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是明朝最耻辱的一战，也是明朝由强转弱的分水岭。宣宗将皇位传给朱祁镇，史称明英宗。朱祁镇在位22年，却分为两个阶段，经历了即位、失位、夺位的曲折过程，而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土木堡之变。
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于谦力挽狂澜，救回英宗，不过这时皇帝已是朱祁钰。明朝景泰年间，有人说于谦权柄过重，太监兴安为之执言：“只说日夜与国家分忧，不要钱，不要官爵，不问家计，朝廷正要用此等人，可寻一个来换于谦。”对于兴安这番话，满朝文武作何反应？史书记载的只有四个字“众皆默然”。于谦忠诚无私的高洁人格与济世为民的远大抱负，以及“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于人间”的千古绝唱，一直为人称颂。
英宗被迎回后，软禁在南宫内，尊称为太上皇，开始了他7年的软禁生活。即便如此，景泰帝还是不放心。他将南宫的大门上锁并灌铅，加派锦衣卫看守，食物由一个小洞递入，就是这点食物有时还被克扣。英宗原配钱皇后不得不自己做一些女红，派人带出去变卖了以补家用。景泰帝为了避免有人与英宗联系，还派人将南宫的树木全部伐光。英宗就在惊恐与饥饿中度过了7年的软禁生活。景泰八年，武清侯石亨等发动夺门之变，英宗复位，改元天顺。他再次登位，虽兢兢业业，但仍不能阻止大明王朝逐渐走向衰落的趋势。
宦官擅权
王振，一个太监，何德何能能够把一个王朝变成自己的袖里乾坤，轻松移放。这还要从他的出身和经历说起。
《明史》上讲，“王振，蔚州人（河北蔚县），自少选人内书堂”。据查继佐《罪惟录》说，王振“始由儒士为教官，九年无功，当谪戍。诏有子者许净身入内，振遂自宫以进，授宫人书，宫人呼王先生”。意思是说他年轻时潜心读书，却屡考不中，愤愤然“自阉”，落榜男儿就以这种看似悲壮的方式毅然走入了太监社会，最终成了名。不管怎么说，王振确是个颇通文翰的宦官。当朱瞻基还在位时，立朱祁镇为太子，王振是东宫中下级宦官“局郎”一类的陪侍。朱祁镇继位时年方九岁，自然与平素教他读书写字、游戏玩耍的这位太监最亲，所以一直称王振为“先生”。可以说王振命好，投对了主子，因此才能走上历史的前台，风云一时，却也祸害无穷。
英宗朱祁镇登上九五之尊时，太皇太后张氏委托着名的元老三杨——内阁大学士杨荣、杨溥、杨士奇辅政。三老德高望重，大权在握，王振畏惧，尚不敢张牙舞爪。
话说到此，当讲一讲这位太皇太后张氏。她是朱祁镇的爷爷仁宗朱高炽的皇后，朱棣也称其为贤儿媳。她得知孙儿当学之年不近经筵听先生讲课，反而整天被王振引诱出宫观武弄枪，很是生气。一日，她召集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尚书胡滢以及英宗小皇帝一起入朝。张太后再一次向小皇帝强调了五位大臣的辅佐地位，意思是国家大事必须得到他们的认可，否则绝不可行。接着派人宣王振入觐。王振进来后，这张太后一拍桌案，厉声叱责王振：“汝一宦者，侍皇帝起居。多有不法之事，今当赐汝一死！”说时便有女官立刻上前，横白刃于王振后颈之上，王振登时吓得魂飞魄散。英宗小皇帝一看奶奶要杀自己的老玩伴，又急又怕，连忙下跪为王振求情。五大臣见皇帝下跪，也忙跟着下跪向太皇太后求情。
张太后见威吓目的已经达到，于是罢手。但是就这一心软，留下了后患。
张太后于正统七年病逝。随着张氏、杨荣先后去世，杨溥、杨士奇年老势孤，英宗年少无知，荒嬉无度，不理朝政，司礼太监王振便逐渐大权独揽。明朝皇权第一次转换到宦官手中。
王振肆无忌惮地弄权，大兴土木，广收贿赂，使用重刑，权倾朝廷。而“权力所在，谄媚必然集中”（柏杨语）。当时的工部侍郎王佑没有胡须，王振问他为何，王佑恭谨地回答道：“老爷没有，儿子辈安敢有。”这一回答真是令人拍案叫绝，古往今来，什么都缺，就是不缺这种逢迎拍马的人。
其实，明朝的宦官之祸不容小觑，但是还没有到汉末以及中晚唐时期能把皇帝的废立死生皆操纵于手的程度。同时，应该注意，明朝的权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宦官就如同寄生虫，他们的“寄主”皇帝一死，或者突然变脸发威，宦官本人权势顿时消散。后来的刘瑾、魏忠贤的例子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只是王振还没有来得及通过他的身体力行来证明这一规律，就死掉了。
