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末年，政治越发黑暗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
广大人民不堪忍受剥削、压迫和歧视，纷纷拿起武器起来斗争。在这场农民大起义斗争中，朱元璋这个小人物通过自己的才智、信念和统率力推翻了蒙古贵族的统治和奴役，重新建立了汉族国家并指导国民脱离野蛮，重新恢复自信、尊严和荣誉。
明王朝建立之后，朱元璋面临着许多严重的问题。战火摧残的社会经济亟待恢复，农民起义和斗争仍在继续，尖锐的阶级矛盾有待缓和，退居塞北的残元势力仍然企图卷土重来；明政权中由于胜利臣骄将悍，争权夺利，这些都是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障碍。
为了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朱元璋在明王朝建立后，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许多方面做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制度。
朱元璋和刘邦是我国历史上两位布衣皇帝，在许多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采用了分封藩王保皇权的方法。
他一生勤于政事，事必躬亲，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不多见的杰出君主。他建立了明王朝，为我国民族统一大家庭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他这个地主阶级政治家同历史上的许多皇帝一样，为了巩固其统治，滥杀无辜，屡兴大狱，先后诛杀数万人。许多功臣勋将、文人墨客都惨死在他的屠刀下，又体现了他作为封建帝王的残暴的一面。
特别要指出的是，朱元璋首倡以八股文取士，使明代无数知识分子摇头摆尾，死攻八股，至死不悟，范进中举就是最鲜明的写照。以八股取士的制度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头脑，扼杀了无数人的才华。这一制度后被清朝统治者继承下来，成为束缚人民思想的桎梏。
开国帝王传奇人生
朱元璋（1328~1398），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汉族，元朝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出生于濠州钟离太平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排行第四，家族兄弟排行第八，原名重八，后取名朱国瑞。由于父母兄长均死于瘟疫，年幼的朱元璋孤苦无依，只好入皇觉寺（位于凤阳城西门外）为小沙弥，图个温饱。但入寺不到两个月，因荒年寺租难收，寺主封仓遣散众僧，朱元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乡为游方僧，后于至正八年（1348年）又回到皇觉寺。
关于朱元璋为什么去当和尚，也有一些传说和附会。
传说刚刚降生的朱元璋，不知什么原因，一直都不会吃东西。这让父母很是着急，四处求医询问。一天，淳皇（朱元璋的父亲）在求医回来的路上，看到一个相貌奇伟的和尚坐于门侧，并且主动与他打招呼，问他干什么去了。淳皇说：
“我新生了一个儿子，但是不会吃饭。”和尚说：“不用着急！到今晚子时，自能进食。”淳皇半信半疑，承诺说要是真如其所说，就把孩子许为他的徒弟。到半夜的时候，朱元璋真的会吃东西了。
还有一种传说：朱元璋在婴儿时期经常闹病，家里人为了让孩子好养活，就依当地风俗将孩子舍入寺庙——等孩子长大后就让他入寺当和尚。但是朱元璋并没有早早进入佛门，原因是他的母亲有点舍不得，事情因此拖延了下来，一直到后来村子里闹起了瘟疫，朱元璋无奈之下才在家乡的皇觉寺拜僧人高彬为师。
回说前话，作为一个游方僧，朱元璋形同乞丐。他身如飘蓬，常常栖身于荒山古寺，靠别人的施舍勉强维持生命。他“南历金、斗，西抵光、息，北至颍州”，走遍了淮西、豫南的山山水水，就这样一下子过了三年多。三年的艰辛生活，让他拓宽了视野，增加了经验，磨砺了在逆境中生存的本领。这时，二十出头的朱元璋怀念家乡，于是又回到了皇觉寺。
在外面游历了三年的朱元璋回到皇觉寺后，开始发奋努力，伴随青灯黄卷，早功晚课，读书诵佛。据《皇朝本纪》上说：“（朱元璋）复入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在这期间，朱元璋除诵读佛经外，也广泛接触了其他各类书籍。
又是三年的寺中生活过去，如果没有意外发生，以朱元璋的聪明勤奋，可能会成为一个精通佛经的高僧，但到了至正十一年（1351年），他的人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迈出了从和尚到皇帝的第一步。
那么，他是怎样走上这条成功之路的呢？
元朝末年，政治腐败，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再加上天灾频繁，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要活命，不得不揭竿而起。情势发展到了“豪杰振臂一呼，应者四方云集”的地步。这年五月，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发动起义，士兵们头裹红巾，号称“红巾军”。接着，徐寿辉起于蕲州，芝麻李、彭大、赵均用起于徐州，短短几个月，由于各地纷纷响应，形成了滔天大势。定远土豪郭子兴，原是定远地方的一个地主，由于经常受到地方官吏的敲诈勒索，积了一肚子怨气，就参加了白莲教。刘福通起义后，他也约了几个朋友，带了几千年轻人，揭竿而起。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郭子兴攻下了濠州城。后郭子兴自称元帅，据濠州而坚守，号令彰明，元军一时间对他无可奈何。
这时的元朝统治腐败，“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逸，自奉而已”，所以军队毫无战斗力。元朝派来镇压濠州红巾军的军队不敢攻城，就在城外乱抓百姓，在抓到的百姓头上系上块红布就说是乱民，以报功请赏，百姓惶惶不安。
此时的皇觉寺已不是安全之地，和尚们也可能随时被当作“乱民”抓走。就在朱元璋徘徊无计的时候，他接到了友人的一封信。
信是谁写来的呢？原来是小时候一同放过牛的伙伴汤和。当时的汤和在濠州郭子兴麾下做千户，他深知朱元璋的能力，于是劝朱元璋“速从军，共成大业”。朱元璋跑到濠州，投奔郭子兴。郭子兴觉得他相貌奇特，气宇不凡，就把他收了下来，留为亲兵，还把自己的养女马氏许配给了朱元璋。
借着这层姻亲的关系，再加上朱元璋自己作战勇敢、机智过人，不久就被提升为镇守和州（今安徽和县）的总兵。朱元璋还把打仗缴获的物品全部分给部下，受到了士兵的热烈拥护，他的威信迅速提高，甚至引起了他的岳父和两个妻 兄的猜疑。但不久后，郭子兴和他的两个儿子相继战死，朱元璋就名正言顺地成了这支起义军的领袖。1356年，朱元璋率领将士渡过大江，攻占了东南重镇建康（今南京），并将其改名为应天府。
就在朱元璋积极准备向南方发展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陈友谅。
陈友谅原来是反元义军徐寿辉的部将，后来他杀了徐寿辉，扩充了队伍，自立为王，占有今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大片土地，建立起当时南方一个比较强大的割据政权。陈友谅认为朱元璋是自己扩大势力的障碍，便率领几万水军，顺江东下，攻打朱元璋所在的应天府。
这时的朱元璋力量已经不同以往，军队人数增多了，内部矛盾也解决了，他小时候一起放牛的伙伴徐达、周德兴都投奔了他，为他冲锋陷阵；许多知识分子也都投靠了他，替他出谋划策。朱元璋的实力大大增强起来。但是面对陈友谅全军动员的大规模挑战，他仍然表现得小心翼翼。新来的谋士刘基（刘伯温）给他出了一个主意，建议他以逸待劳，用诈降计诱敌深入，再聚而歼之。果然，这一战后，陈友谅损兵折将，元气大伤。本来没有水军的朱元璋几乎掌握了长江流域全部的水上力量。
不甘心失败的陈友谅养精蓄锐三年，又造了几百艘战船，再次率军攻打朱元璋。历时三十六天的鄱阳湖一战，使得陈友谅深陷粮食断绝之地，就在其亲率一百条战舰欲突出湖口取粮时被一支流矢射中眼睛，当场身亡，旗下将士见主将已死，也立刻崩溃。
打败陈友谅以后，朱元璋的势力迅速扩大，没几年就自立为吴王，又设计除掉了小明王韩林儿。不费吹灰之力，又收拾了张士诚和方国珍为首的两支起义军队伍，统一了南方。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派徐达和常遇春两位大将率领二十五万人马北伐，不久就占领了山东。1368年春天，在北伐顺利进军中，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国号大明，他就是明太祖。
名家回眸
史学家钱穆是这样评价他的：朱元璋，这位杰出的民族英雄从天 灾人祸和饥寒交迫的钟离村走出来，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个出身低微却成就旷世伟业的一代君主。他本是一名贫苦农民，因吃不上饭而当过游方和尚，又逢元末群雄割据、战火不息，犹如一枚飘叶，随风而行，不知所止。而正是这样的情势，才使得他有机会展露自己的才华，渐成一方统帅，进而坐拥大军，笑傲群雄，北驱蒙古，成就统一大业，建立了大明帝国。这个没有读过书的君主，却在登基之后，将君主集权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影响深远，在中国历史上彰显了鲜明的个性，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布衣皇帝朱元璋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由农民起义的领袖而登上皇帝宝座的，只有朱元璋和汉高祖刘邦。刘邦毕竟是泗水亭长，还有个一官半职，而朱元璋则是一穷二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产者。从农民阵营中走出来的他，从此富贵无边，无人能及，这就使得他与原来的劳苦大众们“道不同”而难为谋。但是，和刘邦一样，这位开国之君也选择了休养生息政策，毕竟天下初平，经过战争的劫难，百姓离乱困苦，要想从头收拾山河，这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步。
