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古雯

    6月26日

    一整天在路上。上午九点到郑州，与广州来的W会合，辗转乘汽车去山西。到了三门峡陌和海水才跟我确认在永济会合，因为他们也一直在路上，不知道晚上会住在哪个县城。10:00—14:00，郑州到三门峡；15:00—16:30，三门峡到运城；17:00—18:10，运城到永济。从三门峡越过黄河就进入山西省境，渐有北方高大的山，有种微妙的气氛。黄河水完全浑浊如泥，干涸过半，露出泥滩。

    到了永济，街道脏乱。和陌等人会合的过程有点戏剧性，我和W一下有点惊恐，好在并没有什么事。永济四处隐藏着大大小小的私人招待所，有些奇怪，陌、海水、红旗和青山住在其中一家。互相认识后晚上大家在小吃街的一家摊头吃饭，吃得很杂且全是面食，很不习惯。回旅馆之后聊至凌晨两点半，听他们讲了很多情况、经验和分析，记了一些当地相关部门的电话，都是用得着的。人间买的运城地区地图经由他们又传给了我和W。

    6月27日

    穿了凉拖来的，怕不方便，早上出去匆匆买了双运动鞋换上。上午我和W跟着陌去公安局问昨天他们送去的三个窑工的情况。负责黑窑专项整治的郑科长跟我们说了情况，我又慌了一下，因为听不大懂方言。三个人一个由公安局带去了河计（音）认自己做工的砖窑，另两个在临时收容所。于是我们去收容所，陌对街道熟悉得很。收容所其实是家私人旅馆，进大门有刺鼻的味道。院子里站着好些智障人，都穿着发给他们的红色T恤，一个孩子在仰头嗷嗷叫唤。新闻里的场景一下就到了眼前。陌他们送去的两人，即黄世林和史国强由老板娘从楼下叫了下来。黄是中年人，胡子很长；史是个孩子，后脑上有疤痕。陌拿烟给他们抽，问他们一些话。我站在一边不知道要怎么开口，觉得自己比他们还紧张。临走时黄世林笑着送我们，到了大门口负责人叫住不让送了，说怕他出去走丢。

    下午我和W去了普救寺。路上见附近有冒烟的砖窑，决定去看一看。在田野里走了很多路，拍了些照，后来狠狠心进了一家正在生产的砖窑。公告和黑板上的字都显示着整改的痕迹。跟几位窑工拉扯了几句，说是一天干12小时活能挣30块。进到窑里面，只觉得顿时面红耳赤成炙烤状态，宛如置身炼狱。里面一位瘦长身材年纪偏老的窑工说有五六十度，在里面他们都不喝水，因为根本不管用，习惯了就成。窑口整治后装了崭新的吹风机对着窑内吹风，其实没什么作用。窑工们看上去精神都不错，给他们拍合影照都很高兴，镜头上都是窑灰。出来成了灰人，三十五六度的外面简直觉得很凉爽。

    新买的运动鞋完全不合脚，脚后跟磨得特别厉害，接下来的几天都是，后悔死了。

    6月28日

    红旗、海水、陌以及青山先后都走了，走前交待了好些我们可以做的事。上午我们第二次到公安局，看情形郑科长跟上级讲过情况，这次是公安局正副两位局长和他一起接待我们。张局长显然久经阅历，定先登记了我们的身份才肯回答我们的问题。局长一直挺激昂的，说：“我们谁不关心我们受苦受难的农民工兄弟。”我们追问周天驰、黄世林、史国强的下落，他说：“你们把人交给了我们公安局，就应该充分相信我们嘛。”自然，把人交给公安局就已经是信任了，这是没错儿的。周旋了半天，局长才给了个模模糊糊的答案，说是周提供的砖窑地址有误已经带回永济，正养着呢，又说史国强已经送回去，日后可以出示书面证明的。

    总之挺不顺利，出了公安局我气鼓鼓的，W一副没事儿人样，不过我觉得他是装的。赶紧到昨天的收容站，吓了一大跳，里面人去楼空，叫了半天老板娘才哑着嗓子黑着眼圈出来应声。原来所有的窑工昨天都被民政局派人接走了，接到什么地方去不清楚。这地方是民政局按常人入住的价格十块一晚租给窑工住的，大部分人智障，生活不能自理。有人打碎了隔壁院邻居家的玻璃，有人深更半夜嗷嗷大叫，更有人弄坏房间里的电视机。老板娘带我们进房间看那些留下来的污迹，抱怨着这些，一脸的无奈，并没有愤怒不满的意思。她说这也算是帮帮他们了，谁家没有孩子呢，搞不好也会有亲人失踪的。还说起有个障碍的小孩，特别高兴住在这里，谁对他好他就会跑过去抱谁的腰，会唱很多流行歌曲，有趣着呢。据她说周天驰凌晨一点被送到这里来过，早上又给接走了。

