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光宗死亡之谜
明光宗朱常洛（1582～1620），明代第十四位皇帝，年号泰昌，明神宗朱翊钧的长子。在位仅一个月，因病后服红丸而死，终年三十八岁，葬于庆陵（今北京市十三陵之一），是明朝在位最短的一位皇帝。
明光宗的生母恭妃王氏，原只是慈圣皇太后的宫女，明神宗偶然临幸而生皇子。但明神宗宠爱郑贵妃，将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视若掌上明珠，并一度产生过废长立幼的想法。他先是册封郑氏为贵妃，不久又提出了三王并封的主意，将众皇子都封为王以降低长子的地位，只是为朝臣所阻而没有成功。在册封太子的问题上，大臣们和皇帝的争斗激烈，直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朱常洛才在朝臣的极力谏争和慈圣皇太后的支持下，被册立为皇太子。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国本之争”。
当上太子后的朱常洛，面对朝内党争和宫闱纠纷的威胁，在各方面的表现都中规中矩，让明神宗找不到废太子的理由。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明神宗病逝，朱常洛于同月丙午日继位，改年号为“泰昌”。
朱常洛继位后，进行了一系列革除弊政的改革，使朝政有了些起色。
当年，在“国本之争”中，神宗宠妃郑贵妃使尽了手段，甚至还出现了“玉盒密约”事件，因此，郑贵妃担心一朝登上皇位的朱常洛会因前嫌而报复自己，于是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勾结朱常洛所宠幸的李选侍，请求朱常洛立李选侍为皇后，李选侍则请朱常洛封郑贵妃为皇太后为回报；另一是进献美女以取悦于朱常洛。
对于郑贵妃送来的美女，朱常洛照单全收，这在《明史》和《明史纪事本末》中均有记载。朱常洛本来就因为生活压抑而身体虚弱，骤然要承担如此多的政事，又贪恋美色，“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一生二旦，俱御幸焉”，根 本支撑不住，即位才十天就病倒了。八月十二日，一心想做一个好皇帝的朱常洛拖着病体接见大臣，大臣们看到皇帝形容憔悴，“圣容顿减”。八月十四日，召内侍御医崔文升诊治。崔文升草草地看过之后，用了一剂“通利药”（即大黄）。大黄的药性是攻积导滞，泻火解毒，相当于泻药，所以服下不久，朱常洛便觉不适，一昼夜竟腹泻了三四十次，身体极度虚弱，处于衰竭状态。
后来，朝臣们对崔文升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给事中杨涟说：“贼臣崔文升不知医……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皇上哀毁之余，一日万几，于法正宜清补，文升反投相伐之剂。”杨涟认为，朱常洛本来身体就虚弱，应当进补，而崔文升反而进以泻药，其心叵测。当时，朱常洛的生母王氏、原皇太子妃郭氏两家外戚也都认为其中必有阴谋。因为崔文升本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朱常洛即位以后，升崔文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
大家都认为是郑贵妃指使崔文升以掌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帝进“通利药”的。
八月二十二日，朱常洛召见首辅方从哲等大臣，六品的给事中杨涟也在其中，内阁大臣们进乾清宫探视朱常洛。朱常洛此时已着意安排后事，将皇长子交由阁臣小心辅佐，又问起自己的陵墓的营建事宜。在安排好一切之后，朱常洛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朱常洛此时病急乱投医，虽然自知命在旦夕，但还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命李可灼入宫献药。到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一颗红色药丸，让皇帝服用。服药之初，朱常洛觉得很舒服，一个劲地夸李可灼是忠臣，并传谕众臣：
“朕用药后，自觉身心酣畅，也想吃饭了，卿等放心。”到了傍晚，朱常洛担忧药力缺乏，命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但是朱常洛坚持要再服一颗。于是，李可灼再让皇帝服用了一颗红丸。但这次他的感觉却是十分不好，第二日（九月初一）五更时分，在召集诸臣见了最后一面后，这位登基只做了短短一个月的皇帝，就带着满腔遗憾离开了人世。
皇帝暴毙，大臣们纷纷指责李可灼的“红丸”是断送皇上的罪魁。红丸到底是什么药，是否有毒，崔文升为什么要向皇帝进泻药，这些都已无法弄清。后来，有人指出朱常洛服用的“红丸”，其实与嘉靖皇帝当初服用的“红铅丸”类似，是用女子经血、秋石、人乳等调制而成，性热，正好与当初崔文升所进的 大黄药性相反。本来身体虚弱的朱常洛，一下子服用两味性能相反而且猛烈的药物，岂能不暴毙而亡！而有人则认为因郑贵妃请封皇太后而不许，怀疑是她指使李可灼下的毒。
这就是历史上的“红丸案”，此案最后不了了之，成为明宫一大疑案。
名家回眸
着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曾这样评价：朱常洛是明代传奇色彩最浓的一位皇帝，明宫三大疑案都与他有关。明神宗并不喜欢这位太子，他的位置曾一度岌岌可危，后来终于登上皇帝宝座，却因服红丸而暴毙。
熊廷弼之死
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二十六日，熊廷弼被处死，传首九边，弃尸荒野。
接着熊家财产被查抄，全家均受株连，其妻被系辱县庭，长子熊兆琏被迫自杀，女儿熊瑚吐血而死。然而，熊廷弼之所以被杀却不是因为其失守辽东，而是为阉党所陷害。天启初年，东林党人掌握了明廷的一部分权力，但与此同时，阉党势力也在逐步扩张。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东林党人左副使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阉党头目魏忠贤24条罪状，一次反阉党的高潮由此掀起。魏忠贤对弹劾他的东林党人恨之入骨，便密谋罗织罪名对东林党人大下毒手。为了罗织东林党人的罪名，魏忠贤诬陷东林党人收受熊廷弼贿赂，强加东林党人败坏封疆的罪名，然后，又杀害熊廷弼，借以打击东林党。
熊廷弼（1569～1625），字飞百，号芝冈，湖广江夏人。先世为南昌世家望族，曾祖时迁居江夏，后世代务农。其从小便聪颖好学，但由于家境窘困，因此只能边劳作边读书。20岁时家乡连续三年闹饥荒，全家几乎都没法活了，多亏一对卖油皮的夫妇不时给以接济，全家人这才度过饥荒。这段极其艰苦的经历对熊 廷弼以后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29岁的熊廷弼中乡试头名，第二年又考中进士。
