以长期得到满足的需要被抹杀了价值，这是导致等级颠倒的另一原因。从未体验过长期饥饿的人很容易低估它对人的折磨，将食物看成可有可无的东西。如果他们为高级需要所控制，这个高级需要的重要性似乎压倒一切，那么很有可能，甚至确有其事，他们可能为了这个高级需要而使自己陷入不能满足某种更基本的需要的困境。我们可以设想，在这种更基本的需要长期匮乏之后，会出现这两种需要的等级颠倒。这样，优势需要将会在可能曾经将它轻易放弃的人的意识中占据优势地位。例如，一个为保其自尊而宁愿失去工作的人，在经历了6个月左右的饥饿后，可能愿意找回工作，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

    我们也有可能始终是从意识或欲望的角度而不是从实际行动的需要来谈层次，因而导致了表面上的层次颠倒。观看行为本身可能给我们带来错误的印象。我们的观点是，当一个人同时缺乏两种需要时，他会想要其中更基本的一个，这并不意味着他一定按照自己的欲望行事。让我们再次强调，除了需要和欲望，行为还有许多的决定因素。

    比方说，有的人把自尊看得似乎比爱更重要。层次序列中的这种最普通的等级颠倒通常起因于这样一种概念的发展：最有可能获得爱的人是一个意志坚定或者有权威的人，他们令人尊敬或者敬畏，充满自信或者勇敢。因此，缺乏爱并且寻求爱的人可能竭力表现得具有进攻性和自信心。然而实质上，他们寻求高度的自尊以及自尊在行为上的表现方式与其说是为了自尊本身，不如说是将它作为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他们的自我表现是为了爱，而不是自尊本身。

    相比之下，或许涉及理想、高尚的社会准则、价值观等的例外是更为重要的。具有这类价值观的人会成为殉道者，他们为追求某个理想或价值可以放弃一切。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根据一个基本概念（或者假设）来理解这些人。这个概念可以称为由于早期的满足而增强的“挫折容忍力”。

    在生活中基本需要一直得到满足，特别是在早年得到满足的人似乎发展了一种经受这些需要在目前或将来遭到挫折的罕有力量，这完全是由于他们具有作为基本满足的结果的稳固健康的性格结构。他们是坚强的人，对于不同意见或者对立观点能够泰然处之，他们能够抗拒公众舆论的压力，个人能够为坚持真理而付出巨大代价。正是那些给予了爱并且获得了充分的爱，与多人有着深厚友谊的人能够在仇恨、孤立、迫害中岿然不动。

    以上所述抽掉了这样一个事实：所有关于挫折容忍力的全面讨论中还包括一定程度上的习惯问题。例如，那些习惯于长期忍受某种程度的饥饿的人也许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更能忍受食物的匮乏。对于形成习惯的倾向，如以往的满足哺育了现在的忍受挫折能力的倾向，我们应该在二者之间做怎样的平衡呢？这仍旧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同时，我们可以假设两种倾向都在起作用，二者并行不悖，因为它们并没有根本上的冲突。

    说到增强挫折容忍力这种现象，最重要的满足似乎很有可能是在生命的早些时候形成的。这就是说，在生命的早年就被培养成坚强、有信心的人往往在后来的任何威胁面前仍旧保持这样的性格。谈到这里，我们的理论性讨论可能造成一种印象，这五个层次需要似乎是按下面的关系排列的：如果一个需要得到满足，另一个需要相继产生。这个说法可能会造成这样一种认知：一个需要必须完全彻底地得到满足，下面的需要才会出现。

    事实上，对于大多数正常人来说，其全部基本需要都部分地得到了满足，同时又都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缺憾。要想更加真实地描述这个层次序列，就应该在这个优势层次序列中逐级减小满足的百分比。例如，为了说明情况，我可以任意假定一些数字，或许一般公民大概满足了85%的生理需要，70%的安全需要，50%的爱的需要，40%的自尊需要，10%的自我实现需要。

    优势需要满足后出现新的需要，是从无逐渐变为有的，而不是突然从天而降。如果优势需要A仅满足了10%。那么需要B可能杳无踪影。然而，当需要A得到25%的满足时，需要B可能显露5%，当需要A满足了70%时，需要B也许显露出50%等等。表面差异的具体欲望在不同的文化中新表现出来的相对统一性，也是基本需要分类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任何具体文化中的某个人的有意识动机的内容通常会与另一个社会中某个人的有意识动机的内容截然相反。

    生存需要的文化特性

    需要的有意识和无意识都不是绝对的。然而从整体来看，在一般人身上，它们经常是无意识的，但我们没有必要查找一大堆证据来表明无意识动机的绝对重要性。单纯以优先为根据，可以推测无意识动机从总体看来比有意识动机重要得多。我们称之为基本需要的东西，通常大部分是无意识的，尽管富有经验的人可以利用适当的手段把它们变为有意识的。

    表面差异的具体欲望在不同的文化中新表现出来的相对统一性，也是基本需要分类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任何具体文化中的某个人的有意识动机的内容通常会与另一个社会中某个人的有意识动机的内容截然相反。然而，人类学家的共同经验是，人们之间，甚至不同社会的人们之间的相近程度远比我们首次与他们接触时产生的印象要大得多，并且随着我们对他们的了解的加深，我们似乎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共同点。于是，我们认识到，最惊人的差异不过是表面的，不是根本的，例如，发型和衣服款式的差异，对食物喜爱的差异等等。

    我们对基本需要的分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试图解释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表面的多样性后面的这种统一性。但是我们无意强调这种统一性对于所有文化来说都是绝对的。我们的观点仅仅是，它比表面的意识欲望相对更加重要、更普遍、更根本，并且更加接近人类共同的特性。与表面的欲望或行为相比，基本需要更加为人类所共有。在动机决定因素的范围内，任何行为都往往由几个或者全部基本需要同时决定，而非只由其中的一个决定，由一种动机决定的情况极其罕见。

    行为的多种动机

    某种行为的产生，绝不是由单纯的唯一的需要或者单一的因素来决定的。举例说，任何看来是由生理需要促动的行为可能有多种动机，如吃东西、性享乐等。心理学家通过长期临床研究发现，任何行为都可能是多种冲动发泄的渠道。也可以这样说，大多数行为由多种动机促成。在动机决定因素的范围内，任何行为都往往由几个或者全部基本需要同时决定，而非只由其中的一个决定。

    由一种动机决定的情况极其罕见。吃东西可以部分地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另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其他需要，改善其他需要的状况。一个人进行性行为，可能不仅出于性欲发泄的目的，而且还要确立自己男性的自信，或者是为了通过征服获得强者的感觉，或者是为了赢得爱情依赖感。作为说明，我想指出，如果不是在实践上，也至少是在理论上对某人的一个单一的行为尽可能进行分析，从中发现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的表现根源。这一点与特质心理学中更幼稚的一派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用一种品质或者一个动机来解释一种行为，例如，一个进攻性行为的起因仅仅是一种进攻性的特质。

    除了动机以外，行为还有许多决定因素。行为并非全部都由基本需要决定，甚至有的行动可以是没有动机的。例如，有一类重要的决定因素是所谓外界。至少在理论上，行为完全可以由外界决定，甚至由具体的、孤立的外界刺激决定，如联想或一些条件反射。如果外界给予“桌子”一词作为刺激，我立即感觉到记忆中桌子形象，或者想起一把椅子，当然这时我的基本需要并非是“桌子”和“椅子”。

    另外，我们再次重申的概念是关于基本需要或者动机的接近程度。一些行为的动机非常明确，另一些行为的动机不甚明确，还有一些行为则根本没有动机（但是所有行为都有其决定因素）。

    要特别注意表现性行为与应对性行为之间的根本区别。表现性行为并不试图做什么，它只是人格的反映。蠢人言行愚笨，并不是他想要或者有意去这样做，也不是他有这样的动机，而完全是由于他就是他。同样，我说话时用男低音而不用男高音或女高音也是一个道理。一个健康孩子的漫不经心的动作，一个愉快的人独自一人时面带微笑，健康者走路时脚步的轻快和他站立时挺直的姿态，这些都是属于表现性的，非机能性的行为。另外，一个人言谈举止的风格，无论有无动机，几乎总是表现性的。

    那么，是否所有行为都表现或者反映了性格结构呢？答案是否定的。生搬硬套的、习惯的、机械的或者随俗的行为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由刺激物引起的行为就属于这种情况。

    最后有必要强调，行为的表现性和行为的目的性不是两个相互排斥的范畴，一般的行为通常二者兼而有之。一个健康者在根本上受其发展和实现自己最充分的潜力和能力的需要促动。如果个人在任何活跃的、长期的具有任何其他意义的基本需要，那么他简直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人……

    促进需要的充分潜力

    根据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动机的内容与基本目的的关系，其重要性各不相同。一种对冰淇淋的欲望可能实际上是一种对爱的欲望的间接的表达，在此种情况下，这种对冰淇淋的欲望就成了极为重要的动机。但如果冰淇淋只被当作爽口之物，或它仅仅引起偶然的食欲，这种欲望则相对弱得多了。日常的有意识的欲望应该被看作是征兆，是更基本的需要的表面指示物，假如我们只承认这些表面的欲望的表面价值，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完全的混乱状态。这种状态永远不可能被解除，因为我们忙于认真处理的是征兆而不是潜伏在征兆后面的更本质的东西。

    心理病是由挫伤重要的需要导致的，而不会由挫伤不重要的需要引起的。因此，任何一种心理病理论都必须以合理的动机理论为基础。冲突或者挫折不一定会致病，只有当它们威胁、挫伤基本需要或与基本需要紧密相关的不完整需要时，才会致病。

    已经满足的需要的作用已经多次指出，我们的需要通常是在占优势的需要得到满足后才会出现。满足因而在动机理论中具有重要作用。不仅如此，需要一旦满足，就不再起积极的决定或者组织作用。例如，一个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人不再有尊重、爱、安全等需要。他只可能在一种几乎是玄学的意义上被认为有这类需要：一个吃饱的人有食欲，或者一个装满的瓶子有空隙。如果我们的兴趣仅在于什么东西实际上正在促动我们，而不在于什么东西已经、将要或者可能促动我们，那么，一个满足了的需要就不是促动因素。对于所有已经完全不存在、完全消失了的实际目的，我们都必须考虑这一点。这一点应该特别注意，因为在我所了解的每一种动机理论中，它不是被忽视就是被否定。

    极为健康、正常、幸运的人没有性、饥饿、安全、爱、名誉或自尊的需要，只有在具有短暂威胁的偶然时刻，它们才会出现。如果要作补充，我们也必须断言，病理反应能力是每个人都具备的，例如巴宾斯基的研究，因为人的神经系统一旦遭到破坏，这些反应就会出现。

    这样考虑导致一个惊人的结论：人只要任何一个基本需要受到挫折，就可以把他想像为病人。这相当于我们把缺乏维生素或者无机物的人称为病人。谁会否认爱的匮乏不如维生素的匮乏重要呢？既然我们了解爱的匮乏的致病作用，谁能说我们倾向于价值问题的方式比医生诊断和治疗皮肤病或者坏血病时更不科学、更不合逻辑呢？一个健康者根本上受其发展和实现自己最充分的潜力和能力的需要促动。

    如果个人在任何活跃的、长期的具有任何其他意义的基本需要，那么他简直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人，就像他突然显现出一种强烈的缺盐症或者缺钙症一样，他肯定有病。如果我们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病态”一词，我们还必须公正地正视人与他的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定义一个明确含义：既然一个基本需要受挫折的人应该被看作病人，而且这种基本需要的挫折完全由这个人之外的力量造成，那么这个人的疾病完全源于这个社会的某种疾病。因此，我们就该这样给良好或者健康的社会下定义：它通过满足人的所有基本需要来允许人的最高意图出现。

    如果这一论点显得不突出或模糊，你可以认为它只是在我们不断变换方式考察人类更深层的动机时要出现的许多模棱两可的论点之一。当我们探索人究竟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时，我们就接触到了人的本质。达到目的的手段可能最终成为满足本身，那时，它们与最初的起源只有记忆中的联系。人们可能最终会需要它们本身。

    达到生命目的的生存手段

    阿尔波特已经详细描述并概括了这一原理：达到目的的手段可能最终成为满足本身，那时，它们与最初的起源只有记忆中的联系。人们可能最终会需要它们本身。这一关于在有目标的生活中，学习与变化的巨大重要性的论点，将以往每一件事都变得具有复杂性。这两套心理学理论原理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它们是相互补充的。我们是否可以根据一直使用的标准，把通过这种途径所获得的需要认定为基本需要，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无论如何，高级基本需要经过长期的满足后，可能变得既独立于它们的更强有力的先决条件，又独立于它自身的满足，即一个在其生命早期爱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成年人，在安全、归属以及爱的满足方面比一般人更加独立。我倾向于将性格结构看成是心理学中功能自主的重要例证。那些坚强、健康、自主的人最能经受住爱和声望的挫折。然而，在现实社会中，这种坚强和健康通常是由于安全、爱、归属和自尊的需要在早年长期得到满足的结果。此人的这些方面在功能上已经具有自主性，即独立于曾产生这些方面的满足本身。

    虽然我们要在低级需要得到满足后才转而对高级需要感兴趣，但人们在满足了高级需要，并获得了价值和体验之后，高级需要会变得具有自治能力，不再依赖低级需要的满足。人们甚至会蔑视与摒弃使他们得以过上“高级生活”的低级需要的满足，这就像第三代的富裕为第一代的富裕感到羞耻一样。高级需要也许不是偶尔在低级基本需要的满足后出现，而是在强迫、有意剥夺、放弃或压抑低级基本需要及其满足后出现，如禁欲主义、理想化、排斥、约束、迫害、孤立等的强化作用。

    人的平衡挫折与病理状态

    我们探讨了人类动机，我们还要考察这一探讨的部分理论后果，并且以此作为对片面强调挫折和病理状态的一个积极的或健康的平衡。

    众所周知，将基本需要按优势的强弱或力量的强弱排成等级是人类动机生活组织的主要原理。健康人的优势需要一经满足，相对弱势的需要便会出现，定时赋予这个组织生命的主要动力原则。生理需要在尚未得到满足时会主宰机体，同时迫使所有能力为其服务。并组织它们，以使服务达到最高效率。相对的满足平息了这些需要，使下一个层次的需要得以出现。后者继而主宰、组织这个人，结果，他刚从饥饿的困境中逃脱出来，现在又为安全需要所困扰。

    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等级集团中其他层次的需要，即爱、自尊和自我实现。还可能有这样的情况：高级需要也许不是偶尔在低级基本需要的满足后出现，而是在强迫、有意剥夺、放弃或压抑低级基本需要及其满足后出现，如禁欲主义、理想化、排斥、约束、迫害、孤立等的强化作用。据说这些情况是很常见的，但我们对其性质以及发生的频率了解甚少。但是，不管怎样，这类现象与我们的论点并不矛盾，因为我们并未强调说满足是力量或者其他心理急需物的唯一源泉。

    限于满足理论的特殊性、不完整性，它不再具有独立的合理性，因此不可能单独存在。至少，只有与挫折理论，学习理论，神经病理论，心理健康理论，价值理论，约束理论等结合，它才可能合理。行为的心理因素与主观生活、性格结构组成一个复杂的网，在这当中，我们不是把全景都描绘出来，而是任意假定除了基本需要的满足之外还有其他决定因素，假定满足与匮乏各自都有理想与不理想的后果，假定在重要方面的基本需要的满足与神经病需要的满足不同。任何需要的满足，只要是真正的满足，也就是对基本需要而不是对神经病需要或虚假需要的满足，有助于决定性格的形成。不仅如此，任何真正的需要的满足都有助于个人的改进、巩固和健康发展。

    满足是需要产生的附带现象

    一个需要被平息，更高级的需要随之出现，这是任何需要满足所产生的根本后果。其他后果是这一基本事实的附带现象。这些从属的后果有：

    对于旧的满足物和目的物的独立，对于旧的满足物和目的物的一定程度的轻视，同时，又隶属于一直被忽视、不被需要或只是偶然被需要的新的满足物和目的物。这种新旧交替的现象包含许多第三级的后果。这样，在兴趣方面就有了变化：一些新的现象首次变得有趣，而旧有的现象则变得乏味，甚至令人厌恶。这等于说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

    大体来说，往往有这些情况：在更高估价尚未满足的需要中，力量最强的需要的满足物；轻视其中力量较弱的需要的满足物（并且轻视这些需要的力量）；轻视甚至贬低已经得到满足的需要的满足物（同时贬低这些需要的力量）。这种价值观的改变伴随一个从属的现象：在一个可以粗略断定的范围内重新建立关于未来、尤赛琴、天堂和地狱、美好生活，以及个人无意识愿望的满足状态的人生观。

    在此前提下，认识能力发生变化。由于机体有了新的兴趣和价值观、注意力、感觉、学习、记忆、遗忘、思维，这一切同样在一个可粗略断定的范围内被改变。

    这些新的兴趣、新的满足物和新的需要不仅新，而且在某些意义上更高级。当安全需要满足后，机体被解放出来去寻求爱、独立、尊重、自尊等等。将机体从较低级和自私的需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最容易的办法，就是满足这些需要。

    任何需要的满足，只要是真正的满足，也就是对基本需要而不是对神经病需要或虚假需要的满足，有助于决定性格的形成。不仅如此，任何真正的需要的满足都有助于个人的改进、巩固和健康发展。这就是说，任何基本需要的满足（只要我们能够孤立地谈论这个满足），都是背离神经病的方向而向健康的方向迈进了一步。毫无疑问，哥尔德斯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长远考虑，将任何特定需要的满足都看作是向自我实现前进了一步。

    除了这些一般后果外，特定需要的满足和过分满足还有一些特殊的后果。例如，如果其他因素相同，安全需要的满足会特别产生一种主观上的安全感、更安稳的睡眠、危险感消失、更大胆、勇敢等。需要满足的任务几乎完全限制在内在地欣赏满足物之内。在漫长的选择过程中，除了对于非基本需要外，可能没有偶然的和任意的选择。

    生存方式和基本需要的满足

    探讨需要满足的意义的一个首要结果，是对于研究者过分夸大联合学习作用的持续增长。

    总的说来，满足后的现象，如在饱餐后任何食欲的消失，在满足安全需要后防御的类型和数量的改变等，都说明了增长的练习（或重复、使用、实践）的消失，增长的报偿（或满足、赞扬、强化）的消失。此外，不仅诸如那些满足现象，显示了不顾它们在适应中获得改变而轻视联想的规律，而且检验也证实了，除了第二位的方式外，任意联想是不包括在内的。所以，如果学习的定义只强调刺激和反应之间的变化是不够的。

    需要满足的任务几乎完全限制在内在地欣赏满足物之内。在漫长的选择过程中，除了对于非基本需要外，可能没有偶然的和任意的选择。对于爱的渴求，可能只有一种真正的长久的满足物，即诚实以及令人满意的感情。对于性饥饿、食物饥饿或极度干渴的人，只有性、食物或水才将最终适用。这是一种由韦特海默、科勒以及阿施、阿恩海姆、卡特那等格式塔心理学家作为心理学的中心概念强调的内在的适当。在这里，没有什么偶然的搭配或意外的、任意的设置，也没有什么信号、前兆或与满足物有关的东西。我们必须用墨菲的疏通作用，而不是纯粹的联想来表达这种情况。

    将机体的目的看作完全合理的事，是对于联合学习、行为主义学习理论批评的实质。它彻底解释了不明确的目的手段的熟练问题。作为对照，此外提出了基本需要理论关于机体最终目的和价值的看法。这些目的存在于机体内部，对于机体具有内在价值。因此，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机体将会做任何必要的事，甚至学习一些任意的、不相干的、琐碎和微小的步骤。这些步骤也许是实验者可能提出的达到目的的唯一途径。当这些方法不再获得内在满足物（或内在强化物）之时，它们自然就被束之高阁，弃之脑后。

    那些行为的和主观的改变，似乎清楚地说明了，满足不能仅由联合学习规律来解释。的确，它很可能只是扮演次要角色。假如一位母亲经常吻自己的孩子，那么内驱力本身就会消失，孩子不再渴望亲吻。

    即使能从顿悟或渐悟得来的那些理论根据，也不能断言性格特征是单由学习造成的。这种对学习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它对精神分析家的发现所表现的冷静而显得较为中肯。但是，由于它理性地强调认识外部世界的本质结构而仍显得太狭隘。与联合学习或格式塔学习相比，我们需要同人体内的认知和意动的过程有更强有力的联系。

    我不想进行任何详细的讨论，而只是试图提出一些可称为性格学习或内在学习的概念，它们是以性格结构而不是以行为为中心，其主要内容是：独特的（非重要性的）和意味深长的经历的教育作用；由重复的体验引起的感情的变化；由满足挫折的经历引起的意动的变化；某几类早期经验引起的显著的态度、希望、甚至人生观的转变；由机体的体验选择吸收作用的变化的结构所产生的决定因素。

    之所以这样考虑是为了进一步考察学习和性格形成之间是否存在更密切的关系。正如杜威所指出的，最终将典型的、模范的学习解释为性格形成上的变化，即走向自我实现及其超越的运动，对于心理学家来说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在所有的实验中发现，一个充分满足的需要遵循自己特殊的轨道，然后根据其性质，或者是全然消失，如吸吮行为；或者是在实验对象的以后生活中维持理想化的低水平，如活动性。

    需要的满足和性格的形成

    在探讨学习与满足时，只是把需要满足与性格品质的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搞清楚。这种理论不过是挫折与心理病理之间早已公认的关系在逻辑上必然的对立物。

    如果要把挫折的对立物（即满足）视为敌意的对立物（即友善）的一个优先决定因素，同样也有一定道理。精神分析的发现同样强烈地包含这两种情况。而且，尽管我们还没有明确的理论体系，但心理治疗的实践却以它对于心甘情愿的保证、支持、允许、赞同、许可的强调，即对于患者的安全、爱、保护、自尊、价值等需要的绝对满足的强调承认了我们的假设。对于儿童的爱、独立、安全等的匮乏常常立即给予直接的替代治疗或满足治疗，即给予爱、独立或安全的满足，其效果尤为明显，不过这种治疗也有限度。

    虽然实验资料的缺乏让人感到遗憾。不过已有的资料已经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例如列维的实验，这种实验的一般方式是取一组刚出生的动物，例如幼犬，使它们的某种需要，例如吸吮需要得到满足，或遭受一定程度的挫折。

    这类实验包括小鸡的啄食行为，婴儿的吸吮行为以及各类动物的活动。在所有的实验中发现，一个充分满足的需要遵循自己特殊的轨道，然后根据其性质，或者是全然消失，如吸吮行为；或者是在实验对象的以后生活中维持理想化的低水平，如活动性。在那些某种需要受到挫折的动物身上出现了各种半病理现象，其中与我们的讨论密切相关的是，第一，坚持已超过正常消亡时期的需要；第二，大大加强了这一需要的活动性。

    应该强调的是，列维关于爱的需要的实验揭示了生命早期满足与成年性格形成之间完整的联系。健康成年人的许多典型品质是童年爱的需要满足的积极后果，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品质包括宽容被爱者的独立的能力，忍受爱的匮乏的能力，爱但又不放弃自主性的能力等等。

    如果我尽可能明确地、直观地描述对立的理论，它可以归纳为：充分热爱孩子的母亲在孩子身上（以奖励、强化、重复等方式）培养了一种以后生活中对爱的需要的力量减弱的倾向，例如，亲吻的可能性减小，更少依恋母亲等等。教会孩子从各个方面寻求感情，并且对感情怀有永久的渴望的最好途径是，在一定程度上拒绝给他们爱。这是机能自主性原理的又一个例证，它曾使阿尔波特怀疑当代学习理论。

    心理学的教师们在讲到对孩子进行自由选择实验时，往往将性格品质的行成归功于训练。“如果孩子从梦中醒来后，你就把他抱起来，那么，他不是就学会了在想要人抱他的时候就哭喊起来吗（因为你鼓励了这种哭喊）？假如孩子要吃什么你就给什么，难道他不会被宠坏吗？如果你注意孩子的滑稽举动，他不是就学会装憨弄傻来吸引你的注意了吗？如果你迁就孩子，他不就会一味地要求放任自流了吗？”要回答这些问题，仅仅靠学习理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求助于满足理论和机能自主理论。动力儿童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一般文献，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资料。

    另一类支持关于需要满足与性格形成之间关系的论点的资料，可以从能够直接观察到的满足的临床效果中获得。任何与人直接接触的人都能获得这类资料，并且可以确信，它们几乎在每次治疗接触中都会出现。

    检查基本需要满足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是能够说服我们自己的最简易的方法，检查从力量最强的需要开始。就生理需要而言，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不会将食物或水的满足视为性格品质，虽然在其他的文化中，我们的态度有可能不同。然而，即使在生理需要的层次上，我们也遇到了对于我们的论点来说是难以决定的两种可能。

    如果我们可以谈论休息和睡眠的需要，当然也就可以谈论它们的挫折以及挫折的效果（困乏、疲劳、精力不济、萎靡不振、甚至可能有懒惰、嗜睡等等）。这就是原始需要满足的直接后果。它们如果不是公认的性格品质，至少对于人格的研究者有明确的意义。虽然我们尚未习惯于这样考虑问题。但这个观点也适合于性的需要，如性压抑，以及对立面性满足的范畴。不过对此我们还没有确切的概念。

    不管怎样，我们可以有充足的资料来探讨安全需要。担心、恐惧、害怕、焦虑、紧张、不安和极度不安，都是安全需要受到挫折的后果。同类的临床观察清楚地显示了安全需要满足的相应效果，如焦虑以及紧张的消失，具有安宁感，对未来有信心，有把握，感到安全等等。无论使用什么词语，感觉安全的人与惶惶不可终日者之间有着性格上的区别。

    其他基本的情感需要，如归属、爱、尊重和自尊的需要，也有这种情况。这些需要的满足引发了诸如深情、自尊、自信、可靠等特性。

    需要满足的特性产生的后果与一般品质有很大关系：仁慈、慷慨、无私、宽容（与偏狭相对）、沉着平静、愉快满意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品质。这些品质似乎是一般需要满足的间接后果，即不断改善的心理生活状况的间接后果。

    需要满足的特性产生的后果与一般品质有很大关系。我们的资料不允许我们断言，它是否是更强有力的决定因素，这通常被当作徒劳无益的问题而忽视。然而，偏重强调两方中任何一方所产生的后果的对比是相当鲜明的，我们至少必须意识到这个问题。性格教育是否能在课堂里进行？书本、演讲、问答式教育以及劝戒是否是可以使用的最好工具？讲道、全日制学校是否能造就出好人？是否好的生活就能造就出好人？是否爱、温暖、友谊、尊重以及善待儿童，对于儿童后来的性格结构有更重大的影响？这些都是由于坚持两种不同的性格形成理论而提出的两种不同的问题和观点。在健康人身上发现的对于环境的相对独立性当然不意味着与环境隔绝，它只意味着在这些接触中，人的目的是根本的决定因素，环境不过是达到自我实现目的的手段。

    需要满足和生命健康

    举例来说，甲在一个危险的丛林中已经生活了几个星期，他靠不时遇到的食物和水勉强维持生存。在同样的环境中，乙除了能维持生存外还有一支枪，一个入口可以关闭的秘密山洞。丙除了有乙的条件外，身边还有两个人。丁比起上述几个人来，身边还多一个最亲爱的朋友。戍身处同一个丛林，除拥有上述所有条件外，他还是那个小群体里很受尊重的领导者。于是我们可以依次称这些人为：勉强维持生存者，安全需要得到满足者，归属需要得到满足者，爱的需要得到满足者，尊重需要得到满足者。

    这不仅是一系列不断增加的需要满足，也是一系列不断加强的心理健康程度。很明显，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条件下，一个安全、归属、爱的需要得到满足的人，比只有安全和归属需要得到满足，但在爱的感情上遭受拒绝、挫折的人更健康（根据任何合理的定义）。假如在此基础上，他又获得了尊重和羡慕，并且进而发展了自尊心，那么他就更加健康了。

    所以说，好像需要满足的程度关系着心理健康的程度。我们是否能够进一步证实这种联系的极限——证实完全的满足等于理想的健康呢？满足理论至少可以暗示这样一种可能。尽管这一问题的答案亟待未来的研究，然而仅仅陈述这样的设想都会将我们的视线引向被忽视的事实，并且要求我们重新提出这个陈旧的、有待探索的问题。

    例如，我们可以承认通往健康的途径可有多条。然而，现在我们就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放弃基本需要的满足，通过苦行、约束、挫折、悲剧和经受不幸之火锻炼而获得健康的实例究竟有多少？也就是说，以满足或幸福为基础的健康，以及以苦行主义或者挫折、不幸为基础的健康，它们各占怎样的比例？

    恰如韦特海默与他的学生们所做的，这种理论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利己。他们将所有需要都看成事实上是利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的确，哥尔德斯坦和我都是在高度个人主义的程度上解释自我实现这个最终需要的，但是，对于非常健康的人的研究经验表明，他们既是极有个性的，同时又与社会和睦相处。

    当我们设立满足健康（或者幸福健康）这一概念时，我们无疑是与哥尔德斯坦、荣格、阿德勒、安吉亚尔、霍尼、弗洛姆等站在了一起。而且，那些假定有机体内有一种向更全面的方向发展的积极倾向的人，都会不断地加入我们的行列。因为，如果我们假定一个典型健康的机体的需要得到满足，从而摆脱了束缚而追求自我实现，那么我们就等于假设这个机体是根据内在的发展倾向从内部发展的，是柏格森意义上的发展，而不是行为主义环境决定论意义上的外部发展。患神经病的机体是一种缺乏某些满足的机体，那些满足只能来自环境。因此，它更多的依赖环境而更少具有自主性和自觉性。也就是说，它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环境的性质而不是由自身的内在本质塑造的。

    在健康人身上发现的对于环境的相对独立性当然不意味着与环境隔绝，它只意味着在这些接触中，人的目的是根本的决定因素，环境不过是达到自我实现目的的手段。这如果不是生理上的自由，就是心理上的自由。为什么与某一幅绘画、某一首乐曲、某一位妇女相处得久了会产生厌烦？为什么与另一幅绘画、另一首乐曲、另一位妇女的同样时间的相处却产生了更多的兴趣和更大的快乐呢？

    生命心理治疗的动力因素

    是否可以这样说，在实际治疗或改进的动力中起根本作用的是基本需要的满足。由于它一直被忽视，我们确实有必要承认它至少是这类因素中的一个，并且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在摩尔的著作中详细描述了需要的满足和挫折决定兴趣的几种方式。

    对态度、兴趣、趣味、价值观的更深入地研究是可能的，最终必然包括对于道德、价值、伦理的讨论，当然，其范围必须超越礼仪、礼貌以及其他社会风俗。习惯上将态度、趣味、兴趣、甚至还有各种价值观却看作是联合学习的结果，似乎除此之外其他的因素都是次要的，即仿佛它们完全是由机体外的任意力量决定的。然而，内在的需要和满足的效果也在起作用。

