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皇帝，一心求长生不老，到处搜罗方士、秘方，许多人因此而一步登天，一些文人也因为给嘉靖皇帝撰写青词（道教仪式中向上天祷告的词文）而入阁成为宰相，当时民间就有“青词宰相”的说法。
嘉靖朝“秋石尚书”与“青词宰相”的出现，显示了嘉靖朝政治的变态。忠亮耿直者备受摧折，佞幸顺从者春风得意，明代士风由此大坏，明朝国事自此日非。
因“议礼”而打开的政治格局
在湖北钟祥的东郊外松林山下，坐落着一座中国中南六省唯一的明代皇家园陵——明显陵。2000年1月7日，联合国专家让·路易·卢森先生视察显陵后，将显陵称之为“神奇的明显陵”。就在这年的12月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显陵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明显陵的奇特主要在于它是由藩王墓改建成帝陵，一陵双冢，因其举世无双的特殊形制，显得弥足珍贵，为中国最大的单体帝陵。正是这弥足珍贵的明显陵，曾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礼议之争。
话还得从明武宗说起。明武宗因一生荒唐放荡，在二十九岁时，也就是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即英年病逝，并且未留下任何子嗣。一个贪玩的皇帝、一个无子嗣的皇帝的突然离世，使得皇位顿时空缺，谁来继任此位？当时明政府实际工作由内阁大学士杨廷和主持，他与内阁大学士们迅速商议，按明代兄终弟继的祖训，迎立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继位。
兴献王为明宪宗的第二子，孝宗的亲弟弟，被分封在安陆（今湖北钟祥），其子朱厚熜为武宗的堂弟。尽管武宗病逝时，朱厚熜已继袭兴献王，但由于他是老兴献王的独生儿子，也就责无旁贷地成为了武宗的继承人。
皇太后与杨廷和商议决策，派遣太监谷大用、寿宁侯张鹤龄、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崔元、礼部尚书毛澄，前往安陆接迎朱厚熜。在接到遗诏后，朱厚熜立即起程，沿途中吃住节俭，拒绝了官员的宴请，数日兼程，只用了二十天，于四月二十二日就抵达北京城外。然而他还未入城，就让廷臣犯了难。
大学士杨廷和起初指示礼部的官员，是遵照皇太子即位的礼仪，而不是皇帝的礼仪，来迎接朱厚熜，由东安门入宿文华殿，然后再择日登基。朱厚熜阅过以后，就对随身带来的老臣兴献王府长史袁宗皋说：“遗诏明明是让我来做皇帝的，不是太子，这个仪式不合适。”早先杨廷和起草遗诏时，曾以武宗的语气拟诏：
“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词，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朱厚熜抓住遗诏中最关键的四字“嗣皇帝位”，因此不肯以太子礼仪入京城。并告诫群臣，如果非要逼他的话，不如把他再送回安陆。这说明朱厚熜的心中早有主见，即“继统不继嗣”。作为一个年仅十五岁的孩子，能有这样的见解殊非难得。据说朱厚熜的父亲朱佑杬爱好诗歌和书法，朱厚熜自小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兴王非常喜爱这个独子，亲自辅导他，并且常让他参加王府的各种仪式和典礼，相对于深宫长大的皇子，朱厚熜自然有更强的独立能力。连家臣袁宗皋也不禁赞道：“殿下聪明仁孝，天实启之！”杨廷和请求按既定的皇太子礼仪行事，无奈朱厚熜以遗诏为依据，就是不同意。在廷臣为难之际，张太后提出由杨廷和等人先实施一个“劝进”的程序，即按一个已被立定为皇太子的人履行即位的程式，略去先被立皇太子的那套仪式。在这一点上，朱厚熜总算暂时取胜，于是当即受笺，不再像以往的即位程序那样辞让再三，由大明门入承天门，御奉天殿（今太和殿）登极，受百官朝贺，以次年为嘉靖元年。
