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条人迹罕至的乡间小路过去，在开满蒲公英和雏菊的半山腰上，有一栋两层楼的白色外墙的小农舍。这儿位于我家乡卡兹凯尔斯的那个村庄以北二十英里。我选择了沙利文县[288]而没选择科德角，克莱尔觉得也挺好的——她似乎并不像一年前那样在意我们与玛莎葡萄园岛和奥利维亚离得很近。而对我来说，从天窗望出去，能看到这些不太陡峭的青山，还能看到远处郁郁葱葱的山脉，能让我想起小时候卧室外的景色——和我在“裙房”顶楼的房间里看到的风景一模一样。这些景色也更能让我感觉到自己和她在一起：我终于带着自己真实的情感在生活，真的“到家”了。
这真是个美好的夏天！我们按计划每天早上游泳、下午远足，身体越来越好。同时，我们像隔壁农场主养的猪一样越来越肥。每天早上刚起床时是何等享受啊！我搂着她丰腴、结实的身体，走进用白涂料粉刷过的日光房时，多么舒服啊！哦，我太喜欢她做爱时的样子了！她是实实在在的！还有我手中她那对沉甸甸的乳房！哦！和醒来时只能抓着枕头的日子相比，真是太不一样了！
之后——还没到十一点吗？真的吗？我们吃了肉桂吐司，泡了个澡。我们在小镇上逗留了一会儿，买了晚餐要吃的菜，后来还念念不忘阅读报纸的头版。才十点十五分吗？接着，我坐在门前走廊的摇椅上看她在院子里忙碌。我早晨坐在那儿写东西。摇椅旁放着两本用螺旋线装订的笔记本，其中一本被我用来写卡夫卡那本书的写作计划。我在布鲁日做过讲座后，将把它取名为《饥饿艺术》。而我对另一本笔记有更大的热情——它可以让我取得更大的成就。我在这本笔记本上接着写我课上要讲的主要内容。在布拉格旅馆的餐厅里，我已经写了个开头，关于我人生中最神秘、最疯狂的故事，关于我那些邪恶的、失控的、兴奋的过去……或者（用一个包含足够信息的标题来说），“在卡兹凯尔斯山区，大卫·凯普什在装着纱窗的走廊里，坐在摇椅上满意地欣赏着这一切；而一个来自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滴酒不沾的二十五岁的小学六年级教师穿着汤姆·索亚[289]常穿的那种工装裤，在她的花园里慢慢地往前移动；她从线圈上剪下一段绿色的螺旋封装线，把头发扎在脑后；她常常用线圈把歪倒的秋海棠系到木桩上；她精致、天真的门诺派[290]教徒的脸像浣熊一样小巧、机灵，还沾上了泥巴，就好像在女童子军大会上为印第安之夜做准备——他的幸福全都在她的双手之中。”
“你干吗不出来帮忙除除草呢？”她大喊——“托尔斯泰就会这样做的。”“他是个一流的小说家，”我说，“他们必须做做这种事来增加经验。但我不是。我只要看着你跪着往前移动就行了。”“那你喜欢怎样就怎样吧，”她说。
啊，克拉丽莎，我要告诉你，我什么都喜欢：我们游泳的池塘，我们的苹果园，雷雨，烤肉，音乐，在床上聊天，喝你用奶奶的配方做的冰茶，讨论早上该走哪条路，傍晚该走哪条路，看着你低头削桃子、剥玉米……哦，其实又没什么是我喜欢的。好一个“没什么”啊！可这种“没什么”会让民族之间发生战争；世界如果缺少这种“没什么”，人们会变得毫无生气，最后会死去。
以前的星期天，我们会一起在床上缠绵到下午三点。当然，现在我们不再那样充满激情——“通往疯狂的享乐之路，”克莱尔曾经这样形容我们的贪婪。最终，我们两个双腿如长途跋涉的旅人那般无力，站起来，更换被单和枕套，抱在一起洗澡，然后趁冬天的太阳还没下山，出门呼吸呼吸新鲜空气。那样的日子一旦开始，我们本该带着丝毫不减的热情做爱，本该持续近一年——我们两个勤勉、负责的理想主义教师本该像无声的海洋生物一样粘住对方，高潮时还会用食肉的钳夹撕扯对方的肌肉。我从不敢想象自己竟然会做出这种事。在我的欲望“殿下”那面破破烂烂的红旗的号召下，我已经竭尽全力了——我冒了那么大的险，失去了这么多。
我们的感情正渐趋平稳。狂热的激情逐渐变为缠绵与缱绻——我选择这样描述在这个幸福的夏天里我们感情发生的变化。我能换一种方式描述吗？——我是不是可以认为我并没停留在那个甜蜜温馨的高原上，而是走上了一个陡坡，在坡上慢慢减速，但距离最终要跌入的那个冰冷、寂寞的深渊还远得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呢？可以肯定的是，那份狂野已经不复存在；那种既粗野又温柔的感觉一起消失了。可以从我们身上的淤青红肿中看出来的百依百顺，还有高潮时我们嘴里喘出的粗话里的放荡，全都消失了。我们不再抵挡不住诱惑，也不再那样失控，丧心病狂地在对方身上到处乱摸、乱捏、乱抓，做出与我们的身份格格不入的事。的确，我那点兽性已经消失了，她那丝放荡也不见了。我们俩再也不是贪婪的疯子，再也不是堕落的孩子，再也不是强硬的反抗者，再也不是无助的受困者。我们曾经像刀刃和钳子一样的牙齿，像小猫小狗那样咬得人疼痛不已的牙齿，现在不过就是牙齿，舌头就是舌头，四肢就是四肢。就应该是这样，我们都知道。
举个例子，我不再会吵架、生气，也不再会渴望什么或对什么失望。我不会把正在消退的东西当作神一样去崇拜——我不崇拜我的愿望，我曾想得到那个碗，我把头伸进去，把无法一口气喝下的最后一口糖浆吸进肚子……我也不会崇拜那一阵阵抽动带来的强烈、有力、迅速、持久的快感。如果我不呻吟，我身体里就什么都没有了，完全麻木了。在那种毫无知觉的狂热状态下，她还会继续，直到抽走我体内所有的元气。我不会崇拜她半裸时的绝妙画面。不会，我不再幻想有机会重排我们曾经差点上演的好戏，那场只有我们四个鬼鬼祟祟的家伙的非法地下电影，两个人气喘吁吁地表演着，而另外两个则气喘吁吁地观看着——谁也不会考虑那儿是否干净卫生、环境是否合适、时间是白天还是晚上——这些幻想都太荒唐了。告诉你，我已经脱胎换骨了——也就是说，我不再是个嫩小子了。我知道什么时候我会走到生命的尽头：现在，只要摸一下柔软的长发就够了，只要每天早上醒来时互相拥抱着，彼此深爱着，并肩躺在床上就够了。是的，有这些我就已经很满足了。足够了。我再不渴求更多。
我跪在谁的面前去说出我的这些想法呢？谁来决定我该与克莱尔保持多少距离呢？尊敬的选修《文学341》课程的同学们，你们可能和我想的一样，这个人会是，应该是，也必须是，我自己。
八月的天气舒适宜人。一天下午，我边回忆过去五十多天的幸福时光，边庆幸这样的日子还能持续二十多天。我心中别提有多幸福了，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运的人。可就在这时，我得知前妻要来看我。后来几天，我习惯性地一直想着这件事。只要听到电话响了，或是看到有汽车出现在家门前陡峭的车道上，我就以为是海伦回来了。每天早上，我都想着可能会收到一封信，要么是她寄来的，要么是别人寄来的关于她的信，说她又逃到香港，或已经丧命。每当我半夜惊醒，想起过去和现在的生活——这至今仍时常发生，太频繁了——我便紧紧依偎着熟睡的伴侣，好像她比我大十岁，甚至二三十岁似的，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我躺在果园旁的帆布长椅上，腿露在阳光下，头躲在树阴里，这时我听见屋里的电话响了。克莱尔在屋里，准备去游泳。我还没想好是和她一起去池塘游泳，还是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做自己的事——那些日子里我都在这种犹豫不决中度过——然后为万寿菊浇水、开一瓶葡萄酒。午饭后我一直坐在外面。四周除了大黄蜂和蝴蝶，就我一个人。克莱尔的那条老拉布拉多犬戴若不时凑过来——我边读科莱特[291]的作品，边为我要教的那门课做笔记，我们家的人都知道那门课叫做《欲望341》。我匆匆翻阅了她写的一堆书。我一边看一边想：在美国有没有哪个小说家在相互妥协上的见解与科莱特有一点点相似；有没有哪个作家，无论男的还是女的，像她那样能被气味、温度和颜色深深地撩拨；有没有哪个作家像她那样对肉体的欲望了解得这么清楚，对世界上的肉欲如此敏感，对异性间爱慕的情愫了如指掌，但同时除了倾心于自身如何体面地生存以外并不对任何东西狂热。科莱特似乎天生就容易被身体的欲望所左右，被欲望可能带来的快乐所左右——“被轻描淡写地称为肉体上的快乐”[292]——但她的本性中丝毫没有清教徒的道德观、谋杀的冲动、狂妄自大、邪恶的野心，没有因为等级或社会不满而产生的均贫富的思想。有人认为她极端自我，一点也不考虑别人的需要和感受，认为她既追求肉欲，又是最讲究实用性的，认为她能在纵情享乐和反省自身这二者之间找到平衡。
我黄色便签本的最上面的那一张有几点污渍，横七竖八地写着讲稿提纲的开头——纸两边的空白处写着一长串现代小说家的名字，有欧洲的，也有美国的，科莱特的中产阶级异教信仰在我看来依然很特别。这时，克莱尔穿着泳衣从厨房纱门里走出来，胳膊上搭着一件白毛巾长袍。
她手里拿着穆西尔[293]的《学生特尔莱斯的困惑》[294]，头一天晚上我在读那本书的时候在上面做过记号。她对我即将在课上教授的这些小说很好奇，我别提多高兴了！她的双乳有部分露在比基尼的外面，我抬头看着，这真是今天让我心满意足的又一件事。
“你说，”我抓着她靠近我的那条小腿，“为什么美国没有科莱特这样的作家呢？厄普代克与她最像吧？亨利·米勒[295]肯定不是。霍桑[296]也不是。”
“你的电话，”她说。“海伦·凯普什打来的。”
“天哪。”我看了看表，想通过这个动作让自己摆脱尴尬。“现在加利福尼亚几点了？她想干吗？她怎么找到我的呢？”
“是市内电话。”
“是吗？”
“是，是的。”
我躺在椅子上，没动。“她说自己是海伦·凯普什吗？”
“是的。”
“我还以为她已经把姓改回去了。”
克莱尔耸了耸肩。
“你跟她说我在家吗？”
“要我跟她说你不在吗？”
“她想干吗？”
“这只能问她了，”克莱尔说。“也许你不愿意问？”
“如果我进去就把电话挂掉会不会很过分呢？”
“不过分，”克莱尔说。“你只是过分担心了。”
“但我真的好担心。我觉得太幸福了。一切都那么完美。”她酥软的双乳有部分露在比基尼外面，我十指张开，抚摸着。“哦，宝贝，亲爱的。”
“我在外面等你吧，”她说。
“我会与你一起去游泳的。”
“好吧。太好了。”
“等等我！”
我低头看着厨房餐桌上的电话，告诉自己：我既不残忍，也不胆小，我这样做是明智的。不过不巧的是，与我关系最密切的六个人中有一个就是海伦。“喂，”我说。
“喂。哦，喂，打电话给你，我有点不自在，大卫。我差点都不想打了。只是我现在好像就在你所在的镇上。我们在得克萨克加油站，就在一家房屋中介对面。”
“哦。”
“连电话都不打一个就离开这儿，那实在说不过去。还好吗？”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呢？”
“我前几天在纽约试着联系过你。我打到你们学院，系里的秘书说她不便透露你暑假的地址。我说我是你以前的一个学生，说我敢肯定你不会介意，但她就是不肯透露凯普什教授的隐私。那位女士可真是守口如瓶啊。”
“那你怎么找到我的呢？”
“我打电话给舍恩布伦一家了。”
“天，天哪。”
“但在这儿停下来加油也真巧了。真的好奇怪，我知道，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可是与发生的那些奇怪的事比起来这算不上什么。”
她在撒谎，我并没有信以为真。窗外，我看见克莱尔手里拿着书，却没翻开。我和她本该在开往池塘的路上了。
“有什么事吗，海伦？”
“你是问我有什么事吗？不，没有，一点事也没有。我已经结婚了。”
“没听说。”
“我刚在纽约结了婚。我们要看望我丈夫的家人。现在正在赶往佛蒙特州的路上。他们在那儿有一栋避暑的房子。”她大笑，笑声很迷人，让我想起了她在床上的样子。“我还从没去过新英格兰[297]呢，你信吗？”
“呃，”我说，“那儿又不是仰光。”
“现在仰光也不像以前那么神秘了。”
