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正德年间，倒是出了两个传奇人物——李东阳和书画大家沈周，他们在当时的影响极大。
明史上的“无赖儿郎”皇帝
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明孝宗朱佑樘去世。由于孝宗只宠爱张皇后一人，而张皇后为孝宗所生的两个儿子中，次子早夭，长子朱厚照就顺理成章地登上帝位，改年号正德，这就是明武宗。
明武宗15岁登位后立即举行大婚典礼，选名门淑女册立为皇后。朝廷一派崭新气象，大家都盼望正德皇帝能继承父亲的中兴大业，有一番作为。哪知小皇帝年轻好动，被一帮太监、佞臣利用，只知胡作非为，最终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正德皇帝是明孝宗的独子，自小骄傲，不耐烦皇家的种种限制，更把朝中官员的进言，希望他勤政向学的话当作耳边风。小皇帝只喜欢刘瑾等一班太监左右拥戴，每天走马章台，放鹰逐犬。
武宗厌倦了诸多戒律的宫廷，向往市井生活，在他执政的最初几年，还不敢轻易走出皇宫。他令内侍们把货物摊摆设宫中，自己及随行人等装扮成商人模样，一时间皇宫内熙熙攘攘，算盘吆喝声不绝于耳。有的太监还装扮成市政官前来调解贸易争执。武宗在此玩得十分开心，渐渐流连忘返，冷落了后宫。武宗每月涉足东西二宫的时间不过四五天而已。
很快宫中游乐就让皇帝觉得厌倦了。正德二年（1507年），在刘瑾的建议下，武宗在西安门外大兴土木，修筑了一座很特别的宫殿。殿堂两厢并排建造了许多密室，从外望去，殿宇回廊鳞次栉比，就像豹子的花纹一样，所以取名为“豹房”。武宗每日都呆在豹房之中，从不想着要回宫，并把这里称为自己的“新宅”。很快，朝中许多献媚取宠的势利小人聚集于此。其中最无耻的要算锦衣卫都督同知于永。于永是回族人，很快就得到了武宗的赏识，不但白天一起寻欢作乐，而且晚上也同床共寝。于永向武宗大谈回族女子皮肤白皙，美貌丽质，非中原女子所能比拟。武宗果然垂涎欲滴。于永意识到这是讨好圣上的好机会，立即献上十名能歌善舞的回族女子，于是豹房之中通宵达旦歌舞不断。很快武宗传旨，令全国各路诸侯王公搜罗回人妇女，以教授歌舞的名义将她们送进豹房，挑选姿色动人者留在皇帝身边。一时间无数的美貌回人女子齐集豹房，武宗终日在这里无拘无束地恣意享乐，这实在比宫廷中枯燥无味的生活更让武宗满足。一天，武宗忽然听说于永的女儿素有艳丽之名，马上下令让于永将女儿带进豹房来一见。于永万万没有想到搬起石头砸到自己的脚上，马上把女儿藏匿起来，又找来乡中一个姓白的女子打扮一番送入宫中。没想到武宗居然对白氏女子十分宠爱。于永虽然蒙混过关，但害怕有朝一日欺君之罪败露，于是谎称饮酒导致中风偏瘫，希望回乡安度余生。被蒙在鼓里的武宗还难以割舍于永这样的弄臣，最后让于永的儿子承袭父亲的功名。
武宗喜好声色，每天张灯结彩，若是到了喜庆节日，宫中更要灯火通明，五光十色，花样翻新。每年皇家府库内的黄蜡都供给不上，仅这一项开支居然就达到了黄金数十万。宁王朱宸濠了解皇帝的脾性，更是投其所好，召集能工巧匠，赶制了四时花灯数百盏，花灯穷极奇巧，令人目不暇接。武宗大喜，连忙命人点燃花灯张挂。武宗率亲信徜徉灯海，竟夜遨游。
正德九年（1514年）正月，由于花灯失火，乾清宫被烧个精光。大火燃起之时，皇帝恰好在从豹房归来的途中，见火焰把夜空照得通亮，高兴地说：“好大一场火呀！”反而觉得十分有趣，没有丝毫反省、惜物之意。
其实宁王朱宸濠早有谋反之心，见花灯失火没能烧死武宗，便起兵造反。恰好武宗正苦于没有新花样供自己娱乐，立即御驾亲征来感受一下领兵打仗的滋味。
于是亲率军兵去征讨宁王。一路上武宗让太监吴经作为前哨，在民间选取少女和寡妇，先由吴经秘密侦察出有寡妇和少女的人家，半夜武宗亲自领官兵径直闯进白天打探好的百姓家中，将妇人掠走。如有胆敢匿藏的，破墙毁壁也要搜出来才行，被盯上的妇女没一个能逃脱，武宗每到一地都搞得哭声震天动地，怨声载道。
武宗乱政，民不聊生。各地农民起义不断，朝廷纠集军队开始对其全面镇压。一天武宗阅读战报，其中说道大同将领江彬身中一箭，拔出箭却不以为意，尽管血流如注却继续参战。武宗生性好武，读到这里不禁拍案称赞，马上宣召江彬进殿进行奖励。一见面发现江彬身躯高大，勇武有力，觉得自己遇见了可与万人匹敌的勇士。江彬更是口若悬河，在皇帝的面前夸夸其谈，大讲用兵之道。江彬的纸上谈兵迷惑了武宗，武宗执意认为自己遇见了百年难遇的将才，就把江彬认作义子留在了身边，升江彬为都督佥事。每天江彬陪伴武宗在豹房寻欢作乐。
江彬的同僚马昂在军中因罪革职，听说江彬一步登天，就上门巴结。江彬知道马昂的妹妹美貌动人，就要马昂将妹妹送进豹房来博取皇帝的欢心。马昂为了升官发财也全然不顾廉耻，立即把已怀有身孕的妹妹连哄带骗地献入豹房，果然受宠非常。武宗时时光顾马家的私宅，马昂也成了皇帝身边的红人。
