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572年，明穆宗第三子朱翊钧登基，年号“万历”。他即位时才10岁，起初重用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从事改革，使明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有所振兴。新政后，他清算功臣、大肆敛财、深居皇宫、荒淫享乐、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守成皇帝朱载垕
明穆宗朱载垕是世宗皇帝的第三个儿子，登基时30岁，年号隆庆，是明朝历史上的第十二任皇帝。朱载垕是明朝历史上一位平和的皇帝，不像太祖、成祖那样文治武功赫赫，也没有宪宗、武宗那样的荒唐之举。在他统治期间，几乎没有爆发什么重大的变故，江山稳固。可以说他是继明仁宗朱高炽之后，又一位出色的守成之君。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稳健、低调的性格。在皇子时期，朱载垕就处处小心谨慎，处事得体，深得朝中大臣的赞赏。从小就养成的平静、祥和的性情，也是他能够顺利登上帝位的保障。
隆庆年间将严嵩时期的乌烟瘴气一扫而空，朝廷政治开明。一时间隆庆朝人才济济，许多万历朝的名臣都在这一时期开始崭露头角。文有徐阶、张居正、高拱、杨博；武有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些名臣良将能够实现抱负，还要归功于隆庆皇帝任人唯贤，给了他们发展的空间。纵观明朝前几代历史，比如成化朝也曾人才济济，为后世称道。但由于帝王的不思进取，他们终究辜负了自己的才名，没有在历史上写下光辉的一笔。
这一时期，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比嘉靖朝有了很大的飞跃。虽然朱载垕在位的时间仅有短短6年时间，却在明王朝向一个鼎盛繁荣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万历前十年的繁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张居正。正是朱载垕大力扶持，才能够让张居正在政务上充分施展才能。更为关键的是，正是有了穆宗皇帝对前朝弊政的改革，才为万历朝的繁荣扫清了障碍。朱载垕的历史功绩卓着，应该位列明朝历代明君之一。
人无完人，朱载垕也有自己的缺点，而且有意思的是朱载垕的统治颇有无为 而治的味道，后世很多人认为他懒于朝政。史书上记载，他在位的6年里只召开过两次阁臣朝会，经筵上也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很像春秋时期的齐桓公，懒于政事，把朝政都托付给管仲打理。
朱载垕一生过度沉溺于酒色，整天泡在后宫里寻欢作乐，最后他也是死于色，成为明朝历史上又一位英年早逝的皇帝。
隆庆朝最大的忧患是没能解决北疆边防危机的问题。虽然东南沿海的倭寇之乱已被沉重打击，但是北部边防却并非太平无事。比如隆庆朝发生的“庚戌之变”是继“土木堡之变”也先部队包围北京城之后，蒙古部落又一次较大规模的入侵中原的事件。蒙古骑兵兵分两路，一支从山西方向，另一支从卢龙、滦河方向同时逼近北京，隆庆皇帝急调各处边兵放弃防地勤王保驾，这才保住了北京。
当然，蒙古人也明白孤军深入根本无法占据北京。他们更加关心的是金银财宝、壮丁工匠。因此，这次蒙古人和往常一样，并没有大举进攻北京，而是在周边地区烧杀掳掠了一番后，带着战利品满载而归。不过这次战争也着实给隆庆皇帝敲响了警钟，认识到了边防的重要，更加关心北疆的防御。好在有张居正这位谋臣在朝，戚继光这位名将在边，他们为巩固明朝的边防做了很多努力。经过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终于遏制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再没有爆发蒙古大规模入侵的事件。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皇帝突然感到身体不适，被女色掏空了身子的隆庆皇帝，就这样一病不起，走完了6年的帝王生涯，终年36岁。他匆匆忙忙把大明江山交到了年仅9岁的皇子朱翊钧手中。
名家回眸历史学家樊树志曾评价说朱载垕的一大优点就是用人不疑，这给他的臣子提供了充分的发展空间，于是，隆庆朝及随后的万历朝前十年，成了明王朝高度发展的时期，也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时期。
“宰相之杰”张居正
明穆宗临终前，把自己年幼的儿子朱翊钧托付给高拱、张居正等几位大臣，希望他们能好好辅佐小皇帝朝政。其中张居正是穆宗最信赖的辅臣。
张居正原籍湖北江陵，自幼聪明伶俐，而且勤奋好学，是乡里远近闻名的神童，22岁时就高中进士。他在走上仕途之后，更表现出卓越的政治能力，处理事情无论大小都十分认真负责。富有才干的他很快就得到上司的赏识，因此，他的官职一升再升，不到几年的时间，就进入内阁做了大学士。