    假如我们要找到一个对人格分类有用的工具，那就需要将基本的感情需要的层次满足看作一个线型的连续体。假如大多数人都有类似的机体需要，那么在这些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上每个人都能与任何其他人进行比较。这是整体的或有机体的原理，因为它根据一个单一的连续体来对完整的人进行分类，而不是根据大量的、毫不相关的连续体来将人的各个部分或各个方面归类。

    除去过分满足以外，究竟什么是厌烦？在这里，我们又可以发现尚未解决和觉察的问题。为什么与某一幅绘画、某一首乐曲、某一位妇女相处得久了会产生厌烦？为什么与另一幅绘画、另一首乐曲、另一位妇女的同样时间的相处却产生了更多的兴趣和更大的快乐呢？

    需要的满足在健康情绪的产生中起了什么作用？为什么情绪的研究者们长期仅限于研究挫折在感情上的效果？

    我们提出的论点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以所有条件相同为前提，抛开少数难以解释的例外，以及暂时略去匮乏和约束的有益效果），不仅改善了人的性格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作为国内和国际环境中的公民与周围的关系。这一点在政治、经济、教育、历史以及社会学上的意义可能是巨大的、明显的。如果讨论哪种挫折或焦虑对社会更有好处，那么为早日结束战争的焦虑要好于只关心自己能否活到70岁。明确地提高挫折的层次（如果我们可以谈论高级挫折和低级挫折），不仅具有个人意义，而且还具有社会意义。

    决定需要的挫折因素

    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看起来荒谬），需要的挫折的决定因素是需要的满足。这是因为甚至要到较低的优势需要满足之后，较高的需要才会出现在意识里。从某种意义上看，在需要尚未出现之前，是无所谓挫折的。一个勉强维持生存的人不会去奢望生活中的高级需要。几何学的研究、选举权、自己城市的好名声、尊重、价值等都不会成为他焦虑的中心，他所关心的是更基本的物质。只有当一定量的低级需要的满足使他的需要达到某一高度时，他的需要才会使他在个人、社会和智力的更广阔范围内感受到挫折。

    绝大多数人肯定在追求他们一直欠缺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推论，然而又肯定不会感到为众人更普遍的满足而工作是无益的。这样，我们同时又学会不指望任何单一的社会改革，例如妇女选举权、免费教育、无记名投票、工会、良好的居住条件、直接选举等，会产生奇迹，但又不低估缓慢发展的力量。

    如果讨论哪种挫折或焦虑对社会更有好处，那么为早日结束战争的焦虑要好于只关心自己能否活到70岁。明确地提高挫折的层次（如果我们可以谈论高级挫折和低级挫折），不仅具有个人意义，而且还具有社会意义。几乎可以说这对于犯罪感和羞耻心也同样适用。人类似乎从来就没有长久地感到过心满意足。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人类容易对自己的幸福熟视无睹，忘记幸福或视它为理所当然，甚至忽略了幸福的价值。

    满足需要引起的病态人格

    很奇怪，科学心理学家一直忽视这一长期为哲学家、艺术家、诗人的议论所充斥的领域。这可能是由于“所有的行为都有动机”这一广泛公认的教条在作怪。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但这里不准备辩明。有一个铁的事实可以被观察到，即一经满足，机体立即放弃压迫、紧张、紧迫、危急的感觉，允许自己变得懒散、松弛、被动，允许自己享受阳光、玩耍嬉戏，或者装饰、擦洗盆盆罐罐，允许自己观察微不足道的事物，遇事漫不经心，往往无意中获得而不是有意识地追求，一句话，变得相对地无目的了。需要的满足导致了无目的的行为的出现。

    物质生活的富裕使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疾病。其症状包括厌倦感、自私自利、自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优越感、对一种不成熟的低水平的眷恋、人与人之间友爱的丧失等。很显然，在任何一段时间里物质生活或低级需要的生活本身并不能给人们带来满足。

    我们也必须面对另一种新的、由心理富裕导致病态的可能。也就是说，病的起因是由于患者得到无微不至的爱护、关怀、被宠爱、崇拜、欢迎所包围，被膜拜到忘乎所以的地步，被推到舞台的中心位置；拥有忠诚的仆人，无论在什么地方，各种欲望都能得到满足，甚至成为人们甘愿为之自我牺牲和自我克制的对象。

    毋庸置疑，我们对这些新现象知之甚少，当然更谈不上具有任何发达科学的意义了。我们所根据的是强烈的怀疑、普遍的临床印象，以及儿童心理学家和教育家逐渐形成的观点：单纯的基本需要满足是不够的，对于儿童来说，他们还必须去体验坚强、隐忍、挫折、约束、限制等感受。换句话说，基本需要的满足最好能被仔细地重新定义，否则它很容易被误解为无限度的溺爱、自我克制，无条件的应允、过分的保护以及奉承等。对儿童的爱和尊重必须至少与对自己作为家长或普通意义上的成年人应得到的爱与尊重协调起来。儿童当然是人，但他们不是有经验的人，必须将他们看成是对许多事情不了解、对有些事情一无所知的人。

    由满足引起的另一类病症表现为可称为“超越性病态”的东西，这是指生活缺乏价值观念、缺乏意义感和充实感。许多人本主义者和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确信——虽然他们没有充足的依据——全部基本需要的满足并不能自动地解决归属感、价值体系、生活目的、人生意义等问题。至少对某些人，特别是年青人，这是在基本需要满足以外另外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后，我要重申一个事实，尽管很少有人想到这一点：人类似乎从来就没有长久地感到过心满意足。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人类容易对自己的幸福熟视无睹，忘记幸福或视它为理所当然，甚至忽略了幸福的价值。对于许多人来说，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即使是最强烈的快乐也会变得索然无味，失去新鲜之感。只有体验了丧失、困扰、威胁、甚至是悲剧的经历之后，才能重新认识其价值。

    对于这类人，特别是那些对实践没有热情、死气沉沉、意志薄弱、无法体验神秘感情，对享受人生、追求快乐有强烈抵触情绪的人，让他们去体验失去幸福的滋味，从而能重新认识身边的幸福，我觉得这样做很有意义。自我实现、自我发挥和自我发展的感觉，越来越彻底地发展和享用自己的资源、潜力的感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成长、成熟、健康以及意志、自由的感觉。

    基本需要的满足现象

    性格特质

    沉着、镇定、平静、内心安宁（与紧张、不安、不愉快、心绪恶劣相对）。

    慈善、友爱、同情、无私（与残忍相对）。

    健康的慷慨。

    宽宏大度（与狭隘、卑鄙、渺小相对）。

    依靠自己，自尊、有信心、信任自己。

    安全，宁静感、无危险感。

    友好（基于性格的敌意相对）。

    对于挫折的更大的忍受力。

    容忍不同意见，对不同意见感兴趣，接受个人差异，从而不再有成见和一般性的敌意（但仍然留有判断力）；更崇高的兄弟、同志感情以及手足般的爱，对他人的尊敬。

    更具有勇气，更少有畏惧。

    心理健康以及它的所有产物；远离神经病、精神变态人格、也许还有精神病。

    更加深刻的民主（没有担忧，对于值得尊敬者的真切的尊敬）。

    松弛；更少紧张。

    更加诚实，真诚，正直；更少假话、更少虚假。

    更强的意志；更能从责任中得到享受。

    人际关系

    对于朋友、爱人、领导等有更高的趣味，对人们有更好的判断力，是更好的选择者。

    对于妇女、儿童、雇员，以及其他权力较小的少数派或者团体的尊重。

    更吸引人，更加美丽，更加善解人意。

    更好的公民、邻居、父母、朋友、爱人。

    更加民主化，更少权威主义。

    更好的心理治疗家。

    政治、经济、宗教、教育方面的进步和开放。

    更少无缘无故的敌意，更多的善意，对他人更有兴趣，更容易与他人趋同。

    认知

    各类认知更加敏锐、更有效、更现实。

    改进了的直觉能力；成功的预感。

    伴随启发和顿悟的神秘体验。

    更多的以现实问题为中心；更少地投射和以自我为中心。

    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改进（指变得更真实、更现实，对自己和他人更少危害性，更加全面，更加整合和具有整体性等等）。

    更具有创造性、更多的艺术性、诗意、音乐、智慧、科学。

    更少刻板得像机器人一般的习惯；更少陈规和旧框框；更少强迫性的标签化；透过人为的范畴和成规对于个体、独一无二性的更好的感觉；更少分类化。

    许多更基本、更深的态度（民主、基本的尊重，对他人的爱、对孩子的爱和尊重，对妇女的尊重等）。

    更少掺杂感情的学习（即喜爱熟悉的事物，尤其对于重要事物更是如此）。

    无目的的学习和潜移默化的学习的更大可能性。

    更少需要简单事物，更以复杂为乐。

    意动—感情

    肉体充分满足和厌腻的感觉，包括食物、性、睡眠等方面，以及一些附带后果，如幸福、健康、精力充沛、欢欣、身体惬意。

    感到安全、平静、有保障，危险和威胁感消失。

    感到有所归属，属于某个集体，感到自己与集体的目标和胜利联系在一起，感到被人承认，有了一个位置。

    爱和被爱的感觉，值得爱的感觉，爱的趋同作用的感觉。

    自我信赖、自尊、自信的感觉，相信自己的感觉；值得尊重、具有声望、领导能力，以及独立的感觉。

    自我实现、自我发挥和自我发展的感觉，越来越彻底地发展和享用自己的资源、潜力的感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成长、成熟、健康以及意志、自由的感觉。

    好奇心的满足，更多的学习和了解的感觉。

    对于理解的满足，这种满足越来越哲理化；向着范围越来越广、包容性越来越大、越来越单一的哲学或宗教靠近；对于联系和关系的理解更加圆满成熟；价值信奉。

    对于美的需要的满足，使人颤抖的激动，对于美的震惊、高兴、狂喜，对称感、适合感、条理感或完善感。

    高级需要的出现。

    暂时或长久地依赖和独立于各种满足物，对于低级需要和低级满足物的不断增强的轻视和独立性。

    厌恶和爱好的感情。

    价值观的改进；趣味的提高；更好的选择。

    愉快的兴奋、高兴、欢乐、幸福、满意、平静、安详、狂喜，它们的强度更大，出现的可能性更大，感情生活更加丰富、健康。

    狂喜、高峰体验、极度兴奋的情绪、意气风发以及神秘体验的更频繁的出现。

    抱负水平和挫折水平的改变。

    走向后动机和存在价值的运动。

    其他各类

    改变了关于天堂、地狱、尤赛琴、美好生活、成功与失败等的图景。

    走向高级价值；走向高级的“精神生活”。

    所有表现性行为的变化，例如，微笑、大笑、面部表情、风度、步态、笔迹；趋向于更富有表现性、更少做作、模仿的行为。

    活力的更替、倦怠、睡眠、安静、休息、清醒。

    充满希望，关注未来（与心情不佳、冷漠、无精打采相对）

    梦幻生活、幻想生活、早期记忆的变化。

    基本性格之上的道德、伦理、价值观的变化。

    脱离充满了得失、输赢、竞争对手的生活方式。当某些作者试图解释动机并给它下定义时，折磨他们的许多问题都是由过分追求行为标准、外部可见标准产生的。动机最初采用的标准就是除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以外的人所采用的标准属于主观性行为。

    生存长期缺失基本满足的特征

    根据“基本需要”所能回答的问题和操作“基本需要”的方法可以给基本需要下定义，我首先要问的是心理变态的根源：“是什么东西造成了人的精神病呢？”我的回答（我认为这是对心理分析的回答的一种修订和改进）简单地说就是：神经病从其核心和起源来看，似乎是一种缺失性疾病；它起源于没有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我称之为需要的东西，这些需要是和对于氨基酸和钙的需要是一样的，即它们的缺失就会引起疾病。

    事实上，有许多神经病的起因并不复杂，只是由于一些心愿，如成功、安全、归属等，未能达成而造成的。我的“资料”是通过12年心理治疗工作和20年人格研究搜集起来的。一项显著的对照研究（在同一时间同一操作情境中做出的）检验了替代疗法的效果，这一研究证实：当这些缺失得到满足的时候，病症就趋于消失。当然还有许多复杂的情况存在。

    由于一些诊疗学家、临床学家以及儿童心理学家拥有了这些结论，这就使得一年比一年更有可能以一种自然的、流畅的、自发的方式，作为实际经验的概括化，来给需要下定义，而不是仅仅为了显得更客观就过早地专断地下结论，先于知识的积累而不是在知识的积累之后这样做。

    如果产生了下述情况，那么它就是基本需要，或类似本能的需要。

    它的缺乏导致疾病；

    它的出现防止疾病；

    它的恢复治疗疾病；

    在某种（十分复杂的）自由选择的情境中，被剥夺的人较之其他满足，更乐于得到它的满足。

    它处于低潮时在健康人身上是不活跃的，或在功能上不出现。

    基本需要还有两个主观特征：一方面体现为惬意感或体验良好，另一方面体现匮乏感或缺失感，就如同有什么东西丢失了似的。

    关于定义的最后一个结论是：当某些作者试图解释动机并给它下定义时，折磨他们的许多问题都是由过分追求行为标准、外部可见标准产生的。动机最初采用的标准就是除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以外的人所采用的标准属于主观性行为。在我感觉到欲望、要求、向往、希望或缺失的时候，我就被激发了。严格说来，尚未发现与这种主观报告相关的客观可见状态，也就是说，还没有找到动机的恰当的行为定义。

    不错，我们不应放弃对主观状态下的客观指标的探寻，在我们终能如愿以偿地发现我们想要找寻的指标时，心理学就会发展到下一个世纪的水平。但是，在我们发现它之前，我们不应该自认为已经具有了它，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我们已有的主观数据。不幸的是，我们不可能要求白鼠提供主观报告；然而，我们却能够要求人这样做。在我们具备更好的资料来源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制止这样做的理由。

    由于这些不能满足有机体的需要，所以把它称为缺失性需要或匮乏需要。这些缺失就像为了健康的缘故必须填充起来的空洞，而且必定是由其他人从外部填充的，而不是由主体填充的空洞。这样做是为了说明它们，以及它们与另一类动机、而且是非常不同的动机加以对比。

    对于我们“需要”钙和维生素C的说法，任何人都不会产生疑问。我要提醒你们，我们有以我全相同的方式“需要”爱的证据。

    心理学家已形成一个新认识，那就是他们必须事先努力使自己保持成长或者自我完成的趋向，而且这些必须平衡、体内平衡、降低紧张、防御以及其他自保动机的概念之上。这是有多种原因的：

    心理治疗

    趋向健康的压力造成治疗的可能性，它是心理治疗的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如果没有这种追求健康的趋势，那么，只要治疗超出防御痛苦和焦虑的范围，它就成为不可解释的了。

    脑损伤的士兵

    哥尔德斯坦的著作是众所周知的。他发现，为了阐明在脑损伤之后人的智能的重新组织，创造自我实现的概念是必需的。

    心理分析

    一些心理分析学家发现，著名的有弗洛姆和霍尼，如果不假定神经病患者具有一种趋向成长、完善发展、实现潜能的冲动，那么，即使是理解神经病，也将是不可能的。

    创造性

    通过研究健康成长着的和健康成长起来的人，尤其是把他们同态的人对比研究的时候，给一般创造性问题带来了许多光明。尤其是艺术理论和艺术教育，特别需要成长概念和自发性概念。

    儿童心理学

    从儿童的日常行为和谈话中可以得出，健康儿童对成长和向前运动充满了喜爱之情，也愿意学新的技能和知识。这恰恰是同弗洛伊德的那种理论相矛盾的，他的理论把每一个儿童都设想成危险地悬在他达到的第一种顺应、每一种静止或平衡状态上。按着这种理论的说法，勉强的、保守的儿童，仍然必须不断地被推上台阶，从他偏爱的安逸休息状态进入一种可怕的新状态。

    然而，弗洛伊德的这个概念仍然不断地被证实，对于不安的惊恐的儿童来说，大部分确实如此；就全人类来说，也的确是这个现状，但就健康幸福、天真的儿童来说，这个现状则不能令人满意，此概念也与实际不相符。在这些儿童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对于成长、成熟的渴望，他们像扔掉一双穿破的袜子一样扔掉过时的顺应。在他们身上，我们不仅清晰地看到对于获得新技能的渴望，而且也看到重新享有它时的最明显的快乐，这就是K·经勒所说的功能渴望。

    对于各种派别里的这些作者来说，著名的有弗洛姆、霍尼、荣格、C·比勒、安吉尔、罗杰斯、G·奥尔波特、沙赫特、林德。对于一些天主教的心理学家来说，成长、个体化、自主、自我实现等等，全都是标示模糊地觉察到的领域的大致同义的术语，而不是严格确定的概念。我认为，现在确定这个还行不通，而且也与需要不相符，这种不是从熟知的事实中自然而然产生的定义，容易起阻碍和歪曲的作用，而不是起好的作用。因为在先验的基础上任意地制造出定义，就很可能是一种错误和误解。关于成长，就我们对它的了解来看，现在还未达到足以妥善地给它下定义的程度。

    成长的意义即可以由正面加以说明，也可以借助反面来衬托、体现，即它不是什么，例如它和平衡、体内平衡、紧张、降低是不同的。然而，这不是给它下定义。

    成长概念的倡导者提出这一概念的原因有二，一方面他们对现有理论不赞成；二是这些理论没有某些新理论在内；部分是因为在旧的价值体系崩溃之后，确实需要能提供关于更好的、新的、人道主义的价值体系的理论和概念。

    然而，眼前这个论述大多是从直接研究心理上健康的个体中引伸出来的。采取这种做法，不仅是由于个人的固有兴趣，而且也是为了给治疗和病理理论以及价值理论提供比较牢固的基础。教育、家庭教养、心理治疗和自我憎爱分明的真正目标，在我看来似乎能通过这样的直接接触来揭示。成长的最终产物是能够教给我们在成功过程中需要懂得的知识。

    另外，我也直率地推论出这种直接研究好人而不是坏人、健康人而不是病态人的体积法，以及对于普通心理学各种可能的积极后果以及消极后果。我应该预先告诉你们，在某人重复了这个研究之前，这些资料不能看成是确实的。投射的可能性是很现实的，当然这不可能被研究者自己察觉到。现在，我准备对健康人和非健康人的动机生活的差异做一下论述，即对由成长性需要激发的人和由基本需要激发的人做一下对比。

    就所涉及的动机状态来说，健康人的安全、从属、爱、尊重和自尊等等基本需要已得到充分满足，因此，他们现在主要是被自我实现的趋向激发（自我实现定义为不断实现潜能、智能和天资，定义为完成天职或称为天数、命运或禀性，定义为更充分的认识、承认个人的内在天性，定义为在个人内部不断趋向统一、整合或协同动作的过程）。

    关于对这个一般性的定义的阐述，同我的那些公开过的定义一样，是属于描述性和操作性的。在那里，我通过描述临床观察到的特征来给健康人下定义。这些特征是：

    优良的现实知觉。

    更能接受自我、其他人和自然。

    增长了自发性。

    问题中心主义的加强。

    增强了超然和独处的愿望。

    增强了自主性，抗拒文化适应。

    更新颖的鉴赏，情绪反应的丰富性。

    更频繁的高峰体验。

    增进了与人类趋同的倾向。

    改变（诊疗心理学者会说是改善）了人际关系。

    更民主的性格结构。

    大大增长了创造性。

    价值体系上的某些变革。

    另外，我也叙述了研究方面的局限性，即由于在选样上和数据效用上的不可避免的缺点，定义不能不受到一定影响。

    从一开始到现在在阐述健康人概念时所遇到的一个主要困境就是由于它具有某些静力学特点，因为一直以来我把研究对象大多定在年老人身上，所以自我实现倾向于被看成是最终的事态，是遥远的目标，而不是被看成能动的、贯穿一生的动力过程；倾向于被看成存在而不是形成。

    为了体现自我实现自始至终前进的特点，也为了更加符合实际情况，可以把成长定义为导致最终自我实现的过程。而且，这样也会防止把自我实现的动机序列设想为全是渐进而没有突变，或者全是突变而没有渐进，在这个序列中，在另一种更高级的需要在意识中出现之前，基本需要必须一个接一个地得到完全满足。这样，成长就不仅在逐渐满足基本需要达到它们“消失”的一点时看到，而且也在超越基本需要的、特殊的成长动机形态中，即在天资、智能、创造倾向、体质潜能的形态中看到。因而有助于我们认清基本需要和自我实现彼此间的矛盾——并不多于童年和成熟之间的矛盾。前者转化为后者，而且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自我实现的人之所以对别人采取无所欲求的不评价、不判断、不干预、不宣判的态度，是因为他们一般没有必要从别人身上抽取满足他的需要的品质，而且从不把别人当工具看待，从而能够更清楚、更有洞察力地知觉和理解其他人的实际情况。

    成长需要与基本需要的差异

    成长需要和基本需要之间的差异是以它们之间差异所形成的结果而反映的。列在下面的这些差异，虽然不是完善的，但总是由成长性需要和缺失性需要这两个相当准确地描述出来的。例如，并不是所有的心理需要都是缺失性需要，也就是说不全是性的、排泄的、睡眠的和休息的需要等。

    可以这么说，屈从于缺失性需要的满足，与他被成长或超越成长、自我实现激发时，在人的心理生活的许多方面是不一样的。下述的一些差异可以把这一点搞清楚。

    对冲动的态度：抵制冲动和认可冲动

    事实上，一切的动机理论，在把需要驱力以及激发使人生气的、叫人苦恼的、令人不高兴的、不适合的阐述时，是一致的；认为被激发的行为、有目标的探索、完成的反应全都是减轻这种不舒适的方法。这种对冲动的态度显然是接受了那种广泛流传的解释，即把动机描绘成是缩小需要、缓解紧张、降低驱力、减少焦虑。

    在动物心理学或把大量动物作为研究对象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看来，这种态度是正常的，这其中的原因也许是动物有缺失性需要。不管事实是否原来就是这样，反正为了客观性起见，我们已经这样对待动物了。目标对象是动物有机体之外的某种东西，因此，我们就能测量动物在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

    对于这一点也应抱理解的态度，也就是说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思想基础也是对动机持相同的态度，即它认为冲动是危险的，我们要与之搏斗。这是因为，毕竟整个弗洛伊德心理学都是以病态人的体验为根据的，而在事实上，病态人在他们的需要和需要的满足与挫折上都经历了不良体验。因此，毫不奇怪，这样的人自然会畏惧、甚至憎恨他们的冲动了，因为这些冲动曾造成他们如此多的烦恼，它们的控制是如此有害，它们经常以压制的方式驾驭他们。

    当然，贬低欲望和需要，这是贯穿哲学、神学和心理学史的经久不变的主题。禁欲主义者，大多数欢乐主义者，尤其是所有的神学家，许多政治哲学家，以及大多数经济理论学家，在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断言愉快、幸福和快乐，实质上都是改善需要、欲望、要求的事态的结果。

    简而言之，欲望和冲动是这些人都不喜欢的东西，这些东西能危害到他们，因此他们都努力去排除它，至少不招惹它。

    这个论点有时也正是对实际情况的准确报告。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需要以及信息需要，对于许多人来说，比如对于心灵闹事者、问题制造者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些在满足需要上有不成功体验的人来说，以及对于那些现在没有指望满足这些需要的人来说，实际上经常是令人讨厌的。

    但是，不管基于何种理由，这些缺失性需要似乎渲染得太离谱了，假如一个人有偿地体验过这些需要；如果现在和将来有指望满足这些需要的话，那么，他就可以认可并喜爱他的这些需要，并且欢迎它们进入他的意识。比方说一个人平时就喜爱某种食物，而这种食物又在需要的时候恰当地出现，那么，食欲在这时是受人欢迎的。食物上的麻烦，在于它扼杀了我的食欲。解渴、睡眠、性的需要、从属需要以及爱的需要等等，确实都与此类似。然而，对于“需要讨厌论”的一个更强有力的驳斥，在对于成长（自我实现）性动机的觉知和关心中发现了。

    由于个人的天资，智力有着程度不一的差异，因此它们无法在自我实现下进行排列，然而，有些特性却是人所共有的，而且，它们一致的地方在于，这些冲动是令人满意和受人欢迎的，是使人高兴和愉快的，人想使它们更多些而不是更少些，而且也在于，假如它们构成了紧张，这些紧张也是令人愉快的紧张。创造者一般都欢迎他们的创造冲动，一般有天资的人都喜爱运用和扩展他们的天才。

    在这样的事例中，谈论紧张缓解是完全错误的。紧张缓解的意思是排除令人烦恼的状态，而现在这些状态并不是令人烦恼的。

    满足的不同效应

    这样的想法中时常缠绕着需要的否定态度，也就意味着有机体的目标是把不如意的需要去除，从而达到紧张中止，达到没有痛苦的平衡、体内平衡、静止和休止状态。

    驱力和需要把清除自身作为主要目的，它目的就是使自己不再受需要的缠绕。把这一点推到逻辑极端，我们就与弗洛伊德死的本能纠缠在一起了。

    安吉尔、哥尔德斯坦、G·奥尔波特、C·比勒、沙赫特以及其他人，都有力地批判了这种本质上是循环论的立场。假如说，组成动机生活的是一些令人烦恼的紧张，而且缓解这些紧张的终产物就是消极地等待更加不受欢迎的烦恼，那么，怎么还会产生变化、发展、运动和倾向性呢？人为什么还要改善、还要更聪明呢？生活的兴趣又意味着什么呢？

    C·比勒指出，稳态论不同于休止论，休止论直率地谈论消除紧张，最好含有零度紧张这样的意思。稳态则不意味着使紧张达到零度，而是要它达到最佳水平。这就意味着，有时要降低紧张，有时则要增加紧张，比如血压可能是太低了，也可能是太高了。

    无论哪一个理论，都不存在贯穿其中的主线，自我实现的增强，智慧能力的提高，人格的提升，这些问题在两种理论中都没有得到体现。为了使贯穿一生的发展具有某种意义，必须求助于一些长期的航线或定向倾向。

    必须估计到，即便是对于缺失性动机，这些理论也没有做适当的描绘。这里缺少的是没有意识到有一种把所有分离的动机事件联系起来、串在一起的动力规律。不同的基本需要以层次等级的方式彼此联系起来，以致一种需要的满足以及它从活动中心移开的后果，并不导致休止状态或禁欲主义的冷漠状态，而是在意识中浮现出一种“更高级的”需要；需求和欲望在继续展开，然而是在更高一级的水平上继续展开。因而，达到休止的理论，即便是对于缺失性动机来说，也是不适当的。

    待我们察看了已确立完毕的成长性动机的人时，那种盼望结束的念头变得毫无意义了，原因在于满足使这样的成长性动机的人滋生了更多的动机；满足提高了而不是降低了兴奋，欲望变得更强也更高了。他们发展他们自己，要求不是越来越少，相反，要求是越来越多，例如对教育的要求就是如此。这种人不仅不走向休止，反而变得更积极了。

    满足增强了而不是减弱了他们的成长愿望。成长本身是一种成功的表现，如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为国家建设培养了人才；如演奏小提琴或成为好木工；扎实地增进对人、对宇宙，或者对自身的了解；在不论哪一个领域中发挥创造性等等。总之有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雄心。

    韦特海默对同一区别的另一个侧面已经做了过多的描述，他说追求目标的活动时间很少不超过他的时间的10%。由于活动自身的缘故，本身可能就固有受欢迎的东西，也可能只是由于它在满足愿望上起了手段的作用才具有了价值。在后一种情况下，当它不再是成功的或有效的时候，活动就丧失了它的价值，不再令人愉快了。而更为常见的情况则是，活动简直完全不令人喜爱，受到喜爱的只是目标。这一点和某种对待人生的态度类似，由于人生最终要进入天堂，所以对人生本身重视较少。以这一观察为基础的结论就是，自我实现的人喜欢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不具备自我实现能力的人只是对偶然遇到的胜利、成功以及奖赏而欣喜若狂。

    生活的这种内在效力，部分来自成长和成长中所固有的愉快。但是，它也来自健康人把作为手段的活动转变为目的体验的能力。因而，即使是作为手段的活动仿佛也像目的活动似的受到喜爱。从性质上看，成长性动机是长期的，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一心一意地梦想做教育家、心理学家等。所有平衡论、稳态论或休止论，只是论述了彼此有关系的一些短期事件。

    奥尔波特小组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指出：计划性和看到未来是健康人的核心本质或天性。实际上，缺失性动机要求紧张缓解和恢复平衡。另一方面，成长性动机则为了长远的和通常达不到的目标而保持紧张。也是在此基础上，成长性动机有条件把成人的形成和婴儿的形成以及人的形成和动物的形成区别开来。

    满足在诊疗和人格上的作用

    缺失性需要的满足和成长性需要的满足，在人格上有不同主观效果和客观效果。假如我可以以概括的方式表示我正在探索的东西的话，那么，缺失性需要的满足避免了疾病，而成长性需要的满足则导致积极的健康。我应当承认，在现时圈定研究意图是困难的。然而，防止威胁和袭击同积极的胜利和成就，保护、防御和保存自己同实现、激励和扩展自己，在诊疗上的差异却是实实在在的。我曾经尝试把这一点表述为：完全的使用过的对比，是防御机制（逃避痛苦）和获取机制（达到成功和战胜困难）的悬殊差别。

    不同种类的愉快

    弗洛姆在区分高级愉快和低级愉快方面，做出了令人赞赏的贡献。这对于突破主体的道德相对性是关键性的，而且也是科学价值论的前提条件。

    他区分出贫乏的愉快和丰富的愉快、要求过分满足的“低级”愉快和生产、创造、发展洞察力的“高级”愉快。随着缺失性需要的过分满足而来的厌腻、松懈和丧失紧张，与一个人在顺利完善地活动时，处在其能力的顶峰时——可以说是在超速活动时，所体验到的机能渴望、入迷、安详相比，至多能够叫做“宽慰”。

    宽慰本身依存于某种需要，但它本身也更易于消失，比随着持续不断成长的过程而来的愉快更缺乏持久性、不变性和稳定性的支持。

    能达到的（一个事件的）目标状态

    缺失性需要的满足倾向于成为间断的和有顶点的。在这里，最通常的图式是从一种能引起有目标的行为的怂恿、激发状态开始，然后渐渐地、平稳地上升到欲望和激动，最后在成功和完成的时候达到顶峰。欲望、激动和愉快的曲线从这个顶峰急剧下降到紧张释放和缺乏动机的平衡期。

    虽然说这个图式并不能让所有人满意，但它始终与成长性动机的情况保持了强烈的对比，无极点和完成的成长性动机，没有欢乐的极点，没有终止的状态，而且如果极端地解释成长性动机的话，它甚至也没有目的。成长是持续地、或多或少地、平稳地向上或向前发展。一个人获得的越多，这个人需求的也就越多，因此，这种成长性需求是无止境的，永远不可能达到满足。