因此，朱元璋曾道：“百姓才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在安养生息而已。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尔等当深念之。”经历乱世的朱元璋其实心里比谁都清楚开国之初百姓的状态，他的比喻也很贴切，用初飞的小鸟和新植的小树比喻百姓，说小鸟要飞的时候，你不能拔它的羽毛，树刚栽下，你不能动它的根。靠什么来做到这一点呢？靠廉洁，靠禁止贪暴，要爱惜百姓，让他们能够休养生息。
在如何休养生息上，这位开国皇帝也有自己的想法。一次，他和谋臣刘基谈治国之道，刘基说待百姓要宽仁，朱元璋认为仅仅是宽仁可不行。他说：“不能 施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以朕观之，宽仁必当阜民之财，而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如是而日宽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泽也。”
正如朱元璋自己所说：“严明以驭吏，宽裕以待民”。毕竟他生活在元末，对元朝官吏的横征暴敛、贪赃害民，富民勾结官吏、仗势欺人的行为有深刻的感受，他最了解贪官，也最痛恨贪官。所以他希望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不损害百姓的利益，不浪费他们的钱财。因此，他将执政的重点放在了惩治贪暴、整顿吏治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代开国之君的明智之举。
在掌握了最高权力后，他采用了各种办法整顿官僚队伍，但贪污腐败似乎与官僚队伍难解难分，犹如毒瘤般总是铲除不尽，这既困扰着百姓，也困扰着朱元璋。但他手中有一件法宝，那就是绝对权力，朱元璋把这种权力发挥到了极致，对手下的贪官污吏决不留情，宁可错杀也决不放过。
然而，朱元璋虽然制定了一系列的考核和监督的制度来规范他手下的大小官员，但仍然造成了官官相护，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尴尬局面。朱元璋为了震慑这些只知贪污的官吏们，便开始用了狠招，他不得不一再对官僚队伍的腐败进行大规模的整治，掀起一个又一个大案，最着名的是空印案和郭桓案。在两案中，朱元璋杀了很多牵扯进来的官员以示警戒，对那些罪行较轻的则处以酷刑。例如在郭桓案中，龙江卫仓官等人因为伙同户部官郭桓等盗卖仓粮，被处以墨面、文身之刑，即在他脸上、身上刺上耻辱的印记，挑断脚筋，割去膝盖，仍旧留在本仓看管粮食出入。最令人惊讶的是，没过半年，一个进士到仓库放粮，早晨发出筹码二百根，到晚上竟然收到二百零三根。进士当面责问，发觉是已经受刑的仓官不思悔改，偷出放粮筹码，转卖给同样受过刑的小仓官。如此不知悔改之人，让人无奈，本来的那点同情心似乎也随之消散了。
这件事情后来被朱元璋知道了，他感慨地说：“朕谓斯刑酷矣，闻见者将以为戒。”意思是说我本以为那种刑法已经够残酷了，听到看到的人都会引以为戒，哪里想到，竟然还有人“肢体残坏，形非命存，恶犹不已，仍卖官粮”。他愤怒地问道：“此等凶顽之徒，果将何法以治之乎？”所以，严刑峻法是无可选择的选择。
为了反腐惩贪，朱元璋不得不使用重典。朱元璋一朝的刑罚让人闻之生畏，以致几百年后的文豪鲁迅对此也大为感慨，说刑罚如此之残酷，令人感到不像是在人间。但是，不论如何处罚，顶风作案者仍然没有收敛。在朱元璋看来，对于贪官污吏，除了严刑重典，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总之，朱元璋初登皇帝宝座，看着自己用双手打下来的大好河山，自是无限感慨，也无限珍惜，因此，他持身勤俭，治国勤奋。在他的用心经营下，明朝初年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国家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终于开创了明初几十年的大国盛世局面。
但是朱元璋的强势，使得他倾向于刚猛治国，从而为他的治国政策和措施蒙上了一层阴影，也使得后人对他的情感与评价趋向于复杂化。
名家回眸
着名史学家孟森先生在他的《明史讲义》中简明扼要地评价说：
朱元璋以严刑苛法治理天下，驾驭群臣，为什么不但没像秦朝那样仅存二世而亡，还奠定了明朝近三百年国祚的基础？就是因为他不得罪百姓。他治国的重要理念是：一是发展生产，使百姓生活富足；二是凡事要节俭，正是“节用、爱民”之道；三是不给百姓增加劳役负担；四是提倡教育，办学校，加强道德法制教育；五是整顿吏治，禁止官吏的贪暴横行。布衣出身的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可以说“得国最正”，就是因为他心系万民，懂得如何爱护老百姓，而下狠心来整治贪官污吏这一点就是最好的证明，毕竟百姓最痛恨的就是剥削自己的贪官。
狡兔死，走狗烹
刘基死
明朝建立后，国家初创，百废待兴，刘基为之呕心沥血，鞠躬尽瘁，贡献卓越。
刘基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被封为太史令，制定《戊申大统历》。值太白金星在紫微垣出现，群臣惴惴不安，害怕会出现血光之灾。刘基发觉后，马上向朱元璋进密言下诏说自己有罪，以回天意，众心乃定。逢大旱，刘基上请处理滞狱，朱元璋便令他去平定，刚批示完毕就大雨如注。刘基遂趁此时机要求建立法制，避免滥杀无辜。朱元璋从之，没多久便编成了律令，是为洪武三十年所颁《大明律》之张本。一日，朱元璋梦见一人头上有血，以土傅之，便想要杀死一批犯人来应验这个梦。刘基故意假装分析这个梦说：“头有血，众也；傅以土，是众且得土也，应在三日。”于是朱元璋停刑三天，不久传来海宁归顺的捷报。
朱元璋大喜，让他把囚犯全都释放。这时刘基最受朱元璋信任，言无不听。中书参政张昶是元故臣，上书颂功德，刘基当众叱之，说你想做赵高第二吧！张昶脸色为之一变，便暗中派人窥伺刘基阴事。齐人翼岩，飞章弹劾刘基专擅，朱元璋怒诘之，查出系由张昶所指使，便把他杀了。
洪武元年（1368年），刘基依据那时“民困必须苏，用兵不能少”的需要，吸取古时军屯法和府兵制之长处，奏请创立军卫法。即在全国各地设立卫所，常驻军队，士卒战时从征，平时屯垦，由朝廷掌握调编任将的权力，目的在于缓解百姓的负担，安定地方，增加兵源，集中兵权。这一制度对朱元璋统一疆域、巩固政权发挥了积极作用。不久，刘基任御史中丞，仍兼太史令。当时政权初创，凡诸大典制都由他和李善长、宋濂等稽定。御史中丞章溢奏请定处州税粮，朱元璋命参照宋 制，亩加五合，唯青田不加，曰：“以太史故，令其乡人传为美谈。”
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随着政权的日益稳固也逐渐暴露出来。从朱元璋政权的基础看，它有两支基本力量：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朱元璋建国称帝后，淮人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占了绝对优势，而浙东集团被排挤、受压抑，他们自然不甘心放弃，千方百计设法获取朱元璋的信任。就这样，两大派系斗争越发尖锐激烈。这种矛盾反被朱元璋所利用，重用淮人又用浙东势力来监视淮人，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当时，左丞相李善长功高望重，为众人敬仰，只有刘基与之分庭抗礼，李善长不乐。一次，李善长由于过失受谴，御史凌悦乘机弹劾，刘基反出面为其辩护，说李功勋卓着，且能调和诸将。朱元璋惊讶地说：“他多次企图加害于你，你为何反倒为其开脱呢？看来，你既有大功，又诚实忠心，可以代他为相。”刘基叩头答：“这使不得，好比要换柱子，必须使用大方之木，若以小木代之，将加速倾覆。臣愚笨，当不得此重任。”后李善长罢相，朱元璋欲拜杨宪为相。杨宪和刘基素来交好，刘基却力言不可，说：“杨宪有才，但气度不够。”朱元璋问：“汪广洋如何？”答曰：“此人褊浅，比杨宪有过之而无不及。”然后又问到了胡惟庸，刘基说：“为相犹如驾车，他恐怕会推翻你的车吧！”朱元璋说：“做我宰相的，只有先生最为合适了。”刘基力辞：“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恐辜负您的一片好心。天下其实人才济济，要明主仔细去发现了。至于目前诸公，确实没有合适的。”果真，这些话后来都应验了。杨宪因怙宠、汪广洋因巽懦、胡惟庸因大逆，都没落得好下场。
北伐军攻克河南后，朱元璋赴汴梁，刘基和李善长留守应天。刘基谓宋元以宽纵失天下，宜肃纪纲。于是朱元璋诏令诸御史纠劾时不要有任何回避，宿卫宦侍有过者，皆启禀皇太子置之于法。中书省都事李彬由于贪欲服法，李善长因和他有很好的交情，请刘基拖延处理此案。刘基不徇私情，马上上报，报可，方祈雨，即斩之。李善长从此与他断绝了关系。朱元璋回应天后，李善长攻击刘基在盛夏祈雨时，杀人祭坛下。其他怨恨刘基的人也相互诉苦诬告。朱元璋留下折子没有处理。正逢大旱，朱元璋要求大家广为进言。刘基奏：“士卒死后，其妻悉处别营，凡数万人，阴气郁结；工匠死，暴尸野外；吴将吏降者皆编军户，足干和气。”朱元璋按刘基的主张办完这些事，然而十天之后仍未降雨，心中恼火， 恰逢刘基丧妻，就批准他告老回家。这时朱元璋方有在凤阳建造中都的意思，又锐意出塞追歼残元主力王保保。刘基在回乡之前进言说：“凤阳四散之地，非天子宜居；王保保未可轻也。”后来果然又如他所说。
这年冬天，朱元璋念及刘基劳苦功高，亲自修书召他回京，赐赉甚厚，进兼弘文馆学士，并追赠其祖、父皆永嘉郡公。洪武三年十一月，朱元璋大封有功之臣，授刘基诚意伯。到了第二年，才又允许他回家。刘基回青田后，仍关心朱元璋起居情况，撰《平蜀颂》。遇到大事，朱元璋也经常向刘基请教，曾亲笔写信询问天象：“即今天象叠见，天鸣已八载，日中黑子或一或二或三，或一日二见，不知灾祸何年何月何日至？”刘基就详细地写了一个奏本，主要内容是：霜雪之后，必有阳春。现在国家刚刚建立，应当叫老百姓休养生息，安居乐业。
刘基性格刚强，疾恶如仇，不能忍受不平之事。因此他与许多权贵不和。
加之洪武初年，他位高不居，功成身退，不愿为相，使性本狐疑的朱元璋对之不满，触犯了“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教，不为之过”的禁条。他屈己藏身，消极逃遁，反为小人提供了一块禁脔，日后他们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势，没费多大气力，就把刘基轰下了台。