江彬、马昂等一班武夫得宠，搅乱了皇宫内宁静的气氛，武宗热血沸腾，开始在宫中练兵演武。皇帝率领一群精通骑射的太监，与江彬从各地挑选的精壮武士对垒，在皇宫内院的空地上摆开战场，人喊马嘶声响彻九门。
但很快豹房和演习又不能满足武宗的口味，皇帝的兴致日渐淡漠，江彬马上蛊惑武宗出宫远走关外。据说宣府一带的乐工中美女众多，况且边关广阔无垠，可以驰骋千里，不像皇宫内院不免制约。武宗听了以后觉得很有道理，马上开始准备。
正德十二年（1517年）八月，武宗和江彬率领一帮亲信装扮成百姓模样，乘着月色朦胧，悄悄潜出德胜门，悄然北去。没想到刚到居庸关，就被巡关御史张钦得知皇帝的音信，严令闭关。
武宗不得已只好返回京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武宗采纳了江彬的主意，将张钦调出居庸关，安排了心腹太监谷大用守关。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武宗和江彬再次易服出宫，毫无阻碍地通过了居庸关。
宣府本是江彬的家乡，江彬早已暗中安排家属亲信在此地预先建造了镇国府第。高楼深院，廊檐环抱，比起皇城宫阙也毫不逊色。江彬很快又把京师豹房中的美女、珍宝陆续运来，武宗便以此为家，全然不理朝政。每当夜色降临，江彬陪着武宗穿过大街小巷，见到大户人家便闯进去。天子驾临，乡民免不了要供奉酒食，一旦发现有姿色的妇女，武宗就要强行留宿。
武宗巡游边塞已半年之久，这时关外明军和蒙古军时有冲突，正巧鞑靼王子率5万骑兵侵犯大同。武宗得知这个消息后，不但没有丝毫忧虑，反而大喜，一定要率部亲征不可，并且自封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调集各路军队迎战敌寇。鞑靼王子骤然听说大明皇帝御驾亲征，不知深浅，以为必定声势浩大，于是便下令撤兵了。武宗一见自己的神威吓退了敌军，马上催促部下紧追不舍，最后以明军死伤600余名的代价，斩杀了16个敌人。武宗自觉旗开得胜，想起回到京城，也好在文武百官面前炫耀自己的赫赫战功。
由于这一次到塞北巡游不但玩得开心，同时还亲临前线，取得了“大捷”，武宗皇帝兴奋不已。此后，武宗又两次不顾群臣反对到关北游，可惜再没有敌情，这让他十分扫兴。
武宗一生做下荒唐事无数。一天他来到清江浦太监张阳的家中，张阳特地准备了大船邀请皇帝泛舟观景。武宗看到水中渔夫张网捕鱼，顿时也跃跃欲试。第二天，他悄悄带着几个小太监，亲自划着小船驶入积水池。当时已是深秋季节，武宗站立船头，刚刚把网撒开，就失去了平衡，连人带网落入水中，后来虽被太监救起，但受了风寒一病不起。
虽然太医们尽心治疗，可还是没有挽回武宗的性命，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二日，武宗呕血死于豹房，年仅36岁，结束了他荒唐的一生。
名家回眸
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中这样说：“孝宗下面，便是荒唐的武宗：北京古老了，宣府是他的‘家里’；皇宫住腻了，他住在‘豹房’；皇帝做厌了，他自称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太子没有，东宫也不要了，他有无数义子，把积庆坊、鸣玉坊毁去，改建他的义子府。正德五年安化王宾蹯造反，十四年宁王宸濠造反，总算没有成为大乱，但是明室元气，已经衰耗了。”
刘瑾的末路
刘瑾是明代擅权乱政最严重的权宦之一。刘瑾是陕西兴平人，本姓谈，因六岁时依刘姓太监进宫，故改姓刘；景泰年间初进宫时充任乾清宫洒扫厮役，成化时领教坊。弘治初年，刘瑾因犯宫禁，被贬到茂陵管理香火；后经权宦李广引荐，转至东宫侍奉皇太子朱厚照，“以俳弄为太子所悦”。
明武宗朱厚照继位后，刘瑾掌管钟鼓司，负责内宫钟、鼓及内乐、传奇、过锦、打稻等杂戏；与太监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均因是东宫旧侍而得武宗宠幸，人称“八虎”。八人中，刘瑾最为狡猾狠毒，日进鹰犬、歌舞、角抵之戏，引导武宗到处微服闲逛。武宗非常满意，渐渐开始重用刘瑾，命他掌管内官监，总督团营。
外廷朝臣见武宗日事游宴，不理朝政，遂纷纷交章论劾，但毫无效果。正德元年（1506年）二月，内阁大学士刘健等请求退休，被优旨慰留；四月，罢吏部尚书马文升，以侍郎、阉党焦芳继任；五月，罢兵部尚书刘大夏。马文升、刘大夏均为前朝重臣，均因主张按照遗诏裁减传奉官和武臣，为武宗和刘瑾等不喜，所以他们一请求退休，就立即被批准。正德元年十月，宦官崔杲果督织造，到户部要求领取一万二千盐引，给事中陶谐、徐昂，御史杜曼、邵清、杨仪等先后疏谏，刘健等亦力言不可。武宗于是召刘健等面议，当面诘问，刘健等毫不让步。