新皇帝登极了，接下来面临的问题是：皇帝的父亲该如何安排呢？应该有什么样的称号呢？朱厚熜即位后六日，就下令群臣商议崇祀父亲兴献王的典礼及尊号。这令群臣大伤脑筋，按照家族惯例，合法继承皇位的人应是皇帝的儿子。新即位的世宗与已故的孝宗皇帝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是应该称孝宗为伯父？还是称孝宗为父亲？如果称孝宗为父亲，那么世宗又该如何称呼他的亲生父亲兴献王朱佑杬？围绕这个问题，群臣展开了讨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辨别“统”（王朝世系的合法继承）和“嗣”（家族惯例的血统继承或过继继承）。新皇帝虽然年轻，但却不太好对付。杨廷和等查遍史书，把载有汉定陶王、宋濮安王等人的故事，讲给礼部尚书毛澄，并依此为据，坚持“继统”兼“继嗣”，认为新天子应该以孝宗为父，称为皇考；生父改称为皇叔父，生母为皇叔母。即让朱厚熜把他的伯父孝宗和伯母当作父母，而把自己的亲生父母当作叔父、叔母。对于这一主张，朱厚熜当然无法接受。
此时杨廷和身为顾命大臣，手握实权。杨廷和，四川新都人，成化十四年中进士时只有十九岁，《明史》称他，“为人美风姿，性沉静详审，为文简畅有法。好考究章故、民瘼、边事及一切法家言，郁然负公辅望”。在正德年间继李东阳为首辅。武宗病逝时，朝廷权力曾一度处于真空状态，杨廷和主持朝政近四十余日，用计擒获了江彬等佞臣，又迅速确定了皇位继承人，还通过遗诏的形式，革去了武宗时期留下的各种弊政，保持了政局的平稳，使得政权得以顺利交接，功不可没，在朝廷中威望甚高。为避免新皇帝重蹈武宗的覆辙，身为顾命大臣，杨廷和当然要对刚刚登基的皇帝进行有效的管束。
尽管朱厚熜一再责问群臣：“父母难道是可以换的吗？”但是，礼部尚书毛澄等人始终站在杨廷和这边，坚持前议，并且高唱“为人后者为之子，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的高调。而此时朱厚熜所能真正依靠的亲信，大概只有从安陆带来的家臣、年迈的袁宗皋。以朱厚熜一人的力量来对抗当时的文官集团，无疑是困难的，朱厚熜只好推托道：“事体重大，容再讨论。”
尊谁为父亲？如何对待世宗的生父兴献王？这本是皇帝自己的家事，然而在群臣的眼里，它关系到立国的根本，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于是这事情就复杂了。世宗和廷臣各持己见，久议不决，陷入僵局，由此引起了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大礼议之争，牵动着整个嘉靖初年的政局。
名家回眸
明史专家孟森对于世宗一朝的政治，是用“议礼”二字概括的，从此世宗一朝的政治格局都跟此密不可分。
通过“议礼”树权威
从正德十六年（1521年）至嘉靖三年（1524年），朱厚熜依靠一部分臣僚的支持，在议礼问题上与大部分朝臣整整对峙了四年。在这一过程中，朱厚熜一步步走向强硬和专制。
起初，朱厚熜处于孤立无援的状况，基本上孤军奋战。当时一些廷臣虽然觉得皇帝有一定道理，但也不敢站出来。因为牵涉到礼仪问题，唯恐道理上说不全，而且也怕背上“离经叛道”、“逢君之恶”的坏名声。正德十六年七月，事情出现了转机，新科进士张璁上《大礼疏》，针对“为人后者为之子”的说法，责问如果兴献王尚健在并且即位的话，难道兴献王也要做孝宗的儿子么？朱厚熜所继承的大统，实际上应该是太祖朱元璋的大统，而不是来自祖父宪宗的。并且现在要迎接圣母（世宗的母亲）来京，称皇叔母的话，那么就要讲君臣之义了，难道让圣母做皇帝的臣子？且长子不得为人后！极力反对杨廷和等所提出的尊孝宗为父、兴献王为叔的主张，认为世宗登极，是按兄终弟及的原则，是继统不是继嗣。继统和继嗣实大不相同，不一定是父死子继。汉文帝承惠帝，以弟继兄；汉宣帝承昭帝，以兄孙为继，若必夺此父子之亲，建彼父子之号，则古有高伯祖、皇伯考为称者，难道都不得称之为统吗？因此张璁等议礼新贵主张应称兴献王为皇考，称孝宗为皇伯考，在京城建皇考庙，以尽孝道。
