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基础上升起，给一点点的小实权。
旧党不干了。
吕陶上书，有两点要求：第一，不管你要起用谁，都要从国家利益出发；第二，请诏令天下，不许有任何诽谤已故太皇太后的言论出现。
苏轼也上书，非常著名。他这样写道——“……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
换成白话，他说：“皇帝你是超级天才，年龄处在最好的阶段。臣希望你放弃高傲，遵循道理，在什么都没有去做之前，先静静地观察事情的发展、臣子们的心性。要观察三年，等你看得清楚，心里有底了，然后再找个好机会开展工作。这样，你做了之后，天下苍生才不会产生怨恨，你自己也不会后悔。”
两人的奏章看似合情合理，但是，请切换到宋哲宗的视角来看。
吕陶开口闭口国家利益，似乎只有旧党才能代表国家利益，反之如果起用新党，就是败坏国家利益了？谁给你的唯一确定权，你是皇上还是我是皇上？第二点让人更加忍无可忍，以高滔滔9年来的作为，哲宗身受其害，不追究也就算了，吕陶居然要求哲宗出面，去压制要求清算的声音。是可忍，孰不可忍。
通过这两点可以清楚地梳理出吕陶的小心思，不用新党、尊崇高滔滔，这两点达到，旧党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分析出这两点，哲宗能保持沉默已经相当有涵养了。
做事前要三思而行，看准了摸清了才能下手，这是准则一样的共识，难道有什么错吗？有，非常错，在宋哲宗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荒谬！
如果他是第一天当皇帝，从来没接触过政务、大臣，这样的要求不过分。可是整整9年了，他冷眼旁观看清了太多的事，看到了一个个大臣是怎样的嘴脸。请问，人还是这些人，不许换，继续看，三年后能看出来什么？他们会改变吗？如果改变了，就证明他们和从前不一样。一个前后不一致的人，适合当国家领导人吗？如果不变，这三年是不是纯粹的浪费呢？！
而三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太多的事，尤其是处在青春适应期的少年，连续三年无所事事，他们会习惯懒散的日子，想重新振作起来相当于换个思维习惯。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或许一个没有棱角、没有斗志、失去追求的人，才是所谓成熟的人吧。
苏轼的奏章哲宗不予置评。这在历史上留下了非常不良的记录，绝大多数的史学家都根据这一点证明他急躁轻佻，是个不懂事的毛孩子，辜负了苏东坡的一片好心。
接下来是苏辙。
他这样说——“……至于其他，事有失当，何世无之。父作之于前，子救之于后，前后相济，此则圣人之孝也。”
这句话彻底颠覆了历史，之前司马光之所以敢废除新法，是在“以母改子”的理由下进行的。哪怕是牵强，毕竟抬出了长辈。可苏辙这时说，政治上有错误，哪朝哪代都出现过，父亲做错了，儿子来补救，这是圣人提倡的孝道，是崇高的品德。
哲宗气得要爆炸了，苏辙把这9年里高滔滔、元祐党人做过的事都扣到了他的头上，是他废除的新法，毁了神宗的业绩，居然是他！
这世界还有天理吗？堂堂的副宰相、大文豪居然当面撒谎，把满世界都知道的真相让受害者承担，这实在太匪夷所思了吧。
苏辙，这个在文艺世界里一直保持着高瘦、沉默、文雅、温和形象的世外高人，在官场上完全是另一副截然相反的形象。在元祐时代的9年里，他是旧党里对敌人最凶狠、最彻底、最无情、尽一切可能打压的人。
有两件事可以证明。
