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红楼梦》问世后在国外的影响，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研究。这样说，并非危言耸听，我们只要翻开大大小小的《中国文学史》一类的著作，就很自然地会了解到这一点。因此，我认为有目的、有计划地搜集、整理、研究《红楼梦》在国外流传、翻译、研究的历史资料，不仅是编写红学史所需要的，也是编写中国文学史所不可缺少的。
一 《红楼梦》在国外的流传
《红楼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发展，而流传到世界各国的。有关这方面的直接记载材料虽很宝贵，但至今发现的不多，要做系统的研究和说明，是有一定困难的。据日本著名汉学家大庭脩和著名红学家伊藤漱平先生的报导，早在1793年（清高宗乾隆五十八年，日本宽政五年），就有中国南京王开泰寅贰号船载九部十八套《红楼梦》，从浙江乍浦港运往日本长崎。除这条记载外，长崎“村上文书”中，还有下列记载：1803年（清嘉庆八年，日本享和三年），有亥七号船载《绣像红楼梦》二部四套到日本。[1]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各种翻刻本的《红楼梦》也陆续流传到日本。今天，日本的国家大图书馆和私人藏书中，不仅有“程甲本”“程乙本”《红楼梦》，还可以看到东观阁本《红楼梦等》[2]。
随着早期刻本《红楼梦》流传到日本，日本的文人学者开始阅读这部中国的古典名著。日本田能村竹田的《屠赤琐琐录》和龙泽马琴尺牍等著作中有记载，清政府驻日文化参赞黄遵宪和日本友人笔谈《红楼梦》的内容也保留到他的《遗稿》里。[3]上述片断的记载说明，《红楼梦》流传到国外的时间虽然较早，但阅读范围仅限于当时的文化人，数量当不会太多。
《红楼梦》流传到欧美各国，以今天苏联亚洲人民研究院列宁格勒分院收藏的抄本《红楼梦》为最早。这部珍贵的早期脂评抄本，是1832年（清道光12年壬辰）俄国希腊东正教传教士帕维尔·库尔亮德采夫带回俄国的。[4]关于这个抄本的面貌和特点，苏联文学家里弗京等人作过介绍[5]。台湾潘重规先生曾将此抄本上独有的批语辑录发表[6]，这里不详加介绍了。在苏联，除藏有上述抄本《红楼梦》外，各大图书馆也藏有各种早期刻本《红楼梦》和《后红楼梦》一类续书、传奇脚本。[7]至于英法等国家的图书馆藏有的《红楼梦》版本，大都是“程甲本”或“程乙本”的翻印本。
据台湾《传记文学》杂志报导，胡适藏了几十年的甲戌本《石头记》现存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图书馆，而胡天猎藏的一部程刻本，几年前卖给了美国耶鲁大学。[8]甲戌本和胡天猎藏本，都是乾隆年间的抄本或印本，属于珍贵文物，应予特别保护。然而，台湾当局竟允许这些珍贵的文物流落异国，这是一件令人十分痛心和愤慨的事情。
至于近三十年来我国整理出版的《红楼梦》和影印的各种早期脂评本，世界各国大图书馆一般均有收藏。但是，《红楼梦》以原本（中文）流传到国外的无论如何之多，其读者群也仅仅局限于精通中文的少数汉学家。对于广大的外国讨教来说，由于文字上的障碍，还不可能直接阅读中文版的《红楼梦》。因而，说起《红楼梦》在国外的影响，主要还是各种外文译本起了传播的桥梁作用。
二 《红楼梦》的外文译本
《红楼梦》的外文译本有十几种语种之多，为我国古典小说外文译本之冠。一粟的《红楼梦书录》和我所编的《红楼梦叙录》两书的译本部分，虽然列入较多译本，但仍有不少遗落。特别是近两三年来出版的新译本，两书都只好付诸阙如。这里，根据最近搜集到的一些材料，分两个大问题介绍如下。
第一，关于《红楼梦》外文译本的概况。
（1）译本：这是《红楼梦》外文译本的早期形式，所译仅是原小说的个别片断或一二回。如，1830年，英国人约翰·弗郎赛斯·戴维斯摘译了《红楼梦》第二回里的两首《西江月词》，[9]这是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红楼梦》片断译文。又如，1868年，波拉译了《红楼梦》的前八回，发表在香港的《中国杂志》上。在日本，森槐南于1892年译出《红楼梦》第一回楔子。岛崎藤村也于同年摘译了《红楼梦》的第十二回，载于《女学生杂志》第321号。此外，如太宰卫门、大高岩、野崎骏平等人都有摘译文字公开发表。早期《红楼梦》摘译本除英文、日文外，还有德国丁某译的第二十一、二十二两回的片断，题为《红楼梦小说选》。载于福兰克府版的《中国学》1928年第四卷上。上述的几种英文摘译片断，多是英汉对照，目的是供在华的英国人学习中国官话的“课本”用。这种摘译是在译者对《红楼梦》缺乏深刻了解和认识的情况下进行的，译文质量一般说来是很差的。但是，从研究《红楼梦》一书在国外的流传和翻译的历史来看，这些片断的摘译，仍然有一定的资料价值，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2）节译本：目前所见到的时间最早的《红楼梦》节译本，是英国驻澳门副领事克拉夫特·裘里于1892—1893年出版的《中国小说红楼梦》。此书共五十六回，香港《中国邮报》出版了第一册，378页，澳门商务印刷厂出版了第二册，538页；首有译者1891年9月1日写的序言。又如，王际真的英译本，共三十九回，于1929年出版，这也是一个节译本。日文的节译本首推岸春风楼的《新译红楼梦》，共三十九回，1916年日本文教社出版。在欧美读者中影响大的节译本，是德国人库恩的德文译本，1932年莱比锡岛社出版，共788页。库恩节译本问世后，法国的葵尼、美国的麦克休姊妹、意大利的波维罗和黎却奥、荷兰的沃斯德曼、匈牙利的乔齐等人，都是据此本译成本国文字的《红楼梦》。[10]
