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门之变”后，朱见深重登太子之位，后又登帝位，名为宪宗。
在他统治的二十三年中，他本人迷恋万贞儿，政治上也呈现出日趋腐败的现象，但是他总算有一个好儿子——孝宗。明朝在孝宗的领导下，又进入了一个中兴的小高潮。
转瞬即逝的皇帝宝座
明景帝（也叫明代宗）的坟冢，孤零零地立在北京西山。他是明英宗唯一的弟弟，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后即位，“夺门之变”后失位。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大喜大悲的人生，让我们永远记住了他。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剌也先率蒙古大军入寇，边关告急。不懂军事的王振，为了好大喜功，不顾群臣的反对，怂恿英宗亲率五十万大军北征。
八月十五日，“土木堡之变”发生，英宗被俘；随军大臣，自太师英国公张辅、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而下五十余人、二百余名高级将领，均死于乱军之中；几十方士卒也命丧黄泉。更为重要的是，王振把整个明朝拖到了灭亡的边缘。蒙古铁骑的兵锋日益进逼北京。皇帝被俘，国家将亡，所有人不禁联想起导致北宋灭亡的“靖康之变”，明朝上下乱作一团。
“国不可一日无君”。为了稳定政局，选择谁来填补英宗被俘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成为首要问题。按理说，英宗的长子朱见深是最佳人选。可他只有二岁，即使登基即位，跟没有是一样的。于是，宣宗的二皇子、英宗的同父异母弟弟——朱祁钰，当仁不让地被众臣推举为监国（监国的作用通常是临时的，救急的）。
“土木堡之变”后的第八天，景帝以监国的身份登殿主持朝政，接受百官叩拜。紧接着，一场政治清算运动在朝堂上打响。群臣纷纷指责王振是“土木堡之变”的罪魁祸首，要求对王振余党进行清除。王振的死党——锦衣卫都指挥马顺则为王振辩解。结果以王竑、曹凯为首的文臣蜂拥而上，当场把他活活地打死；还将王振的同党毛贵、王长随从内宫揪了出来，杀死在朝堂。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左顺门事件”。
朝臣虽然抄了王振的家，解了心头之恨，但眼下的局面却让他们一筹莫展。
也先以被俘的英宗为奇货可居，不断向明朝索要财物。边关将士碍于英宗的皇帝身份，不敢组织抵抗，形势还在继续恶化。也先竟然挟持着英宗，向北京挺进，若要死守北京，必须有新君的出现对抗也先手中的王牌，从而促使军民一心。于是自八月二十九日开始，群臣上奏，请求朱祁钰继承皇位。
历史把朱祁钰推到了前台。朱祁钰只比英宗小一岁，但在“立嗣以长”的时代，他根本没有任何可能登上皇位。虽然在群臣的要求下以监国的名义管理国家，但这些都非出于他的初衷。尤其是刚为监国之时，朝廷上当场发生大臣群殴，并出了人命，这是亘古未有之事。面对这样的大臣，他怎能保证大臣不会对他有所冒犯？况且，城外有强大的敌兵，说不定哪天就会攻进紫禁城，自己做亡国之君，成为历史罪人。宋钦宗的前车之鉴就摆在眼前。这个皇帝位置，在这时可没有任何诱惑力。更何况英宗尚在人世，朝中自己又没有任何权势，不知哪天英宗回来，那时自己又不知道会是什么下场。他认为这个皇帝不做也罢，于是坚决不肯继位。经过长时间的拉锯战，在群臣的始终坚持下，朱祁钰被迫于九月初六日即皇帝位，是为景帝，遥尊远在蒙古的英宗为太上皇，英宗的幼子朱见深为皇太子。
在景帝和于谦的带领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斗争，瓦剌的蒙古大军被撵出了长安城。北京平安了，国家保住了。当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喜讯传来时，朱元璋的子孙度过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没有重演北宋末年的国耻。景帝成为抵御外侮的皇帝，成为了勇担重任、临危受命的明君。朝野上下一片叫好声，使得景帝的声望达到了最高值。
群臣的颂扬、万民的景仰，让景帝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感。即位以来，周围人态度转变，那种卑躬屈膝是他当藩王时永远体会不到的。他深深地被眼前的荣耀所吸引。可是，活着的英宗却让他不能安心地当皇帝。也先在军事上无法取得胜利后，便不断宣称要把英宗送还北京。毕竟，留着这么一个不值钱的过期皇帝，既不能换回钱财，又捞不到好处，在手中的贬值速度比血汗宝马跑得还快，这个鸡肋不要也罢。景帝为了扞卫自己的地位，借口这是也先的阴谋，拒绝接纳。可是，大臣们却不理会景帝的感受，不断要求迎回他们的太上皇。在他们看来，英宗总在敌人手上，是国家的耻辱，有损国威。景帝急了，生气地说：