“你身体怎样？我听说你之前病得很厉害。”
“现在好些了。有段时间很难受。但那些难受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你呢？”
“我那些难受的日子也已经过去了。”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见见你。我们这儿离你家远吗？我想和你聊聊，就一会儿——”
“聊什么呢？”
“有些事我得向你解释一下。”
“你没什么要解释的。我也没有。都这个时候了，什么都别解释，对我们彼此都好。”
“那时候我太疯狂，大卫——大卫，这儿到处都是电动机润滑油的罐子，我在这儿没法说。”
“那就别说了。”
“我得说出来。”
克莱尔躺在屋外的躺椅上，翻阅着《纽约时报》。
“你还是自己一个人去游吧，”我说。“海伦要来；还有她丈夫。”
“她结婚了吗？”
“她是这么说的。”
“那怎么还叫海伦·凯普什，冠上你的姓呢？”
“可能想让你明白她和我的关系。也让我明白。”
“可能也是提醒自己吧，”克莱尔说。“你想要我回避一下吗？”
“当然不是。我是说，我以为你更想去游泳。”
“除非你更想让我去——”
“不，我当然不是那个意思。”
“他们现在在哪儿呢？”
“已经在镇上了。”
“她特意赶来的——？我弄不明白。万一我们不在家呢？”
“她说，他们在去佛蒙特州他家的房子的路上。”
“他们没走高速公路吗？”
“亲爱的，你怎么了？是的，他们没走高速公路。也许他们想看看风景，所以走了乡村小路。有什么区别呢？他们又不会一直待在这儿。你刚刚还让我别瞎担心。”
“可我不想你受伤害。”
“别担心。如果你是为了这个想待在这儿的话——”
说到这儿，她突然站起身，眼泪直打转（我从没见过她这样！）。她说，“看吧，你明摆着就是想让我出去——”她立刻朝房子对面走过去，我们的车就停在那儿的一个泥坑里，旁边是间快要倒塌的破谷仓。狗跟着她，我赶去追她。小狗还以为我们在闹着玩呢。
结果，当劳瑞夫妇到达时，我和她正在谷仓旁边，好像一起在等他们。他们的车沿着长长的泥路一直开到门口，克莱尔迅速在泳衣外披上了毛巾长袍。我穿着一条灯芯绒短裤、一件褪了色的T恤，脚蹬一双破旧的运动鞋，这可能还是我在锡拉丘兹大学时的一套行头，海伦应该很容易就认得出我。但我会认出她来吗？我能告诉克莱尔其实我想见到……我该这样跟她说吗？
我之前听说，她体弱多病，还胖了大概二十磅。如果是真的，那现在看来她已经全减掉了，可能减掉的还不止那么多。她从车上下来，样子没怎么变。我记得她以前脸色没这么苍白——或者说，她与我所已经习惯的那种罪恶得以清洗了的、震颤教徒的苍白有所不同。海伦苍白的脸干净、有光泽。只有从她瘦削的胳膊和脖子上才可以看出她曾经身体很不好，也可以看出她年龄在三十五岁上下。否则，她一定像以前那样，是个光彩照人的尤物。
她丈夫和我握了握手。我一直想象他很高，年纪很大——一般人都会这么想象的。劳瑞留着黑色短须，戴着龟甲眼镜，身板强壮有力，像个运动员。他们的衣着是一样的，上身穿着马球衫，下身穿着牛仔裤，脚上穿着凉鞋，都留着瓦利安特王子发型[298]。除了婚戒，他们俩身上没戴任何其他首饰。这些都说明不了什么。说不定翡翠在家里的金库里藏着呢。
我们围着房子走。他们俩就像是房屋中介介绍过来看房子的，打算买下它，又像住在马路那头的一对新婚夫妇，顺路过来和我们作自我介绍，他们看上去确实挺像我的前妻和她的新一任丈夫。海伦现在对我来说已没什么意义了，就像某一天考古时挖掘出的一件手工艺品，几乎没什么历史价值。看来告诉她我们幸福的爱巢在哪儿并不是一件蠢事，这可能不是个危险的错误，真是天晓得。要不然我不会明白自己心里已经没有海伦了，不会被她伤害，为她着迷，也不会知道这世上唯一能让我神魂颠倒的只有那个最可爱、最善良的女人。克莱尔提醒我别过分担心，她说得太对了。刚才她走开了；因为我把电话挂了以后变得不知所措，她变得过分担心。
克莱尔现在和赖斯·劳瑞走在前面，他们正朝树林边上的一棵被烧黑的、被损坏的橡树走过去。刚入夏的时候，这棵树就在一场持续了一天的暴风雨中被闪电击中，劈成了两半。当我们一起绕着房子、穿过花园时，克莱尔一直在说七月初的那场雷电交加的暴风雨，她有些兴奋，又有些孩子气。尽管我曾对她说过海伦惹过多少麻烦，但我从没想到海伦会让她感到如此不安。也许我没有意识到我刚和克莱尔在一起的那几个月里，我把这些故事对她讲了一遍又一遍。难怪她会主动与海伦的丈夫说话。他的话不多。事实上，他们俩年龄相仿，性格也相似，都订阅了《自然史》[299]和《奥杜邦杂志》[300]。几分钟前，在门廊里，她让劳瑞夫妇看放在餐桌中央的柳条盘里那些从科德角海滩上捡来的贝壳。柳条盘两边各有一个铅锡合金制成的古董烛台，那是她大学毕业时她奶奶送给她的。
当我的另一半和她的另一半在看着被烧焦的橡树树干时，海伦和我又慢慢走回到门廊。她还在跟我谈论她丈夫。他是个律师，是个登山运动员，爱好滑雪，离婚了，有两个十几岁的女儿；他还和一个建筑师一起做房地产开发，发了一笔小财；最近，作为调查律师，他为加利福尼亚州立法委员会查证有组织犯罪和马丁县警方之间的关系，因此还上了新闻……屋外，我看见劳瑞已经走过了那棵橡树。他走上一条小道，穿过树丛，走向那岩石层叠的峭壁。克莱尔整个夏天都在拍那些层层叠叠的岩石。克莱尔和戴若好像要走回到房子。
我对海伦说：“他做这样一个卡列宁好像有点年轻啊！”
她回答说：“如果我是你，或者认为我还是以前的那个我的话，我肯定也会这么嘲笑的。我很惊讶你竟然接我的电话了。那是因为你是个好人。事实上，你一直都是。”
“哦，海伦，怎么了？‘好人’这种话还是等我死了刻在我的墓碑上吧。你可以过一种新的生活，可这话说的……？”
“身体不好时，我有很多时间去思考。比如——”
但我并不想知道。“跟我说说，”我打断她，“你是怎么和舍恩布伦一家说的？”
“我问阿瑟的。她不在家。”
“都过了这么久，他接你的电话时有什么反应吗？”
“哦，他就这么接了啊。”
“老实说，我很惊讶他居然会帮你，而你居然会找他帮忙。我记得他一直不喜欢你，你也不喜欢他们一家。”
“我们已经改变了对彼此的看法了。”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你以前老是取笑他。”
“现在不了。我不会取笑那些坦承自己想要什么，或者至少坦承自己缺少什么的人。”
“那阿瑟想要什么呢？你是在说阿瑟一直想要你吗？”
“是不是一直这样我不清楚。”
“哦，海伦，这简直难以置信。”
“我觉得没什么比这更容易让人相信了。”
“那你到底要我相信什么呢？”
“我们俩从香港回来后，你搬出去了，我就一个人住。一天晚上，他打电话来问能不能过来和我聊聊。他非常关心你。九点左右，他从办公室赶过来，然后说你过得并不开心，说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最后我说我并不知道那与我有什么关系。然后，他问我能不能哪天在旧金山碰头，一起吃顿午饭。我说我不知道，我不怎么开心。接着，他吻了我。然后，他让我坐下，他自己也坐下，开始细细向我解释，说他之前没打算那么做，事情并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他的婚姻依然很幸福，这么多年他和黛比依然很亲热、恩爱，他的生命是属于她的。接着他讲了那个疯狂的女孩的故事，听了让人心烦。那女孩是个图书馆管理员，他差点儿和她在明尼苏达结婚。他告诉我那个女孩有一天吃早饭时手里拿着餐叉追他，刺伤了他的手。如果他当时屈服了，娶了她，之后假如真的发生了什么，他可能永远也脱不了身——事实上，他觉得事情到最后可能会演变成一场谋杀。他给我看了被餐叉划破的伤口。他说黛比的出现救了他，他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她真心的付出和对他的爱。接着，他又想吻我，我说这可不合适，于是他说我说得很对，他以前完全错看了我，而且他还是想和我共进午餐。我无法忍受再这样混乱下去，于是答应了他。他带我去唐人街吃饭。我可以向你保证，在那儿，认识他或认识我的人当中谁也不会看到我们俩在一起。事情就是这样。但接着，那年夏天他们搬到东部去以后，他开始写信给我。我现在还能收到他的来信，大概每隔几个月就有一封。”
“继续往下说。信上写些什么呢？”
“哦，文笔真是太好了，”她笑着说。“有些句子肯定前后改了有十遍他才满意。我觉得那些信有点像是某大学杂志的诗歌编辑深夜写给他在史密斯女子学院[301]读书的女朋友的。‘天气，清澈清晰如鱼脊，’这样的句子比比皆是。有时，他还会摘录有关维纳斯、克娄巴特拉和海伦的伟大诗篇。”
“‘看吧，这就是她，男人们的梦中情人。’[302]”
“没错——是有这么一句。其实我觉得这句有些不敬，但它写得确实很好，想到这点我也就不这么认为了。他总是用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让我知道用不着回信；所以我就没回。你笑什么？真的很窝心。挺有意思的。有谁会那么想呢？”
“我笑是因为舍恩布伦家有个人也给我写了信，不过是她写的，”我说。
“那才真的难以置信呢。”
“你看了就会信的。不过信里头没什么伟大的诗句。”
克莱尔仍在离我们五十英尺左右的地方。见她往回走，我们都不说话了。这是为什么呢？天知道！
我倒真希望我们的谈话并没停下来！随便瞎扯，讲个笑话，背首诗，什么都可以。这样克莱尔推开纱门进来时，屋里也不会安静得像早有预谋似的。她也不会看到我与海伦面对面坐着、不由自主被海伦迷住。
她突然变得毫无表情——打定了主意。“我想去游泳。”
“赖斯在做什么呢？”海伦问。
“去散步了。”
“你真的不想喝点凉茶吗？”我问克莱尔。“我们都喝点儿吧？”
“不喝。走了。”她就像个不懂事的孩子，随随便便就这样和客人告别。说完就走了。
从我坐的位置可以看到她正开着车沿着山坡驶下，上了公路。克莱尔会以为我们在密谋什么呢？我们能密谋什么呢？
车不见了踪影，海伦说：“她好可爱。”
“而我是个‘好人’，”我说。
“如果我到这儿来惹你的朋友不高兴的话，我向你道歉，但我不是故意的。”
“她没事的。她没那么脆弱。”
“还有，我无意伤害你。我想来看看你也不是为了要伤害你。”
我没做声。
“我过去的确伤害过你，那是事实，”她说。
“过去的那些痛苦并不全怪你。”
“你也不想那样对我的；你是被激怒了才那么做的。但我现在觉得，事实上是我先折磨你的。”
“海伦，你在重写我们的过去，没必要。我们曾互相折磨，好吧，但都没有恶意。那是因为我们弄不明白、不清楚彼此心中的想法和感受，也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如果是出于恶意，我们也不会在一起那么久。”
“我以前常常故意烤焦吐司。”
“我记得煎焦的是鸡蛋吧。吐司从没有放入烤箱中过。”
“我以前故意不把你的信寄出去。”
“现在干吗要说这些呢？谴责自己？为自己开脱？还是存心惹我不高兴？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我也不想知道。那都已经过去了。”
“我过去一直不喜欢别人无聊地打发时间。你知道，我当时把幸福的生活都计划好了。”
“记得。”
“但那都过去了。现在，我追求那些可以得到的东西，我心存感激。”
“可别对你过去‘受到的惩罚’夸大其词。劳瑞先生不管听上去还是看上去都不像个无能的人。他是个很有主见的人，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他听起来神通广大，黑白两道通吃。他听起来是个有胆识的男人。挺适合你的。他似乎与你很配。”
“是吗？”