最近见到的泰国文《红楼梦》，也是一个节译本，全书共四十回，一册，534页。泰文本是由泰国汉学家哇拉它·台吉高翻译的，曼谷建设出版社1980年3月（佛历2523年）出版。该书前有译者序和洛·拉维旺的长文《〈红楼梦〉的分析》，全面介绍了《红楼梦》的故事梗概，历史背景，哲学基础和作者对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观点。
（3）全译本：所谓“全译本”，又分八十回译本和一百二十回译本两种版本。八十回译本中以日本幸田露伴、平冈龙城合译并注释的《红楼梦》为最早，于1920—1922年（日本大正10年到11年），由国民文库刊行会刊行，共三卷。幸田、平冈译本本是以有正书局印行的戚蓼生序本《红楼梦》为底本，书后附有原文，首有凡例和幸田氏的《红楼梦题解》。书中附有木刻插图十二帧。此序本问世，一是开始了《红楼梦》全译本的新时期；二是首次使用脂评本为底本，说明译者是有一定眼光的。英国人大卫·霍克思的英译八十回《石头的故事》，是一部深受好评的外文译本。第一卷于1973年由英国企鹅书店出版，标题是“黄金时代”，共二十六回；第二卷标题“海棠社”，译至第五十三回；第三卷八十回完。八十回以后，将由译者的女婿闵福德担任翻译。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外文译本，以日本著名红学家松枝茂夫教授的译本为最早。松枝译本从1940年起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共十四册，卷首有译者“解说”，书末附译注、贾家世系表。1967年该译本又作为《世界文学全集》的一种，由东京讲谈社出版，共466页。1977年译者改译全书，由岩波书店出版，共十二册，“面貌焕然一新”。松枝本前八十回系据戚序本译出，后四十回是从程乙本译出。这是日文第一部百二十回《红楼梦》，在日本读者中颇有影响和好评。
60年代末，日本著名红学家伊藤漱平先生译出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由东京平凡社出版，共三卷（上、中、下）。此译本是日本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全集”的一种，据俞平伯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及附册后四十回译出。译本回末均有简注，并附有贾家主要人名表、“解说”“大观园图”“贾氏世系表”“荣国府府内想象图”、“恭王府平面图”和各种木刻绣像一百三十八幅。这个译本吸收了松枝本的长处，并因底本选择较好，所以是目前日文全译本中较好的一种。除松枝、伊藤译本外，日文全译本中，还有1980年出版的饭塚郎译本。
英文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以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本为代表，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前八十回于1978年出版，后四十回于1980年出版，精装三册，附有著名国画家戴敦邦的美丽插图。这个译本前八十回据庚辰本译出，后四十回据程甲本译出。关于这个新译本出版的意义和影响，海内外报刊都有评论，认为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为英文读者提供的最好译本，是翻译界、红学界的一件大事。著名红学家、担负该译本前八十回审校工作的是吴世昌先生曾这样说过：“我曾把前八十回的译稿对照《脂京本》（即庚辰本）逐字逐句审校过。我敢说，这是目前几个英译本中最完备最正确的译本。”[11]新的全译本的出版，其重要意义在于：首先，译本的底本选择较其他译本的底本要好，文字较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其次，译者不仅精通英文，译笔流畅贯通，而且他们对中国古典文学均有极好的素养，对《红楼梦》全书有深刻的理解，译文质量是很高的；第三，这是我国自己翻译、出版、对外发行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为《红楼梦》一书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出了自己的贡献，其功不在禹下。
法文全译本，是侨居法国的李治华先生和他的法籍夫人雅克琳·阿雷扎伊斯合译的。法译本前八十回脂评本，后四十回据程乙本译出，1981年法国盖理玛图书社出版，精装32开，共二册，3278页。新版法译本《红楼梦》卷首有译者自序，附有简略参考书目和一百九十九幅木刻绣像图；四百个小说中人名对照表，每卷末有注解，共一百三十页。
法译本，从翻译、修改、核审、看校样，一共花了二十七年的时间。它作为“七星文库”的名著丛书的一种，轰动了全世界。诚如法国米歇尔·布罗多和玛丽·霍尔兹芒的评价文章中所说：“全文译出中国五部古典名著中最华美、最动人的这一巨著，无疑是1981年法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在这之前，我们只见过一些部分的不完整的译本，而且注释少而多误。现在出版这部巨著的完整译本，从而填补了长达两个世纪令人痛心的空白。这样一来，人们就好像突然发现了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我们似乎发现，法国古典作家普鲁斯特、马里沃和司汤达，由于厌倦了各自苦心运笔，因而决定合力创作，完成了这样一部天才的鸿篇巨著”。“‘七星文库’使我们结束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对《红楼梦》愚昧无知的这种令人痛心的状态。”