张璁字秉用，永嘉人，乡试中举后，从弘治十二年（1499）到正德十六年（1521年），历时二十余年才中进士，年已四十七。少年读书时，即好读礼，对“三礼”造诣颇深。在中进士前，曾在瑶溪山罗峰书院讲学授徒，撰有《礼记章句》、《周礼注疏》、《仪礼注疏》。当“大礼议”起时，就曾与礼部左侍郎王瓒私下里议论毛澄等人的议礼，王瓒支持他的“继统不继嗣”的主张，并在廷臣中加以宣扬。张璁新中进士后，在礼部观礼，此时正是世宗与廷臣争持不下的时期，于是张璁便上《大礼疏》，与杨廷和、毛澄等人进行辩论，可能也是为自己的政治生涯赌上一把。
张璁的奏疏洋洋洒洒，句句都是世宗想说而又说不周全的话，这一下，他不觉长出一口气，觉得张璁在理论上替他找到了根据，兴奋地说：“此论一出，我们父子就可以保全了。”但是，在大臣们看来，张璁的议论无疑是奸邪之论，意在讨好皇帝。杨廷和不屑地说，“秀才安知国家事体”，把张璁的奏疏驳回。世宗召见杨廷和、蒋冕、毛纪等，诏尊其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结果竟然也被驳回了，杨廷和等人力斥张璁及其同党桂萼。但是，朱厚熜好不容易找到支持他的人，哪里会轻易放弃！他立即命张璁、桂萼两人进京前来议礼。大臣们自 然是极力阻挠二人入京，并攻击张璁和桂萼两人心术不正。
至此矛盾更趋尖锐，围绕着议礼这一事件，朝臣中已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张璁为首的议礼新贵，主张尊奉兴献王为皇考；一派是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主张尊奉孝宗为皇考。从两派的力量对比来看，初期杨廷和自然占据着极大的优势，内阁大学士们、各部的尚书以及科道的言官们，几乎都是支持杨廷和的。世宗这时刚刚即位，羽翼尚未丰满，还不敢过分地专制，大臣们也动辄以辞职相要挟。就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的十月，礼部尚书毛澄、大学士蒋冕就先后要求辞职，朱厚熜因为还缺乏多数朝臣的支持，还只能温言挽留。就人之常情而言，让世宗绝己父之嗣而为他人之子，在心理上总是难以接受的，开始时他既没有准备也没有能力与群臣作强硬的对抗，他想通过求情使文臣们让步。正德十六年（1521年）的十一月，朱厚熜对杨廷和等人说：“你们所说的意思我都明白，但是，我的哀哀之情不能自已，请你们就接受我的命令不要再拒绝了吧，勉勉强强实施就可以了。”在当时，朱厚熜的要求比较简单，就是不能称自己的父亲为“叔父”。无奈杨廷和诸人态度异常强硬，无丝毫通融的余地，礼部侍郎王瓒稍微表示异议，便立即被降至南京礼部任侍郎。双方的互不相让，导致了冲突规模越来越大。
正在群臣争执不下时，恰巧兴献王妃也从安陆被迎到北京了，她的行为和她的儿子世宗很相似。在京郊时，当她得知她的名号尚未定时，便立即命车马暂停，先驻在郊外，声称名号一日未定一日不进京。这使得杨廷和等人更为忙乱。
世宗同时又施压，如果母亲不肯进城，还不如放他归藩，令母子团聚。阁臣们都束手无策。这时张璁又上了一篇《大礼或问》疏，责问群臣。无奈之下，杨廷和、蒋勉提出“自请罢斥”，以退为进，意思就是如果不依所请，就罢职。结果一时上疏请留杨廷和、蒋勉的竟达百人。这令世宗大为恼火，竟然有那么多人上疏与他作对，皇帝权威何在？
嘉靖元年（1522年）正月，恰巧清宁宫后殿发生火灾，杨廷和等以“天人感应”之说同群臣力谏世宗，这正是老天爷对违反礼教的一种惩罚，请速定孝宗为皇考。世宗不得已，勉强接受称兴献王为“兴献帝”、称兴献王妃为“兴国太后”的做法。议礼诸臣如张璁、霍韬、熊浃等人被以各种理由排挤出京城，到外地去做官，只剩下皇帝独自与整个文官集团抗衡。