武宗生气道：“天下事难道都是宦官弄坏的吗？朝臣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因此，命如数批准崔杲所请。刘健等退下后，再次上奏言不可。非常令人意外的是，这次武宗竟然改变了初衷，同意了刘健等人的意见。“于是中外咸悦，以帝庶几改过。”
刘健等遂图谋乘机除掉“八党”，连章请诛之。科道言官也交论群阉罪状，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持其章甚力”。接着，户部尚书韩文又联合朝廷众臣合疏伏阙以上。“疏人，上惊泣不食，诸阉大惧。”于是，武宗派司礼监太监王岳等八人齐到内阁商量处理办法，一日三至。武宗打算把刘瑾安置到南京，但刘健等却坚持杀掉他们。王岳为人刚正，同意内阁的意见。太监范亨、徐智等亦以为然。刘健、韩文等遂相约于次日伏阙力争，而吏部尚书焦芳却将消息飞报给刘瑾。刘瑾大惊，深夜率马永成等围绕着武宗哭泣，哭得武宗没了主意。
刘瑾乘机说：“害我们的是王岳，他勾结阁臣打算阻止皇上出宫，因此先要除掉所忌讳的人。况且养几只鹰犬能费几个钱？如果司礼监用对了人，他们哪敢如此。”武宗闻言大怒，立即命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西厂于成化十八年罢，此时又复设），而连夜逮捕王岳、范亨、徐智，充南京净军。第二天，诸臣入朝，将伏阙，发现形势大变。刘健、谢迁、李东阳见事不可为，均求去。“帝独留东阳，而令焦芳入阁，追杀（王）岳、（范）亨于途。”
刘瑾得势不久，即借故革去韩文的职务，杖责请求留用刘健、谢迁的给事中吕翀、刘范及南京给事中戴铣等六人，以及御史薄彦徽等十五人。为彻底清洗掉反对派，正德二年（1507年）三月，刘瑾又谕令群臣跪金水桥南，宣布榜示原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等53人为奸党。此外，刘瑾还令京官养病三年不赴任者，一律革职为民；不到三年者，则定期限赴京听选。“瑾知科道等官忤己者，养病避祸，故严禁锢之。”至此，“海内号正直者”被罢黜一空。刘瑾一方面排斥异己，一方面大量破格提拔附己者。焦芳因告密有功，被命以文渊阁大学士身份入阁预机务。刘宇通贿万金，被拜兵部尚书，同时“悉遣党阉分镇各边”。
为进一步擅权揽政，刘瑾多趁武宗玩得最高兴的时候请其批阅奏章，闹得武宗很不高兴，说：“我用你是干什么的，这些事用得着麻烦我吗？”由此，刘瑾遇事不再复奏，任意剖断，擅下旨意，“上多不之知也”。武宗上朝时，刘瑾站在其右方。大臣拜完武宗，即向刘瑾作揖，故人称刘瑾为“立皇帝”。刘瑾不识几个大字，每批答奏章，都拿回家，与妹夫、礼部司务孙聪等商议，用辞粗俗，焦芳帮忙润色，李东阳点头而已。刘瑾遂权势倾天下，“公侯勋戚以下，莫敢钧礼。每私谒，相率跪拜。章奏先具红揭投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皆称刘太监而不名”。
为加强对臣民的监视控制，刘瑾在东、西厂之外，又设立了内行厂。“时东厂、西厂缉事人四出，道路惶惧。瑾复立内行厂，尤酷烈。”
擅权作威之外，刘瑾也干了一些实事。比如，他经常派人外出查盘府库钱粮。正德二年三月，遣科道官盘查天下军民府库；十一月，遣科道官查盘天下粮储。正德三年五月，命科道官察核各边年例银，七月差科道官查盘两淮运司革支盐引。正德四年三月，命直隶巡按罗弦查盘万全、大宁二都司及所属卫所军器。
这些盘查在当时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刘瑾亦涉足盐法。他奏请免征天下户口食盐，令巡盐御史躬亲掣验；禁空文虚引；禁私夹带。此外，刘瑾还打破京官六年、外官三年考察一次的制度，准许吏部不定期考核。有司粮未完时，升迁或调动者不能离任。在举人、监生选官时，增试时务策及行移告事等。
刘瑾早期曾公开索取贿赂，“凡入觐、出使官皆有厚献”。但在他用事后期，为博取名望，听从其党羽、吏部尚书张彩的建议，行为有所收敛，并惩治了一批贪官。从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至四年（1509年）五月，刘瑾还派人对屯田等分别进行了十次局部清丈。其中，以正德四年五月的第十次清丈规模最大。这次大规模清丈边屯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朝廷对屯田的控制，也查出了一些被势要之家并吞的土地。但由于清丈人员溢额邀功，致“各边伪增屯田数百顷，悉令出租，人不聊生”。周东在宁夏清丈尤其苛刻，对官员的妻子也任意加刑，人心愤怨。指挥何锦等遂与安化王朱寘鐇一起以诛瑾为名，起兵反叛，“瑾祸自此始矣”。