另一位法国著名书评家克洛德·罗在《从东方来的巨著》一文中评论说：“中国有巴尔扎克全集及司汤达全集的译本，已有半个多世纪。被称为‘武器及法律之母’的法国，享有参加掠劫圆明园的名誉，两个世纪以来，却一直没有空暇去注意一本宇宙性的杰作，我们真该为属于这个国家而骄傲了。”从这段讽刺文字中，可以窥见法国读者，对《红楼梦》是如何地“相知恨晚”了。[12]
一百二十回全译本，还有朝鲜文、越南文、罗马尼亚文、匈牙利文、俄文等版本。[13]这些译本大多在50年代中后期，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的底本翻译的，译文尚好，对《红楼梦》一书在这些国家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关于《红楼梦》外文译本中的几个问题。
（1）曲解原著：早期译者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缺少起码的了解和认识。他们把《红楼梦》或认作闺房琐事，或看成痴情儿女的谈情说爱。有个别译者甚至连《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男是女都不清楚，竟把宝玉称为“女士”“忙碌的少女”。摘译和节译的结果是故事的躯壳和情节虽残存，但是小说原本的风格和神采已经尽失。
（2）译文不确：大多数外文译本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译文不确的问题。如“红楼梦”三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外国人难于理解，所以有人译成了在“红色”的房子里做“梦”。又如有的译本将黛玉译成“黑色的玉”，宝钗译成“宝德”，袭人译成“弥漫着的香气”，平儿译成“忍耐”，鸳鸯译成“忠实的鹅”，等等。至于《红楼梦》中许多细微的描写被译错的例子也是很多的。例如，《红楼梦》第二十一回里写湘云睡觉不老实，“一把青丝拖于枕畔，被只齐胸，一弯雪白的膀子掠于被外”一句，有的译本译为“被只齐肩”，使“雪白的膀子掠于被外”，这就无法理解了。又如，第四十回写到刘姥姥在吃饭时说笑话，结果引起一声哄堂大笑，“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身上”。薛姨妈的喷茶和探春把饭碗合在迎春身上，都是因为刘姥姥的笑话引起的，但有的译本译文则将探春的动作原因说是薛姨妈喷茶引起的，这就错了。此类例子甚多，这里就不再举例了。
（3）难译的诗词之类：《红楼梦》思想内容博大精深，没有长期的研究、体会，难于表达其意蕴，就是文备众体来说，也是翻译中的一大困难。原书中有大量诗词曲赋、偈语酒令、册词谜语，这是故事情节发展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多数译者感到最难翻译的是这一部分，有的译本虽然译本出了，但也是显得不中不外，非古非今，很不自然。所以，有的译本不得不做大量的删节。当然，这种删节既破坏了原作的神韵，也削弱了全书结局的悲剧气氛。
（4）以上三点是就《红楼梦》外文译本本身存在的问题说的。作为红学研究工作，还应该包括如何加强《红楼梦》的翻译和对各译本的评论和介绍。到目前为止，《红楼梦》外文本中还没有阿拉伯文译本，这对使用阿拉伯语的广大非洲读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现在的译本，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如何解决、提高？这对译本的评论工作是不可少的。这项工作还有待于翻译界、红学界的同志携手合作，共同努力！
三 国外《红楼梦》研究的状况
在当今世界各国，人们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了解和认识程度不一，至于对这门学问的研究，则更不平衡。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友好往来、文化交流已有悠久的历史。《红楼梦》传入日本时间为最早，其研究也先于他国，至今热情不衰。所以，日本可以称为外国红学研究的先驱者。欧洲各国，特别是英、法两国，红学研究开始也较早，但近几十年来研究队伍并没有扩大，发表的研究成果也极少，可以说是徘徊者。美国的红学研究起步也较晚，但近年来以华裔美籍学者为中心，形成一支研究队伍，发表的红学论著也较多，可以说是新崛起者。亚洲除了日本外，新加坡的红学研究虽有成绩，但过去我们很少注意到，没有给予应有的介绍，这是一个被忽略者。而非洲，直到目前既没有发现红学研究者，也没有见到有关红学的研究论著。所以，我们可以说非洲在外国红学研究中还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