实际上，皇帝与群臣之间的权力较量不仅体现在议礼上，也体现在朝政的诸多方面。据谈迁《国榷》记载，嘉靖元年九月，内臣以御马草场地为由，侵占田地，中饱私囊，户部奏请处罚内臣。世宗有意宽宥，但杨廷和认为这是先朝的痼疾，需惩处。次日，果然降罚了旧内臣。若就事论事，文官们自然是对的，但对于世宗而言，自然有些不快，这不免触动了他由外藩入京继位的敏感心理，使得世宗巩固加强皇权的念头日趋强烈。
所以，嘉靖元年（1522年）十二月十一日，世宗传谕：“兴献帝、后皆加称皇字。”也就是要称兴献帝为“兴献皇帝”，称兴献太后为“兴国皇太后”。但是，毛澄等人坚持“兴献帝不宜加皇号”，抗疏力争。朱厚熜派太监去见毛澄，向毛澄长跪叩头。毛澄吓了一跳。太监说：“这是圣上的意思。圣上说：‘人谁没有父母，为什么使我不能尽表尊崇父母之情？一定要请你改变主张！”’并拿上一袋黄金呈上。毛澄愤然说：“老臣虽糊涂，但不能让礼法在我手上破坏，只有一去！”于是坚持辞去礼部尚书一职。
嘉靖三年正月，已升为南京刑部主事的张璁，与另一刑部主事桂萼、南京兵部侍郎席书、吏部员外郎方献夫等，再一次上疏请求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母为兴国太后，定称圣母。此疏使大礼议之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主张等于是否定了朱厚熜继嗣孝宗的说法，比当初只要求尊崇亲生父亲的主张又前进了一步。从而，在朝廷中再掀轩然大波。这年三月，皇帝与大臣之间达成了和局：尊称世宗的亲生父亲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这回皇帝似乎也满意了，也命张璁等人不要再来北京议礼了。但是，对于张璁和桂萼二人来说，深知当初这样的议论就犯了众怒，如果不弄垮反对派，势必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张璁等人又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说：“称自己的父亲为‘本生皇考’，其实还是把自己当作是伯父孝宗皇帝的儿子，与称自己的父亲为‘皇叔父’其实没有多大区别；那些大臣们表面上是尊重了您的意见，其实暗地里还是割裂了您作为儿子对父亲的孝情。”皇帝看了这道奏疏，也不再和大臣们商量了，就下诏：“萼、璁来京。”
张璁、桂萼入京，掀起了大礼议的又一个高潮。只不过这一次，是议礼派在皇帝的支持下人数越来越多，逐渐占据了上风。据说张璁、桂萼一入京，官员们竟然纷纷请求辞职，以表示不愿与张璁、桂萼二人同事的决心。礼部尚书汪俊辞官，世宗切责罢之。御史段续、陈相等人也相继被治罪。接着，首辅大学士蒋冕请求辞官。世宗便不再慰留，任其致仕。一不做，二不休，他随后升席书为礼部尚书，特命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方献夫为侍讲学士。这样一来，两派势力此消彼长，矛盾进一步激化。
名家回眸
谷应泰曾说：“对于朱厚熜来说，议大礼一事不仅是要争取自己皇权的合法性，而且也是要逐步在群臣中树立自己作为皇帝的权威。”
“大礼议”引发哭门事件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世宗召见群臣于左顺门，命去除“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中的“本生”二字。这完全更改了嘉靖元年的诏谕，群臣惊诧异常，遂引发了反对皇帝过度尊崇亲生父亲的哭门事件。
杨廷和、蒋冕致仕离朝后，继续对抗的大多是年轻的官员和词臣，他们权势虽不及父辈，但人数众多，在气势、行动上也要比老臣更为激烈。