早先，刘基上书说，瓯、括间有一块叫谈洋的空地，南抵福建，是盐盗的集散地，方国珍也是在这开始组建队伍的，请设立巡检司加以弹压。豪右奸民因此不满。碰巧茗洋逃军叛乱，地方官吏害怕上司切责，按下不报。刘基叫长子刘琏奏其事，奏章没有先向中书省关白。时胡惟庸方任左丞相，新仇旧恨一块报，遂暗中唆使所善地方官吏上书诬刘基，说谈洋地有王气，刘基想据之为墓地，民不给，就叫立巡检司驱逐民众。朱元璋非常迷信，听后颇为所动，遂夺去刘基俸禄。刘基大惧，慌忙间赴京谢罪，不敢私自回去。不久，胡惟庸取代汪广洋做了右丞相，见朱元璋对刘基日渐疏远，便假装和他交好。洪武八年（1375年）正月朔，胡惟庸曾挟医前来探病，刘基饮其药，觉肚中有个拳头般的块状体，又过了三个月，病情转坏。朱元璋听说后遣使护送他返乡，而且亲自写下意味深长的话：“君子绝交，恶言不出；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刘基刚到家里，病情即恶化，一月之后便去世了。享年65岁，溢“文成”。
刘基死后不久，胡惟庸案发。朱元璋方想起刘基生前所言，十分后悔。他对 刘璩说：你父为我忠心不二，临终前都还惦记我，如今我才知道他是被奸臣暗算了。我要向天下公布他的好处。他又安慰道：“你父亲是有分晓的，如今我做皇上的也是有分晓的，终不会负了他的好名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颁诰，令刘基子孙世袭诚意伯爵禄。
胡惟庸伏诛
胡惟庸（？～1380年），凤阳定远人，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攻下和州后归附义军，授元帅府奏差，寻转宣使。此后，任宁国县主簿，进知县。当时太师李善长操纵政权，胡惟庸以黄金二百两贿赂他，从此青云直上，先迁吉安通判；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设湖广行省，又被提升为湖广佥事。朱元璋称吴王，在李善长引荐下，胡惟庸被召为太常少卿，当了没多久又升为太常寺卿。
明朝建立后，更是春风得意，几年后便位极人臣。洪武三年，入中书省，拜中书参知政事。洪武六年（1373年）正月，右丞相汪广洋因“无所建白”出迁广东参政，从这时到同年七月，“帝难其人，久不置相”，胡惟庸以中书左丞“独尊省事”数月，七月代替汪广洋升为右丞相。洪武十年九月，又迁左丞相，右丞相仍由汪广洋担任。从洪武六年汪广洋第一次罢相后，中书省的大权实际上由胡惟庸一人独揽。到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为止，他做了长达七年的丞相。
徐达、刘基极为鄙视胡惟庸的人品，徐达“深疾其奸”，曾多次“从容言于帝”。为此，胡惟庸曾十分想和徐达搞好关系，但徐达憎恶他的为人，根本不搭理他。胡惟庸又变换手法，企图贿赂徐家守门人福寿来加害徐达，但被福寿揭发。当徐达获知此事之后，并没有问罪于他，只是向朱元璋进言，说胡惟庸不具备做丞相的资格。
胡惟庸任相时，淮西集团的政敌杨宪在洪武三年就已被杀掉了，胡惟庸独相数年，汪广洋在洪武十年尽管与他同居相位，但汪为人“宽和自守，居相位默默无可否”，在中书省仅仅是“浮沉守位而已”。因此，除了皇帝以外，胡惟庸觉得刘基是对他在政治上唯一构成威胁的人。由于刘基曾与朱元璋论相，胡惟庸更是耿耿于怀，伺机报复，这种艰难处境刘基也深有感触，隐居青田故里的时候， 为了避祸，每日“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即使韬晦如此，还是防不胜防，最终被胡惟庸陷害致死。
刘基死后，胡惟庸也没有放过他的长子刘琏。洪武十年，刘琏做江西参政，朱元璋很赏识他，“常欲大用之”，但后来被胡惟庸的党羽逼得坠井而死。
胡惟庸的起家同李善长关联很大。他出任丞相后，又“以兄女妻其从子佑”，这样两家又有了亲戚关系，往来愈发密切。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领袖，位列勋臣第一，虽然在洪武四年（1371年）致仕，但李家的权势很大。朱元璋又在洪武九年（1376年）把女儿临安公主许给了李善长的儿子李琪，李家遂为皇亲。朱元璋曾打算立杨宪为相，说：“杨宪可居相位。”杨宪也“数言李善长无大材”。为此胡惟庸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在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的迫害下，不久杨宪被判处极刑，罪名是“劾汪广洋不公不法。李善长排陷大臣、放肆为奸”。杨宪被治死罪之后，朱元璋“以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在明初“无一日无过之人”的年代，竟能“独相数岁”，胡惟庸做到这一步实属不易，说明他十分受朱元璋赏识，但这种赏识，并非是才干上的赏识，而是朱元璋推行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所需要的赏识。本来，从人品、学识、才干上来说，丞相这一职，最合适的人选当属刘基。朱元璋也曾对刘基说：“吾之相，诚无逾先生。”但这也仅仅是说说而已，从明太祖欲将皇权强化到更高的程度来看，显然刘基又不是十分适合的。
朱元璋决定罢中书省、废丞相，是在相权和君权的矛盾日益加剧下形成的。
胡惟庸赢得了朱元璋的宠信，骄恣渐露，在朝中有恃无恐，尤其是在刘基死后，“益无所忌”。自己占据丞相之位多年，掌握生杀大权。他不按正常上奏的途径行事，内宦外宦及各司上奏的文件，都先拿来自己翻阅，对自己有害的，就藏起来不予上报。四面八方急于升官的或是以前丢官的文臣武将，争相向其献媚，并以重金贿赂于他，这样一来，丞相的权势炙手可热，恩威震主，对君权威胁极大。朱元璋为此十分不安，他必须考虑政治体制的变革问题而避免大权被人夺取，于是头脑中便开始酝酿“弃中书省，废丞相”的念头。但丞相制度延续了一千多年，废除它不仅需要相当的时间而且要等待时机成熟。于是继争夺相权的激烈倾轧之后，接下来的就是更加残酷的君权与相权的斗争。
首先进行改革的是地方行政体制。洪武九年（1376年）六月，“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悉罢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设布政使一员”，又增改了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各司对六部和皇帝负责。这样中书省便失去了实权，丞相的权力也因此而被削弱。接着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三月，“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上于是始疑胡惟庸”。这是两项非同一般的政治手段，丞相的实际行政权力几乎都被剥夺了，这对胡惟庸来说是危险的信号。对这种日益逼近的威胁，胡惟庸不可能无动于衷，他是非常熟悉朱元璋嗜杀成性的残忍本性的。要么坐以待毙，要么铤而走险，以胡惟庸的阴险狡诈和他在政治上经营多年的政治基础，他自然选择后者。因为不断激化的相权与君权之间的矛盾斗争，对抗是双向的，不可能有一方处于完全被动无所作为的状态，否则双方矛盾便不会发展到无法调和的地步，这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据说，当时胡惟庸定远旧宅的井中忽生石笋，高出水面数尺，又有传言说胡家三代祖坟上，夜里有火光照耀如白昼，这被阿谀奉承的一些小人说成是好兆头。胡惟庸知道后更加坚信是上天在帮他，谋反之心更坚决了。他的家人因殴打官吏，被人上奏，朱元璋大怒，把他的家人杀了，并“切责丞相”，胡惟庸却不谢罪。朱元璋又因中书省办事慢，多次“诘问所由”，同时开始重新追究刘基的死因。胡惟庸对这些感到极为恐惧，于是对其同党说：皇上草菅功勋旧臣，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千万别束手就擒。他暗中结交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利用手中的权势和金钱来威胁引诱。陆仲亨因在陕西擅自动用驿站的车马而被怒责，被安排在代县做捕盗。费聚奉命安抚苏州军民，因贪恋酒色，被责往西北招降蒙古残部，无功而返，也被朱元璋切责。现在他们与胡惟庸往来频繁，常在胡家饮酒。胡惟庸对他们说：“我们做的尽是些违法乱纪之事，一旦东窗事发，该怎么办？”胡惟庸把自己谋反的计划告诉了他们，并让他们在外召集兵马，作为外应。又与御史陈宁在中书省“阅天下军马籍”，下令都督毛骧找来卫士刘遇贤和亡命之徒魏文进做心腹。另外，派明州卫指挥使林贤下海勾结日本人，遣元故臣封续致书元嗣君脱忽思帖木儿，以向其臣服作为交换条件请求为其提供兵力援助。
就在君相之间杀机隐现的时候，又接二连三发生了几件事，将双方的矛盾激化。
《明史》记胡惟庸的儿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帝怒，命偿其死，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不许”。《明史纪事本末》说：“乘马奔入挽辂中，马死，惟庸杀挽辂者。”而《国榷》则说是“误践人死”。这三种说法不一，我们不必去证实他到底是自己坠死车下，或是马死，或是误践致死，但胡家草菅人命这一点是肯定的。朱元璋对胡惟庸十分严厉，“命偿其死”，胡惟庸请求用金帛作为赔偿，又遭到制止，这更加剧了胡惟庸的恐惧感。于是胡便和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密谋造反，暗地里通知各方追随他的武臣及同党。这时日本贡使私见胡惟庸，双方商定，日本以舟载精兵千人，伪装进贡，到时候与府中力士一齐抓住朱元璋。如果失败，就乘机掠夺一番泛海回日本。
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来贡，胡惟庸没有将其报告皇帝，有太监看到后奏明朱元璋。朱元璋大怒，虽然胡惟庸和汪广洋给皇上磕头谢罪，但把责任又推给礼部，礼部又推给中书省，朱元璋更加生气了，把与此事有关的大臣一律囚禁下狱。
十二月，中丞涂节说是胡惟庸毒死了刘基，朱元璋认为汪广洋应该知道这件事，当问他时，汪却矢口否认，朱元璋非常生气，认为他结党朋欺，把他贬到了海南。后又追究他当年不把杨宪的罪行揭露出来，当舟停太平时，传命赐死。很明显，下一步就该轮到胡惟庸了。
汪广洋被杀，他的妾陈氏自愿从死，朱元璋知道后更为震怒，说坐罪没籍官员的妻女，只配给功臣家当奴隶，又怎么做了文臣的妻妾。于是命令法司进行一番勘查，结果胡惟庸及六部官员都受到牵连。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御史中丞涂节由于怕东窗事发，向朱元璋奏发了他们的谋逆之事，谪为中书省吏的御史中丞商暠“亦以惟庸阴事告”。朱元璋废除丞相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亲自审问，结果以谋逆罪诛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夷三族，尽诛其僚党”，又由于涂节告发太迟，“亦弃市”。