“你看起来不错，”我说，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可我居然还鬼使神差地又说了一句，“相当不错。”
自从克莱尔来到门廊后，我和海伦第一次陷入了沉默。我和海伦毫不退缩地看着彼此，仿佛是两个陌生人最后终于敢公开对视，毫不遮掩——这是两人立马开始的最不知羞耻的、最令人血脉贲张的做爱的前奏。我认为我们俩眼神中都不可避免地有点调情的意味。也许我该说出口，但转念一想，也许我又不该说。也许我该把目光转移到别的地方。
“你之前哪儿不舒服呢？”我问。
“哪儿？好像哪儿都不舒服。我肯定看了有五十个医生了。我三天两头去医院，坐在候诊室里，拍X光，验血，注射可的松，去药房按处方抓药，一股脑儿地吞下药片，希望吃了药马上就可以好起来。你真该看看我的药箱。里面装的可不是奥尔加伯爵夫人可爱的面霜和乳液，而是一瓶瓶可恶的小药片——这些药除了伤胃，什么鬼作用都没有。整整一年多，我一直流鼻涕，喷嚏一打就是几个小时，无法呼吸，脸肿肿的，眼睛一直发痒。后来身上起了疹子，好吓人。睡觉前我会祈祷，希望这些疹子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等我一早醒来便永远消失。一个过敏症专科医生让我搬去亚利桑那州。另一个说不管用，因为这是心理疾病。还有一个仔仔细细地向我解释我怎么会对自己过敏，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于是我回家躺在床上，用床罩蒙住脸，幻想所有血液从体内流出，再注入另一个人的，好让我挨过余生。我几乎快疯了。有些早晨，我恨不得从窗口跳出去。”
“不过你确实好些了。”
“那是因为我后来开始看赖斯医生，”海伦说。“所有毛病都一个一个慢慢好了。我不知道他怎么受得了我。我当时真是太吓人了。”
“也许并不像你想的那么吓人。听上去他好像爱上你了。”
“病好了以后我开始害怕。我怕一旦离开他我又会生病，又会酗酒——因为是他帮我把酒戒了。第一次来接我的那天晚上，他看起来那么强壮、那么自信，很有男人味。我告诉他，‘瞧，劳瑞先生，我已经三十四岁了，病得不成人形，我不想与别人上床。’结果他说，‘我知道你的岁数，人哪有不生病的，而且我也不想上床。’于是我们就出去了。他特别自信，而且他爱上了我——当然也爱上了拯救我的那种感觉。但我并不爱他。我一次又一次想和他做个了断。只是当一切就要结束、应该结束时，我又变得非常恐惧……于是我们就结婚了。”
我没说话，转过脸去。
“我打算要个孩子，”她说。
“恭喜啊。什么时候呢？”
“越快越好。你知道，我已经不在乎是不是幸福了。我已经放弃了幸福。只要能不受罪，我什么都愿意做。我会生十个孩子，如果他想要的话，二十个也行。他可能真的想要那么多。大卫，他对自己没有丝毫怀疑。他还在法学院读书时，就结了婚，生了两个孩子，就开始做房地产了。现在，他想重新建立一个家庭，和我。而我会和他那么做的。我曾是全世界男人的梦中情人，可现在还能做什么呢？开一个雅致的小古董店吗？等着人老珠黄吗？拿个学位再出去闯荡一番吗？等着人老珠黄吗？”
“如果你不可能再回到二十岁，在夕阳下的海面从平底帆船旁边经过……我们以前讨论过这事。我不再那么打算了。”
“那你怎么打算呢？你会和奥运顿小姐结婚吗？”
“可能会。”
“为什么还没结呢？”
我没回答。
“她年轻，漂亮，聪明，受过良好的教育，穿着长袍的样子特别可爱。而且，她还有我没有的孩子气和天真。她知道怎样才能心满意足，我想。你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吗？他们怎么会这么好？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那样的人，聪明，漂亮，善良。赖斯也很聪明，英俊，善良。哦，大卫，你怎么受得了呢？”
“因为我自己也聪明、英俊、善良。”
“不，我亲爱的老朋友，你和他们不一样。他们的那种气质是与生俱来的，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有这种气质。就算你不承认，你和他们就是不一样，尽管你在自我克制这方面挺有一套。你和他们不是同一类人，你也不是可怜的阿瑟·舍恩布伦。”
我没回答她。
“她这么聪明，漂亮，善良，是不是让你有些疯狂呢？”海伦问。“还有她的贝壳、花床、小狗，和她钉在水槽上方的食谱？”
“海伦，你来这儿就是想跟我说这些吗？”
“不是。不是的。当然不是。这些我一点都不想说。你是个聪明人——你很明白我为什么过来：想让你看看我的丈夫。想让你看看我的变化，当然是变好了；还有……还有别的各式各样的谎话。我当时以为我骗得了自己。大卫，我来这儿是因为我想和朋友谈谈心，虽然‘朋友’这个词现在听来怪怪的。有时我觉得你是我唯一的朋友。我生病时确实是这么想的。是不是很奇怪呢？一天夜里，我差点给你打电话——但我知道我和你已没什么关系了。我怀孕了，你应该看得出来。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我该怎么办呢？总得有人告诉我。肚里的孩子已经两个月了。如果再等下去的话，我只好把孩子生下来。可我再也受不了他了。但我还能受得了谁呢？不管是谁，说什么，我都觉得不对劲，都让我抓狂。我不是说我和别人抬杠。我不敢。他们说话时我听着，点头，面带微笑。你该看看这些日子我是怎么让别人开心的。我听赖斯说话，点头，微笑，真无聊，我快被闷死了。现在，不管他做什么事，我都会气个半死。可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个人病恹恹的了。我受不了。我可以忍受孤独，也可以忍受身体上的痛苦。但如果像以前那样，两个都要忍受，我就吃不消。那太恐怖，太无情了，我没有勇气再去面对。我的勇气似乎已经被耗尽了；我感到自己体内已没有勇气了。我得生下这个孩子。我得告诉他我怀孕了——然后把孩子生下来。要是不这么做的话，我不知道自己会出什么事。我离不开他。我害怕像之前那样浑身奇痒难忍，呼吸困难——就算告诉我这是心理疾病也没用，那样不会让我的病好起来。只有他可以。是的，是他让我痊愈了！哦，这一切真是太疯狂了。事情不该弄成今天这样的。因为如果吉米的妻子真的丧命于他一手策划的那起车祸的话，后来的那些事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我会得到我想要的。也不会再去反复考虑她。不管喜不喜欢，我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我不会有片刻的负罪感。我会很幸福。而她会得到应得的。但实际上，我当时还心存良知——结果她把自己和吉米都弄得痛苦不堪。我不想落得个糟糕的下场，最后却这样糟糕。每天夜里，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做噩梦，梦见自己谁也不爱。”
我总算看见劳瑞从树林里出来，下山朝屋子走来。他把衬衫脱了，拿在手里。他是个结实、帅气的年轻人，颇有成就，他的出现让她恢复了健康……海伦受不了他，她没那个福气。海伦脑子里想的还是吉米，梦想着如果不是良心阻碍吉米下手的话，她和吉米会过上怎样的日子，应该过上怎样的日子。
“也许我会很爱这个孩子的，”她说。
“也许你会的，”我说。“你有时会的。”
“然后，我可能会看不起我的孩子，”海伦一边说一边面无表情地站起来迎接丈夫。“我认为那也有可能。”
他们就像住在马路另一头的新婚夫妇，被笑声和美好的祝福包围着。他们离开后，我换上泳衣，沿着马路走了一英里，来到池塘边。我脑子一片空白，没有感觉，已经麻木了，像是目睹了一场可怕的意外或者爆炸的发生，瞥见一摊触目惊心的鲜血后，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继续赶路，继续做当天该做的事。
有几个孩子在池塘边拿着铲子和水桶在玩耍。克莱尔的狗和一个保姆在边上看着。她抬头说了声“你们好”。小女孩在看书，看的居然是《简·爱》。克莱尔的毛巾长袍放在石头上，我们经常把东西放在上面。接着，我找到了克莱尔，她在橡皮船上晒太阳。
我游到她身边时，看见她在流泪。
“对不起，刚才我不该那样，”她说。
“别这样，别这样。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样的见面总是让人不愉快的。”
她又开始哭了，尽可能把声音压得很轻。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哭。
“怎么了，亲爱的，什么事？”
“我觉得太幸运了，觉得命运太眷顾我了。我爱你。你是我的一切。”
“我？”
说到这儿，她笑了。“你听我这么说以后可能有点害怕。我猜你会害怕的。直到今天，我才确定我如此爱你。可我以前从没像现在这么开心。”
“克拉丽莎，那你怎么还是这么心烦呢？没有什么让你心烦的，是不是？”
她扭头看着皮筏，咕哝着说她父母的事。
“我听不见，克莱尔。”
“我想让他们来看看。”
我心里大吃一惊，但嘴上还是说，“那就邀请他们来啊。”
“我已经邀请了。”
“什么时候呢？”
“这不重要。我还没想好——嗯，好吧，我认为不重要。”
“你写信给他们的？请你解释一下。我想知道出什么事了。”
“我不想细说。那太傻了，如同做梦似的。我有点失去理智。”
“你打电话给他们了？”
“是的。”
“什么时候呢？”
“之前。”
“你是说离开家后吗？来这儿之前吗？”
“在城里，是的。”
“然后呢？”
“我不该不与你说一声就给他们打电话。我从没那样做过。这永远行不通，以后也行不通。每天吃晚饭时，我们感到很满足，一切是那么宁静和安逸，这时候我就开始想他们。我放上唱片、开始煮饭时，他们便浮现在我脑子里。”
我之前并不知道。她从不说起自己所缺少的东西；失败、不幸或失望，在她心里不会纠结片刻。只有被折磨得忍无可忍时她才会抱怨。她是我认识的最不寻常的普通人。
“哦，”她边说边坐起来，“哦，等这件事过去了也就没事了。你觉得什么时候才会过去呢？”
“克莱尔，你是想和我继续待在这儿，还是想一个人静一静，还是你想游泳？你想回家，喝点凉茶，稍稍休息一下吗？”
“他们走了？”
“嗯，走了，你没事吧？”
“没事的。就是老了一个小时，没事的。”
“怎么回事？”
“不很开心。你不喜欢她，我知道，但这个女人的情况不好……瞧，我们现在没必要谈这个。我们没必要谈这个。想回家吗？”
“现在还不想，”克莱尔说。她从皮筏的边上扎进了水里，不见了，我慢悠悠地从一数到十之后，她才顺着梯子浮出水面。她坐回到我身边，说：“有件事我们最好现在谈一谈。我该说‘另一件事’才对。我之前怀孕过。我本来不打算告诉你的，但我以后会说的。”
“怀上谁的孩子了？什么时候呢？”
她无力地一笑。“在欧洲，是爱的结晶。你的孩子。我们回到家后我才最终确定。我把孩子打掉了。我说去开了一天会——其实那天我去了医院。”
“那‘感染’是？”
“我没感染。”
海伦已经有两个月身孕了，只有我知道这事。克莱尔曾怀上我的孩子，可我却一无所知。从今天的倾诉和得知的秘密中，我感受到她心底深处巨大的悲哀，但到底是什么悲哀，我说不上来，因为我太虚弱了。的确，我没想到海伦的来访会让我如此筋疲力尽，我觉得克莱尔心头的悲哀与我有关，因为我总是让别人的愿望和期待落空，永远不能让别人幸福，包括我自己；无论我怎么努力，我似乎都无法让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幸福，可能永远也不会……“为什么要一个人去呢？”我问她。“为什么不与我说一声呢？”
“那时候你放纵自己，我觉得我必须那么做。你那时很沉湎，我们俩都得明白那究竟是什么。现在你明白了吗？”
“可你确实想要。”
“想要人流？”
“不，想要孩子。”