从世界各国红学研究的历史发展看，19世纪中叶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一般是介绍《红楼梦》的故事梗概。郭实猎用英文写的《梦在红楼》[14]一文在其代表。又如俄国人凡西立也夫在《中国文学纲要》[15]一书中，介绍的也是《红楼梦》的主要故事情节。到了20世纪30年代，具有一定研究内容的红学论文开始发现了。如日本的大高岩在1930年写的《小说红楼梦与清朝文化》[16]《红楼梦的新研究》[17]等文章，是属于研究性质的。大高岩是日本红学研究的先驱，是“红迷”。他的研究专著《红楼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再评价的探讨和解说》，内容包括《历史的发展》《红楼梦的新观点》及余论《通过贾宝玉来看作者的新面貌》三大章，并附有《红楼梦表》。大高岩认为，曹雪芹具有近代思想。他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生活的曹雪芹，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注视着他亲身体验了的一切，用反儒教的、人类解放的精神写作了《红楼梦》。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值得予以大书特书的。在艳情小说泛滥的封建时代的中国，产生了这样一部倾注着美好感情和思想的小说，并在这样早的时候就闪烁出民主的、自由进步的思想，是实在令人惊异的！”[18]他认为，《红楼梦》以贾宝玉为中心，展现了被称为“金陵十二钗”的贵妇和侍女，出色地描绘出在封建社会腐朽的桎梏之下，那不能实现的爱情给他们带来的苦痛。他说：“一般说来，小说自然要求情节的生动，但生动的情节必须与中心人物直接联系在一起。可以说，只有当我们身临其境般地被书中的人物所感动的时候，小说才能与我们的心身息息相关。”“只有描写了一个时代的典型人物时，这本书才能具有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普遍性。”他在谈到《红楼梦》受到读者热烈欢迎的原因时指出：“这部小说中的中心人物林黛玉那独特的性格，以及全书所巧妙地安排和描写的她和贾宝玉那美好而高尚的爱情，那更是历来中国小说中所未有。”“作者虽说在写作手法上沿用了旧小说的形式，但它的内容却是现实主义的。它一方面流露出消极思想——世态无常的观念，另一方面又展现了积极的革命的思想。这些矛盾，如果考虑到作者生活的时代，那就不是没有缘由的了。”在日本的红学家中，大高岩对《红楼梦》的研究和评论是最全面、系统的，他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评价也是最具体、最深刻的。他说，“无论如何，正像曹雪芹在全书一开始时所说的那样，他是借梦幻来叙说真实。这正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恩格斯语）。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给予高度的评价。曹雪芹那双面对现实、严峻地注视着人生的眼睛，也就是凝视着明天的眼睛”。
与大高岩同时代的日本红学研究者中，还有猪俣庄八、桥川时雄、太田辰夫、吉田幸夫、大原信一等人。他们研究《红楼梦》，有的侧重在语言文法方面，有的侧重研究经济史方面，有的还从法制史角度进行研究。50年代后，日本红学研究者开始注意曹雪芹家世生平、《红楼梦》版本源流、脂砚斋评论、后四十回续书等问题的研究。如松枝茂夫、伊藤漱平、村松暎、饭郎、金子二郎、斋藤喜代子、塚本照和、野口宗亲、香坂顺一、宫田一郎、绪方一男等人，都是很有成就的一代红学研究者。年轻一代中，初露锋芒的是小山澄夫先生。从发表的著作看，太田辰夫的《红楼梦语汇词典》，宫田一郎、香坂顺一的《红楼梦语汇索引》，绪方一男的《红楼梦词语汇释》，伊藤漱平的《红楼梦研究日本语文献资料目录》和《日本红楼梦研究小史》等，都是很有价值的资料工具书。[19]伊藤漱平先生近年来致力于脂评和程高本的研究，取得相当的成就。他的《关于脂砚斋和脂砚斋评本札记》[20]《程伟元刊〈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小考》及《补说》《余说》[21]诸文，颇显其治红功力之深。此外，伊藤先生对所传《废艺斋集稿》等文物的真伪也进行了研究，撰有三万余字的论文，表示了存疑的看法。[22]
新加坡的红学研究者主要有皮述民、黄葆芳、南翔等人。他们以《南洋大学学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为阵地，发表研究《红楼梦》论文。皮述民先生对曹雪芹家世生平颇多研究，如《脂砚斋与红楼梦的关系》[23]《补论畸笏叟即曹頫说》[24]等文章，都是有独到见解的。黄葆芳先生是新加坡美协主席，对《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的园林建筑及《红楼梦》中的绘画艺术等方面研究较多，代表性论文是《大观园的布置》[25]一文。
欧洲的红学研究者中，英国的大卫·霍克思，50年代初留学于中国北京大学，对中国古典文学有一定研究，能用中文写旧体诗词。他原是英国牛津大学教授，后来为专心翻译《红楼梦》而辞去教学工作。除了翻译《红楼梦》前八十回外，他还写了一些研究文章，如用中文写的《西人管窥红楼梦》一文，刊登在《红楼梦学刊》[26]上。法国的红学研究者李治华和陈庆浩两位先生，李氏主要从事翻译，陈氏主要搞研究。陈庆浩先生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曾是该系《红楼梦》研究小组成员，负责编辑《红楼梦研究专刊》[27]。近年来，陈先生主要致力于新编石头记脂评辑校和脂评研究。他的《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28]一书，具有资料完备、校勘精细、附有注释等优点。他的法文版《脂评研究》[29]一书，对脂评内容、分类、年份、批者诸方面做了全面研究。在该书中，他对红学研究的发展历史做了概述和全面研究，颇有独到之见。