另有一种说法，是胡惟庸诡称他家中的井中涌出醴泉，邀请皇帝临幸。御驾行至途中，被宦官云奇拦住，想要揭露胡家正埋伏士甲以等待时机杀害皇帝，但由于过度紧张而没说出话来。朱元璋十分恼恨，左右卫士几乎打断了云奇的手臂，但他仍奋指胡惟庸的家。朱元璋这才恍然大悟，登上皇城向胡家眺望，果然 见胡家“壮士裹甲伏屏间数匝”，于是“亟调禁兵捕擒之”。
这种说法富于戏剧性，而不合乎情理。首先，从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到十三年（1380年）正月，朱元璋和丞相之间的矛盾斗争越发激烈，废丞相只是早晚的事，仅在案发之前数日杀汪广洋就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君臣之间并非相互信任，而是关系异常紧张，怎么可能“邀帝临幸”，而又竟然“帝许之”呢！
其次，朱元璋身为皇帝，出行不可能如此草率，凭他多疑的性格和丰富的经验，“井出醴泉”之类的话在没有预先了解清楚的情况下岂能轻易相信，应不会轻举妄动。再次，洪武初年，大明帝国建立不久，政务繁多，朱元璋“忧危积心，日勤不怠”，难有如此雅兴。
关于胡惟庸谋反一案，一般都认为没有足够的依据，有些扑朔迷离。或许这是人们比较注意强调朱元璋嗜杀多疑和意欲废除丞相这一动机，而忽视了相权的抗争这一方面。从双方政治斗争的逻辑上分析，应该说胡惟庸是有谋反企图的，有其必然性。其实有很多记载这个事件的资料，王世贞就曾说：“史之纪兹事详矣。”说朱元璋完全是在罗织罪名，似乎不确。
另外，胡惟庸、陈宁一伙为人都十分残暴。上边提到胡惟庸因儿子骑马而造成草菅人命一事即可见一斑。史载陈宁“在苏州征赋苛急，尝烧铁烙人肌肤，吏民苦之，号为陈烙铁”。朱元璋因此事而责怪陈宁，他却没有改正。他的儿子也多次劝谏，陈宁大怒，“捶之数百”，竟将其子活活打死。“太祖深恶其不情，曰：‘宁于其子如此，奚有于君父耶！’”
事情并没有因胡惟庸的死而了结。洪武十八年（1385年）有人告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实为胡惟庸的同党。几年后由李存义又牵连李善长，说李存义多次受胡惟庸的指使而进说李善长，胡本人亲自往说，并答应事成之后，“当以淮西封地为王”，李善长最后的态度是“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林贤与日倭串通一事在洪武十九年十月败露，二十一年（1388年）蓝玉征沙漠，俘获封绩，李善长却把他藏了起来。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封绩被捕，这时李善长家奴卢仲谦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来往的情况，而陆仲亨家奴封帖木亦揭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庸三侯同胡惟庸密谋造反的情况。
李善长所犯罪行是“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朱元 璋以星相变动为借口，认为该变动大臣，赐太师李善长自缢，诛其妻女弟侄全家七十多口。说李善长想谋反，似乎证据不足，但知情而不报，做“观望怀两端”，并非就没有可能。实际上无论他是告发胡惟庸，还是支持胡惟庸，其后果都具有危险性。
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荣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等都没能逃脱干系，并且追坐了很多已故的人，如营阳侯杨璟、济宁侯顾时等。
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仍有靖宁侯叶升以胡党伏诛。
朱元璋借口要肃清逆党，而进行大规模杀戮，坐诛者三万余人，株连蔓引，十几年都没安定下来，并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胡惟庸认罪后，被凌迟处死，满门抄斩，屠灭三族。
徐达之死
占领应天后，朱元璋有了根据地，也基本上解决了粮食问题，但军事形势极为严峻：元将定定在东边据守镇江；青衣军张明鉴据扬州；张士诚占据平江、常州，后来又占据了浙江西部部分地区；元将八恩尔不花驻守徽州，右抹宜孙驻处州，石抹宜生驻婺州，而衢州又有宋伯颜不花防守；天完徐寿辉则攻占了池州。
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朱元璋在占领应天后，于当月任命徐达为大将军，统兵东下，进攻东线的要地镇江。
大军出发之前，朱元璋为了整顿军纪，防止士兵进城后抢掠，故意找徐达的错处，说要按军法论处。暗地里让李善长当着众人的面苦苦求情，才给他松绑，而且当面告诫说：“我从起兵开始至今，没有乱杀过人。现你们去攻城，不要伤害无辜，在攻城时，不要烧杀抢掠。如有违犯则按军法论处，纵容军士的军官也一并处死。”徐达等率军进攻镇江，没用两天就把守城的元军打败了，杀其守将定定、段武。徐达率军从仁和门入城，部队军纪严明，因此很得老百姓的拥护。
徐达由于攻打镇江而升任统军元帅。他在安抚地方百姓、督促他们进行农业耕作的同时，仍然攻下了金坛、丹阳等地，巩固了这个位居最东边的前沿阵地，防止张士诚的西侵。
同年七月，朱元璋在应天自称吴国公，设立了自己的行政机构及军事管理机构江南行枢密院，任命徐达为同佥枢密院事。徐达身为江南行枢密院同佥、镇江统军之帅，在抵御了张士诚的多次进攻后，乘胜进围常州。
但是，常州守敌死守城池，不肯出降，加上城内兵粮充足，徐达等攻打不下。朱元璋为示公允，即依军法降了徐达及其属下一级官职，并写信责备徐达说：“虐降致叛，劳师无功，此吾所以责将军，其勉思以补前过。否则必罚无赦！”徐达由于久攻常州不得而受到朱元璋的指责，还要应付张士诚军的一次次反扑。但徐达沉着指挥部队作战，并没因受这些困扰而有所贻误，使张军的企图难以得逞。同时，在城外三十里外驻扎的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等率部前来增援，内外呼应，张军大败，生擒敌将张德。残敌溃逃奔入城内。见常州危急，张士诚便派了手下悍将吕珍夜间潜入城内，加强防守能力。徐达督军轮番猛攻，吕珍眼看士气低落，支撑不了，便弃常州而逃。到至正十七年（1357年）三月，终于胜利地打完了长达半年之久的常州攻坚战。朱元璋在常州设立长春枢密院，由徐达担任佥枢密院事，汤和担任枢密院同佥，统兵镇守该城。
接着，徐达乘胜进攻宁国，俘获十万余降兵，战马二千匹，然后又出师宜兴、常熟、江阴马驮沙（今江苏靖江）等地，朱元璋尽据了宜兴的靖江一线地区。
经过两年多的征战，朱元璋已经逐渐稳固了以应天为中心的江南政权，大体控制了今江苏、安徽南部和浙江西北部地区。作为朱元璋手下主要战将的徐达立下了显赫战功。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四月，陈友谅“忿其疆土日蹙”，建造高数丈的巨舰，集合起号称大军60万的人马，倾巢而出，进围南昌。朱军守将朱文正、邓愈、赵德胜、薛显率领全城将士殊死搏战，坚守85天，陈友谅屯兵在坚城下，前进不得。南昌守军浴血奋战，为朱元璋从容调兵遣将平定陈友谅赢得了宝贵时间。
七月初六，朱元璋命令徐达回师救援南昌。朱元璋在龙江（今江苏南京兴中门外）誓师，亲率大军二十万进攻陈友谅。陈友谅闻讯后，遂解南昌之围，返回鄱阳湖应战。这场决战关系到双方的生死存亡，史称“鄱阳湖之战”。徐达作为主攻部队，率军先行，首先与陈友谅在康郎山（今江西南昌康山）相遇，徐达部 初战告捷，一举击败陈友谅前锋，斩杀1500余人，缴获巨舰一艘。接着俞通海等乘风发射火炮，焚毁敌船20余艘，烧死、溺死很多敌军。双方整整在康郎山鏖战一天，湖水被血染成了红色，炮火硝烟把天空都遮得暗无天日。当天晚上，为防止东线张士诚利用鄱阳湖大战之机来袭，朱元璋派徐达撤回应天防守。朱元璋指挥将帅士卒继续与陈友谅在鄱阳湖上血战，陈友谅被击毙，陈军主力全被歼灭，取得鄱阳湖大战的胜利。
徐达回到应天后，对部队严格训练，以增强东线的兵力。缉查奸细，修缮城池，使张士诚无缝可钻，不敢贸然来犯。
鄱阳湖大战后，朱元璋还归应天，徐达等率军攻克庐州。不久，朱元璋令其再次回湖广前线作战。徐达领兵先后攻克了江陵、夷陵（今湖北宜昌）、湘潭州（今湖南湘潭）、辰州（今湖南沅陵）、衡州（今湖南衡阳）、宝庆（今湖南邵阳）、靖州（今湖南靖州县）等地；将陈友谅的残余势力彻底消灭，占领湖湘地区。徐达在消灭陈友谅割据集团的战役中，历数十战，战功赫赫。朱元璋在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正月称吴王后，为表彰徐达的功绩任命他为左相国，位居众将之首。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十月，徐达等奉命率马步舟师水陆并进，攻克淮东、泰州等地。大军渡过长江，一举攻克泰州海安坝，进围泰州。浴血奋战了一个多月，泰州终被攻克，而且擒住了守将严再兴五千兵士。之后，徐达又攻下通州、兴化、濠州等地。徐达在这些战斗中，师出迅捷，变化无穷，充分表现了他卓越的作战指挥才能。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八月二十日，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20万讨伐张士诚。徐达用反间计使张士诚的老巢平江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次年，徐达亲率将士攻破葑门，大军一拥而上，进入平江城内。张士诚匆忙间率兵巷战，但其手下将士已无斗志，纷纷投降。死到临头的张士诚，纵火焚死其妻儿，闭门上吊自杀，被其部将解救，徐达将其押送到了应天。攻取城池的那天，徐达严格约束部下，立下军令：“掠民财者死，毁民居者死，离营二十里者死！”率军入城，纪律严明，老百姓丝毫未损，因此深得民心。徐达论功封信国公，是此次封赏的最高爵位。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二十一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 军，率师25万由淮入河北占领中原地区。十二月攻克济南，收俘元军3855人，马429匹。在北伐军取得节节胜利的形势下，次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登基建制，建国号为大明，建元“洪武”。徐达被封为中书右丞相，兼太子少傅。
