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仁宣盛世里，仁宗朱高炽的死是一个历史之谜。明仁宗确实是一个短命的皇帝，仅仅在位十个月。他很难有所作为，因为时间太短！但令我们感到纳闷的是，在朱棣夺取皇位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曾经做过世子的朱高炽，为什么会突然死亡？这里面究竟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隐情呢？
父子二人智除遗患
岁月如梭不饶人，英雄也有迟暮时。随着成祖逐渐衰老，皇位继承问题成为困扰他的心头病。成祖一共有三个儿子，各有优点，让他无法取舍。他深知：
自己就是靠夺取侄子的皇位而入继大统的。像父亲太祖那样的英明，都没有办法避免祸起萧墙，自己如果一旦处理不好，那么同样的悲剧又要再一次上演。
长子朱高炽，按照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早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十七岁的他便被太祖立为燕世子。由于朱高炽自幼粗知儒家治国之道，深受太祖的赏识。太祖曾经问他：“尧汤时，天下水旱灾害频繁，百姓又靠什么生存呢？”朱高炽回答道：“恃圣人有恤民之政。”听到这一回答，朱元璋非常高兴，认为“有君人之识”。虽然朱元璋因为他深知儒学精髓而颇为器重，但是治国理念不同的成祖，却对此不以为然。成祖心目中的君主应该像他一样，能够以武功定国。而这些都是朱高炽所不具备的。朱高炽自幼肥胖，不善于骑马射箭，更没有上过战场，长大以后，更加肥胖，连走路都需要太监扶持。无论性格还是体貌上，都让成祖大失所望。
但事实上，朱高炽也并非一无是处。在靖难之役中，朱高炽以世子的身份镇守北平。其间，南军趁成祖远征之时，包围了缺兵少将的北平，形势十分危急。朱高炽临危不乱，选拔勇士乘夜缒城出，偷袭敌营。又利用严寒，汲水浇城，使得敌军无法登攀。正是由于朱高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成祖才得以即时回师，击败南军。
然而这些功绩，与二儿子朱高煦相比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靖难之役前，朱高煦始终跟随成祖征战，骁勇善战，颇有其父亲之风范。在靖难之役中，更是随成祖征杀于战场之上，屡立奇功。建文二年（1400年），白沟河一战，燕王的军队与李景隆六十万大军相遇，成祖一度陷入困境，坐骑三次被创，险些被俘。
幸亏朱高煦及时赶到，绕道敌后强攻，燕军才得以反败为胜，并一鼓作气，歼敌 十万有余。建文四年（1402年），燕军再次陷入困境，成祖只身突围，又是朱高煦率军拼死奋战，击溃了敌主力。正是由于朱高煦几次救成祖于危难之际，扭转了不利战局。可以说，朱棣之所以能够夺取江山，朱高煦功不可没。朱高煦的赫赫战功，也得到了成祖的认可。他曾经摸着朱高煦的背，深情地说：“你大哥身体多病，你要多用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对他的青睐。而且，朱高煦的功绩也得到大批靖难功臣的认可，愿意支持他继承皇位。
当成祖夺取政权之后，皇位之争日趋明朗化。以淇国公丘福和驸马王宁为首的军人集团，认为朱高煦劳苦功高，理当被立为太子。而满朝文臣则痛陈废长立幼之害，支持朱高炽继位。两派的争执，让成祖头疼不已。为了摆脱文臣的聒噪，永乐二年（1404年），成祖最终把皇太子的位置给了朱高炽。
永乐七年（1409年）以后，成祖因为北征蒙古和筹划迁都，长期留居北京。在这段时间内，朱高炽以皇太子的身份监国南京。监国期间，皇太子与成祖所宠幸的酷吏、太监屡有冲突。都御史陈瑛依仗成祖的宠爱，竟然不经任何手续，就处死了兵部主事李贞。太子把陈瑛的滥杀无辜之事告知成祖，成祖竟然置之不理。又有太监诬陷当朝官员，皇太子得知后，治其重罪，并警告太监不要干涉朝政。酷吏和太监都是成祖打击大臣、排除异己的工具，而皇太子的种种做法，与成祖的高压手段互为抵触。治国理念的不同，再次加深了父子之间的矛盾。但皇太子的这些做法，却赢得了朝中正直大臣的拥护。逐渐地，在皇太子身边形成了以“三杨”为首的“东宫僚属集团”。他们为了保护朱高炽的储君之位，竟不惜与成祖直接交锋。成祖曾经用“诛十族”的手段对待持不同政见的大臣，看来大臣是真的豁出去了。
永乐十年（1412年），不死心的朱高煦勾结成祖左右官员，诬陷皇太子。大理寺丞耿通上疏为其辩白，成祖以离间父子的罪名将其处死。同时，一些东宫官属也被牵连其中。永乐十二年，成祖第三次北征惨败而归。太子因“足疾”而迎驾稍迟。心情极不舒畅的成祖，看到臃肿不堪的皇太子怒不可遏。朱高煦又从旁煽风点火，成祖当场暴怒。为了开脱太子罪责，杨士奇等东宫僚属挺身而出，把所有的罪责全部揽在自己的身上。结果杨士奇等人被捕下狱，黄淮、杨溥等人更是入狱长达十年之久。正是这些大臣不计个人得失，才使得皇太子又躲过一劫。