苏联的汉学家中，有些人写过研究《红楼梦》的文章，如李福亲介绍过列藏本《红楼梦》和苏联各大图书馆所藏《红楼梦》及有关图书情况。但是，近年来我们所见到的研究文章，主要是列宁格勒大学副教授庞英先生写的。他现在负责校勘列藏本《红楼梦》，对其中的重要回目作了考析。如《关于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部所藏〈红楼梦〉稿本》[30]《论〈红楼梦〉的作者和原本回数》[31]《长篇小说〈红楼梦〉与中国散文和戏剧传统的关系》等文章，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根据庞英先生报导，列藏本《红楼梦》校勘工作，现已完成了三分之二强，不久即可以完成全部校勘任务。
澳洲的红学研究者，有柳存仁和闵福德两人。柳氏是较早报导列藏本《红楼梦》情况的学者[32]，其后在香港《红楼梦研究专刊》上还发表过文章。闵福德是英国人，在澳洲大学攻读博士论文。他除继承大卫·霍克思的翻译《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工作外，还写了《论高鹗》的长篇论文[33]。闵福德基本上是肯定《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他以“弹琴”一段为例，说明高鹗不仅懂琴理，而且是有一定写作才华的。
美国的红学研究者，主要是美籍华裔，集中在威斯康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其中代表人物有周策纵、唐德刚、赵冈、余英时、王靖宇、翁开明、蒲安迪、马泰来等人。周策纵先生祖籍湖南，早年专攻政治，几年前开始研究《红楼梦》，曾发表过《论关于凤姐的“一从二令三人木”》[34]《论红楼梦研究的基本态度》[35]《〈红楼梦〉“凡例”补佚与释疑》[36]《红楼梦与西游补（记）》[37]等论文。
1980年6月在美国召开的威斯康辛大学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是周策纵先生倡议和主持的，他在开展《红楼梦》研究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赵冈先生是哈尔滨人，专攻经济学，现任教于威大经济系。赵先生从60年代步入红坛，发表的红学论著较多，代表著作有《红楼梦新探》[38]《红楼梦论集》[39]《漫说红楼梦》[40]等。他的研究范围主要是曹雪芹家世生平，版本考证两个方面，研究方法采用正宗的归纳法。余英时教授任教美国耶鲁大学，专攻中国社会思想史，著有《红楼梦的两个世界》[41]一书。余氏论红著作的特点是见解独到，分析入理，文风严谨，并有强烈的历史感，因而他的文章在国际红学研究者中颇得好评。普林斯顿大学的蒲安迪教授是美国籍华裔学者之外的著名红学研究者，蒲氏第一个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方法研究《红楼梦》，他的代表著作《红楼梦的寓意》一文，在西方红学者中颇受注意。
从上面介绍的各国红学研究者的研究课题及其代表论著看，可以归纳以下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1）就总体而言，各国的红学研究有进步，特别是近几年来有些国家的研究队伍有了扩大，发表或出版了一批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论著，这是主流。但是，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发展不平的问题，一些地区和国家在红学研究方面还是空白。许多外国学者对曹雪芹和《红楼梦》还缺乏较深刻、全国的了解和认识。所以国外研究《红楼梦》的深度、广度比起国内的研究水平还有相当的距离。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有研究指导思想和方法上的不同外，主要是他们不能更多地接触第一手资料。因而不少研究文章是从国内公平发表的研究文章、资料作为研究的基础。这种“先天不足”，很自然地影响到国外研究成果的“后天失调”。当然，就那些道地的外国学者来说，还有民族历史，民族心理、风俗习惯上的差异，这些，也影响了他们正确认识和阐发《红楼梦》的真正价值。
（2）国外的红学研究，重点在小说的结构、艺术成就的分析，这是他们的优点，也是缺点。他们对曹雪芹生活的时代，家世环境缺乏全面了解，必然对《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内容、表现方法，以及小说主题思想不能深刻理解。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它的艺术性和思想性是统一的，二者缺一都不会成为千古不朽的名著。所以，片面地研究《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其学术研究的水平也受到局限。