接受了穆宗遗命的高拱和张居正，都是朝中的权臣。明朝从太祖洪武皇帝起就废除了丞相，增设了内阁，在内阁大学士中选出一人作为首辅，全权负责，地位相当于丞相。当时的内阁首辅就是高拱，权力还在张居正之上。但高拱为人过于自大，做事喜欢独断专行。尽管张居正是一个有革除朝廷弊端大志的人，也非常受穆宗器重，但始终有高拱压在上面，使他难以有所作为，所以张居正始终隐而不发。
很快，张居正的机会来了，小皇帝朱翊钧即位不久，人心不稳，高拱的独断专行就给他惹来了麻烦。原来高拱得罪了宫中太监冯保，而冯保是宫中最有权势的太监。皇帝年幼，还只能任人摆布，于是，冯保联合对高拱早有意见的太后，罢免了高拱的官职，而张居正顺理成章当了内阁首辅。这一下大权完全落入张居正手中，他可以逐步实现胸中酝酿已久的改革计划。
张居正也是很有心计的人，他清楚，一旦改革，必将损害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必定受到巨大阻力。首先要巩固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否则改革未成，自己就先成为了牺牲品。只有将小皇帝掌握在手中，这样才能确保改革的成功。于是，他主动担当了皇帝的教师，每天教皇帝诵读四书五经。张居正很得太后信任，经常教导幼帝要听张先生的教导，这样在宫里小皇帝对张居正既尊敬又害怕，尊称张居正为“先生”。
张居正对小皇帝更是严格要求，一有差错他就严厉责罚。在10岁的小皇帝心目中，只是将张居正当作一位严厉的老师，而不是自己的臣子。
每次在“经筵”上，张居正都在一班大臣面前给小皇帝讲解经书。“经筵”
是每十天一次，讲经结束后就宴请各位大臣，君臣们一起商议国事。张居正在这种正式场合讲解更加卖力，而且对皇帝的要求也更严格。因为他明白，在这种重大场合更能树立他的威信，使皇帝和其他大臣都敬畏他。
有一次讲解《论语》，照例小皇帝首先朗读一遍，结果小皇帝不慎将一个字的发音读错，本来是个细微的错误，大家也都没有十分留意。没想到正在细心倾听的张居正立刻大喊一声，呵斥小皇帝犯下了不应犯的错误。
张居正声音十分响亮，震得宫廷上都发出回音。这下把小皇帝和在座的各位大臣也都吓了一跳。没想到一个小小的错误，张首辅就如此严厉，何况皇帝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小皇帝被吓得心惊胆战，丝毫不见帝王的尊严。他立刻改正错误重读了一遍。张居正的威严和权势，让各大臣都暗暗吸了一口凉气，没想到张大人连皇帝都敢严厉批评。
从万历元年（1573年）到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一直在教皇帝四书五经。在这10年中，张居正有太后和皇帝作为后盾，使得朝廷大臣对他敬畏万分。
因此，张居正独掌大权，轻易地扫平了反对势力，他的新法十分顺利地得以推行。
他最着名也最具有改革性的新法是“一条鞭法”。这项法律改革了传统的征收赋役制度。万历之前历代征收赋役包括两大项：赋税和劳役。老百姓向官府上交钱财叫赋税，定期给官府义务劳动叫服劳役。这样赋税和劳役交替，给百姓生活增添了很大负担，所以总是不安定。而贪官、地主又趁机欺压剥削百姓，更多地对百姓进行压榨，所以这种制度弊病很多。
所谓一条鞭法，顾名思义就是将赋税和劳役相结合，统一折算成银子上交官府，官府再利用这笔钱雇人来干活。这样一来，百姓免除了劳役之苦，而且交一次税就很长时间不用再交，既减轻了负担，又安定了生活。这样一来，税收账目清楚，那些经常投机逃税的地主们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向官府交税。
一条鞭法的效果立竿见影，确实利国利民。老百姓都拥护这项新法令，张居 正深得民心。短短几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就成倍增长，粮食也有了充分储备。皇帝和太后也更加信任张居正，这让张居正更能放开手脚，大胆进行自己的改革。
张居正紧接着就打算惩治腐败的问题。当时许多贪官不学无术，贪赃枉法，成为吞噬国家根本的蛀虫。很快张居正就制定了“考成法”，就是对朝廷大小官员进行定期考试，不合格的官员就降职甚至罢官，合格的官员才能留任，成绩优秀者则给予奖励并且升职。
“考成法”实行以后，朝廷的用人制度得到改善。这样，很多尸位素餐的官吏不敢再混饭吃。百姓们更是拍手称快，他们以前经常受到昏庸官吏的压迫，而现在有了“考成法”，能为民办事的官吏越来越多，百姓怎能不高兴。很多有能力的官员更加努力工作，知道总有一天会被升职的。
接着张居正的眼光又瞄准了国防。明朝在嘉靖皇帝时，解决了南方倭寇骚扰的问题，但北方常有鞑靼骑兵的侵犯，给京城北方造成了很大威胁。张居正对此煞费苦心。如果不消除边防隐患，明朝统治始终不能稳定，老百姓生活也无法安宁。必须要有一位得力将领才能胜任，张居正的目光很自然地落到了抗倭英雄戚继光的身上，他相信能担当这个重任的只有戚继光。张居正能知人善任，这是他改革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这一点前任内阁首辅高拱根本无法与之相比，高拱为人行事专断，嫉贤妒能，最终被弹劾了事。
戚继光被张居正调到了北方后，马上开始整备北方各镇的军务，重点防范鞑靼人。戚继光果然不同凡响，很快整顿了军队，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接着他命部队并征集民夫在山海关到居庸关这一段长城上重新修了几千座堡垒相互呼应，防御能力大为增强。这一来让鞑靼骑兵寸步难行。他亲自训练的戚家军勇猛善战，加上坚固的防御工事，接连多次让敌军无功而返。鞑靼人只好求和，表示永远和明朝友好，一直战火不断的明朝北方边境终于安定下来。戚继光荡平倭寇之后再次立下大功，同时，张居正善于用人的功劳也很大。