二十七年（1599年），其被授为保定推官。先后在保定任职六年，其中有一年半的时间为负责代掌府印。作为推官，熊廷弼为官正直，明判是非，处理了很多冤案。
当时明廷为了搜刮钱财，派矿监到保定，熊廷弼勇敢机智地与之进行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百姓的负担有所减轻。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保定府因一场大旱爆发饥荒。在熊廷弼的建议下，巡抚汪应蛟率先捐款，最后共募集了数千两白银，以赈济灾民。在此期间，熊廷弼还亲往各地督查分发募金。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保定又闹水灾，到处汪洋一片，全靠官府储备的二万余石粮食，才使众多的灾民得以生存。当时，虽然熊廷弼政绩累累，但并没有受到重用。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熊廷弼升任工部屯田司主事一职，负责管理营造事宜。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又被改授浙江道御史，而刚到任便又被改为辽东巡按。
辽东是明朝的九边之一，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负山阻海，是明首都北京的屏障。万历年间，明在辽东设有总兵、巡抚、参将、兵备等官吏，并部署重兵，以防范土蛮、朵颜三卫和建州等卫内犯。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八月，辽东镇守总兵官李成梁和巡抚赵楫放弃宽甸等六堡八百里地域，将之拱手让给建州女真，并强逼世代居住在那里的六万四千户居民迁往内地，事后，竟以召回逃人有功之理由向朝廷邀功。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六月，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认为弃地不是什么功劳，上疏弹疏李成梁，要求对弃地一事进行勘查，熊廷弼于是被授为巡按御史。
到任后，熊廷弼马上便展开了实地调查。在经过调查之后，熊廷弼上书朝廷，揭露赵楫、李成梁的罪行，指出他们的罪行“不可胜诛”。此后，熊廷弼又到辽东各地察看，“北抵黄龙，东抵鸭绿，南极于海，西至山海、锦义一带，间闻险阻，虽逼近虎穴、人迹罕到之处，无所不遍历，无所不相度”。他走遍了辽东各地，实地考察了辽东的地理形势和敌我情况，从而对之有了深刻的了解。在此基础上，他提出采取一系列的保卫辽东的战略方针，并且还采取了一系列的相应措施。
对当时的形势，熊廷弼认为：“西边的蒙古族，虽强盛，然所欲不过抢掠财物，无远志”，而东边的建州女真“城郭田庐饮食性情与辽同，所志在我土地也”。因此，要巩固对辽东的战略防御，那么防御的重点就要放在对努尔哈赤所领导的建州的防范上。基于此，熊廷弼专门制定了“实内固外”、“以夷制夷”
的方略来对建州女真加以防范。“实内之事非一，而屯田积储为大；固外之事非一，而修边并堡为大”。“屯田积储”和“修边并堡”这两个措施是紧密相连而又互相依存的。“壕墙修然后台军有恃而烽火明，烽火明然后趋避得早而屯寨固，屯寨固然后守御有赖而人民聚，人民聚然后耕种有主而田野辟，田野辟然后收获得利而财赋足，财赋足而后军食赡、馈饷省也”。要屯田就必须先修边，通过高城深池来对屯田积储的戍军加以保卫，而屯田积储所取得的成果又可以用来赡养军队，从而使明军的防卫能力得以提高。虏来则拒，去则勿追，而以生聚教训为主，即以守为攻。
“以夷攻夷”就是挑动女真族的其他部落和蒙古族与努尔哈赤之间的关系，使他们与努尔哈赤为敌。其基本点是“亲北关以树其仇，抚西人以伐其羽翼，召南关、灰扒诸部携其腹心，间速儿答鞑断其手足”。北关叶赫部势力较强，长久以来就和建州有仇，同时努尔哈赤又想吞并它，因而要达到扼制努尔哈赤发展的目的就可以采取对北关予以支持和扶植的政策；保持与虎敦兔憨等西人的和好关系，不给努尔哈赤以可乘之机；哈达部（南关）和辉发（灰扒）部的民众，有来投奔的，就授以官职，安置在近边，好号召其他部众也来投奔，从而分化瓦解努尔哈赤的势力；挑拨努尔哈赤和他的弟弟速儿哈赤之间的关系，使其统治集团内部形成矛盾。
如此一来，就会使努尔哈赤穷于应付，自顾尚不暇，也就无力向明发动进攻了。
“实内固外”、“以夷制夷”是一个完整的保卫辽东的战略方针。“实内固外”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以夷攻夷”则可以使努尔哈赤无法扩张自己的势力。
熊廷弼在任巡按期间，一直都致力于将这一方略付诸实践。他修建了自海州卫、盖州卫、三岔河起，经辽阳、沈阳一直到开原、针岭、北关处的长达700余里的边墙；又增修了清河、叆阳、长奠、大奠、宽奠、草河、熊岳等7座城池，并修筑墩台100多座，还兴建了17所粮仓。这些粮仓每所均有三五十间屋宇，三年之内储存粮食30万石。与此同时，他还整顿军队，充实军营，革去军队中贪污、隐占等弊端。此外，他还与蒙古族各部、北关叶赫部搞好关系。这使努尔哈 赤深感不利，不得不采取退缩方针，退还故地，以求和好。
还在努尔哈赤刚兴起之时，熊廷弼就指出他是辽东的主要威胁，并制定了相应的扼制其发展的方略，同时也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这是很有远见的。这一战略倘真能实现，将使努尔哈赤“终身老死于穴中而不敢动”。
但是，当时明廷尚未意识到这一点，有人认为努尔哈赤还不如普通的一个江南富室，其与朝廷对抗的一系列行为，只不过是某些武臣的诬陷，并且还有人主张疏远北关，亲近努尔哈赤的方略。随着熊廷弼的离任，这一卫辽方略也就无人再将之继续实行了。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六月，熊廷弼改任南直隶督学御史。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因杖死生员芮永缙而被弹劾，回到故乡，听候调查处理。
熊廷弼一归就是七年。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萨尔浒之战爆发，经略杨镐督四路大军进攻后金，三路丧师。这时朝廷任命熊廷弼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熊廷弼火速赶往北京，但明廷迟迟不发关防文书给他，直到六月，努尔哈赤攻占开原，明廷这才任命其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统领辽东军政事务。七月，熊廷弼离京赴辽东。到十三站（今辽宁凌海市西北）时，他得知铁岭失守。当他进到辽阳城时，辽阳已半是空城，人心惶惶，一些官绅已经离去，道员和将领也已备好快马，准备出逃。熊廷弼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送走家眷、动摇人心的罪名将知州李尚皓逮捕下狱；斩逃将刘遇节、王文鼎、王捷，震慑欲逃者；对在开原和铁岭战斗中的殉难者举行公奠，鼓舞士气，从而使得军队和民心得以初步安定下来。