因此，王振如此横行跋扈的原因就在于英宗朱祁镇的宠信。一次他在给王振的敕书中说：“朕自在春官，至登大位，几二十年。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多。”看得出来，朱祁镇对这位大公公的感情是真挚的，只是他作为一个皇帝过于感情用事，识人不明，因此遇祸，也怪不得别人了。
正统六年（1441年）年末，朱祁镇与文武百官饮宴。按照惯例，宦官没资格参加。但朱祁镇时刻不忘他的“王先生”，宴会中间专门派人探视。使臣到时，王振怒气正盛，说：“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使臣回报，英宗不仅不以为忤，反而不惜违背祖制，召王振入席。王振到时，百官望风而拜。从中可见王振权势之盛以及百官的奴媚之相。
正统八年（1443年）六月，因为大理寺少卿薛瑄不肯巴结自己，王振捏造罪名，唆使皇帝将他罢黜为民。正统九年（1444年）七月，驸马石璟责骂本府的太监，王振物伤其类，认为有辱于自己，便在皇帝面前诬告陷害他，皇帝将石璟下狱。无独有偶，同年七月，霸州知府张需因为宦官扰民，鞭笞他的兵丁，王振知道后，大怒，将 张需逮捕下狱，贬谪流放。王振专权日甚一日，锦衣卫兵士王永愤愤不平，将王振作恶的事迹一一列举，写成传单，张贴于各交通要道以及王振侄子王山家，后被巡察兵士发现捕获。王振将王永磔死，从此朝臣无人敢对王振发一句微词。
正统十一年（1446年）正月十三日，明英宗颁旨让王振侄儿王林世袭锦衣卫指挥佥事，其他宦官之侄也都有世袭的权力，开了宦官世袭官职风气之先。
正统十一年（1446年），太皇太后张氏指定的辅国大臣“三杨”之一——杨溥去世，至此，“三杨”全部逝世，朝中更无人敢遏制王振，王振的羽翼更加丰满，顺王振者昌，逆王振者亡，王振权倾朝野，视天子为门生，视勋戚为奴隶，几乎成了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武功中尉指挥华嵩和王振的侄子因为一个妓女而争风吃醋，发生争执，王振非但不制止其侄，反而派打手剃光华嵩的头发，在其头上涂上漆，将其枷锁在教坊门口示众。不仅如此，王振还公开收贿卖官鬻爵。
江阴布衣徐颐送重金贿赂王振，王振授他中书舍人之职；常熟的魏某也以重金打通门路，获得主事之职。故时人讥讽他们二人为金中书、银主事。朝中人人自危，甚至堂堂的兵部尚书徐曦见到王振，也立即下跪。正统十三年（1448年）二月，王振花费数十万，劳役一万多军民，大力重修元初建于长安街的庆寿寺，也无人敢有怨言。
王振骄奢淫逸，英宗却对他宠幸有加，明王朝一步一步走向衰落。
名家回眸
柏杨先生曾说：中国的第三次宦官时代，由王振揭幕。
翻开明朝的历史，能查到的第一个祸国殃民的太监就是王振。对于第三次宦官时代的特征，柏杨先生有自己的高见：政府高级官员和士大夫阶层，公然无耻地争向宦官卖身投靠。这是第一、第二次宦官时代所没有的现象。
其实，明朝宦官之祸不容小觑，但是还没有到汉末以及中晚唐时期能把皇帝的废立死生操纵于手的程度。明朝的权力都集中在皇帝手中，宦官就如同寄生虫，他们的“寄主”皇帝一死，或者突然变脸发威，宦官本人权势顿时消散。
土木堡之变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英宗亲征瓦剌。八月，在土木堡进行的一场战役中，英宗被俘，宦官王振也被愤怒的明军将领杀死，是为“土木堡之变”。事情还得从瓦剌的兴起说起。
洪武元年（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大军北伐，大将军徐达领命前行，元顺帝被迫携带后妃逃往上都（今内蒙古开平）。次年，元顺帝又被8万明军驱至应昌。元顺帝看到自己被敌军追赶如丧家之犬，内心抑郁凄惨，竟哀婉地唱起来：
“失我大都兮，冬无宁处。失我上都兮，夏无以逭暑。惟予狂惑兮，招此大侮。堕坏先业兮，获罪二祖。死而加我恶谥号，予妥欢帖睦尔奚词以拒？”不久，元顺帝死于郁闷失意之中。这并不能阻碍明军继续的北伐。明军兵分两路，东西路军分别打败王保保之军，拿下应昌，并俘虏元顺帝的宫人、太子、嫔妃及各省院官。
洪武二十年（1387年），以辽东金山为盘踞点的纳哈出归降明军。次年，明军在永昌侯蓝玉统率下，直抵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让元太尉蛮子死于刀下，并俘虏了元主次子地保奴、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以及官校三千余人，只元主脱古思帖木儿逃脱。经受这次重创后，北元势力衰微下去。脱古思帖木儿在逃往和林的途中，行至土剌河时，被部将也速迭儿勒死。从此，蒙古进入分裂状态，各部群龙无首，而元主徒拥有虚名，直至五传之后坤帖木儿，每每都惨遭谋害。而杀害坤帖木儿的鬼力赤部帅，自立为政，“称可汗，去除国号，自称鞑靼”。由此可见，蒙古已处于极端分裂状态。