    正是这个原因导致力争、诱导目标的行为、对象和相伴的效应之间的脱离已全部消失殆尽。行为本身就是目标，而且，区分成长目标和对成长怂恿是不可能的，它们是同一的。

    种的广泛目标和特异的目标

    缺失性需要的应用范围极广，不仅仅为人类所共同拥有，而且也被其他物体所部分拥有，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与众不同的，只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缺失性需要，即种的需要，通常应该在真正的个性充分发展之前，得到相当充分的满足。

    正如所有的树林都需要阳光、水和养料的环境一样，所有的人也都需要从他们的环境中获得安全、爱和地位。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恰恰都是个体真正发展能够开始的地方，一旦满足了这些初级的、种的需要，每一棵树和每个人就以他自己的独特形式开始发展，为了他自己的目的使用这些必需品。从一种意味深长的意义上说，这时的发展就变得更加依赖内部而不是依赖外部了。

    依赖环境和对环境的独立性

    因为诸如安全、从属、亲爱以及尊重只能由外人来满足需要，也就是说这些关系对外界有很大的依赖性。在这种依赖状态下的一个人，确实不能说他统治着自己或支配着自己的命运。他必需感激满足需要的供应来源。他必须接受别人想法、规则和狂想的支配，而不能置之不理，否则对他的源泉则有弊而无利。在一定程度上，他必须是“他向的”，而且对于其他人的认可、感情和意志必须是敏感的。这就是说，他必须适应调整，依靠发展灵活性和反应以及改变自己来适合外部的情况。他是因变量；而环境则是固定的自变量。

    因为环境对缺失性动机存在着制约性，因此缺失性动机的人比他人对环境更怀着惧怕感。现在我们都清楚，这些令人忧虑的依赖性也孕育出敌对行动。所有这些加起来就意味着自由的丧失，一切或多或少都是以个人的运气好坏而定。

    截然不同的是，个体的需要虽已得到满足，但其依赖性和受动性则很缺乏，而自动性和自我定向则要多许多。有成长性动机的人远远不是必须依赖他人的人，实际上他们可能是受他人妨碍。我已经报告他们特别喜欢独立和沉思。

    自我实现的人变得自信和自制多了。支配他们的决定因素，现在主要是内部的因素，而不是社会和环境的因素了。这些内部的因素是他们自己内在本性的法则，是他们的潜能和自然倾向，是他们的天资，是他们的潜在资源，是他们的创造冲动，是他们认识自己并使自己变得越来越整合、越来越一致的需要，以及是越来越了解自己的实际、自己的召唤、天职和命运的需要。

    由于自我实现的人较少依赖他人，所以，他们对别人较少既受又恨的矛盾心理，他们既不怎么渴望也不怎么敌视别人，他们不太需要他人的赞扬和慈爱，他们不那么汲汲于荣誉、威信和奖赏。

    自主性或者说环境的相对独立性意味着相对独立于不利的外部环境，这些不利的外部环境如意外的坏运气、压抑和剥夺。奥尔波特特别强调，把人看成实质上是反应性的，认为他是由外部刺激推动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刺激—反应的人，这种看法对自我实现的人来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们的活动源于内部的超过源于反应的。这种对于外部世界及其命令和压力的相对独立性，当然并不意味着不与它交往，或者不尊重它的“要求特性”。相对独立性只不过反映了自我实现者的希望和计划是事情的决策者，但是要明确的是，这其中的主要压力不是来自于环境，它与地理自由是大不相同的。

    奥尔波特论述的行为的“机会主义”决定和行为的“依据个人的”决定之间的对比，与我们所说的外部决定和内部决定的对立有密切的对应关系。这使我们回忆起，生物学家无一例外，将环境刺激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的不断增长视为符合条件的个体性、真正的自由和全部演化过程的独特性。

    有私利和无私利的人际关系

    实质上，受缺失激发的人与主要受成长激发的人相比，前者要更多的依赖他人。他们是出于私利更需要、更依恋、更期待他人的。

    这种依赖性歪曲和限制了人际关系。把他人主要看作是满足需要者和供应来源，这是一种抽取行为，因为他不再把人看作完整的、复杂的、独特的个体，而是用实用的眼光看待他们。他们身上与观察者无关的东西，或者看成是威胁他的东西，都被远远地抛开了。这样就与我们同牛、马、羊的关系类似了，也与我们同我们使用的侍者、出租汽车司机、看门人、警察等的关系类似了。

    要想完全地、真正地、透彻地、明白地认识一个人，只有对他无所求和无需要时才能做到这一点。独特地、审美地认知完整的人，对于自我实现者（或在自我实现的时候）来说，可能性要大得多。而且，自我实现者的认可、钦佩和热爱他人，也较少由于对自己有过好处的感恩心情，更多的是以他人的内在品质为依据。他之所以受到钦佩是由于客观上有令人钦慕的品质，而不是因为他们奉承和赞扬。

    和他人“有私心的”和满足需要的关系的一个特性，就是这些满足需要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替换的。例如，由于少女本来就需要羡慕，所以，这样就造成了对她表现出羡慕的人的极小差别：这一个表现出羡慕的人大致同另一个表现出羡慕的人一样好。对于提供爱的人和提供安全的人来说，情况也大致如此。

    知觉者只有对缺失性需要表现出极度的渴求，那么才有可能无私心地、无所求地把别人视为具有独立性的人，在他自身的限度内认知他，换句话说，把他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个工具来看待，这是非常困难的。“高限的”人际心理学，即对人际关系发展的最高可能性的认识，不能把自己建立在缺失性动机理论的基础上。

    自我中心和自我超越

    当我们努力表达成长定向、自我实现的人对自身的复杂态度时，我们就与平时观点对立的论点不期而遇了。用安吉尔的话来说，恰恰是这种自我的力量处在巅峰上的人最容易忘记自我或超越自我，他可能是最以问题为中心的，最忘掉自我的，在其活动中最自动的人。这样的人，专注于察看、行动、欣赏和创造，可能是最完美、最整合、最纯洁的人。

    缺失性需要愈多的人注意世界的精力花费就越多，而注意自我意识、自我中心和满足定向的能力就反而越少。越受成长性动机激发的人也越能以问题为中心，当他处理客观事物时，也越能把自我意识丢在脑后。

    人际心理治疗和人际心理学

    患有心理疾患的人大多都有从始至终缺乏基本需要满足的经历，精神病就是缺失性疾病。正因为如此，所以治疗基本要求是提供所缺乏的东西，或者使病人自己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由于这些物品来自别人，所以一般地说，治疗必然是人际的。

    然而，这个事实已被错误地分泛化，当然，缺乏性需要已经满足主要受成长性动机控制的人，并没有出现了一些冲突、困难和焦虑。在这种时候他们也会来寻求帮助，而且能很好地转向人际治疗。然而，忘记下面这一点则是不明智的，即主要受成长性动机支配的人的冲突和问题，经常是他自己通过向内求助于沉思方法，即自我检查的方法加以解决的，而不是从某个他人那里寻求帮助。甚至从原则上说，许多自我实现的课题主要是个人内部的，例如制订计划、发现自我、发展潜能的选择、形成人生观等等。

    在人格改善的理论中必须给自我改善和自我检查、沉思和反省保留位置。在成长的后期，个人本质上是独立的，并且只能依靠他自己。施瓦尔茨把自己已经治愈者的改善称为心理促进学。如果说心理治疗是使病人不再生病并消除症状的话，那么，心理促进学就要在新陈代谢停止的地方开始工作，使不再有病的人健康起来。我很有兴趣地注意到了罗杰斯的看法：成功的心理治疗把病人在维洛贝·马特里特量表上的平均分数提高了25%到50%，那么，谁将把他提高到70%、或提高到100%呢？难道我们不希望有做这件事所必需的新原则和新方法吗？

    作为手段的学习和人格的变化

    这个国家的这些学习理论几乎毫无例外都是以缺失性动机为基础的，动机的目标对象通常都是外在有机体之外，学习也就是学习满足需要的最好方法。由于这个原故，连同其他因素，我们的学习心理学知识是有限的，只在很小的生活领域中有用，其他“学习理论家”也只对其中很小一部分感兴趣。

    但是，类似这样的学习理论在解决自我实现和成长的问题时却徒劳无功，因此对从外部世界满足缺失性动机的方法实在多此一举。联结学习和拓通学习已经更多的让位给知觉学习、增进顿悟和理解、认识自我和人格的稳定成长，即增强协同、整合和内部一致性的学习了。变化不再是一个接一个地掌握习惯和联想，更多的成了整个人的完整变化，即变成一个新的人，而不是在同一个人身上增添某些习惯，像增加一些物质财富那样。

    这种性格变化的学习，意味着改变很复杂的、高度整合的、作为整体的有机体，而这又从反面证明有大量的影响将不会再起到作用，原因在于这种影响将会受到由变化导致的坚强的人的抵制。

    我的被试向我报告的最重要的学习经验，最为经常的是关于个人生活的经验。例如，不幸、死亡、创伤、转折和突然顿悟等迫使这个人在人生观上发生了变化，从而在他所做的任何事情上也就发生了变化。当然，不幸和顿悟的所谓“工作”贯穿较长的时间，但是，这根本不是联结学习的问题。

    只要成长排除了阻碍和压抑，使他回复到自身，能够似乎光芒四射地喷发出行为而不是重复动作，自我能按照他的内在本性表现自己时，自我实现者的行为就成为天然的、创造性的、释放出的，而不是获得的，成为表现自己的，而不是应付他人的了。

    缺失激发的和成长激发的知觉

    最终将证明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差异中最重要的差异是缺失得到满足的人与存在之间的紧密的联系。心理学家还未接受哲学家的模糊裁判。这方面的问题虽然还只有大体的轮廓，但却可从事实中找出确凿的根据。通过研究自我实现的个体（这种研究对哲学家来说是古老的，但对我们来说则是新的），各种基本的洞察就一目了然了，因此，这个领域现在成为可以接受的了。

    我们如果能认真区分关心需要的知觉，不关心需要的知觉以及无欲求的知觉的话，就可以大大地改变和扩展我们对知觉和察觉的世界的理解。由于后一种知觉是更具体的和较少抽取与选择的，所以这样的人更有可能看到知觉以外的内在本性，他也能同时觉察对立面、二歧式、两极性、矛盾和不相容的东西。发展不良的人好像生活在亚里士多德的世界中，在这里，各种类别和概念都有严格的界线，而且彼此排斥、互不相容。例如，男性与女性；自私与无私；成人与儿童；好与坏；仁慈与残忍等等。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中，A是A，而任何其他东西都是非A，而且二者永远不会聚合。但是，被自我实现者看到的事实却是A和非A相互渗透，而且是一个事物；任何人既是好的又是坏的，既是男性的又是女性的、即是成人又是儿童。我们很难把整个人置于一个连续统一体中，只能看到一个人被抽取出来的一个方面，整体是不能比较的。

    当我们被需要决定的方式知觉时，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然而，当用这种方式观察我们自己时，例如，只把我们看成是提供金钱者，供应食品者，提供安全者，某种可以依赖的人，或者只把我们看作侍者，或别的普通的雇员，或某种达到目的的工具等等时，我们肯定能意识到这一点。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我们根本不喜欢。我们要求被看成是我们自己，看成是完全的和整个的个体，我们不希望被看作是有用的对象或工作，我们不喜欢“被利用”。

    自我实现的人之所以对别人采取无所欲求的不评价、不判断、不干预、不宣判的态度，是因为他们一般没有必要从别人身上抽取满足他的需要的品质，而且从不把别人当工具看待，从而能够更清楚、更有洞察力地知觉和理解其他人的实际情况。这就是外科医生和治疗者设法争取的那种不纠缠、不卷入的超然知觉。对于这样的知觉，自我实现者用不着争取就能达到。

    这一知觉上的差异，特别是在人与物具有复杂结构难以捉摸和模糊时显得最为重要。尤其是这种时候，即察看者必须尊重客体的本性时，知觉必须成为从容的、非强加的、不要求的和能顺从地适应事物本性的，像水缓缓地渗进裂缝中去那样的知觉。它不就当是那种由需要激发的知觉，这样的知觉会以威逼的、凌驾于上的、开采式的、有目的的方式，以屠夫肢解动物的方式来塑造事物。

    尽量少加入观察者的主观因素、本性，而尽量由被观察者的内在结构决定，被动多于主动，这是察觉世界内在本性最有效的方法。对于具体事物中一切同时存在的方面，这种超然的、道家的、受动的、不干预的知觉，大量存在于一些美感体验和神秘体验的描述中。在这里强调的重点是一样的。我们是看真实的、具体的世界呢？还是看我们投射到世界上的我们自己的成规、动机、预期和抽象体系呢？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我们是察看呢？还是蒙上自己的眼睛呢？存在爱能创造合作者，存在爱给他一种自我意识，一种自我认可，一种爱的价值感，所有这些使他能够成长。没有存在爱，人不知还能有无可能完善发展。

    需要的爱和非需要的爱

    平常所研究的爱的需要，例如，鲍尔贝、斯皮茨、利维等所研究的，都是缺失性需要，它是一个必须以爱填充的空洞，一个要注入爱的空洞。如果治愈空洞的必需品——爱不能得到，就会产生严重的病态；如果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数量和形式得到了爱，那么就能有效地防止病态。病态和健康的中间状态是继受挫或得到继续充分满足的状态而来的。如果病态不太严重并且能早期发现的话，代替治疗就能够治好它。这就是说，这种疾病、“爱的饥饿”，在某些案例中可以通过补偿病理缺失的方式治好。爱的渴望，像盐和维生素缺乏症一样，是一种缺失性疾病。

    并不需要为没有这种缺失的健康人在稳定的、很少的、维持剂量之外额外补充什么，并且有时可以让这少量的爱也消失一段时间。但是，如果动机完全成为满足缺失并因而摆脱需要的问题，矛盾就出现了。需要的满足会导致它的消失，这就是说，处在令人满意的热爱关系中的人，恰恰是较少可能提供爱和接受爱的人？然而，对于爱的需要已得到满足的较健康的人的冷静研究表明，虽然他们不太需要获得爱，但是他们却更能提供爱。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更亲爱的人。

    这个发现从本质上揭露了平常的动机理论（集中在缺失性需要上）的局限性，而且指出了“超动机理论”（成长性动机和自我实现的理论）的必要性。

    我已经描述过存在爱和缺失爱相互对照的动力学。在这里，我只想把人的这两个对照组作为例子，阐明上面做出的一些结论。

    存在爱能顺利进入意识，并且受到完全的喜爱。由于它是非占有的、最喜欢的而不是需要的，因此，它不会造成烦恼，实际上它总是提供愉快的。

    存在爱从来不会被充分满足，它可能是没有尽头的喜爱。它总是无限增大，而不是消失。它是内在的快乐，它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存在爱的体验经常被描绘成和美感体验或神秘体验相同的东西，并被描述成具有同样的作用。

    体验存在爱的心理治疗作用和心理促进作用是非常深刻而广泛的。它的作用同健康母亲对婴儿的完全的爱，同一些神秘主义者所描绘的上帝的无私的爱，在性格上的作用是类似的。

    超越了怀疑阴影的存在爱是比缺失爱（一切存在爱者对此以前也都体验过）更丰富、更高尚、更有价值的主观体验。这种优势也被我的年龄较大的研究对象报告过，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以不同的结合同时体验着两种爱。

    缺失爱能够满足。“满足”的概念则不适用于另一个可羡慕的、可爱的价值的羡慕爱。

    存在爱中只有极少的焦虑、敌视，从对于人的实际效果来说，甚至可以认为它们是不存在的。当然，在这里可能是在为别人而焦虑，而在缺失爱中，则总是有一定程度的焦虑和敌视。

    存在爱者彼此之间，是比较独立的、更多自主的、较少嫉妒和威胁的、较少需要的，是更独特的、更无私心的，但同时又是更热心于帮助别人自我实现的，更为别人的成就而感到高兴的，是更利他的，更慷慨的，更培育人的。

    存在爱能够最真实、最深入地知觉别人，正如其中的情绪意动反应一样多。这一点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并且经常为其他人的晚期体验所证实，就是说，他们完全不同意“爱使人变成瞎子”这种粗俗的陈词滥调。我自己也认为不爱才使我们变成瞎子。

    存在爱能创造合作者，存在爱给他一种自我意识，一种自我认可，一种爱的价值感，所有这些使他能够成长。没有存在爱，人不知还能有无可能完善发展。把本能等同于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误解也许是推动文化论者攻击本能论的主要力量来源。任何一个人种学家的经验都同这种看法相抵触，所以攻击是可以理解的。

    对生命本能理论的重新考察

    重新考察本能理论的理由

    我们通过基本需要理论的概述，有必要对本能理论进行重新审议，这不仅要求区分更基本和不太基本、更健康和不太健康、更自然和不太自然的需要，而且，还因为我们不应无限期地推迟对某些有关问题的重新考察，这样那样的一些基本需要的理论问题已经无法再回避下去了。例如，隐含的对文化相对论的排除的问题，隐含的关于体质给定价值的问题，以及条件反射作用范围的必然缩小等等问题。

    总之，有相当数量的其他理论的、临床的和实验的研究，它们都一致指出，本能理论需要重新审议，或者以某种形式恢复它。这些都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当前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对于人的可塑性、灵活性、适应性以及他们学习能力的过分强调。人似乎有远比现代心理学所估计的更强的自主和自我调节的能力。

    例如，坎农的体内平衡概念，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理论；爱好，或自由选择，或自助餐厅的实验；利维的本能满足实验，以及他评论母亲过分溺爱孩子的著作。

    各种心理分析研究发现，对孩子大小便训练的过分要求和急于给孩子断奶，对孩子的健康发展有负面影响。

    大量的观察资料使主张循序渐进的教育家、幼儿园工作人员以及应用儿童心理学家，在接触儿童过程中倾向于实行一种更宽容的制度。

    罗杰斯非指示疗法所依据的概念体系。

    由动力论者、突生进化论者、现代实验胚胎学者以及像哥尔德斯坦这样的整体论者，提供的大量神经病学和生物学的资料，涉及到机体在遭受损坏后自发的再调整。

    所有已有的和正在进行的探讨，都极力坚持我们的机体有更强的自我保护、自我指导和自我控制能力，从而也比一般认可的更值得信赖。

    此外，我们还可补充一点，各种正在的发展已表明，有必要从理论上假定机体内有某种积极生成或自我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不同于机体内自我保存、自我平衡或体内平衡等，也不同于适应外界刺激的倾向。这种生长或自我实现的倾向，曾经由亚里士多德、伯格森和其他许多哲学家以多种模糊形式所假定过。在精神病学家、心理分析家，以及心理学家中，哥尔德斯坦、兰克、荣格、霍尼、弗洛姆、梅、罗杰斯，也都感到有必要提出这种假设。

    但是，心理治疗家的经验，特别是心理分析也许是对主张重新考察本能理论最重要的影响。在这一领域，尽管看起来各种事实有些模糊不清，但事实的必然联系是准确无误的。治疗者不得不把更基本的愿望同不太基本的愿望（或需要，或冲动）区别开来。原因很简单：某些需要遭受挫折会产生病态，而另一些却不会。某些需要的满足会产生健康，另一些却不会。这些更为基本的需要出乎意料地“顽固”，难以对付，它们反对所有的奉承、取代、贿赂和削弱，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它们只要求适当的内部满足，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寻求满足这种需要。这些需要表现出恰如顽固的、不可削弱的、不能再分析的终极的事实，只能作为既定的事实或不容辩驳的基点。几乎精神病学、心理分析、临床心理学、社会工作或儿童治疗等各个学派，无论它们相互间有怎样的分歧，都假定了某种有关本能或似本能需要的学说，这一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这是种族的特性、素质、遗传，而不是肤浅的易于控制的习惯，这些经验告诉我们必须考虑。如果必须在这两难抉择中做出任何一种选择，治疗者总是宁肯选择本能来作为基石，而不是选择条件反射或习惯。这当然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将看到，有另外一些更恰当的可供选择的对象，从中我们可以做出更令人满意的选择。这就是说并非二者必居其一。

    根据一般的动力论要求来看，本能理论，特别是麦克杜格尔和弗洛伊德提出的本能理论，具有某些当时并未被充分理解的优点。它们未被充分理解，这大概也是由于它们的明显有很多错误。

    本能论承认以下事实：人是自我促动的，人自己的本性和他所处的环境都有助于决定他的行为；人自己的本性给他提供先决的目的、目标或价值体系；在良好的条件下，为了避免疾病，他所意欲的常常就是他所需要的（对他是有益的东西）；全人类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生物族类；除非一个人理解其行为的动机和目标，否则行为就是盲目的；总的来说，机体依赖自身的资源，它经常显现出一种生物性的功能或智能，这一点必须说清楚。

    本能理论的失误

    我们的看法是：本能理论家的许多错误，虽然是顽固的，需要反驳的，但绝不是本质的或必然的；而且，不少错误连本能论者的批评者也同时具有。

    语义上和逻辑上的错误最为明显。由于本能论者特意创造一些本能去解释他们不能理解或不能确定其本源的行为，他们的确做得很不恰当。不过我们自然加强警惕，也无须认为这些本能都是务实的，不必将名称与事实相混淆，也不必进行无效的三段推论，而且，我们对语义学已有极多的了解了。

    粗陋的种族中心论、阶级中心论及庸俗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都曾导致早期本能论者的失败。但我们现在显然能够避免这些，因为我们已有更多的人种学、社会学和遗传学的知识。

    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本能论者当时从种族学的天真的行为中转得过于极端，过于彻底，以致这一行动本身造成了一个错误，即文化相对论。这一学说在过去很多年中曾有很大影响，并且得到广泛的认可，但现在却受到广泛的批评。的确，像本能论者以前做过的那样，寻求跨文化的种族的特性，值得重新予以重视的。于是，我们必须既避免种族中心主义，又避免极端的文化相对论。例如，工具性行为（手段）与地方文化决定因素的关系比基本需要（目的）更密切，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20年代及30年代的大多数反本能论者，例如伯纳德、华生、郭任远等，批评本能论的根据是，本能不能根据特定的刺激反应概念来描述。简而言之，就是指责本能不符合简单的行为主义理论。这是真的，本能的确如此。然而，动力心理学家现在并不着重去指责这些。他们一致认为，仅仅用刺激反应概念是不能解释任何重要的人类完整品质或完整活动的。

    这样一种企图只能引起混淆。把反射与标准的低等动物本能混淆起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前者是纯粹运动神经的动作；后者除此以外还有更多的特点，例如，先天性的冲动，表达性行为，应对性行为，对目的物的追求，以及情感色彩。

    甚至仅仅从逻辑上来看，我们也没有理由一定得在完全的本能（各部分都充分发展的本能）与非本能之间进行取舍。为什么不能有残存的本能，不能有似本能的某种尚属行为的东西，不能有程度的不同，不能有不完全的本能呢？

    有不少不负责任的作者不加区别地使用本能这个词代表需要、目的、能力、行为、知觉、表现、价值以及感情的伴随物，有时取其中单独一项的含意，有时代表几项的结合，其结果就形成了不精确用法的大杂烩，正如马莫尔和伯纳德指出的那样，几乎每一种已知的人类反应，都被某个作者描述为本能。

    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人的欲望或基本需要是先天给定的，至少在某种可以察觉的程度上是这样。那些与此有关的行为或能力、认识或感情则不一定是先天的，而可能是（按我们的观点）经过学习或引导而获得的，或者是表现性的。当然，人的许多能力或智能完全为遗传所决定或由遗传提供可能，例如，色觉，发音能力等等，但它们与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无关。

    这就是说，基本需要的遗传成分可以看成是简单的意动性缺乏，与任何固有的达到目的的行为无关，就像弗洛伊德的本我冲动的盲目、无定向的需求一样。我们将在下面看到，满足这些基本需要的因素，似乎也可以由某种方式确定为内在固有的。追求目的的行为（竞争行为）是必须依靠学习才能达到的。

    考虑问题时仅用非此即彼的二歧法而不是按程度的差距是本能论者和他们的反对派的严重失误。一整套复杂的反应，怎么能够说要么完全是由遗传决定的，要么完全不是由遗传决定的呢？任何一个结构，无论怎样简单，不可能是只具有基因的决定因素，更不用说任何完整的反应了。即使是孟德尔的甜豌豆也需要空气、水以及养料。谈到这一点，可以说基因本身也需要一个环境，即邻近的基因。

    在另一极端，同样明显的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完全脱离遗传的影响，因为人也是一个生物族类。这一由遗传决定的事实，是任何人行为、能力、认识等等的前提，也正因为他是人类的一员，他才能做人类所能做的各种事情。而这一人类成员的身份是一个基因问题。

    在这一拙劣的两分法造成的混乱后果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只要有任何学习的迹象显露时，就断言这是非本能的，或者相反，假如有了点遗传影响的证据，就判定这是本能的。既然对于大多数甚至全部冲动、能力或情感来说，证实这两种看法都是容易的，这样的争论必然永远存在下去。

    本能论者和反本能论者都是极端主义者。当然，我们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错误。

    动物的本能是本能论者常用的范例，各种错误也是因此而产生的。例如，不去寻找人类独有的本能。然而，从低等动物研究中得出的最有害的经验酿成了这样一个原理：本能是强大的、牢固的，是不可更改、不可控制、不可压抑的。但是，这对鲑、蛙、北极鼠来说，也许是真实的，对人类却并不适用。

    我们在凭观察寻找本能时，可以看出基本需要中的遗传基础，不过当它明显真正地独立于环境并强过全部的环境力量时，才认为它是本能，那么，我们就很可能犯大错误。为什么就不会有虽然似本能但仍然较容易受压抑或控制的需要呢？为什么就不会有容易为习惯、暗示、文化压力、内疚等等掩饰、更改、甚至抑制的需要呢？换句话说，为什么就不会有弱本能呢？

    把本能等同于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误解也许是推动文化论者攻击本能论的主要力量来源。任何一个人种学家的经验都同这种看法相抵触，所以攻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假如我们对文化和生物两种因素都有恰当的尊重，并且，假如我们进一步考虑文化是比似本能的需要更强的力量，那么，下述的主张就不是谬论而是顺理成章的了：如果我们要使柔弱、微薄的似本能的需要不被更强、更有力的文化所吞没的话，就应该保护它们。而不是相反，它们很可能被吞没，尽管这些似本能的需要在另一种意义上说是强大的，亦即它们顽强地坚持要求获得满足，一旦受挫，就会产生严重的病态后果。

    对这一论点很有帮助的是一个与一般见解对立的反论。我认为，揭露、顿悟和深度治疗——这种治疗实际上包括除催眠治疗和行为治疗之外的所有治疗——从某种意义来说是要揭露、恢复和加强我们那些被削弱了的和失去了的似本能倾向和本能残余、我们那些动物性的自身、我们的主观生物学。这一终极目的在所谓的个人成长实习班里表露得最明显。所有这些——治疗和实习班——都需要人们付出积极的、痛苦的、长时间的努力，这种努力需要人一生的斗争、耐心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即使这样，最终还有可能遭到失败。

    但是，到底有多少只猫、狗或鸟需要帮助才能知道怎样去做一只猫、一条狗或一只鸟呢？它们由于冲动而发出的声音十分响亮、清晰和明确，而我们的声音却是微弱的、混淆不清和容易被忽略的，因此我们需要帮助才能听到那些声音。

    所以，在自我实现者身上可清楚看到动物的自然性。而在神经病患者或“一般病人”那里则表现得非常模糊。我甚至可以说，疾病经常意味着一个人的动物本性的丧失。这样，就出现了下面这一似乎矛盾的情况：在那些精神层次最高的、最有智慧的圣人身上，在那些最有理性的人身上，我们可以见到最明显的自然性或动物性。

    另一个更严重的错误也是由注意动物的本能而引起的。某些令人费解的原因也许只有清醒的历史学家才能够解释，不过，西方文明普遍认为，我们身上的动物性是一种恶的动物性，我们大多数的原始冲动是邪恶的、贪婪的、自私的、敌意的。神学家把它叫做原罪或魔鬼；弗洛伊德主义者把它叫做本我；哲学家、经济学家以及教育家，也用各式各样的名称来称呼它。达尔文由于偏爱这种观点，以致他只看到了动物界的竞争，完全忽视了同样普遍存在的协作，没有注意到克鲁泡特金曾轻而易举地观察到了这一点。

    有时也可以这样表达这种世界观，把我们的动物性看成与狼、老虎、猪、秃鹫或蛇的本性一样，而不是用稍好些或至少温顺些的动物，如鹿、象、狗或猩猩来比较。这种表达方式是将我们的内在本性解释为恶的动物性，但应指出，如果必须从动物类推到人的话，我们最好选择那些与我们最接近的动物，例如类人猿。总的说来，既然这些动物是令人愉快的、可爱的，同我们分享许多善良的特性，那么比较心理学也不会支持恶动物性这种说法。

    当论及遗传特性不会变化、不可更改的假论时，我们还要注意另一种可能：纵然一种特性最初就被基因遗传所决定，但它仍然可能改变。如果我们在发现过程中运气不错，这种特性也许很容易改变和控制。如果我们假定癌有一个稳定的遗传基因，也没有必要阻止任何人寻求一种方法来控制它。假如仅根据演绎的理由，我们也得承认有可能证实智商既具有显著的遗传因素，同时又可以由教育或心理治疗加以改进。

    我们与本能者的区别是，我们相信本能有更大的变异性。认识和理解的需要似乎只对聪明的个体而言才有明显的力量。对于低能者来说，它们似乎并不存在，至少发展不完全。利维已经证明，母性冲动在妇女中的差异是极大的，以致从某些妇女那里很难看到这种冲动。音乐、数学、艺术等方面的特殊天才，很可能具有基因的决定因素，而大多数人却没有这种基因的决定因素。

    动物的本能永远存在，而动物本能的冲动则会永久性丧失。比方说，在变态人格身上，爱和被爱的需要已经丧失了，而且如我们目前所知，这是一种永久性的丧失，也就是说，这种变态人格是已知的任何精神治疗术医治不好的。我们还有更早的关于奥地利村庄失业（以及苏格兰失业研究）的例子，这些例子表明，长久的失业会严重地损伤心理，以致摧残一些需要。对有些人来讲，这些需要甚至在环境已经变好时仍不能恢复。从纳粹集中营里也获得了类似的材料。或许巴特森和米德关于巴厘人的观察是最具说服力的。成年的巴厘人不是我们西方意义上那种喜爱的人，他们也不必如此。在巴厘岛拍摄的电影表明，婴儿和儿童有对缺乏爱的抱怨和不满，我们由此只能推断出：这种爱的冲动的丧失是一种后天的丧失。