（3）从研究方法看，国外的红学研究多采用一些西方文学批评的方法，什么比较法、结构主义方法等等。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些红学文章多半是生硬地搬用这些方法，忽略了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故乡是中国。特别是《红楼梦》产生于二百年前的封建社会里，中国人自己研究中况且遇到不少困难，外国人碰到的问题自然会更多。因此，对于国外的新的研究方法，我们的态度一是不拒绝试用，二是要分析，万不可视外国一切皆好，盲目地照搬照用。
（4）从文风看，国外的红学论文比较清新流畅，引人阅读，少八股气和标语口号式的文字。但他们的文章也有轻飘，乃至华而不实，浸透着商业气味，而缺少朴素深厚的风格等缺点。对于国外红学研究中的优点，要学习，而缺点则要摈弃。
四 国外对《红楼梦》的评价
在中国，《红楼梦》被视为“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42]那么，在国外的读者、研究者的心目中，又是如何看待和评价这部古典小说呢？这里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些介绍。
（1）外文译本序跋中的评价。《红楼梦》外文译本卷首常附有译者或译者请人写的序言，这些序言中除了介绍译者生平、翻译经过和对译文水平加以评论外，还对曹雪芹和《红楼梦》予以高度评价。如德文本译者弗兰茨·库恩在他译本序言中说：“《红楼梦》的内容是迷人的，它的人物描写是生气勃勃的和充分个性化的，它的故事背景是令人难忘的。”1929年，英国东方文化研究者阿瑟·韦利在为王际真的英文本《红楼梦》撰写的序言中说：“《红楼梦》或许是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它不同于一般的历史小说，而是整个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它的内容富有叛逆性，是作者生活和经历的艺术再现。《红楼梦》是世界文学的财富，它的出现给世界文学增加了荣誉，它使世界文学创作者都受惠不浅。”1980年翻译出版的泰国文本《红楼梦》卷首有译者哇拉它·台吉高的前言，其中说道：“《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这部作品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珍珠。这部作品通过描写四大家族和塑造的四百五十多个人物形象，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里的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的不同风貌，从而揭示了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正在日趋衰败，并必然走向灭亡的历史总趋势。”
（2）外文论著及书评中的评价。英国人翟理斯博士在他的《中国文学史》一书中，评价《红楼梦》是“一部盖世无双之作”。日本著名红学家松枝茂夫教授在同杉浦对讲《红楼梦》时说：“毫无疑问，《红楼梦》堪称中华民族的大杰作。”他认为，《红楼梦》是反封建的，暴露了封建“社会是如何地腐败，读了之后非常明白”。松枝教授以日本的《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作了比较之后说，两者虽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他仍然喜欢《红楼梦》一书。松枝说，《红楼梦》开头的故事“是宋代以来的传统”，书中王熙凤这个人物写得最好。美国康乃尔大学中国古代小说和现代小说研究者翁开明（音译）博士，在他题为《观点·标准和结构：红楼梦与抒情小说》[43]一文中，以西方研究者的眼光和批评方法，从观点、标准，结构三个方面评价《红楼梦》的成就。他指出，“曹雪芹要比他以前的任何小说家更为高度自觉地创作这部小说。《红楼梦》的作者通过公开评论或者精选出来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自由地将自己的美学观点向读者灌输，特别是通过小说的代表人物，艺术家眼睛里面的英雄——宝玉”。翁开明认为，“中国在十八世纪中叶，《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史的转折点”。但是，《儒林外史》“是围绕着结构松散的许多小故事构成的——中国传统小说的一种极为流行的写作程式”。而“在《红楼梦》里刚好相反，作者的想象力转为内向，并且为了发现小说的意义，使个人的经历也客观化了。主观想象的客观化，通过隐语、详情、人物、事件和情景，编织成几个非常有意思的独幕剧或者说情节”。因此，他认为可以毫不怀疑地说：“《红楼梦》像一本传统的中国社会百科全书那样，正确而广泛地揭露了一个有权势的封建家族的兴衰。”