“我想要个孩子，当然。是和你生一个——我无法想象自己怀上别人的孩子。可我生孩子也要等到你愿意和我生才行啊！”
“你什么时候去做的，克莱尔？我怎么不知道？”
“哦，我有办法，”她说。“大卫，关键是我甚至不希望你要这个孩子，除非你肯定你对我、我的生活方式、目前的生活都满意。我不想让谁不开心。我也不想给谁带来什么痛苦。我更不想变成谁的牢笼，在我看来那是最不幸的了。求你了，听我把话说完——你用不着说‘如果你早告诉我，我就会……’或者‘如果你早告诉我，我就不会……’之类的话。我不想让你对这件事负任何责任。它不是你的责任，也不可能是。就算犯了错，那也是我一个人铸成的。现在我只想跟你说一些事。我希望你听听，然后我们就回家，我做晚饭。”
“我在听呢。”
“亲爱的，我并没嫉妒她；一点都没有。我够漂亮，年轻，而且，谢谢老天，如果说我‘一意孤行’和‘世故’的话，我恰恰不是那样。我并不担心她会做出什么举动，真的。如果我那么没把握的话，我就不会住在这儿了。只是你刚才想赶我出去时，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回来只为了拿照相机，想给他俩拍些照。总之，我觉得那样的话，他们的来访就会不那么尴尬。但当我看见你和她单独坐在一起时，我突然想：‘我无法让他幸福，以后也无法让他幸福。’于是我突然想知道是不是有谁能让你幸福。这个想法吓了我一跳，我只好走开了。我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对不对。也许你也不知道。不过也许你知道。如果现在离开你，我会很痛苦，但如果离开你是个明智的选择，我也做好了准备。与其等三四年之后当你已成为我的一部分我再走，还不如现在就走。大卫，我不想那样离开你，我根本就没那个意思。说这些话的时候很可能被误解，但求你了，请别误解我。我一点也没那个意思。可如果你真觉得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的话，那就请早点告诉我，因为如果你不是真的对我满意的话，那就让我去玛莎葡萄园吧。在那儿，有奥利维亚陪我挺过去，一直到学校开学。以后我可以一个人过。如果感情无法让我步入婚姻的殿堂，我是不会沉湎其中的。我还从未有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庭。我想有一个，我得有一个。我说的不是明天，也不是后天，而是将来我想成家的时候。否则，我现在就把它连根拔起，免得到时候要用钢锯来切割。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分手不必经历这样血淋淋的切除手术。”
虽然强烈的阳光晒干了她身上的水，她还是全身发抖。“我没力气说别的了，你什么也不用说。我希望你别说话，至少现在别说。否则，这听起来就像最后通牒了，但事实上并不是。我只是澄清一下，仅此而已。我甚至想顺其自然，我以为时间可以让一切都好起来。可是，恰恰是时间毁了一切。但是，求你，我不需要你说什么来安慰我。只是突然之间一切都似乎变成了错觉。太吓人了。请别说——除非你说一些你知道而我也应该知道的事。”
“没有那样的事。”
“那我们回家吧。”
最后，我父亲来看我们了。
我在电话里请他劳工节[303]来过周末。他回了封信，对我们的邀请谢了又谢，然后问能不能带个朋友一起来，那个朋友的妻子也过世了，最近几个月他们走得很近。他还说他特别希望我能见见这位朋友。现在他肯定已经把印有旅馆名字的信纸、信封全扔掉或者用光了，因为他把字写在了信纸背面。信纸上方印着“拿骚县犹太同盟”，下方有一封致犹太人的信，语言简洁尖锐，信的风格很有特点，就如同海明威或者福克纳的那样一目了然。
亲爱的：
我正在拿骚县犹太同盟把您的誓言卡装进信封。身为犹太人，我要在此大声疾呼，我们没必要重申维护犹太故土的誓言。我们需要每个犹太人的经济援助。
我们再也不能允许大屠杀的发生！没有一个犹太人可以无动于衷！
请伸出援手吧，别等我们的民族受到伤害。[304]
真诚的
亚伯·凯普什
加菲尔德花园公寓
副主席
反面是他写给克莱尔和我的信，用圆珠笔写的，字迹潦草，字很大，和那封打印的、号召犹太人精诚团结、狂热地效忠祖国的信一样，可以看出信是他写的（孩子似的笔迹让人更加可以看出信是他写的）。现在父亲一把年纪了，狂热使他醒着的时候一整天都受其折磨，一会儿感到隐隐作痛，一会儿觉得剧痛难忍。
收到他的来信的那个早上，我到拉里叔叔的办公室打电话告诉他，如果他不介意和他的朋友巴拜特尼克先生一起睡在我家那间不太宽敞的客房，他当然可以带那位先生一起来。
“我恨透了在节假日把他一个人丢下，戴维，他是我唯一放心不下的，不然我不会麻烦你的。那样做有些欠考虑，你明白，”他解释说，“我冒冒失失地就答应了。他来的话，会给克莱尔带来不便。快开学了，她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我不想增加她的负担。”
“哦，她已经准备好了，别担心，”接着，我把电话递给克莱尔，她说学校的准备工作早就做好了，让他别担心，说周末能招待他们俩是她的荣幸。
“他是个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人，”父亲赶紧向她说，想让她放心，仿佛我们有理由去怀疑他的朋友可能是个酒鬼或无业游民似的。“他经历过的事让人难以置信。他和我一起为犹太联合募捐会[305]募捐。这么跟你说吧，我需要他。募捐时，我需要他这样一颗手榴弹来点燃人们的热情，让他们把钱掏出来。你对他们说，犹太人所经受的苦难再也不能发生了，他们看着你，就像从没听说过一样。似乎希特勒和大屠杀是我凭空编出来的，就为了骗取他们的市政债券。我们就碰到过一个家伙。他住在马路对面的一幢大楼里，比我大三岁，妻子刚去世，多年前就干非法私酒买卖的勾当，天知道他还做过其他什么，你真该好好看看他。自从妻子过世后，他身边的妓女每个月都在换。他给她们买昂贵的衣服，带她们去百老汇看戏，但凡看到他带她们去美容院，开的车绝对是凯迪拉克弗利特伍德轿车。但是，要是你苦口婆心地让他为犹太联合募捐会捐一百美元的话，他绝对会挤出眼泪，说他的生意亏大了。还好，我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气。而且，你别对别人说，其实很多时候我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要不是巴拜特尼克先生拦着，我真恨不得当着那个狗娘养的面告诉他在我眼里他算个什么东西。哦，这家伙真把我给惹毛了。每次见过他，我都得向我弟妹要镇静剂。而我这种人甚至都不相信阿司匹林。”
“凯普什先生，”克莱尔说，“您带巴拜特尼克先生一起来吧，别有什么顾虑。”
但他还是没答应，直到克莱尔承诺说，如果他们俩来的话她不必为他们准备一日三餐。“你得向我保证，你要当我们根本不在你们家一样。”
“那多滑稽啊，要不这样吧，别那么麻烦了，那我就装作你们在吧。”
“嗨，听起来你挺开心的，”他说。
“确实，我的开心多得装都装不下了[306]。”
尽管克莱尔坐在餐桌对面，把听筒贴在耳朵边，我还是清楚地听见接下来的对话，这是因为父亲打长途电话与猜他弄不懂的谜语很相似，他认为如果不全神贯注、全情投入的话，电波可能就无法把他的声音传递给对方。不拼命大喊就不行。
他朝她大喊，“老天保佑你，因为你为我儿子做了这么多！”
“嗯——”她晒得黝黑的脸变红了——“嗯，他对我也很体贴。”
“这个我相信，”我父亲说，“很高兴听你这么说。不过，他其实与自己过不去。告诉我，他有没有意识到和你在一起他多么幸福？他三十四岁了，已是个大人了，不能再像以前那么不懂事。克莱尔，他现在知道珍惜所拥有的了吧？”
她试图将这个问题一笑置之，但父亲坚持要她回答，哪怕最后他只得自问自答。“没人愿意迷失自我——生活本身已经让人不知所措。你不会在自己的肚子上插上一刀，但他还真那么做了，他娶了那个打扮像苏丝·黄[307]的迷人姑娘。哦，关于她和她的衣服我还是少说为好。还有那些法国香水！她身上有一股洗发店的味道，请原谅我这么说。还有他住的那间转租来的房间里，墙壁都用红布包裹着。他为什么住在那儿，诸如此类的事我永远也想不通，甚至懒得去想。亲爱的克莱尔，听我说，你是他值得共度一生的人。要是你能让他踏踏实实过日子就好了。”
“哦，天哪，”听到我父亲的真情流露，她并没有表现出一丝慌乱，“要是能在这儿安心过日子……”
二十五岁的她不知如何把这句话说完。她还没想好，父亲就大叫起来，“太棒了，太棒了，自从他访学结束，不再在欧洲四处流浪、安然无恙地乘船回来以后，这是我听到的有关他的最好的消息了。”
在镇上杂货店后面的一块地上，他小心地走下从纽约开来的大巴前门的高高的台阶。接着，他不顾天气燥热，也顾不上年事已高，箭步向前，不是朝着我，而是朝那个和他还不是一家人的人冲过去。以前，有几个晚上，她在我的新家为他做过几顿饭。有一天晚上，当我在学校的学者系列讲座活动中做《套中人》的公开讲座时，是克莱尔陪着他和我的叔叔、婶婶走进图书馆，在不大的讲堂里和他并肩坐下，应他的要求告诉他哪位是系主任，哪位是院长。尽管如此，当他张开双臂拥抱她时，就仿佛她已怀上了他的第一个孙子或者孙女似的，仿佛她将生下最可敬的精英，孙子或者孙女与他血脉相连，他喜不自禁……但是要是将来哪一天家庭关系不好的话，他一定会非常恼火。
看见克莱尔被一个陌生人霸占着，戴若开始在女主人脚边发疯似的乱跳，扬起灰尘——虽然我父亲对没有婚姻关系便繁衍下一代、随地大便的动物从来都是嗤之以鼻的，但我惊讶地发现戴若不加掩饰地“搔首弄姿”丝毫没有转移他的注意力，他仍然专心地搂着克莱尔。
一开始，我不得不怀疑眼前这一幕是不是事先设计好的，好让巴拜特尼克先生轻松自然些，毕竟他见到的这两个人在法律上还不是夫妻。我也不得不在心里嘀咕：父亲紧贴着克莱尔，是不是想表示他已打消了顾虑。在我的记忆里，自母亲生病后，他从没像现在这样有力气，这样有活力。事实上，今天他让我觉得他有点疯狂，不过比我预想的要好。通常我每星期打电话过去时，他每说到一件开心的事，话语中都明显带着忧郁，我甚至怀疑他如何强打起精神一直说“一切都好”、“很好”、“好得不能再好”之类的话。他接电话时忧伤地说“嗯，哪位？”足以告诉我，他“忙碌的生活”的背后是什么——上午在叔叔的办公室里帮忙，可叔叔并不需要人手；下午在犹太人中心的桑拿房里和一群支持法西斯主义的人争论政治，他把那些人叫做冯·爱普斯坦、冯·哈伯曼和冯·利普希茨——简直就是当地的戈林[308]、戈培尔[309]、施特莱歇尔[310]。他因此患上了心悸。晚上，长夜漫漫，他无所事事，便到隔壁邻居家串门，为他各种各样的慈善和募捐而奔走，一个专栏接着一个专栏地看《每日新闻》、《邮报》和《纽约时报》，收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新闻，不到四小时，又重看一遍。最后他终于躺到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把纸盒子里的信拿出来摊在毯子上，重温与那些已经不在人世、他非常珍惜的客人之间的往来信件。他们离开了人世，有时候让人很怀念。他们当年来到旅馆的时候没这么让人珍惜。那时汤里的大麦太少，游泳池的氯太多，餐厅服务生人手不够。