正当万历皇帝20岁，开始逐步接手朝政的时候，张居正患病死去。本来万历皇帝也很怀念这位教导自己的老师，但很快他就发现没有张居正在身边是这样无拘无束，不需要再为犯下错误而担惊受怕。很多恨张居正的小人立刻借机挑拨，万历皇帝开始痛恨这位张先生的严厉，很快下令抄了张居正的家，把他的爵位也给撤了。
名家回眸
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序》中如是说：“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像居正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从隆庆六年到万历十年之中，这整整的十年，居正占有政局的全面，再也没有第二个和他比拟的人物。”
君主变脸清算功臣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舍弃了他十六年不忍诀别的朝政、十年来竭诚拥戴的皇帝，撒手人寰。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号“文忠”。他带着平生的抱负长眠江陵，可他哪里知道，自己一生尽心辅政和中兴明朝的功劳，换来的竟是子孙后代的一场大难。张居正改革连同他本人全遭覆灭，恰如明人笔记《野获编》所述：“身后一败涂地。”
张居正的盖世功德源自成功的改革，他死后的家族灾难也离不开他的改革。
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眼于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误。他死后，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但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小人能够得逞，在于他们有了可以施展阴谋的空间，而正是张居正拥戴的神宗为他们创造了可乘之机。
清臣张廷玉在修《明史》时写道：“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
《书》曰：‘臣罔以宠利居成功’，可弗戒哉。”
张居正对神宗来说，是老师，是宰相，是他背后最强有力的靠山；是解决问题时的最佳顾问，是复兴国家的得力助手。可是，君主变脸之快，让人始料未及，真是伴君如伴虎。张居正在位时，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那是出于需要与 无奈。他早已对张居正的震主之威有所不满，但形势需要他，国家需要他，皇帝需要他。但当张居正站在皇帝背后指导一切的时候，大臣们眼里就只看到了张居正高大的政治背影，皇帝更像个摆设。正如王世贞在《张居正传》中所记载：
“当居正之进阁。阁臣凡六人……居正最后拜，独谓辅相体当尊重，于朝堂倨见九卿，他亦无所延纳：而间出一语，辄中的，人以是愈畏惮之，重于他相矣。”
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他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他的关系在朝廷盘根错节就是对神宗的威胁。在权力上，他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国家是我的，权力是我的先祖打拼下来的，你只不过是我雇来的臣子，凭什么让你站得比我还高，把国家和皇权的大部分都揽入怀里？那我还当什么皇帝，老子的脸往哪里搁？就算你再忠君爱国，那也不行，我的天威是否还在，这才是我最关心的。这就是帝王的逻辑。
十多年来，张居正的角色从真正的老师逐渐地演变成皇权的笼子，随着神宗日益膨胀的皇权意识，终有一天他要突破难以释怀的郁闷。终于，机会来了。张居正死后，这个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飞出了笼子，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变得如此强大，他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慰。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潘晟是张居正生前所推荐的官员，他的下台，标志着暴风骤雨的到来。不久，皇帝下了一道诏书称，过去丈量全国的土地，出现过许多不法行为，主要是各地强迫田主多报耕地，或者虚增面积，或者竟把房屋、坟地也列入耕地，两地方官则以此争功。鉴于弊端如此严重，那一次丈量不能作为实事求是的税收依据。年轻的皇帝认为，由于自己敏锐的洞察力而实施了一大仁政，给了天下苍生以苏息的机会。他没有想到，这道诏书虽然没有提到张居正的名字，但一经颁布天下，过去按照张居正的指示而严格办理丈量的地方官，已被指斥为佞臣；没有彻底执行丈量的地方官，却被田主颂扬为真正的民之父母。风往哪边吹，树朝哪边倒，反张的运动由此揭开了序幕。