“此大位非我所欲，盖天地、祖宗及宗室文武群臣之所为也。”也就是说，我本不想继位，当初是你们强迫我继位的。但气归气，大臣的呼声实在是太高了，景帝心里虽不痛快，但孤掌难鸣，也只得无奈接受于谦等人的建议，迎英宗回国。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初二日，英宗终于踏上了南归的行程。八月十九日，朱祁镇回到北京。景帝的心病还是回来了。
英宗、景帝这两位兄弟仅仅一年未见，却有隔世之感。一年中发生了太多的变故。“土木堡之变”，不可逾越的地位鸿沟，让他们之间还存在着兄弟的温情。可是权力却改变了一切。同样的皇帝身份，让他们把对方都视为权力上的威胁，最后一抹柔情的面纱也被无情地撕掉了。景帝把他的哥哥当作一颗定时炸弹。为了保住权力，景帝把惊魂未定的英宗直接送入南宫软禁起来，并派王骥为南宫守备，率领一支卫队，严密地看守着哥哥。而政治上进行投机的大臣，更是在旁边煽风点火。御史高平上言：南宫树木繁多，恐生叵测，于是景帝尽伐之。
这一切让软禁中的英宗时时刻刻地感觉到生命受到威胁。
景帝登基之时年仅二十一岁，在他的面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为了保住皇位，也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景帝开始走上他的明君之路，希望通过自己的勤政，改变大臣对英宗的怀念，奠定自己正统君主的地位。针对英宗时期王振专权的现象，景帝限制太监的势力；同时广开言路，树立朝廷新风；对国计民生更是关注，社会上呈现出一派蓬勃的生机。
当景帝的政策成功之时，也意味着他获得了更多的政治资本。为了彻底清除英宗的影响，他开始对皇太子的位置动上了脑筋。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取代英宗的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景帝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为了得到大臣的支持，朱祁钰不惜向大臣行贿。一场皇帝行贿大臣的闹剧开始了。卷进皇帝贿金丑闻的有首辅陈循、次辅高毂，阁员商辂、江渊、王一宁、萧锑等六位朝中大员。他们每人接受了皇帝黄金五十两、白银一百两的贿赂。善于政治投机的大臣，自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他们纷纷上书支持景帝。连远在广西的小吏都为皇帝分忧，上书“永固国本”的奏章，要求更换太子。
在投机大臣的怂恿下，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景帝的儿子朱见济顺利地登上了皇太子的宝座。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朱见济只享了一年多太子的福气，便仙逝而去。朝中的一些大臣又出现了复立朱见深的呼声。御史钟同和礼部郎中章纶，先后提出了朱见深复出的奏章。正处于丧子之痛中的景帝一见这样的提议，自然十分愤怒。盛怒之下，他将钟同、章纶关进了锦衣卫的监狱。二人历尽磨难，最后，一个死在大棒之下，另一个虽幸免于难，但直到英宗复辟后才被释放。
皇权的诱惑，使得温文尔雅的景帝从拒绝皇位到留恋宝座，从害怕左顺门的暴力事件变成了暴力的使用者。自古以来，无限的权力总是导致无限的悲剧，无一例外。
名家回眸
古代文学家朱东润曾这样说：皇权的诱惑，使得温文尔雅的景帝从拒绝皇位到留恋皇帝宝座，从害怕左顺门的暴力事件到变成了暴力的使用者。自古以来，无限的权力总是导致无限的悲剧，无一例外。
纵观明代宗朱祁钰一生，可谓命运多舛。八年前，为稳定大明，他登上皇位，力挽狂澜，救大明于危难之中；八年后，在明英宗朱祁镇发动“夺门之变”后失去帝位，含恨而薨。
老妻少夫，生死之恋
大明王朝的第八位皇帝宪宗朱见深，是明朝皇帝中特立独行的另一个典型，他一生的感情和命运都同一个大他十七岁的女人万贞儿纠缠在一起，演绎一场奇异的老妻少夫的生死之恋。这样的差距，即使在今日看来，也是有些奇特的，更何况是民风守旧的明朝，但是万贞儿确实是创造了从宫女到贵妃的一步登天之奇迹。
万贞儿，山东诸城人，出生于宣德三年（1428年）。其父万贵原本是一名县衙掾吏，因亲属犯法受到株连而丢官，之后被举家发配到霸州。
由于家道破落，儿童时期的万贞儿连吃穿都难以为继。当时，万贵有一个在京做官的同乡，探亲返回时经过霸州到万家做客，见年纪小小的万贞儿聪颖 乖巧，便说朝廷现今正选侍女，既然家中这样艰难，何不将贞儿带进京去混口饭吃。万贵无奈之下就让这位同乡将万贞儿带进了京城。这样，时年四岁的万贞儿被“选入掖廷，为孙太后宫女”。
孙太后是英宗朱祁镇的母亲，宣宗朱瞻基的皇后。宣宗死后，英宗继位，英宗的儿子朱见深在两岁时便被立为皇太子。面目清秀、聪明伶俐的万贞儿很得孙太后的喜爱，在朱见深被立为太子以后，孙太后就委派时年十九岁的万氏去侍候太子。十多年的后宫生活，使得粗通文墨的万氏深知宫妃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关系，也深知服侍太子——这位未来的皇帝意味着什么。于是，万贞儿对小太子便像亲生母亲那样体贴备至，把自己孤寂的宫女生活中无法排遣的全部热情及个人的所有美好理想和希望，都化作了母爱式的温馨倾注在了朱见深的身上。