但当时辽东的形势并不容乐观，辽东当时所部明军虽有数万，但“辽之军器一空如洗”，辽之“兵又皆无人统领”，战马不足且都很羸弱，民心军心都不稳定，同时探子又来报告说努尔哈赤要乘胜在攻破北关后向辽阳进军。形势危急，困难重重。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一再上疏，要求明廷补充兵源，调选将领，并发给军器和战马，同时处死犯有贪污罪的将领陈伦，并将其赃银没收，撤销了无能的纨绔子弟总兵李如桢，将他的职务由李怀信代替。他还适当收缩战线，将绝大部分原来防守沈阳的兵力调到辽阳，并大飨军士，准备行具干粮，假装出要出兵的样子。后金果然中了他的疑兵之计，没有立即出兵进攻辽阳。熊廷弼趁机抓紧时间对辽阳城的城防予以加固，在城外挖掘三道宽三丈、深二丈的壕沟并往其中灌 入沙水，以阻止敌军前进。在这一基础上，熊廷弼又进一步采取措施。他与总兵贺世贤率领一千精兵，踏着冰雪，突然出现在已为努尔哈赤所占领的抚顺关，坐在马上，以马鞭对地形加以指点，大声地说什么地方可以扎营，什么地方可作埋伏，什么地方可以作战，还故意把这些说给后金的探子听，然后才取道返回。这一举措导致努尔哈赤以为熊廷弼要袭击他，便砍倒树来堵住山口，又搬运石头对山城、关隘等加以整修。这样，熊廷弼便赢得了时间对辽阳城大加整修。他将薄的地方加厚，低的地方加高，并在城西、北、东壕外增筑大堤，潴水。这样，两三个月之后，辽阳城的城防能力大为加强，整个辽阳城变成了一座空前高厚牢固的雄关险隘。这之后熊廷弼又进一步对辽阳城的防御纵深能力予以加强。在对辽东的地形加以分析之后，他认为努尔哈赤如要进攻辽阳，其出师之地必为抚顺关，奉集、沈阳和抚顺之间的距离都是六七十里的样子，互为犄角，完全可以控制抚顺。熊廷弼于是便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四五月间，亲自督修沈阳、奉集城防，然后又部署兵力，命总兵官贺世贤率三万人守沈阳，柴国柱率兵二万守奉集。熊廷弼刚刚部署完毕，六月十二日，努尔哈赤就分兵两路分别向沈阳和奉集发动进攻，结果被贺、柴二部击退。八月，努尔哈赤再次以五六万的兵力向沈阳发起进攻，这次熊廷弼亲自督阵，后金的进攻再次失败。
在巩固了辽阳的防御后，熊廷弼希图进一步进取。他早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十一月，就提出对努尔哈赤实行“坐困转蹙”的战略设想，即把自己的军队分成四路，每路三万人，分别部署在叆阳、抚顺、柴河三岔河间，使每路均自成为一个能攻能守的战区，而各路之间又可以互相照应。各路组织机动部队，后金如有零星兵马南下扰边，就可以由这些机动部队将之消灭。而到了农忙季节时，各路则实行迭进互扰的战法，使后金的农耕工作无法进行，然后再相机或四路同时、或三路牵制一路进征。到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熊廷弼已集结兵力13万，重100公斤以上的大炮数百门，重40公斤的大炮三千余门，百子炮以千计，战车4200余辆，火箭、铁箭42万余支，准备在冬季率军前往抚顺关呈威，而到第二年春天时，则会亲自率大军驻扎在抚顺，并逐渐向后金逼进。如果后金出兵，但不与熊廷弼的大军正面交锋的话，那么便派兵从清河、墁阳、宽奠等地出击，迭进互扰，疲惫对方，并软硬兼施，同时还采取招抚的办法，争取得到后金内部的响应。
但是，就在这种形势下，给事中姚宗文却在朝廷散布谣言，怂恿一些人对熊廷弼进行弹劾，一定要将熊廷弼除之才后快。御史冯三元、张修德和给事中魏应嘉等先后上疏弹劾熊廷弼。泰昌元年九月，熊廷弼被罢职，听候处理。十月，明廷任命袁应泰接替熊廷弼的职务经略辽东。天启元年（1621年）闰二月，朱童蒙视察熊廷弼经略保卫辽东的情况之后，向明廷作了奏报，奏疏中很多地方都提到了熊廷弼守辽的功劳。对此，熹宗虽然回答说“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但最终并没有将熊廷弼职务恢复。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沈阳、辽阳相继被后金攻占，袁应泰自杀身亡，明朝野为之震动。这时，人们才认识到“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熹宗决定再次起用熊廷弼，在敕谕中，其对熊廷弼守辽的功劳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表示懊恨罢了他的官，并在最后诚恳地提出“勉为朕一出，筹画安攘”。接到敕谕后，熊廷弼十分感动。他当时身体有病，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拜过祖坊，告别官吏、乡亲，再次踏上了前往辽东的征程。
此时，辽东的形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严峻。三岔河以东均被后金侵占，辽东军民，除部分结寨建堡自卫之外，其余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五万多残兵败卒集结在宁前一带，四万人逃到了海岛或渡海到了登、莱，还有两万多人沦落朝鲜成为难民。河西人心惶惶，民众争相逃向关内。此外，兵源匮乏，广宁仅有残弱士兵千余人。四月，右参议王化贞被任命为辽东巡抚，他四方收集流亡人员，仅得万余人，且因战马匮乏，装备奇缺，根本不能与后金的猛烈进攻相抵抗。
在这种艰难的形势下，熊廷弼提出了“三方并进”策，以期收复辽东。这一策略又称“三方布置”策，即部署重兵，以广宁为基地，抗击后金，使其全部兵力受牵制；在天津、登、莱等地设置水军，以备将来向金、复、海、盖等地发起进攻；在辽东、天津、登、莱等地各设巡抚、总兵，经略驻山海关“节制三方，以一事权”。这个方略得到了熹宗的同意。接着，熊廷弼又提出，三方并进策要联络朝鲜，需派遣有谋略的大臣到朝鲜，组织流落到朝鲜的辽东军民，与朝鲜军合势，同登、莱等地的明军保持联系，构成复辽的又一方。这样，三方并进策实际上是四方并进。要实现这一方略，其基本要求是各方积极备战，“必使兵马、甲仗、炮车、刍糗等项一一齐备，正对者成一正对，策应者成一策应，然后约期 并举，进足以战，退亦足以守”。这个复辽方略是积极而稳妥的，倘使这一战略能获得全面实施，即便明军不获大胜，但也不至于落得大败，而这一战略的实行的关键在于准备。
就当时的形势来说，熊廷弼是有时间进行准备的，这主要是后金自身也遇到了麻烦：首先，占领辽、沈后的后金内部矛盾不断激化，既有女真人对连年战争的不满，也有女真人和汉人的矛盾，对这些后金都需要进行重新调整和安置；其次，疆土扩大之后，就须分兵四下把守，想要对河西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必须先征集兵员，做进一步的准备。
双方都在为进一步的较量做准备，关键是谁的准备工作做得更好。
