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2年去位，在位四年。建文元年（1399年），他进行削藩，惹恼诸王，燕王朱棣以“清君侧，诛齐黄”为名，举兵南下。建文四年六月，燕军渡江，攻占京师，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靖难之役。
皇朝霸业历来只有成王败寇，而没有什么对错。朱棣以臣子的身份谋篡了侄子的皇位，从中国古代道德观念上来看，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但是从政治角度来讲，朱棣在位期间功勋卓着，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统治，派遣郑和下西洋，拉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经济政治中心北移到北京，对加强北方边塞的防守，巩固国家统一等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北京从此定都500多年，从而确立了在全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这次政变，对中国历史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叔侄争权
太子图谏
和历朝封建皇帝一样，明太祖朱元璋儿女众多，一生共有26个儿子，16个女儿。在朱明王朝建立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朱元璋开始考虑朱家如何世代统治天下的问题。他借鉴了元朝的历史经验，认定皇位继承是维持皇朝安全的根本制度，必须制定严密的法则，家族内部才不会引发争端，这个法则就是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嫡长子继承制。
朱元璋长子是朱标，生于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称吴王时，立朱标为世子。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即帝位，便把朱标立做了皇太子，他当时才13岁。
皇太子朱标由于长期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成年后被教养成了一个生性忠厚、温文儒雅的人物。这个时期，朱元璋开始让太子学习怎样当皇帝，进行政事实习，处理国家大事。洪武六年（1373年）九月，皇太子朱标刚满20岁，朱元璋即命诸司：“以后日常政务启奏皇太子处理，事关重大的军机才可奏闻。”洪武十年（1377年）六月，又令“自今大小政事皆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且当面告诫皇太子：“从古开基创业的君主，经历艰难，通达人情，明白世故，办事自然妥当。守成的君主，生长于富贵，锦衣肉食，要能顺利办事必须平时学习练达。我所以要你每日和群臣见面，听断和批阅各衙门报告，学习办事，是要你记住几个原则：一是仁，能仁才不会妄施暴政；二是明，洞明才不会被奸佞迷惑；三是勤，勤勤恳恳就不会沉溺于安逸的生活中；四是断，勇于决断就不会被文法牵制。这四个字的运用，决定于心，我从做皇帝以来，从未偷过懒，一切事务，惟恐处理得有毫发不当，有负上天付托。早起晚宿地处理政务，这是你天天看见 的。你能够学我，照着办，才能保得住天下。”朱元璋的谆谆教诲，无非是想让太子朱标成为一个有道的接班人，使大明王朝的统治得以维持和巩固。
但是，由于朱元璋和朱标父子俩，一个是从艰苦斗争中成长的，一个是在太平环境中成长的，所以两人的性格、思想、作风及所受的教育、生活实践的影响迥然不同。朱元璋主张以猛治国，刑用重典，运用法庭、监狱、特务和死刑来震慑官民，使人畏惧他却不知其端由。皇太子却主张周公、孔子之道，讲仁政，讲慈爱，务求治狱之平恕，杀人愈少愈好。为了加强皇权的统治，朱元璋绞尽脑汁杀戮功臣，诛除异己。皇太子却顾及将相先前的汗马功劳，照顾亲族兄弟、师生的情谊，宽大为怀。一个严酷，一个宽大，老皇帝命太子省决章奏，他更自作主张“于刑狱多所减省”。父子俩因此而产生分歧，有时甚至发生冲突。宋濂获罪时，皇太子朱标为他的老师哭救，向朱元璋求情：“臣愚憨，没有别的老师，请求陛下哀矜，免其一死。”朱元璋大怒说：“等你做了皇帝再赦他。”皇太子惶惶不知所措，想要自杀，幸亏随从相劝才免于一死。朱元璋嗔怒道：“这个痴心儿子，我杀人关你什么事！”朱元璋一直都为马皇后的死郁郁寡欢，闷闷不乐，动辄杀人。皇太子朱标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劝谏道：“陛下杀人过滥，恐伤和气。”朱元璋听了没做声，第二天故意叫皇太子拿起一根放在地上的荆条。皇太子见荆条上都是刺，面有难色，不敢拿。朱元璋说：“你怕有刺不敢拿，我把这些刺都给去掉了，再交给你，岂不是好？为了你能当好这个家，我才清除天下这些奸险之徒。”皇太子却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意思是说，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臣民。朱元璋一听更为生气，举起椅子就朝太子砸过来，皇太子只好逃走。还有个传说讲朱元璋看皇太子过于仁慈，有一次在太子面前让人抬过一具尸骨，以刺激刺激太子，皇太子不胜悲蹙，连声哀叹不已。
朱元璋过了50岁以后，精力同以前相比差了很多，希望皇太子帮助处理政务，一来是分劳，二来可以使未来皇帝的办事能力得到训练，期望将来皇太子能成为像汉文帝之类的圣君。但是，就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年仅38岁的皇太子朱标病死，朱元璋陷入了极度的悲哀和痛苦之中，几乎丢了性命。当他身体复原之后，头发、胡须全都花白了。
皇太子死后，在刘三吾等人的建议下，朱元璋立年仅16岁的嫡长孙朱允炆为皇太孙。
皇太孙嗣位
朱允炆生于洪武十年（1377年），其父为懿文太子朱标，母吕氏。“龙凤之资，天子之表”，“头骨方圆，燕领虎头”等是古人用来从相貌上描绘“真龙天子”的。朱允炆一生下来额颅就有缺陷，头盖骨又偏又歪。朱元璋一次摸着他的脑袋，叹气地说：“怎么像半边月亮呢？”但是天资聪颖的朱允炆学习刻苦，又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才识过人，因此皇祖父渐渐地开始喜欢上他，并立他为皇位继承人。
当时朱元璋的儿子除皇太子以外，都被封了王，安排在全国各要害之地，目的是屏藩皇室。这些亲王既享有优厚的待遇，又握有重兵，特别是在北方边境地区的亲王，在与北元军队作战时还可以节制诸军。这些手握兵权的亲王都是朱允炆的叔父，人人都做着皇帝梦。所以，他们根本看不上朱允炆，没把他当回事。
洪武末年，问题的严重性已被朱元璋看在眼里。一天，朱元璋和朱允炆在一起聊天，朱元璋说：“备边抵御外侮，我交给你的皇叔们管，只要边境上没有战争，你就可以放心地做你的太子了。”不料朱允炆却说：“如果叔叔们有异心，谁来对付呢？”这出乎意料的一问竟让朱元璋沉默良久，最后才问：“你的意思怎样呢？”朱允炆回答：“以德争取他们的心，以礼约束他们的行，若无效就削弱他们的属地，再不行就只有更换他们的封地，兴兵讨伐是最后一条路。”朱元璋听后，默默地点了点头，觉得皇太孙更加成熟了。
为了使皇太孙得到锻炼，朱元璋常常让他学习法律，见习政务。朱允炆的才智在见习处理政事时得到了表现。当时朱元璋的统治十分严酷，而朱允炆处理政务则以宽大为本。他阅读《大明例律》，认为所订过于严苛，要求改订五条，这一建议受到了朱元璋的称赞。他说：“辅助教化才是申明刑法的目的，为了顺乎人情，应该修改涉及五伦的律例。”于是他便考《礼经》，参以历朝刑法，又改订了73条。朱允炆在参与处理一些刑狱中，更是表现出他机敏过人的地方。常州有子杀父一案，朱允炆认为是继母诬陷儿子，朱元璋不信，便拘拿了犯人的邻居、婢仆进行审问，果然朱允炆所断正确。原来，案中抱病多年的父亲死于庸医 的错诊，继母素恨儿子，便力证为其子所杀。朱元璋说：“竟会是这样！刑法不可不慎呀。太孙不但仁德，而且明断。我可以无忧虑了。”还有一次，朱允炆怀疑被巡逻的士卒捉到的7个强盗中一人与其他人不同，一审问，果然，这是一家田主的儿子，6个佃客为盗，劫其同行，他本想去自首却先已被擒。朱元璋对此事很是惊奇，问道：“你从何处看出他的不同？”朱允炆回答道：“《周礼》中就谈到‘色听’，《尚书》中也写到‘陛貌有稽’，这个双目炯炯、视听端详的人当然不是强盗。”朱元璋感叹地说：“断狱者不可不读书呀！”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十七日，朱元璋和大臣们议政之后，自觉十分疲倦，便躺在后宫的床上休息。没想到，他这一睡就再也没有醒过来，时年71岁。
朱元璋虽然死得很突然，却早已立下了遗嘱。遗嘱是这样写的：“我担当皇帝重任，乃上天意志。三十一年来，格外小心，不敢懈怠，希望能给老百姓带来好处。无奈我出身寒微，不具备圣人那博大的才智，虽然做了些事情，但还有许多没考虑周到。我担心精力日渐衰微，很怕一些事情没有办妥。现在我就要离开人世，想起经历过的，也没有什么感到遗憾的事了。皇太孙允炆，性情宽厚，处世聪敏，讲究孝道，众望所归，应当继承皇位，文武大臣要同心协力辅佐他。在封地的诸王，得到我去世的消息，不必来京城，应当管好各自的封地。各王所属的文臣武将，都要听朝廷安排。”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十八日，21岁的朱允炆继承了皇位，改次年为建文元年，史称建文帝。
朱棣受封
史家常把历朝皇帝描写成非凡之人，那其实都是文人笔墨的渲染。出生在战火纷飞年代的成祖文皇帝朱棣，幼时其父朱元璋很少有精力去管教他。直到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才正式给儿子取了名字。
那一年的旧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应天城内的太庙大殿里供品丰盛，香火缭绕，吴王朱元璋为爱子举行的命名仪式即将开始。曾经横笛牛背的朱元璋，经过几番争战，消灭了所有对手，完全有条件做一个称孤道寡的皇帝了。所以，他要 在登基之前，光宗耀祖，给儿子取名字。朱元璋在太庙文中写道：“维子之生，父命以名。典礼所重，古今皆然。仰承先德，自举兵以来，渡江生子七人。令长子命名曰标，次曰樉、曰棡、曰棣、曰、曰桢、曰榑，从孙一人曰炜（后更名守谦），敢告知之。”从此时开始，8岁的朱棣和他的兄弟们才有了正式的名字。
第二年（1368年），明朝在应天城辞旧迎新的爆竹声中诞生。
戊申年（1368年）正月四日，朱元璋即皇帝位，国号明，改元洪武。刘基领命奉册室，马氏被立为皇后，世子标被立为皇太子。朱标同几个兄弟在登基和册封仪式完成之后一起去拜贺母后马氏，然后众兄弟再拜贺长兄太子朱标。在一片礼乐声中，由二哥朱樉代表大家致贺词：“小弟樉兹遇长兄皇太子荣膺宝册，不胜忻忭之至，谨率诸弟诣殿下称贺。”从这时起，朱标同他那些亲兄弟有了明确的身份之别，只是这种区别在当时还不明显。到了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分封诸王，朱标同其兄弟们的身份明显地有了不同。
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初三，朱元璋在奉天殿和华盖殿宴请群臣，商议分封诸子为王的事宜。朱元璋对群臣说道：“我亲率师旅，以靖大难，靠皇天眷佑，才得平定海内。然而天下之大，必树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现在诸子都已成年，应该封他们以爵号，镇守各地。这并非我私庇自己的儿子，而是遵循古代先哲王的榜样，为救国家长治久安。”“陛下封建诸王，以卫宗社，天下万世之公议。”群臣异口同声地响应。
但是，朱元璋感到于功臣之前先封诸子还是多说一说道理为好，于是接着说：
“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天子就是这样做的，所以行之久远。秦始皇很快便致亡国，就是因为废而不行。汉、晋以来，莫不皆然。其间有治有乱，那就要看他们各自做得如何了。”诸臣对这事仍然没有反对意见，便这么决定了封藩之事。
随后，封建诸王诏由当时的文章高手王讳拟制。诏书曰：“朕荷天地百神之灵，祖宗之福，起自布衣，艰难创业。惟时将帅用命，遂致十有六年，混一四海。
功成治定，以应正统。考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长者，必正位储贰。若其众子，则皆分茅胙土，封以正爵，使长幼分明，内外之势巩固。朕今有子十人，前岁已立长子为皇太子。爰以今岁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为秦王、第三子为晋王、第 四子为燕王、第五子为吴王、第六子为楚王、第七子为齐王、第八子为潭王、第九子为赵王、第十子为鲁王、侄孙为靖江王，皆授以册宝，设置相傅官属。凡诸礼典，已有定制。于戏！众建藩辅，所以广磐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亲友之厚。
古今通谊，朕何敢私？尚赖中外臣邻，相与维持，弼成政化。故兹诏示，成使闻知。”
诏书下，准备举行分封仪式。四月初七，奉天大殿内，在晨钟响过三下之后全场一片庄严肃穆。仪式执事人各司其职，隆重的封藩仪式开始了。
身着九章冕服的朱棣，同即将受封的诸王一起，在引礼官带领下走进奉天门的东门，到奉天殿门前跪了下来。诸王在宣判官宣读完朱元璋封藩诏后，依次进入殿内接受金册和金宝。首先是朱樉，然后是朱棡，第三个便是朱棣了。
奉天殿内按照固定程式举行着庄严的仪式。朱棣在一阵礼乐声中走到御座前——上面是父皇，父皇身旁是长兄太子。读册官跪下来宣读金册上的文字：
“昔君天下者，必建屏翰。然居位受福，国于一方，并简在帝心。第四子棣，今封你燕王，永镇北平，绝非易事。朕起农民，与群雄并驱，艰苦百端，志在奉天地、享神只。张皇师旅，伐罪吊民，时刻弗怠，以成大业。如今你有封国，当恪守礼敬，仁政爱民。体朕训言，尚其慎之。”宣读完毕，左丞相李善长将金册、金宝一一捧到朱棣手中。他庄重地接过来，交给身旁的内侍，俯身下拜。
在一片礼乐声中，朱棣在引礼官带领下走出奉天门，开始了燕王的生涯。这时朱棣还不到10岁。
叔侄争权
朱元璋生性多疑，经常对功臣宿将加倍提防，不料在儿子身上出了问题。