“土木堡之变”后，朱见深的叔叔朱祁钰称帝后，立即废去了朱见深的太子之位。朱见深五岁那年，其父被囚于南宫，又见不到其母周氏，既失父母疼爱，又无童年欢乐，孤苦无依的朱见深便对母亲似的万贞儿产生了特殊的依偎之情。
几年以后，朱祁镇复辟，从其弟朱祁钰手中重新夺回帝位，时年十一岁的朱见深再度被立为太子。时年近三十的万贞儿依然年轻美丽、机敏媚人。少年太子朱见深稚嫩而单纯，从未尝过感情滋味的他，怎么能抵挡得住这样一个风情万种的成年女子的主动挑逗和刻意勾引？于是，他不由自主地投进了万贞儿成熟、温暖而又丰腴的怀抱中不能自拔。万贞儿像母亲一样照顾着他，又像情人一样包围着他，让他纵情欢乐，别无烦恼忧愁。
天顺八年（1464年），时年十七岁的朱见深登基。此时的他，对万贞儿的爱情中混杂着缠绵的“恋母情结”。这种双重的感情足以抵挡住任何女性对朱见深的吸引。所以，尽管他身边有后有妃，但这位三十四岁的半老徐娘万贞儿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任何女性都取代不了的。在他看来，只有万氏才是统领六宫的皇后之合适人选，但是，皇亲国戚和臣民百姓怎么也不能容忍一个大皇上十七岁的随侍宫女成为堂堂天朝母仪天下的国母。因此，朝廷选择了吴氏为皇后。
万贞儿倚仗着皇帝对她的爱，恃宠而骄，在宫中作威作福。年轻漂亮的皇后本来心里就十分不满，再加上入宫之初就得不到丈夫的喜爱，更是憋了一肚子的怨气。于是有一天，她抓住万贞儿一个不合礼仪的罪名，命手下的宫女们将其痛打了一顿。
皇帝朱见深本来就对皇后没有感情，现在自己心爱的女人被打，岂能容忍？
于是决定废后。立后不到一个月就要废后，很难令人心服。宪宗于是找了一个理由，说吴皇后是在太监牛玉的阴谋之下冒立的，于是将牛玉发配边疆，并趁机废除了吴氏的皇后称号，打入冷宫。
集皇帝宠爱于一身的万贞儿，从此在宫中更是横行无忌。继吴氏之后成为皇后的王氏本来就个性软弱，她吸取了吴皇后的前车之鉴，更是小心谨慎地看万贞儿的脸色度日，这样，后宫实际上就把持在万氏手中了。
万氏投皇帝所好，经常身穿戎装，骑着高头大马在皇帝的辇车前扬鞭开路，皇帝十分喜欢她这身装扮中带出的豪气，更加与她形影不离。这种诡异的情形，令宪宗的亲生母亲吴太后都感到十分奇怪。
成化二年（1466年），万贞儿生下一子，母以子贵，于是被册封为皇贵妃。
朱见深更是喜不自禁，不但将万氏一门尽数封官，还赏赐了万氏大量金银财宝。
他还兴奋地派人到全国各地去祭祀山川河海、天地神灵。
可是好景不长，寄托了宪宗和万贞儿全部希望的儿子在一年之后就突然夭折了。万氏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她的心灵开始变得扭曲，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她对宪宗临幸而怀孕的妃嫔万般凌辱，强令堕胎。成化七年（1471年），她又毒死了宪宗唯一一个在世的孩子——贤妃柏氏生下的皇子。
终于，有一个宫女纪氏，偶然被宪宗临幸，居然秘密地生下一个皇子，在宫中隐藏了六年才被发现。正为没有儿子发愁的宪宗当然是大喜过望，普天同庆，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万贞儿气得咬牙切齿。皇帝为防不测，特意将孩子交给自己的母亲抚养。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春，五十八岁的万贵妃去世了，宪宗还肝肠寸断，伤心欲绝，下令辍朝七日，用皇后的礼仪安葬了她。不仅如此，宪宗还由于日夜思念万氏而郁郁寡欢，不到一年，思念成疾，追随万贵妃去了，将一个烂摊子留给了他的儿子朱佑樘。他这样生死相恋、誓死相随的深情，在历代贪图美色的皇帝中是极为少见的。
名家回眸
李洁非说：“朱棣以后，明朝历代皇帝的颟顸、下作、昏智，明显呈逐代上升之势，到明成化皇帝朱见深，算是又创了一个新高。”
宪宗一生迷恋万贵妃，万贵妃专宠霸道，横行皇宫，成化一朝的内宫，基本上是万氏主宰着，进而影响了外庭的政治。万贵妃的横行致使明孝宗的童年多灾多难，始终笼罩在万贵妃的阴影下。
弘治中兴
排斥奸邪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宪宗病逝，太子朱佑樘继位，是为孝宗，次年改元弘治。孝宗在位十八年间，任用贤能，去除奸佞，改良政治，精心求治，使明朝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史称“弘治中兴”。
成化一朝，宦官相互勾结，奸臣当道。孝宗登基后，首先在选拔任用人才方面作了调整，斥逐奸臣，任用贤能。
在宪宗在世时，官至太常寺寺丞的李孜省，贪赃枉法，不可一世。孝宗即位后第六天就将其谪戍边卫，不久又下令把他逮捕入狱，最后李孜省死于狱中。太监梁芳，是当时宪宗的朝内侍，很得万贵妃的欢心，遂“擅宠于内”，许多奸佞之徒纷纷攀附他而得以重用，其中有李孜省、妖僧继晓等。就在逐斥李孜省的当天，梁芳也被充南京净军，不久就被收监审查了。大学士万安自成化五年入内阁参赞机务，是个昏庸无能之人，却极爱搜索“房中术”，献给宪宗，以获其宠。