当时，蒙古分裂为三大部：兀良哈、鞑靼、瓦剌，分布在东起辽河，北到贝加尔湖，西跨额尔齐斯河的广大地域。
永乐时期，鞑靼于三部之中实力最强，瓦剌仅次之，而与明朝关系密切的却数兀良哈。早在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明朝即设置朵颜、泰宁、福余三卫， 安置兀良哈部众。一直与明朝保持藩属关系的兀良哈部又称兀良哈三卫。在永乐夺取帝位时，兀良哈三卫是极力支持的，以至后来永乐帝内迁大宁都司和宁王部，兀良哈三卫获得了大宁的大片土地。
永乐初年，鞑靼部首领鬼力赤与瓦剌部相仇杀，屡次骚扰明边。而鞑靼部内各贵族集团之间也互相攻伐。永乐三年（1405年）。鬼力赤被知院阿鲁台杀死，元室后裔本雅失里被其拥立为可汗。但不久，瓦剌大胜阿鲁台，阿鲁台只好徙居于胪朐河流域。永乐八年（1410年），永乐帝北伐，重创鞑靼部，阿鲁台与本雅失里各自为主，分统部落。同年冬，阿鲁台称臣于明。次年，明封其为和宁王。
永乐十年（1412年），瓦剌部首领马哈木收编本雅失里部众，本雅失里在战斗中被杀。在阿鲁台收编本雅失里余部后，实力大增，便率部进攻明朝。永乐帝于永乐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422年～1424年）分三次亲率将士大战鞑靼，鞑靼部势力迅速衰败。阿鲁台也在战役中被瓦剌部首领脱欢击杀。
永乐初年，瓦剌部常遭鞑靼不间歇地侵扰。永乐帝即位后，曾派遣御使告知瓦剌，愿与瓦剌从此之后友好相处。永乐六年（1408年），瓦剌首领之一马哈木，首先向明朝贡马请封号。第二年，永乐帝册封瓦剌三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秃孛罗为安乐王。瓦剌部在明朝长期庇护之下，逐渐恢复战争创伤，势力渐强起来。永乐十年（1412年），马哈木收编本雅失里部众之后，实力增强不少，顿起野心，从此开始多次要挟明朝财物、扣留使臣，还不断南下侵扰百姓。永乐十二年（1414年），永乐帝亲征瓦剌部，兵锋直至土剌河。马哈木战败逃走，不久死于病中。其子脱欢于永乐十六年（1418年）继承父位，自封为顺宁王，采取一系列整顿措施：对内收复周边小部落，对外收鞑靼余部，势力也不断增强。明朝开始将其视之为北部、西北部最大的隐患。
宣德九年（1434年），脱欢袭杀鞑靼首领阿鲁台，尽领其部众，势力扩张到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及贝加尔湖一带。正统元年（1436年）左右，瓦剌部贤义、安乐两王部众被脱欢虏取于麾下。于是，蒙古瓦剌、鞑靼二大强部全都归属到脱欢的麾下。为了协调众议，脱欢立元皇室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任丞相，操各项实权。
脱欢自收并瓦剌、鞑靼两部之后，势力膨胀，侵扰明朝的野心大增。正统二年（1437年），终于率部众驻扎饮马河，纠集兀良哈三卫、野人女真部，准备大举侵犯明边境。
不过，脱欢还是最终没能去实现他进攻明朝的愿望。正统四年（1439年），脱欢死于病中，其子也先继位，自称太师淮王。也先的野心和能力都超过其父，“脱脱不花具空名，不复相制”。他和脱脱不花各自派遣使团向明朝贡献贡品，而明朝要同时兼顾两方，分别赐予丰厚赏赐。也先把向外扩张的目标，明确指向明朝的边境。他首先采取纵横捭阖的手法离间明朝与西北各族的关系。
在嘉峪关以西，明朝初年先后设置沙州、赤斤、曲先、阿端、罕东、哈密诸卫，安置归附蒙古及回部部众。这些少数民族的首领都受明朝册封管理，并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他们同时担负着维护中央王朝，扞卫明北部防线的重要责任，并遵从防蒙战略中“断其右臂”的方法，维护边塞与明的和平相处。也先用联姻的手段拉拢沙州、赤斤蒙古，破坏他们与明朝的联盟。正统九年（1444年），也先竟公开宣布建立甘肃行省，授予罕东诸卫都督讷格等人平章职衔。第二年，也先率兵挟制沙州、罕东、赤斤蒙古围攻哈密，哈密忠顺王的妻母被也先俘虏。忠顺王倒瓦塔失里无奈向明朝求救，谁知明廷竟不回应。三年后，忠顺王被也先一直追迫到了瓦剌。从此之后，明朝所谓的“断其右臂”防御战略被攻破，关西诸卫也在也先的控制之下。
正统十一年（1446年），也先实施东进战略，率骑兵攻打兀良哈三卫。明朝竟不作任伺反应。也先“破兀良哈，胁朝鲜”的手法给兀良哈以重创，三卫被迫就犯。也先的这次东征，完全破坏了明“断其左臂”的策略，明西方门户被打开。