    在种系的阶梯上，我们已发现本能和对新事物灵活适应和认知适应的能力往往是互相排斥的。我们对其中一个发现得越多，对另一个可能期待得就越少。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甚至是悲剧性的错误（考虑到历史后果），这种错误把人类的本能性冲动与理解力截然分开。对于人类来说，本能性冲动和理解力可能都是似本能的；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结果或者隐含的目标可能是同一的、合作的，而不是排斥性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们得到一个论点：认识或理解的冲动也许与归属感和友爱的需要一样，是意动的。

    被错误认知的本能和理性在一般的本能理性两分法中是相互对抗的。如按照现代知识来正确地划分，它们就不会被看成是相互对立或对抗的。健康的理性与健康的似本能的冲动的重新定义，在健康人那里并不互相排斥，而是指向同一个方向；不过对不健康的人而言，它们可能是互相对立的。

    当前已获得的所有科学资料指出，保护、宽待、爱、尊重儿童，在精神病学上是合乎需要的。这也正是儿童（本能地）所希望的。正是在这种非常明确的、在科学上可检验的意义上，我们认定似本能的需要和理性是合作的而非敌对的，它们表面的对抗只注意病人表面的印象。假如这一论点成立，我们因此就将解决一个古老的难题：本能与理性，应该认谁为主？其实这就像另一个问题一样陈腐：在一个良好的婚姻关系中，应该是丈夫为主人还是妻子为主人？

    许多具有最保守、甚至反民主性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推论，都产生于本能理论得到理解的全盛时期。正如巴斯托尔在他对麦克杜格尔、桑戴克、荣格、弗洛伊德的分析中特别做出的总结性的推论那样。由于错误地将遗传与命运等同起来，把它们都看成是无情的、不可抗拒的、不可雕塑的，这就导致了这些推论的产生。

    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这个结论的错误之处。柔弱的似本能需要一个慈善的文化孕育它们，使它们出现，并得到表现和满足。它们很容易被恶劣的文化环境所摧残。比如在我们的社会，必须有相当大的改进，柔弱的遗传性需要才能指望得到满足。

    巴斯托尔把遗传与命运等同起来的各种关系，不管怎么说都表明是不固定的。研究表明，我们有必要使用两个而不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来说明问题。甚至在科学的问题上，开放—保守连续统一体也已让位给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专制两个连续统一体。现在也许还有环境论—专制—社会主义，或者环境论—民主—社会主义，或者环境论—民主—资本主义。

    总之，认为本能和社会、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存在着固有的对抗，是一个危险的未经证明的论断基础。它的主要借口是，病态的社会和个人非常倾向于这些对抗。但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证明的那样，事情并非只能如此。在良好的社会中，至少在她所描述的那种社会中，这不可能是真实的。健康社会状况下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合作的而不是对抗的。对于对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错误看法以及不正确的研究方法来说，只有在恶的个人环境和社会环境下它们才会存在。

    本能理论的缺陷还在于，它忽略了冲动是在一个强度大小不同的层级序列里，而且能动地互相联系。如果孤立地对待每一个冲动，纷繁复杂的问题一定得不到解决，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就会产生。例如，动机生命在本质上的一元性或整体性被抹煞，形成了罗列动机的无法解决的问题。

    此外，价值或者选择原则也被忽略了，而它们恰是使我们决定一个需要比另一个需要更高级、更重要或者更基本的重要尺度。（与整体化相对的）动机生命原素化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后果就是给本能敞开了通向涅、死亡、静寂、体内平衡、自满、稳定的大门，原因在于，孤立地看待需要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迫切要求满足，这就是说，要求它自身的湮灭。

    在这里，一个明显的事实几乎被忽视了：任何一个需要的满足，随着它的逐渐满足，其他曾被挤到一旁的较弱需要就占据了需要层次论的突出位置，极力争取各自的要求。需求永不停息，一个需要的满足将导致另一个需要的产生。

    在将本能解释为恶的动物本能的同时，人们认为，在精神错乱者、神经病患者、罪犯、低能者或孤注一掷者身上，这些恶的动物本能会表现得更为强烈。这种情况很自然就会产生这样的学说：良心、理性以及道德观，不过是一种后天的面具，与被掩盖的内容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前者于后者，恰如手铐与罪犯。这个误解使文明及其所有机构，包括学校、教堂、法庭、立法机关等等都被说成是抑制恶的动物性的力量。

    悲剧往往是由这个严重的错误酿成的。也许，从历史的重要性来看，可以将它与这样一些错误相比：崇信王权神圣，迷信某一宗教的唯一合法性，否认进化论，或者相信地球是平面的。任何一种使人们不信任自己和他人的想法，任何不现实地对人类各种可能性抱悲观态度的想法，都必须对每一场战争、每一次种族对抗、每一次宗教冲突负部分责任。

    奇怪的是，本能论者以及反本能论者仍然坚持这种错误的人性论。那些希望人类有更光明的前景的乐观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神论者、自由主义者、激进主义者和环境论者，大体上都带着畏惧反对本能理论，因为本能理论已被歪曲了，它似乎把人类宣判为非理性的，诅咒人类永远摆脱不了战争，摆脱不了充满分裂和对抗的弱肉强食的世界。

    本能论者在人性问题上也做出了类似错误的解释，而且拒绝与不可回避的命运抗争，他们大多是在无所谓中放弃乐观主义的。当然，有些人对抛弃乐观主义是非常渴望的。

    比如我们以那些迷恋于酒精麻醉的人为例，他们或许是嗜酒如命，或许是被迫应酬，但最后会得到相同的后果。难怪人们发现在许多问题上弗洛伊德与希特勒有很多相似甚至相同之处。难怪一种恶的动物本能论能迫使像桑戴克和麦克杜格尔这样的非凡人物转向汉密尔顿主义和反民主的阵营。

    认清似本能的需要并不是恶的，而是中性的，甚至是有益处的，许多含混模糊的问题会因此而豁然开朗。

    举例来说，对孩子的培养将会引发一场教育革命，在培养他们时甚至用不着说一句训斥的话。当我们意识到合理的动物需要时，会促使我们去满足这些需要，使我们更加宽容。

    在传统的文化里，一个丧失了部分天真但尚未被彻底同化的儿童，即那些健康的动物性需要尚未被完全剥夺的儿童，总是以他自己创造的每一种方式不断地要求赞许，要求安全、自主、爱等等。复杂的成年人对此的一般反应是：“喔，他不过是在卖弄、炫耀。”或者说：“他只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于是，成年人就把孩子狠狠地批评一顿，也就是说，这种动物性需要通常被理解为一道禁令，不要满足孩子的追求，不要评论，不要赞许，不要喝彩。

    然而，如果我们能慢慢地将这些对承诺、爱以及赞许的恳求视为合理的要求，就像孩子对待饥、渴、寒冷或疼痛的需要满足一样，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需要的满足者而不是需要的扼杀者。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孩子和父母都得到了美妙的乐趣，在一起时更愉快，因而也就必然增进相互的爱和理解。

    这种文化类型可以理解为无限度的、毫无区别的宽容，即通过培养使孩子获得适应外界文化环境的能力和习惯外表，将是必要的。在基本需要获得满足的情况下，这种人为制造的收获不应引起什么特别的麻烦。另外，吸毒的需要，习惯的需要，熟悉的需要，或其他任何非似本能的需要，是不能包容放纵的。最后，我们再次绕过有关挫折、灾难、不幸等等有益的效果问题。基本需要的重要地位，已经由对自我实现者进行的临床以及理论的研究证明得很清楚了。健康的生活取决于这些需要的满足而不是其他，并且，很容易看出，对于似本能假设所要求的满足，自我实现者是在接受冲动而不是控制冲动。

    生命存在本能的基本需要

    通过前面的思索促使我们提出这样的设想：从某种可以察觉的程度上说，基本需要有时会被发现是由体质或遗传决定的。目前（五六十年代）不可能直接证明这个假设，因为遗传或神经学的技术尚未达到所需水平。其他分析形式，例如行为、家庭、社会、人种则大都被用来反驳而不是证实这个遗传假设，只有很明确的情况才是例外，而我们的假设又绝非是很明确的。

    我们尽可能搜集并提出一些可以利用的资料和理论上的研究来支持似本能的假设。

    旧理论的失败源于新假设的提出。本能论被环境论和行为论联合起来推翻了，这两种理论几乎完全依仗联合学习来作为基本的、几乎是全能的解释工具。

    概括来讲，而且是可以肯定的，这种研究心理学的方法不能解决动力学问题，例如动机问题，动机的满足与挫折，以及由此引起的后果，如健康状况、心理病态、心理治疗等。

    所以，为了证实某个结论而进行一次详细的辩论是没有必要的。只要注意以下这点就够了：临床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心理分析家、社会工作者以及所有其他临床工作者，几乎从不采用行为主义理论；他们固执地以一种特别的方法在并不充分的理论基础上营造一个庞大的实用结构；他们往往注重实践而不是注意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就临床工作者所使用的理论而言，它总是一种粗糙的、非系统的动力论，其中本能总是扮演剧中的主角。这也是弗洛伊德的理论。

    一般说来，在确定似本能的心理冲动方面，非临床心理学家意见一致。他们认为只有诸如饥、渴等心理冲动才算是似本能的。根据此点，他们又借助于条件作用，从而假定所有高级需要都是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获得的。

    那就是说，因为父母供给我们吃的和满足我们其他方面需要，所以我们要爱他们。根据这个理论，爱是满足或交易的副产品，或者正如那些广告所说的，是顾客的需要。

    能成功地证明这种理论对于爱、安全、归属、尊重、理解等需要的解释是事实的实验还没有一个，它不过是没有进一步论证的假设。实际上，人们从未对这些理论作过严格的考察，这或许也正好能解释它为何能得以生存。

    条件作用的论据当然不能证明这个假设，相反，这类需要表现得更像其最初赖以为基础的无条件的反应，而不像次级条件反应。

    实际上，这种漏洞百出的理论，就连具有一般观察力的人也能够看穿。母亲为何如此热切地满足一切要求？她自己又能得到什么报酬呢？怀孕的损害和分娩的痛苦有何益处？如果这种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交易，那么母亲又为何要做赔本的买卖？

    再者，为什么临床工作者一致坚持说，婴儿不仅需要食物、温暖、良好的护理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满足，而且也需要爱，这似乎说爱是这类满足以外的某种东西，难道爱是多余的东西吗？难道仅能满足孩子的要求吗？对孩子没有爱的母亲会比穷困但却慈祥的母亲能更多的为孩子所爱吗？

    还有另外一些问题也需要澄清。到底什么是满足（包括生理上的满足）？我们不得不假定它是一种生理快感，因为该理论试图证明一切其他快感都来源于生理快感。但是得到温柔的拥抱、精心的呵护、不被突然摔在地上、不受惊吓等等，这些安全的满足难道是生理满足吗？为什么当对幼儿喃喃自语、温柔微笑，或把他抱在怀里，或对儿童表示关注、亲吻，以及拥抱他们时，他们会显得很快活呢？给予孩子、满足孩子、喂养孩子、为孩子牺牲，从何种意义上讲是有益于给予者吗？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满足的方式与满足本身具同等价值，这对满足的概念有什么意义呢？喂养的定时与可靠满足了饥饿的需要吗？或者是一些其他因素？允诺所满足的又是指哪一种需要呢？尊重孩子的需要又是哪一种需要呢？当孩子需要时，对他断奶或进行大小便训练又是哪种需要呢？为什么收容所里的孩子无论受到多好的照顾，即生活上得到很好的满足，他们仍常常出现病态的发展呢？假如爱的饥饿最终是对食物的要求，为什么它不能被食物的满足所平息呢？

    在这一点上，墨菲的疏通作用的概念是非常有用的。他指出任意的联系可以在无条件刺激和其他各种刺激之间发生，因为后一种任意的刺激只是一种信号，而不是满足物本身。当一个人要满足生理需要时（如饥饿），信号不能给予满足，而只有满足本身才具有实际意义（只有食物才能减轻饥饿）。在一个相当稳定的环境中，信号将产生像餐铃一样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学习是疏通作用，而不仅仅是联系作用。也就是说，应了解哪些东西是适当的满足物，哪些不是，在这些满足物中，又由于某种原因哪些是最令人满意的或最值得选择的？

    我所观察到的与论点有关的是：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理解的需要，以及其他诸如此类需要的健康满足，是由于疏通作用，亦即内在的适当的满足，而不是任意的联系。凡是任意联系出现的地方，我们就认为是神经病态，是病态的需要，例如恋物。

    在这方面，哈洛和同事们在威斯康星的灵长目动物实验所进行了非常重要的实验。在一个著名的实验中，让一群猴婴离开它们的母亲，代之以一个用金属做成的但可以喂奶的母猴和另一个不能喂奶但裹了一层毛圈织物的母猴。猴婴宁肯选择可以拥抱和依恋的后者作为母亲的代理者，而不是前一个即使可以得到食物的“金属母亲”。这些没有母亲的猴婴虽然喂养得很好，但在各方面成长极不正常，包括完全失去了他们自己的母性的“本能”。很明显，即使对于猴子，仅有食物和保护也是远远不够的。

    不能奢望常规的生物学标准给我们提供帮助，不仅因为我们缺乏材料，也因为我们现在也在不由自主地怀疑这些标准本身。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不重视人种与其他物种的本质区别，却过分强调人与动物相关联的部分，是早期本能论者的严重错误。我们至今还可以在他们的著作里看到这种自信的倾向：在一般动物的意义上来解释和罗列本能，以便使每一种本能都适应于任何一种动物。由于这个原因，任何只在人身上有的而在动物身上没有的冲动都被认为是非本能的。当然，任何在人和其他动物身上发现的冲动或需要都因此被证实为本能的，无须进一步论证。但是，这并不能否定这样一种可能性：一些似本能的需要只有人才有，或者由人与动物界中的黑猩猩所共有，如爱的冲动。通信鸽、鲑、猫等等，都有自己特殊的不同于其他物种的本能，为什么人种不能有自己特殊的本能呢？

    以改进了的学习、思考以及交际能力为基础的适应性，可以取代人类进入种系高级需要阶段时的逐渐消退的本能，这是流行理论的推论。假如我们用低级动物标准来解释本能，把它说成是由先天决定的冲动、感知的冲动、工具行为和技能，以及目标对象（甚至还有表达感情时的伴随物，如果我们能细心观察的话）构成的混合物，那么，这种理论似乎是真实的。

    根据这种解释，在白鼠中，我们发现了性本能、母性本能、喂养本能以及其他本能。在猴子那里，母性本能仍然存在，喂养本能已经改变并可继续更改，性本能则已消失，只剩下似本能的欲望。猴子要选择性配偶，有效地完成性行为必须通过学习。人类没有留下这些（或其他）本能中的任何一种。性和喂养欲望保留下来，甚至大概还有母性欲望，尽管很微弱。但是工具行为、技能、选择性知觉、目标对象等必须通过学习才能获得（主要是在疏通意义上的学习）。人类没有本能，只有本能痕迹。

    随着这种进化的发展，当我们的研究种系升级时，我们可能会逐渐发现新的（更高级的）欲望，发现另一种本能，它在本质上是似本能的，即在强弱程度上由机体结构和作用所决定。虽然我们大胆提出了我们的假设，但实际上，对低于人类的动物身上的高级欲望我们还只能是猜测。这给未来留下了一个难题，即确定在什么程度和意义上，老鼠、狗、猫以及猴子显示出对安全、归属、爱、尊重、自主、自信、好奇、理解或美的欲望。再次提请大家注意，我们这儿论述的是似本能的冲动或欲望，而不是先定的工具行为、能力或满足方式，即不是本能的。

    有一组实验表明，这是一个可验证的假设。我与克劳福德、耶基斯已证明，幼小的黑猩猩是一种利他的、非控制欲的、友好的、有抚爱能力的动物。这也是所有同他们一起工作的人的印象。沃尔夫在罗猴、猕猴身上重复了克劳福德的这一实验，发现它们不是这样。因此，我们目前只能说，在动物界的所有物种之中，只有人与黑猩猩才有利他、友好、爱等这类行为（也许根据普通的观察，狗应该包括在内）。其他的需要，即在人那里比在其他动物那里更强烈的需要，是对信息、对理解、对美的需要，或者是对于对称、秩序、完美的需要等。

    当然，所有人都必须承认，这些欲望在人身上是向高峰发展，而不是趋向废退。人是所有动物中最富有科学、哲学、神学以及艺术精神的。而且，完全可以肯定，至少对某些人来说，这些都是像安全、爱等一样的需要。不过，它们是本能的原基，而不是本能的残余。

    不过遗憾的是，关于这些需要，虽然它们显然是很重要的，但实际上我们没有实验的或临床上的资料。

    可以根据演绎理由假定：这些欲望的外在的、后天的决定因素虽然是确切存在的，但也同样无疑是很脆弱的。大多数理论家认为或假定，爱的需要是以生理需要的满足为基础，并通过条件作用形成的。例如，我们学着去爱，是因为我们爱的人过去是食物、温暖、保障的给予者。这样，这种派生需要论就必须坚持这样的主张：知识、理解和美的需要是以生理需要的满足为基础，并通过条件作用形成的，即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代替食物的信号，可是通常的经验几乎根本不支持这种论点。不难看出，它比类似的爱的后天获得论更站不住脚。

    本能的文化标准（我们现在说到的这种反应是独立于文化的吗？）是一种决定性的标准，但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明确的资料。我个人的看法是，就其本身而言，它们支持我们考虑的理论，或者与我们的思路一样。然而，必须承认，换一个人审阅同样的材料，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由于我的现场经验仅限于与一群印第安人有过短期接触，而且由于问题取决于人类学家未来的发现而不是心理学家的发现，在这里我们将不再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考察。

    基本需要本质上是似本能的原因我们早已谈过了，并且上文还提到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这些需要受挫会导致精神疾病，这是所有临床工作者都同意的。然而，对于神经质的需要，对于习惯、吸毒、对熟悉事物的偏爱以及对于工具性需要来说，这不是事实，只是在某种特殊的意义上，这对完成行动的需要和表达能力的需要来说才是事实。至少，对于这些形形色色的需要能够根据实用或实效来区别，并且应该基于理论和实践的原因来加以区别。

    假如价值观造就会创造的人，并使人接受它们，那么，为什么某些价值观念在受到挫折时会导致精神疾病？我们学会一日三餐，学会道谢，学会使用叉匙、桌椅，我们穿着衣服、鞋子，夜晚睡在床上，说英语，我们吃牛肉、羊肉，而不吃狗肉、猫肉，我们保持清洁，为等级竞争，对金钱挖空心思、绞尽脑汁，然而，这一切强大的习惯在受到挫折时可以没有痛苦，甚至还有积极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泛舟或野营时，我们通过轻舒一口气抛开这一切，承认它们的非本质性质，但对于爱、安全或尊重，却绝对做不到这一点。

    很显然，在特殊心理学和生物学中，基本需要占有重要地位。它们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基本需要必须得到满足，否则我们就要得病，谁要是否认这一点，就得拿出证据说明它们不属于似本能的需要。

    基本需要的满足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后果：产生有益的、良好的、健康的、自我实现的效应。有益与良好这两个词是从生物学的意义而不是先定的意义上来说的，可以用操作来给它们下定义。只要条件允许，健康的机体本身就倾向于选择并努力获取这些结果。

    在论及基本需要的满足问题时，我们已经概述过这些心理上和身体上的结果，这里没有必要继续考察下去，只是仍需要指出，这一评判标准并无奥秘、荒谬之处。可以很容易地以实验甚至工程为根据来验证这个标准，我们只需记住，这与为一辆汽车选择合适的汽油是一样的道理。假如一辆汽车使用了某种汽油发动得更好，这种汽油对于这辆汽车就比别的汽油更适用。普遍的临床发现，当安全、爱以及尊重得到满足时，机体就发挥得更好，感觉更敏锐，智力使用得更充分，更能使思维正确而缜密，更有效地消化食物，更少患各种疾病等等。

    将基本需要满足物与其他需要的满足物区别开来的是它们自身的必需性。出于本性，机体自己指明了满足因素的固有范围，这是不能由他物替换的，而这对于习惯需要，甚至神经质需要却是可能的。也正由于基本需要满足物的必需性，最终将需要与满足物联系在一起的是疏导作用而不是任意的联系。

    对我们的目的而言，心理治疗的效果是相当有利的，似乎所有主要的心理治疗方式都培育、促进、巩固了我们称为基本的、似本能的需要，同时削弱或彻底消除了所谓神经质的需要，直到它们取得心理上的成就感。

    例如在罗杰斯、弗洛姆、霍尼等人的疗法中，这些重要的事实可以使他们直接宣称自己能使患者恢复自己内在本质。因为这意味着，人格本身具有某种固有的本质，它不是由治疗家新创造的，而是由他挖掘出来的，以便按它自己的风格成长、发展。如果顿悟和压抑的解除会使反应消失，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反应是异质的，不是内在固有的。反之，如果顿悟使反应更强烈，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本质的。同样如霍尼所推论的，假如解除焦虑使患者变得更富有感情或更少怨恨。对于人的本性来说，这就表明爱是基本的，而仇恨则不是基本的。

    关于动机、自我实现、价值、学习、一般认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化适应与反文化适应等等理论，从原理上讲有一批宝贵的资料。遗憾的是，这些关于治疗转变的有意义的资料还没有系统地积累起来。

    基本需要的重要地位，已经由对自我实现者进行的临床以及理论的研究证明得很清楚了。健康的生活取决于这些需要的满足而不是其他，并且，很容易看出，对于似本能假设所要求的满足，自我实现者是在接受冲动而不是控制冲动。总之，我们还必须深入下去，就像研究治疗效果一样。

    研究现场调查的工作者们最先表现了对人类学中文化相对论的指责。他们感觉到，文化相对论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异夸大了，把这种差异说成是相互敌对和不可调和的，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我在一次旅行中获得的第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印第安人首先是人、个体、人类，然后才是印第安黑脚族人。虽然区别的存在不容置疑，但与共同点相比，差异是表面的。不仅印第安人，而且记录文献中描述的所有种族几乎都有自豪感，愿意受人喜爱，追求尊重和地位，回避焦虑。另外，我们自己文化中可观察到的素质上的差异，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如智力的高低，意志的强弱，积极性或惰性，沉静或激动等等。

    甚至在区别很明显的地方，也可以证实这种人类共性。因为这些区别往往可以马上为人所理解，并被认为是任何人在同样情况下都会有的反应，与对失败、焦虑、沮丧、胜利以及临近死亡的反应一样。

    这种感情有点模糊不清，无法肯定是科学的，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上文已经提出和下文还要提出的假说，例如：似本能需要的微弱声音；自我实现的人的不同寻常的超然与自主力，以及他们对文化习俗的反抗；健康概念和适应概念的区别等等，那么，重新考察文化与人格的关系，从而更加重视机体内部力量的决定权，看起来就是成效卓著的，至少对于较健康者是这样。

    假如一个人在成长时并不考虑这一结构，他的确不会摔坏腿脚，也不会立即出现明显的病态。然而，得到大家一致公认的是，或迟或早，或隐或显，病态将会出现；可以引用普通成年人的神经病作为说明早期对机体内在（虽很微弱）需求挫折造成有害后果的例子。显而易见这是确切的。

    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人格和品质不被破坏而与文化习俗抗争，则应该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中一个很有意义的、值得研究的课题。很快就能顺从于自己文化中的摧残力量的人，即适应性强的人，也许还不如那些违法者、罪犯、神经病患者健康，这些人也许正是以自身的反应显示了他们有足够的勇气反抗折断自己精神支柱的文化。而且，思考这一理论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个乍看起来似乎是荒谬之极的反论。

    教育、文明、理性、宗教、法律、政府统统被大多数人解释为本质上约束本能的压制力量，但是，假如本能惧怕文明比文明惧怕本能更加严重，假如我们仍希望产生更完善的人、更完善的社会，我们就应从对立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教育、法律、宗教等至少应起保护、促进、鼓励安全、爱、自尊、自我实现等似本能需要的表达和满足。

    似本能的基本需要有助于解决和超越许多哲学中早已提出的矛盾，例如自然性与社会性、先天与后天、主观与客观、独特性与普遍性之间的矛盾。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揭露治疗、自我寻求治疗、个人成长、“灵魂寻求”技术都是一条发现自己的客观生物本性、动物性和神经性，即自我价值的道路。

    不管是哪一个学派，它的大多数心理治疗学家都认为，当透过神经病症深入到那个原本存在，但却被疾病的表层所覆盖、掩藏和抑制的核心的时候，他们是在揭露或释放某种更基本的、更真实的、更实在的人格。当霍尼谈到透过虚假自我深入到真实自我这一问题时，她的这一论述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关于自我实现的论述也迫使一个人内心的状态变得真实或实际，虽然是以一种潜在的形式。对认同的追求与“成为自己真正是的那个人”一样，也是同样的意思。使自己成为“充分发挥作用”或具有充分的独特性的和具有真正自我的人含义也是一样。

    中心任务显然就是要意识到自己真正是的那个人是在生物上、气质上和素质上作为一个特殊族类。这正是花样繁多的心理分析所要做的事，即帮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冲动、情感、快乐和痛苦。但这是一种个人自己内在的生物性、动物性和种族性的现象学，它通过体验生物性而去发现生物性，我们可以把这种生物性称为主观生物性、内省生物性、体验生物性等等。

    但是，这就等于是对客观性的主观发现，即对种族所特有的人性特征的发现。它还等于是对一般的和普通的事物的个人的发现，是对不受个人影响的超越个人的（甚至超越人类）的东西的个人的发现。一句话，我们可以通过“灵魂探索”，通过科学家的大量的外部观察去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研究似本能。生物学不仅是一门客观的科学，也是一门主观的科学。

    如果我把麦克利什的那首诗略加释义，我可以说：

    一个人并不想要成为什么，

    他本来就是这样。我曾沿着心理病理发生学的路线进行探索，从成年人的病态进行分析追溯到它的早期起源。我的问题是，使人患神经症的原因何在？神经症从哪里来？我不断提出新问题，品格纷扰和价值畸变从哪里来？同样，人性丰满的、心理上健康的人从哪里来？这也是很有教育意义的。或者，更进一步，人类能达到的最完美境界是什么？妨碍他达到高峰体验的原因何在？

    判断需要类似本能的标准

    就像弗洛伊德那样，而不是动物行为论者那样，对人类最深刻的希望冲动和需要的发现进行研究。我曾沿着心理病理发生学的路线进行探索，从成年人的病态进行分析追溯到它的早期起源。我的问题是，使人患神经症的原因何在？神经症从哪里来？我不断提出新问题，品格纷扰和价值畸变从哪里来？同样，人性丰满的、心理上健康的人从哪里来？这也是很有教育意义的。或者，更进一步，人类能达到的最完美境界是什么？妨碍他达到高峰体验的原因何在？

    我的结论大致是这样的：神经症也像其他心理病态一样，主要是由于缺乏某些满足（客观上和主观上可觉察的需要或希望的满足）。我认为这些基本需要是似本能的，因为它们必须得到满足，不然病态（人性的萎缩，即，那些规定人性的特征有某些丧失）就会出现。这表示，神经症要比早期意义上的更接近于缺失性病症。进一步的假设是：基本需要的满足是健康的必要而不充分的条件，但缺少了他，是不可能有健康的。

    在生物学和医学中，这一改造生物学方法的历史是令人尊敬的。例如，它曾被用来搜寻隐匿的生物性需要，如营养学家，他们曾发现我们对维生素、矿物质等等的“类似本能”的需要。在这里，溯源也是从面对一种疾病（如软骨病或坏血症）开始的，病的起因可以追溯到一种缺失，它于是被称为一种“需要”、一种对“维生素C的需要”，表示它对于达到健康和避免疾病是一种必要的条件。这能进一步核实，假说也能用其他有控制的实验印证，例如，用预防控制、替代控制等测验，这些方法同样也能应用于基本的心理需要。

    概括地说，我提出的主要论点是：

    人的机体有它自身的本性，要比过去我们所了解的更值得信赖并更有自我管理的能力。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假设，人有一种天生的趋向自我实现的成长倾向。

    大多数心理治疗专家都承认有某些类似本能的需要，它们的受挫会导致心理病态。

    这些需要为他提供了一种现成的达到生物性终点、目标或价值的基础框架。

    早期我曾列出旧时本能理论的错误，并认真考虑过这些错误能否避免的问题。那时得出的结论是：

    试图用行为的概念说服人的本能是难以成功的。行为（在人类中）可能是而且往往是针对冲动的一种防御，它表现的不单是冲动，而且是多种冲动合成的行动，是对这些冲动的控制及其表达，是意动因素，是驱力或需要。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也有可能是先天的。

    在人类中没有发现类似于动物的原始的本能。在人类中似乎只有动物本能的部分残余，例如，只有驱力，或只有能力。

    无法说明为什么人不应该具有人类特有的需要或能力，而且，实际上，已有某些临床证据表明，人确实具有一些动机（可能是先天的），那是人类所独有的。

    人类中类似本能的驱力一般是较弱的，不像动物本能那样强烈。这些驱力很容易受文化、学习、防御过程的克制和压抑。精神分析可以看作是恢复这些似本能需要的冗长、费力的过程，直至它们能成长壮大到足以抵抗畏惧和习惯的压制。那就是说，它们需要帮助才能出现。

    在大多数关于人类似本能需要的讨论中一直隐藏着这样一种信念：人体内在的动物性是邪恶的，我们最原始的冲动仅仅是贪婪、坏念头、自私、破坏。很显然，这是错误的。

    由于长期废置不用，人类中的似本能冲动可能会完全消失。

    本能不应该因与学习、理性有区别而二歧化。理智本身也是意动的。往往，在优秀人品中冲动和理智倾向于协同而不是敌对。而且，似本能的驱力能非常迅速地纳入手段行为和趋向目的的渠道，即，它们会变成“情操”。

    我认为，许多有关本能和遗传的混乱看法都来自一种无意识的和错误的设想；遗传论者必然在政治上是保守的或反动的，而环境论者必然是开明的或进步的。虽然曾经是这样，但并不存在着必然性。这是由于错误的认知而造成的。

    据调查，在精神错乱者、神经质者、酗酒的人、低能的人、儿童及动物身上，深层驱力表现得最明显。这是一种误解。这些驱力也许在最健康的、最进化的和最成熟的人身上才能表现得最明显；在这样的人身上，能看到这些最深层的驱力和需要可以“下降”也可以“升高”，例如，探索真理，审美的需要等等。

    用来判断一种需要具有类似本能性质的概率的种种标准陆续提出。我现在要讨论的正是这些标准，并连带谈一谈可以附加的修改意见。我还想就每种标准对几种需要的适用性进行比较：首先是对维生素需要的适用程度；第二，是对爱和归属需要；第三，是对好奇需要；最后是对神经质需要。你将看到在维生素需要和爱的需要之间各项标准的适合程度非常接近。否认其一，也许就必须否认其二。好奇或认知需要，是我称之为一种成长性的需要（或超越性需要或存在价值），是和缺失性需要相对照而区分开的，因为它在性质上虽然是类似本能的，但和基本需要仍有明显不同。至于神经质需要，并不符合这些标准，因而不能说是类似本能的。嗜好需要和由于习惯而形成的需要与此类似。