逃至上都的元顺帝，仍保持一套政府机构，且有一定的军事实力。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徐达统帅大军攻取山西、秦陇。在扫平山右、出师秦陇的作战过程中，徐达乘扩廓帖木儿北出雁门关进攻北平之机，乘虚直捣太原，一举倾覆扩廓的营地，使其进退失据，平定山西。他抓住陕西元军李思齐、张思道遥遥观望、举棋不定的时机，直入奉元，进逼临洮，围困庆阳，降李思齐，斩张思道，威震关陇。徐达用兵变幻出奇，料敌制胜，其过人的胆略和指挥才能又一次表现出来。
徐达平定关陇后，明朝已占领了北方的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一线。但扩廓帖木儿仍在沈儿峪（今甘肃定西西北）驻扎，火儿忽答在云州（今河北赤城北云州镇）驻扎，纳哈出驻屯金山，失喇罕驻军西凉州（今甘肃武威）。扩廓帖木儿在西北活动猖獗，趁徐达平定关陇军队回京师之际，向兰州大举进攻。洪武三年（1370年）春，徐达征尘未洗，又受命为征虏大将军，率李文忠、冯胜、邓愈、汤和等分兵两路，来扫清在北方出没的元朝残余力量。徐达从潼关向西进军，出西路捣定西，进攻扩廓。此次徐达率军北征，取得较大胜利，元朝残余势力被迫撤向应昌、定西一线北侧。从此，明朝开始稳定其北方的防线。
同年十一月，朱元璋亲自到龙江迎接北伐回朝的徐达等将士。随后，大封功臣，徐达被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封魏国公，岁禄五千石，子孙世袭。
洪武五年（1372年）正月，为了进一步打击残余元军，徐达再次以征虏大将军的身份率军北征。这次军事行动规模很大，分兵三路，“肃清沙漠”。徐达从雁门关出塞，作为中路军，直趋和林。三月，徐达部队抵达山西边境，派蓝玉为先锋，出雁门关向北挺进。蓝玉在野马川打败扩廓部流动部队，徐达率军至土剌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土拉河）。扩廓败逃后，与贺宗哲合为一军，在岭北设下埋伏，抵制徐达部队。扩廓、贺联军拼死进攻，明军被挫，死伤达几万人。徐达处变不惊，收缩战线，坚守营垒，才免遭大败。然后，徐达整顿军队返回，敛兵守塞。扩廓军队见此未敢贸然追击。
由于一时难以消灭元军残余力量，明朝对北方的战略从以攻为主转为以防御为主。从此，徐达长期在北平、山西一带练兵备边，在北平镇守了十几年。
徐达镇守北平期间，先后三次将山西农民迁徙到北平屯田种地，来加强北方的防备力量。徐达将他们分散到长城沿线各卫所，按其户籍服役课税。发给军户衣服、食粮，使应军差；分给民户田地、牛、种子，使纳租税。前后移民达35000多户，19万余人，建立屯田点250余个，开垦1300多顷荒地。徐达的这些措施缓解了北方军队的粮饷供应问题，逐渐稳定了明朝北部边疆。同时，徐达对士卒加以严格训练，缮治城池，加强守备，时时防备元军残余的侵扰。明朝建国后，在文臣地位日渐提高之下，过去立下汗马功劳的武臣渐渐受到冷遇，但徐达始终受到朱元璋的重用，为防御明朝北方的安全殚精竭虑。
尽管朱元璋厚待他，但徐达非常耿直，谦虚谨慎，位居显位而不骄不躁。
他常年征战在外，戍守边疆，在京城里竟连一处像样的住所都没有，这又促使朱元璋格外地亲近和喜爱他。为此，朱元璋曾打算赏给他原吴王府宅。然而，徐达毅然不肯接受。朱元璋灌醉了徐达，把他抬入邸中安寝。次日酒醒，徐达惶恐万分，连称死罪。朱元璋很高兴，又另外给其建立府宅，赐名“大功”。当时明朝已经建制，昔日功臣未免恃功跋扈，朱元璋对此十分厌恶。徐达开国功称第一，当然最遭猜忌，徐达追随朱元璋数十年，早已摸清朱元璋的心思。他力求免祸，处处小心谨慎。洪武十七年（1384年），星相学家声称：“太阴数犯上将”，应在徐达功高震主，由此，朱元璋明显地疏远了他。
这一年徐达在燕京居住，背上生了个大疖子，名叫背疽，俗称“搭背”。俗话说：“病怕无名，疮怕有名。”徐达得的正是有名的疖子，可以说无药可救。
朱元璋很挂记他，便下诏让徐达到京师养治。洪武十八年（1385年），徐达回到南京。在医生的精心调治下，徐达的病情有所好转。
朱元璋听说徐达的病情好转，心里也很高兴，便亲自来到徐达住的地方探望他。见皇帝来了，徐达欲起身跪拜，朱元璋连忙制止，并在徐达床边坐了下来，和徐达闲谈起来。朱元璋猛然发现徐达身边有一本兵书，心里非常不高兴，脸色立即阴沉下来，一会儿便起身告辞了。朱元璋回到宫中，便有些心神不宁，怀疑起徐达来，他决心要除掉这个可疑之人，以免后患。于是派人给徐达送去一盘蒸 鹅，其用意十分明显，因生背疽之人最忌吃蒸鹅，会引发死症，徐达吃了蒸鹅，病情果然加重，没多久就死了。
徐达死时年仅54岁，被追封为中山王，谥“武宁”。赐葬钟山，配享太庙，名列功臣第一。
李善长功高获死罪
李善长（1314～1390年），字百室，凤阳定远人，明朝开国元勋。洪武三年（1370年）大封功臣时，朱元璋说“拿他比作萧何，也不过分”。后因“谋反罪”被杀，故鲜为世人所传。
青年时期的李善长没读过太多书，略通文墨，但为人有智计，喜欢法家学说，“策事多中”，里中推为祭酒。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刘福通在颍州起义，李善长由于不满元朝的统治，“欲从雄，未果”，便在东山躲避纷乱。
至正十三年（1353年），朱元璋方任郭子兴麾下大将，运用计策把横涧山兵二万收降后，南下攻打滁阳（今安徽滁州）。在路上，李善长到军门求见，朱元璋听说他在地方上很有名望，很礼貌地接待了他，双方谈得很投机。朱元璋问四方兵起，什么时候才能太平呢？李善长说，汉高祖也出身平民，心胸宽广，善于用人，不乱杀人，五年工夫，便平定了天下。元朝不得人心，上下不和，已到了土崩瓦解的地步。濠州与沛相去不远，您如能学习这位同乡的长处，天下太平也就快了。朱元璋把他留在幕府做掌书记，而且还嘱咐他：如今群雄四起，天下糜烂，仗要打得好，最要紧的是要有好的参谋人员。我看群雄中管文书的和做参谋的幕僚，因为总说身边将士的坏话而导致文武不团结，将士无法施展才能，当然无法成功。将士垮了，主帅势孤力单，接着也就灭亡了。你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协调诸将，不要效尤幕府。从这时候起，李善长便一心一意地追随朱元璋，随他“下滁阳，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很受朱元璋信任。随着势力日渐扩大，来自四面八方投效的将士也越来越多，李善长考察他们的才能，建议提拔奖励有功的、能力好的，处分不积极的将吏，使部下能人尽其才，安心做事，武将中有不和的，李善长就“委曲调护”，使之不发生矛盾。但由于李善长具有很重的乡 里观念，到明朝建立以后，有结党之嫌，最后招惹了是非。
至正十四年（1354年），郭子兴南下，率万人至滁阳，统领朱元璋的军队，并欲夺善长自用。李善长不愿，朱元璋说：“主帅是我义父，怎么能不去呢？”
但由于李善长极力推托便一直都没有去，时间长了，郭子兴也就不再勉强他，而朱元璋却对他更加信任了。不久，郭子兴病死，朱元璋便取代了他的位置，镇守和阳。朱元璋有一次亲袭鸡笼山寨，派很少兵力帮助李善长留下驻守，临走还嘱咐道：“敌人一旦来犯，千万不要出击！”当时元朝王子秃坚、枢密副使绊住马、“民兵”元帅陈也先在新塘、青山等处屯兵，闻和阳城虚，急来偷袭。李善长在危难面前随机应变，悄悄设下埋伏，打败了敌军进犯，朱元璋闻报大喜。后来一起谋划渡江的事，李善长说：“我兵众粮少，舟楫不备，请稍候。”碰巧巢湖水帅俞通海、廖永安等带了万余水兵来投降，李善长大喜说：“真是天助我也！”便决定渡江，打败了蛮子海牙，拔牛渚，下采石，乘胜取太平。在军队进城前，朱元璋叫李善长先写好禁约：禁止掠夺百姓财物，违犯者按军法论处。等到一攻下太平城，就到处贴上禁约，军士们看了，“肃然无敢犯”。严明的军纪使朱元璋在民众中留下良好的影响，便设立了太平兴国翼元帅府，朱元璋任元帅，李善长做帅府都事。这年，朱元璋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以李善长为参议，当时宋思颜、李梦庚、郭景祥、陶安等都是省僚，而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则由李善长控制。有一天，朱元璋问他：“你经常把我比作汉高祖，你好比是酂侯。至于徐达嘛，也比得上淮阴侯，可用谁来比作留侯呢？”李善长答：“金华人宋濂博闻强记，又兼通象纬，应当可以担此重任。”朱元璋补充说：“据我所知，通象纬者莫如青田刘基。”于是就把两个人都邀请来共图大事。后来以宋、刘为代表的浙东文士在朱元璋一生事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至正二十年（1360年）夏，陈友谅约张士诚一起攻打应天，朱元璋决定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叫康茂才迅速激起陈友谅的斗志。李善长不解地说：“我正发愁他来攻打呢，怎么反叫他快点来呢？”朱元璋解释道：“如果陈友谅同张士诚合伙攻打我们，我们怎么应付得了呢？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先攻破友谅，陈败，张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李善长称是，遂出兵，大败陈友谅。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拜李善长为右相国，时犹承元制 尚右。李善长断事清晰，明辨是非而且口才很好。朱元璋有所招纳，经常让他先给起草。几次大的战斗如西克江州、两平洪都、援安丰、讨庐州、下武昌，李善长都留在后方据守，将士们都很服从他，百姓们也信任他。前线战争不断，所有的征召兵士、粮草经费李善长都要负责。又请征两淮盐税，立茶法，都吸取元朝制度的教训，去除弊端。不久复请制钱法，开铁冶，定渔税，“国用益饶而民不困”。
吴元年（1367年）九月，平吴，李善长因功封宣国公，改官制，尚左，以为左相国。时惩元纵弛，颇用重典，法律有三条关于“连坐”的款文，李善长建议，除了大逆以外的款文都应更改，朱元璋遂命他和刘基一起修订法律，向内外公布。不久，李善长又率群臣上表劝朱元璋即帝位，朱元璋称帝后，李善长被封为大礼使，定追封祖、父及册立后妃、太子、诸王等事宜。置东宫官属，李善长兼太子少师，授银青荣禄大夫、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余仍旧。没多久他又建议设置六部官制，议官民丧服及朝贺东宫仪式。监修《元史》，主编《祖训录》、《大明集礼》等书，制定朝臣大小服色俸赐、天下神只名号、封建藩国及功臣爵赏，慰问体恤国初先锋、十大元帅、都尉、指挥、阵亡无后者之父母妻子，禁淫祀。