孝宗为太子时，对其丑行就有所闻，即位后，一日在宫中无意发现一箧奏疏，内容讲述“房中术”并且全部署名为“臣安进”。孝宗颇为恼怒，立即命太监怀恩拿着这些奏疏去内阁找到万安，指责他说：“大臣所应当做的事，就是这些吗？”万安当即羞愧难当，心惊胆战，孝宗命其立即致仕。
明宪宗比较信服于僧道，曾在成化年间三次开度，全国的僧尼道士就有50多万，这早已成为全社会一大痼疾。孝宗在即位后约一个月之中，就罢遣禅师、真人253人，佛子、法王、国师、喇嘛789人，不准他们居于寺院，全都发还本土，限在一月内全部赶出京城。同时他还命令拆毁一切私建、新建寺院。妖僧继晓，宪宗时曾被封为通元翊教广善国师，他引诱宪宗每日做佛事，在京城西市建大永昌寺，耗帑数十万，至使数百户人家流离失所。因作恶多端，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继晓被削职为民。孝宗登基两个月后，又将他逮捕弃市，这对奸臣与邪术是个大大的打击。
此外，明孝宗裁汰掉了一批冗余闲散的官员，仅传奉官就被罢免两千多人，并对触犯刑律的官员一一论处。同时，孝宗还重点整顿中下级官吏，采用革职、降职、降级、调转以及致仕等法，精简了大量行政官员，这一系列举措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重用贤人
在去邪妄、斥奸佞、革弊政的同时，孝宗还任用贤能之士，“让有贤能的人做臣辅，召为人正直、敢说的臣民，找对事、对人公正之人，杜绝奸臣”。在弘治统治时期，孝宗选拔了许多贤明之士入朝为官，参与国家的管理。“冰鉴则有王恕、彭韶；练达则有马文升、刘大夏；老成则有刘健、谢迁；文章则有王鏊、丘溶；刑宪则有闵珪、戴珊”。许多有才能的人云集在弘治年间，使得明朝在这一时期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
王恕，陕西三原人，为人正直敢言。当时有歌谣称赞他：“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在宪宗时，王恕不仅没有实现自己的报国之志，而且志向不能如愿以偿，还被宪宗一怒之下赶回家中。孝宗继位后，立即将他召为吏部尚书，不久又加封为太子太保，一直到弘治六年（1493年）五月，始终任吏部尚书。王恕办事认真，从不舞弊，经他引荐的人才有彭韶、耿裕、何乔、周经、张悦、李敏、刘大夏、倪岳、章懋、戴珊等，皆为一代名臣。
马文升，湖广均州人，才智超群，且应变能力强。成化二十二年，由于受小人迫害，被调到南京。孝宗即位后，任命马文升为左都御史，不久，又命提督十二团营。弘治二年（1489年），再擢兵部尚书。此时因兵政久弛，西北等地暗暗图谋边塞，马文升严核诸将校，黜贪懦者30余人。奸人对他恨至极点，图谋于某天夜间将其害死。孝宗获悉，立即命锦衣卫去缉捕那些奸人，并派12个骑士对马文升加以保护。弘治十四年，马文升改任吏部尚书。在他为兵部尚书13年中，始终尽职于自己的事务，于屯田、马政、边备、守御诸多方面，为朝廷作出了许多建树。
刘大夏，湖广华容人，弘治二年（1489年）迁广东右布政使，由于吏部尚书王恕推荐，在弘治六年（1493年）擢右副都御史，治张秋河。对于民间的情况，他如实报告孝宗，使孝宗能真正体察民情。刘大夏于弘治十五年升任兵部尚书。
徐溥，江苏宜兴人，是景泰年间的老臣子。弘治初年，擢为文渊阁大学士，参赞机务，进礼部尚书。弘治五年（1492年），代刘吉为首辅，与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同心辅政，匡正缺失。在徐溥任职的20多年中，政绩突出，并且为人老实、宽厚，深得孝宗的赏识。
刘健，河南洛阳人，成化时任少詹事，充东宫讲官，孝宗对其非常信任。
孝宗即位后，刘健进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入内阁参机务，弘治十一年（1498年）为首辅。
谢迁，浙江余姚人，孝宗为太子时已充讲官，弘治年间，“与日讲，务积诚开帝意”。在厘革弊政上作出了一番成就。
李东阳，湖南茶陵人，弘治八年，与谢迁同日被录用，入内阁参赞机务。谢迁、刘健、李东阳三人对朝廷一片忠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们的意见，孝宗多能采纳，并对他们非常尊敬，对刘健更是“呼为先生而不名”。时人评论他们三人为：“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
孝宗不仅重用贤臣，而且还提倡言论自由。孝宗一继位，立即就形成朝臣踊跃上书之局面，甚至太学生也可以提意见。孝宗登基不久，想在万岁山建棕棚，用以登高远眺。太学生虎臣获知后，上疏切谏，力陈不当。祭酒费阎担心自己受到牵连，便将虎臣绑在一棵树下。不久，虎臣便被传令到皇宫的左顺门听旨：
棕棚已毁。从此，虎臣也因此事在京城之中出了名。不久，孝宗又授他七品官，为云南知县。弘治十八年（1505年）二月，孝宗去世三个月前，还念念不忘告谕朝臣：“朕喜欢新的政事，喜欢听有建设性的意见。”弘治十八年（1505年）三月，户部主事李梦阳上疏揭发寿宁侯张鹤龄“将无赖招来，都是些贼民”。张皇后因其兄被纠劾，便与其母金夫人一同要求孝宗重处李梦阳。孝宗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将李梦阳关入大狱。但金夫人仍不满足，在孝宗面前哭哭啼啼，孝宗大怒，在法司送交的狱词上批道：“梦阳官复原职，多给三个月的俸禄。”几天后，孝宗夜游南宫，张鹤龄在旁侍酒，张皇后与金夫人也陪伴于侧。酒过三巡，皇后与金夫人离去更衣，孝宗单独召见张鹤龄，痛斥了他一番，最后以张鹤龄免冠叩头谢罪了事。李梦阳复职后，一天在路上遇见仇人张鹤龄，愤怒之下将他的二颗牙齿打掉了。张鹤龄又告到孝宗处，孝宗对此事不闻不问，也并不追究。明孝宗如此袒护正直敢言之朝臣，恐怕在整个中国封建王朝史中也不多见。