正德五年（1510年）夏四月，安化王朱寘鐇起兵反。武宗命右都御史杨一清、宦官张永率兵前往讨伐。杨一清知张永与刘瑾有矛盾，于是与他深相结纳，密谋除掉刘瑾。叛乱平定后，张永返京，拟于八月十五日献俘。刘瑾让其缓期，张永担心有变，于是抢先进宫。献俘仪式完毕后，武宗置酒犒劳张永，刘瑾等皆陪侍。“及夜，瑾退，永出寘鐇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这时，武宗已有醉意，说：“刘瑾负我。”张永道：“此不可缓。”遂连夜拘捕了刘瑾，并遣官校查封了其家，搜出衮衣、玉带、甲杖、弓弩等禁物，得金银数百万，珠玉宝玩无数。在刘瑾所持扇内又发现藏有锋利匕首两把。武宗因此大怒，在午门大会百官，下诏将刘瑾凌迟处死。其党徒吏部尚书张绿死于狱中。阁臣焦芳、刘宇、曹元而下，尚书毕彦、朱恩等共60余人，均被削籍为民。
名家回眸
许文继、陈时龙在《正说明朝十六帝》中提及宦官专权时点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明代的太监，无论如何专权，对于皇帝本人，却总是无条件的服从。相比较汉唐时代的宦官动辄杀死皇帝，这种专权充其量也只能说是滥用了皇帝的授权而已。其实对宦官的生杀大权依然掌握在皇帝手中。”
农民大起义重击明王朝
“响马盗”大起义
明朝为了确保有充足的马匹，自明初以后就签派今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地区的农民充当养马户。正统以后，又令京畿百姓代官府饲养寄养马。
寄养马匹是从喂养种马地区征取孳生的马匹，牵到京城附近来寄养，以供官府随时取用。饲养马匹的马户十分辛苦，而且一旦种马死或小马孳生数不足，致使寄养马供给不足时，马户的损失惨重。当时皇室和勋贵在这里广占庄田，马户的草场不断受到侵吞，饲料十分紧张；官吏又催督苛急，老百姓只有卖田产或儿女，才得以上缴欠债。老百姓生活日益困苦，反抗也日渐强烈。有些走投无路的农民，便纷纷聚集起来，组织马队，经常驰骋于华北平原一带反抗官府、劫富济贫。明朝统治者称之为“响马盗”。
正德年间，刘瑾大权在握，当时京师南边的永清、固安、文安、霸州等地，活跃着一大批“响马盗”。为了使京师稳定，正德四年（1509年）九月，明朝就派出了“捕盗御史”，派甯杲往真定，殷毅往天津，薛凤鸣往淮阳，分头追捕。
甯杲建立什伍连坐法，即一家有人为“响马盗”，就会牵连到四周的人。此法立竿见影，捕获很多“响马盗”，令百姓心惊胆战。甯杲和殷毅则被刘瑾提拔为佥都御史。
正德五年（1510年）十月，在“捕盗御史”的淫威下，杨虎、刘六、刘七领导穷苦百姓在霸州揭竿而起，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杨虎，河北交河县人，是着名的“响马”，被官军屡次追捕。刘六名宠，弟弟刘七名宸，是霸州文安县人。兄弟俩家徒四壁，穷困潦倒，但他们却胆识过人，颇有本领。他们起义后，穷苦百姓群起响应，起义队伍很快就达到数千人。他们有很多马匹，行动迅速，“一昼夜驰数百里”，官军对他们没有办法，“捕盗御史”也不敢抵敌。不久，文安生员赵鐩，也与他的两个弟弟率五百人加入起义军队伍。
正德六年（1511年），起义军由河北攻入山东，其行动之快，犹如暴风骤雨。三月，一路攻破滨州、临淄、临朐、日照、昌乐、武城、蒲台、曲阜、阳信及泰安等地，官军疲于应付。吏部尚书杨一清提出用大将及文臣中有威望的人提督军务。于是，明政府命惠安伯张伟充总兵官，召马中锡为右都御史、提督军务，率领京营兵开始征讨。六月，起义军分两路出击，一路以赵鐩、刘三、邢老虎、杨虎为首进攻河南，一路以刘六、刘七为首，横扫山东。两路义军，遥相呼应，互为倚重，官军不堪一击。
杨虎率军由河南攻山西，又从山西往东攻入河北，一路所向披靡，诸城望风而降。行至泰安时，赵鐩还题诗“纵横六合谁敢捕”之句，由此可知当时起义军的势力。刘六、刘七率军越过山东，进入河南，突入湖广、江西，既而从原道顺势攻占长清、齐河等县，纵横所向，如入无人之境。张伟与马中锡因不能制服义军，被兵部尚书何鉴弹劾，死于狱中，张伟革职闲住。明遂派伏羌伯毛锐充总兵官，太监谷大用总督军务，兵部侍郎陆完提督军务，再次发兵讨伐。
正德六年（1511年）八月，两路义军会师霸州，直向京师逼去，明政府急忙将京城戒严，命兵部侍郎陆完率领京营和边军回师救援。义军避开明军精锐的部队，再次挥师南下。十月，进入山东，连破海丰、日照等十余城。济宁一战，明朝运粮船1200艘被毁，给明王朝以极大的打击。