天启元年（1621年）六月初六，明廷升熊廷弼“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驻扎山海经略辽东等处军务”，同时，还升任登州道按察使陶朗先为登、莱巡抚，与早已任命的天津巡抚毕自严、广宁巡抚王化贞一起，构成了三方并进策的领导中枢。熊廷弼任职后，为实现其“三方并进”战略，进行了精心的准备，这些准备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四步：首先，请求兵部负责抽选各镇精兵20余万，工、户二部筹措器械、粮饷；其次，请求对在辽有一定威望的刘国缙、佟卜年、洪敷教等人予以任用，以收归辽人之心；再次，调遣工匠，购买钢铁，砍伐树木，制造战车、大炮等；最后，天津，尤其是登、莱两地巡抚积极进行准备，同时，出使朝鲜的使者也已准备就绪。
但是，熊廷弼的“三方并进”策，在执行伊始就不顺利：请调之兵迟迟不至，更严重的是广宁巡抚王化贞轻敌，并未将熊的计划付诸实行。
王化贞不懂军事，不为进攻做实际的准备工作，不整顿军队，而是将收复辽、沈的希望寄托在叛将李永芳的内应和蒙古虎敦兔憨的出兵上，认为努尔哈赤的防御力量薄弱，并无久居辽阳的打算，若在此时潜师讨伐，必能战胜他。他于是便一再地向后金发动进攻。他派毛文龙袭取镇江，过早地将三方并进的战略意图暴露了出来，使辽南四卫反努尔哈赤的势力遭受重大损失。熊廷弼对王化贞的这种做法表示反对，这样便导致经抚之间的矛盾。而当时的兵部尚书张鹤鸣和首辅叶向高却大力支持王化贞，甚至到了对其言听计从的地步。熊廷弼无法节制王化贞，从各地调来的援军，张鹤鸣不通过经略便自行调遣。熊廷弼询问情况，张鹤鸣竟对之不予理睬。王化贞手下兵将多达十四万之众，而作为经略的熊廷弼身边却只有兵士五千名。熊廷弼要权无权，要兵无兵，因此非常恼火，动辄言语激愤。朝中的官僚大多反对熊廷弼，而支持王化贞，甚至还想将熊廷弼的经略之职撤除掉。这样，三方并进之策的想法便落空了。
这样，明与后金在准备战争上所作的较量便以明的失败告终了，接踵而来的便必然是战场上的失败了。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调遣兵马五万，分三路进攻河西。二十日，后金军队渡过了辽河。接着，努尔哈赤向西平堡发起了总攻，明守将罗一贵顽强抵抗，重创后金军队，但终因寡不敌众，没有援兵而落败，最后罗一贵以身殉职，西平堡则被后金攻陷。
当后金军围攻西平堡时，熊廷弼令守卫镇武堡的刘渠对之增援，但王化贞却在听说西平被围的消息后，轻率地采纳了游击孙得功的撤掉广宁、阊阳的守兵的建议，以孙得功为先锋，会合刘渠部的明军前往增援。努尔哈赤分兵一部在平洋桥对明军的援军予以迎击。孙得功实际早已投降后金，两军甫一交锋，他便在阵脚大喊：“兵败了！”并率先打马逃跑。明军因此阵后大乱，刘渠、祁秉忠先后被杀，三万明军全军覆没。
逃回广宁后，孙得功马上便将府库及火药库封起来，并扬言要捉住王化贞，并投降后金。王化贞狼狈逃出广宁，在大陵河遇到了熊廷弼。王化贞还想前往宁远、前屯进行防守，熊廷弼说：“晚了，你要是不撤广宁的守兵，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他把自己所部的五千明军交给王化贞殿后，然后便撤向了山海关。而实际上，努尔哈赤是在两天之后才进抵广宁的。
正月二十六日，熊廷弼入山海关，接着王化贞等也退入关内。这样，山海关外的整个辽东便都落到了后金的手中。辽东的失守主要责任在于王化贞，支持王化贞的叶向高和张鹤鸣也难逃罪责，但身为经略的熊廷弼在辽西危难之际，竟意气用事，匆忙后退，他对辽东的失陷也是有责任的。
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明廷罢免熊廷弼的职务，要其听候处理。四月，熊廷弼被判处死刑。
名家回眸
历史学者阎崇年认为：熊廷弼第一次巡佐辽东有功，第二次有方，第三次则有功有过。他虽被委以重任，其三方布阵的构思也曾经被认同，而实际上根本无法实施，即使没有王化贞扯后腿，广宁（今辽宁北宁市）之失也是必然的结果。当时广宁虽然失守，但后金军尚未到达广宁，仅有叛将孙得功哗变，“守御之具甚备，即贼至城下，未必可攻而入也”。以熊廷弼在军中威信，又有一支可靠的兵马，应是可镇压乱兵。再者，即使广宁确定已不可守，如王化贞所言，守卫宁前（宁远、前屯），后金兵力有限，无力深入，整个辽东也未必沦陷。但熊廷弼只是看王化贞闹笑话，将物资一律烧毁，引导数十万军民退守山海关，却没有进行最后的广宁保卫战，于是金兵不费一兵一卒占领辽东，成为后来魏党杀熊廷弼的一大口实。
魏忠贤乱政
明朝宦官为害，在中国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而在这些臭名昭着的宦官中，魏忠贤是最有名的。
魏忠贤（1568～1627），河间府肃宁县人，初名进忠，号完吾。天启二年（1623年），熹宗赐名“忠贤”。魏忠贤自幼狡黠无赖，目不识丁，“然亦有胆力，能决断，顾猜狠自用，喜事尚谀。”娶妻冯氏，生一女。因在一次赌博中输掉，为赌徒污辱，他一气之下自宫，改姓名为李进忠。
万历十七年（1589年），魏忠贤被选入宫，隶司礼监掌东厂太监孙暹手下，洒扫供役，不久即攀附调至甲字库，以后又通过巴结太监魏朝当上熹宗生母王才人的典膳。魏朝为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手下，多次在王安面前夸奖魏忠贤。王安也很善待他。熹宗的乳母客氏是定兴人侯二的妻子，18岁入宫，两年后丧夫。与魏朝私 下相好。魏忠贤入宫后，客氏遂疏远魏朝而亲近魏忠贤，关系非同一般。熹宗即位后，客氏被封为奉圣夫人，魏忠贤也自惜薪司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殿。魏忠贤不识字，按理是不能进入司礼监的，因为客氏鼎力相助，才得以如愿。
魏忠贤进入司礼监后，即开始设法夺权。掌印太监王安是光宗朱常洛东宫旧侍，熹宗初立，他和诸大臣同受顾命，为人刚直不屈。天启元年（1621年）八月，魏忠贤指使给事中霍维华弹劾王安专权，客氏从中附和。熹宗不究真假，下诏革去王安职务，贬为南海子净军。魏忠贤怕有反复，又命王安得罪太监刘朝为南海子提督，将王安谋杀。王安死后，魏忠贤势力日益膨胀，引用司礼监王体乾及李永贞、石无雅、涂文浦等为羽翼，宫中无人敢置一言。天启三年十二月，魏忠贤兼掌东厂，权力更大，加上有客氏做内援，权势日益显赫。
熹宗生性好玩，魏忠贤便投其所好，“日导帝为倡优声伎，狗马射猎”。
他又劝熹宗挑选宦官300人，手持龙旗，列从在左；令宫女300人，手持凤旗，列队在右，大搞内操。从此，紫禁城内锣鼓喧天，廷臣上疏谏止，都被拒绝。明熹宗还天性机巧，喜欢木工油漆之事，经常自操斧锯凿削，其本领一般的能工巧匠都赶不上。熹宗从早到晚制作器具，“成而喜，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也。”每逢熹宗干活最起劲的时候，魏忠贤便有意奏事，弄得熹宗很烦，就说：
“我已经全交给你了，你等好自为之。”魏忠贤因此把持了内廷，为所欲为。
把持内廷的同时，魏忠贤又把手伸向外廷。天启元年七月，沈榷入阁，魏忠贤即密与相结。沈榷曾任内书堂教习，魏忠贤对其执弟子礼。二人狼狈为奸，想方设法排挤阁臣刘一燝。天启二年（1622年）三月，刘一燝被迫去职。天启三年正月，魏忠贤援引顾秉谦、魏广徵进入内阁。顾秉谦为人庸劣无耻，魏广徵与魏忠贤是同乡，二人曲意奉承魏忠贤，就像奴仆一样。