改良政治
与此同时，孝宗在政治方面也作了相应的改革。首先，重开经筵。经筵设于明初，当时无定制，正统初始为常制，每月的二、十二、二十二日三天，皇帝必亲临文华殿进讲。因宪宗皇帝整日沉溺于后宫之中，一遇春秋，就自动停止，因此经筵制度已形同虚设。孝宗登基不久，就接受朝臣杨守陈的建议，将经筵制度恢复了过来，而且常敦促讲官应直言不讳，不必顾忌。弘治九年（1496年）闰三月，少詹事王华日讲文华殿，他借唐朝李辅国与张后表里用事的故事影射李广取宠的状况，希望孝宗引以为戒。孝宗听后，亦深明其意，不但没有丝毫责怪之意，而且还设宴款待王华。在恢复经筵的同时，他还恢复了在英宗时已被破坏的一日三朝的规矩，以方便了解朝中之事，同时亦可及时地处理政事，可见孝宗对政事极为重视。其次，朝臣们还经常建议孝宗，注意节俭，体察民情，对灾民施予救济。这些都被孝宗一一采纳。弘治元年（1488年）三月，马文升上疏陈时政十五事，其中就有“节费以苏民困”。文中有“陛下量减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一类语，孝宗一般都可以接受。弘治十四年（1501年）八月，大学士刘健等因军兴缺饷，上疏指责光禄司岁供增数十倍，“太仓的粮食已不多了，不够战士享用，而内府取入，一动便是四五十万”。同时，刘健还呼吁应当减其供奉到弘治元年的标准，万一有灾情出现，官府应当拿出财物来救济，同时减轻灾区的赋税。
另外，注重修边备，加强防备。自“土木堡之变”后，明代北部边防就废弛了，在成化年间，仍不见有任何改观。弘治朝，由于重用贤能之士，先后用余子俊、刘大夏、马文升为兵部尚书，因而使防务中的一些不利因素得以根除。余子俊于成化中期曾在延绥地区修筑边墙，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他总督大同、宣府军务，并在这两镇推行了廷绥边墙法。弘治初年，他为兵部尚书，针对北部边防曾系统地规划出一套总体防御计划。他认为，随着蒙古三大部之间力量的消长，防御重点应放在宣府、大同，并提出对边镇守将须实行每岁考核制度，建议建立以大同为中路，天城、阳和为东路，洪州城、宣府、大同左右卫、威远、平虏、井砰堡、朔州卫为西路的三路防御体系。孝宗认为计划不错，应立即执行。
余子俊病逝于弘治二年（1489年）二月，马文升继任兵部尚书，一直到弘治十四年（1501年）十月，余子俊防守的策略被继续实施。马文升调任吏部尚书后，刘大夏继任，继续维护边备以守为主的方针。孝宗曾认为应效法明成祖以进攻取代防御，事实上，就当时实力而言已不可能。想维护北部边防的安宁，刘大夏认为就应当采取防御为主的方针。
罢黜刘吉
弘治四年（1491年），明孝宗讽令刘吉致仕。
在明朝历史上，明孝宗是一个善于纳谏的好皇帝，但有时他也会被那些善于曲意奉承、欺上瞒下的奸佞之臣迷惑。如对内阁大学士刘吉，尽管科道官们一再上疏进行弹劾，孝宗皇帝却被他伪装起来的面孔所蒙骗，迟迟不肯将他罢除，究其因就是一时没看清他的真面孔。
明孝宗即位时，阁臣共有三人，那便是首辅万安、次辅刘吉，以及入阁不久的尹直。尹直是万安的朋友，一向和万安相互勾结、营私舞弊。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十月，万安被罢黜后，他因受牵连在十一月被解除职务。由于万安和尹直被罢官，魏璋立即把这事报告了刘吉，并上奏给孝宗皇帝，弹劾汤鼐和刘概二人，将他们说成是妖言惑众，诽谤朝廷之人，不久刘吉也来到明孝宗面前进谗言陷害汤鼐。听了魏璋和刘吉二人的汇报，孝宗皇帝一怒之下，下令将刘概、汤鼐二人逮捕入狱，随后又把庶吉士邹智投入狱中，用以酷刑，严加拷问。
汤鼐一案虽然瞒过了明孝宗，但大臣中的有识之士却看得一清二楚，明白刘吉这是为了报复言官而策划的。大理寺评事夏鍭上疏孝宗皇帝说：“庶吉士邹智、主事李文祥、御史汤鼐等人都是被诬陷的，是内阁大学士刘吉利用陛下对他的信任、重用，胆大妄为一手策划的冤狱。刘吉的罪过，陛下难道不知道吗？实际上比万安、尹直的罪，小不了多少。”可是这篇奏章却被孝宗皇帝留中了。夏鍭见好久没有回音，于是称病辞官回家。
刘吉早就觉察到了在同科道官的斗争中，自己的首辅地位不太稳固。为了使自己稳坐首辅宝座，他将策略调整了一番，一方面开始拉拢人心，如允许科道官员越级升迁，他还向宪宗提出了建议，对一些弹劾他的言官表面上予以谅解。另一方面对曾经与他作对的官员，继续予以打击。弘治元年（1488年）四月，右庶子张升上疏孝宗皇帝说：“当初，纷纷递交奏章的科道群臣，弹劾刘吉、万安、尹直，在这三人中，只有刘吉得以留任，万安与尹直先后被罢了官，所以他提出科道官员可以越级升迁的建议。就从刘吉提出此议之后，科道便再无人弹劾刘吉了，而且，这些大臣，不懂是非，全都附和他。唐朝李林甫口蜜腹剑，南宋贾似道擅自钳制言论，刘吉的为人，便是将李、贾二人的品德集于一身。请陛下上应天意，尽快将刘吉罢除，以消灾难。”同时，他还历数了刘吉盛纳姬妾、收受贿赂、纵子作恶、恣意淫乐、攀附万喜、夺情起官等十大罪状。对此，刘吉怀恨于心，再次授意魏璋弹劾张升，张升便被贬为南京工部员外郎。孝宗皇帝又一次被刘吉欺骗。
