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神经症来源于无意识过程，一旦这些过程成为意识过程，则精神神经症的种种症状便随之消失。

    ——《癔病研究》

    导致神经症的原初冲突是性本能和维护自我本能之间的冲突。神经症多少表明自我在试图压制性欲失败之后，性欲部分压制了自我。

    ——《精神分析有权称作科学》

    一、对神经症的精神分析

    对癔病诊疗方法的探索是孕育精神分析学的温床，但却遭遇了传统观念的排斥和权威理论的非难。如果把30岁看成是弗洛伊德人生道路上的一块里程碑，那并不夸张，它所指的主要不是这时弗洛伊德结了婚，而是他开始独立行医，特别是他开始问津后来为之献身的研究领域。

    1. 晴天霹雳：男人患上女人病

    弗洛伊德的诊所以诊疗癔病为主。癔病又译为歇斯底里，是一种精神神经症，其症状由神经系统心理障碍所引起，亦即主要由常言说的内心冲突所造成。它的临床表现类型大体有焦虑、分离、恐怖、强迫、抑郁、性格、疲劳、疑病、转换等。癔病既不同于神经系统生理障碍所引起的神经系统疾病，也有别于心理活动严重混乱的精神病。

    开业以后，弗洛伊德利用业余时间，把在巴黎师从夏科教授的收获，写成了一份材料，呈递给教育部作为留学的汇报。事后有人告诉他说，还得向维也纳医学协会进行汇报。他就将那份材料改写成了题为《论男性癔病》的论文，在1886年举行的维也纳医学协会学术报告会上作了宣讲。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他介绍到夏科教授对男性癔病患者的治疗和研究情况时，与会者一片哗然。男性也会得癔病，这在维也纳还闻所未闻。医学协会的所有成员一致认为，癔病只能是一种妇女疾病，因为“癔病”一词来源于希腊语的“子宫”，自古以来医学界都把这种病看作是由子宫功能障碍所造成的妇女疾病。为此，以协会主席班柏格医生为首的一批权威人士，对弗洛伊德的发言当场表示实在难以置信。他的老师梅内特也是激烈的责难者之一，梅内特要求他立即在维也纳找几个男性癔病患者的病例来向协会作出论证。

    于是，弗洛伊德就开始在当地搜寻这类病例。但同行们一概冷眼相看，他无法得到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有关部门或医生的合作和帮助。甚至当他在有的科里找到可供分析验证的病例时，那些资深医生居然不许他进行观察研究。其中有一位年迈的医生竟惊呼道：“老兄，别胡扯了！癔病就是子宫的问题引起的！男人怎么会歇斯底里？”尽管弗洛伊德耐心地解释说，他并不要求他的诊断得到认可，只是想让他自己来处理这个病例，但终究是白费唇舌，无济于事。

    费了好大的周折，弗洛伊德总算找到了一个男性癔病患者。该患者的病由兄弟反目引发，症状为身体半侧感觉丧失，而经医疗检查确认绝对没有生理性损伤，这是一个典型的癔病病例。1886年11月26日晚上，弗洛伊德趁医学协会举行例会之机，带着这名患者进了会场。他满怀希望地向与会者作了演示，不期仅仅换来了一阵毫无热情的礼节性掌声，尤其是那些权威人士们，个个都显出了不屑一顾的神态。这算是认可他的观点的一种特殊方式。

    从此以后，弗洛伊德被视为医学界的异端，日趋孤立。医学协会剥夺了他的入会资格，大学课堂和包括梅内特的精神病诊疗所在内的研究所都将他拒之门外。弗洛伊德初次领教了为“密集大多数”所排斥的滋味，这迫使他也中止了学术生涯，不去参加任何学会团体，单枪匹马地独自守候在私人诊所的病人中间。

    关于这以后的经历，弗洛伊德在《自传》中回忆道：

    以治疗神经症为生的人，总要为病人做些有益的事情。开始的时候，我的治疗库中只有两件法宝：一件是电疗法，另一件是催眠术，本来还可以使用水疗法，但由于仅仅做出诊断，然后让病人去水疗所治疗，这样的收入太微薄了。我的电疗法知识，是从埃尔布的教科书中获得的，这本书对治疗各种症状的神经性疾病，均有详尽的讲解。

    遗憾的是，我不久就发现，若按这种讲解去做，根本没有什么帮助。我原来以为，这是一本观察精确的佳作，想不到里面几乎全是凭空虚构的东西。一个德国神经生理学界头面人物的堂堂大作，竟然和廉价书店里兜售的“埃及”梦书一样，都是想入非非的产物。看到这一点，我感到很不是滋味，但它也反过来促使我丢掉还残留着的迷信权威的幻想。因此我就把那些电器弃之一旁了。