反张运动的范围和力度越来越大，参与的人深知政治形势已经大不相同，管他张居正是谁，管他以前对自己有多少恩宠，跟着大势走就万事大吉。他们揭发事实，制造舆论，污蔑丑化张居正。言官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 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刻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到1582年年底，张居正去世仅仅半年，他已经被盖棺论定，罪状有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囹爵、任用私人、放纵奴仆、凌辱绍绅等，也就是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权，居心叵测。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朝堂上却没有人敢为居正说句公道话。
为国家操劳一生，鞠躬尽瘁，得来的却是家破人亡的惨剧，一个对国家有卓越贡献的大臣却是如此下场，说起来让人寒心。寒心不只是就事情本身，更是对皇权无情的感叹。封建王朝的皇权无所谓恩情，它太现实了，只有对臣子有限的需要，你完成了该完成的未必是好，只要触及了皇权的毫毛，功劳再大也敌不过他的轻轻一击。
直到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但一切都晚了，无济于事。所谓“面劳瘁于国事，人亡而政息”，就这么回事。
可怜生前身后名，对于张居正，有人骂，有人捧，但时间总能让历史恢复原貌，彰显公正的一面。正如朱东润所说：“‘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实的批评。最善意的评论，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
有的推为圣人，有的甚至斥为禽兽。其实居正即非伊周，亦非温莽；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正是：生前功名身后事，是非任由后人评。
名家回眸
明朝着名清廉之吏海瑞曾这样评价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朱东润曾说：“‘誉之者或过其实，毁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实的批评。最善意的评论，比居正为伊周。最恶意的评论，比居正为温莽。有的推为圣人，有的甚至斥为禽兽。其实居正即非伊周，亦非温莽；他固然不是禽兽，但是他也并不志在圣人。”
没有胜利者的“国本之争”
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十一日，紫禁城内响起出生婴儿的啼哭声，不受皇帝宠爱的宫女王氏为20岁的神宗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尽管神宗对孩子的母亲毫无爱情可言，但是初为人父的神宗仍然为长子的出生而十分高兴，神宗为孩子取名为常洛，大赦天下，并且向周边的藩属国颁布了措辞华丽的《皇长子出生诏》。太子在当时别称“国本”，按当时明廷制度，皇长子一般立为太子。在那个炎热的夏天，举国上下都为大明江山后继有人而欢欣不已。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名叫“朱常洛”
的孩子在接下来的30余年间，会成为万历朝君臣“国本之争”的主人公。
万历十四年（1526年），也就是常洛5岁的时候，皇妃郑氏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神宗随即加封郑氏为皇贵妃，并对三皇子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喜爱之情。这引起了大臣们的不安，唯恐皇上存了废长立幼的心思。于是首辅申时行给神宗上疏说，大臣、百姓都希望皇上举行册立太子大典。神宗回复说：“婴儿弱少，候二三年举行。”但是神宗所说的这“二三年”竟然被拖了10余年之久。
从万历十四年开始，大臣们连篇累牍地要求神宗早日册立太子，常洛一天天长大，大臣们的要求也随着变化，从最开始要求皇长子早日出阁接受教育，到要求神宗为皇长子举行冠礼，再到要求神宗为常洛早日操办婚礼，这其间还连带着要求神宗提高常洛生母王氏的地位等。大臣们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神宗早定“国本”。
面对大臣们无休止的上疏，神宗采取了拖延战术，以各种理由推迟册立太子的日期。在此期间，有好几位官员因为跟皇帝说“国本”的事情而被降职、罚工资，甚至说话激烈的几个人还为此挨了板子。当时的内阁首辅王家屏认为神宗对上述那些官员处罚过重，封还御批，劝谏神宗收回成命，神宗不听劝告，王家屏一气之下辞官回家。
在万历朝“国本之争”的过程中，神宗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如果有哪位大臣表现出一点支持神宗的态度，就会被同僚痛骂。首辅申时行在争“国本”