刘吉想尽办法讨孝宗皇帝的欢心，只是为了稳坐首辅的宝座。当时新入阁的徐溥、刘健都非常能干，常常提出一些利国利民的建议，针对此，为获取明孝宗的好感，身为首辅的刘吉开始效仿他们，竟找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奏。弘治二年（1489年）二月，明孝宗因为天气久旱，想让阁臣布置，由儒臣们撰文祈雨。
刘吉得到消息后便大做文章，上疏辩论道：“最近有奸臣沿用李孜省、邓常恩的道术，月华宫刚刚完事，要天下雨，不需要祈求，愿改用别的方式，否则万一招来横祸，实在不好。”明孝宗见他说得不无道理，所以就打消了命儒臣撰文祈雨的念头。从此以后，刘吉便常常将“小心翼翼”之类的话，挂在嘴边。不仅如此，刘吉还经常在别人的奏章上署上自己的名字，蒙蔽明孝宗。
刘吉善于投机，致使明孝宗对官员们弹劾刘吉的奏章不加理睬，庇护刘吉，而且对刘吉十分专宠，时常给他加官晋爵。于是有人暗地里给刘吉起了一个不雅的绰号——刘棉花，意思是越弹越发。刘吉知道这件事后心中十分不满，立即派人暗中查访，得知是个屡试不中的老举人起的，于是刘吉就上了一道奏章，建议凡是参加三次会试，而仍然不能选中的举人，以后的会试便不可以参加了。不过，这道禁令随着刘吉的被罢黜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弘治初期，孝宗很是信任刘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慢慢觉察到刘吉是个十分阴险的家伙，于是开始对刘吉感到憎恶，只是刘吉自己并不知道罢了。
弘治四年（1491年），明孝宗打算将张皇后的弟弟张延龄封为伯爵，按规定令刘吉撰写一份诰券。刘吉故意装出一副重礼制的样子，拒绝撰写，并说：
“吴、王两宫太后家，还有没受封的子弟，怎能先封张皇后家的，实是不便。只有先封了吴、王两宫太后家的子弟，才可封张皇后的弟弟。”这分明是刁难皇帝，故意用两宫太后来压制张皇后，明孝宗特别气愤，立即派内官到刘吉府中，讽令他退职还乡。刘吉见自己失宠，不得不上书引退。就这样，位居内阁十八年之久的刘吉被明孝宗赶出了内阁。
赐死荆王
明孝宗朱佑樘在位期间，对那些胡作非为的宦官、勋戚，不仅给予制裁，而且对同姓的亲王也铁面无私，丝毫不留情面。弘治五年（1492年），明孝宗就曾亲自下令逮捕了荆王朱见潚，并根据所犯的罪行，将其废为平民。第二年，也就是弘治六年（1493年），将又有不轨举动的朱见潚处死，为国为民铲除了一大后患。
朱见潚是荆宪王的长孙，靖王朱祁镐的长子，也是世袭王位的继承者。朱见潚有两位兄弟，大弟弟朱见溥是都梁王，小弟弟朱见澋被封为樊山王。朱见潚与朱见溥虽是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但他不学无术，是个心胸狭窄之人。他常常疑心母亲偏爱弟弟朱见溥，因而将这怨恨存记于心，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怨恨之情不断升级，越来越严重，逐渐在朱见潚的脑海里深深地扎下了根，最后又发展到了无法克制的地步。终于有一天，他将自己的生身母亲软禁起来，不给饭吃，不给衣穿，毫无人性地加以虐待，没过几天，就将母亲活活地折磨死了。母亲死后，他不但没改掉恶习，也不醒悟，反而变本加厉，偷偷将母亲的灵柩运到荒郊野外，草草地埋了。
母亲被害后，第二个遇害的是弟弟朱见溥。他派人传口信给朱见溥，说是要在后花园会见朱见溥，共同商量家中之事。当朱见溥如约来到后花园时，趁朱见溥一不留神，朱见潚一下子将弟弟按倒在地，残酷地把他杀害了。
在朱见潚杀了弟弟朱见溥后，他的好色之面目便露了出来，他把欺凌的目标转移到同胞朱见溥的爱妃何氏身上。何氏生得漂亮，有着妩媚动人的眼睛，在朱见溥活着的时候朱见潚就对何氏心存歹意，总想据为己有。但由于有朱见溥在，加上这位爱妃与弟弟感情甚好，忠贞不渝，所以他一直不得施展其计，无法靠近这位美人。这次朱见溥被害后，朱见潚认为占有何氏的机会终于来了，于是他就派人去见何氏，故技重演，将何氏骗入自己府中，强行霸占了她。何氏失身于朱见潚后，整日愁眉苦脸，不吃不喝，只求速死。阴毒的朱见潚企图迫使她就范，肆意折磨她不让她死去。为此他一面派人监视何氏，不让她自杀，一方面又用强制的手段，派人给她灌米水，让她欲死不得。无奈何氏死意已决，没几个月，她就悲惨地离开了人世。
何氏死后不久，荆王朱见潚又发现茆氏生得娇美可爱，于是他就开始想办法把茆氏弄到手。茆氏是从弟朱见潭的爱妻，而朱见潭的母亲马氏治家很严，与儿媳茆氏从不分开，致使朱见潚每次都无法单独接近茆氏，只得败兴而归。于是焦躁不安的朱见潚开始迁怒于马氏，为了除掉马氏，他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扣在了马氏的头上，将马氏头发剃光，并用鞭子抽打她，逼她承认有罪。朱见潭在母亲被抓后曾几次到荆王府求情，都没有成功，反而激起了朱见潚的火气，被朱见潚抓了起来，用盛满土的袋子活活压死了。马氏得到儿子朱见潭惨死的消息后，自己也连痛带气而一命呜呼了。一下子死了两个眼中钉，荆王朱见潚就更加有恃无恐了，他忙派手下恶奴到都昌王府，将朱见潭的爱妻茆氏抢入府中，占为己有。