到此为止，也先的势力已经控制了西起今日新疆、青海、甘肃，东面直至朝鲜半岛北部，北逾贝加尔湖，南抵明朝边塞的广大地区。这是继元帝国之后出现的又一个统一的蒙古贵族的封建政权，它的形成，势必给明朝的安宁提出严峻的挑战。
英宗第一次在位期间，似乎一切都由王振决断，而英宗亲征与蒙古交兵被俘。
祸起于大太监王振
宣宗时，对北部的蒙古进行安抚政策，使得北部边防近十年平安无事，可是这也助长了蒙古瓦剌部势力的增长。瓦剌虽然年年都来明朝朝贡，但是每次都能拿到更丰厚的赏赐，他们乐此不疲。当也先成为瓦剌首领的时候，1449年2月，他遣两千多人向明朝进贡马匹，却号称三千，向明朝多要回赐。《明史》中说，也先的行为激怒了王振，便故意低估瓦剌进贡马匹的价格。也先大怒，借口明使曾许嫁公主，贡马是聘礼，明廷却无意许亲，是失信于瓦剌。当年7月，将领脱脱不花与也先率领大军，分四路侵入明境。结果大同的参将吴浩阵亡。消息传到北京，王振认为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竟然雄心大起，怂恿朱祁镇御驾亲征。
朱祁镇时年23岁，血气方刚，并且自小就喜欢观看军队演操习武。这一次遇到实战的机会，甚是高兴，于是想效仿祖宗当年征战沙场的壮举。但是他终究还是高估了自己，以为在“王先生”的教导下，自己已经具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雄姿了！真是可怜了这位锁在金笼中的“黄莺”。
吏部尚书王直等大臣的苦谏没有使朱祁镇回心转意，他统领五十万大军出发了，随行的还有大太监王振。这本该是一次“西北望，射天狼”的壮举，可是却被这位幼稚皇帝和他的太监伙伴给搞砸了。
在秋天的凄风苦雨中，几十万大军，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声息愈急。”随驾群臣察觉士气低落，接连在军中上表，恳请英宗皇帝回銮。王振大怒，罚兵部尚书邝埜等人于草中长跪。大军继续前行，直到阴历八月初一，抵达大同。也先则使出诱敌深入一招，暂且避去。王振仍然坚持进军。
恰巧此时从前线跑回来的太监郭敬，报告了也先部的实力。王振听后便劝英宗退军。明军八月初一到大同，八月初二即“班师”。五十万人马，原路后撤，真是“兵贵神速”。
本来，明军应该经大同由居庸关回北京。出现“本来”两个字，也许就要有节外生枝的事情发生了，正是如此。这老太监王振想要衣锦还乡，何况还有个皇帝相陪，岂不更美。于是便下令改道由紫荆关（今河北涞源）入京。本来大军就是惊惶退走，结果到处踩踏庄稼，王振反而起了恻隐之心，怕老家乡邻的田地被蹂踏，在距蔚州四十里地时，他改主意，命令大军向宣府方向行进，仍从居庸关返回。如此反复逡巡，不仅使也先军队追了上来，也使明军侧背全然暴露给了瓦剌军。就这样，拖了八天，明军退至宣府。也先骑兵一路追赶，恰巧跟上。
八月十三日，明军退至怀来以西的土木堡。两军真正的交锋开始了，其实也不算势均力敌的交锋，而是明军的五十万人马被也先的几万人杀了个毫无还击之力。堂堂大明皇帝朱祁镇被俘虏，明五十万大军，“死伤过半”。《明史》中讲，“（王）振乃为乱兵所杀”，应该是混战中被瓦剌军砍死或者被自己人逃跑时踩踏而死，也有一说是王振被扈卫军官樊忠以大锤击杀。无论哪种说法，总之一代大太监是死于非命，也算罪有应得吧。但是他给大明朝的影响又岂是一死就能弥补的。仅此一役，明军死伤数十万，文武官员亦死伤五十余人。无辜者的累累白骨，流成河的鲜血诉说着他的罪过，且无法救赎。
史家通常认为，土木堡之变是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从此，盛世难在，空余悲恨。
土木堡几十万人的血，映着当年的夕阳，何等惨烈。经过五百年的岁月淘洗，此地终究变成今天京张高速公路边上一个普通的镇子，能与昔日峥嵘联系起来的，只有几处残存的城墙和被当成仓库的显忠祠，默默地向历史深处回望。
名家回眸
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如是说：“土木堡之战，明军仓促出师，进退失据，京军精锐，毁于一旦，勇将重臣多人战死。英宗皇帝被俘，更使朝野震动。明王朝遭遇到建国以来所未曾有的严重危机。”
梁启超曾这样评价这场变故的影响：“土木堡之变的直接影响是，50万精锐损失殆尽，文武大臣死者50余人，皇帝被俘，蒙古铁骑乘胜直趋北京而来，明朝处于亡国亡君的危险境地；间接影响是，经 此一战，将士不敢再战，社会风气日坏，国力大为降低，是明朝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拐点。”土木堡之变，是明朝最耻辱的一战，也是明朝由强转弱的分水岭。