洪武三年（1370年），徐达、李文忠率军返回京城，朱元璋大封功臣。当时，将军们功劳大的平定了中原，功劳小的也夺取了闽越州郡，李善长在南京留守，“雍容无所见绩”，朱元璋体会到这一点，说李善长虽无汗马功劳，但和我一起共事了很长时间，又在后勤供应上贡献很大，晋封韩国公，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参军国事，岁禄四千石，子孙世世勿绝，赐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当时虽然大将军徐达军功累累，地位仍在李善长之下。
李善长外表宽和但内心对人很苛刻，晋封大国，却受爵不让；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侵其权，便论罪奏明皇上要免其官职，和他交情好的中书都事李彬犯法，刘基铁面无私，按法律例令办事，李善长“恶人先告状”，以致刘基被迫告老退职。朱元璋借淮西力量做了皇帝后，淮西诸将和幕府僚属都成了开国功臣，所以在明朝初年，淮人地位很突出。特别是李善长骄横专擅，既富且贵，凭借自己的权势，颐指气使，凌驾于百官之上，使朱元璋对淮人集团和他越来越不满。
张昶、杨宪、汪广洋、胡惟庸先后获罪被杀，碍于李善长过去的功劳，朱元璋一 直对他较宽容。一天，朱元璋在和陶凯论斋戒当至诚的时候，向李善长暗示最好还是早些退位：“人之一心，极艰检点，心为身之主，若一事不合理，则百事皆废，所以常自检点，凡事必求至当。今每遇斋戒，必思齐整心志，对越神明。”
李善长听了向皇帝磕头称是。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李善长以疾致仕，皇帝赐临濠地若干顷，置守冢150户，给佃户1005家，仪仗士20家，与魏国公徐达等同。洪武五年，皇帝命他督建临濠宫殿。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提拔他弟弟李存义为太仆丞，存义的两个儿子李伸、李佑担任府州官员。又在洪武九年（1376年）将大女儿临安公主下嫁给他儿子李琪，拜为驸马都尉。婚后一月，御史大夫汪广洋、陈宁上疏言：“李善长依仗皇上的宠信，自以为是，陛下病不视朝将近十天，也不来问候。驸马都尉李琪六日不上朝，被宣来上朝时，到了陛下面前也不请罪，实属不敬，应交有司来处置。”于是削李善长岁禄1800石，几及其半，李善长“自是意忽忽不自得”。
洪武十三年（1380年），左丞相胡惟庸被杀。胡惟庸是李善长同乡，初为宁国知县，正是李善长当政时，胡惟庸用二百黄金贿赂他，得以入京任太常少卿。
累迁中书参政，又把兄弟的女儿嫁给李佑，所以相互交往日深。胡惟庸任相后，和李善长交往密切，依权受贿，无所顾忌。朱元璋为防止大权旁落，遂以“擅权枉法”之罪杀了胡惟庸及其同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其他大臣都请求将李善长一并治罪，朱元璋认为他是自己势力渐起时的心腹，所以没有追查。
李善长得以告老还乡。
胡惟庸被杀后，胡案成为朱元璋进行政治斗争的武器。因为自己年事渐高，懿文太子又柔仁，便决心消除“棘杖上的刺条”，为下一代营造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凡是心怀怨恨、骄横跋扈不利于皇家统治的文武官员、大族豪强，都陆续被罗织为“胡党”罪犯，处死抄家。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胡惟庸的罪状也发展扩大。最初增加的罪状是“通倭”，接着又是“私通蒙古”。作为当时明朝两大敌人的日本和蒙古，通敌当然是谋反了。据历史记载：“时四方仇怨相告讦，凡指为胡党，卒相收坐重狱。”洪武十八年（1385年），有人报告说李存义父子其实是胡惟庸的同党，皇帝下诏免除死刑，发放去崇明。李善长知道个中缘由，也不去道歉，朱元璋便也包容了他。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长已77岁，“耄不检下”，却仍旧想扩大他的宅第，从信国公汤和那里借卫卒三百人，汤和密以闻。四月，京民中有连坐应发配到边关的，李善长又多次求情，免除了他的亲信丁斌等人。于是朱元璋勃然大怒，先严刑逼供丁斌，查出了丁斌原在胡惟庸家办过事，了解了李存义等和胡惟庸相勾结的情况，接着下令把李存义父子逮到京师审问，结果供词中牵连到了李善长，说：“惟庸有反谋，使存义阴说善长。善长惊诧：‘尔言何为者，审尔，九族皆灭。’”后来又叫善长老友杨文裕劝说：“事成当以淮西地封为王。”善长虽表面拒绝，其实已被说动了。惟庸于是亲自劝说善长，仍旧没有答应。又过了很长时间，惟庸复遣存义进说，善长叹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为之。”后来又过了几天，惟庸谒善长，延之东西向座，屏左右款语良久，人不得闻，但遥见颔首而已。御史们这时也纷纷上疏告李善长的状：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将军出塞，至捕鱼儿海，掳获无数元宗室大臣及宝玺、图书、金银印章，元宗室大臣中有胡惟庸暗通沙漠的使者封绩，李善长却故意替他隐瞒。有的更说私书中有李善长的亲笔信。这时，李善长家仆卢仲歉等也来报告他与胡惟庸“通赂遗，交私语”。说完狱词，朱元璋说：“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
恰好有灾变的天象显示，占得应在大臣，遂并其妻女弟侄全家70余人诛之。
李善长子李琪，被发放到江浦，不久死。李琪子芳、茂，承公主的恩泽，免受株连。第二年，御史解缙、虞部郎中王国用上书为李善长称冤。朱元璋得书，但没有怪罪他们。
“蓝党”冤狱
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蓝玉以谋反罪伏诛，受株连的达15000余人，史称“蓝狱”。
蓝玉（？～1393年），凤阳定远人，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多次领兵打击元朝残余势力，在明朝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史书记载的有关蓝玉早期的历史不详，只说他是常遇春妻弟，隶属常遇春手下，作战勇敢，所向披靡。常遇春在朱元璋面前经常夸奖他，因此被朱元璋器重， 起先叫他管军镇抚，后升武德卫千户，不久改任亲军千户，积功至武德卫指挥使。
洪武二年（1369年），常遇春北征开平，暴死在南归的途中。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平定了中原与东南，但元朝势力仍据守北方广大地区，在甘宁一带常与明廷有战事，夏的割据势力占领四川，云南梁王忠于北元，誓不附明。洪武三年（1370年），蓝玉被擢为大都督府佥事，从而进入了明朝的最高军政机构。次年，朱元璋派傅友德、汤和领水陆军伐蜀，蓝玉跟从傅友德，经过几战，夏主明升（明玉珍子）投降，元末形成的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得以平定。
扩廓帖木儿（王保保）也在元末的政治军事舞台上异常活跃，这时退入西北，徐达曾和他展开过激烈战斗，但未将其击垮，所以还经常会由西北方面对新建立的明朝滋事进犯。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命徐达、李文忠、冯胜统兵去讨伐。徐达出中路，都督蓝玉为前锋，在山西境内的野马川，将其游骑击败，再进败王保保于土剌河。但王保保后退拒明军于岭北，明军再攻失败，死伤有一万多，只好退兵。两年以后，蓝玉再度领兵北击，攻下兴和，俘获一些残元要人，却只是解除了眼前的威胁，并未从根本上清除。洪武八年，扩廓帖木儿死去，基本消除了从西北方面对明构成的威胁。
洪武十一年（1378年），蓝玉等率兵出征甘、青，次年获胜。朱元璋命置洮州卫，设官领兵驻守。还师以后，蓝玉被封为永昌侯，食禄二千五百石，从而成为明初新贵。
大体平定甘、青以后，朱元璋向西南和东北遣兵，在这些战争中蓝玉发挥了很大作用。云南梁王在灭掉匝剌瓦尔密以后，顽冥不化，始终不接受明朝招降，最后竟然杀掉了明使，为此朱元璋决定派兵征讨。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作为左副将军的蓝玉，跟右副将军沐英一起，和征南将军傅友德率三十万兵征讨云南。“自九月朔出师，迄下云南，仅百余日”。次年闰二月，蓝玉、沐英率兵西攻大理，再次获胜，其他的民部地区被招抚。奉诏班师后，蓝玉因功加禄五百石，他的女儿被册封为蜀王妃。
东北的纳哈出是元朝世将，先前被明军俘获过，获释后仍与明作对。据金山（今内蒙古哲里木盟东境西辽河南岸）一带屯兵蓄锐，伺机南下，对明在东北方面构成威胁。洪武二十年（1387年）正月，蓝玉为右副将军，和大将军冯胜、左 副将军傅友德率兵出击。之前朱元璋曾向他们授意，大军先驻通州，探明纳哈出虚实后再作行动。驻通州后，探知庆州（治所在今巴林右旗西北察罕木伦河源之白塔子）有纳哈出部驻守，蓝玉带领轻骑兵冒大雪奇袭，取得胜利。明大军出长城松亭关，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峪四城，在大宁驻兵，备足粮草，欲进击金山。夏六月，冯胜留兵五万守大宁，率大军直趋前进，一路胜利，势力到了金山以西。同时，明派去劝降的人见到纳哈出，把明廷的厚意都说给他听。纳哈出见自己无法再撑下去，派人到大将军冯胜处请降，冯胜派蓝玉前往受降。蓝玉设酒宴款待纳哈出，纳哈出斟酒谢蓝玉。蓝玉不喝，一定让纳哈出先穿上他的衣服，之后再喝他的酒，意思是纳哈出必须先降明称臣。纳哈出不肯，双方争执不下，局面僵冷。纳哈出将酒浇在地上，同随从悄悄谈了一些话后，企图溜掉。在场有人明白纳哈出话的意思，告诉了常茂（常遇春子，冯胜婿，蓝玉外甥），常茂急上前拦阻，将纳哈出砍伤。纳哈出被拥至冯胜处，冯胜虽然十分周到地招待他，但纳哈出部众人听说纳哈出受伤了，四处惊散，冯胜派人花了很大气力才收复了他的大部分军士。回军路上，埋伏起来的纳哈出部人出其不意伏击明军，明军损失惨重，三千殿后骑兵全部覆没。冯胜让常茂揽下这个责任，到朱元璋面前去说明。朱元璋听常茂说明了情况以后说“如尔言，胜亦不得无罪”，收回了冯胜的总兵印，命蓝玉行总兵官事，不久又在军中拜蓝玉为大将军，使其成了明朝最高的统兵将领。
纳哈出随冯胜等一起南来，被封为海西侯。从此解除了元残余势力由东北方面对明的威胁，且廓清了明廷统一白山黑水的道路。