为了维护孝宗的礼法，礼部侍郎朱希周上疏，指出世宗更定皇考之举“不足取信于天下”。六部、九卿、詹事、翰林等官员，相继上疏抗争，都被世宗留中不发。为避免官员们纠缠，世宗宣布罢朝，退居到文华殿。尚书金献民、少卿徐文华见此情景，在群臣中倡言：“诸疏留中，必改孝宗为伯考。”杨廷和的儿子杨慎慷慨激昂：“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编修王元正、给事中张翀于是集朝内文武群臣于金水桥南，倡议道：“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今日有不力争者，共击之！”吏部右侍郎何孟春、少卿徐文华也相继号召，于是群臣俱赴左顺门跪伏，高呼太祖高皇帝和孝宗皇帝，力谏世宗考孝宗。
世宗闻知群臣在左顺门跪伏，数次令太监传谕，命群臣暂退。但是，群臣从辰时跪至午时，依然伏地不起。于是，世宗命锦衣卫将翰林学士丰熙等八人逮入诏狱，然而这并未能制止群臣的伏谏。杨慎、王元正撼门大哭，百官也伏哭不止，一时“声震阙庭”。朱厚熜大怒，命太监将跪伏官员的名字全部录下，对四品以上的官员俱夺去俸禄，五品以下的官员一律逮入狱中。次日，世宗余怒未息，将昨日所捕之人，各自予杖，当时受杖人数多达一百四十余人，受创过重死去的有十六人之多。张原当时即被杖死，杨慎等或被削职为民，或充戍边疆。这是明代士人以“道”抗“势”的举措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同时也是失败最为惨重的一次。这件事，当时被称为“大礼狱”。
世宗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九月，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太后张氏为“皇伯母”；称恭穆献皇帝为“皇考”，章圣太后为“圣母”。并上册宝，将兴献皇帝主位自安陆迎至宫中，奉谒奉先、奉慈二殿。左顺门跪伏事件，以世宗的考生父不考孝宗而结束。至此，最终解决了“尊谁为父亲”的问题。
通过“大礼议”，世宗清除了以杨廷和为首的前朝旧臣的势力，终于完成了由一个藩王到真正主宰朝政，握有实权的皇帝的转变。通过“大礼议”，张璁等人气势极为嚣张，一大批以张璁为首的新贵迅速进入中央政权的核心。
直至嘉靖七年，对谏争大礼议的诸官还在进一步追夺。世宗所不能忘怀杨廷和的仍是“以定策国老自居，门生天子视朕”。尽管他对杨廷和的感情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没有杨廷和的推举，他便不可能以外藩的身份登皇位君临天下；但是他决不能被轻视，甚至不能被任何人所限制，这是自太祖以来便形成的传统，已深深印刻在每一位朱氏皇族成员的心头，因此从这一角度他对杨廷和又充满了仇恨，所以才会咬牙切齿地说杨廷和“法当戮市”。已罢官的大学士杨廷和被斥责为“罪之魁”，削籍为民；已故尚书毛澄、林俊，各夺生前官职；大学士、尚书蒋冕和毛纪、乔宇、汪俊等虽已致仕退休，也被夺职；斥吏部右侍郎何孟春、吏部郎中夏良胜，俱发遣原籍为民。世宗还命礼部将此诏谕揭示承天门（即今天安门）下，以为诸司官员警省。
在世宗这方面，此次事件使他对文臣们产生了忌恨的情绪，以致在以后的生涯中很难与臣子们处于一种和谐融洽的政治关系中。“大礼议”过程中文官集团的分化及士大夫们所表现出来的投机或顽固心态，使他对于一般的官员们非常轻蔑，并失去与士大夫们对话的兴趣。更重要的是，通过此次事件，使他深深懂得了权力的重要，他所要做的，就是牢固地控制着权柄，并且永远高深莫测。世宗朱厚熜在位四十五年，时间之长，在明代十六帝中仅次于他的孙子神宗。四十五年的时间中，基本上有一半的时间他根本就不住在宫中，而是住在他专门用来炼丹、斋醮的西苑中。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放松过对政权的控制。对权力的过分迷恋又导致了他敏感多疑的心理，从而不相信任何人，在情感上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所有上述这些影响，都决定了世宗一朝的政治格局，因而大礼议之争无疑是明朝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