十一月，在夏邑（今河南夏邑县）小黄河（黄河故道）战斗中，杨虎落水牺牲，起义军推刘三（名刘惠）为领袖。刘三自称奉天征讨大元帅，赵鐩更名怀忠，称副元帅。经过一番整顿之后，义军建立前、后、左、右、中五军，置五军都督，按照二十八星宿，分为二十八营，树起大旗为号，上书：“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混沌之天。”这个口号是沿袭元末红巾军的传统。同时严申纪律，不许妄杀，不许抢掠。正德七年（1512年）二月，邢老虎病死，他的部下被赵鐩收服，一时起义军号称十三万，骑兵五千。赵义军转战樊城、襄阳、新野、随州一带，又攻破泌阳，将前大学士焦芳家烧成灰烬，并掘其祖坟，仅焦芳幸免。他们将焦芳的衣帽挂在树上，数落他的罪行，命义军战士挥剑砍之，说：“我亲手杀了 这贼，以谢天下。”此刻，明朝派成宁伯仇钺和都御史彭泽率军全力围剿义军，赵鐩和刘三节节败退，直至颍州、固始等地。四月，义军屡次战败。闰五月，为了扭转局面，赵鐩与刘三兵分两路出击，刘三自河南入罗田，攻黄陂。明兵由黄陂到达桐柏、南召，对其紧追不舍。刘三只有十七骑相随。明军指挥王瑾将其右目射伤，刘三纵火自焚，壮烈牺牲。赵鐩由东北赴泗州、凤阳，在湖广应山县落脚。这时，义军首领陈翰、张通相继率众投降官军，义军实力遭到重创。赵鐩在应山县东化山坡下，遇一僧人真安，于是削发为僧，潜渡长江至南岸，准备进入江西，想东山再起。途中，赵不幸在江夏同37名义军将领一起被俘。被送往北京后，赵鐩等六位主要将领被处以残酷的剥皮之刑，其他均被处磔刑。
刘六、刘七率领的义军，于正德七年（1512年）被明军10万人围困在登州嵩浅坡、古县集等地，死伤3000余人。在此情况下，他们率精锐突围，再从山东攻入河北，进攻香河、宝坻、玉田各县，转攻武清，大败明军，杀明参政王杲，义军再次威胁北京。起义军继而转攻冠县、邳州，渡河到固始。这时，刘三、赵鐩都已经战败牺牲，明官兵集中兵力反攻刘六、刘七。刘六、刘七孤军奋战。黄州之战，刘六战败，与其子刘仲淮投水自杀。刘七和齐彦名继续统率义军，攻克了长江沿岸的九江、安庆、湖口、仪真、太平等地。但是惯干骑射的义军并不擅长水战，七月某夜，狂风大作，官军乘机用炸药和火炮炸沉了义军的船只，义军被迫转战南通狼山。明朝副总兵刘晖率辽东兵，千总任玺率大同兵，游击郤永率宣府兵，对狼山地区三面夹击，义军英勇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刘七中箭投水自杀，齐彦名战死，许多士兵也自杀身亡。
四川农民起义
正德三年（1508年）冬，四川保宁人刘烈率领当地群众起义，进攻陕西汉中等地。第二年，刘烈在战斗中牺牲。十二月，保宁人鄢本恕、蓝廷瑞和廖惠继续领导农民起义。蓝廷瑞称“顺天王”，鄢本恕称“刮地王”，廖惠称“扫地王”。四川省内各界民众踊跃参加起义军，队伍扩大到10万人，还设置四十八总管，势力扩展到湖广、陕西等地。廖惠与蓝廷瑞主张在保宁建根据地，鄢本恕主张以汉中为根据地，再取郧阳，由荆、襄东下。廖惠率领起义军攻下通江，将参议黄瓒杀死。明廷派刑部尚书洪钟总督川、陕、湖广、河南四省军务，与四川巡抚林俊相勾结，镇压农民军。廖惠攻克通江后，在撤往龙滩河的战斗中被俘。蓝廷瑞和鄢本恕转到汉中，被陕西明军所逼，重回四川。正德六年（1511年）初，明军将起义军围困在东乡，起义军遂交通土酋彭世麟想从其营地突围。彭世麟秘密和洪钟设定计谋，诱蓝、鄢起义军首领28人到他的营地赴宴。在宴会上埋伏的士兵将起义首领全部俘获。起义军大部瓦解，余众在廖麻子领导下，与方四、曹甫的起义军联合，顽强抗战。
四川仁寿人方四，江津人曹甫在正德六年（1511年）正月起义，号称顺天王，率义军将江津县城攻下，杀了佥事吴杲。明朝廷派巡抚林俊前去镇压，曹甫战败被杀。剩下的起义军由方四、任胡子、麻六儿等率领转至綦江，进入贵州思南、石阡等府。方四称自己为“总兵”，任胡子为“御史”，其他30多个首领为“评事”。不久，他率领的起义军由贵州再入四川。八月，起义军攻打永澄、东乡，声言要攻取重庆、江津、叙州、泸州和成都。明军在加强军事围剿的同时，到仁寿县找来起义军的族属前去劝降。方四等杀了说客，拒不投降。此后，明军分六哨向起义军发起猛攻，起义军被团团包围，许多义军拒绝投降，跳崖自杀。在这次激战中，任胡子战死，方四率2000余人突围进入贵州思南。正德七年（1512年），义军又从贵州进入四川，闰五月，在从南川到綦江途中战败。方四被地主武装擒捕。
与此同时，廖麻子、喻思俸部和内江骆松祥部、崇庆范藻部的起义军势力仍在继续发展壮大，兵力已达20万。四川巡抚高崇熙下令招抚起义军，特将开城临江空出来给义军居住、生产，免征赋役。廖麻子进驻临江后不久即起兵反抗。
明廷将总督洪钟罢免，并逮捕巡抚高崇熙，改派彭泽、马吴代替他二人职务。彭泽等率领苗兵围剿起义军，在荆州将廖麻子杀害，起义军推喻思俸为首领继续战斗，转战巴山，进抵略阳，攻四川广元，后被明军截堵，转至西乡。正德八年（1513年），马吴、彭泽率明军包围义军，喻思俸战败被俘。接着彭泽与马吴又将内江骆松祥部和崇庆起义军范藻部攻克。
名家回眸
