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2日，蒋介石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发布通电，申明务于最短时间内完成北伐。5月，步步进逼的国民党军队已进入山东滕县境内，张宗昌退至山东邹县。5月3日，日本军队在济南奸淫掳掠，屠杀中国军民万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三”惨案。9日，孙传芳从天津致电北京政府内阁总理潘复说：“南北于争，济南事变，日人侮我太甚，本人受良心之督责，不愿再事内争……兹已到今津，前线军事，不能负责。”30日夜，张作霖召开军政府最高紧急会议，接纳潘复、孙传芳等人的劝告，以大元帅名义下退却令。6月1日，张作霖下令将“安国军大元帅”印旗、国务院印信及外交部重要档案全部运往奉天。2日，张作霖通电宣告退出北京，政务交国务院摄政，军务归军团长负责，以后政治问题，听从国民裁决。同日，潘复宣布辞职，院中事务交许宝蘅暂时负责。为了避免“南京事件”再次发生，各国使馆与交战双方多次交涉，参与讨论的将领们终于同意：张作霖撤离北京后，需要在北京城内留下五千军纪最严整的兵士维持秩序，直至胜利一方前来接管。各方妥协的条件还包括，蒋介石的军队不得进入北京城，京城改由山西来的阎锡山部队控制。进京的晋军都是挑选出来的，一部分是最年轻的新兵，另一部分是素质最高的。他们被特别要求不得骚扰外国人。根据协议，晋军将于指定时间从南门进入北京。北洋军则于同一时间从北门撤出。他们将获得礼遇，允许保留武器登上火车，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离京前往关外。
6月3日凌晨一点，北京前门火车站皎洁的月光下，张作霖登上火车离开。下午四时，火车到达山海关。侍卫送上了精致的食物，这是张作霖最后的晚餐。据厨师朴丰田回忆，晚餐的菜单为：肉丝烧茄子、炖豆角、榨菜炒肉、干煎黄花鱼、菠菜烹虾段、辣子鸡丁、小白菜汤。同一天，前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因为脑溢血在天津逝世。这个“辛亥革命”的符号之一，与他所经历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一道寿终正寝。像巧合，也是必然。在一阵紧一阵的北伐枪炮声中，黎元洪的遗体被安放在黑漆楠木棺材里，身着的寿衣不是传统的长袍马褂，也不是一袭中华民国元帅服，而是一身大总统礼服，胸前还佩戴金质徽章——看得出来，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是黎元洪一生的荣耀和情结，也是他晚年的梦魇和不舍。此时，这个不舍的梦魇终于宣告结束了。
6月4日清晨，乘火车回沈阳的中华民国海陆空大元帅张作霖在皇姑屯遭到炸弹袭击。一分钟之前，坐在车厢里的张作霖感到微凉。随从问：“天有点冷，要不要加件衣服？”张作霖看了看表，已五点多了，便答道：“算了，马上要到了！”话音未落，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把他们吞没。当天上午，张作霖在紧急送往大帅府后死亡，年仅五十四岁。张作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叫小六子快回奉天！”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最后一届总理潘复万幸逃过了劫难——潘复在北京登车后临时改变主意，车到天津，他随张作霖的首席顾问町野武马下了车。潘复并不是有先见之明，而是考虑到自己既不是东北人，也非奉系嫡系，不想在关外过寄人篱下的生活。
6月4日恰巧是张学良生日，这一年，年轻气盛的少帅正满二十七岁。在北京的张学良听到父亲死讯后，惊如晴天霹雳。冷静之后，张学良要求奉天方面秘而不发张作霖死讯，安排三、四方面军团立即从北京撤退至滦县。一直到17日，张学良才剃了个光头，身着士兵服装，化装成普通士兵挤坐在闷罐车中回到了沈阳。快到皇姑屯时，张学良打开车窗，把身子探出窗外，努力辨认那地方的每一丝痕迹。到达奉天之后，张学良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张作霖的名义草拟了一份手令，全权委托张学良代表一切职务。张学良模仿父亲的笔迹签了名。20日，张学良宣布张作霖的死讯，发布张作霖手谕，正式就职。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以为，张作霖的死与日本人有关，推测日本人的动机是惩罚张作霖擅自撤兵，不肯抵抗北伐军。曾任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作为战犯的河本大作甚至在狱中写有《我炸死了张作霖》一文。不过二十一世纪俄罗斯历史学家普罗霍罗夫在根据苏联解密历史档案资料所撰写的《张作霖元帅之死档案》一文中称，张作霖之死与日本无关，是苏军情报局所为，具体执行人为苏联间谍萨尔嫩、埃廷贡、维纳罗夫等。张作霖之死于是有了更符合逻辑与情理的新说。