    如果一种需要是类似本能的，那么它应该符合以下标准：

    满足的长期缺乏会引起病态，特别是这种缺乏在早年生活中发生时。但不容忽视的是，满足的短期缺乏也能引起一定程度的效应，如，食欲，挫折忍受，健康性延迟的能力，自制等等。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满足的缺乏引起焦虑和其他症状但并不引起品格病态；相反，某种神经质需要的满足剥夺可能引起心理健康的增进。

    关键期的剥夺能引起有关欲望和（或）需要的完全而长久的丧失，很可能永远不会再学到或复原；个人从而会长久萎缩，并由此而丧失人类的一项标志性特征：他不再具有丰满的人性。

    维生素：我们的所知还不足以说明它的正确性。各种维生素的剥夺会引起不同的后果，我们对此了解得很少。

    爱：符合标准（由心理变态者所表明的）

    好奇：对此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能使我们做出可靠的判断，但文化的资料和临床的证据相当明显地表明，在生活程序化的孩子中，自身可能丧失甚至长久丧失好奇，例如，早期好奇得不到满足的孩子，会弄得愚钝，满足于无知，呆滞，蒙昧主义，迷信等等。

    神经质需要：标准不适用。直接剥夺的影响，例如，罗森茨威格所说明的。

    维生素：维生素缺乏症等等。

    爱：渴望爱和情人；D·M·莱维所说的“亲吻迷”。

    好奇：强烈的好奇，不由自主的好奇，好奇的持续不绝，视淫等等。

    神经质需要：神经质满足的缺乏能引起焦虑，冲突，敌意等等，但也能导致冲突缓解，焦虑缓解等等。

    人性的萎缩；人性标志性特征的丧失；本质的丧失；倒退；向自我实现成长的障碍。

    维生素：符合标准（有沿基本需要层次倒退的趋向，向任何一种遭受挫折的优势需要倒退）

    爱：符合标准

    好奇：不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品格、价值系统和世界观的畸形；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和病态化。为了和这种缺乏打交道，机体发展出一种应付系统。

    维生素：不确定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犬儒主义，虚无主义，厌烦，猜疑，抛弃价值等等）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各种不同的情绪反应，不论急性的或慢性的，例如，焦虑，威胁，愤怒，忧郁等等。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混合的、矛盾的、冲突的情绪。

    缺失满足物的复得如果及时的话，能使健康恢复（或多或少）并使疾病得到治疗（或多或少），只要病态是可逆转的，即，复位控制，情感依附治疗。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该需要有内在固有的满足物；这些满足物确实能满足该需要而且是唯一的满足物；疏通学习而不是联想学习或专断学习。没有什么完全令人满意的升华或替代是可能的。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基本需要的神经症化，例如，它变得难以自制，不能满足，自我异化，僵化，固定不变，强迫的，不加区分的，选择不当的对象，伴随焦虑等等；对于需要的态度变得自相矛盾，充满畏惧，迟疑心理，否认事实，需要变成危险的了。

    维生素：不适用

    爱：符合标准

    好奇：不确定（视淫？）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适当得到某一“真正的”满足物在一生中都能避免病态，即，预防控制。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真正的”满足物是在真正自由选择情境中受到健康机体偏爱而选定的。个人越健康，偏爱越强烈，他也更有可能成为一位“优秀的选择者”。或者说，在个人心理健康和他将偏爱和选择他所需要的真正满足物而不是虚假满足物的这种可能性之间，有一种很强的实际内在联系。

    维生素：不符合标准（但有某些综合物质如糖精能欺骗机体。）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真正的”满足物味道良好，或者说至少比虚假的满足物味道更好，在特定的方式和现象学上可以这样描述，例如，真正的满足物留下一种充实的、满意的或愉快的感受，甚至是高峰体验或神秘体验（即使是没有感觉到的需要也一样，如在某些贫困的人那里，在真正的满足物到来之前，告诉他说他有多么需要它，或告诉他说这就是他这一生都缺失的东西等等）。

    这就是为什么对“需要”或“欲望”等下最后定义这么困难。即有时会有一种情况，这时一个人会不知道他缺少的是什么，他的不安没有什么对象，但在他体验过某一“满足”以后，他却知道得非常清楚，什么是他曾经想要的，渴望的，或需要的。

    维生素：符合标准（但糖精，带甜味的盐类，又是例外，这些物质能愚弄机体）。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确定。神经质需要的满足味道可以很好，但这似乎不那么经常，不会长久持续，似乎混杂着其他感受，更容易引起懊悔，在回顾时感觉相反等等。

    需要能得到长久满足的人（健康人）没有渴求的表现；他的需要处于理想水平。他能控制或延迟满足或有一段时间没有满足也能适应；他比一般人更能忍受长时期没有满足；他能公开地承认需要并欢迎需要；对需要不设防。需要是可以满足的，正如神经质需要是不可满足的。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不符合标准。好奇的满足常常促进好奇的增强而不是减弱。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神经质需要得到神经质满足对于渴求没有影响，除非是瞬时影响。）

    在个人的生命早期（学龄前）生活中往往有公开的需要表露。在不能用文化认识事物以前，或在学习开始以前，需要或某种欲望的任何表露一般地说能增强一种假设，认为这种需要是类似本能的。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它（需要）能用顿悟疗法、揭露疗法（或由于一般健康的增进），或由于社会中的良好条件——即解除防御、控制、畏惧的疗法——揭示出来，给予承认、肯定和加强。

    维生素：符合标准（很可能如此）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有易于学习的、适宜的手段行为，有易于疏通的、适宜的目的对象和目的状态等等。需要本身在其开端时必须被认为是潜在的而不是外露，因为它必须被运用、演习、训练，被某一文化代表“拖出来”才能实现。这或许可以称为是一种学习，但我认为这样一种说法会引起混淆。“学习”一词已经被赋予太多含义。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对于真正的满足物的偏爱随着任何身心或社会健康的进步而增强。

    维生素：符合标准（很可能如此）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需要是跨文化，跨阶级，跨等级的。它和全人类的普遍性越接近，它也越有可能是类似本能的。（这不是一个绝对的证明，因为所有人类文化都能提供某些经验。否则必须拿出事实根据说明，需要已经永远被扼杀，或暂时受到压抑。）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基本需要能够由那些可靠的健康的或协同的文化或亚文化或工作环境来充分满足，而极少有安全感。所有不可靠的、病态、或低协同的文化、亚文化、或工作环境都不能满足某些基本需要，构成对它们的威胁，对于它们的满足索取的代价太高，使它们的满足难免会和其他基本需要的满足发生冲突等等。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需要显示出一种持久的动力，像弗洛伊德曾描述过的那样（除非在生活早期即被扼杀）。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不确定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神经症患者在寻求这些需要满足时被发现是虚伪的，畏惧的，妥协的，胆怯的，间接的。

    维生素：不确定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需要的跨物种表现当然会增强需要是类似本能的可能性，但这不是一种必需的标准或充分的标准，因为在一切物种中都有它们特有的“本能”，包括人类在内也是如此。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这种需要最终是自我协调的（意思是说，假如它不是如此，它能由揭露疗法弄成如此）。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对此，相反的说法才是正确的，这种需要绝大多数时候觉得是自我疏离或不协调的。）

    假如人人都喜欢这种需要及其满足，它就更有可能是基本的和类似本能的。神经质的、有瘾的和习惯的需要只有某些人才喜欢。

    维生素：符合标准

    爱：符合标准

    好奇：符合标准

    神经质需要。不符合标准

    最后，作为一种无法证明的未来可能性，我建议想一想由于致幻药物的利用而得出的种种发现，或许还有其他解除抑制的药物也一样，例如，酒精，或许抑制最高控制中枢，象酒精的作用那样，会使人格更内在生物的和非文化的方面即更深层的内核自我得到解放。我从LSD（一种麻醉药物）的作用探查到某些这样的可能性。这不是弗洛伊德的超我，超我宁可说是把一套武断的社会控制施加于生物的或本来的机体之上，它抑制了机体自身的作用。

    我没有提到两项别人早已用过的标准，因为我确信它们似乎不能成功地把生物性需要和神经质需要、习得需要、或有瘾需要区分开，它们是为了相关的满足情愿承受其他痛苦或不适；是受到挫伤而引起好斗和焦虑。

    我在此只讨论了人类范围内的似本能特征，实际上先天特异的个体特性虽然没有谈到，但它理应得到心理治疗师和人格理论家的重视。虽然心理治疗的直接目标可能是人性的恢复，健康动物性的恢复，我们仍须了解，心理治疗还有一个基本的长远的目标，那就是个人同一性的恢复，真实自我、确实性、个体特性、自我确认的重新发现。那是一种努力，目的是要发现个人的自然倾向，他的先天个体特性，他的价值观，这些答案是由他的体质、他的气质、他的神经系统、他的内分泌系统等等以微妙的方式向他暗示的（不是强迫命令的），用一句话说，这些答案来自他的身体和他的身体所偏爱的作用方式，来自他的“生物定数”，来自能够找到他的最大和最易得的幸福的方位。

    在这里，我们所关心的不只是天才式的特殊天赋和能力，而且是更普通的人的特殊才能问题。例如，职业向导最终涉及的就是对某个人特有的先天禀赋问题，如果在实践中还不能做到，至少在理论上先要明确这一点。

    我们依靠的临床自觉知识在缺乏更好的理论证据时，也许将来会被更值得信赖的方法得到验证和系统化处理。作为医师，我们试图发现，什么是某人更容易做的，什么最适合他的本性，最舒适地符合他的需要（像鞋子跟脚或不跟脚），什么使他觉得“恰好”，什么使他最少受到压迫，他最适于做什么，什么最符合他的个性。这些哥尔德斯坦曾称之为“偏爱的行为”，我们也可以向实验家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们已经知道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就不同品种的狗提出这一类问题，如在杰克逊实验室中所做的那样。也许有一天，我们对于人类也能这样做。

    而且，我在考虑时为了使我要探讨的主题更加集中而略去了所有更直观的生物学结论，包括人类遗传学家（双生子研究，基因的直接微观研究等等）、实验胚胎学家和神经生理学家（电极埋置研究等等）的技术，也略去了有关动物行为、儿童和发展心理学的文献。

    一方面是生物学、行为学、生态学的资料，另一方面是心理动力学的资料。为了这样的整合，迫切需要把两大套资料联结起来，两者彼此是很少接触的，但我坚信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就我所知，我们至少已经有了一项这样的尝试，即考尔特兰德的精采专著。

    我在本文中提出的一切论述大都是以临床证据和经验为依据的，因而不像来自有控制实验的证据那样可靠。然而，这大多是以容易得到实验证实或检测的形式呈现的。个性更伟大、更坚强、更真实的趋向是由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造成的。生活在高级需要层次意味着更多的爱和趋同，即更多的社会化。不管是否符合逻辑，它却是以经验为根据的现实。实际上，生活在自我实现层次的人既是最爱人类的人，又是个人特质发展得最充分的人。

    认同有机体自身的价值等级

    所谓的“高级的”与“低级的”需要之间存在的真正心理上以及实践中的差异必须得到重点探讨。这样做是为了证实有机体自己规定了价值的不同等级，这是科学的观察者的记录，不是他们的创造。但是，许多人仍旧认为，价值不过是我根据自己的趣味、偏爱、直觉，未经证实或不可证实的假设所做的任意论断，因此，很有必要论证清楚这一问题。

    抛弃心理学中的价值，不仅把心理学削弱了——其全面发展受到阻碍，而且把人类引入超自然主义和道德相对论的误区。但如果能证实有机体在先与后、强与弱、高级与低级之间进行着选择，就不能认为一件好事与任何其他好事价值相同，或者在任何恒久的基础上进行选择是不可能的。选择原则，基本需要在潜力相对原理的基础上按相当确定的等级排列。这样，安全需要比友爱的需要更强烈，因为当两种需要都受到挫折时，安全需要在各种可证实的方面支配有机体。在这个意义上。生理需要（它们被安排在更低的一个层次）强于安全需要，安全需要强于爱的需要，爱的需要又强于尊重的需要，而后者又强于个人特质的需要——我们称之为自我实现的需要。

    这是选择或者说优先的顺序，但同时也是各种其他意义上的由低级至高级的顺序。

    高级需要在种系上或进化上发展较迟。我们和一切生物共同具有食物的需要，也许与高级类人猿共有爱的需要？而自我实现的需要（须借助创造力）是人类特有的。越是高级的需要，就越为人类所特有。

    高级需要是较迟的个体发育的产物。任何个体一出生就显出有生理的需要，也许，还有安全需要。比如，它可能会受到恐吓或惊吓，当它依靠的世界提供足够的规律与秩序时，它也许会发育得更好。只有在几个月以后，婴儿才初次表现出有与人亲近的迹象以及有选择的喜爱感。再后来，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测到，除对安全以及父母爱的需要外，婴儿还表现出对独立、自主、尊重，以及表扬的要求。至于自我实现，天才式的儿童甚至也要等到三四岁。

    越是高级的需要，就越能忍受维持纯粹的生存需求，其满足也就越能更长久地推迟？并且，这种需要也就越容易永远消失。高级需要不大善于支配、组织以及求助于自主性反应和有机体的其他能力。例如，人们对于安全的需要比对于尊重的需要更偏执、更迫切，剥夺高级需要不像剥夺低级需要那样能引起如此疯狂的抵御和紧急的反应。与食物、安全相比，尊重是一种非必需的奢侈。

    生活在高级需要的水平上，意味着更大的生物效能，更长的寿命，更少的疾病，更好的睡眠、食欲等等。人体研究者多次证实，焦虑、害怕、爱和优势的缺乏等等，除促成不良的心理后果外，往往还造成不良的生理后果。

    从主观上讲，高级需要不像其他需要一样迫切。它们较难被察觉，容易被搞错，容易由于暗示、模仿或者错误的信念和习惯而与其他需要混淆。能够了解自己的需要——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是一个重要的心理成就？对于高级需要更是如此。

    高级需要的满足能引起更理想的主观效果，即更深刻的幸福感、宁静感以及内心生活的丰富感。安全需要的满足最多只产生一种绝处逢生的感觉。无论如何，它们不能产生像爱的满足那样的幸福的狂热与心醉神迷或宁静、高尚等效果。

    追求和满足高级需要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健康趋势，一种脱离心理病态的趋势。

    高级需要的满足有更多的低级满足为基础。遗传占优势的需要必须在高级需要的满足之前得到满足，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因此，友爱的需要在意识中的显露要比安全需要的出现依赖于更多的满足。更通俗一点说，在高级需要的层次上，生活更复杂了。寻求尊重、地位与寻求友爱相比，涉及更多的人，需要有更大的舞台，更长的过程，更多的手段和各等级的目标，以及更多的从属步骤和预备步骤。友爱的需要与安全需要相比较，同样存在上述差异。

    高级需要的实现要求有更好的外部条件。要让人们彼此相爱，而不仅是免于相互残杀，需要有更好的环境条件（家庭、经济、政治、教育等等）。

    两种需要都满足过的人们通常认为，高级需要比低级需要更有价值。他们愿为高级需要的满足牺牲更多的东西，而且更容易忍受低级需要满足的丧失。例如，他们比较容易适应禁欲生活，比较容易为了原则而抵挡危险，为了自我实现而放弃钱财和名声。能充分理解两种需要的人，普遍地认为自我尊重是比填满肚子更高、更有价值的主观体验。

    需要的层次越高，爱的趋同范围就越广，也可以这样说，受爱的趋同作用影响的人数越多，爱的趋同度也就越高。在原则上，我们可以把爱的趋同解释为，两个或更多的人的需要融合为一个单一需要的优势层次。当然，这是程度问题。两个相爱甚笃的人会不加区别地对待彼此的需要，对方的需要的确就是他自己的需要。

    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对公众和社会也很有益处。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越高级，就越少自私。饥饿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它唯一的满足方式就是让自己得到满足，但是，对爱以及尊重的追求却必然涉及他人，而且涉及他人的满足。已得到足够的基本满足继而寻求友爱的尊重（而不是仅仅寻找食物和安全）的人们，倾向于发展诸如忠诚、友爱，以及公民意识等品质，并成为更好的父母、配偶、教师、公仆等等。

    高级需要的满足比低级需要的满足更接近自我实现。假如我们承认自我实现的理论，就可用来作为一个重要的区别。除此之外，它还意味着对于那些在高级需要层次上生活的人，我可以期望发现他们有更多更高的趋向自我实现的品质。

    个性更伟大、更坚强、更真实的趋向是由高级需要的追求与满足造成的。生活在高级需要层次意味着更多的爱和趋同，即更多的社会化，不管是否符合逻辑，它都是以经验为根据的现实。实际上，生活在自我实现层次的人既是最爱人类的人，又是个人特质发展得最充分的人。这完全支持弗洛姆的论点——自爱（或不如说是自尊）与爱他人是协同性的而不是对抗性的，他关于自发性、自动性的见解也是中肯的。

    需要的层次越高，心理治疗就越容易，并且越有效。而在最低的需要层级上，心理治疗几乎不起任何作用。例如，心理治疗不能止住饥饿。

    低级需要比高级需要更具体、更可感知，也更有限度。与饥和渴相比，爱的躯体感要明显得多，而友爱则依次远比尊重更带有躯体性。另外，低级需要的满足远比高级需要的满足更可感知或更可观察。而且，低级需要之所以更有限度，是因为它们只须一定数量的满足物就可平息这种需要。我们只须吃这么一点食物就能满足饥饿，然而友爱、尊重以及认识的满足几乎是无限的。很明显，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观察和探索。人性自身就具有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怎样才能完善？我怎样才能幸福？我怎样才能富有成就？当由于患病这些价值被剥夺时，机体就告诉我们它需要什么，从而也就告诉我们要珍惜什么。

    如何完善自身的人性

    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具有不同的性质，而且这样的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必须归入基本的和给定的人性储备中（而不是不同或相反）。这一定会在心理学和哲学理论上引起许多革命性后果。大多数文明同它们的政治、教育、宗教等理论，始终是建立在与这一信念正好对立的观点之上的。

    总的看来，它们假定人性原始的以及动物的方面严格地限制在对食物、性之类的生理需要上。追求真理、爱、美的高级冲动，被假定为在内在性质上不同于这些动物性的需要。而且，这些兴趣被假定为相互对抗、排斥，为了优势地位而不断发生冲突。人们是从站在高级需要一边而反对低级需要这个角度来看待所有文化及其工具的，所以，文化必然是一种控制因素和阻挠因素，顶多是一种不幸的必需品。

    认识到高级需要恰如对食物的需要一样，是类似本能的和动物性的，这必然具有很多影响。

    也许，最重要的是明白认知和意动的二歧式是错误的，是必须予以澄清的。对知识的需要，对理解的需要，对哲学沉思生活的需要，对理论参照系统的需要，对价值系统的需要，这些本身都是意动的，是我们原始的动物本性的一部分（我们是非常特殊的动物）。

    既然我们也了解我们的需要并不完全是盲目的，了解它们为文化、现实，以及可能性所更改，那就可以进一步推出，认识在它们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约翰·杜威主张，需要的真实存在和界限是依靠对现实、对满足的可能和不可能的认识而定的。

    如果意动在本质上也是认知的，或者认知在本质上也是意动的，那么它们的分歧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并且必须抛弃。

    这些古老的哲学难题，有些甚至可以看成是因为对人类动机生活的误解而产生的假难题。例如，自私和不自私的一般区别的问题，假如我们类似本能的爱的冲动，使我们从注视我们的孩子吃好吃的东西，比我们自己吃能得到更多的个人的“自私的”愉快，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自私”，怎样把它与“不自私”相区别呢？假如对真理的需要与对食物的需要更具有动物性，那么，为真理而冒生命危险的人比为食物而冒生命危险的人更少一些“自私”吗？

    假如从食物、性、真理、爱或尊重的满足中能同等地得到动物性快感、自私的愉快和个人的愉快，那么，显然需要重新更正快感理论。这意味着高级需要的快感在低级需要快感衰落的地方很可能坚持下去。

    古典浪漫主义的酒神与太阳神的对立必定能得到解决。至少就它的某些形式来说，它同样是建立在动物的低级需要与反动物的高级需要的分裂之上的，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必然要对理性与非理性的概念，理性与冲动之间的对比，以及作为与本能生活对立的理性生活的一般概念，作很大的修正。

    通过对人的动机生活的严密审查，可以得到伦理哲学家需要的许多东西。假如我们最高尚的冲动不是被看作勒马的缰绳，而是被看作马本身，或者相反。假如我们的动物性需要被看作具有与我们最高的需要一样的性质，它们之间明晰的分歧又怎么能够存在下去呢？我们又如何确定它们可以有不同的来源呢？

    进一步说，假如我们清醒而明确地意识到这些高尚而美好的冲动的存在和日益强大。从根本上说，首先是满足更迫切的动物性需要的结果，我们当然应该更少谈到自我控制、禁止、法律等等，更多的谈到自发性、满足以及宽容等等。在责任的沉重感与享受的放松感之间，对立似乎比我们预料的要少得多。

    本尼迪克特的“协同作用”理论是我们的文化概念和关于人与文化的关系的概念改变的方向。文化显然是，或者至少应该是满足需要的，而不是禁止需要的。此外，它不仅是为人类的需要而创造的，而且也是由人类的需要创造的。文化与个体的分歧需要重新审查，应该更少强调它们的对抗，更多强调它们的合作。

    人的最好的冲动显然是内在固有的，而不是偶然的和相对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价值理论一定包含着极大的意义。比如，它意味着根据逻辑来推断价值，或试图从历史和假设中找到它们，都不再是必要的或合乎需要的。很明显，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观察和探索。人性自身就具有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怎样才能完善？我怎样才能幸福？我怎样才能富有成就？当由于患病这些价值被剥夺时，机体就告诉我们它需要什么，从而也就告诉我们要珍惜什么。

    从一个明显的性质考虑，这些基本需要从一个明显的性质上是类似本能的，但它们更多的表现在区别于我们熟知的低级动物的本能。所有区别中最重要的是一个意外的发现，即，与本能是强大的令人厌恶和不可改变的这样一个古老假定相反，我们的基本需要虽是似本能的，却是较弱的。

    作为意识到的冲动，了解我们真正渴望得到尊重、知识、哲理、自我实现等等，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难得的心理成就。不仅如此，基本需要层次越高，它们就越弱，越容易被改变和压制。最后，它们不是坏的，而是中性的或好的。我们用一个反论来概括：我们人类的本能是如此弱，以致它们需要克服文化、教育、学习的干扰，一句话，需要保护并防止改变。

    我们必须改变对心理治疗（以及教育、抚养孩子、一般意义上良好性格的塑造）的目标的理解。对于许多人，它们仍然难免受到一整套对固有冲动的禁止和控制。纪律、控制、镇压是一些管理制度的口号。但是，如果我们的治疗意味着一种旨在打破控制和禁戒的力量，那么，我们新的关键的词语将是自发性、释放、自然真实、自我认可、对冲动的觉知、满足、容许。如果我们的本能冲动不是被理解为洪水猛兽而是和煦春风，如果我们的本能冲动与其说是掠夺性的不如说是友爱性的，与其说是使人怨恨的，不如说是令人赞美的，我们当然应给它们以自由，让它们充分表现自己，而不是将它们拘控在用于犯人或疯子的约束之内。

    假如本能是较弱的，高级需要在性质上是类似本能的；假如文化比本能冲动更强，而不是更弱；假如人的原始冲动最终被证明是好的，而不是坏的；那么，人性的改进也许可以通过对类似本能的倾向的培养来实现，或者通过促进社会改革来实现。的确，改善文化的意义就在于为人们内在的生物倾向提供一个更好的实现自身的机会。

    由于发现高级需要层次上的生活可以相对地摆脱低级需要满足的支配（甚至不受高级需要满足匮乏的限制），我们就可能想出办法来解决神学家们的古老难题。他们总是感到有必要努力调和肉体和精神，天使与魔鬼，人类有机体上高级和低级的东西，却没有一个人找到过满意的方法。高级需要生活的机能自主似乎就是答案，高级需要的发展只有建立在低级需要的基础上，但最后一旦牢固建立，就可以相对地独立于低级需要。

    除了达尔文的生存价值外，我们现在还可以提出“成长价值”。对于个体来说，不仅生存是好的，努力去发展完美的人性，使人的潜力得到发挥，追求更大的幸福、更深的宁静以及高峰体验，走向超越，获得对现实更丰富、更准确的认识，而且这一切也是有益的。我们不再以生存的可能性作为证明贫穷、战争、独裁、残忍的丑恶的唯一证据。在我们眼里，这些现象的丑恶还在于它们降低了生命、人格、意识以及智慧的质量。也就是说，仍然有谈论一张受挫折的嘴、一个受挫折的胃、或是一种受挫折的需要的倾向。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受挫折的只能是一个完整的人，绝不会是一个人的某一部分。

    战胜致病挫折的途径

    动机概念包含着精神病病因以及挫折、冲突、威胁等性质的一些重要启示。

    挫折和冲突的概念促进了精神病病因的引发以及持续理论的揭示。某些挫折的确导致病态，另一些并非如此；某种冲突也同样导致病态，另一些却也并非如此。要想解开这个谜，则必须求助于基本需要理论。

    在讨论挫折时，很容易错误地将人分割开。也就是说，仍然有谈论一张受挫折的嘴、一个受挫折的胃、或是一种受挫折的需要的倾向。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受挫折的只能是一个完整的人，绝不会是一个人的某一部分。

    搞清楚这一点，就理所当然明白了剥夺和对人格的威胁之间的重要区别。挫折的通常定义只不过是得不到所渴望的东西、一个愿望没有实现或一种满足受到妨碍等。这样一个定义未能区分开两种不同的剥夺：一种对于机体并不重要（很容易被替换，极少导致严重的后果）；另一种则同时是对于人格，也就是说，对于个人的基本需要——他的生活目标，他的防御系统，他的自尊心，他的自我实现——的一种威胁。我们的论点是：只有威胁性的剥夺才有类似于一般意义上挫折的许许多多后果（通常是让人反感的后果）。

    一个目标物对于个体来说可以有两种意义：首先，它有着内在的意义；其次，它也可以有一种延伸的、象征性的价值意义。这样，某个被剥夺了想要吃冰淇淋卷的孩子可能只是失去了一个冰淇淋卷；但另一个受到同样待遇的孩子，就可能不光是丧失了一次感官上的满足，而且还会觉得被剥夺了母亲的爱，因为她拒绝给他买冰淇淋卷。对于第二个孩子来说，冰淇淋卷不光有着自然物质上的价值，而且还可能承载着心理价值。

    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说，被剥夺了作为冰淇淋的冰淇淋，很可能是无所谓的；这种情况甚至连是否可以用挫折——其他具有更大威胁性的剥夺为特征的挫折——来称呼都有待探讨。只有当目标物代表着爱、名望、尊重或其他基本需要时，将它剥夺才会产生通常挫折的种种恶果。

    在一定情况下，在某些各类的动物中能清楚地证明这种个体的双重意义。例如，当两只猴子处于一种支配与从属的关系时，一块食物既是充饥物，同时也象征着一种支配地位。这样，如果处于从属地位的动物试图捡起食物，他立刻就会受到处于支配地位的动物的攻击。然而，如果它能解除食物的象征性支配价值，那么，他的支配者就会允许他食用。这一点，他通过一个顺从的姿势可以很容易地办到，即在接近食物时做顺从性表演，这仿佛是说：“我只想要这块食物充饥，我不想向你的支配地位挑战。我甘愿服从你的支配。”

    同样，我们也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朋友的批评。通常，一类人觉得受到了攻击和威胁（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批评常常都是一种攻击），于是他的反应便是怒火中烧，暴跳如雷。但另一类确信这一批评不是一种攻击，也不是对他的排斥，而是友爱的帮助，他就不仅会倾听批评，而且甚至可能会对它心存感激。这样，如果他已经有许多证据来表明他的朋友爱他、尊重他，批评便只代表批评，它并不会同时代表着一种攻击或威胁。

    忽略这一区别就会造成精神病学界很多意外的混乱。一个经常出现的问题是：挫折的许多后果，如寻衅和升华等，全都是或者有些是由性剥夺所引起的。大家都知道，在许多情形中，独身生活并不会带来精神病理上的后果。然而，在另外的许多情形中，它却有不少恶果，什么因素决定将出现什么结果呢？对精神正常者的临床检验提供了一个明确的答案：性剥夺只有在被个体认为是代表着异性的拒绝、低贱、缺乏价值、缺乏尊敬、孤立，或者其他对基本需要的阻挠时，才会成为病因。对于那些并不认为它有这种含意的人来说，则可以比较轻松地承受性剥夺。当然，很可能会有罗森茨威格所说的需要的坚持性反应，但这些反应虽然令人烦恼，却不一定是病理性的。

    幼儿时期经常遭受的剥夺往往也具有挫折性，例如，断奶，限制排泄，学走路。实际上，每一个新的调整层次，都被认为是通过对孩子的强制而实现的。在这里，单纯的剥夺和对人格的威胁之间的区分再一次提醒我们小心对待。观察那些完全信赖父母的爱和关注的孩子可知，他们有时可以令人惊异地对各种剥夺、纪律和惩罚看得无足轻重。如果一个孩子并不把这些剥夺看成是对他的基本人格、主要生活目标和需要的威胁，那么它们就会很少起挫折作用。

    利用这个观点会顺利推出这样一个结论：威胁性挫折这个现象同其他威胁性情况的联系，要比同单纯剥夺的联系紧密得多。也可以看到，挫折的典型后果经常是由其他类型的威胁所引起的。例如，创伤，冲突，身体损伤，严重疾病，现实的人身威胁，死亡的临近，屈辱，或巨大的痛苦。

    这将印证我们的最终假设：也许挫折作为一个单独的概念不如在它身上交错的那两个概念有用。对于非基本需要的剥夺，和对于人格剥夺，即对于基本需要或同这些需要有关的各种各样的威胁。剥夺的含意比挫折这一概念的通常含意要少得多，剥夺并不是精神病病因，而威胁是。威胁性冲突仍然是一个选择问题，但却是在两个不同的目标之间进行选择，而且这两个目标都很重要。在这里，一个选择的反应通常并不能解决冲突，因为这种决定意味着放弃某些几乎是同被选择物一样重要的东西。

    客观解决威胁生存的冲突

    冲突这一单独的概念同样与威胁的概念交错。单纯的选择是最简单意义上的冲突，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无数这样的选择。如果我们在通向同一个目标的两条道路中进行选择，这一目标对有机体相对来说并不重要。对于这样一个选择情况的心理反应几乎从来也不是病理性的。实际上，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主观上根本就没有冲突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目标本身对于有机体来说是重要的，但却有两种到达这一目标的途径可供选择。目标本身并没有受到威胁。目标重要与否，当然要视每一个个别的有机体而定。对一个有机体来说是重要的，对另一个就可能不然。