我来说说他写信的那些事吧。每过一个月，他就更难记清他上百个老朋友中，谁已经退休去了佛罗里达，还可以给他回信，谁已经去世了。并不是他记忆力减退，而是朋友“一个接一个”都离去了。他详细地说，就在去年，他以前的那些客户有一大批离开了人世。“我写了整整五页的新闻，寄给那位可亲可爱的大好人，朱利乌斯·洛文塔尔。我甚至在里面夹了一篇我一直保存着的从《纽约时报》上剪下来的文章，内容是他们怎么污染帕特森[311]的那条河的。他曾在那儿做律师。我认为这会引起他对那儿的关注——这给他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我告诉你。”他伸出一根手指。“朱利乌斯·洛文塔尔会是你想见的最关心公众利益的人之一。犹太会堂、孤儿、体育、残疾人、有色人群——他把自己的精力奉献给了这一切。他真了不起，谁也没法和他比。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我贴上邮票，封好信封，放在帽子旁边，准备早上寄出去。等我刷完牙，爬上床，关上灯，我才突然想起这位亲爱的老友去年秋天就离开人世了。我还总想起他在迈阿密的游泳池边打皮纳克尔牌[312]的情景呢——也只有他那样的律师脑袋才能那样打牌——现在，他却已经长眠于地下了。现在他还留下些什么呢？”最后这一点即便对他来说，尤其是对他来说，太沉重了。他的手在脸前愤怒地扇过，就像驱赶恼人的蚊子一样，要把朱利乌斯·洛文塔尔腐烂尸体的可怕形象从脑海中抹去。“年轻人听了可能会觉得难以置信。”他说，基本上恢复了平静，“但舔信封、贴邮票这样的事每星期都会发生。”
巴士开走了，我们四个站在巴士留下的滚滚尾气中。几个小时以后我和克莱尔才能享受二人世界，她才能从父亲对着她说的谜一般的话中解脱出来。太阳把我们晒得软得像化了的柏油；可怜的戴若一头雾水（它压根儿不习惯别人与它争风吃醋），继续在我父亲的脚边上蹿下跳。巴拜特尼克先生个子不高，长着亚洲人的宽脸，耳朵有点长，手很奇怪，就像两把勺子，垂在强壮有力的前臂下，前臂上满是青筋，只有健美运动员才练得出来。他像个小女生似的，害羞地躲在后面，把夹克整齐地折好，搭在手臂上，等我父亲——也就是他充满活力、激动不已的好朋友——介绍他。但父亲还有要紧事得先做。父亲就像经典悲剧中长途跋涉的信使，一登台就迫不及待地把要传达的话说出来。“年轻的女士，”他对克莱尔耳语道，因为这样叫她的话似乎表明他一直在想象着她年轻，是个女士。他借着白日梦给他带来的勇气说：“别——别——请别！”
晚上睡觉时，她告诉我，当时她像别针一样紧贴在父亲宽阔的胸前，她听到的只有这几个字。我跟她说，说不定他就说了这几个字。当时，他觉得寥寥几个字足以表达他心中的感受。
此刻，他早已决定了接下去该做什么。他准备进入一系列抵达仪式的下一步，他肯定已经计划了好几个星期了。他伸手摸了摸搭在胳膊上的那个结子亚麻夹克的口袋——显然，什么都没找到。突然，他又拍了拍夹克的内衬，好像能失而复得一样。“哦，天哪，”他大叫道，“东西不见了。天哪，落在车上了！”这时，巴拜特尼克先生侧着身子，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跟前，仿佛他是个伴郎，父亲是个不知所措的新郎。他轻声说：“在你裤子口袋里，亚伯。”“哎呀，我怎么忘了呢，”父亲大叫道。他把手伸进犬牙花纹的裤袋里（眼里露出几分绝望）——正如他们所说，他的穿着十分考究——掏出一个小包放在克莱尔的手心。现在他笑容满面。
“我在电话里没告诉你，”他对她说，“就是想给你个大大的惊喜。如果你收藏的话，我保证这东西每年至少增值百分之十，很可能百分之十五，甚至更多。这可比钱好！等一下你看看它的精湛工艺吧！真是巧夺天工！赶快打开看看。”
于是，我们四个人继续在停车场上忍受着火辣辣的暴晒。与我一起生活的那个女人挺善解人意的，她知道怎么哄人开心，也乐于这么做。她麻利地解开丝带，揭开闪闪发亮的黄色包装纸，还不忘说包装纸好看。“那个也是我挑的，”我父亲告诉她。“我猜你会喜欢这个颜色，”他转过身，对同伴说，“索尔，我说过她肯定喜欢黄色吗？”
克莱尔从天鹅绒镶边的盒子里取出一个雕着玫瑰花束的纯银小纸镇。
“大卫告诉过我你自己打理花园有多辛苦，你是多么喜欢那些花。请收下吧。你可以摆在学校的办公桌上。等着让你的学生瞧瞧。”
“真漂亮，”她说道，只是瞥了戴若一眼，让它安静下来，然后亲了父亲的脸颊。
“看看这手艺，”他说，“连小花刺都能看到。其实这是人工做的，手工做的。是个艺术家做的。”
“太漂亮了，简直太漂亮了，”她说。
直到现在，他才转身和我拥抱。“我也给你准备了礼物，”他说，“在我包里呢。”
“你希望能在包里找到！”我说。
“真聪明。”然后我们互相亲吻了对方。
最后，他总算准备介绍与他一起来的那位了。我现在才发现，他俩的衣服是一样的，崭新的，颜色搭配得很好。只是我父亲穿着棕黄的和褐色的，而巴拜特尼克先生穿着银色和蓝色的。
“真要感谢上帝让我认识他，”父亲说。我们跟着一辆农用货车，缓缓驶出小镇。这辆农用货车的保险杠上贴着一张给其他司机看的贴纸，上面写着：只有爱才能胜过牛奶[313]。克莱尔为了支持当地的生态学家也在车保险杠上贴上了贴纸，上面写着：泥土路才符合实情[314]。
一路上，父亲兴奋不已，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就像个孩子——以前他沿着这些路开车时我也常常这样——现在，他一谈起巴拜特尼克先生就停不下来：百万里挑一，他认识的人当中最好的……巴拜特尼克先生此刻安静地坐在他身边，看着自己的大腿，显得很谦卑。他如此谦卑，我觉得既因为克莱尔活力四射、朝气蓬勃，也因为我父亲向我们介绍他的那种方式。当年，在生意红火的日子里，父亲就是用这种方式推销说在我们的旅馆避暑可以延年益寿。
“我与你们常常说起的巴拜特尼克先生来自犹太人中心。我反对乔治·华莱士[315]，要不是巴拜特尼克先生的话，就没人会听到我的意见。克莱尔，请原谅我，可我真的非常非常讨厌那个恶心的蟑螂。你肯定不愿意听到那些所谓的正经人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真丢人。我和巴拜特尼克先生团结起来，同他们较量，彻底取得了胜利。”
“不，”巴拜特尼克用口音很重的英语富有哲理地说，“这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那你说，怎样才能让那群愚昧无知的顽固的家伙改变想法呢？至少该让他们听听别人是怎么看待他们的！犹太人充满了仇恨，但他们却投了乔治·华莱士的票——我真搞不懂。为什么？那些犹太人作为少数族裔活了一辈子，可他们一本正经地给出的建议竟然是让有色人种在机关枪前列队站好，让他们挨枪子儿。把他们拉出来，然后朝他们扫射。”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巴拜特尼克先生插话说。“当然，这么说的只是个别人。”
“我告诉他们，看看巴拜特尼克先生，问他：你们这样做，与希特勒对待犹太人的做法是不是没什么不同。你知道那些有家庭、事业有成、退休后生活在分套出售的公寓里的所谓的文明人是如何回答的吗？他们说，‘你怎能把黑鬼和犹太人做比较呢？’”
“谁在让这个人丧心病狂，还有他领导的组织——”
“顺便提一下，是谁任命他为领导人的？领导什么组织呢？是他自己任命自己的！你接着说吧，索尔，对不起。我只是想让他们明白我们现在对付的是怎样的一个小独裁者。”
“让他们不安的是，”巴拜特尼克先生说，“他们拥有房子，他们有些人有房子，还有生意，接着有色人种来了，等他们试图让投入得到回报时，他们却损失惨重。”
“当然，从根本上说这就是经济学。向来如此。德国人不也这样吗？在波兰不也这样吗？”这时，他突然结束了历史分析，对我和克莱尔说，“巴拜特尼克先生战后才来这儿的。”他戏剧性地，是的，也很骄傲地补充说，“他是纳粹的受害者。”
等我们拐到行车道上，我指了指半山腰的房子，“怪不得你们看起来这么幸福，你们俩。”
“他们的房子是租来的，”父亲说。“我告诉他，既然这么喜欢，干吗不买下来呢？给房主报个价。告诉他你会付现金。至少看看房子的主人有没有兴趣。”
“其实，”我说，“暂时租着住，我们已经很开心了。”
“租房子等于把钱扔进下水道。去问问房子的主人，怎么样？又没什么坏处！你就说会支付现金，看他会不会上钩。如果他想现金交易的话，我能帮你，拉里叔叔也能帮你。以你现在的年纪你该买点不动产了。而这儿，你肯定不能错过。你永远不能错过。我那时候，克莱尔，用不了五千块就能拿下这样的房子。现在这栋房子——这块地延伸到哪儿？到林木线[316]那儿？好吧，就算它四英亩，就算它五英亩——”
我们上了土路，穿过厨房门——恰好经过早就听说过的生机勃勃的花园，他像房地产经纪人似的大谈房地产。他回到家乡沙利文县，和他唯一在世的亲人待在一起，没什么比这更让他开心的了：儿子的外表似乎表明他终于被从燃烧着熊熊大火的炉子里拖出来，被放在舒舒服服的壁炉前。
到屋子里，我们还没端上冷藏的饮料，或带他们看一看他们的房间或洗手间，父亲就在厨房餐桌上打开行李。“给你的礼物，”他向我宣布。
我们等着，他拿出了鞋、刚洗好的上衣，还有他锃亮的、崭新的剃须工具。
给我的礼物是用黑色真皮装帧的纪念册，里面有三十二枚银元大小的纪念章，每枚纪念章都放在一个圆形凹槽里，里外两面贴着透明的醋酸膜保护层。他管这些叫“莎士比亚纪念章”——正面雕有某一部剧本中的一幕场景，反面刻着剧本里一句话，字很小。和纪念章放在一起的还有如何将纪念章放进纪念册的说明书。第一项说明是这么说的，“戴上无绒手套……”父亲最后才把手套递给我。“摆弄这些纪念章时得一直戴着手套，”他告诉我。“手套和纪念章是配套的。他们说，不然的话纪念章会因为跟人体皮肤接触而产生有害的化学反应。”
“哦，您真是太好了，”我说。“虽然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您现在给我这么精致的礼物……”
“为什么？因为现在正是时候，”他笑着回答，同时做了个幅度很大的手势，挥手间把所有的厨具、餐具都包含在内了。“看看，戴维，他们为你刻了什么。克莱尔，你看看外包装。”
纪念册葬礼般的封面上围了一圈阿拉伯风格的银浮雕图案。花饰正中写着三行字。父亲用食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指给我们看。我们都在默读——除了他。
首版标准纯银套币
供大卫·凯普什教授
私人收藏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说：“这肯定花了不少钱。真难得。”
“可不是吗？不过，没花多少钱，我不是整套一起买下的。开始，你可以一个月收集一枚。你从《罗密欧与朱丽叶》开始——等一下我给克莱尔看看《罗密欧与朱丽叶》——然后慢慢收集，直到集齐。我一直在帮你收集。只有巴拜特尼克先生知道这事。看，克莱尔，来这儿，你得凑近点看——”
过了一会儿他们才找到刻着《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纪念章，因为在标着“悲剧”的那一页左下方指定的凹槽里，他似乎放着《维洛那二绅士》[317]。“真见鬼，《罗密欧与朱丽叶》究竟在哪儿呢？”他问。最后，我们四个在“历史剧”那一页标着《约翰王》[318]的凹槽里找到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可我把《约翰王》放哪儿了呢？”他问。“我以为都放对了位置，索尔，”他皱着眉头对巴拜特尼克说，“我以为我们都检查过了。”巴拜特尼克先生点点头——他们确实检查过了。“反正，”父亲说，“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哦，背面。在这儿，我想让克莱尔把背面上写的东西大声读出来，这样大家都可以听见。亲爱的，读一读这个。”
克莱尔大声读着纪念章上的铭文，“‘……玫瑰要是换了名字，它同样吐露芬芳。’[319]《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二场。”