随着魏忠贤权势的扩张，万历以来的“东林党”、邪党斗争的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那些被“东林党”罢了官的人，纷纷投靠魏忠贤。蝇营蚊附，逐渐形成阉党。天启四年（1624年），给事中傅樾与魏忠贤的外甥傅应星结拜为兄弟，诬奏中书汪文言，并牵扯到左光斗、魏大中。结果，魏忠贤将汪文言下锦衣狱，并欲大行罗织“东林党”。但掌管锦衣卫镇抚狱的刘侨受首辅叶向高的指示，不愿给汪文言判罪。魏忠贤大怒，将刘侨撤职为民，而以亲信许显纯代替其职务。这 时，御史李应升、刘廷佐，给事中霍守典、沈惟炳纷纷上疏指责魏忠贤不法事，但均遭其矫旨诘责。副都御史杨涟愤怒已极，遂于是年六月上弹劾魏忠贤二十四罪疏。文中罗列魏忠贤擅权祸国、打击异己等二十四大罪。指出其“积威所劫，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要求对其加以严惩。疏上，魏忠贤大惧，急趋熹宗跟前哭诉，表示愿辞去东厂提督职务。熹宗令王体乾读杨涟奏疏，王体乾对疏中要害之语均不读，客氏又从旁剖析辩白，熹宗遂懵然不辨，慰留魏忠贤，而于次日下杨涟疏，严旨切责。此旨一下，举朝哗然，魏大中及给事中陈良训、许誉卿等70余人交章论劾魏忠贤，但熹宗皆不采纳。
魏忠贤既有熹宗作靠山，便日益嚣张，“欲尽杀异己者”。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及其党羽以各种借口先后杖辱、斥逐廷臣数十人。工部郎中万燝被杖死，阁臣叶向高、朱国祯等被逼逐，吏部尚书赵南星、侍郎陈于廷、御史高攀龙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被罢黜，一时“正人去国，纷纷若振槁”。与此同时，魏忠贤大力提拔任用同党。以朱童蒙、郭允厚为太仆少卿，吕鹏云、孙杰为大理卿，重新起用霍维华、郭兴治为给事中。徐景濂、贾继春、杨维垣为御史。
而起徐兆魁、阮大铖等为爪牙，逐步编织出一个几乎垄断所有主要职位的黑网，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逐步掌握了朝廷内外大权。外廷文臣中，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五人为其出谋划策，号称“五虎”；武臣中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五人为其掌控军队，号称“五彪”；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称“十狗”。此外还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
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控制了朝廷内外大权之后，随即展开了对政治反对派更大规模的迫害。顾秉谦、魏广徵编《缙绅便览》，把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百余人目为邪党，而将黄克缵、贾继春、霍维华、崔呈秀等60余人统称正人，进呈给魏忠贤，以作为进退百官的依据。其他阉党则进有《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等黑名单，把不阿附于魏忠贤的官员开列入内，统称为“东林党”人，并罗织罪名，逐一打击迫害。
与此同时，他们还数兴大狱，其规模较大者有两次。第一次在天启五年 （1625年），“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被诬受贿，下镇抚司狱，备受酷刑，杨涟等五人死于狱中，顾大章自杀，史称“六君子”。第二次在天启六年（1626年）。是年二月，魏忠贤指示其党羽李永贞假造浙江太监李实奏本，逮捕前应天巡抚周起元和在江苏、浙江家中的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黄尊素、李应升七人。高攀龙投水自尽，周顺昌等六人均死于非刑，史称“七君子”。此外，阉党还派东厂番役四处侦探臣民隐事、民间戏语，凡被认为有触及魏忠贤的，一律逮捕入狱，甚至剥皮、割舌，杀人不可胜数，道路以目。为压制舆论，魏忠贤又以剿灭“东林党”人的名义，拆毁全国所有书院，禁止讲学。
在残酷镇压“东林党”的同时，阉党又全翻“梃击”、“红丸”、“移宫”
三案，对在三案发生时与阉党官僚争论过是非的官员一律予以惩处。为求名正言顺，他们又奏请熹宗同意，仿照嘉靖大礼议《明仑大典》体例纂修《三朝要典》，按照自己的意旨重新订立了三案是非。
“东林党”人被镇压后，魏忠贤的权势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故天下风靡，章奏无巨细，辄颂忠贤”。所有奏疏，提及魏忠贤都称“厂臣”，而不提其名；内阁票旨，也必称“朕与厂臣”，没人敢提魏忠贤的名字。天启六年（1626年）六月，浙江巡抚潘汝祯为讨好魏忠贤，在西湖首建魏忠贤生祠。此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上自封疆大吏，下至普通武夫、商人、奴仆、流氓都竞相建祠。
有些官员迎接魏忠贤塑像进祠，行五拜三叩大礼。而松江监生陆万龄甚至提出在京师国子监西面建魏忠贤生祠，以魏忠贤配享孔子。其奴颜婢膝之态，真令人不可思议！
魏忠贤的辉煌并没能持续太久，其政治生涯在天启七年（1627年）秋发生了巨变。这年八月，明熹宗死。其弟信王朱由检继立，是为崇祯帝。崇祯为信王时素知魏忠贤罪恶，因而其继位后，“东林党”人纷纷上疏弹劾魏忠贤。十一月初一，崇祯帝下令削去魏忠贤官职，贬往凤阳。初四日，又下令逮捕究治。魏忠贤途中闻讯，上吊自杀。十七日，客氏在浣衣局被笞杀。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颁布《钦定逆案》，在朝阉党被或杀或罚，驱逐一空。
名家回眸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曾这样说：“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畏忌。”“东林中亦多败类，及攻东林者，亦间有清操之人。”“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这明确地说明了东林党刚开始所提出的广开言路无非是流于口号了，“占山为王，清除异己”，这才是其本质，种种政争伎俩在他们得势之后就充分显露出来了。东林党虽然一时将非东林党打压下去，但非东林党人并不服气，他们很快就依附于阉党一起来弄东林党，东林党哪是对手？故，阉党的首领魏忠贤并不是像后人描述的那样，他只是当时政治派别中的一个，其他的也并不比魏忠贤强多少。
反间计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崇祯帝中后金反间计，冤杀名将袁崇焕。
袁崇焕（1584～1630），字自如，又字元素，祖籍广东东莞，自幼就喜欢读兵书，学习用兵之道。中进士后，他被任命为福建邵武知县。当时，袁崇焕虽然人在福建为官，却非常关心辽东的战况，常常和一些曾经在辽东当过兵的退役明军将士一起讨论辽东的地理情况和防御状况，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亲往辽东抗敌。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袁崇焕入京朝觐，被御史侯恂荐为兵部职方主事，负责镇守山海关。不久，他又先后升任山东按察司佥事和山海监军，成为明末安边靖国的一名勇将。