评介《红楼梦》的书评文章很多，这里仅择其要者介绍如下。1981年，当法文版《红楼梦》正式出版时，日内瓦《文学星期六报》高度评价这部伟大作品。评介中写道：“现实主义古典杰作《红楼梦》反映了中国十八世纪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摆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史书，同时它又无情地讥讽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所有黑暗面。人们看到，曹雪芹有力地描绘了这个压迫穷人、虚伪透顶的封建阶级的衰落史。”法国的《鸭鸣报》在评介法文版《红楼梦》时，盛赞曹雪芹的思想和才华，说“曹雪芹具有布鲁斯特的敏锐的目光，托尔斯泰的同情心，缪西尔的才智和幽默，有巴尔扎克的洞察和再现包括整个社会自下而上的各阶层的能力”。西方评论家们认为，曹雪芹可与莫里哀、大仲马、巴尔扎克、左拉、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塞万提斯等世界一流文豪相媲美，而毫不逊色。克洛德·罗在《从东方来的巨著》一文中评论道：“曹雪芹的小说结构形式有如一道天虹，围着一棵美丽的树。这棵美丽的树，便是年轻的宝玉和他的两个表姐妹——体弱温柔的黛玉和风情迷人的宝钗的主题故事。这个故事，既有非常贴切的笔调，同时，从小说角度来看，又十分哀婉动人。在十八世纪的时代，人们流了许多眼泪，而在我们的这一个时代，也是如此。人们为激情而受创伤，为爱情而死亡，在威尔第（意大利作曲家）和克利斯特（德国剧作家）的作品中，也是一样。但是，这些内心的冲动，即使是属于一种非常中国式的感伤，在作者笔下，却以毫不做作的方式表达出来。”又说：“如果我们需要指出，即使有许多不同，中国人和我们均属同类的人，那么《红楼梦》一书，便是最权威的一个明证，它将会感动西方人的心，就像1792年来，它感动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的心一样”。
（3）欧美各国大百科全书中的评价。据介绍，1936年版《苏联大百科全书》第32卷《中国文学》条目中，曾这样写道：“与《儒林外史》同一时期，出现了曹雪芹所作的《红楼梦》或称《石头记》。在这部对三代人的故事叙述中，出现了四百四十八个人物。展开了一幅贵族家族生活习惯的广阔画面；有丰富的口头语言和优美的文笔，对人物进行了十分精彩的心理刻画。整个小说充满着悲观主义，并以悲剧结尾，表明统治阶级经济和政治上的沦亡。这是一部描写垂死的封建贵族之家的史诗。这部小说是中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之一。”
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红楼梦》在表现手法上打破了中国小说的老传统，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杰出作品。
美国的《美利坚百科全书》，则把《红楼梦》作为世界学中无与伦比的伟大巨著加以评介。
法国，1970年出版的《法国通用百科全书》评介《红楼梦》时写道，“它既不是一部描写真人真事的小说，也不是一部神怪小说或自传小说。这是一部反映十八世纪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现实主义古典作品”。又说：“《红楼梦》是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反映了社会的贫富不均，提示了隐藏的表面繁荣背后的种种弊病，所以它是文坛上的一座丰碑。”[44]
上面所引述的三方面评价，可以说都是称赞《红楼梦》的。那么，是不是说国外的评论都是如此肯定和赞扬《红楼梦》呢？不是的。由于各国汉学家们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的认识程度不同，所以有许多评论也是很肤浅的，其中相当多的评介概括得不准确、不全面，有些提法是不恰当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如有的评论说，《红楼梦》是说教的书，是劝善惩恶的书；还有的评论说，《红楼梦》只是谈情说爱，其“基调是人生无常的佛教思想”，如此等等。这些评介，当然是脱离了《红楼梦》的实际的，我们是不同意这些荒唐可笑的评论的。但是，应当指出，国外对《红楼梦》评介的主流是肯定的；不准确乃至贬低《红楼梦》的价值，则是次要的，其影响也极其有限。
《红楼梦》所具有的无比魅力，不仅让中国读者获得一种崭新的艺术美的享受，为之叹服，为之倾倒，而且它可以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使各国的《红楼梦》读者进入另一个世界，扩大自己的眼光，提高自己的理解力，丰富自己的心灵，体验到东方美的韵味。正如马克·万·多伦所说，曹雪芹经历十年辛苦，以血泪铸成的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在中国以外的读者中，不会感到生疏和奇怪。因为它的人物传达了人类的心灵与思想，它的故事内容真实生动，不会由于时间地点的不同而改变其价值”。[45]
《红楼梦》不属于一个时代，它属于永恒！
1982年5月3日初稿
1982年7月15日补拙书舍
（原载《红楼大家丛书·胡文彬点评红楼梦》，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
注释：
[1]参见大庭脩：《关于江户时代中国船持渡书的研究》，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研究所1967年版，第206、577页；伊藤漱平：《红楼梦在日本的流行》，载《大安》1965年1、5月号，第6页下，46页。
[2]参见伊藤漱平：《红楼梦在日本的流行》。
[3]参见实藤惠秀：《大河内文书——明治日中文化人的交游》，东京平凡社1964年版；郑子瑜、实藤惠秀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研究会1968年5月版。
