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北伐军正浩浩荡荡进军上海，孙传芳连连败退。七十岁生日过毕，康有为想把全家转移到安全处，以躲避北伐军的锋芒。3月18日，康有为搭船去了青岛。到达后，康有为住在先前买下的天游园别墅里。29日，康有为到青岛粤菜馆英记酒楼参加同乡宴，一杯橙汁下肚后，突觉腹痛难忍，当夜上吐下泄不止。医生诊断为食物中毒。30日，呕吐了一夜的康有为突然感觉精神矍铄，跟身边人说了很多话。晚上，康有为照例夜观天象，看了没多久，突然大呼：“完了，完了！”身体一下子变得虚弱不堪，连话也说不出来。31日凌晨二时，康有为忽然对身边的人说：“中国我无立锥之地了，但我是不能死在外国的。”似有交代后事之意，然后一直昏迷。凌晨五时许，康有为“七窍出血”，死在门生李微尘的怀里。一代风云人物就这样死去，就算是乱世波涛中泛起了小小的涟漪。
后来，康有为女儿康同璧认为父亲是“被人在食物中投毒而导致死亡”。康同璧的女儿罗仪凤也持同一看法，并且认定康有为是被国民党下毒害死的。不过这种说法一直没有证据。也有人认为，康有为是被日本人谋杀的，因为康有为始终不同意溥仪跟日本人走，并曾一度与溥仪一起跟日本人相对抗，导致日本人怀恨在心。
康有为去世后，门人弟子请求溥仪谥之“仁忠”，也可能溥仪一直自顾不暇，此事最终不了了之。又有人提议将康有为灵柩葬于清西陵光绪帝墓旁，让君臣相伴，同样也不了了之。十余天后，康有为的灵柩葬于青岛李村枣儿山（有人误作“象耳山”）。这是康有为生前从南方请了风水先生冒雨勘察了三天才选定的墓地。
在北京的梁启超闻知噩耗后，失声痛哭，于4月17日召集康门弟子在宣武城南畿辅先哲祠举行公祭。弟子们涕泪双流，宣读了感人肺腑的祭词。给予了康有为极高评价，称他为中国改革的伟大先驱，是较早看清中国面临历史抉择的人——或者走向现代化和进步之路，或者绝望地走向衰朽和崩溃，“后有作新中国史者，终不得不以戊戌为第一章”。梁启超的话，后来成为了现实。
康有为死去没多久，同为“帝师”的王国维也自杀而亡——1927年6月2日，端午节前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时任清华研究院教授的王国维乘坐一辆黄包车来到颐和园。进了大门后，王国维先是散了会步，然后靠在鱼藻轩边独自抽烟，吸了大半支后，他将烟头丢在地下，跳入湖中。颐和园的园丁听到几丈外一声水响，发现有人跳水后，立即跳入湖中去营救。湖水很浅，只有齐腰深，王国维是头朝下入湖中的，头部已没入淤泥。园丁将老者搬上岸后，黝黑的淤泥堵塞了王国维的口鼻，虽然前后只有两分钟时间，王国维竟已窒息而逝。也许，王国维是下决心要去死了。五十一岁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就静静地躺在鱼藻轩边的泥地上，口鼻塞满淤泥，身上一片泥迹。人们在他的衣袋里发现一份简单的遗书，开头十六个字似乎说明死因：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王国维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这个处于新旧交替、东西方碰撞年代里的读书人，从一开始，就像一个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异类，他的目光不局限于华夏，而是穿越到世界文化的海洋中。王国维早年喜欢哲学、美学，继而词曲，精通英文、德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当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还没有听说过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名字时，王国维已经对上述方家及叔本华、尼采等，有深入的研究和深刻的洞见。并且，王国维很快将东西方哲学观念融合起来，成为用西方理论对中国文化思潮进行批评的第一人。辛亥革命之后，王国维随亦师亦友的罗振玉避居日本，专治经史、古文字学、考古学，又在历代古器物、甲骨钟鼎、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以及殷周秦汉古史的考察领域取得惊人成就。学问精进的同时，王国维的精神世界也变得虚无缥缈。在现实世界里，王国维笨拙不安，只有进入精神的世界，他才如鸟儿一样自由自在。在这个大儒的眼中，人生以及社会最根本的就是学问，至于政治，按道理是从属于学问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王国维与这个时代的关系，不是呼吸和享受，是属于甲古文，属于破旧的纸书飘曳的一脉灵魂。