第一件，蔡確被旧党围攻贬过岭南。某一天高滔滔出宫，车驾行进中，突然从一辆驮轿里传出一个老妇人的喊声：“太皇万岁，臣妾有表。”
这是蔡確的母亲明氏，她和高滔滔有过一面之识，为了救儿子，她冒险拦驾求情。这是宋朝前所未有的事，有宋一代善待士大夫，从不以文字之罪杀人，现在堂堂国家首相的母亲被逼到了这个份儿上，从情理上说，为了舆论上好看点，也得饶蔡確一命了。
不，高滔滔一定要蔡確死。
当时在场的是刘挚、吕大防、苏辙。朔党元首刘挚先表了态，他一脸的不屑，说：“这都是蔡家人看到吕惠卿贬职两年就换了地方，也想捡便宜。白日做梦，不必理会。”
吕大防沉默。
蜀党领袖苏辙第二个发言，一句话就定性了——“惠卿量移时，未有刑部三年之法。”这句话说出去，高滔滔的脸皮微微发红。什么叫水平，既做了事，还不露痕迹，一切都推到法律上。蔡太夫人，不是我们不给你儿子活路，此一时彼一时，他和吕惠卿没法比，法律变了。
哪像高滔滔、刘挚那样穷凶极恶、剑拔弩张的。
第二件事，朔党独大时，是新党被打压得最狠的时候。得意之下，吕大防、刘挚有点心里没底，私下里商量了下，准备给新党一点甜头，稍微升点官，缓和下矛盾。上报之后，高滔滔也有点犹豫，也许之前真的太狠了，那就缓和点？
苏辙突然出现，停！都太不专业了，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政治斗争。“君子与小人势同冰炭，两处必争。”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一定要把批判进行到底。
有可能出现的历史拐点，就这样被苏辙掐断了。
蔡確死了。
这位前首相没能等到哲宗亲政，他死在了元祐八年，仅仅相差几个月，没能看到新党的黎明。他的死讯从岭南传过长江，传进京城，一路上让每一个听到的官员都瑟瑟发抖，从心底最深处感到了寒冷。不管他们是新党还是旧党，都意识到了一件事。
宋朝终于有一位顶级大臣死在了党争之中，这不再是官场游戏，而是生死大仇。很多旧党人后悔了，比如朔党的党魁刘挚，多年以后当他走到生命的尽头时，回忆一生的经历，他长叹一声说：“这辈子没什么懊恼的事，只是蔡持正（蔡確字）的事做得不对啊。”
可惜晚了，蔡確的死点燃了新党集团的怒火，他们仅存的一点点平和心态也消失了。本就是一群锐意进取的人，怎能不快意恩仇！
拉开复仇序幕的人名叫张商英，他是第一批返回京城的新党要员，被安插进台谏部门当言官。
张商英，字天觉，蜀川新津（今属四川）人。本是一个地方小官，按步骤发展的话，很可能终生都迈不过长江，之所以能名扬天下，就是脾气性格的原因。
他很牛，首先长得帅，“长身伟然，姿采如峙玉”。在普遍矮小的四川人中鹤立鸡群，与众不同。第二他才高脾气大，负气俶傥，豪视一世，尽管官职很小，只是通州主簿，可整个四川官场都对他发怵，说不过更骂不过，谁想谁头痛。
不过也有用。
往回翻历史，到章惇平“荆蛮”的时候，章大人沿江直下，把荆湖各处山民搅得鸡犬不宁，捎带着把各级地方官也修理得七上八下。每到一地，他不仅考核业务，更要谈论学问，要知道章惇能和苏轼交朋友，边走边玩边聊天，这个过程需要丰富的知识、敏捷的文思才能让友谊之花盛开不败。这种水平和接近岭南地区的地方小官接触，能愉快才见鬼了。
不愉快，章大人就会让对方加倍地不愉快。章大人一路轰鸣着碾过蛮区官场，嬉笑怒骂肆意张扬，大伙儿终于受不了了，一致决定，叫张商英。
两个都很牛的人，就是在这种气氛下见面的。张商英那天穿着道士服，随随便便来见荆蛮战区总长官，见面没行官礼，只是作了个揖。之后，两人唇枪舌剑，口若悬河，互相喷了对方好几朵莲花，最后分出了输赢，章惇……竟然败了。
失败的章惇很兴奋：“好学识好胆魄，你在这是太屈才了，我来推荐你进京去见王安石。”张商英从此迈进了主流官场，成为新党中的一员。