忠臣于谦留清白于人间
历史还在继续，英宗被俘消息传来，京城大乱，国家危急，呼唤英雄出现，于是一代名臣于谦从历史中走来。
于谦（1398～1457），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
于谦青少年时期已满腹经纶、才华横溢，且声誉远在乡邦之外。他从小就立志救国济民，这种远大抱负源于家族中祖父辈们的意愿。于谦幼时其祖父收藏有南宋抗元英雄文天祥画像，他对文天祥的为人极为敬重，15岁便撰写赞词，每日悬挂于桌旁，激励自己长大后为国家效力，成为国家的栋梁。赞词说：
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陵谷变迁，世殊事异，坐卧小阁，困于羁系。正色直辞，久而愈厉，难欺者心，可畏者天。宁正而死，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节，万古修传，我瞻遗像，清风懔然。
于谦一向遵从的生活态度是积极严肃。他为人耿直，思想严守儒家作风。从他17岁时作的诗《石灰吟》一诗中，可以看出他急切为国效力，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生命的精神。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在诗中以制作石灰的过程来喻自己，就算是“千锤万凿”、“烈火焚 烧”，只要是真的献身国家与民族，任何艰难险恶都无法改变他的决心和他那“出深山，若等闲”的伟大气概。而“要留清白在人间”的意愿，也显现出他希望自己如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一般。诗中这样的比喻极为贴切。
于谦不但勤奋好学，志向远大，品德高尚，而且极具随机应变的聪明才智和敢作敢为的胆气。
督学的佥事为人恣行威福，对诸生态度恶劣，还时常严厉地指责犯小错的同学。由此生员们个个对他不满，而且日积月累，怨气颇深。在一次典礼上，生员们欲乘机报复督学，便借故争吵，而且场面越来越拥挤。督学大人上前劝阻喧闹的同学，被挤进学官前的泮池中，生员纷纷惊慌逃走，唯恐被这位大人捉到痛斥一番。唯独于谦一人上前搭救。督学大人一时气懵，抓住于谦，要归罪于他。于谦不急不慢地说：“和你争吵的全走开了，我是见你快要淹死才救起你的。你想如果是我推你入水，此时还会上前相救吗？现在你反咬一口援救的人，而把责任推在我身上，放过和你争吵的是什么道理？又要怪罪于我，又为了什么？”督学听了，无言以对，只好罢休。
于谦在钱塘县学做秀才（生员）时，谙习礼仪，态度严肃，作风亢直，不肯屈节逢迎有权势的人，因而引起巡按御史的不满。一次巡按视察钱塘县学，欲乘此机会刁难于谦，便执意点他名让其讲书。于谦何惧此举，从容不迫地走上前台向各位官员打躬作揖后开始讲书，但提议要几位巡按须跪在讲案前面。巡按说：
“讲案前没有跪礼。”于谦说：“今天所讲的是太祖高皇帝的《大诰》三编，小生不敢不跪，各位大人都应该跪下。”巡按和各位官员迫于太祖高皇帝的威严，只得跪在讲案前。于谦于是将《大诰》反复推论，讲解得很是明白，听者都恭敬地跪着。于谦凭着自己的机智和聪明才智，大挫了这些权贵的势力，而他的这种不畏权势的精神也深深地留在了百姓心中。
永乐十八年（1420年），于谦在杭州参加浙江乡试，以第六名考中了举人。
次年，到北京参加会试和殿试，中了进士。因当时适逢明朝国力鼎盛时期，于谦并未把精力放在国力上。而是抓住了内部存在的问题，就在殿试中指出了问题的所在。当时来说，这种坦率的做法是遭到周围的人反对的，但因“策语伤时”，将本来为第一名的于谦降为三甲第92名，尽管如此，于谦的这种“铮铮不夺之 节”的直言精神是十分受人们敬重的。
于谦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在任上有“廉干”的美誉。
当时的于谦，有着年轻人贯有的盛气，加上他才貌英伟，在朝班里奏对公事时，声音洪亮，且有条理性，受到当时刚继位的宣德帝的赏识。宣德元年（1426年），于谦奉宣德帝之命扈从御驾，镇压汉王朱高煦的叛乱。在第二次被派往江西做巡按时，他和都察院的上司关系很好。当时任左都御史的顾佐也是一位作风刚正不阿的人，从不趋炎附势，但对于谦却敬重有加。他认为于谦办事公正，作风正派且才华横溢，是少有的同道中人。于谦为人赢得如此敬重，加上仕途顺利，让他对报效国家信心大增。这时，他的诗作中弥漫着豪迈的气概：峥嵘头角伸非难，变化飞腾顷刻间。等闲吸尽四海水，化作甘霖拯旱干。