在此之后，王国维一直跟随溥仪，作为“南书房行走”，伴逊位的弟子读古书，鉴定宫中文物。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生活很快被中止，剑拔弩张的政治像扑面而来的漩涡将他卷了进去——冯玉祥逼宫溥仪去了天津后，王国维一直在家着书度日。经胡适力劝，吴宓大拜如仪大礼的请求，又在征得逊帝的同意下，王国维举家搬入清华园，就任国学研究院教授一职，享受每月四百大洋的优渥待遇，教授经学、小学、上古史，每周三个课时，其余时间潜心于自己的研究，日子过得平静而悠长。与北京大学的辜鸿铭一样，身材瘦小的王国维一直在脑后留有那根纤细花白的发辫，这客观上是标记，主观上是习惯，没有它王国维会觉得很别扭。辫子就如同身上长的瘊子一样，已经与身心合而为一了。
清华研究院执教的两年中，王国维每年春节都要去天津觐见逊位的“皇上”。对于政坛和社会越来越复杂混乱的趋势，这个“老实得像火腿一样”的读书人变得越来越忧郁，他担心已变得残缺不全的秩序又要灭亡，动荡不安的社会当中，人的尊严会轻如鸿毛。名震遐迩的两湖大儒叶德辉、王葆心被砍头的消息传来后，王国维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惶恐，他担心如果现时局势还允许他苟延残喘的话，那么，将要来临的那个世界，对自己将更不容。既然如此，唯有自我了断方能保持尊严。王国维常跟吴宓、陈寅恪等人商议应变之策，有时独自一人在静夜中忧郁地流泪。
王国维的死，让山雨欲来的京城凭添了几多惶恐，也凭添几多困惑——如果说王国维是以死祭奠逝去朝代的话，这样的仪式，似乎姗姗来迟；如果说王国维是以死悼念文化没落的话，这样的死，悄无声息又无确指；如果说王国维是以死抗争将要来临的世界的话，这样的死，连起码的警醒标志也没有……也许，这一切都是因为王国维死前没想太多吧，一个人，在一心向死的心境下，哪里会依恋将要离开的世界呢？也不会在意走的姿态，只是唯恐走之不迅。他的死，似乎含有某种执着、某种理性，又似乎怀有某种恐惧、某种迷茫。如果说王国维的生，是“向死而生”的话；那么，他的死，则是追寻那一抹游离的气味而去。如果不是天随人愿，这泓浅水哪里能淹得死人呢！
王国维的死，在给中国留下一连串谜团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个不祥的预兆，很多知识界人士，在惊闻王国维忧怨地离去之后，不可避免有种“兔死狐悲”的忧伤。陈寅恪在给王国维写的碑文中，充满着悲悯和凄凉：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着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同样感到灰凉的，还有梁启超。1927年的新年刚刚到来，病中的梁启超陷入忧心栖惶的境地。对于越来越乱的棋局，明察秋毫的梁启超当然看得很清楚，对于北方军阀、国民党以及共产党，梁启超都不看好，只是不知道中国向何处去。1月2日，梁启超给孩子们的信中这样写道：“时局变迁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但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的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十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得中产阶级不能生存，（我想他们到了北京时，我除了为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还可以勉强住下去，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和我们捣乱。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如何以善其后也。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党人宣战，待彼辈统一后，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拼耳。”在写给三子梁思忠的信中，梁启超说：“现在所谓北伐，已完全停顿，参加他们的军队，不外是参加他们火拼……自从党军发展之后，素质一天坏一天……这样不分皂白切葱一般杀人，死了真报不出账来。”