的问题上态度不够积极，而被认为是两面派，最终只好辞职以平息舆论。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首辅王锡爵赞成神宗搞“三王并封”，就是把皇长子、皇三子和万历十九年（1591年）出生的皇五子同时封为藩王。这在大臣们看来是实质上降低了皇长子的地位，于是举朝反对，王锡爵迫于压力，也不再支持神宗，最后“三王并封”的提议不了了之。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朱常洛终于被册封为太子，几个弟弟也被同时封王。太子朱常洛最终被册立为皇太子，皇祖母李太后的态度非常关键。史书记载，李太后曾经问神宗：“外朝诸臣多说该早定长哥，如何打发他？”神宗回答说：
“他是都人（指身份卑贱的宫女）的儿子。”李太后登时大怒，指责神宗说：“你也是都人的儿子！”神宗因此大受震动，不久之后即册立常洛为皇太子。
但是此后太子位置仍然不稳，三弟福王迟迟不离开京师，朱常洛胆战心惊，却又无可奈何。朱常洛的长子出生的时候，他都不敢向父皇报告喜讯。后来“梃击案”的发生，就反映了当时太子的艰难处境。
梃击案发生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当时有一男子张差，手持木棍闯进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太监。太子内侍在殿前逮捕张差。御史刘廷元审讯张差时，张差语言颠三倒四，常提到“吃斋讨封”等语。刑部官员王之案认为事有蹊跷，觉得张差决不像疯癫之人，用饭菜引诱他：“实招与饭，不招当饥死。”张差低头，又说：“不敢说。”王之案命众人回避，亲自审问。结果张差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指使他到慈庆宫行刺常洛，于是一时舆论都指向郑贵妃，认为她想要谋害太子。郑贵妃惶惶不可终日，向皇上哭诉，神宗要她去向太子表明心迹。结果在神宗的调停下，朱常洛不愿深究此事，最后梃击案以疯癫奸徒罪将张差处以凌迟而了结。
名家回眸
朱东润曾这样说：“国本之争”在万历朝折腾了二三十年，神宗最终没能按照自己的心愿册立皇三子为太子，从这一点说，大臣们获 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是，当时的君臣关系与国家政事都不免因为“国本之争”而受到负面的影响。从这一点说，“国本之争”又没有真正的胜利者。
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万历怠荒
明朝国力的衰退始于正德时期，至嘉靖时期进一步加剧。隆庆和万历初期，因能臣执政，厉行革新，政治上一时颇有起色，国力也有所增强。张居正死后，因明神宗长期怠荒，朝政不举，国力进一步衰退。
万历十年（1582年），明神宗亲政以后，一度颇思振作，不仅勤于政事，且还比较重视生产，关心民事；对臣下的批评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然而好景不长，自万历十四年以后，他便以种种借口拒不视朝，开始了长期怠政。
万历十四年（1586年）九月，明神宗以生病为由，连日免朝。他在给内阁谕旨中称：“我早晨上朝，本来已起来，可一时头晕眼黑，浑身乏力，已经下谕暂免朝讲数日，静养服药。今年冬至祭祀太庙，特派徐文壁代替。”十月，礼部主事卢洪春上疏对神宗长期不视朝提出疑问，被责以悖妄，廷杖六十贬为民。直至十一月十三日，神宗才出宫，在天坛祭祀天地，回来后在皇极殿接受百官朝贺。但可惜的是这只是昙花一现，此后，明神宗便一发不可收拾，怠政现象日甚一日。
首先是停止经筵日讲。自万历十四年九月以后，明神宗便一直对经筵日讲不感兴趣：“每遇讲期多传免。”万历十六年（1588年）闰六月，神宗以肝火旺盛，头眩目烦为由传谕内阁罢经筵日讲，为免朝臣责难，他称：“奏进讲章，可不拘日期，每日写进，以备温览，待秋凉朕疾稍愈，仍赴讲筵。”首辅申时行为迎合神宗意旨，同意了这种以进讲章代替君臣当面讲习的办法。从此以后形成惯 例，经筵被正式废止。
其次为不见大臣。万历十四年九月以后，神宗常借口有病，不愿上朝视事。万历十六年闰六月，御史潘士藻即上疏指责神宗不亲近大臣，“召对之典久旷”。万历十七年元旦，因发生日食，免朝。从此，每年元旦神宗都不再视朝了。三月，免升授官面谢，从此视朝覃加稀少。四月，大学士王家屏被复召入阁，三个月未能见上神宗一面。万历十八年，王家屏抱怨：“统计臣一岁间，仅两觐天颜而已。”大抵自万历二十年（1592年）以后，明神宗即一直晏处深宫，不再上朝。
再次为章奏留中不发。所谓留中，是指对臣下奏疏不进行批答，留在宫中不发。奏疏留中引起关注始于万历十五年。这年十月，内阁曾奏请神宗：“将御前见在章奏，即赐裁发。”之后至万历十七年，留中现象已十分严重。上奏之疏，十留六七。同年年底，大理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批评明神宗嗜酒、恋色、贪财、尚气。疏入，神宗大怒，于万历十八年元月召见首辅申时行，声言将重惩雒于仁。申时行请勿下其章，而劝雒于仁自己辞职。从此，章奏留中遂成为惯例。章奏批答是明朝皇帝处理政务最主要的方式，明神宗将奏疏大量留中，则朝廷事务很多都得不到及时处理。万历三十七年，大学士叶向高曾为此慨叹：