洪武年间，朱元璋的24个儿子被分封到全国各地，以“夹辅王室”镇守西北的9个藩王，还经常典兵出镇，参加明初对北元的防御与征讨。其中，声势最大的是宁、晋、燕三王。宁王带甲八万，晋、燕二王可以节制大将军冯胜、傅友德，燕王甚至可节制沿边士马。
明朝中央很早就有人认识到了分封藩王的弊端。洪武九年，翰林院训导叶 伯巨即以西汉“七国之乱”、西晋“八王之乱”的历史教训提醒朱元璋，要他注意“分封逾制，祸患立生”的危险，建议他在诸王没有作乱之前先控制他们的疆域，裁减他们的兵力，但朱元璋没有采纳。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病亡，朱元璋立长孙朱允炆为皇太孙。太祖治国严酷，威撼中外，太孙则以宽大仁慈得到人们的爱戴，唯独诸王仗着叔父的身份，常常不遵从太子命令。朱元璋在晚年对诸王势力膨胀、形成的尾大不掉之势已有所察觉，所以，朱元璋死时，因恐诸王争权，遂在遗诏中禁止诸王至京奉丧。
建文帝朱允炆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登基，即“授遗诏止诸王会葬。诏下，诸王不悦，谓此齐尚书疏闻也”。同年六月，户部侍郎卓敬密奏裁抑宗藩，建文帝虽未批复奏疏，但消息已泄露出去，燕、周、齐、湘、代、岷等诸王即相互煽动，流言四起。在这种形势下，建文帝的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建议先进攻几个势力较弱的藩王周、齐、湘、代、岷。朱棣是要对付的主要目标，因为周王是燕王的同母弟，削周是剪燕之手足。
于是，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七月至第二年六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周、湘、齐、代、岷五王先后被夺去爵位，废为庶民。其中周王迁云南，齐王锢京师，代王幽大同，岷王徙漳州，湘王则合室俱焚。建文帝对北平的控制也在削贬诸王的同时加强。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十二月，建文帝命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指挥佥事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他们还肩负着严密监视燕王行动的使命。建文元年春，又以防边为名，派都督宋忠、徐凯、耿谳分别率兵屯驻开平、临清、山海关，而调北平原驻防军——永清左右二卫于彰德（河南安阳）、顺德（河北邢台）。刑部尚书暴昭、户部侍郎夏原吉等14人受命以采访使身份巡天下。
在燕王已高度警惕悄悄备兵的时刻，朝廷才开始按部就班地解决燕王的问题。先是将燕王的护卫以防边之名调往开平，再将重兵部署在北平周围的临清、山海关等地。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北平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领兵围住燕府；都指挥使张信受朱允炆密令逮捕燕王。张信与燕王暗通，乘妇人之车混入燕府，和盘托出朝廷计划。朱棣将计就计，用计将张昺、谢贵诱入燕府杀死。
府外军士四散而逃。燕王派张玉领兵夜出，夺取京师九门，黎明时分，只有西直门未下，张玉派人以朝廷已允许燕王专制一方为名劝降。众兵士都四散开了，燕王军队遂控制了北平城，正式誓师起兵。
靖难之役
朱棣先将北平附近州县攻克，次第出兵通州、蓟州，乘夜克遵化，拔居庸关，守将弃关逃到了怀来，朱棣率兵八千赶至怀来。怀来兵士家眷多在北平，守将宋中为稳定军心，称朱棣已将他们的家眷杀害了。然而朱棣却令其家人为先锋，使将士军心大散，宋中力战仍被朱棣攻克城池。夺下怀来，附近的开平、龙门、上谷、云中守将均不战而降。
经过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之后，劲卒宿将已殆尽，致使满朝文武之中竟没有一人能为朱允炆领兵作战。朱允炆只好任命幸存的老将耿炳文为大将军，率军十三万伐燕王。建文元年八月，军队到了真定，在滹沱河被燕军打败，只好退保真定，坚守不出。朱允炆听到耿炳文兵败，又临阵易将，用李文忠之子李景隆替下了耿炳文。燕王得知朝廷易将，大喜，说道：“李景隆膏粱子弟，不习战阵，朝廷这是坑了自己啊。”
九月，李景隆至德州，收集耿炳文溃散士卒，并调各路军马共五十万，进抵河间驻扎。李景隆军中的一些措施布置被燕王侦知后，他笑着说：“兵法有五败，景隆都犯了。为将政令不修，上下异心，这是第一；北平早寒，南卒皆穿布衣，不能披冒霜雪，而且军无余粮，马无足草，这是第二；不量险易，深入趋利，这是第三；庸碌贪婪，气盛而刚愎，仁勇俱无，威令不行，三军易挠，这是第四；部曲喧哗，金鼓无节，喜欢阿谀奉承之辈，专任小人，这是第五。他五败全犯，还能胜我吗？”为了引诱李景隆深入，朱棣就叫姚广孝协助世子朱高炽防守北平。
大部分军队被带走援救永平，攻围永平的江阴侯吴高见燕王兵到，退保山海关，永平解围，燕王顺路兵趋大宁。宁王一直管辖着大宁，所属朵颜诸卫，多为蒙古骑兵，骁勇善战。朱棣起兵后，就想把它合并过来，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
而朱允炆下令削除宁府的三护卫以阻止宁王与朱棣合兵，这个情况被朱棣得知后，认为这是袭取大宁的好机会，遂由刘家口直奔大宁。十月，合并了大宁宁王部属及朵颜三卫的军队，收编宁王的精锐八万人，此时才班师回营。
李景隆听到朱棣去大宁，遂率兵进攻北平。燕王为了诱敌深入，故意撤走卢沟桥守兵。十月，李景隆驱兵直抵北平城下。朱高炽布置严密，守卫严紧牢固。李景隆军队虽多，面对坚城，却无可奈何。南军中唯有都督瞿能勇敢善战，他与两个儿子率领精骑千余，杀入张掖门，其势不可抵挡。但是因为援兵不到也只好勒兵等待。李景隆又怕瞿能得了头功，派人阻止，要他等大军全到，再一起攻城。因此使燕军得到喘息的机会，连夜提水泼到城墙上，天寒结冰，南军第二天无法攀城攻击。几次攻城失利的李景隆只好屯兵于城下，在郑坝村布置军队。
十一月，朱棣回师至北平郊外，进逼李景隆军营，城内燕军亦出击，内外夹攻，李景隆率败军连夜败逃。第二天，士兵听说主帅李景隆已逃，乃弃兵粮南奔。李景隆兵败的消息传到南京，朱允炆问黄子澄，黄子澄却隐瞒实情，谎称：交战屡胜，因天寒，暂回德州，等来春进发。黄子澄还派人告诉李景隆隐瞒战败情况，不要上奏。朱允炆被这些臣僚蒙蔽，加李景隆为太子太师，予以奖励。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李景隆会武定侯郭英及安陆侯吴杰等合军六十万，号称百万，进抵白沟河，都督平安率精兵万骑为前锋。燕军方面，朱棣令张玉领中军，朱能领左军，陈亨领右军，为先锋，丘福领步骑继之，马步十余万，双方在白沟河对阵。燕兵被前锋平安和都督瞿能父子率军击败，右军主将陈亨被平安所斩。但南军没有抓住大好形势，兵虽多于燕兵数倍，但将帅不专，政令不一，不能在有利时扩大战机；在遇到挫败时，又不能及时部署兵力阻遏燕军的攻势。所以在南军主将瞿能父子战死、平安所部被燕军朱能打败之后，便溃散得不成军队。燕兵又乘风纵火，烧其营垒，郭英、李景隆等溃逃。数十万将士被斩或溺死，尸横万里。李景隆只单骑逃往德州。五月，李景隆又自德州逃到济南，燕军追到济南，将李景隆的十余万部队击败。朱允炆到这时才觉察出李景隆的无能，便以盛庸代李景隆为大将军，擢升铁铉为兵部尚书，赞理大将军军事。
建文二年（1400年），朱允炆又命盛庸率军北伐，以副将军吴杰进兵定州，都督徐凯等屯沧州。十月，燕军破沧州，徐凯等人被俘。十二月，燕军进入山东，至临清、馆陶、大名、汶上、济宁。南军主将盛庸与铁铉于东昌誓师励众，检阅精锐，背城而战。这时，屡战轻敌的燕军在东昌大败，朱棣的亲信将领张玉死于战阵，自己也被围困，后来朱能率援军赶到才得以突围。建文三年（1401 年）二月，朱棣又率军出击，先后于滹沱河、夹河、真定等地败盛庸、吴杰、平安的军队，随后又攻下了顺德、广平、大名等地，占领了河北大部分郡县。建文四年正月，燕军进入山东。济南为铁铉驻守，城坚难破，燕军只好绕过济南，连破东河、汶上、邹县，直至沛县、徐州。四月，燕军到了宿州，平安率军跟踪至肥河，袭击燕军。总兵何福以十余里的列阵，沿河向东挺进，徐辉祖又率军前来支援，与燕军在齐眉山大战一番。结果燕军损失惨重，骁将王真、陈文、李斌以及都督韩贵都战死了。燕军士兵不习惯连绵的暑雨和泥泞的道路，并且又有疾病流行，处于极为不利的形势之中。当时两军对峙于肥河两岸，朱允炆错误地认为燕军就要北归，京城不可无良将，在双方决战的关键时刻，竟撤回了徐辉祖所统的军队，致使前线的军事力量大大削弱。燕军抓住战机，全力进攻何福军，破灵璧，南军大败。何福单骑逃走，平安及陈晖、马溥、徐真等37人都被抓获。
五月，燕军收降泗水。南军进抵淮河岸边，盛庸列阵南岸。燕王设计突袭南军，主将何福弃众先逃，南军弃甲而走，燕军遂顺利渡淮，直趋扬州。扬州不战而降，接着高邮也来降伏。燕军破仪真，京师人心被燕军往来于长江之上的船只所震慑，大臣多为自全之计，求出守城，城中空虚。六月，燕军誓师渡江，盛庸率兵列阵沿江二里抵御，但是面对数百燕军，盛庸士兵都不作抵抗，燕军又乘势夺取镇江。京中听说后，乱作一团。方孝孺献计，言城中尚有兵二十万，可据城死守，命城外百姓入城。在兵士的驱赶下，城外百姓不分昼夜，拆屋运木入城，劳苦饥渴，死了很多人，老百姓怨声载道。又令诸王分守城门，以割地为条件向燕王讲和。诸臣声称在外募兵，静观战局，无人肯募兵勤王。谷王穗与李景隆开金川门降于兵至城下的燕王。宫中火起，建文帝朱允炆下落不明。不久，朱棣在南京登基，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这就是明史上的“靖难之役”。
本来，朱允炆采取的削藩政策是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统治的，但他所重用的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人，是一群既不懂军事，也不会打仗的文弱书生。他们虽高喊“削藩”，但没有相应的军事部署来与之响应，当耿炳文受挫折时，却用了李景隆去统率大军，以致几十万军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被李景隆断送。而朱棣久经沙场，军事经验丰富，他所统率的军队愈战愈强，为以后的战争胜利打下了基础。
名家回眸
文学家李洁非先生曾说过：专制政体第一脆弱之处，是权力继承环节。此环节尤其在作为政权创立者的第一代君主死亡以后，与作为继承人的第二代君主确立之间，普遍演变为严重危机。
其实历朝历代建国初年的危机也并不是什么巧合，有各方面的原因。每个朝代都上演的这些争斗，看来很平常，可这就像每个朝代的“瓶颈”，经此一乱之后，天下太平无事，几乎都有盛世或国家最强盛的局面出现。这样看来，绝对是不寻常的事情。
明王朝也是如此，朱棣作为一代雄主，不仅有争夺皇位的能力，还有治理国家的雄心，在他的手里，大明朝终于呈现出开国以来的大气派，其“远迈汉唐”的气象使后人不断追忆，虽然它相比于汉唐天朝大国局面，是那么的内敛！
永乐大帝的丰功伟绩
后世史学家提起这位永乐皇帝朱棣，都是褒过于贬，虽然他也承袭了其父亲阴狠的一面。毕竟凡事还得用事实说话，说朱棣英明，首先得从他的治国政策谈起。在文治这一方面，他一生中有三件辉煌的大事可向后人炫耀：一是迁都北京，二是编《永乐大典》，三是遣郑和下西洋。
迁都北京
先谈迁都北京。这是朱棣当朝最大的政绩之一，其作用绝非三言两语可以道尽。其实早在太祖时，已有迁都的念头，他认为南京为六朝金粉之地，脂粉气太浓，而且都是短命王朝，再者北部边患严重。他考虑再三，最终没有实行。朱 棣继位，他着实不喜欢南京。皇袍加身后，他让太子朱留在南京监国，自己仍回到北京住下来。当时的情况是南京仍作为首都，而北京成为行都。六部等中央机构在北京也成立了一套，称为“行宫”。尽管这样，在第二年，朱棣就开始了北京的建都工作，现在的故宫和天坛在成祖时己初具规模，并最终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成功。
文学家熊召政分析过朱棣迁都的原因，认为他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就是西北虏患不绝，建都在北方，便于就近制御。当然，西安、开封都可选择，但朱棣在北京住了二十三年，对这里感情很深。第二，由于“靖难之役”，朱棣在南京杀人太多。建文帝的支持者多半是江南士族，朱棣对他们大开杀戒，因此结怨于江南。在江南他已经失去执政基础。因此从取得皇位的那一天起，他就有了迁都的打算。
可是迁都的过程并不顺利，这是劳民伤财的事情，毕竟国家刚刚安定。因此，这种想法一提出来，就遭到了很多大臣的反对，甚至在都城已迁往北京之后，反对之声仍不绝于耳，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永乐二十二年的一件事情。
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日的深夜，北京城突然风雨大作，惊雷阵阵，突然一声巨响，太监忙出去查看，原来北京新宫中的奉天、谨身、华盖三大殿遭雷击起火，化为灰烬。清晨，这件事情被报告给了朱棣。
朱棣当时心中一惊：难道是上天在警示什么？不可大意。正在朱棣心中犯嘀咕的时候，礼部主事肖仪的奏本就呈到了御前。这位六品官（相当于今天的司局级）认为：奉天殿遭雷击是因为迁都的缘故。把国都从南京迁来北京，不但诸事不便，就连大明的皇脉也撂在江南，这可是大不敬。
朱棣看过奏本之后，甚是恼怒，想你小小芝麻官竟敢如此讽刺我的壮举，这才是真正的大不敬，须杀之而后快，于是没有作任何审判，这无辜的肖仪就以“谤君之罪”而被处以极刑。确实，在古代，皇帝的决定是圣旨，是天命，岂容他人随便诽谤，何况朱棣喜欢北京的心是如此溢于言表。看来这肖仪有太多文人的耿直，好犯文人死谏的毛病，他搞起政治来，真是不太合格，以致脑袋搬家，怎么说都不值得。
不过事情还没完，肖仪的观点在官员中仍有不少市场。同情他的官员多半 是科道言官，这些官员很年轻，都是直言敢谏之人，且没有跟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因此也不了解这位主子的性格与手段。面对这些人，朱棣不好全部杀掉，于是心血来潮，想出一计，让这些科道言官与部院大臣一起到午门外跪下对辩。迁都究竟好不好，让双方各抒己见。
当时，正值春雨绵绵，午门外的广场上，言官与大臣分跪两边，争论得面红耳赤，即使天空中飘洒的细雨也难以给他们降温。一天无果，朱棣命令第二天继续进行。他就在城楼上不温不火地看着，像看一场拉场戏。