张商英的第一枪打中了苏轼。
苏轼的才名当世无双，当上两制官之后，很多著名人士的官方著名文件都出自他手。比如前面提过的应司马光之命写给王安石之死的制文，里面明扬暗贬，写成了阴阳两面，让推崇王安石的人能看到尊重，让仇恨王安石的人也能看出鄙薄。
在他写的众多精妙委婉、晦明不定的制文中，有一篇是他怎样推脱、怎样解释都迈不过的坎儿，这成了他一生中最大悲剧的开场白。
《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简称关于吕惠卿同志监外执行不得随意走动剥夺政治权利的说明。
这篇制文是苏轼主动甚至争着抢着写的，为的就是在吕惠卿倒台被贬出京城时出口恶气。只是很奇怪的是，吕惠卿一生得罪人很多，基本上仇敌满天下，可是和苏轼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共戴天的事。而苏轼写的这篇贬制，可以说是太不留情面了，准确地讲，就是在骂人，并且是在骂吕惠卿的同时，骂了改革派里的所有人。
全文很长，挑点经典词：
——以“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开始。凶人在位，指的是谁呢。宋神宗，还是王安石？之后转到吕惠卿本人，说他“以斗筲之才，谄事宰辅，同升庙堂”，行为上“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学问上“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罪行上“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反覆教戒，恶心不悛”。
接下来苏轼越写越高兴，渐渐刹不住车了，忍不住把新党集团拖出来集体骂：
——“苛可蟗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
苏轼说：“只要能害国害民，吕惠卿之流踊跃出现频频点头心有灵犀一起犯罪。当成功来临他们喜悦时，互相摸摸手蹭蹭脚亲密无间；生气了有矛盾马上翻脸，反目成仇，互相残杀。”
最后一句总结：
——“稍正滔天之罪，永为垂世之规。”
大家看，苏轼写这些就过分了吧。吕惠卿犯错，只管说吕惠卿好了，哪怕上面那些骂得再凶狠，也没人找他麻烦。可为什么要借机打倒一片呢？毕竟有事说事，乱骂人是要负责任的。
苏轼不管，他当时写完这篇绝世好文之后仰天长笑，大感舒畅，走出门去还喜形于色。有人问：“苏学士，您为什么这么开心呢？”
苏轼把刚写好的贬制背诵一遍，之后加上了自己的感叹——“三十年做刽子，今日方剐得一个有肉汉。”一个字，爽！
爽了就要付账，苏轼借职务之便公报私仇，还影射神宗皇帝，犯了大逆罪。证据确凿，不用像乌台诗案那样押回京城受审，直接从定州免职，到新州（今属广东）去反省。
他是继蔡確之后，第二个被贬过岭南的大臣。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谁给他讲情，连范纯仁都闪得远远的，有多远躲多远。就算这样他仍然觉得不安全，几天之后，范纯仁和吕大防几乎不约而同地写了辞职信，主动申请外调。
京城没法待了，太凶险！
不过，这并不是被张商英吓的，张商英再狠，资历不深，没法撼动他们这个级别的大佬。他们之所以逃难一样地躲出去，是因为一个比他们资历深、影响大、从不妥协、从不手软的人从江南赶回来了，很快就要进入开封。
章惇。
在宋朝还活着的官员中，章惇是资格最老的一辈了。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死后，除了更老的文彦博之外，没有谁能超过他。范纯仁也好，吕大防也好，哪怕年龄相近，在职务上都是章惇的后辈。这还不算什么，一般老前辈都慈祥，对后辈们很温馨。