“一事之请，难于拔山。一疏之行，旷然经岁。”
明神宗不仅自己不理朝政，而且对朝廷内外缺官亦不补。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七月，吏部尚书孙丕扬以廷推（朝臣推举内阁大学士、六部长官和地方督抚制度）、行取（选拔地方推官、知县到朝中任科道官制度）、年例（给事中、御史等官改任他职制度）停止数月，奏请神宗将近日推补官员章疏简发，有不合适的指出来，他们好别推酌补。疏入不报。史载，万历二十四年，吏、户、礼、兵、刑、工六科中“止有掌科一人，署印五人”，而十三道监察御史中竟然“无一人主印”。对此。明神宗不仅无动于衷，而且故意放纵，说：“帝自以海宇承平。官不必备，有意减损。”故而，缺官问题不仅没得到解决，而且日趋严重，导致政府机构几乎瘫痪。
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四月，全国布政司和提刑按察司缺员70余人，知府缺22人，加上“迁转未到”及“奉差未还”者，全国在职官员和缺官正好各半。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六月，两京部院大臣缺20余人，各省直司道府等官缺90多人。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二月，吏、礼二部无人管事，尚书、侍郎均无；兵部有尚书一人，但养病不出。“户、刑、工三部及都察院堂上官，俱以人言注籍，通政、大理亦无官……九卿俱旷。”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十一月，两京尚书缺5人，左右侍郎缺9人，都御史缺2人，副佥都御史缺2人，仓场、戎政及卿寺京堂缺官10余人，总督巡抚缺4人。“一时公卿大夫，比于晨星。”至神宗去世时，阁臣只有一人，刑、工、礼三部均由他官兼掌。“职业尽弛，上下解体。”
因缺官严重，为处理有关政务，常由他官兼理，但效果并不理想。御史王以时曾指出：“布政司、提刑按察司等官职掌，各有不同，每遇缺员，则其长官必择近便者一人，使之摄理，职钱谷而摄军屯，职兵戎而摄盐马。长期任职尚未必能熟悉，一朝一夕怎么可能旁通？”因此，导致“舞文者乘此弄其机械，玩法者借以恣其侵渔”。公文往来，诉讼断案，近数十里，远者数百里，乃至千余里，道路奔波，既耗费时日，又开支浩大，导致老百姓有的卖儿卖女而事尚未完，有的死于沟洫而冤无处可诉。很明显，兼理方式误事病民，得不偿失。
明神宗怠政时间之长，程度之严重，在明代皇帝中是前所未有的。由于他长期不理政务，政府“曹署多空”，加之党派纷争，宦官横行，致政治混乱腐败已极，国力衰弱殆尽，明王朝已无可避免地走上了灭亡之途。
明神宗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病亡；其长子朱常洛即位，是为明光宗。
大肆敛财
穷天际地，搜刮靡遗，由公逮私，那移殆遍。或借这赎锾，或扣之各役工食，上下交征，官民并困。
——明·吴道南
明神宗怠于临政，却勇于敛财。其敛财手段除向国库传索外，便是派出矿监税使，直接掠夺于民。
矿监的派出，最早始于永乐年间。永乐十五年（1417年），太监王房等曾督民夫6000人于辽东黑山淘金。同年，又命宦官在广西南丹州采金矿。以后，景泰、天顺、弘治、正德、嘉靖等朝时开时停，但均未造成大的危害。矿监之到处为害，主要在万历年间。
明神宗亲政后，即不断有人奏请开矿，但因遭大学士申时行等反对而未成。
万历二十年，用兵宁夏，耗银二百余万两。同年冬，出兵朝鲜，前后八年，耗帑金七百余万两。万历二十七年，用兵播州，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两。三大征战接踵而至，国库耗费殆尽。再加上万历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火灾；万历二十五年，皇极、建极、甲极三殿又火灾；营建乏资，户部无机可施，矿税由此大兴。
万历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太监王虎被派同户部郎中戴绍科等于真定、保定、蓟州、永平等处开采样砂进览。随着第一个矿监的派出，诸“言矿者争走阙下，帝即命中官与其人偕往，天下在在有之”。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派出的矿监几遍天下：昌平为王忠，真、保、蓟、永、房山、蔚州为王虎，昌黎为田进，河南开封、彰德、卫辉、怀庆、叶县、信阳为鲁坤，山东济南、青州、济宁、沂州、滕、费、蓬莱、福山、栖霞、招远、文登为陈增，山西太原、平阳、潞安为张忠，南直隶宁国、池州为郝隆、刘朝用，湖广德安为陈奉，浙江杭、严、金、衢、孝丰、诸暨为曹金，陕西西安为赵鉴、赵钦，四川为丘乘云，辽东为高淮，广东为李敬，广西为沈永寿，江西为潘相，福建为高寀，云南为杨荣。
明初，工商税收由税课司局（掌市场商税）、抽分场（掌竹木柴薪税）和河泊所（掌渔税）掌管，商税品种简约，税率较低，为三十税一。五谷、农器、书籍、纸札、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等，都不抽税。宦官管理税务，滥觞于成化初年掌管抽分场。正德时期，各地税务已普遍由宦官管理。嘉靖初年，“抽分中官及江西、福建、广东税课司局多所裁革，又革真定诸府抽印木植中官”。