朱佑杬被追尊为皇帝后，原有兴献王坟也相应按帝陵规制升级改建。嘉靖三年（1524年），兴献王坟正式更名为显陵。嘉靖六年（1527年）十二月，“命修显陵如天寿山七陵之制”，修葺宝城、宝顶并重建享殿，增建方城明楼、睿功圣德碑楼、大红门，并在龙风门前的神路两侧建置了望柱和十二对石像生等，开始大规模的改建。嘉靖十七年（1538年），朱厚熜的生母章圣皇太后病逝，次年七月同朱佑杬合葬在显陵新玄宫内。显陵于正德十四年（1519年）开始修建，直至嘉靖驾崩建设才停止，前后断断续续修了四十七年。耗资之巨令人瞠目，仅重修显陵旧邸就花了白银四十八万余两，约合当时四十万农民一年的口粮钱。一个藩王的墓在那场纷乱的大争论之后，在大张旗鼓的改建下，终于拥有了皇家的气派。
名家回眸
李洁非先生说，嘉靖从“大礼议”看到了自己的事业前景，而这种前景将超过时间的束缚成为永恒。人伦大礼，天地乾坤，有天地，然后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夫妇，有父子，有君臣，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区别）”。朝代有更迭始终，再伟大的君王，其事业在身后也终会有泯灭的一天。但是人伦之义，祖天述地，与日月同存。因此，嘉靖皇帝认为只有在立法上有所建树，才是真正的不朽。
他似乎悟通了一个道理：与其做一位特定时代的世俗主宰者而留名青史，不如铸造精神范式，架设思想灯塔，指引千秋万代。
变态的嘉靖政治
明朝皇帝无不崇尚方术，而嘉靖皇帝可能是其中最为痴迷的一个。
嘉靖皇帝生长于南方，自幼体弱多病，到北京后，偶感风寒就会咳喘交加。
为求祛病长生，他信奉道教，修玄炼丹，闹得声势浩大，成为影响明朝政治的重要因素。一些朝臣、道士谄媚奉承，积极参与嘉靖皇帝的修玄炼丹活动，博得龙颜大悦，官至卿相，于是出现了明朝历史上臭名昭着的“秋石尚书”与“青词宰相”。
要明白何谓“秋石尚书”，先须从秋石说起。据《本草纲目》载，秋石乃一种丹药，以童男或童女的尿加石膏炼成。因为提炼必在秋日，故名秋石。秋石药性温热，可以补肾，服食者务为淫欲之人。嘉靖皇帝身体本来就差，却又好色，听信道家“采阴补阳”之说，常常在宫中奸淫年幼宫女，如此这般，他怎能吃得消？最后只有靠丹药来补。
为了炼丹，嘉靖皇帝先后从湖北、江西、安徽等地聘请道士。这些来自南方的道士属于道教中的南宗，讲究修炼与服食并重，不同于北宗的全真派，专言清心寡欲的修炼之法。嘉靖皇帝以丹药求长生，故重南宗。道士中的炼丹高手有邵元节、陶仲文，两人所炼丹药曰“红铅”。此药用新生婴儿口中所含之血或少女初潮之经血，合以乳粉、乳香、秋石等烧炼而成。据说，红铅可壮阳气，嘉靖皇帝服食之后，很见效果。于是，邵、陶两人“俱挂大宗伯衔”，也就是享受尚书的待遇了。这两人可以说是方外的“秋石尚书”。
道士会炼丹，不是道士的文人也会炼丹。无锡人顾可学，进士出身，先因贪污公款，被革职闲居。当他看到嘉靖皇帝喜好丹药，便贿赂严嵩，自言能炼秋石，服之可以延年益寿。严嵩立刻把他推荐给皇帝。顾可学大受重用，初命为右通政，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拜工部尚书，不久改礼部尚书，再加至太子太保，升迁神速。对于顾可学的丑陋行为，当时人编了一句顺口溜：“千场万场尿，教得一尚书。”京师民众每遇见顾可学从长安街经过，都喊他“尝尿官”、“秋石尚书”。
要知道，这“尝尿官”绝不是只有一个顾可学，严嵩也是名副其实的尝尿官。明人有诗为证：
灵药金壶百和珍，仙家玉液字长春。
朱衣擎出高玄殿，先赐分宜白发臣。