可章惇是特例。
章惇一生始终活在黑白世界里，他认为对的，会永远忠诚，比如对王安石和新法；他认为是错的，就始终敌对到底，比如对司马光和旧党。在这两者之间，绝不会有第三种情况发生。这种信念转化成做事风格，就成了敌人的噩梦。
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血还血……对不起，说错了，章惇讨账时绝不会按数收钱，他总会附带着巨额的利息，让敌人倾家荡产、死无全尸，这才是他的风格。
过往的事历历在目，9年里旧党倚仗高滔滔对新党人坏事做绝，都搞出人命了。这时章惇回京，一定只有一个目标——杀人。想到这一点，连范纯仁这样的和事佬都不敢往里掺和。章惇来了，有多远闪多远，最好和这人永不见面。
他们料得很准，每一点都发生了。章惇动身前已经知道了自己的任命，回朝就是首相。这不仅是因为他的才，更是因为他的忠，哲宗最认可这样的人。
另一点，满朝大臣都和范纯仁、吕大防想到了一起，为了保住身家性命，这些人自掉身价，做了一件宋朝史上极其罕见，堪称史无前例的事。
章惇抵达京城的那一天，全体朝臣到城门外迎接。一个个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可惜呀，章惇无动于衷。开什么玩笑，事到如今，想立功赎罪都不可能，只凭些奴颜婢膝就想过关？
从这时起，章惇叫作扒皮章。
章惇上任，新党人快速返京，当年熙丰旧人如蔡卞、周秩、翟思、上官均、林希、黄履、来之邵、郭知章、刘拯等人都回来了，他们占领了御史台、知谏院等关键部门，与张商英紧密配合，做事的效率是空前迅猛的。
绍圣元年四月章惇回京；五月提拔黄履为御史中丞；五月十四日继贬谪苏轼之后，又一个新的清算目标出炉——殿中侍御史郭知章追究元祐时期割让西北四塞给西夏事。
大快人心，当年旧党在宋朝对西夏始终处于战略进攻态势的情况下，主动放弃四座边寨的行为人神共愤，无数边关将士用血肉换回来的城池，只为了和新党唱反调，就无偿地送给了敌人。不说实际上的物质损失，9年间两国士气、攻防的易位，就让宋朝苦不堪言。
西夏人变得无比嚣张，连他们的汉人皇太后梁氏都敢带人闯进边境杀人放火……这是奇耻大辱！章惇指示上任第一件事就办这个，谁的责任一定要查清，一定要处理。
很快责任人名单列出来了，以司马光、文彦博为首的11个人是主犯。其中司马光、文彦博、赵禼、范纯仁的责任最重，定为“挟奸、罔上”；孙觉、王存等其他几人是从犯，罪名是“暗不晓事、妄议”。
宋哲宗看着这份报表，问了自己很多遍，他是想温和的，可这件事能温和吗？！于国、于家、于先皇、于将士，无论哪一点，都没法宽恕！
他同意从严从重处理。
在研究怎样具体定罪期间，御史台已经发动了另一项弹劾。责问元祐年间，前首相蔡確贬谪岭南致死事：第一，蔡確到底有没有罪；第二，若有罪，罪是否遇赦不赦必死岭南。
这是由谁指使的？目的是什么？
这两问是极其致命的，直指当年最高权力核心的纷争。其中最敏感的，可以归为一句话——能把首相扳倒，只能职位比首相更高。高滔滔，除了她没有第二个人能办到。
言官直指要害，吕大防、刘挚、苏辙、王岩叟等人一个不落，通通落网。不管他们现在处于什么位置上，一律贬职。
贬制由林希执笔，文字风格向苏东坡看齐。
这样仍然不解恨，张商英从堆积如山的文件里走出来，召集大臣去见哲宗。他说——“愿陛下无忘元祐时；章惇无忘汝州时；安焘无忘许昌时；李清臣、曾布无忘河阳时。”
这句话像一团烈火烧进了加油站里，“轰”的一声，所有人的愤怒都被点燃了。