纳哈出在扩廓帖木儿死后被明招降，虽经明军打击元势力一再减弱却仍没完全灭亡，仍然对明构成威胁。击败纳哈出的当年冬十一月，蓝玉报告：“元丞相哈剌章、乃儿不花遁入和林，乞进步剿灭。”蓝玉的计划得到了朱元璋的同意。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夏四月，蓝玉率兵出发，自大宁进至庆州，听说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在捕鱼儿海（今贝尔湖），遂抄近路日夜兼程而进。行至距捕鱼儿海还有四十里的百眼井处，侦察不到元军行迹，蓝玉想引兵退还。部将王弼不同意，说我们领兵十万，深入漠北，没有见到敌人就返回，向上面怎么交待。蓝玉亦觉得有道理，乃命诸军继续前进，并采用王弼计谋，秘密前进，穴地而炊， 不叫敌人见到烟火。到达海南，仍然没有见到敌人。后侦知元主营在捕鱼儿海东北八十里处。蓝玉命王弼为前锋，疾驰直击其营。元军大意轻敌，以为明军不会深入，没有防备，再加上当时狂风大作，风沙弥漫，元军竟然没有察觉明军的到来。明军突然到达营前，元军仓促应战，伤亡惨重。元主脱古思帖木儿与太子天保奴等数十人向北逃去，蓝玉率精骑追赶没追上，俘获其次子地保奴及妃、公主等数万人和大量牲畜，并得其传国玺、宝玉、金银印章等物，获取巨大胜利。向北逃跑的元主后被人杀死，北元不久灭亡。蓝玉胜利班师，途中又破哈刺章营。
朱元璋听说后以卫青、李靖比喻蓝玉，封赏很多，回来后封凉国公。蓝玉的政治生涯、军事武功达到巅峰。
蓝玉被封为凉国公后，又奉命到西部地区进行过一些军事活动，还奉命到陕西练兵，这些是他军事活动的尾声了。
蓝玉居功自傲，行为骄横。早在征云南梁王胜利后，他就私搞盐引（食盐运销专利凭证），派人到云南贩盐，牟取暴利。打败元主脱古思帖木儿后，他不光私自掠获了大量珍宝、驼马，还占有了元妃。朱元璋大怒，说：“玉无礼如此，岂大将军为哉！”入夜时分蓝玉班师到了喜峰关，守关人没及时放行，蓝玉怒不可遏，纵兵破关而入，朱元璋知道后很不高兴。蓝玉领兵在外，诏令有所不从，经常擅自升降将校，进止自专，甚至违诏出师。在朱元璋面前，无视君臣礼节，举止不恭，语言傲慢。更严重的是，蓝玉蓄庄奴、假子数千人，横行霸道，胡作非为；他还强占民田，鱼肉百姓，又将上告他的百姓、御史官打伤而且逐出城去。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蓝玉被锦衣卫官员告同景川侯曹震等谋反，蓝玉被杀，夷三族，坐党论死者15000人，史称“蓝狱”，是继胡惟庸案后的又一次大案，连称“胡蓝之狱”。
名家回眸
清代史学家赵翼评价朱元璋说：独至明祖，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
文学家朱东润也曾这样评价这段历史：元末社会危机重重，群雄 并起，海内豪杰之士，均有争夺天下的野心。早期的朱元璋与其他草莽英雄并无不同，首先求得安身立命，在此基础上求取富贵。但他开始重用读书人之后，他的胸襟就开阔起来，眼光更加长远了。
中国历代开国帝王大都出身显赫，以平民身份起家的唯有朱元璋跟刘邦二人。他们都因知人善任而夺取天下，后人也常将李善长、徐达、刘基，与汉朝的萧何、韩信、张良相比，称之为明朝“三杰”。
朱元璋本人也将刘邦当作自己学习的榜样。更为重要的是他采纳了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方针，在群雄混战的年代里韬光养晦，保存实力，在此消彼长的争斗中，所受的冲击最小，由于手中兵粮富裕，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是张士诚和陈友谅等实力派所不具备的，这也成了朱元璋最终成功的关键因素。
而朱元璋既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又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暴君。晚年他猜忌心理极重，大肆屠杀功臣，比刘邦及其妻子吕氏更为疯狂。对于他的一系列暴行，史学家有两种解释：一是“蜕化变质”
论，意思是经过一系列争斗之后，改变了他的性格。二是“政治需要”
论，这个观点的意思是，由于他意识到自己出身低微，没有家族势力，唯恐这些功臣威胁自己的统治。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这种做法让大部分有能力的人丧失决策的资格，极大地削弱了当时明朝统治的力量，给燕王朱棣篡夺建文帝朱允炆的江山埋下了隐患。
摧残文人志士
明初洪武年间，中国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发展迅速，明太祖朱元璋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对思想文化进行粗暴的干预，对当时和后世的社会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明初面临的社会矛盾很多，而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一部分旧地主 阶级文人拒绝与新的王朝合作，由此引发朱元璋制造文字狱。这些文人仇视造反起家的朱元璋，如贵溪儒士夏伯叔侄，斩断手指，立誓不做官，在明太祖面前骂他“红寇”，后被送回原籍处死。
有的文人谢绝新朝的征召，实在无法推脱的，即使勉强来到南京仍不接受官职。如浙江山阴人杨维桢、江阴王逢就是如此。也有一些曾经在元朝或东吴做官的文人，却坚决不做明朝的官，如回族诗人丁鹤年、山阴的张宪、长乐的陈亮、庐陵的张昱等。一些封建文人对朱元璋的统治不满，朱元璋则在文字上找毛病，牵强附会，吹毛求疵，兴起文字狱，以打击这部分不合作者，树立他专制君主的权威，强化刚建立的王朝统治。
朱元璋出身寒微，当过和尚，于是“光”“秃”这类字词是最忌讳的，甚至也不能讲“僧”字。再加以推广，连同“僧”的同音字“生”也犯了忌。早年朱元璋参加了红巾军起义，当时元朝官吏及地主均称红巾军为“红贼”“红寇”，被骂作“贼”“寇”是朱元璋最痛恨的了。于是与“贼”字形相同、音相近的“则”字，也不许再提。
逢年过节或朱元璋的寿辰及其他皇家喜庆的日子，地方三司官和知府、知县、卫所官员，都要上表祝贺。学校的先生一般会代作祝文，满是歌功颂德之辞，朱元璋很喜欢读。从渡江到开国，文人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太祖认为要治国就要重用文人，世乱用武，世治宜文。有人指出：文人好挖苦毁谤。例如张士诚宠信文人，文人在他当王爷后，用“士诚”唤他，孟子云：诚小人也，可读成：
“士诚，小人也。”朱元璋还真相信了这些话，开始怀疑有些人用“僧”“贼”
等字在骂他。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朱元璋对文人运用文字攻击他更加猜忌，于是便挑剔文字，将所谓犯忌的文人治罪或杀戮，洪武朝的文字狱便愈演愈烈。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在为海门卫官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的话；北平府学赵伯宁给都司作的《贺万寿表》中有“垂子而作则”一语，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至学》的“议则天下”；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至表》的“圣德作则”；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二使作《正旦贺表》的“建中作则”，朱元璋把其中所有的“则”都念成“贼”，将他们一一治罪处死。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朱元璋又 将“生”字念作“僧”；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中有“遥瞻帝扉”，将“帝扉”又读成“帝非”。这两个人也被处死。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取法”被朱元璋读作“去发”，亳州训导林云在为本州作《谢东宫赐宴笺》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禄”一句，“式君父”
被念成“失君父”；尉氏县教谕许元在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八个字，朱元璋将其中“法坤”认作“发髡”，“藻饰太平”看作“早失太平”；德安府训导吴宪在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望拜青门”两句，“有道”被看作“有盗”，“青门”被疑指和尚庙，于是朱元璋下令一律将他们处死。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大怒说：“生者，僧也，骂我当过和尚。光，是薙发，说我是秃子。则即贼，骂我做过贼。”礼部官员左右为难，整日提心吊胆，只得求皇帝降一道表式，使臣民们遵守。洪武二十九年，翰林院学士刘三吾、在春坊右赞善王俊华受命撰庆贺谢恩表式，颁布天下诸司，今后再碰上庆贺谢恩，如式录进，照规定表式抄录，只把官职姓名填在上面就可以了。
苏州知府魏观把知府衙门建在原张士诚的宫殿遗址上，被人告发，又发现新房上梁有“龙蟠虎踞”四个字，被朱元璋下令腰斩。佥事陈养浩写诗“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朱元璋恨他动摇士气，把他扔进水中溺死了。有一和尚叫来复，作一谢恩诗，其中有“金盘苏合来殊域”和“自惭无德颂陶唐”两句，朱元璋认为殊乃歹朱，又骂他无德，和尚最后也被砍了头。状元张信受命训导诸王子，以杜诗“舍下笋穿壁”四句为字式，朱元璋大怒，说堂堂天朝，却如此讥讽，下令腰斩。京师上元夜，市民以隐语相猜，有人画一赤脚妇人，怀抱西瓜。朱元璋微行见此，认为这是影射其淮西夫人马皇后，又命军士杀了很多居民。洪武朝的文字狱从个人禁忌发展到广义的禁忌，洪武三年（1370年）发布了禁止小民取名用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秦、汉、晋等字的禁令。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又出榜文禁止百姓取名用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诏、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字样。民间已习惯的称呼也要更改，如医生不许称太医、大夫、郎中，违者处以重刑。
朱元璋用严酷的刑法，先后杀了十几万文人学士及相关联的亲朋好友。被诛杀的主要是国公、列侯、大将、宰相、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州县胥役、进士、监生、儒士、文人、学者、僧、道和一般地主。