北京依然是都城。也算北京运气好，遇到忽必烈和朱棣这样“慧眼识才”的国君，力挺这个偏北的城市，终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当代呈现出令世界瞩目的帝京气象。也才有了现在这个“世界给我三十天，我还世界五千年”气势磅礴的奥运口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京已经以压倒性优势成为中国的形象代言人。
编《永乐大典》
朱棣的文治当然不仅包括迁都北京，在永乐元年（1402年），他雄心勃勃地召集三千文士修大典，意在将中国古代典籍尽量收集齐全，成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开天辟地之大部头。开始时由大才子解缙负责，一年后，典籍呈上，朱棣龙颜大悦，特赐名《文献大成》。不久，朱棣又认为其内容不够宏广，于是又命姚广孝、刘季箎与解缙等重新编辑，于永乐五年（1407年）十一月修成，改名《永乐大典》，全书共22937卷，11095册。
《永乐大典》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也是迄今为止世界所公认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的包装设计十分有特色。全书用上等宣纸印成，上面印有朱丝栏，每半页8行，大字占一行，小字钞成双行，每行28个字。端正的楷书呈墨黑色，而且有淡淡的芳香味道。里面的名物器什和山川地形，用白描手法绘就，精丽工致，形态逼真，栩栩如生，实属古代书籍插图中的佳品。所征引之书名、圈点以及版心均用红笔，十分显眼。每册书高营造尺1尺5寸6分，宽9寸3分。书面硬裱，用粗黄布连脑包过，朴实庄重。
《永乐大典》的内容，采用按韵和分类两相结合的所谓“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方法编纂。其韵目以《洪武正韵》为准，在每韵下分列单字，每单字音韵、训释和它的篆、楷、草各种书体详细的标注在每个单字下，然后再分类汇总和这一单字有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诗文、词典等各项记载。
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永乐大典》收藏在北京文渊阁。《永乐大典》初无副本，因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文渊阁附近的奉天、华盖、谨身三殿起火，《永乐大典》虽因抢救及时而没遭此大劫，但明世宗朱厚熜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决定重录一部。遂任命礼部侍郎高拱、左春坊左渝德兼侍读瞿景淳为总校官，负责组织重录工作，还召集了儒生程道南等109人，增设服务设施和人员，配备警卫人员，严格制定规章制度，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开始重录工作，至隆庆元年（1567年）完成。所录副本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并把副本收藏在皇史宬。
《永乐大典》所收典籍极为广泛，共8000多种，上自先秦，下至明初的经史子集、百家之言以及天文、地理、阴阳医术、僧道技艺等。同时还把这8000多种典籍分门别类全部抄录，不改一字，从而保存流传下来很多古代文献。
《永乐大典》修成后，终明一代为帝王御用之物。而到了清初，自全祖望就开始从《永乐大典》中辑佚。清高宗乾隆年间开始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385种典籍，共4946卷，其中有“二十四史”之一薜居正《旧五代史》、重要史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医学名着《苏沈良方》以及《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水经注》等名着。还选编有宋元诗人文集和宋夏竦《文庄集》36卷，刘放《彭城集》40卷，宋庠《宋元宪集》40卷，元人陆文圭《墙东类稿》20卷。后徐松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会要》500卷，《宋中兴礼书》、《续史兴礼书》150卷。今天人们编辑的宋、金、元诗词不少来自大典中。《永乐大典》所征书籍，均据文渊阁所藏宋、金、元精本摹写，完全可以同现存通行本校勘。清代就曾依照这个大典勘校群书。现在已从大典中辑出佚书590种，附录44种，其中120种无传本。
《永乐大典》正本到明末就没了下落，副本于康熙年间被发现，已经残缺。
到乾隆三十七年（1722年）缺1000多册，合2422卷。光绪元年（1875年）时已不到5000册，至二十年（1894年）竟不足400册。以后越来越少，经多方收集，现在于世界各地散藏的仍有800余卷。
《永乐大典》的价值，主要是内容丰富，收录了古代许多文化典籍，不光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资料，也保存了大量的文化古籍。再者，作为一部类书，它宏大的规模，丰富的内容，创新的体例等方面，都远远超越前代的类书。
郑和受命下西洋
第三件事情便是郑和下西洋了，这是朱棣朝以及中国辉煌的见证。
郑和，云南昆阳人，原本姓马，小字三宝。他出身于一个回族家庭，祖、父都曾到过麦加圣地朝圣，被尊称为“哈只”（意即巡礼人）。洪武十四年（1381年），傅友德领兵攻克云南时，郑和才20岁。他被俘后，几经周折，最后被送到燕王朱棣那里。“靖难之役”时，郑和也在军中服役，参与了战斗，屡建战功。
朱棣登基后，晋升郑和为内宫监太监。永乐二年（1404年）正月初一，朱棣亲题“郑”字，赐他为姓。他从此就改姓郑。郑和身材高大魁梧，博才善辩，机智敏捷，在内侍之中，论资才，论相貌，都没人能比得上他，因此深得成祖宠信。
永乐初年，国内外局势不稳定，朱棣以武力夺得帝位，建文帝的遗臣有的公开反抗，有的消极抵制。建文帝也不知所终，许多人都说他避难海外。同时东南沿海仍活跃着残存的反明势力，南洋各国对明朝也只是表面上顺从。胸怀雄图大略的明成祖非常仰慕唐朝定服四夷的盛况，希望能改变这种僵持的局面，以便在他在位之时看到天下太平、万国臣服的盛况。于是下令大力修造船舰，为大规模的出海作好准备，并积极遣使臣出使周边各国。
经过两年左右的周密准备，朱棣于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命郑和带领船队下西洋。郑和组织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其中有大船62艘，再加上一些中小船只共208艘。在他和王景弘等一同率领下，舰队绵延数里，浩浩荡荡，驶离苏州刘家港，驶向福建长乐县五虎门港。随队人员有官员使节、军事部卒、诸多的水手船工及各色技工，如火长（负责罗针）、碇手（司舵）、军匠、民匠，还有担任翻译的通事等人，以及医生、伙夫、书算，等等，共计27800多人。船可分成宝船、战座船、粮船、水船等几种。其中，宝船大的长44.4丈、宽18丈，中型的长37丈、宽15丈，专门运载货物；粮船长28丈，宽12丈，仅次于中号宝船；水船是用来积贮运载淡水的船只；战座船是以运载官兵为主的座船；护卫船队用以防止海盗袭击。船都起有名字，如“清和”、“惠康”、“长宁”、“安济”、“清远”等，并且船队都有系统的编号，便于统一指挥。船队满载粮食、淡水、盐、茶、酒等日用品，以及用于贸易的瓷器、丝绸、织锦、铜钱等物品，从闽江口五虎门出海，借助于海上信风，踏上了下西洋的征程。
船队首达占城（今越南中南部），郑和派人对其国王宣读诏敕，并赏赐给其王、妃、臣、僚物品，以后每到一地都照此行事。短暂停留之后，顺风行驶二十昼夜，抵达爪哇国（今印度尼西亚之爪哇岛）。时为永乐四年六月，赶上爪哇国内乱，东王孛令达哈被西王都马板打败后杀死，其国家也被西王消灭。郑和船队当时正在东王国土上进行贸易，西王杀死其部下170人。郑和闻讯，欲兴兵征讨。但事后不久，西王派使臣前来谢罪，成祖于是命令他贡奉六万黄金，以示补偿。这批赎金直到永乐六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途经此地时才被追回。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就遇挫折，但他查明了此事，知道是误杀后，就向朱棣禀明，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使事情得到了和平解决。
船队接着西行走了八昼夜，抵达旧洪（今印度尼西亚之巨港）。那里有很多华人，其中广东潮州人陈祖义为逃避罪责而在此定居，并成为当地的酋长。再行九昼夜，抵达苏门答剌。郑和及其船队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颁赐赏物之后，为那里的酋长宰奴里阿必丁正式举行了封王仪式，增进了其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后又到达南渤里（在今印尼苏门答腊岛上）。南渤里是个小国，只有近千户人家，是东西方海上交通的枢纽。
郑和船队接下来又横渡到锡兰山（今斯里兰卡），那里的人尊崇佛教。郑和的来访，有力地沟通了锡兰山与中国的关系。船队最后来到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古里是西洋诸国中较大的国家，为古印度半岛西岸一大商港，号称“西洋诸番大会”。郑和向国王宣读了明成祖所颁的敕书，并赐给他诰命银印，赠给他手下的大臣丰富的礼物，密切了与其君臣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把这里建成交通与贸易的中转站。郑和于此地建立碑亭以纪念这次来访。结束了对古里的访问后，郑和率船队返航，古里王遣使臣随船至中国，以示答谢。此后，每次下西洋的宝船，都把此地当成中转站。
返航途中，又经过旧港，郑和本打算招降陈祖义。岂料陈祖义却暗中策划率船偷袭郑和船队，幸好当地一个名叫施进卿的人事先告知了郑和。郑和将计就计，大败陈祖义，杀其部卒五千余人，并活捉陈祖义，烧其战船10余艘，缴获7艘，肃清了此地的海盗。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成祖下令在旧港设立宣慰使司，任施进卿为宣慰使，并赐印诰、冠服、文绮、纱缪。永乐五年九月初二，郑和船队顺利返回国内，受到了成祖极高嘉奖。
郑和回国后不久，就着手准备再次远航。永乐五年（1407年）冬天，海洋冬季信风刮起时，郑和、王景弘、王贵通等又率舰队出发了。他们这次出海的主要目的是送各国使者归国，顺便进行访问和贸易往来。
船队先到达占城，后又来到暹罗（今泰国）。那时暹罗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它屡次阻止苏门答剌、满剌加（今马来半岛马六甲）等国向明朝进贡。郑和奉命前去指责暹罗王的这一过失。暹罗王派使臣向明朝谢罪，并奉上许多贡品，这样一来，就确保了那一带的和平与稳定。
船队再次到达锡兰的时候，郑和对当地的佛寺进行了隆重的布施，包括金一千钱，银五千钱，各色纻丝五十匹，各色绢五十匹，织金纡丝宝幡四对，香油二千五百斤，还有香炉、花瓶、烛台、灯盏、香盒、蜡烛、檀香、金莲花等。种类繁多，数量惊人，都非常罕见。并且立碑勒文，以垂后世，在两国的关系史上写下了宝贵的一页。
船队归来时，郑和曾命令官兵去与满剌加接境的九州山采香，得到了六株直径八九尺、长八九丈的沉香树。永乐七年（1409年）夏，郑和船队又顺利归航。
永乐七年（1409年）九月，对船队稍事修整后，郑和又开始了第三次远航。
这次共带了大宝船40艘，官兵2700余人，王景弘、费信随行。他们从太仓刘家港出发，在福建长乐太平港停泊了近一个月。一直等到十二月信风大起，宝船才张帆出海。航行十昼夜后，到达占城。国王闻讯，亲自带领文武官员前去迎接。郑和向他宣读了成祖的诏谕，并赏赐给他大量的礼物。国王感恩不尽，献给明朝许多当地的特产作为贡品，包括象牙、犀牛角、伽蓝香等。
船队接着到达满刺加时，郑和正式加封当地酋长拜里迷苏剌为国王。满刺加原来受制于暹罗，永乐三年（1405年），满刺加就曾遣使朝贡，成祖诏封拜里迷苏刺为国王。然而，暹罗却以武力夺走其印诰。郑和严厉指责了暹罗的蛮横无理，以强凌弱，并使满剌加重获独立。满剌加在明朝的支持下赢得了独立，国王拜里迷苏刺感激明朝的恩德，允许郑和船队在这儿建造仓库储存货物，使这儿成为郑和下西洋的又一个中转站。而且，永乐九年（1411年）五月，国王拜里迷苏刺率妻子臣僚一共540余人，随同郑和回航的船队来中国朝贡，受到成祖的热烈欢迎。自此，一直到正德六年（1511年）葡萄牙人入侵以前，两国始终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关系。
郑和第三次来到锡兰时，与锡兰国王阿烈苦奈儿之间进行了激战。其实，郑和在第二次返航后不久，又扬帆出海，与解决锡兰国王的“负固不恭”紧密相关。
锡兰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是郑和下西洋的必经之路。但其国王“不辑睦邻国，屡邀劫其往来使臣”。郑和第一次出使锡兰时，就感觉国王崇祀外道，不敬佛法。第二次觉得他十分蛮横无理。此次抵达锡兰，郑和照例宣读诏书，并对阿烈苦奈儿进行赏赐，但阿烈苦奈儿却让其儿子纳颜向郑和勒索金银宝物。郑和没有答应，他们竟然发动军队，企图袭击宝船，抢夺财物。郑和沉着应对，派出三千奇兵，乘其王城防备空虚之机，攻进城内，活捉国王阿烈苦奈儿并其家属。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十六日，郑和凯旋，将阿烈苦奈儿及其家属交给朝廷处治。明成祖照旧以礼相待，命礼部立阿烈苦奈儿的亲属耶巴乃为锡兰国王，并遣送阿烈苦奈儿回国。
郑和下西洋前三次最远都只到达古里，基本上在东南亚及南亚一带活动。他们打通航道，谋划建立贸易中转站，解决当地的矛盾冲突，为以后的西航作了充分的准备。