“是不是挺不错的？”他问她。
“当然。”
“你看，他也可以带到学校去。很有用。这东西不是只能摆在家里。十年二十年后，他可以拿出来给他的学生看。与你的礼物一样，也是纯银的，我保证它的增值率肯定赶得上通货膨胀，很久以后纸币都不值钱了。你打算放在哪儿呢？”最后一个问题是问克莱尔的，不是问我的。
她说：“先放咖啡桌上吧，这样大家都可以看到。所有人都会进客厅，我们以后会放在那儿。”
“太棒了，”我父亲说。“只是要记住，别让你的朋友把纪念章拿出来，除非戴上手套。”
午饭是在装着纱窗的门廊里吃的。收音机的电台调谐器似乎只能调到播放巴赫作品的那个台。在收音机和挂着两张她姐姐画的海洋和沙丘水彩画的墙中间，整齐地放着十几本时代—生活系列关于“世界美食”的书。其中一本是《俄罗斯烹饪》。黄瓜和酸奶沙拉里放了很多蒜泥和从纱门外的药草园里摘来的新鲜薄荷，这出自那一系列美食手册中的中东美食那一本。冷烤鸡配迷迭香是她很早之前自创的菜谱。
“我的天，”父亲说，“简直是大餐！”“好极了，”巴拜特尼克先生说。“谢谢，先生们，”克莱尔说，“我肯定你们吃过更好的。”“在利沃夫[320]，我母亲下厨时，”巴拜特尼克先生说，“她做的红菜汤都没这么好吃。”克莱尔笑着说，“您过奖了，但还是谢谢您。”“听着，我亲爱的孩子，”父亲说，“如果我请到你做厨师，我可能还在干老本行。你会比教书赚得多，相信我。一个好厨师，即使在以前，哪怕在大萧条[321]期间——”
克莱尔今天第一次尝试用“克莱尔式”手艺做的那些具有异国风味的东方菜，希望让包括她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立刻有一种回家团聚的感觉，但今天最受欢迎的并不是这些菜，而是按她奶奶的配方用薄荷叶和橘皮泡制而成的味道浓郁的冰茶。父亲好像怎么也喝不够，不停地夸这冰茶好喝，简直把它捧上了天。吃蓝莓时，他得知克莱尔每个月都会乘大巴到斯克内克塔迪[322]去看望这位九十岁的老太太。在她那儿，克莱尔学会了老太太会做的所有事：做饭、打理花园，可能还有带孩子。这时父亲仍然不停地夸冰茶好喝。是的，从这个女孩身上，他仿佛看到他叛逆的儿子已经决定彻底改变自己。
午饭后，我建议他们俩先休息一会儿，等稍微凉快些再沿马路走一走。当然不行。我在说什么呢？我们胃里的食物刚消化，父亲就说，我们得开车去旅馆。这让我吃惊，就像吃午饭时听他轻松地说起自己的“老本行”。自从一年半前搬去长岛，他就没什么兴趣去看看接手旅馆的两个老板把旅馆打理得怎样了，现在旅馆已经改名为“皇家滑雪避暑旅馆”，几乎快维持不下去了。我以为他不会去关心那些事，但事实上，他热情高涨。去过洗手间之后，他在门廊里踱来踱去，等着巴拜特尼克先生醒来。巴拜特尼克先生正在我的柳条安乐椅上打盹儿呢。
要是他因为内心激动而突然去世呢？要是他在我和深爱着我的女孩结婚，买舒适的房子，生几个漂亮的孩子之前就……
我还在等什么呢？与其晚一些还不如现在就去，这样的话他也会挺开心的，认为自己的一生很成功？
我到底在等什么呢？
父亲带着我们三个沿着大街上仍在营业的最后那几家商店一家一家走去，似乎只有他一个人没感受到可怕的热浪。“我还记得以前那儿有四家肉铺，三家理发店，一家保龄球馆，三家农产品市场，两家面包房，一家A&P超市[323]，三个医生，三个牙医。现在，你看看这地方，”他说——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他以这样的睿智为自豪，并不感到懊恼——“肉铺，理发店，保龄球馆，都没了，只有一家面包房，A&P超市也没了，我离开这儿的时候这些都在，牙医也走了，现在只有一个医生。是的，”他用长辈对晚辈的口气总结说，听起来有点像他的朋友沃尔特·克朗凯[324]，“旅馆业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那时候这儿可真了不得！你们当时该在夏天来看看！你知道以前谁常来这儿度假吗？凡是你能说出名字的都来过！青鱼大亨！苹果大亨！——”接着他开始对巴拜特尼克先生和克莱尔滔滔不绝讲他一生中的那些有趣的、重要的事，一步一步，一年一年，从罗斯福就职典礼一直说到林登·贝恩斯·约翰逊[325]。克莱尔并没让他知道她几星期前已经和我一起来这儿伤感地回忆过去，我当时向她解释过什么是青鱼大亨。他的中袖衬衫湿透了，我用一只胳膊抱住他的胳膊，说道：“我打赌，要是下定决心的话你可以一直说到大洪水[326]之前。”他喜欢那样。是的，他喜欢今天的一切。“哦，当然没问题！过去的事真开心！回忆过去真开心！”“太热了，爸，”我提醒他。“都快九十度[327]了。要是我们慢慢走的话——”“慢慢走下去吗？”他大叫，挽着克莱尔沿着马路疯狂地一路小跑，有几分炫耀的意味。巴拜特尼克先生笑了，边拿手帕擦眉毛，边对我说，“他已经盼了很久了。”
“今天是劳工节的周末！”当我大摇大摆地走进“主楼”员工通道旁的那块地方时，父亲欢快地说。停车场重新铺过了，几幢大楼被刷成不协调的粉红色，旅馆的名字变了，此外好像没什么变化。现在经营旅馆的是一对夫妇，丈夫是个心事重重的家伙，比我大不了几岁，妻子还算年轻，是他的第二任妻子，一点也不讨人喜欢。六月的一天下午，我带着克莱尔一起来这儿重温过去，当时我与他们匆匆见了一面。但这对夫妻对昔日辉煌的日子并不留念，就像那些在水位猛涨的溪流里想抓住残骸的人无法体会过去桦树皮做的独木舟的黄金年代一样。父亲明白了旅馆的现状，便问为什么节假日都没客满——他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但很快他就明白了。那个妻子比以前更凶悍；而丈夫尽管长得高高大大的，却像个孩子似的，眼睛苍白无力，皮肤上有麻子，恍恍惚惚的，待人倒是挺友善——他是个好人，心肠很好，但他那向二十一世纪迈进的计划很可能并没给债权人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这些解释了旅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能在公众心目中树立稳固的“形象”。“你瞧，”他底气不足地说，“现在我们还在改装厨房，让它更现代化——”
他妻子打断他，把话挑明了：年轻人不来这儿度假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旅馆是为老一代人开的（从她的口气可以听出来，这都是我父亲的错），一大家子过来度假的客人也被吓走了，因为买下我们旅馆的那个人是个“没钱的休·海夫纳[328]”，企图将一些“地痞流氓、甚至更烂的人”锁定为目标客户。他到八月就已经入不敷出了。这是他经营这家旅馆的第一个夏天，也是唯一的夏天。
“首先，”我还没来得及拉父亲的胳膊，把他拽走，他已经开口了，“最大的错误是把旅馆的名字改了，三十年的苦心经营就这样打了水漂，旅馆被从地图上抹得一干二净。外墙随便你涂什么颜色，虽说白色干干净净的，我不知道有什么不好——不过如果你认为这就是你们的品位，那你们的品位也太差了。关键是，尼亚加拉大瀑布会改名字吗？不会的，如果他们想吸引游客的话是不会改名的。”那个妻子忍不住当着他的面大笑，她说，“我忍不住当着你的面大笑。”“你说什么？为什么？”父亲火冒三丈地回应道。“因为现在这种时候，这种时代，你不能把一个旅馆叫皇家匈牙利，还指望着在右边排起长队。”“不，不，”她丈夫不想让她的话听上去那么刺耳，他把两粒氢氧化铝片从锡纸里面取出来，说，“珍妮特，问题是，我们的风格有点不伦不类，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我确定，只要我们把厨房装修好——”“我的朋友，别提厨房了，”父亲毫不掩饰自己不想和这个不明事理的女人说话；“别折腾了，把名字改回去吧。你买旅馆花的钱有一半是用来买这个名字的。怎么会想到在旅馆的名字里用‘滑雪’这样的词呢？如果你觉得有必要这么做的话，那整个冬天都开门营业吧——这样一个词只能把给你带来红火生意的客人吓跑，你为什么要用它呢？”那个女人说，“我要告诉你，现在谁都不愿意去一个听起来像陵墓的地方度假。”“哦，”父亲挖苦得更厉害了，“哦，如今，过去的那些东西都已经死掉了，是吗？”接着，他发表了一通富有哲理但缺乏条理的长篇大论，一本正经地说着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整体关系，似乎一个活到六十六岁、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就得说说现在经营这家旅馆的这对夫妇。尤其是，他们认为旅馆的不景气都是由父亲引起的，他更得这么说。
我等着进行劝解，或者叫辆救护车来。看着自己一生的心血被这个游手好闲的丈夫和他面无笑容的妻子糟蹋成这样，痛心不已的父亲会不会失声痛哭呢，或者倒下变成一具尸体呢？这两者都有可能。
为什么我老是觉得这个周末他会死去，等到下周一我就是个没爹的孩子了呢？
当我们上了车准备回家时，他还是一肚子火——他余怒未消。“以前，我怎么知道他会变成一个嬉皮士呢？”“您在说谁呢？”我问。“你妈去世后买下我们旅馆的那个人。你觉得我会心甘情愿地把旅馆卖给一个嬉皮士吗？那家伙五十岁了。他留着长发的话我又能怎样呢？难道我就因为这个而不卖给他吗？她说‘地痞流氓’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她的意思与我所理解的不一样，还是一样的呢？”我说，“她只是说他们很快就维持不下去了，他们心里不是滋味。看，她这个人挺烦人的，生意做不下去很正常。”“对，那为什么要怪到我头上呢？我把最后一只金鹅[329]给了他们，留给他们良好的传统和忠实的客户，他们只要牢牢抓住已有的资源就行了。就这么简单，戴维！‘滑雪’！我的客人要是听到这个肯定会跑得一个不剩。哦，有些人能在撒哈拉沙漠开旅馆，然后把生意做大，而有些人在最好的环境下起步，最后却输得精光。”“没错，”我说，“现在我回头看看，我的事业挺成功，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是个无名之辈，来自无名之地！克莱尔，刚开始时我是个快餐厨师。那时我的头发是黑的，和他一样，而且很浓密，如果你相信的话——”
父亲身边的巴拜特尼克先生睡得很沉，头倒在一边，像被绞死了似的。克莱尔——温和、宽容、慷慨、心甘情愿的克莱尔——听着我家旅馆的故事，听我们家的旅馆如何在父亲这个勤劳、和蔼、精明、对员工苛刻、充满活力的小人物的苦心经营之下生意红红火火，她微笑着，点头说是—是—是。我在想，世上还有谁比父亲更值得让人学习呢？他恪尽职守，有没有吝惜过哪怕一点点气力呢？有没有什么事让他觉得自己该受到责备呢？我的吊儿郎当？我的罪恶？哦，要是他能简短地做结案陈词，陪审团甚至不用退庭就会直接宣布“像婴儿一样纯洁”！