不久，在兵部尚书孙承宗的大力支持下，袁崇焕在辽东修筑宁远城，恢复锦州、右屯等军事重镇，使明边防向前推进两百里，基本上收复了天启初年的失地。在此期间，他又采取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的政策，鼓励百姓重建家 园，恢复生产。同时还注意整肃军队，号令严明，从而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由于治边有度，天启三年（1623年），袁崇焕被升任兵备副使，不久又升为右参政。
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孙承宗因被魏忠贤排挤而离职，继任者高第实行收缩战略，将明在山海关以外的人众、器械等都撤入山海关，并要袁崇焕也退出宁远和前屯城，袁崇焕对此予以拒绝。
后金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宁远孤悬一线于山海关外，有机可乘，于是便于明天启六年（1626年）和七年（1627年）两次向宁远发动进攻。但袁崇焕坚守宁远，将后金的两次进攻都打退了。袁崇焕本人因此成为晚明的中流砥柱，而后金军队的锐气却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从此，锦宁防线巍然矗立在山海关外，牢不可破，令后金军队望而止步。为避免这一局面长久持续下去，皇太极决定避实击虚，绕开锦、宁，从山海关以西挥师入关，然后再见机行事。
明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亲统大军向明朝发动进攻，并由此揭开了五次入关之役的序幕。由于崇祯二年干支纪年是己巳年，因此这一役在后金又被称为己巳之役，而明朝则将之称为“己巳虏变”。
十月二日，皇太极率大军从沈阳出发，在向导喀喇沁部布尔噶都台吉的指引下，经由已经降明的内蒙科尔沁、喀喇沁部向西行去，战争的矛头直指明边。十月二十日，当后金军队大军行至喀喇沁的青城时，大贝勒代善、三贝勒莽古尔泰面见皇太极，力主回师。但后来在岳托、阿济格等一批年轻贝勒的支持下，皇太极终于说服了代善和莽古尔泰，继续向明进兵。
十月底，皇太极指挥军队从蓟镇分三路突入明边，接连攻克汉儿庄、马兰营等边城，直扑遵化。十一月三日，遵化城陷，明巡抚王元雅自缢而死。此后金军一路疾进，经蓟州、三河、顺义、通州等地，直逼北京近郊。
这时袁崇焕已被升任为蓟辽督师，当得知后金军队的动向后，他便亲率大军入关勤王。十一月十六日，他和祖大寿率精骑进抵北京城下。十七日，后金军队到达距北京二十里处的牧马厂。二十日后，后金军队多次发起进攻，但均被袁崇焕率军击退，皇太极于是下令还营。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袁崇焕千里驰援，率兵勤王，护卫北京，确实是忠心可鉴，但北京当时是京师重地，骤然被围，人心 慌乱，于是谣言四起。由于袁崇焕早年曾假意与皇太极言和，再加上他这一次入关只想尽快赶到北京城下以保卫京城，因此尽管一路上都尾随金兵，但并没有寻找机会与后金军队接战。有人因此散布谣言说袁试图勾结后金，图谋不轨。崇祯帝听后也很是起疑，因此当袁崇焕以兵马疲顿为由请求让大军入城休息时，崇祯帝当即便表示了拒绝。
在这种情况下，皇太极又采取了反间计，而正是由于这一反间计的成功推行，最终导致崇祯帝自毁长城，处死袁崇焕。
后金军在刚刚到达北京城郊时曾俘获过两个明朝的太监：杨春和王德成。皇太极知道崇祯帝宠信宦官，便决定借助杨、王两个宦官来实行自己的反间计。从袁军阵前还营之后，皇太极便将副将高鸿中和参将鲍承先找了过来，并对他们面授机宜，这两人于是领命而去。回到营中后，他们故意坐在杨、王两太监睡觉的地方煞有介事地耳语说：“今天撤兵是大汗的计策。在撤兵前曾见大汗一个人骑着马向前行去，敌营中则有两个人前来面见大汗，他们商量了许久之后才离开，看来袁巡抚与大汗有密约，事情马上就会大功告成了。”太监杨春本来就醒着，高、鲍二人的谈话他自然都听到了耳朵里，并且还自以为是得到了重要情报。天聪三年（1629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高、鲍二人又故意将杨春放走。杨回到北京后，便将“偷听”到的话密告崇祯帝，崇祯帝便于同年十二月一日，以“议饷”
为由将袁崇焕、祖大寿等人召入皇宫，并当面就擅杀毛文龙和进京逗留不战两大“罪过”对袁崇焕进行指责，接着就将他逮捕下狱。不久之后，袁崇焕便被处以磔刑，冤死于西市。而祖大寿则在袁被捕以后惊惧异常，率辽兵溃逃出关。
皇太极并未在放走杨春后就马上向北京发动进攻，而是亲统军队向西行去，攻占了良乡（今北京房山境内）。当得知反间计已得手后他便又回到了北京城下，于十七日与明军在永定门外展开大战，该战中明大将满桂在阵前被斩，明总兵黑云龙和麻云也被生擒。不久，皇太极移师向东，一路上接连攻克永平、滦州、迁安等处，并分别派兵驻守。天聪四年（1630年）三月，皇太极率军出关北归。五月，明军收复遵、永等四城。
皇太极这次入关围京，挥师往来如入无人之境。尽管其原来想在北京东面建立根据地从而打开局面的设想未能实现，但袁崇焕却因其所设的反间计而冤死，对后金来讲，这无疑是一次重大胜利。
崇祯帝轻率疑臣，自毁长城，致使袁崇焕忠心报国却含恨九泉，明朝最终的灭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名家回眸
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说：“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
大明帝国最后一块落井石
四川永宁宣抚司和贵州水西宣慰司两司所辖之地均为彝、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坐落于四川和贵州两省交界的地方。旧制，彝族奢姓世袭永宁宣抚司一职。
洪武初年汤和、傅友德率兵平定四川后，仍沿用元朝制度，在这里设置永宁宣抚司，后又将之升迁为宣慰司，同时，明朝政府接受奢氏家族定期贡献的马匹及交纳的赋税和粮草。
万历初年，永宁宣慰使奢效忠去世，他和妻子奢世统没有儿子，而他的妾侍奢世续则生有一子奢崇周。按照彝族习惯，遇到这样的情况时，妻子和儿子均有继承权。于是为了争夺土司职位，双方发生了一场混战，后经明廷调解，规定奢世统、奢世续分地管辖，宣抚司的印符等奢崇周长大之后再由其继承。但奢世统不服，花费重金请得水西安国亨相助，而奢世续也不甘示弱，请得播州杨应龙出兵，结果双方又是一场混战。万历十八年（1590年），明廷正式下令任命奢崇周为永宁宣慰使。但时间不长，五年之后，奢崇周就被奢世统派人毒死了。明廷于是命令奢世统抚养长大的奢效忠的侄儿奢崇明继承宣抚使一职。在明政府的支持下，奢崇明得以在当地立稳脚跟，但他不思图报，反而与儿子奢寅生出异心，图谋反叛。