第三次远航后，船队在国内休整了一年。永乐十年（1412年）十一月十五日，郑和奉成祖之命开始第四次远航。郑和为此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他亲往西安寻求通事，礼聘大清真寺的掌教哈三，随行的通事还有马欢、郭崇礼。军人有唐敬、林子宣、王衡、张通、刘海、胡复、陆通、马贵等。永乐十一年（1413年）冬，远航开始。这次所经的主要国家和地区有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剌、锡兰、柯枝（位于今印度柯钦）、古里、阿鲁、彭亨（今马来西亚东部）、急兰丹（位于今 马来半岛）、忽鲁谟斯（位于今伊朗波斯湾口阿巴斯港南的岛）、溜山（今马尔代夫群岛）、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麻林（位于今肯尼亚境内）等。
航行到苏门答剌时，苏门答剌国内正发生内乱。郑和原在这里设有“官厂”，贮存从各国交换的货物，以及船队所需的各种备用品，其内乱严重威胁到郑和“官厂”物资的安全。此前，苏门答剌国王宰奴里阿必丁被孤儿花面王侵略，中箭身亡，其子琐丹罕难阿必镇还很小，他的妻子发誓：若有人能为她报杀夫之仇，收复国土，她情愿下嫁并与之共同执政。一渔夫挺身而出，击溃了孤儿花面王。她履行诺言，嫁给渔夫，渔夫自称老王。可琐丹罕难阿必镇长大后，暗中与部下发动政变，杀害了渔夫，夺得王位。渔夫的亲生儿子苏干剌率领部下逃到山林之中，自立山寨，时常领兵侵扰琐丹罕难阿必镇。琐丹罕难阿必镇不得已向明朝求救。永乐十三年（1415年），郑和来到苏门答剌，率军擒获了苏干剌，平定了苏门答刺国的叛乱。苏门答剌是郑和船队访问亚非诸国的中心交通站，自此，琐丹罕难阿必镇更加优待郑和船队，并年年朝贡，解除了郑和的后顾之忧。
郑和于西航途中，不断派出分宗船队去附近采香，进行贸易往来。这次有几只船从溜山买到了许多龙涎香和椰子。大宗宝船，从苏门答剌驶向锡兰，又从锡兰转至古里，再由古里直达忽鲁谟斯。忽鲁谟斯原系东西方之间贸易往来的重要城市，在这里，宝石、金刚石、珍珠、琥珀、珊瑚、玉器以及各种毛织品，一应俱全。郑和船队一到此地，照例先宣读皇帝的诏书，然后进行赏赐，接下来再进行货物贸易。
这支船队从锡兰驶向溜山，横渡印度洋，到达非洲东海岸。依次访问了木骨都束、卜喇哇、麻林等国，均受到热烈欢迎。麻林国遣使随船队向明朝纳贡，并贡麒麟、天马、神鹿等。在中国古代，麒麟是吉祥的象征，传说只在盛世出现。
麻林国进贡麒麟，轰动了京城。永乐十三年（1415年）七月，郑和船队满载珍珠宝石，并狮子、麒麟，及各国使臣回到国内。明成祖认为麻林国专门贡上麒麟，预示着明朝的鼎盛，于是兴奋异常，满朝文武也喜出望外。
郑和又一次成功回国后，永乐十四年（1416年）春，明朝于南京仪门外狮子山下，建了一座流光溢彩的天妃宫，以崇祀天妃，企求海道平安，增进我国与海外各国的友好往来。天妃，在中国古代是海神的象征。郑和每次出海都会祈祷，以求天妃的庇佑，每次胜利回国后，也都会去回谢天妃的恩泽。其实，郑和第一次凯旋后，就在南京建造了一座龙江天妃庙。此后，又分别于太仓、长乐、湄州等地建立类似的寺庙。此次建造的天妃宫中有《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明成祖亲自为之撰写了碑文。
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二月，成祖又命郑和护送十九国使臣归国。永乐十五年（1417年）冬，郑和的船队经过了一年的休整后，又开始了第五次远航。
这次船队从占城出发，一直来到柯枝，沿途向各国宣谕诏令，赏赐物品，送还使臣，并且进行贸易往来。柯枝在古代印度半岛上是重要的商业港口。郑和这次到达该地后，正式加封了柯枝国王，把柯枝国中的山封为镇国之山，并且建造石碑作为纪念。明成祖亲自撰写了碑文，并在其中表达了他的恩及四方的抱负。
由于第四次远航时麻林贡麒麟，轰动了明朝统治阶层。这次郑和出访，西南远国都选取了珍禽异兽加以进献。忽鲁谟斯赠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进贡麒麟和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送花福禄和狮子；卜剌哇（今非洲东海岸索马里之布腊瓦）送千里骆驼和鸵鸟；爪哇、古里贡麇里羔兽等。这就构成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诸国贡品的一大特征。因此，郑和率船队回国之后，又在朝廷上下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这次，同样有国家派使臣随船队前来访问，随行的还有王子或其他国王宗室。在郑和这次出访期间，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东国酋长巴都葛叭答剌、故苏禄峒酋长之妻叭都葛巴刺卜、苏禄西国酋长麻哈剌吒葛刺马丁，各人带着亲人及随从，组成多达340余人的使团，带着金镂表、珍珠、宝石、玳瑁等物来朝进贡。明朝非常欢迎他们，分别加封他们为苏禄国东王、峒王、西王，并御赐袭衣、冠服、鞍马、印章、仪仗。随从头目三百余人，人人有赏。并大设宴席，悉心照顾。访问了近一个月，明朝送他们走时还重重赏赐了一番。九月十三日，他们路过德州时，苏禄东王巴都葛叭答刺突然因病去世，成祖听说后，十分悲痛，命按照王礼祭葬，并派礼部郎中陈士启做主祭。成祖亲自写祭文，伤痛之余，对其大加赞赏。苏禄王访问中国是对郑和出访苏禄的回访，反映了成祖一直要加强与外界交流的心愿，这是中菲友好关系史上极珍贵的一页。
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三十日，郑和送十六国使臣回国，距上次远航已有一年多时间，郑和原本要再休整一段时间，但因为东北季风很快要过去，只好匆匆忙忙率舰队再次出航，此为第六次远航。此次随从人员有郭崇礼、马欢等，还有孔和卜花、洪保、唐观保、杨庆、杨敏、李恺等。十六国使臣为：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今阿曼的佐法尔）、剌撒、卜剌哇、木骨都束、古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喃渤利、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甘巴里（今印度西部坎贝一带）等，他们都得到了大量赏赐。
郑和这次出航，派出一个分宗船队前往阿丹国（今也门共和国之亚丁），大小官员随阿丹国王到海滨迎接。阿丹是古代西亚着名的国际商业港口，这儿资源丰富，交通方便。阿丹国王赞成郑和船队与当地居民之间的贸易关系，船队于是在这儿买到了二钱重的大块猫眼石、高达二尺的珊瑚树、五柜珊瑚枝，以及各色雅姑、白鸠、珍宝、蔷薇露、金珀、狮子、麒麟、花福鹿、鸵鸡、金钱豹等宝物和珍禽异兽。
郑和则在带领大宗船队到达了祖法儿国之后，开始宣读诏书，颁赐赏物，并开始同祖法儿国的居民进行商业交往。郑和并不极力去搜寻宝物，而是把重点放在用瓷器等中国产品换取没药、乳香、芦荟、血竭之类药物和香料。
当得知郑和船队到达的消息后，孟加拉国王热烈地欢迎郑和船队，派一千骑兵去迎接招待他们。王宫内左右摆设长廊，用黄铜装饰屋柱。宫内还设有千余人左右的马队，国王坐在宝座上，两个手持银杖的人引郑和一行人进来，走到中间，再换两个手持金杖的人引路，国王跪下叩头迎取诏书。后来还宴请郑和，并赠郑和等使者金盔、金瓶、金系腰、金盆，副使则赠银制品，所有的人都有赠品。这个场面新奇而盛大，可见当时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仰慕之情。
永乐二十年（1422年）八月十八日，郑和船队回到国内，随船来访的有阿丹、苏门答剌和暹罗等国的使者。
郑和前三次航行打通了往南亚次大陆的路线，并设立了中间贸易联络处，所以后三次出航就主要联系阿拉伯沿海及非洲东海岸，每次的任务都完成得很出色，密切了中国与阿拉伯及非洲东海岸国家的关系。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段辉煌时期。
郑和第六次回国后，一直休养调整，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十六日，再次遵旨出使旧港。因为当时施进卿已死，郑和之出使是为了解决旧港宣慰使的继承，即命施进卿之女施二姐承袭，继续巩固与旧港的友好关系。
五次北征
元末明初，明军将蒙古统治者逐出中原。北元北迁之后，几经变迁，到永乐初年，蒙古已经分裂为鞑靼和瓦剌两大部分，双方鏖战不休。永乐年间，明朝与瓦剌经过互相遣使通好之后，于永乐七年正式册封瓦剌诸头目。而在此之前，鞑靼发生内乱，大汗鬼力赤死亡，本雅失里继任大汗。本雅失里即位之后，杀了明成祖派遣的使者，而且在明朝边境剽掠。明成祖遂派淇国公丘福为镇虏大将军总兵官，率师十万，北征鞑靼。丘福率师深入蒙古腹地，在胪朐河（即克鲁伦河）陷入蒙军的包围之中，全军覆没。明成祖大怒，决定于永乐八年亲自率军北征鞑靼。
明成祖朱棣分别在永乐八年、永乐十二年、永乐二十年、永乐二十一年、永乐二十二年进行了五次北征。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明成祖的北征之路吧。
蒙古高原，东面有大兴安岭山脉，西面有帕米尔高原派生的山脉，中间分布着河川、湖泊、沙漠、草原、森林、丘陵等。蒙古高原气候干燥，年降雨量稀少，与农业地带相比，是缺水的地区。昼夜温差较大，冬寒夏热，冬夏气候差异也很大，五六月间为风季，常形成夹带沙尘的风暴。鞑靼的根据地在斡难河（即鄂嫩河）、胪朐河一带。每年的春夏之交，这里水草茂盛，是游牧的好地方。这一带也是明成祖首次北征的主战场。
永乐八年（1410年）正月十五，明成祖向天地、宗庙、社稷祭告亲征鞑靼之事。二月，亲率大军由北京启程。明成祖率领的明军号称五十万，其中包括过去在战争中归降的蒙古军，还有女真军，及向朝鲜征调的军马。明军没有隐瞒征伐鞑靼的企图，于三月九日在鸣銮戍举行了大阅兵，阵容东西绵亘数十里，并请来朝贡的瓦剌使者观看。进军的速度也不算快，经常是上午行军，中午之后休息，甚至还会在途中休整一至数天。后勤的补给方式是，动用武刚车三万辆，运粮约二十五万石，随军而行。每十日路程，则建筑一个城寨。城寨通常都有水源，当前进的明军缺水时，可以派人回到后面的城寨取水。同时，明军在每一个城寨里面贮存了粮草，并留置一部分军队守卫。
五月一日，明军到达胪朐河（明成祖改其名为“饮马河”）。至此，他们已经深入蒙古腹地，却仍未与蒙军相遇。五月五日，明军首次捕获蒙军间谍。五月八日，明军前进至环翠阜。据一位名叫款台的明军指挥捕获的蒙古人供称，鞑靼发生内讧，大汗本雅失里率一部分人马向西欲投奔瓦剌，现在已经到达了兀古儿扎河（即克鲁伦河北），而太师阿鲁台则率另一部分人马东奔。就在五月八日这一天，明军筑起一座“杀胡城”，作为驻屯基地。针对鞑靼已经分散为两部分的事实，明成祖亦改变了以往集中兵力的布置，而采取分兵应付的措施。明成祖将明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驻扎在“杀胡城”，以监视东奔的阿鲁台部；另一部分则在明成祖的亲自带领下，携带二十日粮，追击本雅失里。
当明成祖率军到达兀古儿扎河时，发现本雅失里已经离开该地。明军连夜追击。五月十三日，明军到达了斡难河畔，终于追上了本雅失里，双方爆发了一场激战。明成祖亲自登山指挥明军布阵，明军先锋发起进攻，迅速击败了蒙军，俘虏了一批男女、牲畜、辎重等。本雅失里战败之后，率领七骑渡河逃跑，明成祖命令游击将军刘江、骠骑将军梁福追击。刘江、梁福最后却空手而还。明成祖班师回到“饮马河”，与驻扎在“杀胡城”的明军会合之后，得到谍报，得知鞑靼知院失乃干率领一部分溃散的蒙军在广武镇一带，欲向明军投降。明成祖令明军指挥廓廓帖木儿前往招抚，同时，再次作出分兵的决定，令清远侯王友、广恩伯刘才率领一部分明军回师开平，防备失乃干。如果失乃干拒绝投降，则对其予以攻击。明成祖率领另一部分明军则沿“饮马河”东进，搜索鞑靼太师阿鲁台部。
六月初九，东进的明军搜索到静虏镇（兀儿古纳河一带）时，明军出动数百名骑兵上前挑战蒙军，阿鲁台亲自带领数千骑兵冲向明成祖御营，结果遭到了明军都督兼骁骑将军谭广率领的神机营的射击。
据史载，神机营为了能够保证长时间持续的射击，通常分为三排，前一排首先由处于队列第一、三、五、七、九、十一等位置的士兵射击，再由处于队列第二、四、六、八、十等位置的士兵射击。前一排的士兵在每一次射击之后，马上将神机铳递回中间一排的士兵，同时从中间一排的士兵手中接过装好弹药的神机铳。中间一排的士兵一方面负责从前排士兵的手中接过射击之后的神机铳，并向后传递给第三排的士兵装上弹药；另一方面负责从第三排士兵的手中接过已经装好弹药的神机铳，并向前传递给前一排的士兵。
当神机营用神机铳重创了蒙军之后，明成祖亲率千余精锐骑兵冲锋，利箭如雨般射向蒙军。阿鲁台在败退时，惊惶失措，曾一度堕马。
至此，明成祖第一次北征的大型战役已经基本结束。
明成祖首次北征，在侦察方面是比较成功的。但在后来对鞑靼的三次北征中，均弄不清楚对面蒙军的位置。这表明，鞑靼方面已经吸取了教训，采取了有效的反侦察措施。另外，明成祖首次北征，神机营在作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并对明成祖后来的四次北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在后来永乐二十年的北征中，明军屯营时，大营居中央，大营之外分驻五军，步兵在内，骑兵在外，而神机营又在骑兵之外。这意味着一旦与敌人交锋，神机营必将首当其冲。
明成祖首次北征历时三个多月，纵横二三千公里，虽然未能歼灭鞑靼部，却扫荡了鞑靼的根据地斡难河、胪朐河一带，促成了鞑靼内讧，致使鞑靼大汗本雅失里在逃亡途中被瓦剌杀死、鞑靼太师阿鲁台称臣朝贡。永乐八年之后，鞑靼大汗本雅失里已死，瓦剌的头目马哈木、太平、秃孛罗和鞑靼的头目阿鲁台已经先后向明成祖称臣朝贡。这一刻的明成祖，已经成为了蒙古诸部的最高统治者。
本雅失里死后，阿鲁台多次请求明成祖出兵攻打瓦剌，为本雅失里报仇。阿鲁台还率余部奔至长城附近。而瓦剌部不断要挟明朝给他封赏，并妄想占领明朝的宁夏、甘肃等地区，屯兵边境，向漠南进逼。为了满足鞑靼的请求，更为了明朝边境的安宁，朱棣决定亲征瓦剌部。
永乐十二年（1414年）三月，朱棣率三十万大军由京师出发，并让皇太孙随行。四月，在兴和（今河北张北）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六月初，前锋在三峡口（今内蒙古多伦西北），击败了瓦剌部的散兵游勇。朱棣乘势向西北方向进攻。
在忽兰忽失温（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遭到了瓦剌军的依山抵抗。朱棣以精骑引诱瓦剌军离开山势出战，另外部署神机炮及时炮击，自己亲率铁骑冲入敌阵，杀敌无数，瓦剌军大败。朱棣乘胜追击，并兵分三路夹击瓦剌军的反扑势力，瓦剌军败逃。瓦剌部受此重创，此后多年不敢犯边。