    于是辞别老板娘赶去民政局。刚好碰上中午午休，见有一对神情憔悴的农民夫妇在一旁等着，我跟W就搭话，果然是来找孩子的家长。手里攥着寻人启事，是从三门峡过来的，孩子在郑州丢失。听他们讲完，抄下寻人启事，可我们也没法帮他们，心里黯然。问他们吃饭没有，摇头。天气炎热，出门买两瓶水给他们，可他们一定不肯要，说是水喝了肚子不舒服。那位母亲看上去身体不好，很虚弱。我们只得离开，想趁午休去找找新的收容所在哪。刚出门父亲追上来，说是儿子的名字后来改过，你们再抄一下他的新名字，然后站在烈日下一笔一划认真地写给我们新的名字。

    下午三点回到民政局，挺多人等着。有位失明的老大爷想回家，有位小兄弟说要不到工资，还有一批十来个来找亲人的家长。问到了新的窑工临时收容所，仍然是家私人旅馆，傍晚的时候经些周折找到了。进去又吃了一惊。人少了一大半！周、黄二人不见了（假定史被送回家）！在那里的只有七八个看上去智障程度比较轻的窑工，问他们都不说话。负责人说昨天转过来之前就送回去一批，余下的都在这儿了。我完全不信。没法相信，一天之内不可能找到十几个智障者的家。于是W打电话给民政局专管黑窑智障者安置的陈副局长。陈定要约吃晚饭，并保证晚上将周和黄带到此处。于是晚上与陈及其下属几人吃饭，陈特意带了遣送回家窑工的回执单，想来是把我们当记者了。吃得很丰盛，余下没怎么动的菜以及馒头打包回去给窑工吃。饭后陈又强意买了烟、牛奶和水果要送给我和W，我们都拎给窑工吃。当时已是晚上十点，陈当场把已入睡的窑工叫起来吃。周和黄此时已在那儿了，都认得我俩。趁局长在外面，我们询问他们，确证他们从昨天到现在确实在另一处地方呆过——而那处地方，显然才是大部分窑工所在的地方，而不是如负责人说的都送回去了。根据青山的消息，史国强也根本没被送回家。

    为什么民政局要隐瞒呢？大部分窑工所在的地方在哪里呢？史国强呢？我和W带着满腹疑虑回旅馆休息。打电话到当地派出所，确证来接黄世林回家的人已在路上了，明天我们必须在交接现场——实在，我们不太敢信任该信任的部门。

    6月29日

    上午，根据一些蛛丝蚂（马）迹去找那个神秘的窑工所在地点，无果。下起了雨。街上看到流浪汉一动不动地躺在街角，想起周、黄和史的来历，上去询问。他根本不说话。买了水和面包给他，根本不吃喝。根据经验，W也随身带了包烟，点烟给他，他抽着，还是不说话。他的全身非常脏，几乎衣不蔽体，显然躺在这里好些天了。看我和W如此，就有路人围观。那一刹那我突然觉得很不舒服：这实在太像一场人道主义表演了——在别的地方看到这样的流浪汉，我从来没有上去搭理过，那么此时，我究竟在做什么？既然在我的意念里我从来都与他们平等，因为从内心感到我与他们相关才来到此处，那么，我又何至于站在一个仿佛自己有着优裕而可以对之施以人道主义的立场？我的心里有了对自己的憎恶。

    这其间，公安局的张局长数次打了我的电话，没有提及任何与窑工有关的东西，而只是一昧追问我和W以及陌的来历和目的，我们互相之间的关系以及住处。自然，心里又不是很痛快。中午的时候，总算通知我们去公安局，因为来接黄世林的人终于来了。来的是当地派出所的一位工作人员以及黄所在村的村支书。因为黄的父母已经过世，哥哥几年前在山西煤窑打工出了事故腿被截肢不方便。黄那天看起来精神很好，跟村支书说话挺流畅的，脚上换了双新鞋，对我和W笑时甚至有点俏皮。于是在公安局、民政局、当地派出所以及我和W四方在场的情况下完成了交接的手续。按照黄自己的记忆和后来在砖场的确认，按每天30块一共工作五个月的时间将工资付给了黄，另外还给了800元派遣费，算三人回乡的车费。心里放下一块石头。另外来接周的人也在来永济的路上了，可是史国强却一直不见。这时陈局长仍说史已在回家途中了。

    然而最后的遗憾就落在史国强这个头部受伤记忆力受损的18岁孩子身上了。傍晚时分，接到陈副局长电话约见面，W去之后得知，原来史国强两天前已经“自行走失”了，民政局也正在焦心地找。据说这是下级对陈隐瞒了消息。我们随陌到收容所见他的那面，竟是唯一一面。同时也得知那个神秘地点在栲栳镇疗养院，然而天色已晚我们已经赶不及去了，只得交给已在来山西途中的V。第二天，我和W开始返程。

    （按：直到现在，史国强仍然在失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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