分宜指的就是严嵩。每当丹药新成，嘉靖皇帝就让严嵩来试服，然后由严嵩上奏药性如何。嘉靖皇帝这一招是吸取了老祖先的经验教训。当年，成化皇帝也喜好丹药，但服食不慎，气断龙脉，一命呜呼。严嵩为了取得嘉靖皇帝欢心，每次都详细记录服药的结果、服后的感觉。有一次，严嵩吃了一种丹药，全身奇痒，痔疮大发，便血不止。哎，这“尝尿官”当得可真不容易。
严嵩专权20余年，不仅因为“尝尿官”尝得好，还因为他擅长“青词”，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青词宰相”。
什么是青词？在道教斋醮仪式上献给天神韵章奏祝文，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俗称青词。青词在斋醮时需要焚化，表示已经送到天神之处。在道教那里，青词一直是人神沟通的媒介，具有悠久的历史，非明朝独有。就文体来说，青词是骈体文，要求辞藻华丽，对仗工整。更重要的是，撰写者要把设醮人的想法很好地表达出来。
嘉靖皇帝信奉道教，以宗教与政治相结合，重神意而轻民心，从祈求皇子到军国大事，多求仙问神。斋醮活动频繁，撰写青词也就成为一项重要的事情。为此，嘉靖皇帝组织了一个包括翰林词臣、内阁大学士、尚书、侍郎等人在内的写作班子，负责斋醮时青词的供应。青词写得好者，嘉靖皇帝满意了，就能受到重用，甚至入阁拜相。这些人就是所谓的“青词宰相”。
嘉靖朝“青词宰相”第一人当数顾鼎臣。《明史》说，嘉靖皇帝好长生，内殿设斋醮，顾鼎臣进《步虚词》，帝心大悦。“词臣以青词结主知，由鼎臣倡也。”其后，顾鼎臣进入内阁。其他如夏言、严嵩、徐阶都是青词行家，皆有不 凡表现。中年之后，嘉靖帝身旁的青词专家又有许多新面孔，李春芳、严讷、郭朴和袁炜四人最为有名，当时人正式称他们为“青词宰相”。四人当中，袁炜撰写青词的水平最高。
袁炜，浙江慈溪人。其人探花出身，文学优长，才思敏捷。据说，嘉靖帝命他撰写青词，举笔立成。而且，袁炜善于体悟皇帝心思。一次，嘉靖帝的宠物猫死了，皇帝很伤心，斋醮葬猫，让儒臣撰青词。袁炜在青词中写道，御猫没死，而是“化狮作龙”。由于袁炜撰写青词最得上意，6年之中，他就由一个普通的翰林侍读学士升为太子少保、礼部尚书。
直到临死之际，嘉靖皇帝才认识到，人本不能长生不老，后悔以前那些“崇道尚玄”的闹剧。
名家回眸
钱穆曾说过：“秋石尚书”与“青词宰相”的出现，显示了嘉靖政治的变态。忠亮耿直者备受摧折，佞幸顺从者春风得意，明代士风由此大坏，明朝国事自此日非。
多行不义必自毙的严嵩父子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四月，江西袁州府分宜县介桥村的一处茅草屋里，曾为大明王朝内阁首辅的严嵩在孤独、饥饿和病痛的折磨下悄然离开了人世，没有人为他的去世感到悲伤。他唯一的儿子严世蕃早在一年前就被处斩，此时此刻，为他主丧的人也找不到了。有谁能想象，曾经“贵极人臣，富甲天下”的严嵩最终会是这般结局。
严家本非出身富户巨室，早年家境贫穷。一位寒士，却在任官的20年里一跃成为全国富户之首。巨额财富的背后，隐藏着的是那颗永远无法满足的贪心。对钱财的渴求，让他一次又一次地破坏法纪，无视道德。
嘉靖十五年（1536年），严嵩执掌礼部。明代的礼部主要负责考试、外交、祭祀、宴飨等事。礼部所属的四夷馆是专门接待国外使臣的机构，“译字生”
即为四夷馆的生员，将来担任周边民族或国家语言的翻译工作，因其待遇比较优厚，考选相对简单，遂成了那些纨绔子弟们入仕的首选职位。
与往年一样，嘉靖十六年（1537年）的译字生招选工作紧张而有序地开始了。这一年的应招人数比历年都多。为了能够让自己成功入选，竞争者们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但今年的主考官却非同寻常，他既不对应试者的才能感兴趣，也不欣赏他们的文采，他看重的是他们身后的财富，取与不取，就看各位对严大人如何“孝敬”了。谁说礼部是清水衙门，严嵩就能从清水里捞到油水。