第二年，瓦剌也向明朝贡马谢罪。
经过数年的恢复，鞑靼的势力重新强盛起来。阿鲁台重新反叛明朝，轻慢侮辱明朝使节，并时常对边境进行骚扰。朱棣曾写信进行告诫，但阿鲁台依然我行 我素。永乐十九年（1421年）十月，阿鲁台竟大举围攻明朝北方重镇兴和，杀死了指挥使王祥。为了打击鞑靼的嚣张气焰，朱棣决定第三次北征。
永乐二十年（1422年）二月，朱棣率军出征。三月，军队出了北京，主力仍沿原路北上。当大军到达宣府（今河北宣化）东南的鸡鸣山时，阿鲁台听说朱棣御驾亲征，便乘夜从兴和逃跑，避而不战。诸将请求追击，朱棣没有采纳。五月，大军过偏岭，举行了阅兵式。朱棣亲自作了平虏歌曲，让将士传唱，鼓舞士气。七月，大军到达煞胡原，俘虏了阿鲁台的部属。得知阿鲁台本人已经仓皇北逃，朱棣怕重蹈丘福孤军深入的覆辙，下令停止追击。
回师途中，朱棣认为兀良哈部是阿鲁台的羽翼，便选派步兵和骑兵两万余人，五路并进攻打兀良哈。兀良哈听说明军前来，仓皇西逃。朱棣指挥军队夹击围歼，大败兀良哈部。九月初，得胜回京。
永乐二十一年和二十二年，朱棣又两次亲征蒙古。至此，五次北征暂时告一段落。
明朝建立以后，退居漠北的元朝残余势力北元，在政治上、军事上仍有一定的实力，不断南下袭扰明朝的北部边疆。洪武年间，因为将主要精力用于恢复社会经济和生产，同时也因为元末战争刚刚结束，百姓贫困，人力物力缺乏，一时无法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不能长驱进入漠北作战，所以基本上采取了政治上以招抚为主，军事上以防范为主的政策。永乐年间，仍然沿用这一政策。到了永乐中叶，朱棣才在政治上利用蒙古各部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军事上则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在此后长达十五年的六次作战中，除了第一次丘福轻敌冒进全军覆没外，以及最后两次因为鞑靼避而不战未有斩获外，其余三次都取得了胜利。
作为一个马上皇帝，朱棣对于战争似乎情有独钟。在中国历史上，帝王亲征的并不少见。但没有哪个帝王能像明成祖那样，接二连三地大规模亲征。尤其是后三次，几乎是马不停蹄地连续亲征。我们只能这样认为：朱棣对于这种征服的快感，是有着很深刻的体验的。从起兵靖难到五次北征，这种金戈铁马的经历，已经成了他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拼杀的生活是那样的有声有色，远比枯燥的宫廷生活更加充实，更加刺激。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榆木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北方小城，注定要将自己的名字与一代枭雄朱棣联系在一起。朱棣在这里召见了英国公张辅，留下了极其简短的遗诏：“传位皇太子，丧服礼仪，一遵太祖遗制。”
就这样，朱棣在征战的路上结束了自己年仅六十五岁的生命。
出兵安南
安南，就是现在的越南，在中国古代也称交州、交址、交趾等。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登上皇位后不久，安南国王胡一元派遣使者前来，请求明朝皇帝册封他继承安南原先的陈氏王朝，为新的国王。明成祖于是派遣使臣去安南考察实际情况，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便册封了。但朱棣不知道的是，他派去的使臣收受了安南国王的贿赂，这才与安南国内的老臣一起为国王请命。不过，朱棣确实对胡姓国王的惟命是从很为满意。于是，第二年，新的安南国王便开始入贡了。
在此之前，安南已经趁元末动乱的时候，侵占了中国广西边境上的小城思明和其他一些地方。明成祖下令要他归还，胡一元虽当场满口答应，但是实际上非但没有归还土地，反而变本加厉。明成祖派遣官员前去质问，却从带回的安南人裴伯耆那里知道了一个秘密。裴伯耆告诉朱棣：公元1371年，安南国王陈日坚就被伯父陈叔明逼死，因惧怕明朝反对，陈叔明未敢篡位，于是立他的弟弟陈煓为国王，后来陈煓在入侵占城时战死，弟弟陈炜继位。此时陈朝政权已逐渐落入丞相黎季犁的控制之中，不久他杀掉陈炜，改立陈日焜为王。公元1399年，黎季犁又把陈日焜杀掉，改立其子陈颙，没多久，再杀陈颙。次年，黎季犁干脆灭掉陈朝，大杀陈氏宗族，并自立为帝，定国号为大虞，改元圣元，自己也改姓胡，名一元，与其子胡汉苍共理朝政。
而裴伯耆本人也是命运多舛：在胡一元篡位时，他的父母、家人同时遇害。
当时他正在东海领兵作战，得知变故，只好逃入深山避祸，后乔装为商人，辗转才来到明朝。裴伯耆的话虽然很感人，但是，朱棣并没有马上出兵安南，原因有二：
一是不能单凭裴伯耆的一面之词就贸然出兵；二是明成祖正准备北伐，无意在南方进行战争。因此明成祖只是赐给裴伯耆衣食，对帮他出兵复国一事却只字不提。
时隔不久，老挝又送来了一个名叫陈天平的年轻人。他对朱棣说，自己是前安南国王陈日焜之孙，当初在家国剧变时并未被杀，此后他曾一度招兵买马打算复仇，但很快被胡一元打败，随从四散。陈天平藏匿在一处谷中，才幸免于难。
后来转投老挝，但老挝亦无力助其复国，于是辗转来到到明朝。明成祖这才明白，原来在安南真的发生了一场政变，陈氏王朝被推翻，原来的国相黎季犁罢黜了安南原来的皇帝，立他的儿子为安南皇帝——这就是那个遣使祈求明成祖封王的人。
了解了事情的整个真相，朱棣对自己说：“一定要帮助陈天平复国。”这种微妙的心理，可能连他自己都未必能有很好的把握。安南是自己的属国，理应在自己的全权掌握之中。可是现任的安南国王阴谋篡位在先，欺骗自己在后，实在是罪大恶极。朱棣又心虚地想：自己的皇位，是通过靖难之役从侄子手中抢来的。如今自己的先例竟然被安南国王活学活用了，尽管也取得了成功，但是这种事情除了自己之外，本来就不应该有第二个例外。如果今天你来篡位，明天我来造反，那岂不天下大乱，自己作为皇帝的威信何在？
朱棣于是决定帮助陈天平恢复安南原先的陈氏王朝。他派遣使者去安南斥责胡汉苍，并告慰安南百姓说：你们毕竟都是我的臣民，除了黎季犁父子判处死刑外，其他人一律既往不咎。圣旨到的当天，胡汉苍就同意恭迎陈天平回安南，恢复安南的陈氏王朝，并答应将归还侵占的中国土地。朱棣对于这种不动干戈就可以化解纠纷的局面，感到很高兴，也很自豪。
公元1406年，明成祖派遣广西左右副将军黄中、吕毅带兵五千人送陈天平回国，但是在半路上遭到胡汉苍的伏击，陈天平被杀。明成祖大怒，随即派朱能、沐晟、张辅率领21.5万军队进攻安南。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0月2日，远征军统帅朱能突然病逝于龙州。三十七岁的朱能，正值年富力强，明成祖倚之甚重，不想此次竟“出师未捷身先死”。朱能御众有恩，他死后，军中一片哀哭。然而，远征军前锋已经出发，箭在弦上，容不得任何拖延。关键时刻，年仅三十一岁的右将军张辅临危受命，主动承担起指挥全军的重任。他一面飞章奏报明成祖，一面率军南进。六天后，远征军主力由广西凭祥经坡垒关，进入安南境内。
张辅，字文弼，是“靖难”名将张玉的长子。明成祖起兵时，他跟随父亲作战，所向无敌，很快升为指挥同知。张玉在东昌战死后，张辅世袭了父亲的爵位，随明成祖战夹河、藁城、彰德、灵璧，频频立功，受封为信安伯，食禄千石。永乐三年（1405年）晋封为新城侯，加禄三百石。
张辅进入安南境内后，命人先将胡一元父子的二十条罪状写成榜文，刻于木牌上，顺流放下。安南军民见到榜文后，不愿为胡氏父子卖命，人心离散。明军的具体作战计划是兵分两路，京畿兵及荆、湖、闽、浙、广西兵为一路，由张辅率领，出广西凭祥；另一路由蜀兵及建昌、云南、贵州兵组成，在沐晟率领下出云南蒙自。两路明军约期而发，斩关而进，勇往直前，在芹站附近大败安南伏兵，进占新福，于白鹤江胜利会师。胡氏父子料不到明军进展竟如此神速，大惊之下，倾全国之兵号称二百余万，依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四个天险，伐木筑寨，绵延九百余里，又沿江置木桩；并征发国内所有船只，排列在桩内，所有江口均置横木，以严防明军攻击。张辅大军进入富良江，先命指挥使朱荣进攻嘉林江口，再进至多邦隘；沐晟军也沿洮江北岸鼓行而进，与张辅呈南北夹击之势，互为声援。胡氏父子则在地形险要的多邦城厚集兵力，企图据险顽抗。
不料，明军趁夜攻城，都督佥事黄中率敢死队数千人，越过重濠，沿着城墙爬上去，指挥蔡福等人奋勇先登，大军万炬齐明，随后跟进。安南兵惊慌失措之下，连自己手里的弓箭都忘了用，纷纷逃走。明军攻入城中后，安南兵索性驱赶大象出战。幸亏张辅对安南兵的象阵早有防备，“以画狮蒙马冲之，翼以神机火器。象皆反走，贼大溃，斩其帅二人”。明军追至伞圆山，将沿江的木栅栏全部烧毁，终于攻克了坚固的多邦城。12月，明军乘胜前进，发起冬季攻势，又攻克安南东西二都。安南军民彻底崩溃了，各州县纷纷给明军捐款。张辅按明成祖的命令，安抚降兵，抚慰民众，另外派遣将领李彬、陈旭负责攻城略地，一时归降者无数。胡一元父子进退两难，只得焚毁宫室，亡命天涯，继续与明军为敌。
永乐五年（1407年），明军水陆并进，追歼剩余的敌人。清远伯王友等率军渡过自注江，攻破筹江、困枚、万劫、普赖等地，斩杀三万七千余人。安南将领胡杜聚集水师扼守天险盘滩江，张辅大胆起用降将陈封出战，大败胡杜，将安南的战船全数抢夺过来，解放了东潮、谅江等地。其后，明军主力追击至木丸江边，胡一元之子胡澄指挥三百艘战船来挑战，明军予以迎头痛击。安南兵被烧死和淹死的不计其数，连江水都被鲜血染红了。同年五月，明军追击至日南州奇罗海口，安南军队残部全军覆没，胡氏父子逃遁。明军在当地百姓协助下，擒获胡一元及其子胡澄，随后又擒获了胡汉苍和伪太子胡芮，全部押送京师。至此，安南全境解放。
但是，明成祖朱棣并没有在平定安南的喜悦中沉浸太久，因为一个难题很快摆在了他的面前：由于陈天平已经被杀，安南陈氏王朝已经没有了后继者，这样安南的继位问题就变得非常棘手了。也就是说安南战争顺利结束之后，安南由谁来执政实在是不好解决。没有陈氏王朝的后继者，就无法恢复安南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地位。按照当代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看法，这时，明成祖作出了一个“灾难性”的决定。他在安南设立了交趾布政司，也就是说，将安南并入了中国的版图，使之成为了中国的一个行政省。从今以后，明成祖和他的继任者将要面对的是一个越陷越深、难以自拔的泥潭，无论是在帝国的声誉上，还是在帝国的财政上。
1408年安南发生了叛乱，但是很快就被镇压了。1417年，因为太监马祺事件，又引起了更大的叛乱，局势严重恶化。叛乱首领黎利受到了安南人民的拥护，与明朝的军队展开了游击战，最终打败了明军。1428年，安南独立。当时，明朝宣宗皇帝朱瞻基决定，结束对安南为期二十年名义上的统治以及无底洞般的财力军事投入，从安南撤军。事实上，在他的撤兵诏令发出以前，驻安南的明军总司令征夷将军王通已经在1427年一场巨大的败仗之后与黎利停战，并放弃了安南，承认了黎利的胜利。回京后，他和其他将领都被皇帝关进了大牢，并判处了死刑，罪名是自作主张。
明朝耗时三十年，以极大代价进行的这场战争，光是调运粮食、保证当地人民生活一项，花费就超过了当时南北两京的需要。因此明宣宗最后撤兵罢战，尚不失为明智之举。
自从明朝在安南建立统治之后，安南人的叛乱就不断发生。这是因为，安南人只是希望自己的宗主国——明朝能够帮助他们推翻弑君篡朝的黎氏父子，似乎是暂时利用一下而已。但是，当明军胜利后，并没有恢复安南的陈氏王朝，而是自己接管了安南的统治权。此后，明朝政府就被看成是外来的侵略者了。明成祖建立起来的统治，也就没有了本应获得的正统地位。事实上，安南人民一定没 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大明王朝在安南确立自己的统治，并不是主动进行的，而是因为陈氏王朝惟一的法定继承人已经死于非命，这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只能类似于代管。何况，在利益上他们还获得了那么多实惠。
应该说，明成祖出兵的意图，至少从史书上来看是为了履行泱泱大国的义务，维护了属国国内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但是就战胜后的行为来看，却更像是在推行一种扩张的战略，违背了他的父亲朱元璋“怀柔远人”的政策，也违背了不伐安南的祖训。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都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对外武力扩张。
不过，朱棣也的确忽视了这样一个真理：任何不顾规律、不顺民意的做法，最后都会被人民亲手推翻。这一道理，古今皆同。
名家回眸
关于朱棣这位皇帝，张廷玉在《明史》中曾大加赞扬：“文皇少长习兵，据幽燕形胜之地，乘建文孱弱，长驱内向，奄有四海。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张廷玉的这段话将朱棣的文治武功描写得详之又详，可谓淋漓尽致。永乐皇帝朱棣是北京紫禁城里的第一个皇帝，也是明代一位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22年，在明代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颇多作为，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为防止类似“靖难”事件再度发生，他解除了藩王兵权，甚至杀害了好几位藩王。巩固中央集权，重用宦官，设置东厂，加强了中央的情报控制，但也造成了宦官干政的先例。多次派兵打击蒙古贵族的势力，巩固北部边疆。曾派郑和出使南洋等地，远到东非，使中国与亚非各国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得到促进，来到明朝并进贡的国家多达30多个。曾命解缙学士等编纂《永乐大典》，以保存大量古代文化典籍。
扰乱朝政的大毒瘤
太监成了名副其实的特务头子
北京的东厂胡同，今天已是一个人烟辐辏而又恬静安详的去处。披着温煦的阳光，人们很早就沿着一条条狭街曲巷进进出出：这里有欢跳着奔赴学校的儿童；有推着四轮车吆喝着卖菜的小伙子；有跨出房门，疾徐有致地遛弯儿的老伯伯；也有坐在台阶上，安闲地晒太阳、抽旱烟的老奶奶……“您早”，“走好”