宣德五年（1430年），宣德帝破格提拔于谦为兵部右侍郎（从二品），巡抚山西、河南。当时，于谦33岁，正当壮年。他在此地任巡抚一连19年（1430年～1448年），深入民间，了解民间疾苦，政绩显着。
15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华北水旱灾害频繁的时期。于谦在巡抚任上的主要工作就是救灾和安置流民。他不辞劳苦，在两省各地来回巡视，就地及时解决问题。
他为减轻人民的负担，千方百计免除灾民的赋税劳役；为了解决灾民吃粮问题，他设法干预粮食市场的需求与供应，并建义仓和平准仓；他治理水源，兴修水利，降低了灾害的进一步扩大；他还促使各行业继续稳步发展。
于谦的卓越工作使几十万流民得到妥善安置，当地的百姓都很爱戴和敬重他，连劫路的盗贼都是如此。史书中说他“威惠流行，太行伏盗皆避匿”。
于谦为官清廉，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礼品馈送权贵。宣德到正统初年，“三杨”当政，对于谦相当敬重，他的建议没有不被采纳的。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死，太监王振擅权，作威作福，贿赂公行。有人劝他说：“你虽然不献金宝，攀附权贵，也应该带些地方产品，如合芗（线香）、干菌（蘑菇）、裹头（手帕）等物，便中送点人情。”于谦笑着举起两袖说：“带有清风。”因作绝句一首见志：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阊阎话短长。这首诗在当时远近传诵，成为一段佳话。于谦的这种做法却引起王振的反感。
正统十一年（1446年），于谦上谏推举参政王来、孙原贞接任巡抚。王振乘 机暗中派人联合攻击于谦，以“埋怨朝廷不予以他更高的俸禄，渐生恨气，并随意举荐于人，不合乎大臣体统”为由，抓于谦入狱，并判了死刑。这下可激怒了晋、豫两省的人民，他们纷纷到北京叩阙上书，请求朝廷归还他们的好巡抚。开封的周王、太原的晋王也上书保于谦。王振见于谦此时人气正旺，便放弃了判处于谦死刑的主意，于谦被降职为大理寺少卿，仍在山西、河南上任。
正统十二年（1447年），于谦接到父亲的丧报，回杭州奔丧，丧期未满，就被调做兵部右侍郎。第二年，他母亲去世，由于紧急的边务，他只得终止守丧，当年又奉命返回北京做兵部左侍郎，佐理部事。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发生，兵部尚书邝茔扈驾阵亡。
就在皇帝被俘，群龙无首，一片混乱的时刻，负责居守的廊王也一筹莫展，大臣们更是“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待到同年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孙氏召百官，确定了英宗朱祁镇的同父异母弟弟郕王朱祁钰的监国身份。
朱祁钰召群臣们商讨战守大计，竟有人提出要迁都南京，以避灾祸。幸亏时任兵部左侍郎代理部事的于谦坚决反对，并主张马上召集军队，誓死保卫京师，不然大明就要走上另一条路了。正如有人开玩笑说：也许南明就会早出现二百年。这也不是不可能变为事实。
因此说，于谦对于明朝，对于中国历史，甚至对于北京的发展都功不可没。
除了坚拒迁都之外，他还有几个顾全大局、应对变故的举措。
首先，就是拥立郕王朱祁钰为皇帝，即是景帝，年号景泰。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宋朝的“靖康之变”，当时也是在徽钦二帝被金掳去之后，高宗赵构即位，宋朝南渡，直到杭州，真是狼狈不堪。明朝难道又是历史重演？实则不然。毕竟朱祁钰不是赵构，大明也没有宋朝那么羸弱，顷刻之间就被一个异族打得落花流水，仓皇南逃，甚至被逼到皇帝差点蹈海的地步。景帝即位后，遥尊远在瓦剌的朱祁镇为太上皇。毕竟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不能一日无君，否则大小事情谁来处理，国家怎能正常运转？这使得也先“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小算盘落空。
接着就是清洗王振的余党。王振为很多大臣所痛恨，因以前有皇帝撑腰，朝臣们只能敢怒而不敢言。且这次皇帝的亲征正是他的调唆，才惹出了天大的祸事，朝臣们更是恨之入骨。因此，他死在乱军之中，他的同党、亲族的末日也就到了。
于谦辅助朱祁钰处置了这些不得人心的奸佞，平息了众怒，朝廷内部稳定。
后院不至于起火，大家就会同心协力，抵御外敌。于是于谦作为兵部尚书，开始着手北京的防卫工作。他征集粮饷，任用贤能的将领，增强城防。总之，在于谦的筹划下，逐步形成了一个依城为营，以战为守，分调援军，内外夹击的作战部署。一切准备就绪，只待与瓦剌军决战于北京城下。