严嵩任首辅的时候，敛财的机会就更多，也更方便了。身为一朝首辅的他，为了让财路畅通无阻，他主要控制主管选官的吏部和兵部。被百姓戏称为严府“文武管家”的吏部文选郎中和兵部职方郎中，甚至把选官的名册交给了严嵩父子，任其填发。官职在这对父子眼里，就好比是待价而沽的商品。
号称为“小丞相”的严世蕃更是将每个官职都定了价：州判白银300两，通判500两，指挥300两，都指挥700两……不仅贿金多者官职高，官缺也肥，如去地方做官，其上任的地方也相对富庶。有个刑部主事项治元就以13000两的价格，买得了吏部稽勋司主事的职位。因其行贿钱数，与明初江南首富沈万三的“万三”二字相同，时人便讥讽地呼之为“项万三”。严嵩父子为了卖官，有时还会主动找上门，比如，严世蕃曾对庶吉士陆树声说，只要他拿出松江绫子200匹，就可以留在翰林供职，只可惜陆树声不买他的账。
嘉靖中期，“南倭北虏”，战事不断。正当举国艰难，严嵩父子却为了一己私欲，将他们那双贪婪的手伸向了国库，侵吞军饷。据说，户部早上发派的军饷，不到晚上便流进了严府的金库。而当国库所剩银两不足支付一年岁饷之时，严府却“可支数年”。
不仅国库被“盗”，就连地方财富也难逃这对父子的魔掌。严嵩虽未离京城半步，但大批的金银财宝却源源不断地从塞北和江南来到严府。赵文华，严嵩义子，督兵江南，其间通过增加赋税、威逼富民等手段取民膏脂，悉数向严嵩进 献。一次，赵文华回京，将一具金丝床帐和无数珠宝首饰作为见面礼送给严世蕃，严世蕃却不以为然，丝毫无喜悦之态。你看，浙江巡按御史胡宗宪更是以岁贡为名，逐年向严府进送“金帛子女、珍奇淫巧无数”，那才叫心中有严大人。
想升官要找严嵩，想免灾也得找严嵩。怎么找？一个字，钱。宁夏总兵仇鸾、福建巡抚阮鹗、宣大总督杨顺等都曾因犯事而向严嵩行贿，少则数千，多则上万，只为保住头顶上的乌纱帽。就连张经、俞大猷这样的抗倭名将，也在性命危急时卑微地向严嵩行贿。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张经被赵文华诬陷，不得已向严嵩行贿5000两。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胡宗宪诬赖俞大猷“纵寇殃民”，后者同样是迫于无奈向锦衣卫都督陆炳借了3000两白银，送与严世蕃。
很快，严府就堆起了金山银山。即便手中握有巨额的财富，也没能打消这对父子对金钱的渴望。随着手中的权势越来越大，他们甚至不把皇子放在眼里。
按例，户部每年都会给嘉靖皇帝的儿子裕王朱载垕的王府拨一定数量的俸银，以供裕王使用。怎奈严嵩父子从中作梗，克扣了裕王府三年的俸银，使得王府陷入窘境。朱载垕终日双眉紧锁，却也想不出什么办法，直到王府官员的一句“非贿赂世蕃不可也”，才点醒了他。朱载垕急忙筹措了1500两银子送给严世蕃，才化解了这场财政危机。此后，严世蕃便以此在人前炫耀：“天子儿尚行金予我，谁敢不行金者？”可见，严嵩父子是何等胆大妄为、贪得无厌。
严嵩父子的贪婪，举国皆知。家资数百万，仍侵吞不已。民间戏称其为“钱痨”，形容他们贪钱就像是得了痨病一样，无法治愈。只是他们自己忘了，自古就有“多行不义必自毙”之语，恶人终归会有恶报。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的一道圣旨，让这对父子在敛财之路上走到了尽头。明朝历史上最大的权奸终于倒台了。
名家回眸
谷应泰曾这样说：昏君与小人之间的关系如同伯乐与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其实小人在封建时期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层出不穷的，唯有昏君才会听从小人的教唆。明朝中期政治败坏的开始，不仅在于小人的卑劣，更在于昏君的昏庸。明朝经历了前几代的中兴之后，开始出现颓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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