大家互相亲切地打着招呼，人人都面带着笑容，充满了温馨。
可是，说来也许难以置信，几百年前，这里，正是这里，却是一个满布着腥风血雨、特务横行、缇骑塞路的暗无天日的所在。
明朝永乐皇帝登极的第四年，就下令筹建北京宫殿，并重新改造北京城。永乐十八年（1420年）工程全部告竣，北京正式成为明帝国的首都。同一年，在这里建立了“专门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的东厂——这是在锦衣卫镇抚司之外，专门设置的一个特务机关，厂、卫均由太监直接控制。就是说，太监成了名副其实的特务头子。
尔后，四百多年间，厂、卫、阉三位一体，祸国殃民，人们称之为“明朝三大害”，不知有多少人丧命其间，有多少人在这里惨遭酷刑，被剥皮、剜眼、油炸、寸磔。可以说，这里的每一个院落都留存着种种惨绝人寰的记忆，每一堵墙上都淋漓着斑斑的血迹，回荡着哀鸣惨叫的声波。主其事者，都是那些“不能人事”的擅权太监，在当时，下属称之为“厂公”。
《明史·刑法志三》记载，一天，四个朋友聚集在一个十分隐秘的去处吃酒闲谈，一人喝得有些过量，破口大骂权倾朝野的大宦官魏忠贤，其他三人吓得吐着舌头，不敢出声。这边的人喷着酒气还没骂完，那面已经闯进来几个特务，立 刻把四个人抓走。带到东厂后，那个痛骂魏阉的人被活活剐死，而另外三人由于没有跟着骂街，受到了奖励。可是，他们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呆若木鸡。
还有一部名叫《幸存录》的明人笔记，亦有类似的记载：
忠贤凶恶异常，国史当备载之。余见一术士徐姓者，言游都下，五人共饮于逆旅，忽一人倡言忠贤之恶，不久当败。余四人或默或骇，讽以慎言。此人大言：
“忠贤虽横，必不能将我剥皮，我何畏？”至夜半熟睡，忽有人排门入，以火照其面，即擒去。旋拘四人，并入内地，见所擒之人，手足成钉门板上。忠贤语四人曰：“此人谓不能剥其皮，今姑试之。”即命取沥青浇其遍体，用椎敲之，未几，举体皆脱，其皮壳俨若一人。四人骇欲死，忠贤每人赏五金压惊，纵之出。
宦官干政，始于秦末赵高，人们所熟知的“指鹿为马”的故事，就发生在赵高身上。
秦始皇死后，宦官赵高与大臣李斯合谋，逼太子扶苏自杀，立胡亥为秦二世。自此，事无大小，都取决于赵高，赵高遂萌篡位之心。恐怕群臣不听命，便先行实验一番。他把一头鹿牵到二世面前，说：献给圣上一匹好马。二世笑曰：
丞相，你弄错了，怎么把鹿称为马呢？再问左右大臣，有的沉默不言，有的跟着说是马，以阿顺赵高，也有的直言确实是鹿，赵高暗中对直言者加以严厉的惩治。从此，群臣尽皆畏服。
但这不过是一个典型事例，宦官作为一个群体，真正成了“大气候”，还是在以后，东汉与晚唐始臻其盛，至明而集其大成。明代宦官擅政，特别是到了魏忠贤当权，可谓登峰造极，故而有“最大的太监帝国”之称。前代的宦官专权祸国，只限在宫廷之内，到了明代，宦官的威权已经无远弗届，由帝座宫门延伸到整个社会。他们威福自恣，无恶不作，笞辱朝臣，草菅人命，生灵涂炭，至于万劫不复之境。
当然，在明朝，这种阉宦政治的形成与发展，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立国伊始，太监并没有什么实权，发展到后来集军事、政治、人事、财经、外交权力于一体，大体上经历了上百年的时间。这期间，出了几个大阉——英宗时的王振，宪宗时的汪直，武宗时的刘瑾，熹宗时的魏忠贤。他们权势最大，威焰最烈，为害最深。
魏忠贤出身民家，目不识丁，却颇有胆略，又残忍无情，喜欢奉承，自以为是。年轻时与人赌博，输钱跑掉了，后来被人捉拿住，当时大受窘迫，一气之下，自行阉割。随后就投奔到掌管东厂的太监手下，通过阿谀取容、小心服侍，讨得了熹宗皇帝的欢心。又跟皇帝的奶妈客氏勾搭在一起，从而青云直上，气焰熏天，有人甚至称他“九千九百九十九岁”，和“万岁爷”只差一岁。他的权力之大，不仅能够随意迫害无辜臣民，而且竟然矫传圣旨，害死选侍赵氏、张裕妃、冯贵人等几位皇帝的嫔妃，甚至对皇后暗下毒手。
魏忠贤的阉党里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其中包括专门为他出谋划策的谋士，任职于厂、司，充当“鹰犬”的打手，还有一些外官和军队中丧尽天良的无耻之徒。此外，又从宫中选出三千名小太监，在禁中统一操练、习武，以备日后应急之用。
他们凭借魏阉的权势，狼狈为奸，用刑逼供，设阱陷人，暗杀对手，残酷镇压所有反对过魏阉的官员；并在东厂和锦衣卫，设立多种名目，实行种种酷刑。还别出心裁地发明一种所谓“全刑”——对被关押者施行笞杖、枷锁、脚镣、手钮、夹棍、拶指（把手指挤掉）、压膝以及断脊、刺心、剥皮等各种酷刑。东厂内外，惨叫哀号之声，日夜不绝于耳。一个个呼天抢地，痛不欲生，令人毛骨悚然。
魏阉依靠这些人，对所有得罪过他的人施行残酷的报复，既能使宫廷内外都感受到那种“顺我者生，逆我者亡”的豪强气派，为自己大树淫威；又为自己和同伙剪除了异己，报仇雪恨；而且，铲除异己之后，可以空余出许多官位，又能用来安插党羽、亲信，进而聚敛更多的财物，供其恣意挥霍，真是一举数得。
朝廷中各个衙门都要受到东厂和锦衣卫的监视。三法司会审大案要案时，必须有东厂人监审，叫做“听记”。每天各衙门发生了什么事，某官员干了些什么事，都有人向东厂报告。然后再把情报送进东华门，即使是深更半夜，提督太监也有办法送进内宫，到达皇帝手中。
东厂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对反对魏忠贤的官员，一律施行残酷的镇压。
当时有两个“直声素着”的大臣——杨涟和左光斗，上疏皇帝，弹劾魏忠贤。魏阉立即指使他的党羽，诬陷杨、左等人接受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贿赂（其时，熊廷弼正身陷狱中），必欲置之于死地。一时闹得沸反盈天，群情震恐。凡是过去与杨、左有过关系的，都在跟踪、盯梢之列。因为害怕受到牵连，有人终日闭户不出，有的竟被迫自杀。杨涟和左光斗在狱中受尽了折磨，最后被迫害致死。杨涟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惨状令人不堪目睹。
魏忠贤的侦缉、诬陷，都是事先经过周密策划，一步步实施的。他会同党羽拟出了许多黑名单，然后照单缉捕，逐个捉拿归案。在这种特务政治的威慑下，朝廷中一大批没有骨气的官员，趋炎附势，百般献媚邀宠，以求得晋升。
内阁宰辅顾秉谦，《明史》本传中说他“庸尘无耻”，“曲奉忠贤，若奴役然”。一次，他带领小儿子到魏府去，给大阉叩头请安，说：“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须儿，故令稚子认孙。”魏阉含笑点头。当时，这还是个小孩子，就被授以尚宝丞的官职。内阁中另一宰辅魏广微，与魏阉同乡同姓，开头自称“宗弟”，后又觉得不妥，便自认是魏忠贤的侄儿，一切有关魏阉事由，无不曲意逢迎。
时人称这些宰相为“魏家阁老”。阁老既然属于魏家，其他六部九卿就更不在话下了。他们毫无廉耻地自称干儿，拜大阉为父，甚至自称义孙。有人曾写出《百子图演义》一书，以记其丑恶的“盛况”。从中可以看出明末官风士气败坏到何等程度。
宦官毒瘤无孔不入
明代，无疑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朝代。经济、科技的发展自不必说，单单说起人文荟萃、俊采风流来，我们的脑子里就会立刻浮现出许多令后人仰视、引以为骄傲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艺家、科学家的名字，他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还在润泽、滋养着我们。
然而，也毋庸讳言，这个朝代确实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腐朽、没落、混乱的时代。翻开那二百七十六年的史页，特别是十六个皇帝的宫廷史，里面充满了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疯狂争夺、血腥搏斗。令人记起元代作家马东篱的散曲中所描绘的场景：“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争名利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闹嚷嚷蝇争血。”真是乱糟糟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看得人脑涨头昏，眼花缭乱。
当然，也还有三条线索可供把握：皇位争夺、阁臣内讧、阉宦擅权。而无论是皇位争夺，还是阁臣内讧，都和阉宦的擅权和参与有着直接联系。三者紧紧地缠绕在一起，盘根错节，错综复杂。最高统治集团几乎把全部精力、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这上面，而使朝政日趋荒废，日益腐败，国势逐渐衰颓，直至灭亡。
这种荒政，这种朽局，这种颓势，似乎与虑远谋深、励精图治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没有干系。表面地、孤立地看，可以这样认为；但是，如果寻根溯源，就其发生发展的整体过程来考究，又不能不说，肇基于此——就是说，有明二百多年的祸患，在高皇帝那里，已经早早地埋下了根子。这一论断，似乎有点耸人听闻，实际上，却是确凿有据的不刊之论。
朱元璋本为淮西地区一介平民，在元末烽烟遍地、群雄并起的情势下，因时乘势，叱咤纵横，十数年间，便实现了宇内一统，成就了煌煌帝业。万几之暇，他总是手不释卷，认真披阅史籍，并礼遇儒臣，共同研索长治久安之策，特别是对于帝王统治权术和保证权归帝座不使旁落的经验尤为关注。概括起来，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一切权力集中于皇帝，裁削相权；二是接受东汉末年和晚唐时期的沉痛教训，严防宦官干预朝政；三是惩戒历代的女宠之祸和外戚之乱，禁止母后临朝，不加封皇后本家；四是警惕藩镇叛乱，不预授武将兵权。
其中尤以一、二两项最为重要。
明初的国家机构，基本上沿袭元朝体制，中书省的丞相权力很大。朱元璋考虑到，这很容易导致相府专恣、帝权旁落，因而于洪武十五年毅然撤销了中书省，罢除丞相，并使之制度化、绝对化。《明太祖实录》记载，他曾宣布一道铁的命令：“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丞相罢除后，设吏、户、礼、工、刑、兵六部，由皇帝统一管辖。这样，朱元璋便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封建专制独裁者，擅权最甚、权力最大的帝王。
对于宦官干政，这位朱皇帝有着更为深远的忧虑。他起自民间，不仅耳闻目睹宦官为害之烈，而且从切身实践中认识到，“此曹（这类人）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
但是，要防范“此曹”也有一定的难度。他说：“阉寺之人，朝夕在人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所以，君主很容易对他们产生好感，对之依恋与信赖，最后为阉宦所迷惑，所包围，所愚弄，所左右。而阉宦之“便嬖专忍，其本态也。苟一为所惑而不之省，将必假威福，窃权势，以干预政事。及其久也，遂至于不可抑，由是而乱阶多矣”。
有鉴于此，朱元璋主张阉宦数量必须大大削减，越少越好。为防范其越位干政，他规定宦官只供洒扫侍奉，“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衔”，敕令百官不得与宦者有文书往来。据史书记载，洪武十年，“有内侍以久事内廷，泛言及朝政，即日斥还乡，终身不齿”。到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更明确地宣布：“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还把它铸上铁牌，立于宫门前，使所有阉宦及文武百官一体周知，并垂戒于万世。
应该说，认识是够深刻的了，防范措施也不为不力。可是，结果却大谬而不然。大概这也是“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一个佐证吧。严酷的现实总是为设言者摆出一系列难于跨越的矛盾。朱元璋当然也不例外。
他说阉宦这种人不宜多，可是，骄奢淫逸、安富尊荣的宫廷享乐生活，繁杂琐屑的内廷事务，决定了对于“此曹”的实际需要，人员不多也得多，机构不设也得设。洪武初年，宦官不及百人，二十几年过去，他还在位的时候，内官机构就已大大增加了，设有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宦官二十四衙门”，人员也随之增长了数倍；到了宪宗成化年间，“监局内臣，数以万计”；及至明末崇祯时期，已经多达七万人。
就亲政、勤政情况而论，历史上的皇帝可分为几种类型：
像李后主、宋徽宗、明神宗那样，或者淫逸享乐，或者心有别骛，长期不理政事，算作一类；再一种是，主动过问朝政，也要有所作为，但毕竟比较超脱，所以暇豫也比较多；还有少数皇帝，像唐太宗、明太祖、清康熙帝那样，不仅勤于政事，宵衣旰食，同时还悉心读书，研讨治乱兴衰之道，当然是极为忙碌的。
尤其是朱元璋，他集各种大权于一身，即使有丞相帮助，也仍然难于应付；何况，中书省废除了，丞相没有了，事事要亲自过问，成为名副其实的“日理万机”，自然就叫苦不迭了。那么，靠谁来帮忙呢？对于才智双全的文官武将，总有些放心不下：最后，还是找到了身旁的“不识之无”的宦者。
开始时，他只是让他们帮助处理一些日常事务，而后，随着“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结君心”，渐渐地又把一些属于政治活动的重要事项交付他们去办了。洪武之世，仅史书上记载的，就有派遣宦官赵成去河州以绫罗绮帛市马，让宦者吴诚到总兵官的行营里探观方略，甚至指令宦官随大臣出国访问等多起安排。只是由于当时管束甚严，尚未造成显着的危害罢了。
可是，一当他的儿子朱棣（明成祖）继承了帝统，情况便立刻发生了变化。
在“靖难之役”中，当时还称燕王的朱棣，就是通过勾结宫中太监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此后，在围攻南京时，又靠着与宫内的太监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因此，朱棣夺位后，一方面抱着感恩心理，一方面又害怕得罪了宦官，会像建文帝那样被宦官出卖，故而不惜背叛祖训，曲意拉拢宦官。