汝州、许昌、河阳分别是章惇等人最初时的贬官流放地，而元祐时代的9年是哲宗的受难日，更是他的耻辱日。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毒瘤不铲除终有一天会再爆发。
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把坏事做尽目无皇帝的旧党往死里整！这条最高指示出炉，被新党人迅速地执行了，只是在操作上稍微变了点形。他们做的是，连死了的也不放过。
七月，处理决定出台，先说活的。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刘安世第二次贬谪，分别是郢州、蕲州、筠州、鄂州、南安军。虽然还没过岭南，但全都到了长江两岸。并且把这些人的差遣全都革了。差遣，是宋朝官员的实际工作位置，从这一刻起，这些曾经的顶级大佬无官一身轻，除了一点点仅存的荣誉头衔之外，实际上就是一群罪犯。
再说死的。
司马光、吕公著是旧党废新法时的两大领袖，两人虽然已经死了，可是追赠的爵位、谥号、给子孙的恩例赠官都还存在。这些都是他们的犯罪所得，必须都收回。
全收回了，司马光的“文正”谥号，那块“忠清粹德”碑等都收回，官方宣布作废。
还没完，关于各罪臣的子孙考核也在进行中。比如吕公著的儿子吕希纯就被抓了典型，张商英在浩如烟海的文件堆里翻出了他给高滔滔族人写的诰词。里边有“昔我祖妣，正位宸极”一句，把高滔滔推到了高无可高的巅峰位置。
哲宗大为恼火，高滔滔活着时你们借势猖狂，死了仍然大拍马屁，合着是什么时候都不把我放在眼里。贬职，滚得远远的。
到了这一步，相信大家的心里也有些发毛了。清算运动真痛快，可是这样搞下去，会不会让宋朝自残了？毕竟窝里斗搞运动，实在是太伤元气了。
不仅大家这样想，历代的史学大家们也这样下了结论。他们说以章惇为首的新党搞复辟搞清算，让宋朝在元祐更化事件之后雪上加霜，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有自己的眼睛，可以很轻松地得出正确的结论。
讨论这一点，有件事是《宋史》里重要的论据。几乎每朝每代的宋史宗师们都要把它提出来议论一番，证明章惇等人是多么过分。
我们先看事情的经过。
章惇进京前是杭州的洞霄宫提举，从江南赶赴开封时路过湖州（今浙江吴兴）、越州（今浙江绍兴），在这两州之间，有一位名士在等着他。
江南陈瓘。
陈名士是一位德艺双馨的人，他走正统路线，考中了进士，当官之后主动放弃了待遇优厚的职田，到穷困地区工作。之后更上一层楼，觉得当官本身就是污秽的，为了心灵的纯洁，他干脆辞职回了家。
圣洁到这种地步，没法不让人佩服。这样的人在江边站着专程等候，章惇也只好请他上船。
陈瓘是有目的而来的，作为一个名士，他有着崇高的追求。个人的名利是可以放弃的，天下的公益是必须维护的。他来就是为了指点章惇这次当首相，要怎样办公。
章惇没有发火，请他畅所欲言。
陈瓘指着所坐的这条船，说：“章相公，天下的形势就像这条船啊。船行水面，如果一边偏重，船体侧倾，这条船能开走吗？”
章惇静听。
陈瓘讲：“很显然不能。而把左边的东西挪到了右边，就是造成侧倾的原因。”
章惇沉默。
陈瓘也沉默。他的话非常清楚，他是以船的左右侧来比喻朝廷里的新、旧两党，左重则左倾，右重则右倾，两者只有各安其位，互不干涉，宋朝这条船才能开得平稳。
以章惇之才，完全听得懂，可他沉默着，就是不表态。一般来说，高人交谈语不及三，多大的事儿都讲究点到即止。现在章惇不入戏，陈瓘就该告辞走人才对。可是事关重大，他想了想，决定继续往下说。
陈瓘主动问：“现在章相进京主执天下大事，不知您先要做哪些事，后做哪些事呢？”