反观此时的朱高煦，除了原有的战功之外，未能抓住机会进一步展示他在其 他方面的才华；反而恃宠骄横，一再陷害皇太子以及朝中的正直朝臣，这给满朝文武留下了极恶劣的印象。留在朱高煦身边的大臣越来越少，他的政治生命也随之走向了终点。
朱高煦见父皇已无心立自己为太子，便决心放手一搏，在王府中私募军士三千多人，私造武器、船只，准备武力夺嫡，重走他父亲的路子。永乐十五年（1417年），他的私兵在外作乱，犯下命案，被兵马指挥使徐野驴找上门“讨人”。见如此小官也敢在自己面前造次，朱高煦一怒之下竟将朝廷命官活活打死。
这件事使朱棣大为震怒。他派人扒掉朱高煦衣服，绑在西华门的柱子上，要废他为庶人。太子出来求情，成祖才饶恕朱高煦。不过，此时父子二人的关系已经降至冰点。成祖将朱高煦改封乐安，并告诉太子：“乐安距北京不远，如有异常，可马上制止。”朱高煦此时深知，夺嫡一事已经没有半点希望，再不走，性命难保，便立即就封。此后他一直偏居乐安，再没有什么不轨的行动了。
然而，仁宣二帝对朱高煦始终抱有戒心。仁宗朱高炽继位后，朱高煦上书请求更换护卫，仁宗没有同意，只给了他大量金银牛马，以示慰问。八个月后，仁宗忽然暴卒。当时太子朱瞻基远在南京，回京途中，便有传言说朱高煦要在半路行刺。朱瞻基回京后立即戒严，谨防朱高煦偷袭。
朱高煦知道新皇对他极不信任。为了缓和矛盾，七月份，他派人到北京祝贺朱瞻基即帝位，并向新皇陈奏了四条利国利民的建议。然而，朱高煦在永乐时期为争太子位，谗害了许多东宫近臣。这些人此时身居高位，怎肯放过朱高煦。一时间，朝廷要诛杀朱高煦的传言四起。先是有御史向朝廷奏报朱高煦在乐安有种种不轨行为，接着山东文武官员和真定等卫所也不断有人告发朱高煦反叛。朱高煦深知这样下去必是死路一条，便一不做二不休，召集四方囚徒无赖编为军队，设立五军四哨。于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起兵反叛朝廷。
在大学士杨荣、尚书夏原吉的请求下，宣宗领兵亲征；并命郑王、襄王留守北京。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关成为前锋，率军向乐安进发。十天后大军便赶到乐安城下。把乐安城围得水泄不通后，宣宗开始了政治攻势：“今朕师已压境，王能悔祸，擒所倡谋者来献，朕与王削除前过，恩礼始终，王不失为宗藩，而子孙永保国。”就是向朱高煦保证，只要他真心投降，对于前事可以既往不咎。朱高煦本想 反抗，但此时乐安城内已经人心惶惶，许多人想活捉朱高煦以邀功。朱高煦见大势已去，就秘密派人到大军营中，请求宽限一日。此时副帅王斌等人阻止他说：“宁可战死，也不能被活擒啊。”但朱高煦这时活命要紧，已经顾及不了其他，抛下部将，趁夜从后门逃出，向宣宗投降。宣宗如约不杀朱高煦父子，只将朱高煦废为庶人，禁锢在西安门内。但参与叛乱的护卫指挥王斌等人，当即被杀。天津、青州、沧州、山西等地的都督、指挥，也因此受到牵连，被杀六百四十余人。
这就是正史所记载的朱高煦叛乱。但有一点需要注意，虽然诸多史籍中都对朱高煦叛乱进行了记载，但要么就是记载简略，要么就是照搬照抄《明太宗实录》和《明宣宗实录》，很多字句都毫不相差。而《明宣宗实录》本身并没有提供任何关于朱高煦叛乱的真凭实据。更要注意的就是，《明太宗实录》是在宣德元年平息朱高煦后编纂的，《明宣宗实录》是在宣德十年编纂，正统三年编成的。编修官也都是宣宗亲征朱高煦的扈从大臣，如张辅、杨士奇。这实际上是胜利者的记载。
细细品读旧史记载，我们不难发现，有关朱高煦叛乱的记载有很多疑点。首先，宣宗亲征从出师到班师回朝，前后仅半个月，而且亲征非常顺利，都是按计划行事。进展之快，很像一次预先策划好的军事行动。并且，朱高煦选在此时叛乱，也颇有可疑之处。这时距离仁宗去世已经一年半了，宣宗的皇位早已稳固。
这点对于久经沙场的朱高煦来说，再清楚不过。他不趁皇位交替混乱之际发兵，却在宣宗皇位稳固之时下手，显然不符合朱高煦的性格。
更令人不解的是，在靖难战场上屡立战功的朱高煦，在朝廷大军兵临城下时，竟没有任何反抗，甚至在副将一再请求下，他也不下令与朝廷开战。更有甚者，他抛下部下，自己从后门出城投降了，全然不见当年叱咤风云的影子。
众所周知，明代主要有四次宗藩叛乱，即建文燕王靖难之役、武宗安化王之叛、宁王之叛、宣德元年宣宗汉王朱高煦叛乱。与前三者相比，朱高煦叛乱的疑点更多。
明代宗室经过建文、永乐二朝的大规模削藩，已沦落到“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的地步。其地其民，全由朝廷官吏统辖。宗藩都受朝廷官吏挟制。因此，宗藩反叛，必先杀戮朝廷的地方官吏。燕王举兵，谋杀北平左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等人；安化王叛乱于宁夏，先杀总兵官姜汉和 太监李增、邓广，杀巡抚都御史安惟学、都指挥杨忠和大理少卿周束等，攻打公署，焚毁关府；宁王叛乱于江西，也先杀巡抚都御史孙遂、副使许逵。而朱高煦之叛，却没有杀戮官吏军兵一人，也没有将任何朝廷官吏逮捕下狱。