朱见潚残害了数条人命，却一直平安无事，因而更加肆无忌惮了。除了霸占他人妻妾外，他还时常纠集一些不法之徒，穿着便装，骑着马，四处游荡，骚扰、掠夺民宅，又远涉汉水，将别人的妻女抢来。面对社会上这个大公害，人们敢怒不敢言。然而在惧怕他的人当中，有一人正如坐针毡，他就是荆王朱见潚的小弟弟樊山王朱见澋。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朱见潚连续杀害了自己亲生母亲和两位弟弟，朱见澋见了心里极度恐慌，唯恐灾难再降到自己的头上，所以整日小心谨慎地打发日子，度日如年。这时有一个门客偷偷地向朱见澋进言说：“王爷整日提心吊胆，也不是个办法呀，我们何不将荆王朱见潚的所作所为密报当今皇上，对荆王的所作所为，皇上一定会作出公正的裁决，一定会治荆王的罪，到那时王爷您也不用谨小慎微了。”朱见澋听后心中一亮，于是偷偷地密告了荆王朱见潚的种种罪行。孝宗对荆王的种种罪行十分气愤，说：“在我大明宗室里竟然存在这种不仁不孝、残暴恶毒的人，真是天下的不幸。”于是立即将朱见潚传召进京。不久，朱见潚来到了京城。
孝宗皇帝接到朱见潚已来到京城的奏报后，马上下令对其进行审讯，命廷臣与他一起会审朱见潚。在审讯过程中，明孝宗根据樊山王的奏报详细地列举了荆王朱见潚的罪行。在证据面前，朱见潚承认了罪行。于是明孝宗立即下令将荆王朱见潚废为庶人，监禁到西内悔过。
然而，朱见潚还是没有丝毫悔改之意。他邪念屡出，伺机报复，对自己以往的过错，从不反省。才被废为庶人一年多，他就又不老实了，开始筹划陷害朱见澋。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之后，他给朱见澋凭空捏造罪名，上告孝宗皇帝说朱见澋与楚府的永安王有图谋不轨的举动。明孝宗见到奏章后，大为吃惊，立刻派遣官吏前去调查，结果完全是凭空捏造，樊山王与永安王根本没有谋反的迹象。
与此同时，樊山王朱见澋听说后十分气愤，于是再次向孝宗皇帝报告，说荆王朱见潚曾私自制造弓弩等兵器，这些都是朱见潚父子谋反的证据。为了弄清事情真相，明孝宗再次派遣官吏进行调查，经过调查，果然与樊山王朱见澋所奏的毫无两样。在封建社会谋反属于十恶不赦之罪，不是一般的罪名了，于是明孝宗处死了朱见潚，废除继承权，让朱见溥的儿子朱佑榈承袭了荆王的爵位。
名家回眸
谈迁在《国榷》中说：“太祖之后，有功劳的皇帝，谁不知道是成祖？有德行的皇帝，谁不知道是孝宗？”
明朝学者朱国桢曾说过：“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这个评价对于明孝宗而言，确实很高。孝宗即位以后，展现出了与年龄不符的政治成熟度，在位期间罢黜奸佞刘吉、赐死荆王，表现了非凡的政治思想。
他以宫女之子，继九五之尊；虽经坎坷曲折，然无玩世不恭；以传奇人生，铸弘治中兴。
当代文学家、历史学家黄仁宇曾这样评价弘治一朝：
综观弘治一朝，其对明朝江山的巩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明初洪武、永乐时期国力强盛，仁、宣亦能保持，但英宗“土木堡之变”后，国力日弱，宪宗又沉溺于后宫之中，以及对奸臣汪直的信任，导致政事、国运日渐衰退。直至弘治年间，国运得以振兴，许多弊政得以清除，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边备得以加强，故有“弘治中兴”之美誉。
“弘治”巨着《大明会典》
弘治十五年（1502年），一部历时6年、洋洋180卷的《大明会典》修订而成。
时至弘治十年（1497年），大明王朝自朱元璋建立之后，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在这一百多年间，它的各项典章制度日趋完备，《宪纲》、《诸司职掌》、《御制官箴》等相继颁布，但这些典章制度还不够完善，并且也比较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这种情况下，一项重大决定在明孝宗即位后十年应运而生。
明孝宗于弘治十年（1497年）三月初六日，给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徐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刘健、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李东阳、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谢迁分别下了一道命令，在命令中他以“朕嗣丕绪，以君万邦，远稽古典，近守祖宗成法，夙夜祗惧，罔敢违越。唯我太祖高皇帝创业定制，所以为子孙计者至矣。御制之书连篇累牍，宏纲众目，极大而精，随制随改，靡有宁岁。迨我太宗文皇帝继正大统，益弘远图。列圣相承，至于皇考，皆因时制宜，或损或益，盖有不得不然者，期不失乎圣祖之意而已。