    例如，一位妇女参加一个社交晚会时，试图决定是穿这双鞋还是那双鞋，是穿这件衣服还是那件衣服，因为这一社交场合对她来说是重要的，所以她希望能留下一个好印象。在做出决定后，冲突的明显感觉一般会消失。然而，当一位妇女不是在两件衣服中进行选择，而是在两个人之中选择一个来做自己的丈夫，这种冲突就确实可能变得极其激烈。这使我们再一次想起了罗森茨威格对需要的坚持性效应和自我的防御性效应之间所作的区分。

    威胁性冲突仍然是一个选择问题，但却是在两个不同的目标之间进行选择，而且这两个目标都很重要。在这里，一个选择的反应通常并不能解决冲突，因为这种决定意味着放弃某些几乎是同被选择物一样重要的东西。放弃一个必要的目标或对需要的满足使人感到一种威胁，即使在做出选择之后，威胁也依然存在。总之，这种选择最终只会导致对于一种基本需要的长期妨碍，这就很容易导致病态。

    灾难性冲突是一种没有抉择或选择可能性的纯威胁。就其后果来说，所有的选择都同样是灾难性或威胁性的，不然，也只有一种灾难性的威胁。这样一种情况，只有把那个词的意义延伸，才可以被称为冲突。举两个例子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一点：一个例子是一位在几分钟内就要被处决的人，另一个他必须面对明知带有灾难性的动物。在作决定时，所有逃避、进攻或替换行为的可能性都被杜绝——这正是许多动物神经病实验中的情况。

    我们所能得出的结论只能和我们精神病理学观点分析挫折之后所得出的结论一样。一般说来，有两种冲突的情况或冲突的反应，一种有威胁性，另一种无威胁性。无威胁性的冲突并不重要，因为它们通常是不致病的；带有威胁性的冲突种类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往往是致病的。威胁并非总是致病的；对于威胁既有健康的应付方式，也有精神病或神经病的解决办法。

    此外，一种明显的威胁情况在一个特定的人身上，可能导致也可能并不导致在心理上受威胁的感觉。一次轰炸或对生命本身的威胁，其威胁的程度可能还不如受人嘲笑，被人冷落，被抛弃，自己的孩子生病，或者受一位陌生人的凌辱。而且，威胁也可能起到使人坚强起来的作用。同样，如果我们将一种冲突的感觉作为病症的原由来谈论，我们最好还是来分析一下威胁或威胁性冲突，因为某些种类的冲突并不能引起病态，有一些实际上还会强化有机体。

    我们可以对精神病病因这一综合领域的各种概念进行重新分类。我们可以首先讨论剥夺，然后则是选择，可以假设这两者都是不致病的，因此对精神病理学的研究来说是次要的概念。重要的概念既不是冲突也不是挫折，而是两者的基本致病因素——威胁实际上对有机体的基本需要或自我实现有阻挠作用。妨碍基本需要和高级需要（包括自我实现）以及它们赖以存在的条件的危险和事实，是对生命本身的威胁，对于有机体的完整人格的威胁，对于有机体整合状态的威胁，对于有机体掌握世界的威胁，以及对于终极价值的威胁。

    生存威胁的本质特征

    威胁这一概念包括一些既不能归于通常意义上的冲突，又不能归于通常意义上的挫折的现象。某种类型的严重疾病能引起精神病，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的人往往在行动时心有余悸。儿童得病或住院的经验常常带来直接的威胁作用，且不说伴随的各种冲突。

    一般性的威胁在另一种病人身上也得到了证明，这就是盖尔卜、哥尔德斯坦、史勒以及其他一些人所研究过的脑损伤病人。最终理解这些病人的唯一方法就是假设他们感受到了威胁。也许可以认为，不管什么类型的有机性精神病患者都感受到基本的威胁。在这些病人身上，只有用两种观点来研究症状才可能将它们搞明白：首先，功能的损伤或任何种类的功能丧失（丧失效用）对有机体的直接影响；其次，人格对这些威胁性丧失（威胁效用）的动力反应。

    从卡顿诺研究创伤性神经病的专著中，我们发现可以将最基本和最严重创伤的后果加进我们所列出的既不是冲突也不是挫折的各种威胁性后果的行列。必须再一次指出，一种受创伤的遭遇同受创伤的感觉并不一样，也就是说，一种受创伤的遭遇可能会造成心理上的威胁，但却不一定非造成这种威胁不可。如果处理得当，它的确可以给人教益，使人坚强。据卡顿诺说，这些创伤性神经病是对于生活本身最基本的行为功能——行走，奖金，交谈，进食等等——所发生的一种基本威胁的后果。

    我们可以这样来叙述一下其论点的大意：经历过一桩极其严重事变的人可能会得出这样结论，他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死亡一直在他的门外守候。面对着这样一个无比强大、极富威胁性的世界，一些人似乎丧失了对自己能力的信任，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能力，其他一些比较轻微的创伤威胁当然也就更小一些。另外，某种性格结构使一些人易于受威胁左右，在有这种性格结构的人身上，这种反应则更经常地发生。

    不论什么原因，死亡的临近都可能使我们失去基本的信心而处于感到受威胁的状态。当我们再也无法应付这一情况时，当世界使我们无法忍受时，当我们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时，当我们再也控制不了这个世界或者控制不了我们自己时，我们当然会有各种威胁的感觉。其他“我们无能为力”的情况有时也会被觉得是一种威胁。也许在这一类中还应该加上严重的痛苦，这当然更是我们无能为力的一件事。

    或者还能扩充一下这一概念的内容，把通常包含在其他种类中的各种现象也包含进来。例如，我们可以提到的有突然的强烈刺激，没有预防便被摔落、摔倒，任何未被解释或陌生的事情，某种对儿童产生威胁而不仅仅是引起激动，更是对他们日常生活习惯或节奏的打乱。

    我们当然不能忽略威胁的最核心方面，即直接的剥夺，或对基本需要的妨碍或威胁性屈辱，遗弃，孤立，丧失威信，丧失力量，这些都有直接的威胁性。此外，滥用或不用各种才能间接地威胁着自我实现。最后，对于高级需要或存在价值的威胁可以对高度成熟的人产生威胁。

    一般说来，下面的几点都被觉得有我们所谈意义上的威胁性：妨碍基本需要和高级需要（包括自我实现）以及它们赖以存在的条件的危险和事实，是对生命本身的威胁，对于有机体的完整人格的威胁，对于有机体整合状态的威胁，对于有机体掌握世界的威胁，以及对于终极价值的威胁。

    不管我们对威胁下怎样的定义，有一方面我们必须提到：一个最终的定义，不管包括其他什么内容，当然必须涉及到有机体的基本目标、价值或需要。这意味着任何关于精神病病因的理论也必然要直接依赖动机理论。

    界定威胁的必要性，可以从一般动力学理论和各种具体的实验结果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我们最终界定一种情况或威胁时，为能只着眼于整个种类都有的基本需要，还要着眼于面临着特殊问题的个别有机体。这样，挫折和冲突二者的定义常常都是单纯依照外部的情况，而不是依照有机体对这些外部情况的内在反应和理解而界定的。最坚持这种错误观点的是一些所谓动物神经病的研究者。

    我们该如何确定某一特定情况在什么时候才会被有机体理解为一种威胁呢？对于人类来说，这可以轻易地由足以描述整体人格的方法做出判断，如精神分析法。这些方法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人需要什么，缺乏什么，什么在威胁他。但对于动物来说，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在这里我们陷入了循环定义。当动物受到威胁的症状做出反应时，我们才会知道那是一种有威胁的情况。这就是说，情况是根据反应来界定的，反应又是根据情况来界定的。循环定义的名声通常是不太好，但我们应该知道，随着一般动力心理学的出现，所谓循环定义的名声也必定好转。无论如何，对于实验室的实际工作来说，这当然并非一个高不可越的障碍。

    动力理论所必然得出的最后一点是：我们必须始终把威胁感本身看作是一种对于其他反应的动力性刺激。如果我们不同时知道这种威胁会导致什么，会使个体做什么，有机体会如何对它做出反应，那么对于任何有机体内的威胁，也不可能进行完整的描述。当然，在神经病理论中，既有必要了解威胁感的性质，又有必要了解有机体对这种感觉的反应。

    动物研究中的威胁概念

    在动物行为紊乱方面的研究中很容易得出，它们的研究一般是针对外界环境方面而非动力方面。外界的实验安排或情况一旦被稳定下来，就以为完成了对心理情况的控制，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错误了。当然，最终具有心理上的重要性的，只有有机体觉察到或因此做出反应，或以某种方式受其影响的事物。

    这一事实，以及每一个有机体都与其他有机体不同这一事实，不光应该得到口头认可，还应该承认它影响着我们的实验安排以及最终的结果。例如，巴甫洛夫已经证明，动物必须具有某种类型的生理气质，否则外部冲突就不会导致任何内部冲突，而且我们所感兴趣的，当然并不是各种冲突情况，而是有机体内部的冲突感。

    我们还应认识到，个别动物的独特历史使动物们对于一个特定外部情况的个别反应各不相同，例如在戈恩特和李得尔及其合作者的研究中正是如此。我们通过对白鼠的研究已经证明，在某些例子中，有机体的特性对于决定是否会因为相同外部情况而衰竭是至关紧要的。不同种类会以不同的方式来对于外部情况进行观察，做出反应、感到受威胁或是不受威胁。当然，在许多类似的实验中，冲突和挫折的概念用得并不精确。此外，由于忽略了对有机体所受威胁的性质应该个别界定，便似乎难以理解各种动物对于同一情况所做出的反应的差异性。

    比通常用在这类文献中的说法更确切一些，这是个很好的概念，因为它涉及到了已知的所有动物研究，但我们还应该使它的某些含义更清楚一点，例如，从动物那里夺走它看重的东西，可以导致同要求有机体做它不能做的事情所引起的一样的病理反应。

    在人身上，除了已经提到的因素外，这一概念还应该包括某些疾病和某些对有机体整体人格的损害的威胁性质等因素，它使一个动物能够面对某个要求它做一些难以做的事情的情况；它仅仅通过对这一情况毫不在乎，对它无动于衷，甚至不屑对它进行察觉，便可以以一种非病态的方式对它做出反应。也许这一比较鲜明的特点可以部分地通过在史勒的说法上加一个强烈动机的说法来获得：“当有机体面临一个非常想解决或者必须解决但却无法解决或对付的任务或情况时，便会出现病态反应。”当然，甚至连这也是不够的，因为它没有包括已经提到的现象。然而，它是为实验目的而对威胁理论所作的一种有实际意义的叙述，这是它的优点。

    另外，动物的行为前后表现得并不一致。这是由于忽略了区分动物在面临非威胁性或威胁性选择以及威胁和非威胁性挫折中的情况。如果设想动物正处于迷宫中一个选择点上的冲突情况，那它为什么不经常地崩溃呢？如果设想剥夺食物24小时是对于老鼠的挫折，那这种动物为什么不崩溃呢？显然，假设或概念都需要改变一下。一个忽略区别的例子不能区分两种选择：动物在一种选择中放弃了某些事物，在另一种选择中则什么也没放弃，在这种选择中目标保持不变并不受威胁，但动物却有两条或者更多的途径来实现这同一个得到了保障的目标。如果一个动物又渴又饿，而且食物和水之间二者不可兼得时，它就可能有受到了威胁的感觉。

    我们绝不能就其本身来界定一种情况或一个刺激物，而是必须把它看作是已被对象（动物或人）所结合——以动力的方式，通过它对实验所涉及到的特别对象的心理含义。

    一生经历中的威胁

    普通的或有神经病的成年人所受一般外界情况的威胁，要比健康成年人多。我们应该再一次想起，尽管成年的健康产生于童年的没受威胁，或是对威胁的顺利克服，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它越来越不受威胁的影响；举例说吧，一个人如果对自己极有信心，他的男性气质便不容易受到威胁。一个人如果一生中一直被人深爱着，并感到自己值得爱或可爱，那么，即使你不再爱他了，对他也没有太大的威胁，必须再一次依靠功能性原则。精神病病因如果是单一的而不是复合的，那么疾病的各种单独的症候群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也许不光病因，精神病理学也可能是单元的。

    威胁对自我实现的妨碍

    威胁的大部分特殊例子都归在“对最终自我实现的发展有着实际的妨碍或威胁”，这是很有可能的，哥尔德斯坦也曾这样做过。这样强调将来的以及当时的损害，有许多严重的后果。我们可以引用弗洛姆“人本主义的良心”这一革命性概念作为已经觉察到偏离了成长或自我实现道路的例子，这一概念同弗洛伊德超自我概念的相对性和由此而来的缺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还应明白一点，将“威胁”和“对成长的妨碍”搞成同义词，造成了在当时从主观上来说是没有威胁的，但在将来则是有威胁的或对成长是有妨碍的。孩子现在可能会希望得到一种让他高兴、安静、感激的满足，但这种满足却不利于他成长。例如：父母过于满足孩子，从而产生溺爱引起的精神变态。

    疾病的单元性

    另一个由精神病的单元性质所引起的难题是由于它和不很完善的发展相提并论而引发。我的意思是，所有的或者大部分疾病都来自同一个根源。也就是说，精神病病因如果是单一的而不是复合的，那么疾病的各种单独的症候群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也许不光病因，精神病理学也可能是单元的。也许我们现在所说的医学模式上的各种单独疾病实体，实际上是对一种深层的一般性疾病的特殊反应，正如霍尼所声称的那样。我关于安全感与缺乏安全感的实验正是建立于这样一个基本的假设之上，而且到目前为止，在辨别出有一般心理疾病而不是臆想病或忧虑症等特殊神经病的患者方面卓有成效。

    我没有进一步探讨这些假说，因为它们都是由这种关于精神病理、病因的理论引发的，而这也是我最想说明的。有必要做的只不过是强调一下它的各种统一化、简单化的可能性。在人类总体中只有一少部分达到同一性、个性、丰满人性、自我实现等等。这是我们最大的难题。既然我们有倾向人性充分发展的冲动，那么，为什么不能更经常地发生？是什么阻碍了它？

    个人生命成长的一种失败

    20世纪中期普遍承认的理论认为，神经症是一种可以描述的病理状态，它是那时存在着的、医学模型上的一种疾患或病症。但我们已经学会用辩证的方式看它，认为它同时也是一种向前的运动，一种趋向健康和丰满人性的向前的困难摸索，在畏缩而不是在勇气的庇护下胆怯而软弱地前进，而这过程既包含着现在也包含着未来。

    我们得到的一切证据（大都是临床证据，也有某些其他研究的证据）都表明，几乎每一个人甚至几乎每一个新生物，都有一种倾向健康的积极意愿，一种倾向成长或倾向人的潜能的实现的冲动。但很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人这样做。在人类总体中只有一少部分达到同一性、个性、丰满人性、自我实现等等，这是我们最大的难题。既然我们有倾向人性充分发展的冲动，那么，为什么不能更经常地发生？是什么阻碍了它？

    既预料到它有很大的可能性，但又失望于这种可能性实现的罕见，这是我们研究人性的新方法。不论何种现状，这种态度和“现实主义的”何种现状都接受的态度是对立的，后者认为现状是常规，例如电视的民意测验。此时此刻，无论是从描述观点看，还是从没有价值观念的科学观看，这一常态或一般状态是我们能够期望的最佳状态，因此，我们应该为此而感到满足。常态宁可说是一种疾病或残废或瘫痪，那是我们和其他每一个人所共有的，因而未加注意。

    我想起我在大学时代用过的一本陈旧的异常心理学教科书，内容其实糟透了，但卷首插画非常精彩：下半部是一列孩子，苹果脸，甜蜜的微笑，兴高采烈，天真无邪，非常可爱；上部是地铁车箱中的许多乘客，愁闷，灰溜溜，绷着脸，似乎很生气。下面的解说词非常简单：“怎么啦？”这正是我要谈论的问题。

    另外，我一直在进行的工作一部分是关于研究工作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是为研究工作进行铺垫，是试图说明所有临床经验和个人主观经验，我们力求能够在一种科学的方式中更好地理解这些经验，即，核对、检验、使结果更精确，并观察它是否真实，直觉是否正确等等。为了这样的目的，也为了那些对哲学问题感兴趣的人，我简单地提出几个和下文有关的理论观点。

    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事实和价值之间、是和应该之间、行为和规范之间的关系问题，一个哲学家们一筹莫展的问题，自有哲学家以来，他们就一直在讨论着这个问题，但进展却很小。我愿提供某些思考，在解答这一古老的哲学难题中这些思考对我是有帮助的，也可以这么说，是突破两难困境的第三只角。

    熔接词是一个一般的结论，部分来自临床和心理治疗经验，部分来自格式塔心理学家。在某种哲学方式中，事实往往有一定的指向，或者说，它们是有矢量的。事实并不是躺在那里，像一块锅饼，什么事也不做；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路标，能告诉你该怎么办，向你提出建议，引导你向某一方向而不是相反方向前进。它们“呐喊着”，它们具有需求性，甚至具有如克勒所说的“必需性”。

    我常有这样的感受，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充分认识，我们便知道该怎么办；当我们必须决定到底该怎样做时，充分的知识常常能帮助我们做出道德和伦理的选择。例如，我们在治疗中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人们的“认知”越来越有意识时，他们的解决、他们的抉择也越来越容易，越来越自主。

    这就是说，有的事实或词汇本身兼有两种作用——规范和描述。我暂且称它们为“熔接词”，表示事实与价值的一种熔化和连接。除此以外，我不得不力求解决“是”和“应该”这一问题。

    正像我认为所有人在这类工作中都会这样做一样，在我谈论的开始，是在一种坦率的规范方式中前进。我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健康？我先前的哲学教授仍然像长辈那样非常亲切地对待我，我也像晚辈那样尊敬他。

    有一次他写给我一封担忧的信，善意地责备我不该以傲慢的方式处理这些古老的哲学问题，信中有这么一句话：“你知道你做了些什么吗？在这一问题的背后有两千年的思想，而你却在这层薄冰上那么随意和漫不经心地滑行。”我回信解释说：“这一类的事正是一个科学家的作用方式，这也是他的研究战略的一部分，即滑过哲学的难题越快越好。”我记得有一次我给他的信写道：“我从战略考虑，在推进知识中不得不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只要涉及哲学问题，就应该是坚决的天真。”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采取的态度。我曾觉得，谈论正常与健康，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是有启发的，因此我常常对于这个问题有些任性。我曾做过一项研究，用一些优等的画和一些劣等的画作为测试材料，我在注脚中直接写道：“优等的画在这里的定义是我所喜欢的画。”我的目的是看我是否能跳到我的结论，并证明这并不是一个坏的战略。

    在研究健康人、自我实现者时，一直有一种从公开规范的和坦率个人的稳定运动，一步一步地趋向越来越形象的、客观的词汇，直到有了一个标准化的自我实现测验。现在已能在操作上对自我实现做出定义，像智力通常的定义一样，即，自我实现也是可以用测验测试的。它和各种外部变量密切相关，并继续积累着相关的意义。作为一种结果，我深受启发，觉得从“坚决的天真”出发是正确的。我用直觉的、直接的、个人的方式所看到的，现在大都正在由数字、表格和曲线进行验证。很明显，熔接词是高于较纯规范词的一种科学的进展，同时也避开了更坏的陷阱——科学只能是无价值观念和非规范的，或超人类的。

    脱离医学模式的生命激进运动

    “丰满人性”与“自我实现”概念相较，这是一个更富有描述性和客观性而又保留着我们所需要的一切规范涵义的概念。我们希望能以这样的方式从直觉的启发式的开端逐步向越来越高的确定性、越来越大的可靠性、越来越客观的外部证实运动，这又意味着这一概念越来越具有科学的和理论的效用。这种说法和这种思维方式是我以前由罗伯特·哈特曼的价值论著述那里受到启发而形成的，他把“善”定义为实现一件事物的规定性或概念的程度。这使我认为，或许把人性概念理解为一种数量的概念是为了研究的目的。例如，丰满人性可以用分类的方式说明，即，丰满人性是抽象的能力，运用合乎文法的语言的能力，爱的能力，有一种特殊性质的价值观，能超越自己等等。

    我们甚至还可以把这种全面分类的规定用明细表描述出来，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对于这种想法我们可能会感到很惊讶，但它非常有用，只要能向进行研究的科学家在理论上阐明就行。这个概念能成为描述性的和定量的，但也是规范的，比如说这人比那人更接近于丰满人性。甚至我们能说：这人比那人更多人性。它确实是描述客观，因为它和我的愿望与旨趣、我的个性、我的神经症无关；而从丰满人性概念中排除我的无意识的愿望、畏惧、焦虑、希冀要比从心理健康概念中排除容易得多。

    在研究过心理健康或任何别的类型的健康之后，你将会发现，它是如此具有诱惑，使你不禁要投射你自己的价值观念，并使这个概念弄成一种自我描述，也许是一种关于你想成为什么样子，或你认为人们应该成为什么样子的描述等等。你会不得不长时间支持这种倾向，并且你将发现，虽然在这样的工作中有可能成为客观的，但肯定很难做到。即使这时你也不敢绝对肯定。归根结底，假如你选择研究对象是以你个人的判断和诊断为基础，这样的选样错误的几率会比你依据某种非个人的标准进行选样时多。

    很明显，熔接词是高于较纯规范词的一种科学的进展，同时也避开了更坏的陷阱——科学只能是无价值观念和非规范的，或超人类的。熔接概念和熔接词使我们有可能参与科学和知识的正常发展，从它的现象学和经验的开端向更可靠、更有效、更确信、更准确、更能与他人分享和取得一致的目标前进。

    其他常用的熔接词有：成熟的，演化的，发展的，发育受阻的，残缺的，充分发挥作用的，优美的，笨拙的，愚蠢的等等。还有许多许多词是不太明显的规范与描述相熔接的词。我们可能终有一天不得不认为熔接词是可以作为范例的，是正常的、通常的和核心的。那时，较纯描述词和较纯规范词会被认为是边缘词和新生词。我相信，这将成为人本主义世界观的一部分，这一世界观现在正迅速晶化为一种有结构的形态。

    首先，这些概念太绝对地外离于心理了，不能充分说明意识的性质，心理内部的或主观的能力，例如，欣赏音乐，沉思和冥想，分辨韵味，对个人内在呼声的敏感等等，能够在个人内部世界融洽生活，可能和胜任社会生活或胜任现实生活同等重要。但从理论的精致和研究的战略观点看，这些概念不如一张构成人性概念的能力的清单那么客观和直观。

    我认为这些模式没有一个是和医学模式对立的，它们彼此没有必要二歧化。医学上的疾病能削弱人，因而它也处在从较多人性到较少人性的连续系统上。当然，对脂肪瘤、细菌侵入、癌等而言，医学的疾病概念尽管是必需的，而对神经病的、性格的或精神失调而言，却又肯定是不充分的。

    说“丰满人性”而不说“心理健康”，因此可以相应地说“人性萎缩”而不说“神经症”。但这又是一个没一点真实意义的词。这里的关键概念是人的能力和可能性的丧失或缺乏，显然这也是一个程度和数量的问题。再者，这更接近于能在外部观察到，更接近于外现行为，这自然使它比焦虑、强迫症或压抑等更易于研究。它也把一切标准的精神病学的范畴纳入同一个连续系统中，包括来自贫困、剥削、不适当的教育、奴役等所有发育受阻、残缺和抑制，也包括来自经济上有特权的人的那些新型的价值病态、存在性紊乱、性格紊乱，并非常细致地论述了来自吸毒、精神病态、专制主义、犯罪等种种萎缩，以及来自另外不能在同样医学意义上称为“疾病”（如脑瘤）的种种萎缩。

    这是一种长久被忽略且脱离医学模式的激进运动。严格地说，神经症意味着一种神经性的疾病，我们现在不用这个陈旧的说法也照样行得通。此外，用“心理疾病”会把神经症置入和溃疡、损伤、细菌侵袭、骨折或肿瘤相同的论题范围。但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了，最好设想神经症和精神紊乱有关，和意义的丧失、对生活目的的怀疑、失恋的痛苦和愤怒、对未来的失望、对自己的厌恶、认识到自己的生命正在流逝、或和失去幸福或爱的可能等等有关。

    这些都是抛开丰满人性、脱离人的盛开之花的凋零。它们是人曾有的和也许还会有的可能的丧失。物理和化学方面的卫生术和预防法在这一心理病源学的领域内必然也会有点用处，但和更为强有力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教育的、哲学的、价值论的、和家庭的决定因素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如果一个人不首先是个人自己的身体、个人自己的体质、个人自己的机能、个人自己的种性，他又能真正是什么呢？

    人怎样向丰满人性成长

    我们可以从心理、哲学、教育、精神方面的转移倾向中赢得某些好处。在我看来，这一转移鼓励了对生物基础和体质基础的正确理解。在任何有关同一性或真实自我、成长、揭示疗法、丰满人性或人性萎缩、自我超越或任何其他这一类问题的讨论中，都不能不涉及潜在的生物因素和体质因素。简短地说，我认为，要帮助一个人向丰满人性运动，不可避免地要通过他对自身同一性等等的认识。这一工作极重要的一部分是要意识到自己是什么，作为人类的一员在生物学上、气质上、体质上是怎样的，意识到自己的能力、愿望、需要，也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自己适合做什么，自己的命运是怎样的。

    可以毫不畏惧地说，关于个人自己内部的生物学的现象学认识，关于我称为“似本能”的本性、关于个人动物本性和种性的认识，这才是对自我觉知至关重要的方面。这当然是精神分析要努力做到的事情，即帮助一个人意识到自身的动物冲动、需要、紧张、抑郁、爱好、焦虑，这也是霍尼在真实自我和虚假自我之间进行区分的目的，这也正是个人对于自己真正是什么的一种主观的意识判断。如果一个人不首先是个人自己的身体、个人自己的体质、个人自己的机能、个人自己的种性，他又能真正是什么呢？

    这一范式可以一直延伸到个人发展的最高水平，甚至延伸到个人自我超越的水平，我对此深信不疑。我完全有理由接受一个人的最高价值的似本能特性，或可称为精神生活或哲学生活的似本能特性。我甚至觉得这种个人发现的价值论也能纳入“个人似本能性的现象学”范畴，或纳入“主体的生物学”或“体验的生物学”等范畴。

    这一人性程度或量度的单一连续系统在理论上和科学上具有重大意义。这一连续系统不仅包括精神病学家和医师谈论的各种疾病，而且也包括存在主义者、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所关注的一切问题。不仅如此，我们还能把我们所知的各种健康和各种程度的健康纳入这同一个单一的连续系统，甚至加上自我超越的、神秘融合的“健康以外的健康”以及未来可能揭示的任何更高的人性可能性。在相同的意义上，萎缩也能导致一些后果和过程的出现。就简单描述方式看，它仅仅在极少的情况下才是一种完成或终结。

    抵制神经症的“特效药”

    我至少从这种思路中获得一项特殊的好处——我的注意力可以敏锐地转向我称为“内部信号”或内部暗示或刺激的东西。我起初未能充分认识到，在多数神经症以及许多其他身心障碍中，内部信号会变得微弱或甚至完全消失（如在严重强迫性神经症中），或“听”不到或不能被“听”到。在极端的例子中，我们看到过一些没有什么体验的人，例如行尸走肉、内部空空的人。恢复自我必须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喜欢谁，不喜欢谁，知道什么是愉快的和什么不是，什么时候应该吃、睡、解手、休息、等等。作为绝对必需的条件，当然包括恢复拥有和认知这些内部信号的能力。

    没有什么体验的人，因为自身不能发出明确的指令或真情呼唤而只看好外面的情形而动。例如，吃饭要看钟点而不是顺从他的食欲。他靠时钟指引自己，靠常规、日历、日程表、议程表、他人的提示指引自己的生活。

    不管怎样，我认为神经症是由于个人成长的幼稚的解释，当然已具有很明确的特定意义。它是未能达到的但从生物学的观点看一个人本来能够达到，甚至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本来应该达到的目标，即，他在未受阻挠的方式中成长和发展就能达到的目标。个人的可能性已经丧失。世界被弄得很狭隘，意识变得很局促，能力受到抑制。例如，优秀的钢琴家不能在众多听众面前演奏，或恐怖症患者被强制回避高处或人群。不能学习、不能测试、不能吃多种食物的人肯定已受到削弱，正如一个双目失明的人一样，认知性的损失，失去的快乐、欢欣和狂喜，不能胜任，不能放松，意志的消沉，怕负责任，所有这些都是人性的萎缩。

    用更实际的、外观的和定量的人性丰满或萎缩的概念来取代心理疾病和健康的概念，正如我曾提到的那样。我认为，人性概念在生物学上和哲学上也是较健全的，萎缩是可逆的或不可逆的。例如，我们对于妄想狂人要比对于一个友好的、可爱的歇斯底里的人会感到失望得多。萎缩自然也是动力型的、弗洛伊德式的。弗洛伊德独创的方式谈到一种存在于冲动和对冲动的防御之间的辩证关系。在相同的意义上，萎缩也能导致一些后果和过程的出现。就简单描述方式看，它仅仅在极少的情况下才是一种完成或终结。这些丧失在多数人中不仅引导到弗洛伊德和其他精神分析团体已经阐明的各种防御过程，例如，引导到压抑、否认、冲突等等。它们也引导到我曾强调过的抗争反应。

    冲突本身自然也是比较健康的标志，假如你曾遇到过真正冷漠的人，真正绝望的人，已经放弃希望、奋斗和抗争的人，你就会对此深信不疑。神经症对照地看是一种非常有希望的事态。它表明，一个受到惊吓的人，不信赖自己、轻视自己的人，仍然力争达到人类的传统和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得到的作为人的基本满足。或许也可以这样说，这是一种胆怯的和无效的、趋向自我实现、趋向丰满人性的努力。

    萎缩自然也可能是可逆的。常见的情况是，只要满足了需要就能解决问题，特别是在儿童中。对于一个缺乏爱的儿童，显然最好的办法是给他充足的爱抚，把爱洒遍他全身。临床的和一般的经验都表明这是很有益的。我没有统计数字，但我猜测十之八九是如此。同样，尊重对于抵制无价值也是一副特效药。于是这使我们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假如我们认为医学模式上的“健康与疾病”在这里是过时的，那么医学的“治疗”和“治愈”概念和权威医师的概念也必须被清除和取代。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种改善自身的冲动，一种趋向更多实现自身潜能、趋向自我实现或丰满人性或人的实现（或你喜欢用的任何名称）的冲动。假设真的如此，那么，是什么使我们停顿，什么阻碍了我们呢？

    防御逃避畏惧的方式

    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种改善自身的冲动，一种趋向更多实现自身潜能、趋向自我实现或丰满人性或人的实现（或你喜欢用的任何名称）的冲动。假设真的如此，那么，是什么使我们停顿，什么阻碍了我们呢？