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对这期间的农民大起义是这样评价的：刘六、刘七领导的这次农民大起义，历时三年，转战南、北直隶及山东、山西、河南、湖广、安徽、江西等省，曾几度威胁明朝京师的安全。这次大起义给明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是明朝中叶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大起义。同样，四川地区的农民起义，转战三年，历时六年，也给予了明王朝以沉重打击。
明朝传奇人物李东阳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北京的一个地名）。李氏祖籍湖广茶陵，后迁居京师。最初，其祖父李允兴在京师服兵役，后来举家迁移至此。
李东阳生于京师，以西涯为号，说明祖父对他的影响很大。
李东阳很小的时候因为能写直径一尺的大字，而名声大振，分别在4岁、6岁、8岁时三次被召入宫中。由于其年幼矮小，过殿阁需要内侍搀扶。内侍嘲笑道：“神童脚短。”李东阳随声应道：“天子门高。”一次皇帝同时召见了他和另一位神童程敏政，皇帝出了一联：“螃蟹浑身甲胄”，程敏政对曰：“凤凰遍体文章”，李东阳对曰：“蜘蛛满腹经纶”，两个人对得都非常巧妙，且有味道。传言说，后来程敏政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李东阳当了首辅，他们儿时对联即是先兆。这种宿命的言论虽然不科学，但李东阳在官场上的际遇却确实神奇。
李东阳在京师读书至18岁，于天顺八年（1464年）高中二甲传胪（二甲第一名），选为庶吉士。散馆后，被授予翰林院编修。成化十年（1474年），升侍讲兼詹事府左庶子。十九年，升侍讲学士。编修、侍讲、侍讲学士分别是正七品、正六品、从五品官，十九年中，品秩只升三级。初期升迁缓慢和地位显贵，是明代翰林院官的两个特点。幸运的是，李东阳升侍讲学士后的第二年，被选为东宫讲官，给皇储讲授功课，就如同在皇上身边一样，是进身的绝佳机会。
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底，李东阳之父李淳病故，他依制守孝。一年以后，即弘治元年（1488年）闰正月，为修实录，吏部题奏，将在京的纂修誊录官员移文行取。李东阳上奏折道：“右股及足为寒湿所侵，走路都很困难，不方便骑马，需要在家暂行调理。”先不说有病与否，这道奏疏，终于使他争取到了三年守丧。也许这正是他的目的所在。弘治二年（1489年），李东阳被起用，任左庶子兼侍讲学士。弘治四年（1491年），由于参与修改《宪宗实录》，官升至太常寺少卿，掌管翰林院事。这时，他的官品和实际地位有了实质性的提升。
弘治五年（1492年）至六年，全国旱灾严重。大臣们应诏进言，其中，李东阳的《应诏陈言奏》别具一格。他引用《孟子》中的十条语录，即“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诗》云：‘经始勿亟，庶民子来”’，“在农时，谷物可享用不尽。
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只要在适当的时候到山林中砍伐，有用不完的林木”，“仁政必自经界始”，“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君行仁政，民众都爱戴他，直到他死”，“省刑罚”，“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并“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一一列举和说明。
在他的这份奏疏中，虽然也有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也提出了不少尖锐的问题。如有关成化朝时盛行、弘治朝以来欲革未革的斋醮：“若斋醮之事，诳诞尤多，累月经时，幸亏一中。偶然获得即为赏赐……请断自今日，凡事关祈祷，上涉及天，以经咒干赏赉者，并加斥绝，永不为太平圣治之累。”
关于农林渔业的萧条：“如今天下百姓穷苦，经济萧条已到了极限，始以三者言之：山东各地，盛产谷麦的地方，草根树皮已被吃光，开始吃人肉；盛产鱼类的荆沔各地，水已干枯，鱼也没有了；易州诸处，柴炭所需，林木已空，已波及关外一二百里。其他赋税也都类似。天下之地，无一处而不贫；万物之利，无一物而不尽。”
关于兼并问题：“臣私下里所见之处，奸民恶党，以献给君主为由霸占空地，有权有势的官宦之家，则向朝廷要地，而得数百顷。得请之后，设立标界， 发掘坟墓，包罗村落，缠绵数月；诉讼之牒，冤号之声，震动远迩。每年都有群众聚集在一起将内使杀死。民心既失，国体又亏，上下之间，两无所益。”