当时，辽沈一战，明军大败，辽阳、沈阳尽失。为了充实辽东兵源，明廷于是向全国各地征兵。奢崇明认为有机可乘，便上疏请求率兵三万赴援，并派其部将樊龙、樊虎率兵抵达重庆。樊龙要求发给每一士兵安家费二十两，明政府将之减至十七两，三万多兵力，饷银就要54万两之多。明廷当时财政已极度困难，无力筹措这笔兵饷，四川巡抚徐可求于是便对其兵力进行核点，认为这当中许多年老体弱的士兵可予以裁汰而不必付饷，结果到最后给其的兵饷只有四万两。
樊龙等于是便在九月十七日以兵饷不继为由发动叛乱，杀死包括巡抚、道府、总兵在内的20多名官员，控制了重庆。这之后，奢崇明自号“大梁”，并设置“丞相五府等官”，遵义、泸州、新都、内江等几十个州县卫所都先后被他领兵攻陷。十月，叛军进逼成都，整个四川为之震动。
天启元年（1621年）十月，奢崇明进逼成都，打着大梁的旗号，从四面向成都发起了围攻。当时，成都城内守城的明军仅两千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布政使朱燮元、周着和按察使林宰分门固守，死守城池，多次指挥士兵将奢崇明的进攻打退。十二月，各道援兵相继抵达，安岳、乐至两县也先后被明军收复。与此同时，叛军也先后多次派出援军到成都，双方接战多次，互有胜负。到十二月底，双方已相持80多天。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奢崇明部将罗乾象暗中与朱燮元沟通，表示愿意做明军的内应，这使得明军得以知晓叛军的全部动向。几日后，朱燮元令牙将周斯盛诈降，设下埋伏等待奢崇明，但被奢崇明逃脱。不久，奢崇明准备撤走。二十八日夜，罗乾象在叛军营中四处纵火，朱燮元率明军对奢崇明部发动夹攻，奢崇明父子奔往泸州，罗乾象则归顺朱燮元。这样，在被困102天后，成都之围终于被解。明军乘胜追击，三月，收复江安、新都、遵义。五月，明军进抵重庆附近，并对重庆发起了围攻。二十七日，叛军头目樊龙、张彤、何若海等31人被明军设计擒获，重庆被收复。六月，明军又收复了泸州。
就在奢崇明节节败退时，水西安邦彦又发起了叛乱，并且还非常嚣张。安邦彦是贵州水西宣慰司宣慰使安位的叔父。水西宣慰司辖地东起威清、平坝，西至乌撒，南抵安顺，北达赤水，介于川黔两省之间。从明初洪武初年起，安氏便世袭水西宣慰司宣慰使一职，管理当地苗民。
洪武十四年（1381年），安霭翠死，宣慰使之职由其妻奢香代袭。奢香死后， 宣慰使一职由她的儿子继承。奢香曾前往南京觐见朱元璋，安氏每年都会向明廷贡献马匹及其他地方土产。万历末年，年幼的安位继承了水西宣慰职之职，并由其母奢社辉代管，但实际上实权都是由安位的叔父安邦彦掌握着。安邦彦颇具野心，一心想割据称王，得知奢崇明在重庆叛乱的消息后，便也开始积极筹划起来。
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安邦彦挟持安位起兵，并自称“罗甸王”。当地的48支苗民的头目安邦俊、鲁莲等人也蜂拥而起，予以附和。
起事后，安邦彦首先攻陷毕节，接着又分兵攻陷安顺。洪边土司宋万化又纠合苗仲九股攻陷龙里。安邦彦自己则渡过陆广河直趋贵阳，并于二月七日以10余万的兵力围困贵阳城。贵阳城中当时的明军守兵还不到三千人，于是紧急招募新兵四千人。不久，总兵官张彦芳又率援军抵达，使城中兵力达二万余人。抚臣李法、按臣史永安与总兵张彦芳合力抗敌，多次将安邦彦的进攻击退。当时贵阳城内的粮食供应日渐紧张，仓库所储备的米本来仅二万石，而从围城开始城外居民就大量涌入城内，城内人口急增，米价猛涨，最后城内的居民只得以树皮草叶充饥。天启二年（1622年）十二月初，巡抚都御史王三善率两万明军进抵贵阳城下。安邦彦错误地估计了王三善的兵力，以为其所率兵力达10万以上，担心己部会被王三善打败，于是便率军撤走。明军趁势掩杀，结果大胜安邦彦，安邦彦则率军退往陆广河外。贵阳城之围，从二月份城被围到十二月解围，历时十个月，城中的居民大部分被饿死，活下来的仅千余人。
王三善以两万兵力打败十万叛军，在当时威震中外，但王也因此生出轻敌之心。天启三年（1623年）正月，王三善命总兵刘超渡过陆广河，直捣安位老巢。
同时，又命总兵官张彦芳渡鸭池，向安邦彦总部所在地发起进攻。这两路明军共有汉兵、土兵六万，结果均遭惨败。而直到这时，王三善仍不接受教训，还要会师对之进讨。其他将领认为泽溪以西，林密山高，不利于进军，但王三善未接受这些建议，并于该年闰十月，率六万人渡乌江，进驻大方（今贵州大方县）。但由于是孤军深入，援军没有跟至，并且粮食供应断绝，只得又于天启四年（1624年）正月退兵，而安邦彦则乘机派兵紧随明军进行袭击，中军参将王建中、副总兵秦民屏等人先后战死。王三善本人也误中安邦彦属将陈其愚的诈降计，遭到安邦彦的伏击，被俘后遭杀害。
四川方面，天启三年（1623年）四月，明军收复遵义。不久，奢崇明的老巢永宁也被朱燮元率军攻克，叛军降者达两万余人。明军乘胜追击，连下红岩、天台二寨，接着又攻克旧蔺州城（今四川古蔺县）。奢崇明、奢寅父子走投无路，于是便投奔贵州水西的奢社辉。奢社辉既是奢崇明之妹，同时又是安位之母。六月，川兵入贵州龙场，捕获奢崇明的妻子安氏及奢崇辉、蔡金贵等人。之后，安邦彦与奢崇明合兵一处，尤其是天启四年（1624年）三月王三善被杀之后，奢安联军又猖獗一时，继任的总督张鹤鸣龟缩在贵阳城内不敢出兵，安邦彦气焰十分嚣张，甚至还自称“四夷大长老，号崇明大梁王”。
朱燮元采取了劝降的计策，并给那些下层土目发放金银财帛，以作招抚。天启六年，奢寅的部下阿引及水西苗老虎将凶悍残忍的奢寅杀死，不久便率部向朱燮元投降。二月，总督朱燮元因父丧必须回家守孝，巡抚闵梦得继任总督。他只是调度诸省明军与叛军周旋，而一直都没有将之彻底制服。
崇祯元年（1628年）六月，明政府再次起用朱燮元。为便于统一指挥，协调行动，明廷又让他总督贵、湖、川、云、广五省军务，朱燮元便作出统一部署，令云南诸兵下乌撒；四川诸兵从永宁出发，下毕节；他自己则亲率大军进军陆广，逼进大方。崇祯二年（1629年）八月，安邦彦和奢崇明合兵十余万进犯赤水，向北路四川兵发起迎击。朱燮元命令赤水守将许成名假装战败，以诱敌深入，随后他便紧急下令明军从三岔、陆广、遵义分头出击，结果一举将奢安联军击败，并杀死了安邦彦和奢崇明。
朱燮元认为奢安叛军已基本剿灭，于是便采取招抚的政策，发文告知安位，允许他投降，但安位由于受部属的挟持而继续与明廷对抗。朱燮元认为水西多山，地势险要，孤军深入，难以取胜，于是下令将水西包围起来，断绝其粮草供应，逼其投降。最后，水西在被围一百多天后粮尽。崇祯三年（1630年）春，安位向朱燮元投降。至此，持续近九年的奢安之乱被最后平定了。
名家回眸
清代文学家、史学家赵冀曾这样评价：奢安之乱是平息了，但是明政府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异常惨重的。战争从天启元年至崇祯十年 （1637年），前后持续十七年，波及川黔云桂四省，死伤百余万，大规模交战持续九年。十七年的奢安之乱所用的军费开销对明政府来说，可算是不能承受之重负。
明朝末代皇帝之死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崇祯皇帝于煤山（今北京景山公园）自缢而死。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六日，当时明廷的形势十分危急，李自成所率的义军打到了昌平。无奈之下，崇祯召集群臣，商讨对策，然而在场没人说话，人们所能做的唯有相对大哭而已。未久，昌平失守的消息便传来了，一时君臣相顾大惊失色。