章惇又沉默了很久，才终于回答。他说：“司马光是个巨大的奸邪，揭露他、批判他、扭转他造成的损失，是最重要的，必须最先做这件事。”
陈瓘一听，五内俱焚，他大叫了一声：“章相公，您错了！”（相公误矣！）
章惇没有打断他，让他说完。
陈瓘说：“章相您错了，你这正是把左边的东西往右边搬，哪怕出发点是好的，也造成了船体倾斜，早晚要翻。你真要这样做了，天下人都要失望。”
听到这里，章惇终于大怒，他声色俱厉地质问：“司马光放着合法皇帝不辅佐，却去投靠后党。他独断专行背叛先皇，肆意废除前朝成法。误国欺君到了这个地步，他不是奸邪是什么？！”
这样的质问只要稍微清楚往事，都会无言以对，因为章惇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可是不要急，在某些高人的嘴里，什么事都有新解释。
陈瓘很平静，他说：“关于司马光的事，如果你不懂他的内心世界，他的出发点，而去怀疑他的行为的话，那么他或许真的有罪（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则不为无罪）。可是你把他定为奸邪，把他做的事都颠覆过来，那么你祸害国家的程度，会比他还要严重。”
接下来是重点，陈瓘给出了他的解决办法。他认为，在当时阶段，只有取消朋党，不偏不倚，保持船体的中正平和，才是唯一的执政之道。
章惇听后大感惊奇，思考很久，表示有道理。他保证回京之后把元祐时期的政治也兼收并蓄一部分，当然更不会大面积地搞清算活动了。最后为了表示敬佩和感谢，他留陈瓘吃了顿饭。
陈瓘下船走了，事情还没结束，历代的史书总要提到章惇之后的表现。他回到京城之后把答应过陈瓘的事扔到一边，对旧党赶尽杀绝，实在是既无信又凶残，是个反复无常型的暴徒加小人！
好了，事情的经过都介绍过了，我们用自己的眼睛来审视一下。
那么陈瓘就是对的了？见鬼！
船是国家，利国利民整顿官场打击豪强，谁做了对国家有利的，谁就站在了国家的中央。新党过往的行为，足以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陈瓘这个所谓的平衡真理，根本大谬不然。
第二，他为司马光开脱的理由实在可笑。“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则不为无罪”，纵观人类这几千年的历史，有哪一个时代哪一个民族定下的法律里规定过，只要出发点是好的，没有主动犯罪，就不需要处罚的条文？
犯了罪，造成的是客观存在的物质损失，拿一句没有主观意愿就想彻底开脱？
第三点是最无厘头的。
陈瓘说不能颠覆司马光的作为，不然章惇犯的罪会比司马光更大，因为国家被再次折腾了。这个理论真让人抓狂。
和电影《英雄》里的理论多像啊，之所以不刺杀秦始皇，是因为“天下”。杀了始皇天下更加大乱，所以虽然嬴政残暴，也比大乱好，就让他去统一吧。
……抛开屈辱谈实际，秦国以残暴得国，得国之后会变仁慈？它只会变本加厉，逼着人民去推翻它。那时民众所受的苦，比当时与嬴政死战更大。
与此同理，依着陈瓘宋朝从此不折腾，哪怕司马光犯罪做错也忍着，像元祐时代9年间那样对外怯懦对内凶残，国库空虚、百姓被富豪剥削等缺陷都不去理会，好日子就降临了？
第四点是附议，一个与事实无关，与诚实有关的细节。在前面的事件记叙中，陈瓘忧国忧民大展爱心，章惇被折服了，他连佩服加请吃，表现得很像学生。
保证回京后会按陈瓘说的办。
这是真实的吗？陈瓘的这番说辞与熙宁年间新党人吕惠卿、章惇与司马光等人的论战相比，是多么浅薄。当年吕、章等人只是初入中枢的新进人才，都能与宗师级的司马光匹敌争论不休，这时已经过去了近20年，章惇的人生经历、心灵厚度变得更加沉淀，居然会被这种不伦不类的小比喻折服？
奇哉怪也。