明代藩王叛乱，或攻城略地，或攻要塞，或取京师，都要主动出兵。靖难之役，燕王占据居庸关，攻克遵化，稳定后方，然后直取南京。宁王叛乱，先破九江、南康，然后出江西，准备攻打安庆城。朱高煦起兵后，军队却“未出乐安一步”。虽然乐安接近济南，却没有攻打；离南京不远，也没有进行任何军事行动，实在让人费解。
更奇怪的是，明代藩王叛乱，都要作檄文公开讨伐朝廷。燕王反叛，去建文年号，以“清君侧”为名，誓师于北平。安化王叛乱，孙景文作檄文，以讨伐刘瑾为名。宁王之叛，称是奉了太后密旨才会起兵，也作檄文，与朝廷公开对抗。而直到宣宗亲征前，朱高煦在上奏中，仍称宣宗陛下，并没有与朝廷公开决裂的言行。
此外，朱高煦出城请降，宣宗并未履行自己的诺言。四年后，朱高煦惨死在北京西面的逍遥城内。几个月后，朱高煦的儿子们也相继离奇般死亡。
由此可见，宣宗亲征朱高煦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平息叛乱，而是要铲除遗患。平定朱高煦后，宣宗接续父亲仁宗的事业，励精图治，勤政爱民，终于开创了明朝建国后的第一个盛世——仁宣之治。
名家回眸
现代历史学家钱穆曾说：在中国历史上，为帝位相争是普遍现象，只可惜朱高煦拔了个末筹。但这对大明朝来说也许是幸事。
朱高煦自被成祖强令到乐安后，心中怨恨日盛，预谋夺取皇位的心理十分急迫。朱高炽即位后，朱高煦便加紧了谋取皇位的行动。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朱高煦在乐安起兵谋反，宣宗亲征。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说：宣宗亲征朱高煦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平息叛乱，而是要铲除遗患。所以即使是朱高煦出城请降，宣宗也并不会履行自己的诺言。历代帝王都不会放过对皇权存在威胁的人，无论他是什么人，这是历史上帝王们的普遍心理。
欣欣向荣，仁宣盛世
仁、宣二帝在位前后只有十一年，相对于延续了二百七十多年的明朝来说，不过只是转瞬即逝的瞬间。与太祖、成祖相比，他们既没有开疆拓土的气魄，也没有异域扬名的壮举，在威望、才能和治国经验上，都要相差很多。但正是在这二人统治时期，明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一改以往注重军事的政策，转而强调以文治国，遂使明朝逐渐从创业阶段向守成阶段过渡。
仁、宣掌政之后，首先从安抚官员入手，解决以往的遗留问题。经历了太祖、成祖的肆意屠杀，官员们始终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处在被屠杀的恐惧中。
在朝堂上，官员们噤若寒蝉，时时刻刻要看皇帝脸色行事，阿谀逢迎而不敢“逆龙鳞”。这样固然让皇帝的耳根清净，却也限制了官员的直言进谏。
仁、宣二帝针对这一弊端，一改祖辈轻辱大臣的做法，对大臣采取宽仁的态度。仁宗继位后不久，就下令宽宥建文诸臣的家属，每家只留一名男子戍边，其余全部放还为民。宣宗更进一步，凡是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功臣家为奴”的建文诸臣的家属，通通赦免。不仅如此，仁宗一再宣称“方孝孺辈皆忠臣”，宣宗也称他们“忠贞不已，为国良臣”。他们都希望大臣能以方孝孺等人为榜样，为明朝尽忠。这实际上是为昔日的政敌平反昭雪，从根本上否认了成祖的滥杀。这些举措，为大臣们解除了后顾之忧，促使他们心甘情愿地为皇室卖命。与此同时，仁宗在用人上起复一批忠直老臣，如被罢免的夏原吉、杨溥等人纷纷官复原职。历史证明，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明朝的中流砥柱。同时，仁、宣二帝还选任了一批贤臣。况钟任苏州知府长达十三年之久，为政清廉，一心为民。为解决苏松地区的重赋问题，他蠲免了各种苛捐杂税，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况钟几次升官，都因为苏州民众的挽留，而继续留任。后官至正三品，仍任知府事。顾佐长期任职于监察院，疾恶如仇，执法如山，不论皇亲国戚还是达官显贵，只要违法乱政，他都当廷弹劾。时人把他比作包拯再世。
为了让这些大臣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仁、宣二帝还鼓励大臣劝谏。成祖晚年固执己见，听不进大臣的直言，朝政一度出现混乱的局面，贿赂公行。仁宗继位之时，就下诏要求大臣上言时政之得失，并指出“前世人主，或自尊大，恶闻直言，臣下相与阿附，以至于败”。他敏锐地察觉到，正是由于言路不畅，才导致明朝没有起色。为了促使风气的转变，仁宗特意赐予杨士奇等人“绳愆纠谬”的图章，鼓励他们见到政事有所缺失，即用此印密疏上奏。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宣宗时也未改变。宣宗多次下诏，号召群臣上书谏诤，不必有所顾虑，并指出这是报答皇恩的最好方式。纵观仁、宣两朝，虽有个别大臣因直言进谏而获罪，但总体而言，仁、宣二帝在重大问题上还能采纳大臣的建议。