6月8日，国民革命军未费一枪一炮整队进入北京，北京安然换防。13日，国民政府通知中国驻外使馆改挂青天白日新国旗。20日，直隶省改称河北省，北京改为北平。7月1日，张学良通电南京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等军事巨头，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决不妨碍统一，并派遣官员前往北京，与蒋介石代表商谈东北易帜问题。至此，中国军阀之间相互攻击十多年的局面结束，自袁世凯起北京作为中华民国政府首都的局面也宣告结束。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新桃旧符，这一年，在内务部领导下的北京警察仍保持着很好的专业水准，1928年的北京还被描述为“世界上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7月4日，蒋介石住进北京香山碧云舍。在碧云舍，蒋介石操办了由各集团军总司令、总指挥参加的祭奠中山之灵大典。蒋介石主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襄祭。孙中山的灵柩前，蒋介石与他的同僚们脱帽伫立。蒋介石还抑制不住悲伤，情不自禁地抽泣起来。在此之后，一身中山装的蒋介石，携同年轻美丽的宋美龄，在全副武装的国民军卫队的护卫下，踏着灿烂的阳光进入了紫禁城。这是蒋介石第一次来故宫，满清早已不再，故宫杂草丛生，蒋介石一边聆听着陪同学者的讲解，一边骄傲地展示着胜利者的微笑。当天晚上，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中记下了白天的见闻，感叹这座豪华无双的宫殿的精巧无比，感叹宫殿在尘烟弥漫中的安谧，也感叹明清五百年历史的如烟消散。
国民党人进入古老的北京城后，很快收到美国方面的“大礼”——美国公使马慕瑞与南京财政部长宋子文签订新的关税协议，承认中国完全关税自治。其他国家也迅速效仿，给予统一的中国以优惠待遇。国民政府还与列强签订一项协议，外国政府只能向南京方面出售武器弹药，若直接向地方军阀出售武器，必须有南京的批准。各国支持中央国民政府的这一措施，地方势力受到了严厉打击。在强大的压力下，中央政府的将军及各地的军阀都开始信奉“三民主义”，貌似成为积极的追随者。不过从实质上，这些地方军人只是听命而已，真正目的是求得南京方面放过他们，好继续控制自家的军队和地盘，征饷抽税如旧。对于只顾一己之私利的军阀们来说，效忠南京的前提，是让自以为拥有中央集权的新政府对他们听之任之，至于口头承诺和表面忠诚，不过是玩熟了的游戏而已。
尽管风云变幻，北京这个千年古城仍像埃德加·斯诺所形容的那样，像一个“老夫人”一样温良恭让。政治仍是皇城根里百姓不变的话题，在一如既往庞大、沉闷、压抑、神秘、霉腐的帝都里，人们仍安之若素地聊着政治话题，就像聊着前些天所看的一幕情景剧，或者在八大胡同偷窥看到的画面一样。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胡同口的某一棵槐树下，有的提着鸟笼，有的肩头站着威武的鹰隼，拖着油滑的京腔，不屑或崇敬地议论多年之前，哪朝皇上娶了某个妃子的轶事；或者某个忠臣，某个奸臣的伤心与苦恼；某个太监的趣闻与奸情。在他们眼中，已经逝去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与过去的朝廷并没有区别，将要来临的国民革命政府，也与逝去的中华民国没有区别。一切都只是换了个“皇帝”而已。有时候他们的议论还真算真知灼见。这个红墙黄瓦映照下的古城，就这样沉浸在一派浮华、温馨、自得外加迷迷糊糊的勃起与阳萎的大梦之中。
这一年的7月3日至11日，清皇陵遭到国民政府孙殿英部的洗劫。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名，封锁了马兰峪东陵，以火药炸开了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陵墓巨大而坚固的墓门，敲开棺椁。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皇帝之一，被誉为“十全老人”的乾隆，以及近代史上最有权力的女人慈禧被抛尸荒野。孙殿英亲自进墓点视宝物，装了四五十箱回到军营。此后，这批宝物中的很大一部分流散到世界各地。虽然新国民政府一再声言严厉查办，不过最后仍是不了了之。传说国民政府的重要成员蒋介石、宋子文等分别接受了孙殿英的贿赂。孙殿英在解释自己的行为时言之凿凿：“满清杀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孙中山有同盟会、国民党，革了满清的命；冯焕章（冯玉祥）用枪杆子去逼宫，把末代皇帝溥仪及其皇族赶出了皇宫。我孙殿英枪杆子没得几条，只有革死人的命。不管他人说什么盗墓不盗墓，我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大汉同胞！”孙殿英是试图以革命的名义来论证自己的所作所为。在那个时代，凡事一套上“革命”二字，便变得理直气壮堂而皇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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