其实这是《宋史》里常见的手段，目的无外乎糟蹋改革派的人格。例子很多，比如在《宋史·吕惠卿列传》里，记载着王安石晚年回首往事，痛恨吕惠卿窝里反，搞垮了改革集团。郁闷难当，他书写“福建仔”三字，流露自己的懊悔心情。
这就是假的。
吕惠卿立自己的山头，与王安石分大小是真的，可两人从始至终没有口出恶言。吕惠卿如此，王安石更是这样。他是大宗师身份，怎么可能背地里骂人泄愤？如果不信这种推断，可以让事实说话。
吕惠卿贬职后曾经给王安石写过信，信里承认了错误，祈求王安石的原谅。王安石风光霁月，早就从政治圈里抽身了，他不怨恨不责备，以一个退休老人的身份勉励吕惠卿，要他努力工作，把以前的事忘掉。
这是有据可查的，“福建仔”三字从何而出？谁是证人？有什么物证？居然被写进了《宋史》，把王、吕两人的格调同时贬低。
这种事太多了，算是《宋史》的一大特色吧。尽信书不如无书，想了解宋朝历史的真相，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回到绍圣年间的朝局上，在著名的七月清算之后，开封城渐渐恢复平静，不要以为章惇心满意足了。在他想来，这只是以眼还眼如数讨账，想真正两清，旧党还得付9年的利息。
年底时重拳出击。
以蔡卞为首，新党组成的史学团队耗时一年，拿出了新编的《神宗实录》。这是针对由高滔滔主持，范祖禹、黄庭坚、秦观等人修撰的第一本《神宗实录》的反驳。新、旧两本书差别非常大，简单地讲，神宗即改革，两者密不可分，在不同的指导思想下，很多事截然相反。
把这本书重写，一来给神宗正名，二来给改革派正名，这是清算运动中的坐标，是最重要的理论依据。
有了这个东西，章惇才能做到真正地随心所欲。
之后的事是痛快淋漓的扒皮章的成名经过。
先是把当年的主编贬职流放，接下来哲宗在第二年的郊祀大典上宣布，所有元祐时期的罪人遇赦不赦，永不录用。再到年底，打击面扩大，从元祐各大臣波及中层干部，导致开封官场大换血，各个职能部门变成了新党的天下。
新党集团从这时起，重新掌握了国家权力。
第三年，打击再次升级，刘安世、范祖禹被再次降职，从长江边贬到了广东海南。这时章惇快意恩仇，看这些贬职的过程，扒皮章根本就没把旧党大臣当人看。比如刘安世从南安军（今江西大余）贬到英州（今广东英德）时，章惇想了想，不经意间想起了一些传说。
传说刘安世命硬，他妈妈在怀孕期间进四川，从马上摔进山谷，大家都以为她死定了，没想到一棵大树接住了她。这是没出娘胎的第一劫；长到十多岁时，刘安世得了眼病，远近名医束手无策，眼看着生活没法自理变成残疾，一位兽医出现了，居然把他治好了……之后否极泰来，中进士当高官，位极人臣。
大家都说刘安世命真好。
是吗……章惇看了看地图，你命好，那再往南点，去昭州好了。
以此为例，拿贬人当游戏：
苏轼字子瞻，好，去儋州；苏辙字子由，查地图没有由州，找个形近字吧，由与田相近，贬他到雷州；刘挚字莘老，莘、新同音，贬他到新州。
其他人以此类推，9年间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元祐党人成了章惇的“玩物”，生死荣辱全在他一念之间。回望屈辱，这是大丈夫牙眼相还酬恩报怨，不亦快哉！可向更远处回首，当年满怀兴邦救国热情的青年到哪里去了？这时满心酷戾一意泄愤是他的本来面目吗？
所幸的是，章惇始终没有忘记新党人的核心思想是什么，他没像那些卑污的旧党人那样，除了党争之外什么都不做。
在他的领导下，宋朝迅速焕发生机，很快就取得了神宗朝都无法想象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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