十七日，北京城被围。而此时，负责北京城防的明军对起义军的围攻已无抵御之力。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只是：“仰天长号，绕殿环走，拊胸顿足，叹息通宵，大呼：‘内外诸臣误我！误我！’”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将近中午时分，北京城上空忽然狂风骤起，黑云密布，一时间天昏地暗，就连太阳也惨淡无光。一瞬间，电闪雷鸣，大雨夹着冰雹瓢泼而下。守城的明军被这突如其来的雹雨打得个个心惊肉跳，缩着脑袋，蹲在城墙上。起义军则个个精神抖擞，趁势猛攻京城。不久，彰仪门便被起义军攻陷，北京城外城告破，接着起义军又转而向北京的内城发动进攻。
天色刚黑，便有一个太监神色紧张地跑来向崇祯报告：内城也被攻破。崇祯帝忙问：“守城的官兵到什么地方去了？守城提督李国祯又在哪里？为什么会守不住？”太监回答道“守城的官兵早已逃散。”接着又说：“皇上您还是赶紧设法逃走吧！”崇祯还想再问一些情况，但这名太监转身便逃。崇祯连喊几声，可那太监却连头都不回便径自走了。
崇祯于是只得带着太监王承恩来到紫禁城的最高点——煤山上，他放眼一 看，只见京城内外，火光冲天，红艳似血。四周喊杀声阵阵传来，炮声也隆隆作响。见此，崇祯帝不禁仰天长叹，泪如雨下，很久才下山回乾清宫。
回到乾清宫后，崇祯决定准备后事。他于是提笔亲手写下给内阁的谕旨：命成国公朱纯臣辅佐东宫太子，提督内外军务。然后命太监将谕旨送往内阁，然而这时内阁中早已空空如也。撂下笔，崇祯感慨万分，不禁痛哭失声。苦闷到了极点的时候，崇祯帝愤然地站了起来，大声叫喊要左右进酒给他，身边的太监连忙给他把酒送了上来。此时的崇祯已是精疲力竭，感情由愤恨、失望转向了疯狂。他把周皇后和袁贵妃叫来，连呼左右倒酒，一口气饮了几十杯，然后又泪流满面地长叹道：
“朕上对不住列祖列宗，下苦了我百姓！”周皇后、袁贵妃等人也陪着流泪不止。
喝完这番悲怅失意的酒后，他又将太子朱慈烺、永王朱慈炤、定王朱慈炯召来，准备将他们托嘱给各自的外祖父家，只希望能够给自己留下一点血脉。那时定王才13岁、永王才12岁，都还是孩子，对当时的险境还全不知情，身上穿的还是平时的华衣美服。见此，崇祯说道：“皇儿啊！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不赶快将绸缎绵衣脱掉，这会给你们招来杀头的危险的！”说完忙命左右寻来破衣，并亲自为他们将寻来的破衣换上身。崇祯一边为他们系上衣带，一边心情沉重地对他们说：“大明社稷就要完结了，致使天地祖宗都大为震怒，这实在是父皇的罪责和过失，但我已经尽力了。皇儿们今天还是皇子，明日就是百姓了。在战乱离别的时候，千万要记得隐姓埋名，不要出头露面，见到年纪大的人要称呼他们长辈老翁，见到年纪轻的要喊他们伯伯叔叔。万一保全了性命，一定要给父母报仇雪恨呀，千万不要把父皇今天的告诫给忘掉了。”说罢，他将他们紧紧地搂在怀中。对此，太子和二王子含泪应诺。周皇后上前搂住自己亲生儿子太子和定王，又将田贵妃的儿子永王扯来，四人哭成一团，最后三人在被周皇后连连叮咛之后才由太监领出。见状，左右无不痛哭失声。
托孤的事情完了之后，崇祯帝转头对周皇后道：“大势已去，你作为皇后国母，也应当自尽了。”周皇后听后，痛哭了起来，说：“为妾侍奉陛下十八年了，最后，连劝你南迁的一句话你都不肯听，以致到今日这步田地。可这也是天命啊！今日能为大明社稷殉身，对我来说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说完，周皇后径直跑回坤宁宫自尽身亡。
这时，崇祯又赐白带给袁贵妃以及西宫众嫔妃，对她们说：“皇宫马上就会被敌人攻破，嫔妃一定不能落到闯贼的手里。你们应当小心谨慎地守住贞节，以保全祖宗的礼制。”崇祯帝挥挥手示意：自尽吧！
接着，崇祯又想到了公主。崇祯心想：闯贼打进宫内，也不能让他们污辱了公主。于是他狠下心，提剑直奔宁寿宫长平公主住的地方。公主见满脸杀气的崇祯闯进来，便知道不妙，扯着崇祯的衣襟哭了起来。崇祯拔剑用袖子遮住面孔道：“你为什么要生到我的家中！”一剑砍去，公主举起胳膊挡，结果被砍断右臂，昏倒在地。接着，崇祯又杀了幼女昭仁公主及几个嫔妃。
杀完公主后，崇祯又前往察看后妃们自尽的情况。他先来坤宁宫，刚进大殿，便有一个宫女向他报告说：“周皇后自缢了。”崇祯摸摸周皇后的尸体，已经凉了，他哽咽着说：“好……好……”接着又转身来到了西宫。这时，袁贵妃自缢的绳子断了，人跌倒在地上，刚刚苏醒过来。崇祯见状，拔剑连砍三下，袁贵妃也倒地身亡。
这时来了一个太监向他报告说：郭宁妃、庄妃割脉而亡；李淑妃、吴康妃跳水而死；王贤妃、郑裕妃等五人准备出逃，已经被擒。崇祯听后大怒，命令将这五妃带到自己面前，然后持剑，一剑一个，全部杀死。这时他又想到熹宗的张皇后不知道怎么样了，于是忙又命一太监送帛过去让其自尽。过了一会儿后，太监来报：“张皇后也自尽了！”崇祯又喃喃地说：“好……好……”此时，崇祯的精神已完全崩溃，杀完亲人，茫然地坐在地上，呆呆地望着沾满鲜血的长剑和衣襟，整个人都痴了过去。
这时，“轰”的一声炮响，惊醒崇祯，他这才发觉已经是半夜了。崇祯不愿就死，也想逃出去。他于是叫来太监王承恩为其准备行装，接着他便换上便装，准备出城。他混在了太监中出了东华门，到朝阳门，假说王太监奉命出城，但守门的人请他到天亮时验明身份再出城。太监夺门又不成，他便忙派人到负责守城的戚国公朱纯臣家，朱的家人说朱出门赴宴还没回来。无奈之下，崇祯只得由胡同绕出紫禁城，奔向正阳门，却只见三盏白灯高悬在城门之上，于是知道正阳门已被义军攻占，只得返回，转而奔向安定门，但安定门城门紧闭，开启不了。这时天色已亮，崇祯知道已不可能逃出城外，在这种情况下，只得返回宫中。
回宫前，崇祯亲自来到皇极殿前敲响景阳大钟，想召集群臣，再商出逃之计。但到这时，他们早就都逃走了。大钟响了好久，也没一个人来，崇祯气得大骂百官该杀。
走投无路之下，崇祯想到了自尽。他踉跄着同王承恩来到了煤山。经过一夜的奔波，这时的崇祯已是狼狈不堪：身上只穿着一袭白色内衣，长发披散，右脚光着，只有左脚脚上还穿着一只朱鞋。来到山顶寿皇亭，崇祯回首望去，此时天色已经大亮，原来响彻北京城内的喊杀声现在已经渐趋零落。崇祯知道北京已完全陷落，感到万分沮丧，心灰意冷。他用手扶着寿皇亭的柱子，不禁悲伤怨恨了起来：平时对大臣们都不错，可现在却没有一个人跟随在左右，真的是可怜可悲到极点了。想不到当年祖宗出于镇守江山、表示江山永固的目的而堆筑的万寿山竟然成了自己的葬身之地，两百多年的大明天下竟要在自己手里失去，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列祖列宗呢？想到这里，崇祯帝停了下来，伸手解下衣带，又用手颤抖地将它搭在寿皇宫下的一棵枯树的树枝上，然后自缢而死。死前吩咐王承恩，等自己死后，要将自己的脸部遮覆起来，以示无面目见列祖列宗于地下之意。
名家回眸
汤纲、南炳文在《明史》里陈述了崇祯的三大短板：“一是急于求成，导致了‘功令太严，吏苦束湿’；二是虚荣而刚愎自用，给奸佞之徒钻了空子；三是不信任百官，寄希望于宦官，加深了政治的混乱。”
孟森先生说：“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
思宗，自以为非亡国之君，及其将亡，乃日有君无臣。”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