在刑法上，这个时期也改变了原来用刑过重的情况，废除了惨无人道的“宫刑”和“连坐之法”。对于司法的公正性，也一再加以强调，要求官员要秉公执法，不得擅自法外用刑。对于死刑的判决，更是要慎之又慎。而对于贪污官员，则是进行严惩。
在军事、外交方面，仁宗朝也一扫成祖好大喜功的作风。郑和下西洋，虽然显示了中国的富强，促使远方国度慕名来朝，但由于航行只有单纯的政治目的，带不来任何经济效益，日益成为国家的经济负担。正如大臣刘大夏所言：“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从实事求是出发，仁宗在继位的诏书中，就明令“罢西洋宝船”。
军事上的穷兵黩武，也被扼制住了。虽然永乐时期五伐蒙古，削弱了蒙古的势力，巩固了明朝北部边防，但是后遗症也凸显出来。长期征战，导致军费开支膨胀，不仅大量消耗了明朝有限的财力，也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加之灾荒连年，在永乐末期，出现了民不聊生的局面。此外，远征安南，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军费，同时新占领的地区也日益成为中央财政的沉重负担。当时调运粮食的总量，远远超过了对南京、北京的数额。就此情况，宣德二年（1427年）十月，撤去了交趾郡县，恢复了原有的宗藩关系。在蒙古问题上，也从战略进攻变为积极防御。宣德五年四月，放弃了开平卫（今内蒙古正蓝旗东）等边防据点，收缩战线，加强重点防御。这一切措施，虽然使得明朝在疆域上有所缩小，却有效地减 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保持了边疆稳固安定的局面。
至于经济方面，更是仁、宣二帝的主要改革领域。永乐时期，成祖一直大兴土木。为了营建两京的宗庙、宫殿、王府，被役使的工匠数以万计，民众更是不可胜数。这既导致国库空虚，又加重了民众的负担。仁宗继位后，果断下令，停止了不必要的工程。洪熙元年六月，还召回了所有在外采办皇家物品的太监。宣德元年七月，“罢湖广采木”，五年二月，“罢工部采木之役”，停止了大规模伐木。可以说，永乐时期的劳民之举，大部分都被叫停了，转而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为了保证这些政策的实施，任用了一大批熟悉财政的专家。例如夏原吉，在永乐时期主持策划了五次远征、郑和下西洋、营建北京等一系列的后勤供应工作。仁宗一继位，即把因言事入狱的夏原吉官复原职。正是在他的指挥下，永乐以来的国匮民穷的局面才开始扭转，逐步走上正常的轨道。
在处理流民问题上，仁、宣二帝也采取了不同于以往的政策。永乐时期赋役繁重，民众勤勤恳恳耕种一年，到头来仍不免冻馁之忧，因此大量农民被迫四处流亡。而成祖不仅不加以赈济，反而用严刑峻法加以惩处，强令其回到原籍。直至仁宣时期，还有大臣采取这一暴力手段解决流民问题，如南阳府就派官吏抓捕流民，对于那些回到原籍的流民，追征历年所欠钱粮。仁、宣二帝并不认同这一做法，而是强调从源头上治理流民问题，对灾区及时而有效地加以赈济。
通过这一系列政策，永乐时期的战时体制终告结束，明朝重新步入正轨。
不见了金戈铁马的杀伐，也看不到了健儿驰骋异域的雄姿，疆域的拓展也就此止步，但人民却真真正正地从中得到了实惠。不见了猛于虎的苛政，也听不到了催粮差役的凿门声，人民终于可以过上安居乐业的稳定生活。明朝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名家回眸
谷应泰说：“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
在历史上，明仁宗、明宣宗常常被比作周朝的周成王、周康王，汉朝的汉文帝、汉景帝。继“文景之治”之后，“仁宣之治”是又一个守成君王的好典型。
明仁宗朱高炽和明宣宗朱瞻基采取了宽松治国和息兵养民的政策，明初社会经济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恢复发展，到仁宗、宣宗两朝，出现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仁宗时“停罢采买，平反冤滥，贡赋各随物资产，陂池与民同利”。宣宗时实行重农政策，赈荒惩贪。
仁宣两朝，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溥、杨荣执掌朝政，多有建树。他们在位期间成为明朝历史上少有的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时期。
盛世背后的阴霾
所有大臣都为仁宣时期所开创的明朝新风气而欢欣鼓舞，前后两个时代的鲜明对比，使仁、宣二帝成为大臣心目中的圣明君主。而后世大臣，面对一个比一个怠政的明朝皇帝，更加怀念那个君臣和睦的时代，仁、宣的形象变得越来越高大了。
然而，当我们真正阅读史料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圣主”光环背后的种种瑕疵。