《明史·刑法志》云：“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宫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为耳目，故即位后专倚宦官，立东厂于东安门北，令嬖昵者提督之。”就是说，明成祖在建立特务机构的同时，专授宦官以权柄。这是一笔地地道道的政治交易。
此后，他对于阉宦一直格外倚重，视为心腹，派其镇守边方，或者以监军身份监视各地的守将；至于派遣三宝太监郑和统率浩浩荡荡的船队七下西洋，更是中外皆知的事。迨至宣宗、英宗之世，宦官权力得到进一步的扩张；到宪宗时，距离开国时间仅仅百年，就已经是“利源兵柄，尽以付之，犯法纵奸，一切容贷”；及至正德年间，太监刘瑾竟有“立皇帝”（明武宗是坐着的皇帝）的俗称：天启一朝的太监魏忠贤已经成了公认的“九千岁”（明熹宗是万岁爷），算是达到了权力的巅峰。明朝也因而成为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久、权势最盛的一个朝代。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同宵衣旰食、朝乾夕惕的开国帝王形成鲜明的对照，越到后来，其继承者便越是趋于因循怠惰、荒淫腐化，这是中国每一个朝代都反复上演的一部回环曲。继位者得来容易，坐享其成，当然体会不到其先祖创业的艰辛，遂享乐深宫，不问政事，权柄往往委之于最亲信的宦官。于是，宦官的权力便得到了不断地扩张。
宣德年间，明代的第五任皇帝宣宗设立“内书堂”，以提高宦官文化水准，意在培养他们能秉承旨意，做个帮手，所谓秉笔太监。由于他还注意对太监的批文进行审查，当时的秉笔太监尚未敢夹杂私货。但是到了后来，他的子孙们就没了这份细致，为了腾出更多的时间淫逸享乐，干脆就撒手不管，宦官“遂得以逞其志矣”。
武宗时的宦官刘瑾，遇一军人向其贿赂，他便批示：授某某官，转发兵部。
兵部在批示上盖上大印，就成了正式任命文书，武宗则完全蒙在鼓里。至于熹宗，更是历史上有名的“顽童皇帝”，走马、戏水、做木匠，无所不能，就是不理朝政，因此，魏忠贤才能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尽管当时宦官擅政还没有达到后来的严重程度，但已引起了朝野上下许多有识之士的深深忧虑。宪宗时，庶吉士邹智在谏疏中讲：
高皇帝（明太祖）制阍寺（指宦官），惟给扫除，不及以政。近者旧章日坏，邪径日开，人主大权尽出其手。内倚之为相，外倚之为将，藩方倚之为镇抚，伶人贱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恣出入宫禁，此岂高皇帝所许哉！
真是义正辞严，句句切中要害。无奈皇帝老倌儿根本不予理睬——高皇帝早已成了冢中枯骨，他“不许”又能怎的？
事态竟然发展到这个地步，当日高皇帝无论怎么头脑清醒，虑远谋深，恐怕也没有料到。对他而言，这真是一个绝大的讽刺。看来，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诚如民谚所说：“原本要跑向草原，结果却跌进了马厩。”事物的结局与初始的愿望恰相背反，这也是“文化悖论”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吧？
根本问题在于没有法制作保证，法律、规章的制定完全取决于人主的个人意志，这是明代，也是历代宦官权力失控、擅政步步升级的根本原因。由于封建社会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统治者对制度、法律的确立与废除有很大的随意性，他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颁布新的律例，而不受包括祖训在内的一切制度的约束。
于是，历史就上演了这样一幕讽刺剧：朱元璋最怕宦官专权，但恰恰是这个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最有权势的时代，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揭开宦官的真实面纱
宦官制度，并非中国所独有，在古代奴隶制的埃及、希腊、罗马、波斯等国家，都曾使用过宦官。所不同的是，它们没有中国那样体制完备，组织严密，人数众多，权限极大；时间也都不太长，不像中国持续了几千年。
宦官擅权乱政，长期为害国家，为害社会，为害人民，成为一大公害，这和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始终都以政治权力的加强与巩固为核心有直接关系。
中国的宦官起始于何时，已不易查考，大概殷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周礼》一书中即有阉、寺、竖等称谓。当时，他们主要的职责是守门，做一些服侍皇帝和皇族的杂务，并没有实际权力，而且数量不多。后来，随着宫室的扩大，宫廷内务的增加，宦官队伍也在逐渐扩大。他们的来源，大体有四条渠道：
一是从战争中掳掠，把俘获的儿童阉割后送进宫廷；二是从籍没罪人的家属中找一些儿童，经过净身，作为宦者；三是由宦官回乡招选；四是受利益的驱动，有些自宫者主动送上门来。
台湾的作家兼学者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指出，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宦官的时代”：
第一次是在公元2世纪的东汉时期，特别是从汉和帝到汉灵帝那一阶段。由于宦官帮助皇帝扑灭了外戚的擅权，遂逐渐参与朝政，并掌管禁军，从而握有独揽朝纲的实力。从公元159年十三个宦官先后封侯，正式以高级政府官员身份出现，到189年士大夫与外戚联合，除掉朝中全部宦官，前后达三十一年。
第二次宦官时代，发生于公元9世纪的晚唐。宦官的权势大大超过东汉时期，他们依靠手中的军权，不但操纵了皇帝的废立，甚至皇帝的生死也都由他们来决定。
第三次宦官时代发生在明朝，始于公元15世纪30年代宦官王振当权，终于17世纪中叶明王朝覆亡。明代宦官之盛，历时最久，为害至巨，前后达二百多年，可说是空前绝后了。
清代入关之后，一切政制基本都因袭明朝，但惩于前朝的教训，对于宦官的管理，更加自觉，更为严厉了。当时，专门设立了内务府，确定太监归内务府管辖。这样，清代的太监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虽然晚清期间也出了崔德贵、李莲英、小德张之流的弄权太监，但他们终竟没有刘瑾、魏忠贤那样的权势，和东汉、晚唐时期的宦官也有所不同。而内务府，由于它是流职，随时都在升迁流转，任职时间不长，所以它也不可能广树党羽，作恶多端。
历史上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就是一些宫廷政变、皇室阴谋活动，往往都和宦官有关。这是衰微的社会和没落的统治集团的一大共同的弊害。由于封建帝制维护的是万世一系的“家天下”帝统，而不可能是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这就决定了皇室内部的血肉拼搏，刀光剑影，必然层出不穷。继统也好，夺嫡也好，立长也好，里面都直接关联着某一皇族、某些后妃、某些外戚，以至某些阁臣、某些阉宦的切身利益，直至荣枯兴废、生杀予夺的命运。发生于晚明时期的三大宫廷案件——“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都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
阉宦政治是封建专制主义集权政治的必然产物，是封建统治黑暗、腐朽的集中展现。如果把它比作一个恶性膨胀的毒瘤，那么，封建专制制度就是一具生长着各种病毒与细菌的腐尸。封建帝王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必然要找一些他认为较之文武百官更为可靠的忠实奴才，放在自己的周围，并委之以重任。阉宦之流当然是他的首选。
而封建皇帝的荒淫无度的多妻制，则是阉宦制度得以出现的直接原因。汉代有的皇帝姬妾多达四万余人，以平均一个宦者服侍十人来计算，宫廷中至少需要四千多名宦官。到了明代，更是急剧增长，内监总数达到一万人，另外还有九千名宫女。为了侍候一个皇帝，居然要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换句话说，一个男人当皇帝了，就要剥夺一万个男人做男人的资格，剥夺九千名青春女子个人的幸福。
所以，归根结底，这笔总账应该记在封建制度和封建帝王身上。不彻底铲除反动腐朽的封建制度，是不可能消除这种弊害的。
除了政治制度、社会环境的影响，宦官作恶，也同这个阶层的构成及其特定的人格、人性有着直接关系。
宦官长年封禁在深宫之中，生活孤寂单调，枯燥无味，过着穷极无聊的日子。《明史》中说他们“饱食逸居，无所事事，多寝寐不安。又三五成群，饮酒掷骰，看纸牌，耍骨牌，下棋，打双陆，至二三更始散，方睡得着也。又有独自吃酒肉不下者，亦如前约聚，轮流办东，帮凑饮啖，所谈笑者皆鄙俚不堪之事。
多有醉后纷争，小则骂僮仆以迁怒，大则变脸挥拳，将祖宗父母互相换骂”。
他们手中的资财来得容易，也用不着节省下来留给子孙后代，因而轻抛虚掷，挥霍成性。加之，身旁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后嗣，眼前又看不到光明的前途，看不到生机与出路，自然就会形成性格的乖戾，心理的变态。
这种人群，形体和心灵饱遭摧残之后，心理产生扭曲，直接的表现是恨多爱少，许多人都心怀仇恨与报复心理，变得阴暗、忮刻、狠毒、残暴，以致完全丧失人性；经常干一些有悖常情常理的事情，比如，他们一般对父母都刻薄寡恩，有的根本不认，甚至鞭笞毒打。
他们从小就低三下四地伺候人，或者干一些丧失人格的低贱之事，养成了奴颜婢膝、寡廉鲜耻、没有节操的品行；又兼看惯了宫廷中的相互仇杀、残酷斗争，只能趋炎附势，在夹缝里生存，因而普遍形成一种奴性和畸形变态的人格。宦官没有什么文化，大都迷信固执，自卑多疑。有人就是因为无意中讲到“茶壶没把”、“秃驴没尾巴”、“猫狗尾巴短”等闲话，引起了阉宦的多心，而招致杀身之祸。
那些得势的阉宦，享尽了人间富贵，常把不能御女引为终身憾恨，于是，就渴望恢复性能力。魏忠贤就曾杀过多名囚犯，吃了他们的脑髓。宦官高策为了恢复性能力，竟听信了术士所谓“童男的脑髓有效”的妄说，杀害了无数小孩，并食其脑髓。综上所述，恶性劣行，不一而足。试想，由这样一个人群来当权执政，其后果如何还用问吗？
当然，这是就阉宦阶层的整体而言。在解剖阉宦政治这一毒瘤过程中，我们还须把少数当权的大太监和宫廷中广大的宦者加以区分。民间对于宦官，历来是没有好感的，说起他们来总是带有一种鄙视、轻蔑、憎恶的情绪。这主要来自于传统曲艺和现代影视作品，不能说没有根据。
但客观地说，像刘瑾、魏忠贤那样聚敛资财、作威作福、横行霸道、祸国殃民的大憝元凶，终究是少数人；而大多数的普通宦者，还是受骗或者被迫进入宫中的，他们既没有弄权、贾祸的条件和地位，更非个个都具有罪恶的本性。他们 从小时候，形体上就遭受戕残，一辈子都过着非男非女、亦人亦鬼的凄苦日子，同样是充满兽性与罪恶的阉宦制度的受害者。
唐代诗人顾况有一首题为《囝》的四言古体诗，愤怒控诉对于年幼无知的儿童施行阉割手术的恶行：
囝生闽方，闽吏得之，乃绝其阳。
为臧为获，致金满屋；为髡为钳，如视草木。
天道无知，我罹其毒；神道无知，彼受其福。
郎罢别囝，吾悔生汝。
及汝既生，人劝不举；不从人言，果获是苦。
囝别郎罢，心摧血下。
隔地绝天，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
福建一带，习惯呼子为“囝”，父为“郎罢”。据柏杨译成的白话，全诗的大意是：“孩子啊，你生在穷乡／官员捉住你，把你损伤／为了进贡给皇帝，为了获得满屋金银／下狠心，把孩子带上刑具，当作猪羊／上天啊，你慈悲何在，使孩子遭此毒手／神明啊，你公正何在，使官员享福受赏／爸爸送别孩子：‘儿啊，我后悔生下你/当你初生时／人们都劝我不要抚养／我不忍心／果然你遭此悲惨下场’／孩子告别爸爸，心已粉碎，流下血泪两行／‘爸爸啊，从此远隔天壤／直到死于黄泉／再见不到爹娘’！”
单从摧残人性这一点来说，阉宦政治这一毒瘤，也必须彻底地摘除。
名家回眸
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曾在史料中指出：用宦官以监边则敌寇入， 以之监矿则矿盗起，以之监税则民变作，以之监场、监珠则国库空，以之监军则军力弱，以之监民则民怨腾，以之御清则通敌，以之典镇则降贼。总之，明朝的宦官是“无所不监，无所不乱”！
对于明朝宦官，柏杨先生说得最精彩：“宦官好像是明朝的灵魂，明王朝皇帝不能没有宦官，犹如一个人不能没有灵魂。”
明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显着特点是宦官专权与特务统治的紧密结合，厂卫的横行，造成了“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的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使社会风气和政治风气急转直下。
所谓“自厂卫司讥访而告奸之风炽，自诏狱及士绅而堂廉之等夷，自人人救过不给而欺罔之习转盛，自事事仰承独断而谄谀风长，自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众”，正是对这种现象的形象描述。
残诛建文余党
建文帝在位时，方孝孺已经是名闻天下的第一大儒，学识品德为四海称颂。
他为文纵横豪放，能与东坡（苏轼）、龙川（陈亮）相比。据说每撰一文，海内争相传诵。
朱棣起兵时，他的谋士姚广孝曾对朱棣说：“臣有所托。”
朱棣问：“何为？”
姚广孝答道：“南有方孝孺者，素有学行，武成之日，必不降附，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朱棣颔首答应。
朱棣占领南京后，方孝孺果然不肯归附。因姚广孝事先嘱托过，朱棣没有杀他，而是将他投入狱中。
对于方孝孺的文名，朱棣也很敬重。几天后，朱棣准备即位时，便想请方孝孺为他拟登基诏书，同时也希望利用方孝孺的名气为天下士人树立一个归顺的榜样，于是屡次派人到狱中向方孝孺招降。方孝孺坚决不从。朱棣又派方孝孺的学生廖镛、廖铭二人前去劝说，反遭到方孝孺的一顿痛斥。