从另外一封给女儿的信中，可看出晚年的梁启超对于当时政治的极度失望：“近来的国民党本是共产党跑去借尸还魂的。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了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土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来了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孙文病倒在北京时，一切行动都在鲍罗廷和汪精卫监视之下，凡见一客都先要得到鲍罗廷的许可，每天早半天鲍或鲍妻在病榻前总要两三点钟之久，鲍出后孙便长叹一声，天天如是，此是近来国民党人才说出来的，千真万真。）自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以来，只有共产党的活动，哪里有国民党的活动。即专以这回北伐而论，从广东出发到上海占领，哪一役不是靠俄国人指挥而成功者。（说来真可耻，简直是俄人来替我们革命。）党中口号皆由第三国际指定，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阶级等等，哪一句不是由莫斯科喊出来。除了这些之外，国民党还有什么目标来指导民众。”
梁启超一贯主张“政治革命”，坚决反对和排斥“社会革命”。梁启超希望中国能够走一条“社会改良”的道路，其中关键，是一个“中等社会”的存在。在梁氏看来，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强盛，靠的是富人而非贫民，在经济发展方面尤其如此。梁氏为自己的“富人”概念作了一个定义：排除了那些“剥削兼并他人之所有以为己肥，乃窖之而藏之”的剥削者之后，所余存的“中等社会”，颇类似于今天所谓的“中产阶级”。梁氏主张先在中国造就一个“中等社会”，再由这部分人去发动社会改良。以如此这般思想去理解梁启超，就不难理解梁氏为什么在目睹“中等社会”遭遇大破坏之后，对“大革命”的强烈抵制态度了。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即使是文化巨擘梁启超，也无法以自己的力量，让汹涌的社会冷静下来。他冷静而理智的言语，更像是独居偏寓的呢喃自语。大革命以山崩地裂的海啸之势，排挞向这个古老的国家袭来，惊涛拍岸山呼海啸之中，哪里有平心静气的空间和可能呢？一切都是无可奈何花落去。
王国维的死，更让梁启超“兔死狐悲”——病中的梁启超为王国维的丧事奔走，自己也在体验着死亡的气息。在给女儿的信中，梁启超说：“我一个月来旧病复发得颇厉害，约莫四十余天没有停止。原因在学校批阅成绩大劳，王静安事变又未免大受刺激。”在梁启超看来，这个国家“业障”太深，在行进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过渡时间太长，混乱时间太长。晚年对佛学越来越感兴趣的梁启超将佛学词汇引用到这个时代，将这个世纪之交的时代形容为“过渡时代”；而活跃于当时政坛、文坛上的诸多人物也是“过渡人物”。这样的命名，带着三分清醒，七分无奈——其实，谁又不是过渡呢？对于社会，对于文化，对于人，都是如此。尤其是现时的中国，现时的时代，现时的人物，一切都是过渡，都是漂泊。只是需要多长时间，需要耗费多大的痛苦代价，才能摆过渡去呢？
梁启超此时所做的，是带着一种破碎的心情，全力写作《辛稼轩先生年谱》。写辛稼轩，是由于同处破碎的年代和岁月，感同身受更觉共鸣。梁启超写到辛弃疾六十一岁，是年朱熹去世，辛弃疾前往吊唁，于不胜悲痛中作文略寄哀思。梁启超在“考证”一栏中写道：“全文已佚，惟本传录存四句云：‘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为公死，凛凛犹生。’”
在写完最后一个“生”字后，梁启超的手变得软弱无力。此时的笔，沉如铁木，如那个时代一样，已变得无法掌握。他们都知道，一切都已远去了，虽然那并不是一个美好的时代，但那是属于他们的，而眼前的和将要来临的时代，是那样的捉摸不定，分明已不属于他们了。自己身处的，是社会和文化的渡船，环顾左右，时光苍茫，如雾霭般笼罩，如星辰般遥远，如大漠般苍凉——喧哗与骚动中，唯一真实的，只是孤星血泪。——几个月后，梁启越怀着对新时代的困惑，离开了这个世界。
王国维之死，似乎具有某种屈原的意义；而梁启超的质问，又具有司马迁般的悲苦和孤愤。那个属于他们的时代，就在这样的伤心、疑惑、长叹和落寞之中远去了；接下来面对的，是一个焕发着生机的新时代，还是过去悲苦和绝望的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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