    在这一类对成长的防御中，我特别谈一点——因为它还没有引起很大的注意——我称之为约那情意综。

    在我自己的笔记中，我最初称这种防御为“对自身特有的畏惧”或“逃避自己的命运”或“躲开自己的最佳天才”。我曾想尽量坦率和尖锐地强调一个不同于弗洛伊德的观点，即我们害怕我们的至善正如害怕我们的至恶一样，尽管方式有所不同。就我们大多数的情况而言，我们肯定都要比我们的实际表现更杰出。我们都有尚未运用的潜能或尚未充分发展的潜能。我们许多人都在逃避我们体质上提示的天职事业、命运、生命的任务、使命。我们常常逃避责任，那是自然、命运、有时甚至是偶然事件命令（或宁可说是提示）的，正如约那力图徒劳地逃避他的命运一样。

    我们害怕仔细设想我们最高的可能性（正如害怕最低的一样）。我们一般怕变成我在最完美的时刻、在最完善的条件下、以最大的勇气所能设想的样子。我们对于在这种高峰时刻在我们自己眼中看到的神一般的可能性感到愉快甚至激动。但我们同时又带着软弱、敬畏和恐惧的心情在这些可能性面前颤抖。

    我发现很容易就能向我的学生证明这一点。只要问他们：“你们中有谁希望成为最伟大的小说家，或成为一位参议员、州长，总统？或一位伟大的作曲家？谁想当联合国的秘书长？谁企望当圣人？你们中间谁愿成为一位伟大的领袖？”通常，人人都突然咯咯地笑起来，羞愧而不安，直到我再问：“假如你不干，那么谁来干？”这自然是真理。当我以这种方式推动我的毕业生趋向这些更高的抱负水平时，我又说：“你们现在秘密计划要写的伟大著作是什么？”这时他们常常显得手足无措，并支支吾吾，设法避开我。但为什么我不应该那样问？除心理学者以外还有谁更有能力写心理学著作？这样我就能再问：“你不打算当心理学家吗？”“当然想。”“你受的训练是要当一名缄默的或不活跃的心理学家吗？那样有什么好处吗？那不是一条通向自我实现的正确途径。不，你应该想当第一流的心理学家，当你力所能及的最佳的心理学家。假如你犹豫彷徨只打算较次于你力所能及的事业，我就要警告你，在你的余生你将深感遗憾。你将逃避你自己的能力，你自己的可能性。”

    这种矛盾心理不仅存在于我们对自己的最高可能性设想中，而且我们对于特殊人性中和一般人性中这些同样的最高可能性也抱有一种持久的、相当普遍的、甚至必然的冲突感和矛盾心理。当然，我们敬佩并羡慕优秀人物，圣贤，忠诚的、德高的、纯洁的人。但是，任何深入观察过人性底蕴的人难道没有意识到我们对圣洁人物所怀有的混杂情感和往往更倾向敌对的情感吗？或者对非常美的女人和男人，对伟大的创始者，对我们的智力天才，不也同样如此吗？不需要成为心理治疗专家就能看出这一现象——被我们称之为“对抗评价”。只要读点历史就能发现许多这样的事例，甚至我可以说，可能在全部人类史或任何历史的探寻中也找不出一个例外。我们爱慕那些体现了真、善、美、公正、完善、最终取得成功的人。但他们也使我们不安、焦虑、困惑，也许还有点妒忌和羡慕，有点自卑、自惭。他们往往使我们失去自信、自制和自重。

    因此，我们得到了第一个暗示：大人物仅仅凭借他们的存在和他们的伟大就足以使我们体味到自己的渺小，不管他们是否有意要造成这样的影响。假如这是一种无意识的作用，而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他们一出现我们就会自惭形秽，那么我们会很容易以主观投射做出反应，我们会认为他们极力想贬低我们，像是特意针对我们的。于是敌意便顺理成章地产生了。因此，我认为自觉的意识能削弱这种敌意。假如你愿意对你自己的对抗评价、对你的畏惧和敌意加强自我意识和自我分析，你将很可能不再对他们怀有恶意。我因而也愿意这样推断、猜测，假如你能学会更纯洁地喜爱他人中的最高价值，这也许会使你也喜爱你自身的这些特性而从此消除畏惧。

    鲁道尔夫·奥托曾精辟地概括说明，对崇高事物的敬畏与这一动力紧密相连。把这一点和爱利亚德对神圣化和去圣化的洞察结合起来。我们对于直接面对神或神圣事物引起畏惧的普遍性就能更深刻认识了。在某些宗教中，死亡被视为不可避免的后果。大多数文字前的社会也有一些地点和物体是禁忌的，因为它们太神圣因而太危险。我也曾从科学和医学中提供过一些去圣化和再圣化的例子，并力图解释这些过程的动力学。归根到底，它们大都来自在崇高和至善面前的敬畏，而且这一敬畏是内在的、有理由的、正确的、合适的，而不是某种疾病或无法“治疗”的绝症。

    但我又觉得，这些敬畏和畏惧不单单是消极的或使我们逃遁或畏缩的东西，它们也是合乎需要的、愉快的情感，能把我们引到最高的欢乐点、自觉的意识、洞察和“彻底的作用”。这是我所知的最好的途径，通向对我们最高能力的接受，通向我们可能已经掩藏起来或避开的不论任何伟大或善良或智慧或天才的因素。

    我在试图理解为什么高峰体验通常都很短暂，结果得到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启示：我们不过是不够坚强，所以不能承受过多！它太震撼、太耗损人了。因此，处于这种极乐时刻的人往往说，“不能再多了”，或“我受不了啦”，或“我简直要死了”。当我得到这样的说明时，我有时会觉得，他们可以死了。令人发狂的幸福不可能长久承受，正如我们的机体太弱不能承受长时间的性高潮一样。

    “高峰体验”一词比我起初认识到的所有含义更恰当。剧烈的情绪必然是极点的和暂时的，它必然逊于非极乐的宁静、较平和的幸福、对至善清晰、深沉认知的内在喜悦。极点的情绪不能长久持续，但存在认知能长久持续。这难道不能帮助我们理解约那情意综吗？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怕被摧毁、怕失去控制、怕垮掉、怕瓦解甚至怕被那种体验杀死的合理畏惧。伟大的情绪最终能在实际上淹没我们。怕沉湎于这样一种体验的情感，一种使我们想起一切能在性感缺失中发现的类似畏惧的畏惧，我认为能通过心理动力学、深蕴心理学以及情绪的心理生理学和心身医学等等文献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在探索自我实现何以失败时曾遇到过另一方面的心理过程。对成长的逃避也能由对妄想的畏惧发动。自然，这一点曾在较普通的方式中被谈到过。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的传奇文学几乎在任何文化中都能发现。例如，希腊人称它是对自大的畏惧。它被称为“有罪的傲慢”，这当然是人的一个永恒的问题。对自己这样说——“是的，我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我要质疑柏拉图并胜过柏拉图”——的人必然迟早要被他的自以为是和骄矜弄得麻木不仁，特别是在他比较脆弱的时刻，他将对自己说：“谁？我？”并认为那是一种疯狂的想入非非，甚至惧怕那是妄想狂。他把他对自身内在自我及其一切弱点、彷徨和缺陷的认识和他所知的柏拉图的光辉、完美而无瑕疵的形象相比，于是，他自然会觉得自己太放肆、太自大。可他没有认识到，柏拉图在内省时必然也会有与他同样的感觉，但柏拉图终于前进了，越过了他对自己的怀疑。

    就某些人来说，这种对自身成长的逃避，只见于低水平的抱负，怕做自己所能做的事，自甘摧残、假装的愚蠢、狡诈的谦卑，实际上是对自以为是、对骄矜、对有罪的傲慢和自大的防御。有些人不能掌握谦逊和自豪之间的优美整合，而这对于创造性的工作是绝对必要的。要发明或创造，你必须拥有“创造的傲慢”，许多研究者曾指出过这一点。但是，假如你只有傲慢而无谦逊，那么你实际上是在妄想。你必须意识到自身的神一般的可能性，而且也要意识到人的存在的限度，你必须能够同时嘲笑你自己和人的一切矫饰。假如你能对毛毛虫想当神仙感到有趣，那么实际上你便有可能继续尝试并满怀自豪而不再担心自己是否妄想，或会不会招致冷嘲热讽。这是一个绝佳的方法。

    我在阿尔都斯·赫胥黎身上看到了它的最佳利用。他肯定是我所说的那种伟大人物，一位能够接受自己的天才并加以充分利用的人。他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永远对每一件事情的精彩和迷人深感惊奇，能像一个纯真的孩子一样，对事物的奇观惊叹不已，能经常说：“妙极啦！妙极啦！”他能用开阔的视线观察外界，用毫不掩饰的纯真、敬畏和迷恋进行观察，这是一种对自己渺小的承认，一种谦逊的形式，然后安详地前进并对他为自己树立的伟大任务毫不畏惧。

    最后，我是想说明这些终极价值（我认为它们也是最高的需要，或超越性需要）和所有的基本需要一样，都能落入弗洛伊德关于冲动和对冲动的防御所制定的模式。因此，说我们需要真理，爱真理，追求真理，这肯定是有根有据的。不过，也同样容易证明我们也惧怕认识真理。例如，某些真理伴随着一定的责任，可能会引起焦虑。直接地回避对真理的意识是逃避责任和焦虑的有效途径。

    我设想，我们一定会找到每一种内在的存在价值的辩证关系。我曾模糊地想到，讨论如“对美的爱和因美而不安”、“对好人的爱和因他而激怒”、“对卓越的寻求和毁灭卓越的倾向”等等问题，当然，这些对抗价值在神经过敏的人中表现得更强烈，但据我看我们所有的人似乎都应该冷静对待我们自身中的这些无谓的冲动，自始至终我都这样认为。最好的对待办法是通过有意识的洞察和彻底的研究，把妒忌、猜疑、不祥的预感和龌龊的想法转化为谦恭的钦慕、感激、欣赏、崇敬甚至崇拜。这条道路是自感渺小、软弱、无价值并接受这些感受而不必以一概而论的办法来保护一个假造的高度自尊。

    我又认为，理解这一基本的存在性问题，应该有助于我们欢迎他人中的存在价值，而且也欢迎我们自身中的存在价值，这将有助于解开约那情意综。破坏或伤害是一种继发性的或派生性的行为，并不是一种原发性动机。换句话来说，人的那些敌对行为或破坏行为实际上总是有一定原因的，都是对另一事态的反应，都是某种产物而非初始的源泉。

    破坏性不是生命的本能决定

    基本需要（动机、冲动、驱力）从表面上看并非邪恶或是有罪。一个人需要食物、安全、归属、爱、社会认可、自我认可和自我实现，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实上，绝大多数文化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些是他们渴望满足的愿望，是值得称赞的。即使是为了科学上的谨慎起见，我们也必须说，这些愿望是中性的而不是邪恶的。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所知道的绝大多数或全部的人类能力（进行抽象活动的能力、讲合乎语法的语言的能力、创立哲学的能力等等），而且也适用于人在素质上的差异（主动活动或被动活动较高或较低的能量水平等等）。至于渴求真、善、美、合法、质朴的那些超越性需要，在我们所了解的大多数文化中，把它们说成本质上是坏的、邪恶的或有罪的，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

    所以，在我们的世界中、在人类的历史上和在我们自己的个性中，那些很明显的大量邪恶并不能由关于人性和人类的那些原始材料来解释。诚然，我们有足够的事实把大量所谓的邪恶归咎于身体上的疾病和人格上的缺陷，归咎于人的无知和愚蠢，归咎于人的不成熟，归咎于败坏的社会机构和日益败坏的世风。但是我们却没有足够的事实来证明到底有多少邪恶可以归纳到这些因素上去。

    众所周知，邪恶可以通过健康和治疗、知识和智慧、年龄上和心理上的成熟、良好的政治、经济以及其他健全的社会习俗和体制而逐日减少，但到底减少了多少呢？这些措施能把邪恶减少到零吗？的确可以保证，我们有足够的知识拒绝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人的本性就其本质而言，从生物学根本意义上来看，主要是邪恶、有罪、刻薄、残忍、暴虐、凶狠的。但我们却不敢肯定在人的本性中没有一点邪恶行为的似本能倾向。很显然，我们对各种情况仍然知之甚少，因而不能毫无根据地做出这样的断言，至少我们手头有些证据是与这种断言互相抵触的。但无论如何，这类情况毫无疑问是完全有可能获得的，而且这些问题也完全能够由一种经过适当扩充的人本主义科学来加以解答。

    我原本想将这个所谓善与恶的范畴中的关键问题用经验来阐明。虽然我们并不想给出一个定论，但我们想提醒人们注意，我们对于破坏性的认识即使没有达到最完善的地步，但却有了很大的进展。

    首先，从一些动物中可以看到那种类似于原发性的进攻性。虽然并不是在所有动物身上，甚至也不是在很多动物身上，但确实在某些动物身上可以看到这种进攻性。有些动物看上去好像是为杀死别的动物而杀死别的动物的，它们并不是出于某种突出的外在动机而表现出进攻性的。一只狐狸跑到鸡窝里大开杀戒，它所杀死的鸡是它完全吃不了的；猫追老鼠更是尽人皆知的；牡鹿处于发情期会主动寻衅斗殴，有时甚至不惜残害自己的同伴。许多动物，甚至一些高等动物，它们一旦步入老年，由于明显的素质方面的原因，会变得愈加恶毒；以前比较温顺的动物这时会狂躁残暴。对许多不同的动物来说，杀戮并不仅仅是为了获取食物。

    研究者曾对老鼠做过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在老鼠身上完全有可能培养起野性、进攻性和残暴性，正如人们可以在它们身上培养起解剖学特征一样。至少在老鼠这种动物那里，实施暴虐的倾向有可能是原发性的，由遗传得来的，它对老鼠的行为起着主导作用。类似的情形也可能发生在别的动物种类那里。实验还普遍证明，野蛮残暴的老鼠与温和柔顺的老鼠比较起来，其肾上腺显然要大得多。这一发现使以上情况显得更为真实可信。当然，遗传学家们也可以朝着相反的方向驯化其他种类的。在动物身上培养起温和柔顺的性情，使它们一点也不残暴。正是这样一些例子和观察使我们能够更进一步，接受在所有可能的解释中那种最为简单的一个，也就是说，我们在此所讨论的行为都来自特定的动机，而在此之前，这一特殊的行为还是被一种遗传冲动所激发起来的。

    再进一步细致分析可知，动物中其他许多表面看来是原发性的暴行，并不完全像它们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在动物身上，如同在人身上一样，进攻行为能够通过许多方式，由许多情景激发出来。例如，有一个因素称为领土性，我们可以以在地上筑巢的鸟儿为例来对这一因素进行一番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当一群鸟为自己选择好了繁殖的处所之后，别的鸟儿要进入这片范围就会遭到进攻。但是这群鸟仅仅进攻那些冒然闯入的不速之客，而不会进攻别的鸟。它们并非见着别的鸟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其发起进攻，有些种类的动物见着别的动物就要进攻，甚至连它们的同类也不例外，只要这些动物没有它们这一特殊族类的气味和外表。例如吼猴常常组成一个紧密的群体，任何别的吼猴如果想要加入这一群体，就会遭到毫不留情的攻击。但是如果这只猴子能够忍过足够长的时间，它最终就会成为这一群体中的一员并且又去进攻那些闯入这一群体中的后来者。

    在研究高等动物时发现，统治地位是进攻行为的导火索。这些研究十分复杂，我们不可能在此详加引证，但我们可以说，这种统治地位，以及时而从它那里发展出来的进攻性，对动物来说确实具有实用的价值或者求生的价值。动物在等级森严的统治集团中的地位取决于它进攻的成功与否，而它在这个集团中的地位又决定着是否能获取充足的食物、它是否能够获得配偶，以及其他生物方面的满足。实际上，在这些动物身上表现出的所有残暴行为，只有当必须使统治地位合法化的时候，只有当必须在统治地位方面实行一场革命的时候才会发生。这一点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也适用于别的动物种类，我还不敢确定。但是我预测，领土现象、进攻陌生动物的现象、满心嫉妒保护母兽的现象以及其他常常用本能的进攻和残暴来加以解释的现象，通常都是由争夺统治地位而引起的，而不是由那种为进攻而进攻的特殊动机引起的。这种进攻是手段行为而不是目的行为。

    通过研究类人猿，人们发现进攻很少是原发性的，更多则是派生性、反应性和功能性的，是对一种动机整体、社会力量整体和直接的环境因素所作的合理的、可以理解的反应。像黑猩猩这种与人类最相似的动物，我们无法设想它的某一行为是为进攻而进攻的，这样的行为绝不存在。这些动物特别是在幼小的时候都极其可爱，极富合作精神，非常友好。以至于在某些群体中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形式的、不管是何种原因而采取的残暴的进攻行为。大猩猩也有类似的地方。

    因此对关于从动物到人的整个论据加以不定期质疑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为了论述起见才接受这样的论据。如果我们把与人类关系最近的动物作为起点开始我们的推论，那么我们就必须做出如下结论：这些动物的行为与人们通常认为的恰好相反。如果说人有来自动物方面的遗传因素，那么多半都是来自类人猿的，但事实证明，与其说类人猿富于进攻性，倒不如说它更富于合作精神。

    能够十分恰当地描绘成不合逻辑的动物中心主义的伪科学思维是造成这一错误的决定因素。人们犯这种错误的步骤通常是这样的：首先，他们建立一套理论，或者树立一种偏见，然后再从整个进化领域中选取那种最能说明这一论点的动物；其次，他们故意对所有不适宜于这一理论的动物行为视而不见，如果某人想要证明本能的破坏性，他就毫不犹豫地选取狼，而将兔子抛置身后；第三，他们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一个人对从低级到高级的整个线系等级进行研究，而不是去选取某些他所喜爱的动物种类，那么他就能够表现出明显的发展趋势。例如动物越是向着高等发展，食欲就变得越来越起作用，而纯粹的饥饿则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而且，动物的可变性也越来越强烈，从受精到成年这段时间也越来越长（当然不排除某些例外），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反射、荷尔蒙和本能的决定作用越来越小，并且日益被智力、学习和社会的决定作用所取代。

    动物中心实验的最终结论如下：首先，从动物到人的讨论从来都是一项谨慎细微的工作，因此在讨论时必须一丝不苟；其次，原发性的和由遗传得来的趋于破坏性或残暴进攻的倾向在某些动物种类那里确有其事，但这类动物可能比大多数人所相信的要少一些，在某些动物种类那里，这种倾向完全不存在；第三，如果我们对动物表现出来的某些特殊的进攻行为进行仔细地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行为都是对各种刺激物所作的继发性的和派生性的反应，而不仅仅是某种为进攻而进攻的本能的表现；第四，动物的等级越高，它的纯粹原发性的进攻本能就变得越来越微弱，到了猿人阶层，似乎根本就找不到关于这种本能的证据；第五，如果人们细致入微地研究猿人这一在所有动物中与人类关系最近的动物，那么，有关原发性的恶意进攻的证据几乎完全找不到，相反，我们却能找到大量有关友爱、合作精神甚至利他主义的证据。最后一点来自这样一个倾向，即当我们除行为以外一无所知的时候，我们通常都设想出一些动机来。研究动物行为的学者们也都普遍认为，多数食肉动物杀死它们的猎物都纯粹是为了获取食物，而并不是为了施虐。如同我们取得牛排是为了食物而不是出于戕杀的欲望一样。所有这一切最终都意味着，任何认为人的动物性驱使他为进攻而进攻、为破坏而破坏的进化观点都应该加以怀疑或拒绝。

    对儿童的观察、实验研究及其发现类似于投射方法或罗夏测试的墨迹，成年人的敌对都可以投射到上面去。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大谈儿童的天生的自私和破坏性，与关于儿童的自私和破坏性的论文相比，关于他们的合作、友爱、同情等的论文少得可怜，而且后者在数量不多的情况下还常常遭到忽视。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家们经常把小孩看成是“小鬼”，天生就带着原罪，内心深藏着仇恨。毫无疑问，这一幅未经冲淡的图画是虚假的。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一领域内实在是缺少科学的材料。我的论点只是建立在少数几篇有关儿童同情的出色论文（特别是墨菲的论文）、我自己与儿童相处的经验、最后还有某些理论考虑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在我看来，即便是这些有待补充的证据在我看来也足以使人对下面的结论产生怀疑，即儿童主要是些充满破坏性、进攻性和敌对性的小动物，人们必须用纪律和惩罚来约束他们，这样在他们身上才会出现少许的善性。

    正常的儿童实验和观察到的事实似乎表明，他们经常都是怀着敌意的、具有破坏性的和自私的。但是有的时候，也许同样表现为慷慨的、富有合作精神的和无私的。决定这两类行为出现的相对频率的主要原则似乎是，当他在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归属需要和自尊需要方面受到根本阻碍和威胁的时候，他就会更多的表现出自私、仇恨、进攻性和破坏性；在那些基本上受到父母的爱和尊重的儿童身上，破坏性则要少一些。而且事实上，现有的一切证据都表明破坏性确实越来越少。这意味着，儿童的敌意都是反应性的、手段性的或防御性的。

    如果我们观察一个1岁左右的健康的、得到充足爱和关心的儿童，那么我们就不可能看到任何可被称为邪恶、原罪、施虐狂、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破坏性、敌对或者故意实施暴行的情况。恰恰相反，细致和持久的观察之下往往证明了相反的情况。实际上，我们在自我实现者身上看到的每一种人格特征、所有可爱的、令人钦佩和羡慕的品质都可以在这样的婴儿身上见到，当然不包括知识、经验和智慧。人们之所以如此喜爱儿童，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儿童在他们生命开始的一二年完全没有明显的邪恶、仇恨或恶意。

    在正常健康儿童身上，我不相信破坏性会简单直接地表现为主要的破坏驱力。在考察得更加仔细的前提下，许多表面的破坏行为都可以从动力学观点加以分析。儿童把一只钟拆得支离破碎，这在他心目中并不是要毁坏钟，他只是想对钟进行一番内部检查。如果在此我们硬要用原发性驱力来解释儿童的行为，那么比破坏性更为明智的观点是好奇心。其他许多在心情不安的母亲看来是破坏性的行为，实际上不仅表现了儿童的好奇心，而且还是一种活动、游戏，儿童是在运用他日益成熟的能力和技巧，甚至是在进行实际的创造，例如儿童在父亲精心打印出来的名片上涂画一些漂亮的线条。人们常常认为儿童纯粹是为了从恶毒的破坏中取得乐趣而去进行破坏的，对此我不敢苟同。也许在病理学病例中，例如在癫痫症、脑炎后遗症中会出现某些例外，但即便是在这些病例中，至今还无法知晓儿童的破坏行为是否完全没有可能是反应性的，是对这种或那种威胁的反应。

    亲族敌对却是一种特殊的、令人费解的情况。一个两岁的儿童对他刚出生的弟弟会做出某种危险的进攻行为，有时他的敌意还表现得十分天真和直率。对此，合理的解释就是，两岁的儿童只是不能想像他的母亲能够同时爱两个小孩。他并不纯粹是为了伤害而伤害，而是为了继续独占他母亲的爱。

    心理变态人格是另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具有这种人格的人所采取的许多进攻行为经常看来都是没有动机驱使的。也就是说，他是为进攻而进攻的。我认为在这里需要有一个原则，本尼迪克特在试图解释安全的社会何以参与战争时明确地表述了这一原则。安全、健康的人们对那些广义上是他们兄弟的人，那些他们与之可以彼此认同的人并无敌意，对这些人也并不表现出某种进攻性，他们是友好、充满爱和健康的。但如果他们认为某些人根本就不应该是人，于是他们就要起来消灭这些人，如同他们为获取食物而杀死扰攮不休的昆虫或屠宰动物一样，这是无罪的。我在理解心理时发现，由于这些人与他人没有爱的认同，因此就有可能轻易地伤害他们，甚至杀害他们，而在他们这样做时，却并无仇恨或者快乐，正如他们杀死那些有害的动物一样。有些看上去十分恶毒的幼稚反应可能也是由于这种认同的缺乏，也就是说，儿童这时还不够成熟，还不能加入到人际关系中去。

    最后，在我看来，这还关系到某些相当重要的语义方面的考虑。说得尽可能简明扼要一些，这就是说，进攻、敌对和破坏性都是成年人的词汇。这些概念对成年人意味着的那些意义对儿童完全不适用，因此在使用这些词语时必须对它们有所限定，或者重新做出界定。

    例如，儿童在他们出生的第二年，经常在同一个地方玩耍，而且是彼此独立地玩耍，彼此互不干扰。即使在这些儿童中间出现了某些自私的或进攻性的相互干扰，这也绝不同于发生在10岁儿童之间的那种人际关系，因为他们彼此都没有意识到对方。如果一个儿童从另一个儿童那里将一个玩具硬抢过来，这种行为与其说像成年人的自私的进攻，还不如说像一个拚命从一个盖得紧紧的盒子中把某样东西掏出来。

    一个1岁大的幼儿发现母亲的乳房从他嘴里拽出来，于是拚命大喊大叫；一个3岁的儿童还击打惩罚他的母亲；一个5岁的小孩大声高叫：“我真巴不得你死。”一个两岁的儿童仇视他刚出生的弟弟；但这些都是与上面的情况相同，我们都不能把小孩当作成年人来对待，我们也不应该像解释成年人的反应一样来解释他的反应。

    如果将大多数这类行为用动力学行为放到儿童的参照系数中加以解释的话，可以接受的可能都必须看作反应性行为。这就是说，这些行为都极有可能出于失望、遭到拒绝、孤独以及那种害怕失去尊重和保护的心理，换句话说，都是由于他们的基本需要受到阻碍，或者由于他们感到了这种受阻所带来的威胁，而不是由于他们生来就有一种仇恨或伤害的冲动。这种用反应来对行为进行的解释是否说明了所有破坏性行为，而不仅仅是大多数这样的行为，我至今所拥有的知识——或者确切说我们知识的缺乏——还不允许我立刻做出判定。

    对各种材料进行的比较研究可以借助于民俗学而得以扩充。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对民俗学哪怕只是匆匆的一瞥，就会向有兴趣的读者证明，在各种文化中，敌对、进攻或破坏行为的数量是不定的，从0%到100%几乎不等。像阿拉伯西这样的部落就十分温和、友好，从不表现出进攻性，以至于他们必须采取极端的措施才能找到一个愿意抛头露面的人来主持他们的仪式。但是在另一个极端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像恰克亲人和多杜人，他们内心充满了仇恨，以至于人们不知道采用什么方法才能阻止他们的互相残杀。当然，这里所描述的都是从外部观察到的行为，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究作为这些行为的基础的各种无意识冲动，所有这一切很可能与我们所能见到的大相径庭。

    我之所以在这点上有发言权，是因为我曾直接了解过印第安的北布拉克福特部落。我对这个部落的了解尽管还不很充分，但却足以直接使人确信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破坏行为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决定的。这个部落的固定人口是800人，在过去的15年里他们仅仅发生过5次打架斗殴的事件。

    我是用我掌握的所有人类学手段和精神病学手段去寻找他们社会内部的各种敌对的行为，这些敌对的行为与我们更大的社会比较起来确实是微乎其微的。他们在气质上都是友好的，而不是恶毒的，他们平常的闲聊起着传播新闻的作用，从不说三道四或谩骂诽谤。魔床、巫术和宗教几乎无一不是为整个部落的利益服务的，都是用于治病救人，而从不用于破坏、进攻或复仇。我在这个部落逗留期间从来没有看到他们对我有丝毫恶意或者敌对的表现。儿童很少在肉体上受到惩罚，这个部落里的人都蔑视那些残酷对待自己的小孩和同伴的白人。他们即便在喝酒之后也较少表现出进攻性来，借着酒劲，那些年老的北布拉克福特人往往变得更加快活、纯真，对所有人都更加友好，从不撒酒疯或与人斗殴。这一部落里的人一点也不软弱，北布拉克福特的印第安人都有着强烈的自尊心，他们只是把进攻看成是错误、可怜或疯狂的罢了。

    根据人类学方面的证据，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人性情感的破坏性以及那些恶毒或残酷的行为看成是基本需要受到挫折或威胁而产生的继发性和反应性的后果。

    我对人破坏性的一个普遍看法就是，破坏或伤害是一种继发性的或派生性的行为，并不是一种原发性动机。换句话来说，人的那些敌对行为或破坏行为实际上总是有一定原因的，都是对另一事态的反应，都是某种产物而非初始的源泉。与此相反的观点则认为，破坏行为整个或部分是某种破坏性本能的直接的和最初的产物。

    本能与行为之间的区别是我们在任何讨论中能够做出的最重要的区别。行为是由许多力量共同决定的，内部动机只是其中一种。可以简略地说，任何关于行为决定的理论都必须包括以下至少三方面决定因素的研究：性格结构、文化压力、直接的情景或领域。换一句话来说，对内部动机的研究只是任何对行为的主要因素的研究所涉及到的三个领域中的一部分。有了这样一些考虑，我就可以把我的问题重新表述如下：第一，破坏行为是如何被决定的？第二，破坏行为的唯一决定因素是某种遗传的、先天的和特定的动机吗？这些问题当然仅仅在一个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回答。所有可能的动机合在一起，本身都不能决定进攻或破坏的发生，更不用说某种特殊的本能了。必须跨过文化的总体因素，必须考虑行为发生于其间的直接的情景或领域。

    我们还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式来陈述这一问题。人的破坏行为有如此多的来源，以至于孤立地谈论破坏驱力都是不现实的。这一点可以用几个例子来说明。

    当某人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而扫除道路上的障碍时，难免会带来另一方面的破坏行为。正如婴儿在努力拿到远处的玩具时往往不会注意到他正踩着别的玩具一样。

    破坏行为可以作为对基本威胁的伴随反应之一。因而，任何使基本需要受挫的威胁，任何对防御或应付系统的威胁，任何对一般生活方式的威胁都容易引起焦虑——敌对的反应，这意味着在这类反应中会经常发生敌对的、进攻性的或破坏性的行为。这归根到底是防御行为，是某种反应，而不是为进攻而进攻。

    对有机体的任何损害、对有机体退化的任何察觉都有可能在不安全的人心中引起类似受到威胁的情绪，因此都有可能引起破坏行为。在病人大脑受损的许多病例中也是如此，在这些病例中，病人疯狂地努力通过各种极端的措施来支持他那摇摆不安的自尊的需要。

    有一个造成破坏行为的原因通常都被忽略了，或者即使没有被忽略，也往往被表述得很模糊。这就是对生活采取的独裁主义的态度。如果一个人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森林中，而在这森林中动物被分成两群，其中一群动物能够吃掉他，而他却又能吃掉另一群动物，那么进攻就成了明智和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些被描绘为独裁的人肯定都经常无意识地倾向于把世界看成是这样一座森林。这些人遵循的最好的防御原则就是痛快地进攻，因而就会莫名其妙地对人拳打脚踢，对东西进行打砸抢摔，而这整个反应看上去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当人们明白这一切只是为了预防他人的进攻时，整个反应的意义才会显露出来。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其他防御性敌对的很普遍的形式。