朱高炽在成祖的阴影下活了二十年。为了保住皇太子的位置，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做事，不给成祖以任何口实。如今苦等了二十年，朱高炽终于有机会用臀部亲身体会皇座的柔软舒适了。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了花样年华的岁月，如今他终于可以自己做主，满足一下个人的私欲。在朱棣尸骨未寒之际，朱高炽就大选秀女，其范围甚至远及江浙一带的建宁，这招来了大臣李时勉的劝谏。李时勉出于对仁宗往日的了解，很自信地认为，他会像先前一样虚心纳谏。可惜他忘记了朱高炽身份的转变。作为皇帝，大臣对他私生活的横加干涉，点到了他的痛处，这是他无法容忍的。当即廷杖，李时勉口吐鲜血，几欲死去。幸好仁宗去世得早，李时勉得以捡回了性命。即位的宣宗曾亲审李时勉，询问过后，非但没有怪罪他，还称赞他忠心可嘉，不久就让李时勉官复原职了。宣宗的这种态度，事实上就默认了仁宗私生活的放纵。幸亏仁宗在位时间短暂，他高大光辉的形象才得以保全。
即位的宣宗，喜爱游山玩水，追求个人享受。他本人才华横溢，琴棋书画无所不能。登基后，宣宗经常在春秋时节，与诸大臣登山泛舟，赋诗唱和。此外，他还擅长书法、绘画，尤其是以山水、花鸟见长。现存的《戏猿图》、《花下狸奴图》，手法细腻，颇见功底。宣宗还喜欢把玩瓷器。为了满足自己对于瓷器的追求，他甚至违背了太祖禁止在瓷器上绘制帝王、后妃、仕女的禁令，对明代官窑瓷器进行大胆的改进。从此，宣德炉在中国瓷器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而太祖害怕子孙玩物丧志的良苦用心，却被搁置在一边。
如果说这里展现的是宣宗人性化的一面，那么他的其他嗜好却不太符合一个帝王的身份。宣宗颇好歌舞、戏曲，朝鲜的史料中就明确地记载着，仁宗与宣宗都喜欢戏曲。当他死后，从宫中释放出来的教坊司乐工就达三千八百多人。宣宗还喜欢打猎，经常带着一大群侍从和军丁，出入于宣府一带，表面上冠冕堂皇地打着巡边、谒陵之名，实际上是为自己游猎找寻借口。斗鸡跑马、豢养鸽子也是他的爱好。更为离谱的是，根据野史记载，宣宗还喜欢斗蟋蟀。为了获得善战的蟋蟀，他不惜令太监远赴江南寻找，甚至用行政手段命令苏州知府协同专办。宣宗的嗜好之大，甚至连太后的劝说也不起作用，直到他去世之后，太后才得以把他的玩物一并扫入垃圾堆。从这些记载中，我们根本找不到圣明君主的影子，看到的只是一个贪图玩乐的皇帝。宣宗还像他的父亲一样好色。他曾经下诏让朝鲜进贡少女，并且明目张胆地向太医索要壮阳药。一日皇帝召太医钦谦入见，对他说：“你们南方人精于房中术，我想让你帮我配制一些壮阳药。”虽然这被钦谦拒绝了，但从中可以看到宣宗在私生活上也是纵欲无度。
宣宗对于直谏的大臣，也并不是都能容忍的。宣宗继位之初，召诸大臣入宫一起看戏。这一善意的表示，却没有得到大臣们的回应。户部尚书黄福当场表示：“我生来就听不懂戏。”宣宗退而求其次，要求一起下棋。黄福再次以不会应对，并摆出一副道德师长的面貌，劝谏道：“我自幼家教很严，只读书，玩物丧志的事情一概不会。”宣宗并未因此发怒，只不过是一笑了之。当大臣劝谏他不要饮酒贪杯时，宣宗也只是说：“纵情声色，固然是安逸的表现，但是古人留下的宴游之乐，同样也不可废。”可是，大臣并没有因为宣宗的优容而放弃自己谏诤的职责，他们继续对宣宗的个人生活横加干涉，于是宣宗也对大臣举起了屠 刀。有武将李姓者，对宣宗宠爱太监提出批评，宣宗竟然命人割掉了他的舌头，并关进了监狱。
宣宗的老师也未能逃脱死亡的厄运。宣宗在做皇太孙时，好武事，喜欢骑马打猎，正是因为这一点，得到成祖的垂爱。而宣宗的老师戴纶、林长懋，却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他不宜荒废学问而终日畋猎。宣宗继位后，两位大臣又先后几次劝阻皇帝打猎出行，戴纶更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直言指斥。这惹恼了宣宗，将其当即处死。林长懋则被关押数十年之久。由此可见，宣宗未能一如既往地实行仁政。
这一切的一切，让我们看到明朝盛事背后的阴霾。不可否认，仁宣时期在明朝历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但正是仁、宣二帝本身所具有的这份欲望，开启了后继者荒淫的前奏。
但话又说回来，明朝大臣的命实在是太苦了。碰到仁、宣这样的皇帝，已经是他们不幸中的万幸了。没有了太祖、成祖手中经常挥舞的屠刀，也不像他们后世子孙那样长期怠政，这样的皇帝已经是不错的了。更何况大臣本身也有错误。
他们太过苛求了，朝政要管，连皇帝的私生活也要品头论足，皇帝完全没有了自由的空间。毕竟皇帝也是人，他们也有七情六欲。况且仁、宣二帝身上浓重的人情味，也是值得称道的。