北京城准备好了，于谦也准备好了。而也先怀揣的却是另一番心思，他以为捉住了朱祁镇，就可以奇货可居，于是用要挟的手段逼明朝议和。看看宋朝的历史就会知道，被动议和意味着什么，就是受制于人，就是要年年给人家好处。
于谦看透也先的野心，于是一句“社稷为重，君为轻”，孟子的话经于谦之口而出，是铮铮有声，粉碎了也先的白日梦，也为他种下了灾祸。
也先无计可施，决定对北京进行大举进攻。面对瓦剌的大兵压境，于谦身先士卒，身披甲胄，临阵督战，并下令将九门全部关闭，规定：“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他以忠义报国的道理晓谕众将士，泪流满面，慷慨激昂，士兵士气高涨，誓与北京共存亡。
结果可想而知。也先敢犯“强汉”，虽不至于弄到“虽远必诛”的地步，但也在大明军民的共同抵御下，落得个惨败的下场。他带领军队，拥着明英宗仓皇出逃，于谦派兵追击，结果途中又大败瓦剌。是为“北京保卫战”。
北京保卫战，在明朝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确保了都城北京的安全，避免了宋朝南渡悲剧的再次发生，也粉碎了也先图谋中原的企图，此后蒙古很难再次组织起大规模的武力入侵行动。同时，北京作为抵抗蒙古的最为重要的堡垒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以宣府、大同、居庸关为屏障的整体防御体系，有效地抵御了蒙古军队的侵扰，确保了内地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这一切不能不说是于谦的功劳。
名家回眸
张廷玉在《明史》中有对于谦最激动人心的赞美：“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
着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曾这样评价于谦：于谦乃一介书生，竟能在 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且能“挽狂澜于既倒”，从中可见中国读书人的绝好品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有此精忠报国之人，国家何愁不兴旺发达。只是世事难料，风云突变间，已换了人间，而于谦，这一代文臣武将，却以不世之功，死在王朝政治的刀锋之下。
夺门之变
南宋“靖康之变”的那一页历史还历历在目，不知身在瓦剌军营的英宗朱祁镇面对自己的处境，作何感想。是否在感叹自己的命运时，也想起了那两位与自己际遇相同，惨死在金人手中的宋徽宗和钦宗父子，为自己的生命犯愁；或者还想着“出师未捷身先死”，以满襟的热泪怀念着或者抱怨着太监“王先生”；又或者眼睁睁看着弟弟朱祁钰继位，而感叹“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无论他自己如何感叹，也先倒是对他不错，很优待他，也尊重他。直到“北京保卫战”，也先大败，朱祁镇失去了利用价值，成了也先的一个包袱，于是迫不及待地想将其送还。
这就遭遇一个尴尬局面，如果朱祁镇回来，这朱祁钰哪里放？宋朝的高宗赵构想到了这一点，因此岳飞没能迎回徽钦二宗，反送了自己的性命。此时朱祁钰也面临了这一抉择，但他毕竟不是赵构，在大臣们坚持要迎回英宗时，于谦说：“天位已定，宁复有他！固理当速奉迎，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词矣。”因此景帝疑虑顿消，其实于谦对迎回朱祁镇是否会夺皇位的问题并不是十分关心，他说“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意思就是谁当皇帝都一样，只要对天下社稷有益就可以。因此他在朱祁镇被迎回之后的政治斗争中显得很平淡。
英宗朱祁镇在外担惊受怕了一年之后，回到故国，兄弟二人相拥痛哭。朱祁镇倒也懂得深浅，这帝位经过一番“授受”与“推逊”，朱祁钰继续做他的皇帝，而哥哥朱祁镇被软禁在了南宫，不许百官谒见。仅此而已，朱祁钰对皇兄倒是没有太过分，相比于过去为了皇位，兄弟间自相残杀的案例，这已经很不错了。虽然昔日君王朱祁镇的日子相对来说苦了些，却是自己将江山玩丢了。
这其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本来在景帝朱祁钰继位之前，为了稳定政局，已经册立了朱祁镇的长子朱见溶为太子，后来景帝想让自己的子孙们在这个皇位上千秋万代地坐下去，于是废原太子，立己子。结果第二年这个新立的太子竟无福享受父亲的好意，一病不起，死了。太子之位又成了问题。