    至此，施虐与受虐的动力学已经分析得相当透彻了。人们普遍认为，某种看上去十分简单的进攻行为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十分复杂的动力因素。这些动力因素使得那种诉诸某种纯粹的敌对本能的做法看起来过于简单化了。这种情况同样也适合于那种妄图支配他人的无法抑制的冲动。霍尼和其他人所进行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在这个领域内，求助于本能分析是没有必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强盗们凶残暴虐的攻击和正义之士义愤填膺的防御从心理上来说是有区别的。

    这个例子充分表明，破坏行为常常都是一种征兆，都是一种源于许多因素的行为。如果一个人想持一种动力学观点，他就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这些行为源于不同的因素，但表面上却有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动力心理学家并不是一架照相机或一台机械的留声机，他不仅想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而且想知道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

    心理疗法的文献中所记载的通常的经验就是，实际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暴力、愤怒、仇恨、破坏欲、复仇冲动等等，即使不是明显外露的，也是掩藏在表面底下的。或许有人会声称自己从来没有感到过仇恨，但任何一个有经验的病理学家对此都不会信以为真。他会理直气壮地断言这个人只是抑制或压抑了他的仇恨，他坚信在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现这种仇恨的情感。

    但是，自由地谈论一个人的暴力冲动（而非把这些冲动实施出来）往往能够起到一种净化疏泻的作用，能够降低减缓这些冲动的频率，清除掉其中的神经质的、不现实的因素，这种经验也是心理疗法中常有的经验。成功疗法（或者成功的成长与成熟）的一般效果总是大致相当于我们在自我实现的人身上所看到的那种情形：他们远不像一般人那样经常地体验到敌对、仇恨、暴力、恶意和破坏性进攻；他们并没有失去他们的愤怒或进攻，但这种愤怒或进攻的性质却常常转化成正义、自尊、勇敢对被剥削利用的抵抗和对非正义的愤怒，也就是说，从不健康的进攻转化成健康的进攻；比较健康的人似乎都远远不是那么害怕自己的愤怒和进攻。因此当他们表现自己的愤怒和进攻的时候，就会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暴力有着对立的两极，而不仅仅具有一个方面。

    暴力的反面可以是不那么强烈的暴力，或者是对暴力的控制，或者是努力不做暴力的事情，或者我们可以说在暴力中存在着健康与不健康的两极对立。

    不过这些材料却并未解决我们的问题。弗洛伊德及其忠实的追随者认为暴力是出自本能的，而弗洛姆、霍尼及其他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则认为暴力完全不是出自于本能。了解一下这两种对立的观点是很有帮助的。

    如果一个人想把存在的关于暴力来源的一切材料都会聚起来，也必须去挖掘内分泌学家们所积累起来的材料。这种情况在低等动物那里相对说来又是比较简单的。很显然，性激素和肾上腺以及大脑垂体激素明显地对进攻性、支配性、被动性和野蛮性起着决定的作用。不过因为所有内分泌腺共同起着决定作用，所以这些材料中的某些部分就变得非常复杂了，需要专门的知识才能处理。但这些材料却绝对不能忽略。有证据表明，雄性激素与自我肯定、搏斗的意愿和能力等等有关。另外还有些证据表明，不同的个体分泌出不同比例的肾上腺和非肾上腺激素，这些化学物质与个体的搏斗而不是与临阵逃脱的趋向有关。关于这一问题，心理内分泌学这一交叉学科显然会为我们提供大量的依据。

    破坏性这一问题显然与来自遗传学的材料，来自染色体和基因的材料有着特殊的关联。有人发现，具有双重男性染色体（双重男性遗传基因）的男子几乎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暴烈。这一发现本身就使得纯粹的环境主义成为不可能的了。在最和平的社会里，在最完善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有些人仅仅由于自身的遗传因素而变得十分暴烈。这一发现当然会使人重新注意到下面这一已经讨论得很多了但却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即男性特别是青年时期的男性是否热衷于一些暴力呢？是否需要某种动物或人来与之搏斗、与之发生冲突呢？有一些证据表明，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不仅成年人如此，甚至婴儿以及幼小的猴子也是如此。这种情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内在因素决定的，或者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没有被内在因素决定，只有留待进一步的研究了。

    我还可以列举出来自历史学、社会学、管理学、语义学、各种病理学、政治学、神话学、心理药理学以及其他方面的材料。但我们无需更多的材料就可以做出结论。刚开始时提出的问题都是经验的问题，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些问题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当然来自许多领域的材料也使得各方面学者有可能，甚至有必要通力合作，共同进行研究。

    无论如何，上面这一随便取来的材料标本已经告诉我们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的极端观点，告诉我们不要把破坏性完全归之于本能、遗传和生物命运，或者完全归之于环境、社会力量和学习。遗传论和环境论之间的争端早就应该结束了，但却始终没有定论。决定破坏性的因素显然是多元的，在这些决定因素中我们必须把文化、学习和环境都包括进去，这是非常明显的。另外，下面这一点尽管还不很确定，但也是完全有可能的：生物方面的决定因素也起着基本的作用。虽然我们还没有把握确定它们到底起的是什么作用，但我们必须承认，暴力之所以不可避免，其中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人的本质，即使人的基本需要时刻都会受挫，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一事实。我们知道人类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构造出来的，即暴力、愤怒、报复是基本需要受挫所产生的必然后果。

    我们并不一定非在全能的本能和全能的文化之间进行选择。而是超越这种二歧式，并且使之成为不必要的。遗传或其他生物方面的因素既非唯一的决定因素，也非丝毫不起作用；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一个或多或少的问题。就人而言，绝大多数证据都表明，确实存在一些生物或遗传方面的决定因素，但在多数人身上，这种决定因素却是很不明显的，而且还是零星片断的，是一些残余和碎片，而不是在低等动物身上可以看到的那种完整的本能。人是没有本能的，但表面上却的确有着本能的残余、“似本能需要、内在的能力和潜力”，而且临床的和人格学的经验都表明，这些微弱的似本能倾向是好的、人们所期望的、健康的，而不是邪恶的。人们把它们从濒临灭绝的境地中拯救出来的巨大努力是伟大的和有价值的，而且这的确是健全文化的一个主要功能。尊重是个人、家庭和民族的幸福所必不可少的。没有它，不管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神之间，就不会有信用，不会有真诚，不会有信任，也就是不会有社会的太平和社会的进步。

    如何把握正确的生活原则

    生活的意义，除了要诚实之外，还必须受到正确原则的激发，必须不偏离正道地、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正直和忠诚。一个人没有原则，就会像一艘在大海中失去了航舵或方向的大船，随风飘荡，任意东西，他就会成为一个没有法律、没有规则、没有秩序、没有政府的人。

    力量如果不与正直和善良的灵魂结合在一起，它可能只是邪恶的原则的化身。洛瓦利斯在他的《论道德》一书中指出，道德最危险的敌人是一个假想的最大的野蛮人，他拥有最大的力量和最充沛的精力，如果再赋予他以狂妄自大、野心勃勃和自私自利的品性，他就成了一个十足的魔鬼。

    人群中具有这些特点的人可以说是世界的最大的灾难和最大的躁动者——这些被高深莫测的上帝造就出来的无赖，上帝派他们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使命就是要毁灭这个世界。

    由高尚的情操激发出充沛的精力的人是大不相同的，他的行动受着正直的品格和生活的责任等原则的制约。不管是在商务活动、集体活动，还是在家庭生活中，他都是公平和正直的。他懂得：在治理家务中，公平和在治理国家中同样重要。在任何事情中他都诚实守信——包括他的言论和工作。对待反对者，就像对待比自己弱小的人一样，他总是宽厚仁慈。

    人的品格就是良心。他把自己的良心置于他的工作之中、言语之中和每一行动之中。

    人的品格也是出于尊重。这种品格是一个最高贵和最高尚的男人和女人的标志：他（她）尊重代代相传的东西——包括崇高的目标、纯洁的思想和高尚的动机——包括以往时代的一切传人，也包括同代人中具有纯洁心灵的工人。尊重是个人、家庭和民族的幸福所必不可少的。没有它，不管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神之间，就不会有信用，不会有真诚，不会有信任，也就是不会有社会的太平和社会的进步。

    具有崇高精神的人，把以往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转化为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和他的理性联姻，产生的结果就是他的行动。他是为情所动，而不是为了讨人欢心；他珍视荣誉，蔑视耻辱；出于为别人考虑，他善于控制并且给人情面。他明白不能游手好闲的事理，他是掌握自己命运的舵手。真理就是他的女神，他要尽一切努力得到她，而不是要看着像她。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他就是太阳，他要用自己的明净指引他们正常运转。他是智者的朋友，平凡人的榜样，邪恶者的解毒剂。因此，他并不感到时间流逝，而是感到自己与时间同在。他感觉年岁渐大，与其说是通过体力衰弱，不如说是通过心灵的力量日渐强大。因此，他没有丝毫的痛苦，而是像尊重那些想帮他解去镣铐、脱离监狱的朋友那样，尊重所发生的一切诸如此类的事情。每一次行动、每一种思想和每一种感情，都可以归因于你所受的教养、你的习惯和你的理解力，而且，它们必然会对你将来生活的所有行动产生影响。因此，个性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一方面，它可以通过改进变得更好；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堕落而变得更坏。

    自我创造的人生价值

    品格是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在个人或多或少的调节和控制下形成的。一个人如果没有追求正义或邪恶的原则，日子是一天也无法过下去的。一个动作，不管它多么微不足道，它也是训练出来的结果；这就如同一根头发，不管它多么细小，它都会留下投影。不管多么微不足道的事情，都不要屈从于它；否则，尽管你可以藐视它，实际上你却处于它的统治之中。

    每一次行动、每一种思想和每一种感情，都可以归因于你所受的教养、你的习惯和你的理解力，而且，它们必然会对你将来生活的所有行动产生影响。因此，个性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一方面，它可以通过改进变得更好；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堕落而变得更坏。

    物理学中的规律，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大小相等，这也同样适用于道德领域。善行会对行为者发生作用和反作用，恶行也同样如此。不仅如此，由于榜样的影响作用，一个人的行为还会对他的国民产生影响。不过，人不仅仅是环境的产物，他也是环境的创造者。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人的力量是通过他的创造能力来衡量的。使用同一种材料，一个人可能会建造宫殿，另一个人可能会筑成茅舍，一个人建成仓库，另一个建成别墅。同样是红砖和灰泥，建筑师却可以把它们制成其他东西。因此，在同一个家庭里，在同一种环境中，一个人可能持之以恒建成大厦，他的兄弟却可能三心二意而且力不从心，只能永远生活在废墟中。一块巨石会成为弱者生活中的绊脚石，但它却是强者继续前进的垫脚石。通过自由意志的选择，他可以把自己的行动引向善行，而不是导向邪恶。

    然而，不经过一番努力，最好的品格也不会自发形成的。它需要经过不断的自我审视、自我约束、自我节制的训练。在这过程中，可能会有许多的踌躇、羁绊和暂时性的失败；有许多困难和诱惑要抵制和克服；但是，如果意志坚强并且心地正直，每个人都用不着灰心丧气，最终会取得成功的。正是这种不断进步的努力——力图超越现有的品格水平——使人感到振奋，令人心旷神怡。即使我们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在前进的路途中，我们每一次诚实的努力都会得到回报，使我们的品格得到升华。

    在光辉的榜样——人类的最优秀的代表——的指引下，每个人不仅仅是无可非议的，而且在尽职尽责方面，必然使自己的品格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在物质方面虽然不是最富有的，但在精神上他是最富有的；在社会地位上虽然不是最高的，但在荣誉上是最高的；在智力上他不是最好的，但在德行上是最好的；他虽然不是最有权势和最有影响的人，但他是最真诚、最正直、最诚实的人。

    品格要通过在原则、正直和实际才智的引导和鼓励下的行动来展现自己。它是最高形式，是在宗教、道德和理性的影响下表现出来的个人意志。它经过慎重考虑来选择自己的方式，然后坚定不移地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对职责的尊重高于对声誉的考虑，对良心的遵从高于对世俗荣誉的追求。它在尊重别人的人格的同时，保持自己的个性和独立。虽然在道义上的诚实可能并不是时尚，它却有勇气这样做，把这些交给时间和经验去检验。

    虽然榜样的力量往往会对品格的形成产生极其巨大的影响，但是，个人精神的自我创造力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更为根本。仅仅靠后者就足以支撑生活，给个体以独立和力量。没有一种一定程度的实际有效的力量——这种力量由作为品格根基的意志和作为品格主干的智慧组成——那么，生活就是漂泊不定和漫无目的的——就像一潭死水，而不会像急流奔腾，做着有益的工作和保持着一个地区的机器正常运转。

    当性格的各种要素通过一定的意志发生作用，并且受到崇高目标的影响时，人便开始投身于自己的职责之中，并且会不屈不挠、坚持不懈，不管他付出了多少世俗的代价，可以说他达到了人之为人的最高价值。这时，他向人们展示了自己英勇无畏的性格，体现了果敢坚毅的最高信念。这个人的行为就会在生活中反复出现，并且会变成他人的行为。他的言语铭刻在别人心中并且会转化成行动。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完成自己的职责。只有职责才是真实的，除了完成生活的职责，世界上再也不存在任何真正的行动。

    活着是否值得

    生活，如果只有晴空丽日而没有阴雨笼罩，如果只有幸福而没有悲哀，如果只有欢乐而没有痛苦，那么，这样的生活根本就不是生活——至少不是人的生活，因为世界上只有坟墓中的居民才不会再有喜怒哀乐。所有的幸福就像是一团缠结不清的纱线，它是由悲伤和喜悦构成的，而喜悦正是因为有了悲伤才是可爱的。生活的舞台上，不幸和幸运，前后相随，鱼贯而出，使我们依次体味悲伤和快乐。即使是死亡本身也会使生活更为可爱，它让我们在现实的世界中关系更为亲密。死，也是通向更充实的生的道路，因此，死亡是人类幸福必不可少的条件。

    毫无疑问，我们欣赏那些以胜利者的姿态、以喜悦的心态面对人生所必须面对一切的人们，他们在日常生活的斗争中无所畏惧，他们凡事希望，凡事相信；他们胜不骄，败不馁；在工作中任劳任怨，不遗余力；他们在苦难中不是怨天尤人，而是以微笑面对生活，怀着一份感激而生活，只有这些征服了命运的英雄才真正配称伟大。

    生活的不如意谁也不能逃脱。我们会在内心里流泪，温馨的家会变得凄凉；和睦的家庭有时会被拆散；彼此之间的误解会让亲密的朋友各奔东西；恶意的诽谤会让人心痛；柔软的枕头会变得僵硬；生存竞争紧张而持久。我们听到的不是乐园中鸟儿的歌唱，而是模仿鸟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不祥的声音。太阳藏起了那张笑脸，天空变得黑暗可怕。雷声隆隆，闪电霹雳，大雨倾盆。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可怕的事情呢？

    曾经有人说过，解释一张笑脸容易，但是，说明眼角的泪滴难；解释成功容易，但是，说明失败难；解释幸运容易，但是，说明灾难难。

    确实，苦难所引起的第一件事是在我们心中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如，我为什么会遭受痛苦？世界上为什么会存在这些痛苦？其实，我们不该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因为正是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增加了我们克服痛苦的难度。真正能够解决苦难问题的，不是贫乏的理论，而是关心痛苦的实践。只有以一种正确的方式去对待痛苦的时候，我们才能找到一种对痛苦的满意的解释。

    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能以一种正确的方式对待痛苦，那么，痛苦就不是一种无意义的残酷，而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正是通过痛苦来改变或者说锻造我们，痛苦只不过是为我们的生活服务，用来提升我们的品格的手段。只有经受了生活的苦难，我们才能获得隐藏其中的善，才会去思考生活，解释苦难。

    人们对待生活和世界有三种不同的态度，这就是：悲观主义、社会向善论和乐观主义。第一种态度认为，世界从整体上来说，是糟糕透顶，无聊之极。这可能是最不好的一种态度。这也是对我们所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活着是否值得？人生是否有意义”的消极的回答。这种悲观主义哲学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世界的本质就是冲突、无常、衰败、毁灭。现实生活都只是幻觉，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也是幻想。人类的最大的幻觉是认为自己来到人世是为了享受生活。

    持这种生活态度的人，往往放弃个人的努力和奋斗，得过且过，听任命运的安排与摆布，以各种借口自欺欺人。这样的人是生活中的懦夫。

    第二种态度是持社会向善论的社会改良主义者。这是一种最近才产生的理论，并开始成为一种哲学观点，它比悲观主义大大前进了一步。它在承认悲观主义的大部分观点的基础上，认为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美好，而且生活也在不断地提高。总的来说，世界并不是糟糕透顶。现实情况可能不是太好。我们对大自然了解得越多，我们对人生的多重意义看得越透彻，我们就越来越倾向于相信造物主的智慧和人生的深刻的意义和目的。即使是牙痛，可能也是对人很有好处的。不管怎么说，在人类生活中，欢乐总是比痛苦多，幸福总是比不幸多，否定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缺乏理性的。因为在某一方面我们失去了，在另一方面我们会得到，我们会获得满足。一点不错，世界是美好的，生活是有意义的，而且，这两方面的状况越来越好。

    第三种也就是最后一种人生态度是乐观主义。这种学说认为，世界已经是非常美好。它指出，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人们的身体状况、社会状况、道德状况，都已经非常不错。乐观主义者认为，尽管世界上还有邪恶的东西存在，任何事物的发展还是与我们追求完美的理想是和谐一致的，世界上存在着真善美。人们正是通过邪恶去发现和选择美好的东西的；人们也正是通过遭受痛苦和做出艰苦的努力来达到最高的幸福的。

    只有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才能发现法律、社会统一、团结一致的意义。世界的公正不是在假想之中，而是在可经验的事实之中；不是在理想之中，而是在现实生活之中。有足够的事实可以说明，生活正因为它的实在性与潜在性，充满着希望而又令人振奋，它才有意义。所以，在现实生活中的乐观主义态度，正是体现了对生活、对世界的勇敢精神和生命的意义所在。

    有这样一则古老的寓言，或许它会给我们的生活一些启发。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有一只漂亮的鸟儿，站在一枝来回摆动的树枝上放声歌唱，树林里到处回荡着它甜美的歌声。一只田鼠正在树脚下的草皮里掘洞，它把鼻子从草皮底下伸出来，大声喊道：“鸟儿，闭上你的嘴，为什么要发出这种可怕的声音？”这只歌唱的鸟儿回答说：“哦，先生，我总是忍不住要歌唱。你看，空气是多么新鲜；春天是多么美好；树叶绿得多么可爱；阳光是多么灿烂；世界是多么可爱；我的心中充满了甜蜜的歌儿，我无法不歌唱。”

    “是吗？”田鼠睁大眼睛不解地问到：“这个世界美丽可爱吗？这根本不可能，你完全是胡扯！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是毫无意义的。我已经在这儿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了解得很清楚。我曾经从各个方向挖掘，我不停地挖啊挖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只发现了两样东西，也就是草根和蚯蚓，再没有发现过其他东西，真的，没有任何可爱的东西。”

    快活的鸟儿反驳说：“田鼠先生，你自己上来看看吧。从草皮底下爬上来，到阳光中来吧。你上来看看太阳，看看森林，看看这美丽可爱的世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要是这样，你也会忍不住流泪。上来吧让我们一起放声歌唱！”

    同样，我们也可以对那些悲观主义者说：“出来看看吧，先生？看看这明媚的阳光，看看这可爱的世界，你会感觉到一切都是美好的。”这样，你就会懂得生活的意义，懂得生活中各种烦恼和痛苦对于人生的意义，你就会懂得眼泪的真正内涵。每一种逆境都蕴含着等量价值的种子。生活中的痛苦经验、我们所遭受的各种挫折、所付出的代价，帮助我们更好地去感受世界的吸引力和神奇。它使得我们对虚无飘渺的来世做更多的、更深的思考。

    悲惨的事情和痛苦的境况是一所培养美德的学校。它会使人神智清醒，遇事慎重；会使人改变举止轻浮，冒失逞能和太过于自信的恶习。

    没有经受过任何苦难的人是世界上生活得最悲惨的人，不管他是好是坏，他没有经受过磨炼。任何以美德的荣耀，能力和素质与他无缘，因为任何德行都是付出了代价的回报。

    他们自身的顺心如意和成绩不能称之为幸福。实际上，在生活中小小的成绩便带来极为巨大的、真正的欢乐，这样的事情也是常有的。如此看来，难道我们不能说，追求完美的幸福不只是一种幻想吗？

    最大的困难往往是在我们所没有想到和发现的地方。令人痛苦的事情的出现，或许是为了考验和检验我们的实力。如果我们能坚定不移，经受住了考验，那么我们就会获得心灵的平静，为我们完成了相应的职责而感到心满意足。最野蛮的战争是日常生活中那些令人痛苦的战争，它们的伟大就是我们的伟大，它们的悲哀就是我们的悲哀，它们的胜利和失败就是我们的胜利和失败，正像它们有荣耀、失败和胜利一样，我们也是如此。

    经受磨难是接受道德原则的最好的学校。当遭遇困难已是不可避免时，我们要有勇气而且要愉快地面对它们。亚里士多德不是说过幸福与其说是在于我们的目标之中不如说是在我们的精神之中吗？与困难搏斗是战而胜之的最可靠方法。实现某一目标的决心实际上就是相信自己能够完成这一目标的信心。我们的才智通过我们的需要得到磨炼。个人就是在遇到和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前进的。

    那些因愚蠢而失去了自己的机会的人，他们的回忆录将会是令人痛苦而又难忘的篇章，但是却充满这个世界的启示。一个人只要忠实于自己，只要他强壮健康，他就不会被世界所遗忘。人类很不容易获得成功，成功需要一系列的失败作为铺垫。人们一开始便遭受到失败，接下来又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直到最后，一切困难才逃得无影无踪，人们才取得了成功。

    又想获得成功却又不愿承担获得成功的代价，这是软弱和懒惰的最明显的标志。要得到任何值得欣赏和拥有的东西都必须愉快地付出劳动，这就是实践中力量的奥秘所在。一个人或许宁愿辛勤劳动，也不愿游手好闲，因为游手好闲使得一个人的全部才华都没有得到运用和发挥，而是使它们处于一种昏睡和迟钝状态。从长远来看，我们会发现，自身才能的运用本身就是真正的幸福的源泉，随之而来的收获比当下的直接所得要大得多。

    一个理智、达观的人会渐渐地懂得，对生活不要期望太高。当他运用有效的方法力求成功时，他做好了失败的准备。他时时渴望幸福的降临，但他耐心地忍受各种苦难。在生活中，怨天尤人、悲号哀鸣是毫无用处的，惟有愉快而不懈的工作，才能有真实的收获。

    理智而达观的人对自己身边的人也不会期望太多。只要能与别人和平相处，他就会容忍和克制。而且，即使是世界上最为优秀的人，他也会有性格上的弱点，需要人们容忍、同情甚至怜悯。有谁敢说自己是完美无缺的呢？谁没有令人苦恼的事情呢？谁不需要别人的宽大、容忍和谅解呢？

    现在，可以得出结论，每一个人的素质取决于他们内在的体质和幼年时的生活环境；取决于把他们培养成人的家庭幸福与否；取决于他们经遗传得来的性格；取决于他们的生活中所见到的榜样的好坏。考虑这些因素，我们就应该学会对任何人都要仁慈和宽容。

    同时，在很大程度上，生活往往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每一个心灵都会给自己创造一个小天地。喜悦的心灵会使这个小世界充满快乐，不知足的心灵会使这个小天地充满哀愁。一个人可能是他心灵的国王，另一个人可能是他心灵的奴仆。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个体自我的一面镜子。我们的心灵在任何情境下、在任何财富状况下，都会反映出自己真实的个性。对于好人来说，世界是美好的；对于坏人来说，世界是腐败的。如果我们的生活观念得到升华——如果我们认为生活中的应有之义是：不懈的努力，高尚的品德，高境界的思想，为自己谋利益的同时也为别人谋利益——那么，生活就将充满欢乐、充满希望，生活也就会幸福。相反的，如果我们把生活看作是自我表现、追求感官快乐和扩大权势的机会，那么，生活就将充满阴谋、充满焦虑和令人沮丧。

    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完成自己的职责。只有职责才是真实的，除了完成生活的职责，世界上再也不存在任何真正的行动。职责是生活的最高目标和目的，在一切快乐中，最真正的快乐来源于对生活职责业已完成的意识，而且，这种快乐是最令人满足的，是最不可能让人后悔和失望的。

    当我们完成了尘世间的一切工作——包括那些必不可少的、劳动方面的、爱情方面的或职责方面的工作——就像蚕结成了小茧以后死去，我们也要离去。虽然我们的生命短暂，但是，每一个人必须不遗余力地完成这些伟大的目标和目的。当这些工作都已经完成，我们就会感受到肉体的不幸，但是，最终我们走向了精神的不朽。一个人如果不听从灵性世界和沉默者的忠告，那么他就永远不会有真实的可见性，也不会听到真实的语言。

    真正的工作是值得崇拜的

    一分劳动，一分收获，这是一个绝对不能拒绝的要求！货币工资“应足够维持你的工人的生活，使他继续工作下去。除非你想要干脆把你的工人从这个世界消灭掉，对于最高贵的劳动者和最不高贵的劳动者，这样的工资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在这里只想说一点，这特别关系到前一类劳动者，即高贵的和最高贵的劳动者，但也有助于解决一切其他类劳动者和工资这个难题。

    而且，归根到底，你需要任何报酬吗？难道你的目的和生活目标，就是要用英雄行为去享受快乐，去过一种豪华舒适的生活，成为众人所称之为的这个世界或另一个世界的“幸福”的人吗？我替你郑重其事地回答“不”，时代的整个精神秘密就在这里，就在于你能以完全清醒的心智替自己郑重地回答“不”。

    勇敢的人必须把生命舍出去。把生命舍出去吧，你总不希望为了相当的价格就把生命都出卖了吧。比如说，多高的价格才能满足你？对于你来说，你的生命的合理价格就是整个的空间宇宙，整个无垠的时间，以及时间和空间所包含的一切，这才是能满足你的价格，如果你是正直的人，你的价格就是一切，一点也不能比这少。这一切都是你的，你会因此而享有一切。你永远不会把你的生命，或生命的任何部分很圆满地出卖掉。

    把它合出去吧，像一个高贵的灵魂，不要求任何价格。这样做，在某种意义上，你就会因此得到一切。在一切时代和情况中，英雄的人就是这样做的，无论是在最英雄的时代，还是在最不英雄的时代。

    在我们这个世界的那些解决工资问题的措施中，必须深刻地体现这里所说的道理，否则，那些措施就绝不能说是圆满的。

    总的说来，我们完全赞同古代那些修道士们所说的“劳动是神圣的”。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真正的工作是值得崇拜的”，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在一个从事劳动的人身上，不管他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属于世界的东西都被赋予了实在的形体；每一个劳动者都是一首精美的小诗。他的思想，哪怕他只是一个贫穷的陶工，也是一首壮美的史诗。这首诗，只有他自己才能看见，或者是隐隐约约地看见。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它是属于世界的东西，是不可能看见的。对于自然界本身来说，它也是属于世界的东西，因为它仍然还是一种“虚无”。

    对于这样的人，世界的力量会给予他关照；他也是在世界里工作，为世界而工作。如果一个人仅仅只看到物质世界的力量，那么他可能会离开这一职业；在他舱里“虚无”就永远不会变成有形的东西，“虚无”就只能是一种“靠不住的东西”，一种虚伪的东西，这种东西还是没有的好！

    一个人如果不听从灵性世界和沉默者的忠告，那么他就永远不会有真实的可见性，也不会听到真实的语言。你必须追索到事物的根源，必须像赫拉克勒斯那样，忍受长期的痛苦，经过长期的劳动，这样，在你面前才会出现胜利的曙光。

    这就如同在战场上或跟战斗中的冲锋一样，——其实，这又何尝不是一场战斗呢？——你也应该不怕流血牺牲，不贪图安逸，不贪生怕死；想像中的乐土上的欢歌笑语，贪婪的地狱中的嘈杂声，都应该像谎言一样，被你静静地踏在脚下。你的工作，将和但丁的工作一样，是你永垂不朽的支柱。

    尘世和它的工资、它的批评、忠告、帮助、阻碍，都像泛滥的海水一样毫无用处。你在混沌中畅游，在混沌中扬帆，能够作为向导的不是那汹涌的波涛，也不是那些杂草丛生的海湾的涡流，而只有心中的梦想。

    只有心中的梦想，有时给你混浊的世界投入一道清晰耀眼的亮光，它有时又会陷入一阵可怕的黑暗，这就只有靠你自己去把握时机。这就是我所认为的，从混沌和地狱的黑暗中给你自己开辟道路的途径！

    更精确地说，一路之上，你纯粹是和“疯狂”结伴而行，——它确实是个令人不愉快的伴侣！你到处寻找“疯狂”，可它却是隐藏着的、无边无际的、深不可测的“夜”的王国。从中你可以获取新的智慧。所获得的智慧越高，那你就越是和疯狂比邻，离疯狂越近。精确地说就是如此。当你看到那种进入尘世的最高智慧，总是带着这种诱人的疯狂的气息，并且总是和疯狂相辅相成的，你的心里或许涌起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情。任何一项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都会有一些疯狂的性质，这是运作过程中的一种宗教的狂热。

    没有这种狂热，任何工作都不可能完成。要么是你没有工作，否则，你就只会在雇主眼光监视你的情况下才认真工作。你会贪得无厌地要求工资，死命抓住工资的时候，你会像生产流水线那样敏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你不会戴着做工考究的毡帽，而是戴着一顶纸板和灰泥做的帽子，坐着马车在街上东游西逛。你不是做或现世的灵魂的向导，而是让“黑色还是白色的争论”充斥着人们的心灵。所有这一切，使得让人心烦意乱的地球人满为患，黑暗得快要爆炸了。他们这种伪装的外表，对人的感官和眼睛来说，是最舒服的；但是，对人的肉体和灵魂来说，是最值诅咒的。

    这种伪装的外表，就像虚假的织物编织的衣服或者是一个浅薄者制定的法律，绝不是真正的羊毛和货真价实的东西；这些只不过是魔鬼扬起的灰尘，是对上帝和人类的诅咒和亵渎！如果没有笃信宗教的虔诚，任何人都不会工作，或者说不能够工作；即使那些贫苦的从事日常劳动的人，包括缝制大衣的裁缝，制作鞋子的手艺人，都是如此。每一个人如果没有监工的巡视就不劳动，或者工作就出错，那么，工作对你和他们来说都是令人不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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