宣宗在与大臣相处过程中，总是不拘小节。宣德四年（1429年）十月，宣宗甚至亲自来到内阁所在地，与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大臣谈经论道。兴致所致，他随手拿出一部经史着作，便与大臣讨论书中所蕴含的道理，进而探讨治国之得失。天色已晚，宣宗仍然意犹未尽，便设御宴款待大臣，在席间继续讨论治国方法。对于那些脾气合得来的大臣，宣宗更是毫不吝惜，赐予大量的御用之物。如阁臣夏原吉每天都能得到宣宗的赏赐。为了拉近与大臣的距离，宣宗还经常与大臣开玩笑。工部尚书吴中家有“河东狮吼”，他的妻子因为他私自纳妾数十人，一怒之下把他告到官府。宣宗知道后并未加以怪罪，只是在宴请臣僚时，令戏子作惧内戏以笑之。比起另外两个多才多艺的皇帝——李后主、宋徽宗来说，他并不是亡国之君，这些大臣也该知足了。
名家回眸
孟子有句千古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是在告诫人们在最得意处千万要头脑清醒，不可因一时的繁盛而起了贪图享乐之心，毕竟事情往往都在歌舞升平、醉生梦死中悄悄地发生着量变。朱瞻基遭遇的正是这一阶段。
许文继、陈时龙在《正说明朝十六帝》里也说：“随着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君臣陶醉在表象的治平景象中，没有意识到盛世下存在的隐患。‘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纪纲为之不振，这种情况宣宗当然脱不了干系。”
三杨辅政
杨士奇、杨荣和杨溥这三人合称“三杨”。“三杨”都出自建文帝时期的翰林院，此后在永乐朝升任内阁大学士。他们身处高位，但屡遭磨难，仁宣时期才真正施展其才能。此间，三人恪尽职守，深合皇帝心意，为“仁宣之治”的开创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宣宗驾崩，三人又辅佐幼皇英宗。但此时“三杨”却昏庸懦弱，对权宦王振听之任之，以至王振败坏朝纲，唆使英宗北伐，酿成“土木堡之变”。真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三杨”在位三十年，身上带有明朝前期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烙印。“三杨”的宦海，也具有颇多代表性。他们的思想变化，正是这一时期朝臣心理变化的缩影。
杨荣、杨溥都是建文二年（1400年）的进士，当年便进入翰林院。杨士奇就没有他们两人顺利了，他未曾中举，仕途不畅，有近二十余年的时间漂泊在外。
好在建文二年，翰林院王叔英慧眼识英才，推荐杨士奇进入翰林院。翰林院乃是明朝的育才之地，从这里走出的都是高官显爵。这一切都表明，他们是建文帝看 重的人才，他日的栋梁。此时的翰林院人才济济，大儒方孝孺，才子解缙、金幼孜等人都在这里任职。“三杨”在他们的熏陶下，迅速成长。他们本人也尽心尽力，颇有一番报国之志。尤其是出身贫寒的杨士奇，工作勤奋，深得方孝孺的信任，仅一年便提拔他为翰林院副总裁官，审定各地所上书稿。假以时日，“三杨”荣膺重任，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但靖难之役打破了他们平静的仕途。建文四年（1402年）夏，靖难大军逼近南京。面对江河日下的建文朝廷，他们必须要作出选择：究竟是以死报建文帝的知遇之恩，还是顺应潮流投靠燕王朱棣。此时年富力强的“三杨”，事业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大好的前途摆在他们面前，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为国家效力，一展身手。更何况他们只是小官，没有为建文帝殉难的必要。建文帝与燕王朱棣之间的皇位之争，只是朱氏家族内部的权力之争，并未达到国破家亡的程度。经过深思熟虑，“三杨”与翰林院的众多大臣一道出城迎降。这一选择，为他们叩开了未来的大门，但也让他们丧失了立场。身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三杨”，肯定会为自己未能贯彻忠义，不能实践杀身成仁的殉道精神而内疚。他们只能期盼着事业上的建功立业，为自己洗去耻辱。
与“三杨”的选择不同，翰林院中与“三杨”关系密切的周是修、王叔英、方孝孺等大臣，却对朱棣誓死不从。“三杨”的好友周是修在燕军进入南京城后，为了表示自己忠于建文帝，自尽而死。当初推荐杨士奇进入翰林院的王叔英，在南京被攻破时正在外募兵，听到消息后，悲愤投河而死。对“三杨”有知遇之恩的方孝孺，更因言辞激烈触怒朱棣，被朱棣诛杀十族，他本人更是遭受了可怕的酷刑。
此外，成祖对建文帝旧臣大肆屠杀，“瓜蔓抄”，“灭九族”，其残忍程度甚至超过蛮族入侵。面对同僚的死难，我们不知道“三杨”作何感想，但可以肯定的是，屠刀让他们对这位新皇帝有了深刻的认识，谨小慎微成为他们的人生准则。
此后“三杨”因迎立有功，不像方孝孺等翰林院同僚一样“不识时务”，加之自身才华横溢，从而受到了成祖的信任，很快得以升迁。三人进入事业的第一个小高潮。杨溥于永乐二年（1404年）被任命为太子洗马；杨荣在永乐元年（1402年），被成祖命为“侍皇太子讲读”，并负责起给“诸皇孙讲学”的责任；杨士奇更是平步青云，在永乐元年十一月便被任命为东宫侍讲，主要负责皇太子的教育，并破格进入内阁，参与机密。命运把他们与朱高炽捆在了一起。