景泰八年（1457年）元旦，朱祁钰病倒，他再无子可立。这时朝廷里的阴谋家们开始了自己的活动。武清侯石亨与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等密谋发动政变，拥英宗复辟，以邀赏功。一月十六日夜，徐有贞、石亨等引军千余人潜入长安门，急奔南宫，毁墙破门而入，扶英宗登辇，自东华门入宫，升奉天殿。这就是“夺门之变”。
早晨大臣上朝的时候，突然间君主就易了位，而此时的朱祁钰听到哥哥复辟，竟连声大叫“好！好！”是悲？是恨？还是悲恨相续？不得而知。总之，他被移到了西宫，一个月后神秘死去，时年三十岁。
谈迁在《国榷》中充分肯定了景帝的功绩：“太祖之后，有功劳的皇帝，谁不知道是成祖？有德行的皇帝，谁不知道是孝宗？然而，还有一个景帝。土木堡之变发生后，如果没有景帝，我们都会沦为异族统治下的奴仆了。景帝的德行有哪些？一个是他善于知人，一个是他懂得安民。”这“知人”指的就是用贤臣于谦。
但是这位好皇帝最终没有被葬到自己修建的皇陵之中，直到天顺八年英宗朱祁镇驾崩以后，已经更名为朱见深的宪宗朱见濬继位后，没有记恨叔叔废掉自己太子之位之事，而是念叔叔朱祁钰当年的功绩，以亲王之礼葬景帝于北京西山。
后来明史专家吴晗称赞景帝是一位难得的好皇帝，并且曾与郑振铎一起在西山找到了景帝墓，加以修葺，辟成公园供人纪念。
确实，景帝临危受命，在国家危急关头登上皇位，领导了一场抵抗蒙古入侵的北京保卫战，保障了内地居民的安居乐业，有功于社稷。且他的年代还为后人奉献了一个风华绝代的名字——景泰蓝。当我们看着那精美的工艺品，是否还会想起这位葬在西山的皇帝，一位以景泰为年号的皇帝？
景帝死了，英宗继续他的执政生涯，改年号为天顺。他在复辟当天，就把拥 立朱祁钰的于谦等人逮捕，不久这位功臣便以谋逆罪被处以极刑。于谦的党人也一一被杀、谪戍、罢官。山明水秀的杭州西湖西南岸的三台山下，一块净土埋忠骨，一身清白留在了人间。
朱祁镇也做了几件颇为史家所赞赏的好事。一是释放建庶人。建庶人是建文帝次子朱文圭。1402年，明成祖攻入南京之后，建文帝及其长子朱文奎不知所终，次子朱文圭则被朱棣幽禁起来，称为“建庶人”。到英宗天顺年间，建庶人已经在长期的幽禁岁月中从两岁幼童长为五十多岁的老翁了。大概由于也曾经历过长期被囚的生活，朱祁镇突然有一天想起了这位远房叔叔，动了恻隐之心，将其释放。他身边的人担心放出建庶人会出变故，他倒很有气度，说：“有天命者，任自为之。”大概是经历了人生的大磨难，朱祁镇对人生倒是有了一份豁达，可惜这份豁达一旦与皇位有关，便不堪一击了。释放建庶人一事还是受到百官和百姓们的真心赞叹，也算是给五十多年前的纠纷做了一份补卷。
还有一件事，就是废除殉葬制度。明太祖死的时候，许多宫人陪葬。自此之后，成祖、仁宗、宣宗、代宗去世都以宫妃殉葬。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制度，朱祁镇临终前遗诏停止殉葬。此后明代各帝都遵从这个遗诏，不再以宫妃殉葬。
朱祁镇复辞后又当了八年皇帝。《明史》称英宗在位期间，“无甚稗政（坏政策）”。但英宗并不能阻止大明王朝逐渐走向衰落的趋势。到他儿子宪宗的时候，一切看起来就更糟了。
名家回眸
许文继、陈时龙在《正说明朝十六帝》中对朱祁镇有一个很有趣的总结：“英宗在位二十二年，被俘北居一年，南宫幽居七年，又于景泰八年乘景帝病重，在武清侯石亨、左都御史杨善以及副都御史徐有贞、太监曹吉祥等人的拥戴下复登皇位，真可谓经历了天上人间的剧烈变化。在这期间他宠信过一些人，重用过一些人，惩处过一些人。他宠信的人，有的断送了他，比如王振；他重用的人，有的对他产生威胁，比如石亨和曹吉祥；他惩处的人，有的明知其对社稷有功，却不得不如此，比如于谦。总之，任用非人，是他作为一个皇帝的最大失败之处， 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跌宕起伏的悲剧命运。”
景帝虽在位时间短但也不是没有功劳的。谈迁在《国榷》中充分肯定了景帝的功绩：“太祖之后，有功劳的皇帝，谁不知道是成祖？
有德行的皇帝，谁不知道是孝宗？然而，还有一个景帝。土木堡之变发生后，如果没有景帝，我们都会沦为异族统治下的奴仆了。景帝的德行有哪些？一个是他善于知人，一个是他懂得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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