至万历年间，明神宗不仅全部恢复了世宗所裁，而且在正常税务机构之外，大量派出宦官充当税使，肆意课税。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十月二十二日，明神宗命宦官张晔征税通州张家湾，不久又命宦官王朝督征天津店租。“自是二、三年间，税使四出。”其人员具体派置为：高案到京口，暨禄到仪真，刘成到浙江，李凤到广州，陈奉到荆州，马 堂到临清，陈增到东昌，孙隆到苏、杭，鲁坤到河南，孙朝到山西，丘乘云到四川，梁永到陕西，李道到湖口，王忠到密云，张哗到卢沟桥，沈永寿到广西。
矿监税使派出之后，即以贡献皇帝为名，强取豪夺。税使为多刮钱财，到处用地痞流氓为爪牙。水陆每数十里，即树旗建厂。南直隶长江水道，一天的行程要经过五六个税卡。仪真到京口，一江之隔，要交两次税。同时肆意增加课税名目，天津有店租，广州有珠榷，两淮有盐税，浙江有市舶，成都有盐茶，重庆有名木，湖口、长沙有船税，荆州有店税，宝坻有鱼苇以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等等。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大学士吴道南曾慨叹说：“穷天际地，搜刮靡遗，由公逮私，那移殆遍。或借这赎锾，或扣之各役工食，上下交征，官民并困。”
矿监为害，比税使更甚。矿监派出时均配备关防，创设中使衙门，“大抵中使一员，其从可百人：分遣官不下十人，此十人各须百人”。这些随员又多在地方网罗地痞无赖充当打手，任指良田、美宅、坟墓为矿穴，进行抄家毁屋，挖墓盗葬。陈增在山东强令有铅矿无银矿的益都县纳银。高淮在辽东逼迫地方交纳矿税银三万两，地方官员被迫从官俸、民房、屯田、地亩和吏丞班银、各衙门公费中通融酌扣。“犹且不足，又令民除正差外，每名征银或一两或二两”。河南巡抚姚思仁曾上疏极论矿监之害，讲开采之弊有八：“矿盗哨聚，易于召乱，一也。矿头累极，势成土崩，二也。矿夫残害，逼迫流亡，三也。雇民粮缺，饥饿噪呼，四也。
矿洞遍开，无异浪费，五也。矿砂银少，强科民买，六也。民皆开矿，农桑失业，七也。奏官强横，淫刑激变，八也。今矿头以赔累死，平民以逼买死，矿夫以倾压死，以争斗死，及今不止。虽倾府库之藏，竭天下之力，亦无济于存亡矣。”
矿监税使为害时间很长，前后共24年，直到明神宗去世时才遗诏罢止。其敲骨吸髓般的超经济强制掠夺，极为沉重地打击了城镇商业和手工业。经济上，据统计，当时矿监税使每年向宫廷内库进奉的白银约170万两。由于进奉白银只占矿监税使实际掠夺钱财总额的1／10，这样他们每年实际掠夺的钱财数就为白银1700万两，高出当时全国每年赋税总数将近300万两。在这种苛重的税收下。商人、工场主及手工业者无法生存，纷纷破产。史载：河西务关布店由160余家降至30多家；临清32家缎店闭门21家，73家布店闭门45家，杂货店闭门41家。徐州地处交通要道，一向商贾辐辏，号称殷富，但“自利挡四出榷税以来，非借事重 罚，以倾其囊，则逞威严刑，以葬其命，流亡展转，负贩稀踪”。苏州本为明朝丝织业手工作坊最集中的地区，但经税使“榷征”以后。“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商业和手工业的日益萧条，导致了整个社会经济的严重萎缩，百姓被迫“流离转徙，卖子抛妻，哭泣道路，萧条陌巷”，从而激起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民变和兵变。
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至四十二年，全国各地先后发生民变、兵变数十次，其中规模较大者有万历二十七年四月的临清民变、万历二十七年十二月和万历二十九年三月两次湖广民变、万历二十九年六月的苏州民变以及万历三十六年辽东民变和兵变等。这些民变和兵变，参加阶层广泛，有商人、作坊主、手工业者、小商贩，也有生员、乡官，乃至部分宗室成员和地方官员，还有士兵和军官。有些民变是由商人、作坊主、手工业者和小商贩为主发起。这种情况表明，当时商品经济的与否繁荣与发展，已开始给明代政治生活带来了某种程度的影响。
名家回眸
黄仁宇先生笑称：这万历以帝王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的消极怠工，在历史上也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子。
张廷玉在《明史》中对神宗是这样定论的：“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皇帝也想赢得身后名
在明代历史中，万历经常被过度地描写成一个荒唐、好色、懒散的皇帝，但从万历三大征战似乎可以看出，这个皇帝还是想赢得身后名的。
三大征战指的是万历皇帝搞定的三场国内叛乱，分别为东北、西北、西南边 疆的平定蒙古鞑靼哮拜叛乱、援朝抗日战争和平定西南杨应龙叛变。
万历十七年，蒙古鞑靼部哮拜在谋划多年之后，终于起兵造反。哮拜本是蒙古降将，投降明朝边将郑印，后来官至宁夏副总兵。但他并不甘于屈服在汉人之下，便在私下蓄养了一批奴仆，组成苍头军，趁明军兵马不整的时刻，起兵造反。