“三杨”获得了成祖的青睐，但他们也深深地知道成祖嗜杀成性的性格。
在处理成祖交给的任务时，他们小心谨慎，甚至不惜委屈逢迎，惟恐成祖有所不满。永乐九年（1411年），杨士奇主持编修《太祖实录》。为了迎合成祖，他删改了大量不利于成祖的内容。在对太子、诸皇孙的教育上，“三杨”也是尽心尽力，言传身教，深怕有负于成祖的厚望。加之太子朱高炽比成祖仁义宽厚，对儒学非常感兴趣，政治主张上也与“三杨”十分相近。在东宫教学期间，“三杨”
与太子相处得非常融洽。从这时起，“三杨”的命运便和太子紧紧连在了一起。
他们和一批东宫僚属成了太子朱高炽的有力支持者。但东宫讲学也给“三杨”带来了不尽的麻烦。
成祖即位后，因为北征和营建京都，长期留在北京，令太子在南京监国，主管朝政。太子监国期间，严惩酷吏，压制太监，施行了许多仁政。然而，这些举措在强调“高压治国”的成祖眼里，却无异于“犯上”（大逆不道）。太子与成祖的关系也进一步恶化。次子朱高煦又战功卓越，性情上与成祖很像，成祖便想废掉太子另立储君。作为太子老师的“三杨”，朱棣自然也就对他们颇为不满。
不要说对其重用了。此时“三杨”的性命都悬于一线，已没有退路，只有拼死保全太子的储君之位。杨士奇则因一再上言为朱高炽辩解，两次牵连入狱。杨溥因在永乐十二年成祖北征回京时迎驾迟晚而获罪，在锦衣卫狱中关了十年，几乎丧命。同僚陈善、解缙也相继遇害。“三杨”和太子在黑暗中熬了十年。终于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他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当月，成祖朱棣在第五次北伐途中，病死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此时与成祖随军同行的杨荣沉着果断，对成祖死讯密而不发，连夜骑马赶到京城，与在京的杨士奇积极配合，妥善处理了迎丧、即位等重大的事宜，帮助太子朱高炽顺利即位。仁宗即位后，立即释放还在狱中“苦读”的杨溥，令其官复原职。
此时，杨士奇六十岁，杨荣五十四岁，杨溥五十岁。本来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并各具才能的“三杨”，在成祖的高压政策下却难施才华。时至暮年，宦海沉浮二十余年，“三杨”身上的棱角早已不在。身处皇位角逐的中心，目睹那么多同僚的死难，让“三杨”深知臣子身份的渺小。虽然仁宣二帝同他们共患过难，虽然二人也以“仁慈”闻名，但“三杨”仍在以一种近乎虔诚的态度侍奉着 “神坛上的君主”，在皇权允许的夹缝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杨士奇为官处事顾全大局，不计小节，兢兢业业，体恤爱民，主张减免赋税，缩减官田，审理积案，减汰工役，安抚流民，深受百姓拥戴。同时他慧眼识人，经他推荐的于谦、况钟、周忱等人，日后都成为了明朝名臣。但杨士奇却从不因功自傲。杨荣曾多次在宣宗面前中伤杨士奇；宣宗告之情况后，杨士奇不但不愤怒，反而请求宣宗能够像信任自己一样信任杨荣。杨士奇能够荐人之长，克人之短，不愧为“三杨”之首。
杨荣虽在为人上不及杨士奇，但其思维敏捷，机敏多谋，通晓边务。他曾跟随成祖五次出塞。年过六旬，还两次跟随宣宗巡边，深得皇帝信任。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未恃宠骄矜，坚持“事君有体，进谏有方”的本分。
杨溥不像杨埼、杨荣二人那样杰出，且性格内向，但他操守极好，作风低调，每次上朝都沿皇墙而走，以示遵守礼制。他对仁宗忠心不二，出狱后更是勤勤恳恳，成为朝臣的典范。
在“三杨”执掌内阁期间，大明政治清明，海内太平，天下井然，百姓殷富，出现了所谓“仁宣之治”的局面。这种盛世的取得，“三杨”可谓功不可没。
名家回眸
着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这样评价“三杨”：“三杨”是明朝仁宣之治的重要推手，也是明朝内阁制度完备的关键人物，他们与仁宣二帝谱写了中国历史上君明臣贤的千古佳话。
“三杨”历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特别是在仁宣时期，“天下建言章奏，皆‘三杨’主之”，明朝的大多数皇帝都有疑心病，不相信大臣，君臣相互猜忌，而“三杨”却能长期安居阁位，形成权势，施展政治抱负，颇为耐人寻味。
他们任职机要重地，与皇帝“朝夕左右”、“机密重务悉预闻”。正如赵翼所说：“迨仁宣间，‘三杨’在内阁久，所兼官屡加至师傅，于是官阶益尊，虽无相之名，而已有均衡之重。”
历史之谜——朱高炽暴亡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在北伐回程当中死在榆木川。八月，太子朱高炽即位，次年改年号为“洪熙”。他采取了一系列不同于他父亲的政策，国家面貌大大改观。第二年五月，朱高炽暴亡，在位不足十月，享年四十八岁。