[4]参见缅希科夫、李福亲：《长篇小说〈红楼梦〉的无名抄本》，苏联《亚洲人民》1964年第5期。
[5]潘重规：《论列宁格勒抄本红楼梦的批语》，香港《中华月报》第700期，1974年1月号；《列宁格勒藏抄本红楼梦中的双行批语》，《红楼梦研究专刊》第12辑，1976年7月版。
[6]同①。
[7]汤安：《由威斯康辛红学会议谈到红楼梦珍本外流》，载台湾《传记文学》，参见上海《文学报》1981年9月3日。
[8]约翰·弗郎赛斯·戴维斯摘《西江月词》，载《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会刊》第2卷，1830版。
[9]胡文彬编：《红楼梦叙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版第63—67页。
[10]吴世昌：《宁荣两府“不过是个屠宰场而已”吗——论〈红楼梦〉英译本》“出版说明”一文自注，载《读书》1980年2期。
[11]参见米歇尔·布罗多、玛丽·霍尔兹芒：《中国一夕梦》，载法国《快报》周刊1981年12月31日；克洛德·罗：《从东方来的巨著》，转引自蓬草；《法国书评家谈〈红楼梦〉》，载香港《明报》月刊1982年3月号。
[12]胡文彬编：《红楼梦叙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版第63—67页。
[13]郭实猎：《梦在红楼》，载《中国文存》广州版，1842年5月号。
[14]凡西立也夫：《论红楼梦》，载《中国文学纲要》第159—160页，1880年圣彼得堡版。这是俄国最早介绍《红楼梦》的文字。
[15]载《满蒙》杂志1930年3月、6月号。
[16]同②。
[17]油印本，16开，一册，407页，1962年8月印。
[18]转引自程鹏译：《曹雪芹的近代思想》，载《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1期，以下同。
[19]胡文彬编：《红楼梦叙录》第398—405页。
[20]同上。
[21]同上。
[22]伊藤漱平：《论曹雪芹晚年的“佚著”——围绕〈废艺斋集稿〉等真伪问题的札记》，原载《加贺博士退官纪念中国文史哲学家论集》，1979年3月；译文载《红楼梦研究集刊》第7辑第323—351页。
[23]载《南洋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73年第7卷，1975年第8—9卷。
[24]同上。
[25]载新加坡《南洋商报》1971年1月1日。
[26]霍克思：《西人管窥红楼梦》，载《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1期，第111—128页。
[27]《红楼梦研究专刊》，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红楼梦研究小组编，大32开，每辑一册，1967年4月创刊。
[28]陈庆浩：《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大32开，一册，523页，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红楼梦研究小组、法国巴黎第七大学东亚教研外出版中心联合出版，1972年1月初版。
[29]陈庆浩：《脂评研究》，法文，一册，377页，1979年初版，1982年再版。
[30]载苏联《远东文学研究的理论问题》，科学出版社1977年第133—138页。
[31]载苏联《东方学》丛刊第8期，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32]柳存仁：《新发现苏联藏八十回手抄本〈红楼梦〉》，载香港《文林月刊》第3期，1973年3月。
[33]闵福德：《文学的再评价附录论高鹗》，一册，298页，共八章，澳洲国立大学哲学博士论文。
[34]载《红楼梦研究专刊》第5辑，1969年5月。
[35]载香港《明报月刊》第77期，1972年5月。
[36]载《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1期。
[37]载《红楼梦研究集刊》第5期，1980年11月。
[38]香港文艺书屋1970年7月初版，50开，二册，369页。
[39]台北志文出版社1975年8月版，大32开，一册，188页。
[40]台北经世书局1981年6月初版，一册，168页。
[41]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1月版，大32开，一册，280页。
[42]参见郑子瑜，实藤惠秀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
[43]载《中国叙事体文学》一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中文由顾希春译，以下同。
[44]载《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4期。
[45]马克·万·多伦：《红楼梦序言》，载王际真译《红楼梦》卷首，1958年纽约特韦恩出版公司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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