哮拜勾结河套的蒙古骑兵，企图联成一气。明朝总督魏学曾一方面切断河套的蒙古骑兵与哮拜之间的通道，一方面围住宁夏。在朝廷李成梁镇守辽东的纪功石坊，神宗命大臣各献平叛之策。当时的兵部尚书石星提出的方案是掘开黄河之堤，以黄河之水灌淹宁夏城，则“一城之人尽为鱼鳖”；御史梅国桢推荐原任总兵李成梁前往平叛；甘肃巡抚叶梦熊请命讨贼。神宗一一接受，命叶梦熊、李成梁出征宁夏。经过几番折腾，明军终于攻进了宁夏，剿灭了哮拜的苍头军和哮拜等党羽，宁夏一役平定。
万历皇帝还没缓过劲来，东北突然传来朝鲜和日本开战的急讯。消息一到京城，神宗立刻有了危机意识。朝鲜作为中国的附属国，与明朝直接接壤，如果它被日本打败而亡国，明朝将直接受到倭寇的威胁。于是神宗立即做了三项准备：
一是令兵部向朝鲜派遣援兵；二是命辽东、山东沿海整顿军备，小心戒备；三是如果朝鲜国王进入明朝境内，择地居之。三项措施接连下达，兵部只好出兵，可是他们竟敢糊弄皇帝，每次到朝鲜助战都逃回来。神宗不禁怒了，一下子派出明朝北方差不多所有的兵力应战日本。
中朝联军与日军僵持了整整六年，终于以东南露梁海面的一场激战作为战争的尾声。明将邓子龙、朝鲜将领李舜臣于此战中指挥军队奋勇杀敌，将日军杀得大败，邓、李二将亦战死海上。这一次援朝之战，虽然耗损巨大，但对于确保明代的海防与东北边疆，意义非常之大。
外患暂时解决完了，但是内忧仍然存在，便是四川播州杨应龙的造反。在援朝之战结束之前，万历就命令还在朝鲜战场的几支部队迅速移往西南，平定杨应龙叛乱。杨应龙本是四川宣慰司杨烈的儿子，生性凶残，阴狠嗜杀。他将四川官军弱不经战的士气看在眼里，早就想占据整个四川，独霸一方；还把自己的居所雕龙饰风，又擅用阉宦，俨然是一个土皇帝。但是“土老帽”毕竟还是“土老帽”，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条龙，万历皇帝不可能让他在西南继续猖狂下去。
此战在李化龙、郭子章的主持下，终赢得胜利，得保四川播州一代平稳。播州之战的重大意义远不止于平定杨应龙，正如当时的官员朱国桢所说，如果不平定播州，四川周边的少数民族就要纷纷效仿杨应龙，那时非但四川不保，云南、贵州也可能不保。后来，瞿九思编《万历武功录》，称平定杨应龙是“唐宋以来一大伟绩”，大概也是从确保西南版图的效果来说，这无疑也是对神宗万历皇帝的一种赞扬。
这三战赢得都比较漂亮，而神宗皇帝此时的表现，就好像后世清代康熙皇帝平定三藩一般。然而，神宗并没有成为康熙那样的明君，却变成了明代历史数一数二的昏君聩王。
韩愈在《进学解》有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神宗万历皇帝平定了国家的军事内忧外患，便牢牢掌握国家大权，可他却没有勤政爱民，举国家之大业，而是安逸好色、贪婪无比、任性使气、耍弄权术。而就在万历帝把自己的基业一点点地向悬崖边上推去的时候，一个未来明朝的掘墓者诞生了，它就是后金。
后金是女真族的一支，远居东北关外，一直对明朝虎视眈眈，不时骚扰明朝北方边境，其实是有南下的野心。明朝为了安定辽东，巩固其统治，早日把后金势力镇压下去，决定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后金的战争。然而，由于明末政治腐败，驻守辽东的明军业已腐朽不堪，名义上有八万多人，实则能作战的不过一万多人，而且兵备松弛，士气颓靡，不堪一击。所以明朝政府只好“以倾国之兵，云集辽沈，又招合朝鲜、叶赫”，可是，从全国各地征调的军队也和辽东明兵一样腐朽，许多人“伏地哀号”，不愿出关，不少将领“哭而求调”。由此可见，明朝出师并无取胜的把握，只是打一场孤注一掷的冒险战争。
明朝将领杨镐携带这九万军马，外加胁迫征调的一万三千名朝鲜兵，总共有十万余人，却号称四十七万大军，分由四路围攻后金军。当时后金之主努尔哈赤掌握了明军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正确地分析了形势，认为明军是采用分兵合击、声东击西的战术，于是他采取了“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作战方针，集中八旗兵力，打歼灭战。而当两军打到萨尔浒山附近，努尔哈赤仅仅用五天时间就令明军文武军将死伤大半，史称“萨尔浒之战”。至此明军节节败退，最终，明朝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全面崩溃。
京城闻得这个消息，“举朝震骇”，饱食终日、万事不理的神宗万历皇帝从醉生梦死中惊坐而起，大叹：“辽左覆军陨将，虏势益张，边事十分危急。”
从三大征战到萨尔浒之战，一朝皇帝一朝臣，前后竟有如此之大的落差，先是嚣张百倍，举国欢庆，歌颂四海升平；而二十年后气势急转，明朝气焰陡然下滑，这等突变既令后人惊愕，又显得如此悲哀。
《正说明朝十六帝》有这样的话：“由于他（万历帝）的后期朝政混乱不堪，直接导致了万历末年明朝军队在与努尔哈赤军队的萨尔浒一战中丧师十万，从而失去了明军对后金军队的优势。”确实，经此一役，明与后金的攻守之势发生了逆转，后金这个掘墓人已经举起了他的武器，而明朝则在黑暗的政治中蹒跚前行……名家回眸
梁启超曾说：凡是想要做一番事业的人，都很看重身后的名声评价，想要“赢得生前身后名”，不枉来人世走一遭。神宗万历皇帝似乎也曾是这种人。从万历三大征战似乎可以看出，这个皇帝还是想赢得身后名的。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