关于滥用刑罚：“在外诸司或倚法立威，答杖之刑常常将人打死，之后旁引医证，纵令事觉，不过以公还职。于是棰人重者为能吏，杀人多者为好官，这样恶性循环，愈演愈烈。夫梃之与刃，刃之与政，其杀皆同。以极轻之刑，置之不可更生之地，伤天地之和，坏国家之法，没有什么比之更为严重的了。”
关于官僚之间挟私相攻：“乃有或经考核，或经按问，或经参驳，或经纠劾，肆诋毁之辞，为报复之计。这种习惯渐渐成风。况其所奏，多涉诬罔，上烦圣听，下骗物情，非圣世所宜有也。”
在李东阳议政的文字中，这是一份具有代表性的奏疏，他的才华得到了充分展示。他的这一番言论受到孝宗的赞赏。恰逢首辅徐溥等人上书说诏敕的起草太繁杂，应该有人专门从事这项工作。李东阳自然成为最佳人选。弘治七年（1494年），李东阳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专门负责诰敕，虽还没有进入内阁，却已跻身于上层官僚的行列。从此，朝廷重要文件的草拟，都出自他的手笔。
次年，李东阳以本官直文渊阁参赞机务。当时已在内阁的有刘健和徐溥，和他一起拜为阁臣的还有当朝名臣谢迁。几年之后，徐溥因眼病告老还乡，在内阁有刘、李、谢三人，李东阳为次辅。这是继“三杨”之后，内阁威望再度提高的一个时期。他们三人各有特长，当时流传：“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
弘治年间的着名部院大臣，如吏部尚书倪岳、兵部尚书刘大夏等都是天顺八年进士。李东阳为人较平和，因此他与朝中大臣的关系更为密切。
弘治十一年（1498年）李东阳升任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他借清宁宫发生的灾难，批驳一些流行言论：“或以天道茫昧，变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说；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虑，此乃误国之言；或以斋醮祈祷为弭灾，此乃邪妄之术；或以纵囚释罪为修德，此乃姑息之谋。”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他对舆论的重视和敏感。
弘治十二年（1499年）为会试之年，四十年前的两位神童——李东阳、程敏政同为主考。这本来于盛世之年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谁知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人检举程敏政泄题。李东阳受命重新校阅试卷时，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 但言官不肯罢休，直到程敏政辞职。既不能力辩同僚之诬，也不肯落井下石，大概就是李东阳做事的风格。
李东阳的另一份重要的疏章写于弘治十七年（1504年）。因曲阜庙重建，他奉命前往祀祭。在路上，他看到“天津一路，夏麦已枯，秋禾未种，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他听说“江南、浙东流亡载道，军伍空虚，户口消耗，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人们纷纷在议论国家将亡。而李东阳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闾阎之情，郡县不得而知也。郡县之情，庙堂不得而知也。庙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中央与地方隔绝的弊端是很难消除的。孝宗称赞他“所言词恳切，体现出忧国之心”。
名家回眸
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曾这样说：“李东阳不光是诗人，书法家，也是一个政治家，他在朝为官期间为人平和，兢兢业业，有忧国忧民之心。”
明代杰出书画家沈周
沈周，字启南，初号玉田，后改石田，晚号白石翁，别号竹居主人，长洲相城人。生于宣德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427年12月10日）。他出生于书香门第，父、祖二人都淡泊名利，隐于山水间写诗作画，尤好收藏珍稀图书。沈周少年时向伯父、父亲习画，又向同县人陈宽学习经书诗文，敏而好学，才智不凡。15岁时游南京，写百韵诗。巡抚崔恭十分赞赏他，以《凤凰台赋》为题，考查沈周的才学，而他运笔如有神，辞采绚丽，令崔恭惊诧万分，视为万古奇才，称赞他是今日王勃。沈周回乡后，学习更加努力。成年后，几乎无书不知。他作诗效仿李贺等晚唐诸家，立志语不惊人死不休；绘画多作小幅，尤以山水画见长。沈周受家庭影响， 决心效法父祖，游艺丹青，洒翰诗赋，寄趣林泉，与世无争地度过一生。