朱高炽去世前三天还在和大臣们商议处理政事。他从感觉不适到“崩于钦安殿”，前后仅两天时间。明代学者黄景称其“实无疾骤崩”。壮年天子，登基未足一年，“无疾骤崩”，其中必有不为人知的缘由。但与朱高炽有关的明史料如《明仁宗实录》、《明史·仁宗纪》等，都只字未提其死因。究竟朱高炽因何暴卒呢？
一种观点认为，仁宗是死于纵欲过度。仁宗的贪欲好色人所共知，当时的大臣李时勉在仁宗即位不久上了一份奏疏，其中有劝仁宗谨嗜欲之语：“侧闻内宫远自建宁选取侍女，使百姓为之惊疑，众人为之惶惑。若日，天子之宫，古有常制，则大孝尚未终；左右侍御，不可无人，则正宫尚未册。恐乖风化之原，有阻维新之望。”仁宗览奏后，怒不可遏，当即令武士对李时勉动刑，李时勉险些丧命。直至垂危之际，仁宗仍难忘此恨，说“时勉廷辱我”。由此可见，朱高炽确实纵欲无度，否则不会如此耿耿于怀。继他即位的宣宗朱瞻基曾御审李时勉：
“尔小臣敢触先帝！疏何语，趣言之。”李时勉叩首答曰：“臣言谅阁中不宜近妃嫔，皇太子不宜远左右。”朱瞻基叹息，称李时勉“忠”，复其官职。可见，朱瞻基对仁宗嗜欲之事也一清二楚。
朱高炽因纵欲过度而得不治之症，在明人陆筑《病逸漫记》中有记述：“仁宗皇帝驾崩甚速，疑为雷震，又疑宫人欲毒张后，误中上。予尝遇雷太监，质之，云皆不然。盖阴症也。”“阴症”之说出自朱高炽时一太监之口，应当有一定可信度。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治疗此等“阴症”恐无特效良药，这使一些奸佞之徒有机可乘。对此，《明史·罗汝敬传》中曾有记载，“……先皇帝（仁 宗）嗣统未及期月……献金石之方以致疾也”。由此看来，导致仁宗死亡的直接原因，可能是服用治“阴症”的金石之方而中毒不治。
另一种观点认为，五月是张皇后的生日，宫中的嫔妃要给她上寿敬酒。郭妃按照规矩给张皇后送了一杯酒，张皇后接下来以后，放到桌子上没有马上喝。当时在场的朱高炽说：“皇后，你是不是又多心了？”说着，就把这杯酒拿起来喝了，第二天，仁宗病逝。
明仁宗的死很奇特，是一个历史之谜。是不是因为宫中嫔妃、皇后之间的矛盾，误杀了朱高炽呢？还有更为骇人听闻的，有人说明仁宗在安葬的时候，只有尸体而没有头颅。那么明仁宗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还有一个说法，认为朱高炽是被其长子，即继他之后登位的宣宗朱瞻基害死的。朱瞻基善骑射，谙武事，热衷权力，工于计谋，深得祖父朱棣赏识。后来朱高炽即位，虽立朱瞻基为太子，但对其充满警惕。可是，朱瞻基为了自己早日登位筹谋，全然不顾亲情。洪熙元年（1425年）三月，朱高炽命朱瞻基南行祭陵（凤阳的皇陵与南京的孝陵），朱瞻基于四月十四日离京。随侍朱高炽的宦官海涛原本是朱瞻基亲信，他按预先密谋，五月十三日加害朱高炽。
朱瞻基离京后，没有按既定日程行进，而是直奔南京。但在离开南京前，南京城中就有传言“仁宗上宾”。要知道，当时北京还未发丧，亦无如今现代化的传播工具，可见朱高炽“上宾”是在一些人预料之中的。当时，朱瞻基还说：
“……予始至遽还，非众所测。”显示他有人们难以想象的重大安排。他匆匆北返，在途中等待赍诏而来的海涛，于六月三日抵北京。一到北京，就有大臣劝诫：人心汹汹，不可掉以轻心。朱瞻基答曰：“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况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显示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流露出对弑父谋位活动的自信和自得。
明仁宗死以后，他的儿子朱瞻基担任了皇帝，这就是后来的宣宗。后人对明宣宗如何评价呢？历史上把明仁宗和宣宗统治时期称作“仁宣之治”。因为宣宗实在是明代历史上少有的几个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人们大概都不愿相信，这样一个难得的好皇帝的皇位居然是靠谋杀自己的父亲而得来的，所以一直不赞成这种说法。
仁宗之死，众说纷纭。不过，现在历史学界流行的主流说法仍是仁宗死于纵欲过度。
名家回眸
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这样评价朱高炽：他是一个开明的儒家君主，他像他模仿的古代圣王那样，坚持简朴、仁爱和诚挚的理想。他因大力巩固帝国和纠正永乐时期的严酷和不得人心的经济计划而受到一致的赞誉。他的许多政策和措施反映了一种对为君之道的理想主义的和儒家的认识，但是它们也是他对前几代皇帝的一些倾向的反应。
只可惜他命短，过早而亡。他究竟怎么死的，现已无法考证，只能任后人猜想、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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