但他做不到。他一直说到傍晚，依旧热情高涨。一开始，当克莱尔在厨房里做色拉和甜品时他在厨房里围着她转来转去。当克莱尔准备去冲凉、换身衣服吃晚饭、恢复一下体力时，而我在屋后准备用烤肉架烤牛排，他就跟我到了屋外。“嗨，我收到了他女儿的婚礼请帖，我告诉过你吗？你过一百万年也猜不到。我得去亨普斯特德[330]把你婶婶的搅拌器修好——你知道，那个罐子，那盖子——你知道现在维修韦林氏家用电器的那个家电商场是谁开的吗？就算你还记得，你也绝对猜不到。”但我知道那是我的魔术师。“赫比·布若塔斯基？”我说。“对了！我跟你说过吗？”“没有。”“但他现在与过去不一样了——你大概不会相信，那个皮包骨头、瘦得像鬼一样的家伙[331]，如今有点人样了，挺有出息。他在韦林氏电器干过，还有通用电器，现在，他告诉我，他要进一家日本公司，比索尼还要大的一家公司，去做这家公司在长岛的独家经销商。他女儿是个小洋娃娃。他给我看了她的照片——接着，两天前，我意外地收到这张漂亮的请帖。我本想带来的，该死的，不过我忘了，因为已经打好包了。”两天前打包的。“我会寄给你，”他说；“你收到一定很开心的。瞧，我当时在想，只是想想而已，你看你和克莱尔一起陪我——去参加婚礼怎样？赫比肯定会大吃一惊的。”“嗯，让我们考虑一下。赫比最近怎样？他现在多大了，四十多吗？”“哦，他应该有四十五六了，肯定。但依旧精力充沛——像小时候一样机灵，挺潇洒。他一点都没发福，头发也没掉——事实上他头发太多了，我还以为是假发呢。现在想想也许真是假的。他皮肤还是那么黝黑。你是怎么回事呢？肯定是用灯照黑的。戴维，他还有个儿子，岁数还小，像他一样，也会打鼓！当然，我也跟他谈了谈你，他说已经知道了。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你在学校里做讲座的新闻；他是在《新闻日报》的‘今日大事日程专栏’里看到的。他说他告诉了所有的客人。你怎么看呢？赫比·布若塔斯基。你怎么知道的？”“我猜的。”“那你猜对了。你真是神了，孩子。吆，这肉真不错。你们这儿多少钱一磅？几年前，这样的牛里脊肉——”我想抱住他，用我的胸贴住他说个不停的嘴，然后说，“好的，你可以永远待在这儿，永远都不用离开。”但事实上，用不着一百个小时，我们就得分开。我跟父亲之间极度亲密，又非常疏远，这种令人困惑的情感还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
等克莱尔回到厨房，父亲丢下我一个人看着木炭燃烧，跑进屋子“看看她多漂亮”。“冷静点……”我在他背后喊，不过这不及我去叫第一次走进扬基体育馆[332]的孩子冷静下来管用。
我的扬基人[333]让他剥玉米壳。当然，你可以边剥玉米壳，边说话。在挂在水池上方的软木公告板上，除了《纽约时报》上的几份菜谱，克莱尔还钉上了奥利维亚从玛莎葡萄园寄来的照片。我隔着厨房纱门听见他们在说奥利维亚的孩子。
又是我一个人了，牛排还没烤好，我终于有时间打开从学校信箱转寄给我的那封信。几小时前我们去镇上拿信接客人时，我就把信放在后面的衣袋里。从欧洲回来，我就把《套中人》的定稿寄给大学出版社了，从那以后我每天翘首企盼出版社的回信，但这封不是出版社寄来的，所以我就一直懒得打开。这封信来自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334]英语系，这是一天中我感受到的第一个真正轻松的时刻。哦，鲍姆加藤，你家伙真滑稽，真能折腾，好吧。
亲爱的凯普什教授：
拉尔夫·鲍姆加藤先生正在应聘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住校作家的职位。他提供了您的名字，说您非常熟悉他的作品。您的日程一定排得满满当当，实在不忍打搅。如蒙便中回复，谈谈您对他写作、教学和品行的看法，本人将不胜感激。敬请放心，我们对您的评价绝对保密。
谨致谢忱。
真诚的
约翰·菲尔贝恩
系主任
亲爱的菲尔贝恩教授，也许您还想知道我对风的看法，它的作品我也非常熟悉……我把信塞回口袋，把牛排放到烤架上去。亲爱的菲尔贝恩教授，我帮不了您，但我相信您的学生会大开眼界，他们会感到生活有如此之多的可能……那谁会是下一个，我在想。当我坐下开始吃晚饭时，餐桌上会不会给波姬塔留一个盘子呢？或者她是不是更喜欢在我身旁跪着吃呢？
我听见克莱尔和父亲在厨房里终于开始讨论她的父母。“可为什么呢？”我听见他问。听他的语气，我就知道，不管什么问题他都知道答案，但与他热情洋溢的社会向善论自相矛盾。克莱尔回答说，“因为他们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根本不适合在一起。”“但他们有两个漂亮的女儿；她们也都受过大学教育，都有非常好的行政职位。我不明白。还有喝酒：为什么要喝呢？喝酒有什么好呢？恕我直言，在我看来喝酒很傻。我自己当然从没受过什么教育。如果我受过教育——但我没有，事实就是这样。让我告诉你，我母亲，我只有想起她才会感觉整个世界是美好的。她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妈，我会对她说，您又在地板上做什么？拉里和我会给您钱的，您可以雇个人帮您擦地板。但是别——”
晚饭时，用契诃夫的话来说，总算是安静的天使从他头顶上飞过[335]。但很快就被忧郁症的阴影所取代。他已经说啊说啊说了那么多，还没说够，现在是不是快要哭出来了？他是不是终于快崩溃、要大哭出来了——我是不是把自己的情绪都归咎于他？为什么当我明明赢得一场血战时，却感觉好像输掉了呢？
我们又坐在装着纱门的门廊里吃饭。前几天，我在这儿拿着纸笔，绞尽脑汁，写下自己的所思所想。蜂蜡蜡烛在铅锡合金制成的古董烛台上无声地燃烧着；从玛莎葡萄园寄过来的杨梅蜡蜡烛的烛油滴在桌上，滴成了串。点燃的蜡烛随处可见——克莱尔喜欢晚上在门廊里点蜡烛；这可能是她唯一的奢侈行为。早些时候，当她拿着一包火柴，挨个烛台点燃蜡烛时，我的父亲已经坐在桌边，把餐巾扎进了腰带。他开始对克莱尔说，在过去二十年里，卡兹凯尔斯那地方有哪些旅馆毁于无情的大火。于是，她说她会小心的，让他别担心。但是，当一阵微风轻轻拂过门廊时，烛光在风中摇曳，他还是四处看了看，确认没什么东西着了火。
现在，我们听见房子后边的果园里第一个成熟的苹果掉到了草地上。我们听见“我们的”那只猫头鹰在枭叫——于是克莱尔为客人介绍我们从未见过的这只鸟，它的家就安在“我们的”林子里。如果我们好久不说话，她就会告诉这两个老人——她把他们当成孩子——鹿可能会从树林里来苹果树周围吃草。戴若已经被警告过别大叫，以免把它们吓跑了。听见她提到它的名字，戴若有些气咻咻的。它十一岁了，当克莱尔还是个十四岁的中学生时，它就跟着她了。自从奥利维亚去读大学那年起，它就成了她最亲密的伙伴，直到我出现在她的生活中。几秒钟后，戴若安静地睡着了，又只听到雨蛙和蟋蟀合唱的九月充满活力的夏日终曲，这是我们在夏天所听到的动物和昆虫所唱的歌中最悦耳的。
今晚，我没法把视线从她脸上移开。两位老人看上去就像两幅古典艺术大师创作的铜版画，肉松皮皱，克莱尔的脸看起来比平时更美，像苹果一样细腻，像苹果一样小巧，像苹果一样有光泽，像苹果一样纯净，像苹果一样新鲜……从未比现在更自然，完美无瑕……以前从没这样……是的，我如此心醉神迷，已经无法判断是什么终将把我们分开。我为什么要走火入魔般地迷恋她呢？这除了让我开心的瞬间，不可能给我留下别的什么。在这温柔的爱慕之中，难道就没有一点难以捉摸、不切实际吗？要是克莱尔的另一面显现出来，会怎样呢？要是她没有“另一面”呢？我的另一面又会怎样呢？我只看到好的一面，这样还能持续多久呢？我还要过多久才能有清醒的认识呢——和克莱尔在一起的这种日子还要过多久会让我生厌呢？当我再次从中走出来时，我会对所失去的痛心不已，为自己寻找出路！
我终于把在心中压抑了好久的疑惑说了出来——声音震耳欲聋——我在忧郁情绪的影响下度过了这一天，这种情绪可以触摸得到，非常可怕，就如同墙头上的尖铁。我和她不会长久的。我心里这样想，仿佛自己已被刺伤，力量从体内奔涌而出，我感觉就要从椅子上摔下来。不会长久的。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可以长久的东西。除了断断续续的经历和昙花一现的快乐留给我的难以磨灭的记忆，除了不断变厚的记载着我失败经历的鸿篇巨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长久。
可以肯定，可以肯定的是，克莱尔依然和我在一起，坐在桌子对面，和我父亲和巴拜特尼克谈论着接下来要指给他们看的那些行星，那些星星今晚在遥远的星座中显得特别耀眼。她把头发扎起来，露出支撑细长的脖子的脆弱的颈椎，她穿着浅色的带有刺绣花边的长袍，那是初夏时在缝纫机上缝的，在她简朴的气质之上又增添了几分高贵。她在我眼里比以往更珍贵，更像我真正的妻子，像我那还没出生的孩子的母亲……然而我已经筋疲力尽，没什么指望，没什么称心满意的。虽然我俩的关系会按计划向前发展，周末和学校放假时租房子一起住，但我确定我们共同拥有的东西会慢慢消失，那只是时间问题——那是迟早的事。在她眼里，现在我这个手里拿着一勺她做的橙子“舒芙蕾”的男人不过是赫比的徒弟，波姬塔的同谋，海伦的追求者，鲍姆加藤的死党和辩护者，一个任性的儿子，一个充满着渴望的男人。如果不是那样的话，那又会是什么呢？当这也依次消失后，她会怎么看待我呢？
为了我们大家，我不能在吃饭时从椅子上摔下来。然而我又一次感到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我害怕去拿酒杯，因为我担心没有足够的力气把它端到嘴边。
“放张唱片听听怎样？”我对克莱尔说。
“巴赫的新唱片吗？”
一张三重奏的唱片。我们整个星期都一直在听。上星期听的是莫扎特的四重奏；再上个星期，是埃尔加[336]的大提琴协奏曲。我们不停地放同一张唱片，直到听腻了为止。我们在房子里来回走动，我们来回走动带来了音乐，这些音乐是从我们的安适愉快中流淌出来的。我们一直听的都是最高雅的音乐。
我好像找到了个不错的借口，在可怕的事发生前离开了餐桌。
客厅里的留声机和扬声器是克莱尔的，是放在汽车后座从城里带来的。绝大多数唱片也是她的。缝在一起的几块窗帘、铺在破旧的长沙发上的灯芯绒布、壁炉边的两只瓷狗都是她的。这两只瓷狗以前是她奶奶的，她二十五岁生日时送给了她。小时候，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她经常去奶奶那儿喝点茶，吃点吐司，在那儿练会儿钢琴；这样，她回家后就能忍受父母的争吵。是她独自决定流产的。那样我是不是就不用承担什么责任呢？好让我只因为喜欢她而选择她吗？责任真有那么可怕吗？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她怀孕了呢？一个人难道有时就不能像曾经欣然接受快乐、激情和冒险那样欣然接受责任吗？生命中就不能有一个以责任为快乐，而不是以快乐为责任的时刻吗？
高雅的音乐开始了。我回到门廊，脸色没刚才离开时那么苍白了。我坐回到桌边，喝了一小口酒。是的，我可以把杯子拿起来，再放下。我可以专心思考另一个话题。我最好这样。
“巴拜特尼克先生，”我说，“我父亲说您是集中营的幸存者。您是怎样逃过那一劫的呢？可以问问您吗？”
“教授，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各位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如此热情。我很久没这么开心了。我觉得我可能已经忘记和人们一起怎样才会开心。谢谢各位。我还要谢谢您的好父亲，我亲爱的新朋友。今天很开心，奥运顿小姐——”
“您就叫我克莱尔吧，”她说。
“克莱尔。你比同龄人更懂事，而且年轻又可爱。还有——我一整天都在想着向你表示深深的谢意。谢谢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开心的事。”
两个老人坐在她两侧，而她的情人就坐在她对面。他[337]鼓起所有的爱，看着她丰满、惹火的身体和花瓶上方她那小巧的脸——花瓶里的紫菀是他早上散步为她采的——他注视着这个正值最富女人味阶段的慷慨的女人朝腼腆的客人伸出一只手，客人握住她的手，紧握不放，终于开始轻松自如地交谈，不再拘束（就像她之前计划的那样，是她有意安排的）。的确，置身于这一切，她的情人开始真切地感到自己在实实在在地生活，这种感觉比记忆中的任何时候都要强烈——现在他是最真实的自我，每一种感觉都有了它真正的归属！然而，他继续想象着被如同重力般无法反抗的力量拖着走，这确实是事实。仿佛他是一个落体，无法把握自己，就像果园里任何一个渺小的苹果一样，摆脱了树的束缚，却又朝具有引力的地球落下去。