顾其条贯散见于简册卷牍之间凡百，有司艰于考据，下至阊里，或未悉知。皇祖英宗睿皇帝尝有志纂述，事弗克”为理由，令徐溥、刘健、李东阳等人“编稽国史，以本朝官职、制度为纲，事物、名数、仪文、等级为目，一以祖宗旧制为主，而凡损益同异，据事系年，汇列于后，梓而为书，以成一代之典”，“各殚心力，详录而谨书之，务使文质适中，事理兼备，行诸今而无弊，传诸后而可征”，即让徐溥、刘健、李东阳等人编一部关于明朝典章制度方面的书。为了明确这部书的编写责任，明孝宗又任命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徐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刘健、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李东阳为总裁官，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讲学士程敏政、翰林院侍读学士王鏊、翰林院侍读学士杨守耻为副总裁官，负责编写这部典籍。
总裁官徐溥领命后又以“奉敕纂修书籍，必须继自宸衷，赐以名目，使中外有司晓然知圣意所在，纂修者有所依据，承行者易于遵奉”为理由，上奏孝宗皇帝，请求给这部书赐一个书名，明孝宗非常高兴地答应了，立即下令定书名为《大明会典》。
徐溥、刘健、李东阳在明孝宗的授意下，组织了一大批官员开始编纂《大明会典》，他们以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颁布的《诸司职掌》为主要资料，又参考了《皇明祖训》、《大诰》、《大明集礼》、《大明令》、《洪武礼仪定式》等典章制度方面的书籍，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作为全书的总纲，分别对明朝各行政机构的职责、事例、沿革加以记述。他们针对明朝实行两京制，又将南京的行政机构附在北京同一行政机构之后，不单列出加以叙述，对南京与北京名称前后不一致的行政机构，则详述它的建立与变革情况。在各纂修官一致努力下，这部历时6年、共计180卷的《大明会典》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编撰完成。
明孝宗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十二月十一日，在奉先殿隆重举行了《大明会典》的进呈仪式，明孝宗亲自接见负责修纂《大明会典》的总裁官徐溥、刘健、李东阳和副总裁官程敏政、王鏊、杨守址。随后，他又在礼部召开盛大的宴会，招待刘健、徐溥、李东阳等人，并命英国公张辅作陪。宴会结束后，明孝宗和他们又进行了亲切交谈。
同一天，明孝宗为《大明会典》写了一篇序言。在这篇序言里，他首先指出：从古至今，帝王君临天下，必定有一代的典制。在唐虞尧舜时代，这种典制比较完备，是后世所赶不上的，而从秦以后的汉、唐、宋典制则不甚完善，“因陋就简，杂以人为而未尽天理”。接着，谈到对明代典制的制定曾作出过贡献的明太祖、明太宗，继而表明他修纂《大明会典》的原因。
与此同时，明孝宗还对《大明会典》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序言里写道：
“朕翻看之，见提纲要领，条目清晰，如日月之丽天，群星分布，我大明朝廷有百余年的典制，看看今世，却没有留下遗憾。”并进一步说如果以后的明朝各代“世守之，不迁于异说，不急于近利”，那么长此以往明朝的大业定能繁荣稳定，可以并唐虞，轶三代。
在明代典章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大明会典》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之后明孝宗又下令工部将它刻版刊行，昭示天下。
名家回眸
明史专家孟森说：“明之一代立法创制，皆在太祖之世。至孝宗朝，始有修明之举。”
《大明会典》不仅是记述明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史书，而且是一部记载明代基本法律制度，特别是行政法规的珍贵文献。它是当时百司必参阅之书，也是后世研究明史特别是明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典籍。
对研究明代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机构与职掌、官吏的任免、文书制度、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行政管理和监督、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土地制度、赋税、户役、财政等经济政策，以及天文、历法、习俗、文教等，提供了比较集中的材料，是研究明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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