无奈之下，朱棣只好派人强行押解方孝孺上殿，但是方孝孺穿着一身斩衰（古代丧服按生者和死者关系，分为五等，斩衰最重），一进来就大哭不已。朱棣即命锦衣卫强行撕去方孝孺的丧服，换上朝服。
朱棣强压怒火，亲自劝解方孝孺，破例为他设座，并起身劝慰道：“先生不要难过了！朕本来是要效法周公辅佐成王的。”
方孝孺立即反问道：“成王在哪里？”
朱棣说：“他自焚死了。”
方孝孺再问道：“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当皇帝？”
朱棣说：“国家要依赖年长的君主来治理。”
方孝孺进一步逼问道：“那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
朱棣无法回答，只好搪塞道：“这是朕的家事，先生不必过多操劳。”遂暗示左右，强行将笔塞给方孝孺，命道：“诏天下草，非先生不可。”
方孝孺接过笔，奋笔疾书“燕贼篡位”四个字，投笔于地，放声大哭，且哭且说：“死即死，诏不可草。”
朱棣发怒道：“你难道不顾你的九族吗？”
方孝孺愤然回答道：“便十族奈何！”骂叱声越来越大。
朱棣大怒，命人将方孝孺的嘴割开，从嘴角一直割到耳朵。方孝孺满脸是血，仍然痛骂不绝。
朱棣厉声道：“岂能让你如此痛快地死，当灭你十族！”
于是，朱棣一面命人继续将方孝孺关押狱中，一面搜捕其亲戚家属等人，以及他的学生，算作十族，押解至京，当着方孝孺的面，一个一个杀戮。每杀一个追问一声，是否回心转意。方孝孺强忍悲痛，始终不屈服于朱棣的淫威。当弟弟方孝友被押到时，方孝孺看着因受自己牵累而行将就戮的弟弟，不觉泪如雨下。
方孝友从容吟诗一首，宽慰方孝孺：
阿兄何必泪潸潸，取义成仁在此间。
华表柱头千载后，旅魂依旧到家山。
方孝孺也作绝命词一首：
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猷。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方孝孺被押到南京城聚宝门外磔死，遇难时年仅四十六岁。明代历史地理学家王士性曾评价道：“自古节义之盛无过此一时者。”清代学者齐周华也认为：
“靖难受祸惨烈者，亦莫若孝孺。无论知与不知，无不义而悲之。”老南京相传明宫午朝门内丹墀上的血迹石，即为方孝孺颈血所溅而成，雨后看血迹石，血色鲜红欲滴，嗅之似犹有血腥味！
方孝孺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上吊自杀，两个女儿年未及笄，一齐投秦淮河自尽，受他牵连被杀的有八百七十三人，入狱和充军流放者达数千，当时的恐怖气氛可见一斑。
历来株连也不过是灭三族，诛九族已经很恐怖，燕王还要灭十族，其野蛮、残暴由此可见。以至于清初史家谷应泰这样叹道：“嗟乎！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汉之律，不过五宗……世谓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此乎！”
故事还需从头说起。方孝孺（1357-1402），出生于浙江台州宁海，他父亲方克勤任宁海县学训导（即县学校的老师）。方孝孺自幼聪慧，读书过目不忘，善作诗作文，人奇其才，被称为“小韩子”。洪武四年（1371年），方克勤出任山东济宁知府，于是方孝孺随父北上济宁。
方孝孺拜着名学者宋濂为师。宋濂为明代开国元勋，是江南第一大儒，以“仁政”为理想，主张恢复古代的礼乐，以德治国，反对嗜杀。当时宋濂门下，学子如云，如胡翰、苏伯衡等，皆为学界名流，但与方孝孺相比，则相形见绌，都自愧不如。宋濂也非常器重孝孺，曾把他比作“百鸟中之孤凤”。
洪武九年（1376年），“空印案”起，方克勤虽一向清廉守法，蜚声政绩，也牵连被诛。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起，宋濂也受牵连而不能幸免。父亲、老师均惨遭变故，对方孝孺产生极大影响，使他逐渐形成一套以提倡仁政、反对暴政为核心的政治主张。
洪武十五年（1382年），经东阁大学士吴沉等人推荐，二十六岁的方孝孺来到南京，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召见。明太祖见他举止端庄、学问深厚，称赞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由于他力主施行仁政，志存教化，与朱元璋重典治国的政治主张相差甚远，太祖并未启用他，只是对皇太子说，“现在还不是用他的时候”，于是厚礼相待，遣返归乡。
对于方孝孺而言，身怀匡世之才而无用武之地，实在是件憾事。此后十年，他只得隐居在家，把心血都放在着书立说上，着有《周易考次》、《宋史要言》等。他虽然生活清苦，贫病交加，甚至连日断炊，仍然奋笔不辍。一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经人再次推荐，朱元璋才让他担任陕西汉中府学教授。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朱允炆即位。怀抱“明王道、致太平”志向的方孝孺，终于在年轻皇帝朱允炆那里寻找到了实现理想的机遇。
前面我们说过，建文帝崇尚儒家仁政之说，有意结束其祖父尚武的政风，确定新年号为“建文”，与祖父“洪武”刚好形成鲜明的对照。
当时，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饱读诗书的才子都受到重用。建文帝的治国措施与方孝孺的仁政主张相投合，方孝孺更是受到建文帝的青睐，先任翰林侍讲，后迁文学博士，日侍建文帝左右。据《明通鉴》记载，建文帝读书每有疑问，便立即召方孝孺为他讲解；临朝奏事时，遇到需商议的地方，也命方孝孺前来批答；宫中纂修《太祖实录》及《类要》等史书，也由方孝孺担任总裁。当时朝廷的诏书、往来的檄文大都出自他的手。建文帝对方孝孺，可谓言听计从，非常倚重，君臣关系十分契合。方孝孺对这种“知遇”之恩十分欣喜，“风软彤庭尚薄寒，御炉香绕玉阑干。黄门忽报文渊阁，天子看书召讲官”，在建文帝身上，寄托着方孝孺的政治理想——提倡仁政，反对暴政。
在方孝孺的辅佐下，建文帝大力着手改革，史称“建文新政”。他们崇尚礼教，锐意文治；废除严刑峻法，大赦疑狱。同时又采取重农桑，兴学校，赈济灾民，蠲荒田租等与民休养生息的措施，使国家呈现一派祥和的景象。时人赞叹，建文时，法网疏阔，道不拾遗，士风朴茂，尚义者多。
然而，建文帝在安定的生活中成长，接受的是儒家学说的熏陶，缺少对现实的了解，而且他所重用的大臣也多是读书人，因此改革中难免有理想主义色彩。
他接受方孝孺的建议，在诏行宽政的同时，锐意复古，甚至要恢复西周时期的井田制度。他还使用一些《周礼》中的官名，依古制改革某些官职。复古这些制度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从这一点我们不难发现，建文集团过重的文人气息，成为他最后失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这种对实现政治理想的渴望与对知遇之恩的感戴，使方孝孺无论从情感还是理念上都把建文帝视为千古一遇的圣主，并将自己的命运与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就此一点而言，在后来的靖难之役中，他是决不可能降于成祖朱棣的。
靖难之役中，方孝孺与朱棣势不两立。建文帝讨伐燕王的诏檄大多出自方孝孺之手。朱棣曾经两次试图以罢兵作为缓兵之计，都被方孝孺识破，并力劝建文帝不要被他迷惑，使得朱棣屡屡未能得逞。方孝孺还多次为建文帝出谋划策，甚至使用反间计来离间朱棣父子。朱棣夺取帝位后，方孝孺不肯起草登基诏，受新仇旧恨夹击的朱棣终于没能压住怒火，方孝孺遂惨遭灭“十族”。朱棣如此残酷的报复，也说明两人积怨之深。
况且方孝孺所代表的决非他一个人的志向，他代表的是大多数江南士人的理想。在江南士人眼里，“削藩”与“靖难”之争，绝不仅仅是朱姓内部的皇位之争，而是仁政与暴政之争。“仁政”理想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群体意识，江南又是当时最大的文人渊薮，名儒辈出。在洪武政治下，他们所遭受的打击，比之其他地区的士人更为酷烈。当时的着名诗人高启、张羽、杨基诸人均被迫害致死，甚至连开国功臣刘基也最终郁郁而死。正如解缙在为太祖所上封事中所说：“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这是一个政治稳定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时代，政治气氛异常凝重，文武大臣人人自危。生活在此一时代的士人，他们所拥有的只能是惴惴不安的畏祸避害心理，而不可能有扭转乾坤的守道抗势壮志。
只有当洪武时代结束而朱允炆登基后，士人们似乎才迎来了转机。从改元“建文”的新年号里，他们不难发现这位建文皇帝想要改变洪武时的恐怖主义政治的决心。这种情况下，文人获得了比以前更高的政治地位，再也不用担心像洪武朝那样动辄以一言获罪，因此他们胆量也大了，对朝政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建文帝忠心耿耿。这是江南地区士人支持建文的一个重要原因。自幼饱受儒学熏陶的年轻皇帝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似乎意味着一个仁治时代的到来。
然而，朱棣的起兵并取得最后胜利，无情地粉碎了这种理想。方孝孺不顾“灭十族”的惨况，毅然选择赴难，他的殉难，是对建文帝“知遇之恩”的报答，体现着“士为知己者死”的高尚气节，更是对破灭的理想的殉节。建文“秀才朝廷”中的其他士人，如齐泰、黄观、陈迪等，也与方孝孺一同赴难，誓死不屈，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可见，方氏与一时死难之江南士大夫，都并非“慷慨于一时”，他们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自己的仁政理想，而前赴后继的。
方孝孺在南京政权的影响极大，代表了当时江南民气，如果方孝孺肯归顺朱棣，那么其他官员自然也就会臣服。然而方孝孺始终忠于前帝，那么他的门生派系也就不可信任。朱棣灭方孝孺“十族”，把方孝孺的学生都牵连进来，实际上是要彻底清除那些深受方孝孺思想影响的人。恰如学者方东岭指出，方孝孺之死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方孝孺为江南地区士大夫的一个典型。方孝孺的死不能被视为一种个人行为，它是明前期士人儒家政治理想昙花一现后破灭的标志。
与此同时，其他的建文余党也遭到了血腥镇压。事实上，朱棣入南京后立即揭榜（悬赏捉拿）黄子澄、齐泰、方孝孺、铁铉等建文帝臣子数十人。出逃在外的齐泰、黄子澄均被捕获，全家被诛。齐泰本已脱险，他因担心引人注目，将所骑的白马染成黑马，马奔跑出汗，黑墨渐渐脱去，反倒被人起疑拿住。
兵部尚书铁铉，死守济南被俘。他曾经在济南城下用诈降之计，差点杀死朱棣。朱棣亲自审问，铁铉宁死不肯面对朱棣，背向而坐。朱棣让他回头看一眼，终不可得。朱棣盛怒之下命人割去铁铉的耳朵、鼻子，铁铉仍然谩骂不止。朱棣命人将他凌迟碎剐，将其尸投入油锅，炸成焦炭。
御史大夫景清谋刺朱棣未遂，被剥皮填草，挂在城门示众。有一天晚上，朱棣梦见景清披头散发，拿着剑追杀他。第二天，朱棣又让人用铁刷子将景清尸身上的肉一块块刷掉，肉刷光后，还将骨头打碎。朱棣犹不解恨，将景清灭族籍 乡，就连景清的街坊邻居都受到株连。这种打击面比“杀十族”还要宽，只要跟景清有这样那样的关系，都可能被株连。例如，青州教谕刘固曾因母亲年迈提出辞职，景清写信给刘固，让他到京城来任职。就因为这样简单的引荐关系，刘固全家被杀，连他的老母都没有放过。
御史高翔在朱棣即位后穿着丧服入见，朱棣大怒，除了诛其族外，还将高翔祖先的坟墓挖开，掺杂上一些牛马的骨头，一起焚成灰扬掉。又将高翔的田产分给附近的百姓，征收特别重的税，目的是为了让乡亲世世代代骂高御史。这种连种高翔田地的普通百姓都受到株连的做法，简直是闻所未闻，几近变态。
这些忠于建文帝的人，其妻女都被发往教坊司，充为官妓。方孝孺女儿流发教坊。铁铉妻杨氏被送往教坊司，随后即亡故了，教坊司按圣旨吩咐，将其尸体抬出门喂狗。铁铉的两个女儿被发往教坊司为娼妓，数日不受辱。铁铉的学生高贤宁与朱棣的亲信锦衣卫纪纲有交情，托他说情。朱棣总算动了恻隐之心，放过了铁铉的两个女儿，两女后来都嫁给高贤宁为妻。
朱棣对建文帝的亲信大臣如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展开的一场又一场大屠杀，被人称为“瓜蔓抄”。其残酷的程度不下于其父朱元璋惩处胡惟庸、蓝玉党案。
名家回眸
清初史学家谷应泰对于方孝孺这样叹道：“嗟呼！暴秦之法，罪止三族；强权之律，不过五宗……世谓天道好还，而人命至重，遂可灭绝至止乎！”
方孝孺的殉难，是对建文帝“知遇之恩”的报答，体现着“士为知己者死”的高尚气节，更是对破灭的理想的殉节。
学者方东岭指出，方孝孺之死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
他的死不能被视为一种个人行为，它是明前期士人儒家政治理想昙花一现后破灭的标志。
《明史》中有这样一个评价：朱棣对建文旧臣长达十年的杀戮，一方面与其个性有关，但更为本质的原因则是内心的虚弱。他发动靖 难之役，说到底是为了夺其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在皇位继承的合法性上是要大打折扣的，这一点他自然心知肚明。因此，他希望能够用屠刀堵住人们的非议之口，并想尽办法证明自己是皇位的合法继承人。
方孝孺的死无疑是轰轰烈烈的。《明史》称其“忠愤激发，视刀锯鼎镬甘之若饴，百世而下，凛凛犹有生气”。然而遗憾的是，他面对的并不是一个改朝换代的历史时期，而是皇室内部的自相残杀，这使得他以身殉道的壮举减少了许多悲壮的色彩，因而被人称为过于“迂直”。明代人王廷相就认为他的死不能与文天祥相提并论，认为他实为“忠之过者”，因“自激之甚”而卒招杀身之祸，这种“轻重失宜”的举措，“圣人岂为之”！至清人吴敬梓作《儒林外史》时，还说方孝孺“迂而无当”。方孝孺虽大义凛然，但又显得过于“迂直”，从而带有某种历史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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