但他没哭，而是不知用母语还是幼兽似的嚎叫喊道，“别离开我！别走！我会想死你的！这一刻，我们四人在一起——就该这样！”他舀起最后一勺“舒芙蕾”，开始听巴拜特尼克讲的那个死里逃生的故事。
“有开始，”巴拜特尼克先生说，“也就会有结束的那一天。我要活着看到这一暴行结束。每天早晚我都这么跟自己说。”
“可他们怎么没把您扔进焚尸炉呢？”
你怎么会在这儿，跟我们在一起呢？克莱尔怎么会在这儿呢？为什么不是海伦和我们的孩子呢？为什么不是我的母亲呢？再过十年……那时又会是谁呢？我难道要在四十五岁时，从零开始，重新开始一段甜蜜的生活吗？然后，等到五十岁时又从头再来吗？难道我要永远这样哀叹自己找不到真爱吗？我不能！我不会！
“他们不可能杀死所有人，”巴拜特尼克先生说。“这点我当时就明白。总有人能活下来，哪怕只有一个人。所以我告诉自己，这个人会是我。他们把我送去煤矿做苦力，和波兰人一起。那时我还年轻，身强体壮。我拼命干活，把煤矿看作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一样。我告诉自己，这是我愿意做的。我告诉自己，这么做是为了我的孩子。我每天对自己说不同的话，好让自己撑到晚上。我就这么活下来了。只是当苏军突然发起闪电般的行动时[338]，德国人把我们带走了，让我们凌晨三点开始行军。一天一天又一天，后来我弄不清到底有多少天了。继续往前，往前，一眼望去到处都是倒下的人。当然，我再次告诉自己，如果有人能活下来的话，那肯定是我。可那时我已经明白，即使我能到达目的地，等到了那儿，他们也会把剩下的人全部枪毙。所以，几星期、几星期不停地行军之后，也不知道到了什么鬼地方，我就逃走了。我躲进树林，等到夜里才出去，德国农民给我些吃的。是的，没错，”他边说，边低头看自己的大手，在烛光下，那双手就像铁锹一样宽，像撬棍一样重，克莱尔细长的手指和娇嫩的手骨、指关节被握在他手里。“一个德国人，没那么坏，你知道。可把三个德国人放在一个房间里，那你就该和这美好的世界吻别了。”
“然后呢？”我问，可他仍然低头往下看，仿佛想弄明白自己的手为什么握着克莱尔的手。“您是怎么获救的，巴拜特尼克先生？”
“一天晚上，一个德国农妇告诉我，美国人来了。我觉得她肯定在说谎。我想，还是别去她那儿，她不可能对我那么好。但是，第二天我看见坦克穿过树林从路上开过来，坦克上还有一颗白色的星星，于是我拼命大叫着冲了出去。”
克莱尔说，“那时您看起来肯定特别奇怪。他们怎么知道您是谁呢？”
“他们知道。我不是第一个。我们都从洞里出来了。我们当中有幸活下来的那些人。我失去了妻子和父母，一个兄弟，两个姐姐，还有我三岁的女儿。”
克莱尔叹息道，“哦，”仿佛被针扎了一下似的。“巴拜特尼克先生，我们问您的问题太多了，我们不该……”
他摇摇头。“亲爱的，人活着，就要问问题。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活着。似乎就是那样。”
“我告诉他，”父亲说，“他该把所有的经历写成一本书。我已经想好了可以把书送给哪些人读。如果他们读到这本书的话，说不定会摇头：当时自己竟做了这种事，而那个人是如此善良友好。”
“那战争爆发以前呢？”我问，“您还年轻，那时您想做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手臂的力量或是双手的形状，我以为他会说想做木匠或泥瓦匠。但事实上他在美国开了二十多年出租车。
“做个普通人，”他说，“做个可以看透生活和真假、不拿谎话取悦自己的人。从小这就是我的理想。一开始，作为犹太裔的孩子，我与别人没什么两样。可十六岁时，我靠双手把自己从那一切中解放出来。我压根儿不想做狂热的激进分子，否则我的父亲会杀了我。去信仰那些并不存在的东西吗？不，我可不会那样。仇恨犹太人的那些激进分子会那样。也有一些犹太人本身就是激进分子，”他告诉克莱尔，“他们还天天做梦。我可不是那样的。刚满十六岁，我就告诉父亲，我不想再伪装下去了。”
“如果他写书的话，”我父亲说，“书名应该叫《永不言败》。”
“那您在这儿再婚了吗？”我问。
“是的。她也在集中营里被关押过。下个月就是她去世三周年了——跟你母亲一样，也是死于癌症。她甚至都没得过什么别的病。一天吃完饭，她在洗碗。我进屋去开电视，接着就突然听到厨房里传来一阵撞击声。‘救命，我出事了。’等我冲进厨房，她已经倒在地上了。‘我拿不住耙子，’她说。她把‘盘子’说成了‘耙子[339]’。这个词可把我吓坏了。还有她的眼睛。好可怕。我当时就知道她不行了。两天后，我们得知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她大脑里了。简直是飞来横祸。”他语气里没有一丝怨恨，只是为了把情况说清楚，他又说了一句，“有什么法子呢？”
“太可怕了，”克莱尔说。
父亲转了一圈，把蜡烛吹灭——为了稳妥起见，连那些已经灭了的也又吹了吹——之后，我们走进花园，好让克莱尔指给他们看那些晚上从地球上可以看见的其他行星。他们戴着眼镜，仰着头，她给他们讲解银河，回答他们有关流星的问题，就像对她的小学六年级学生一样，说靠近小熊星座的勺柄上有一颗星星，亮光微弱，古希腊的士兵只有能辨认出它之后才能上战场——我们在这儿的第一天晚上她也是这么讲给我听的。接着，她又陪他们回到房间。她得事先告诉他们咖啡和果汁在哪儿，怕他们早晨比我们先起床。我和戴若继续待在花园里。脑子里不知该想什么。我只想一个人爬上山顶。我想起我们在威尼斯乘刚朵拉的时候。“你确定我们还没死，还没去天堂吗？”“你得去问问船夫。”
透过客厅的窗子，我看见他们三人站在咖啡桌边。克莱尔把唱片换了一面，放回转盘上继续播放。父亲正拿着莎士比亚纪念章的纪念册。他似乎正大声朗读纪念章背后的字。
几分钟后，她到山顶上来找我，我们一起坐在经历过风吹日晒的木椅上。我们并排坐着，谁也没说话，只是抬头看着熟悉的星星。我们几乎每晚都会这样。今年夏天，我们几乎每天晚上、下午或早上都会做同样的事：每天从厨房里朝门廊喊，从卧室里朝浴室喊，“克拉丽莎，快来看，太阳下山了，”“克莱尔，那儿有只蜂鸟，”“亲爱的，这颗星星叫什么名字呢？”
这一整天她第一次这么筋疲力尽。“哦，天哪，”她说，接着便把头靠在我肩上。我感觉到她呼吸的空气缓缓地充满她的身体，然后又排出去。
我给那些最亮的星星起了一个星座名，然后对她说：“这是个简单的契诃夫式的故事，是不是？”
“什么是不是？”
“这一切。今天。夏天。九页或十页，就这些页。它们就叫做《我以前的生活》。两个老人来乡下看一对健康漂亮、心满意足的年轻夫妇。年轻的丈夫三十五岁上下，总算从二十来岁时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那个年轻的妻子二十来岁，经历了痛苦的青年时期。他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已经一路走过来了。表面上看，他们俩也感觉到自己被拯救了，很大程度上是被对方拯救了。他们相亲相爱。但是，烛光晚餐结束之后，一个老人讲起了他的遭遇，讲到了对犹太人的毁灭，讲到了接二连三的打击。故事就是这样。故事的结局是这样的：她可爱的脑袋靠在他肩上；他的手捋着她的头发；他们的猫头鹰在枭叫，他们的星座整齐有序——他们的纪念章放在该放的位置；他们的客人睡在新铺好的床上；他们的避暑小别墅非常舒适诱人，就在山脚下，而他们一起坐在山上，琢磨着他们害怕什么。屋里播放着音乐。最动听的音乐。‘而他俩知道最复杂、最困难的才刚刚开始。’这也是《带哈巴狗的女人》的最后一句。”
“真的有什么让你害怕吗？”
“我好像在说是的，是吗？”
“害怕什么呢？”
她温柔、聪明、信任的绿眼睛正盯着我。她课堂上特有的认真和专注现在集中在我身上，期待着我的答案。过了一会儿，我告诉她，“我真的不知道。昨天在药店我看见货架上放着便携式氧气瓶。那儿的一个孩子向我演示了如何使用，我就买了一个，放在盥洗室的壁橱里，在沙滩毛巾后面，以防今晚我们当中谁会有什么意外。”
“哦，可是不会出什么事的。为什么偏偏今晚会出事呢？”
“没理由。只是他跟旅馆老板夫妻俩那样谈起过去的事情时，我真希望当时把氧气瓶放在车里带过去了。”
“大卫，他不会因为过去的事过于激动而死的。哦，亲爱的，”她边说边亲了亲我的手，然后放在自己的脸颊上，“你只是太累了。他太激动了，会把你折腾得筋疲力尽的——可他没坏心。很明显，他身体棒着呢。他很好。倒是把你累坏了。该睡了。就这样吧。”
该睡了，就这样吧。哦，我亲爱的，你太天真了，你不懂，而我也不能告诉你。我不能说出来，今晚不能。我的激情会在一年内消耗殆尽。实际上已在慢慢消退了，我担心自己已无法拯救激情。你也无能为力。我与你肌肤相亲——我只与你一个人这样！——可现在我竟没有抚摸你的那种冲动……除非我先提醒自己必须那么做。你的身体曾经与我亲密无间，让我左右自己的生活，但它现在竟然无法唤起我的欲望。哦，这样太蠢了！太傻了！太不公平了！你就这样从我手中被夺走了！被夺走的还有我所热爱却未能读懂的生活！是被谁夺走的呢？竟然是我自己！
我去克林格的候诊室。虽然那儿有《新闻周刊》和《纽约客》，但我不是契诃夫的那些讲述普通人痛苦的小说里的富有同情心、默默忍受的受害者。不，更可怕，我更像果戈理作品中发狂的感到受侮辱的被截肢者[340]，冲进报社要刊登一则疯狂的分类广告：他的鼻子决定离开他的脸，他想把它找回来。是的，一个荒唐、残酷、莫名其妙的笑话！你这个冒牌医生，我现在回来了，情况比以前更糟糕！我严格按照你说的做了，严格坚持健康的饮食起居——甚至主动在课堂上研究起了男女间的激情，深入研究那些把这个主题研究得淋漓尽致的人……结果我却成了这样！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想象，我想象，我想象，当最坏的事情发生时，我还是什么都不知道为好！你还是什么都不知道为好！别拿现实原则[341]来安慰我！趁现在还来得及，赶紧帮我找到它！这位十全十美的年轻女人正等着呢！拥有一个女孩和最舒适的生活的那个梦想啊！这儿，我把这则标题为“寻人启事”的广告交给这位衣着得体、身体健壮、聪明机灵的医生，向他描述我最后一次看到它时的样子，它的真实价值和情感价值，谁提供能找到它的线索的话我将支付给谁酬劳，“克莱尔·奥运顿小姐，曼哈顿私立小学的教师，身高五英尺十英寸，体重一百三十八磅，金发，银绿色的眼珠，特别善良、可爱和忠诚，我对她的欲望已神秘地消失了……”
医生会怎么回答呢？也许他从来就没有真正爱过她，或者说，很显然，既然已失去了，就必须学会去适应……
整夜，噩梦像水流过鱼鳃一样向我袭来。天快亮时，我醒来了，发现房子好好的，没被烧成灰烬，我也没被当作病入膏肓的人遗弃在床上。心甘情愿的克拉丽莎还在我身边！我沿着她没有知觉的身体掀起她的睡衣，接着用嘴压着她的两个乳头，用嘴吸她的乳头，直到她淡淡的乳晕上开始出现小小的颗粒，直到她开始呻吟。在房里，父亲和巴拜特尼克先生正在各自新铺的床上酣睡。可我却在担心会发生什么事。即使在我极度地吮吸克莱尔身上最美妙的部位，即使我用所有的快乐和希望来掩盖我的担忧，我仍在等待房里传出我意想之中的最可怕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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