景泰四年（1453年），苏州太守王浒赏识沈周的学识，乃推荐他取仕作官。
沈周用《易经》占卦，得“遁”之九五，爻辞是“嘉遁贞吉”。于是他决定隐居在外，拒不做官，并谢绝荐举。在苏州城外，购买房屋取其清静，以避世俗喧嚣，屋外假山亭阁，竹林水池，仿佛自然天成；房内图文陈列，典籍井然，窗明几净，可安心创作诗文书画。
沈周很少进城，在家潜心创作。他为人宽厚恤贫，孝悌好客，胸襟磊落；冷眼看待黑暗的政治，漠视奸诈的社会；他视富贵为浮云，心胸坦荡，追求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放任个性，其人“仙风逸骨，鹤发童颜，宛若仙翁在世”。
中年的沈周改学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诸家诗文，如山间流水，行于该行，止于可止，胸中臆想，浑然天成，返璞归真。如《写怀寄僧》云：“虚壁疏灯一穗红，闲阶随处乱鸣虫。明河有影微云外，清露无声万木中。泽国苍茫秋水满，居民流落野烟空。不知谁解抛忧患，独对青山忆赞公。”形符于物，情致高雅，纯雅无邪，文风清新。又如《从军行》云：“马上黄沙拂面行，汉家何日不劳兵。匈奴久自忘甥舅，仆射今谁托父兄。云暗旌旗婆勒渡，月明刁斗受降城。
左贤早待长绳缚，莫遣论功白发生。”此诗句则悲愤苍老，抑扬顿挫，大似陆游之词，充满伤国忧民之情。
沈周最为格高调雅、闻名远近的是题画诗，有“钓竿七尺玉，夕阳千叠山；山客恰好晚，正及鸟飞还”，“草亭跨水沧浪间，翠云零落雨痕干。如今剩写江南意，一带青山隔岸看”等，诗中淡然蕴趣，朴素又颇具浪漫情思，附之于画，意境顿生。他的绘画初学董源、李成、巨然等名家，中年以后乃学黄公望、倪瓒等人。40岁后，其画笔墨疏秀，却坚实豪放，沉着雄浑，大气酣畅。沈周在山水、花鸟、人物、蔬果、禽鱼等题材方面，都十分精通。他“凡有所作，虚实相扣，浑然有余”，落笔“似其为人，坦坦荡荡，形出于中，情益形外”；“深意隽永，大有宋人之遗风”。总之，他的作品，运笔清润，或染或渲，一气呵成，恰似唐人王维的诗画合一，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沈周的书法笔力遒劲，洒脱自如，具有宋人黄庭坚之遗风。他常在自己作的画上题自作的诗，令诗书画相融相映，浑然一体。所绘《东庄图》、《沧洲趣图》、《仙山楼阁图》、《三桧图》、《夜雨图》等，表现出江南秀美风光，用真实的感受和丰富的联想展示祖国大好河山的壮美秀逸的景色，以此表达自己热爱自然，崇尚自由的情趣。
沈周继承“元四家”的大笔写意，气势磅礴，和明初时院派画风纤弱形成鲜明的对比。唐寅、文征明都是他的学生，他们逐渐改变院派占主导地位的画坛局面，为文人派占首要地位奠定了基础。后来形成文人画派——“吴门画派”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一枝独秀。
沈周虽然性情高洁，但却和易近物，凡小贩、农夫、牧翁等持纸来向他索画，他都不拒绝；即使有人以赝品来请他题句，沈周也欣然同意。故而京师、闽广等地来求画者络绎不绝。
一次，苏州太守曹某，下令征集画工为新衙署绘屋墙，看到画家名单中有沈周，便遣衙役通知沈周应征作画。有人劝他去拜会达官贵人，以解除这项差役。
沈周回答说：“官府征役求画工，我去画，不是耻辱，若为了乞求免役而去拜见长官，却是自贱自轻的行为。”结果还是服完这次差役。后来曹太守进京述职，吏部官员问他沈周的近况，太守不知何指，只是敷衍了事。后来内阁大学士李东阳又问：“沈先生有捎信吗？”曹太守更加惊慌。他出来后，急忙向侍郎吴宽打听，方才知道沈先生就是上次自己征集的画工沈周，感到非常内疚。曹太守回苏州后，不先回家，而是直接去拜访沈周，赔礼道歉，引咎自责。
沈周除到虞山、苏杭一带游玩之外，因侍奉老母，没有时间远去游览名胜。
他的母亲活到99岁才去世，这时沈周也年已80岁。他虽年事已高，但仍耳聪目明，精神矍铄，应酬不断，无厌倦之意，其风流才智，仍为当时文人界首屈一指。正德四年八月初二日（1509年8月17日）沈周因病去世，享年83岁。
沈周的传世绘画作品有《溪山暮雪图》、《万松图》、《西园八咏册》、《洞庭秋霁图》、《风雨孤帆图》、《庐山高图》、《盘菊幽赏图》、《虎丘图》、《杏花图》、《慈鸟图》等。
名家回眸
文学家朱东润曾这样评价：沈周卓越的画技，开一代风气之先， 被传誉为“吴门画派”之家师，与文征明、唐寅、仇英共称“吴门四家”。他一生超然物外，自由洒脱，淡泊名利，专心于诗赋绘画的创作，为“文人画”的复兴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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