朱元璋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如果说对当时巩固朱明王朝的统治曾起过一些积极作用的话，那么对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是巨大的。朱元璋以严酷的文忌文风禁锢思想，钳制言论，不许臣民议论朝政得失，只许歌功颂德，否则刀剑加之，身首异处。明初的文字狱，制造了许多冤案、错案，许多官吏和知识分子被诛杀，不仅削弱了明王朝的统治力量，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巨大的离心作用。官吏文人中有许多担心犯禁触忌，只得不谈政事，整日三缄其口，朝政因此日趋腐败。
文字狱是朱元璋继承前人的传统，而八股文则是他和他儿子朱棣的首创。
科举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至关重要，是他们学以致用的唯一的出路。特别是在明朝，知识分子根本没有其他机会来博取功名，飞黄腾达。但是科举制度到了明朝，只剩下进士一科，且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非进士出身，不能担任大学士和其他高级官员。这就使得大部分文人一生都在努力过科举这座独木桥。可惜走过者少，落水者多，于是才有了我们熟悉的范进中举之后的发疯。面对如此残酷的竞争，如此诱人的前景，他竟然成为一个幸运者，不疯都难。
面对这群欲过独木桥的文人，明朝的统治者伸出了自己的钓钩——八股文。
首先是朱元璋规定了考试范围，以“四书”“五经”为限。而“四书”“五经”
又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后来又硬性规定了一种考试格式。直到明成祖朱棣进一步加以约束，明确规定使用“八股文”，以后的明清约五百年间，这个钓钩为朝廷钓上了一代又一代的大小官员。
正是这八股文，使得中国文化遍体鳞伤，特别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产生了莫大的伤害。
名家回眸
明末清初着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柏杨先生也说：文字狱是围堵，八股文是钓钩。两者一起对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进行摧残。这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沦为了皓首穷经的 工具，在西方的新思想层出不穷时，中国的思想界却停滞不前。朱元璋的文字狱、八股文这两手，直接打击了明朝的文学事业，使得明初的文化受制于宋代理学，趋于保守。而朱元璋所做的这一切，终究还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加强皇权，巩固统治。
分封藩王保皇权
朱元璋与刘邦是我国历史上的两位布衣皇帝，在许多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外，而在分封子弟这点上也是如出一辙，可谓是“萧规曹随”。
刘邦惊险地打败项羽后，建立了汉朝，但是中央政权仍然不稳固，主要是受到了异姓诸侯王的威胁。刘邦采取断然措施，先后消灭了除长沙王以外的6个诸侯王。然而他并没有乘机彻底施行郡县制。在刘邦的思想中，他一直认为秦朝之所以很快灭亡，主要是因为皇室力量过于孱弱。因此，他在剪灭异姓王的同时，又不断分封同姓王。这些同姓王，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可以自置属官、自征租赋、自铸货币、自行纪年。刘邦分封同姓为王，试图建立刘氏天下，表面上似乎是巩固了政权，实际上却埋下了分裂的祸端，成为后来七国之乱的直接诱因。
朱元璋是个疑心很重的皇帝，甚至有些不那么自信。他不但将功臣屠杀殆尽，树立自己的专断权威，而且着眼于自己百年后子孙治理国家的需要，设计并创建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在内的诸多制度，以固朱氏江山，以期大明朝世世不易，如废丞相、设里甲、建卫所等，分封同姓王也是其一。朱元璋在《拟封建诸王诏》中说：“众建藩辅，所以广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亲支之厚。古今通谊，朕何敢私，尚赖中外臣邻，相与维持，弼成政化，故兹诏示，咸使闻知。”
朱元璋复古分封藩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为备边计。此时，明朝虽已建立，元朝已灭亡，但蒙古人的势力并没有消失。元顺帝的继任者仍然自称大元皇帝，拥兵在北方的草原上，觊觎中原。其丞相纳哈出就屯兵20万于金山（在今内蒙古哲里木盟东境西辽河南岸）。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防备蒙古铁骑是当务之急，而多疑好猜的朱元璋又不愿将重兵交予外姓武臣，因此他将几个干练有为的儿子分布在长城沿线的重要军事据点上，“西北辽远，非亲子弟不足以镇抚而扞外患”，先后封了秦王、晋王、燕王、代王、肃王、辽王、庆王、宁王、谷王等9个藩王戍边，每人都拥有重兵。这样，不但可以防止武将叛变的危险，不致皇权旁落，又可以起“镇固边防”的作用。
建国之初，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朱元璋“定封建诸王之制”。从洪武三年（1370年）至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先后三次分封诸子为王，把24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于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湖广、四川、江西等地，“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
分封同姓王的前提是嫡长制，朱元璋是嫡长制的忠实拥护者和严格执行者。
朱元璋注意到元朝前期不立太子、引起多次宫廷政变的教训，因此他很早就确定了嫡长子继承制。在吴元年（1367年），立长子朱标为世子，洪武元年立为太子。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太子朱标病死，九月即立太子嫡孙朱允炆为皇太孙，成为皇位的唯一合法继承人。洪武二年又定分封诸王的制度：皇子封亲王。亲王嫡长子，年及10岁，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世代承袭；诸子年10岁，封为郡王；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诸子封镇国将军，孙封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凡皇族出生，由礼部命名，成人后由皇家主婚，禄饷由朝廷支给。有了嫡长继承制，既避免了皇位继承纷争，也使得分封同姓王顺理成章。
明初分封制的基本原则是“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诸王不领土地人口，只领军队。一般藩王都领有二三卫，大者如秦王、晋王、燕王等可拥军二三万人，小者亦领万，皆为勇猛善战的精锐之师。清代史家赵翼曾说：“明祖初定天下，分封诸子于各省各府，盏仿汉、晋六朝及有元之制而参酌之，外以壮藩卫，而实无事权。其有才者，如燕、晋诸王，或统兵以镇边塞，然不为例。其分封内地者，不过设三护卫，不致有尾大不掉之患。”
朱元璋的设计固然好，在洪武朝亦未暴露出其危害，但还是有一些有识之士 预见到了分封的弊端。洪武九年（1376年），叶伯巨上书指出三个弊端，“臣观当今之事，太过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他在分析“分封太侈”之弊时说：“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他还用汉“七国之乱”、晋“八王之乱”的历史教训，提醒朱元璋，说明“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乱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建议“愿及诸王未就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贤且才者人为辅相，其余世为藩屏，与国同休。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消天变而安社稷，莫先于此”。没有想到，朱元璋勃然大怒：“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叶伯巨虽未被朱元璋亲手射死，却也被逮死于狱中。
朱元璋死后不久，藩王朱棣就发动了靖难之役，夺了侄儿的江山，这恐怕是朱元璋分封藩王时没有料想到的。朱棣当上皇帝后，继续采取削藩政策，后经仁宣两朝，藩王的军事特权渐被削弱，但随之而来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藩王的经济特权日益发展，至嘉靖年间皇族人口已近10万，仅诸王府的禄米就达853万石，几乎占全国收入的四分之一，成为国家和人民的沉重负担，间接诱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
名家回眸
李洁非曾说：“朱元璋夺政权于丞相、夺军权于将领，一切军政大权皆归皇帝，这过于集中的权力势必伴随管理上的难题，而朱元璋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让血亲诸王充当中间环节。‘上卫国家，下安生民’，在他看来，只要权力不落在朱姓之外就靠得住。而实际上‘朱元璋这一手，恰恰为日后的皇室争权，埋下了隐患’。”
谷应泰曾这样评价：明太祖分封诸王，皇子以亲王身份建藩就国，实则继承了古代的分封制，对明初加强皇权的统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所封诸王，拥兵自重，在封国内目无王法，终将会造成“枝强干弱”的割据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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