    采用催眠术，情况就要好得多。弗洛伊德还在当学生的时候，就已经看过“磁术家”汉森的公开表演，他注意到有一位受试者从开始僵直起，脸色就像死一般灰白，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醒过来才结束。这次表演，使他对催眠现象的真实性深信不疑。不久，海登海因为上述情况提出了科学的依据，可是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精神病学的教授们却依然声称催眠术不但是骗人术，而且也是危险的，他们照样把催眠术家视为下等人。

    弗洛伊德曾在巴黎看到那里的人们自由地使用催眠术，用它在病人身上引发症状，然后再消除这些症状。后来有消息说，法国南锡出现了一个新的精神病学派，他们极力反对夏科教授为首的巴黎学派强调催眠中的生理变化的观点，广泛而且成功地把暗示——有的通过催眠，有的则不用催眠——用于治疗。因此，弗洛伊德在行医的最初几年，除了一些临时性的、不成体系的精神疗法之外，则把催眠暗示作为主要治疗手段。

    当然，这本身说明了弗洛伊德不想进行器质性神经症的治疗。他认为治疗器质性神经症的前景不是太妙，而且这类疾病患者的人数跟精神神经症患者相比，简直少得可怜，后者由于无法解除身上的疾苦，到处求医，人数在急剧地增加。此外，施行催眠术的实践也有某些非常吸引人的东西。催眠术使弗洛伊德第一次尝到给他人带来希望的乐趣；同时，自己能够享有奇迹创造者的美誉，也是一种极大的荣耀。

    只是到后来他才发现，催眠术还存在着不少缺陷。不过在那时，只有两处不太令人满意：其一是他无法对所有的患者施行催眠术，其二是他无法使个别病人进入深度催眠状态。抱着完善催眠技术的愿望，弗洛伊德于1889年夏天前往南锡，在那里待了几个星期。他亲眼目睹了南锡学派创始人、年迈的利埃博给下层妇女儿童治病的动人情景，观看了南锡学派领导人伯恩海姆对医院里的病人做的惊人试验。由此弗洛伊德得到了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也许在人们的意识后面，还存在着一些强有力的精神过程。

    在离开维也纳之前，弗洛伊德估计到南锡之行会有所收益，就说服了一位女性癔病患者与他同行。她出身高贵，天资聪颖，在别人对她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她被转到了弗洛伊德的手里。他用催眠术使她的病情有了些转机，也能帮助她摆脱病魔的困扰，但病情总是时好时坏。弗洛伊德原先只是简单地认为，这是因为她的催眠状态还未达到记忆缺失的梦游阶段。后来伯恩海姆也试了几次，想引发那种症状，但同样未能奏效。这时伯恩海姆才坦率地告诉弗洛伊德说，这种暗示疗法只能在医院里获得成功，而对那些他私人收治的患者不太管用。于是两人进行了多次切磋商讨，弗洛伊德从中大受启发，并应承将伯恩海姆的两本有关暗示及其疗效的专著译成德文。

    就这样，自1886年到1891年这段时间里，弗洛伊德的精力一方面用在他的诊所上，一方面还得应付急速扩展的家庭的生存需要。其间他几乎没有从事科研，也没有什么论著出版。1895年问世的第一部重要论著《癔病研究》堪称精神分析学的奠基作，也是弗洛伊德正式从事理论研究的起点。

    2. 典型病例分析

    1891年，弗洛伊德跟他的朋友和助手奥斯卡·李博士，联名发表了他研究儿童大脑麻痹的第一篇论文。同时，他还应邀为维拉雷特主编的医学《简明词典》撰写了部分条目，只是没有署名。

    为了写好这些条目，他钻研了有关失语症的理论。当时韦尔尼克和利希海姆江的观点在此领域占统治地位。弗洛伊德于是写了本名为《论失语症》的小册子，对他们的观点提出批评和质疑。然而，这些都不是弗洛伊德再度热衷科研的主要迹象，真正引起他浓厚兴趣的则是对诊疗癔病新方法的探索。

    就使用催眠术的具体方式而言，弗洛伊德从一开始就与众不同。他总是用催眠术来了解病人症状的起源，因为有关这一类情况，病人在清醒状态下反而说不清楚，或者根本说不出什么。这种方式比直接的暗示性指令或者禁令来得有效。他是受了约瑟夫·布罗伊尔博士的影响而采用这种特殊方式的。

    布罗伊尔是维也纳最有名望的家庭医生之一，发表过几本呼吸心理学和平衡器官方面很有价值的著作。布罗伊尔才智过人，比弗洛伊德年长14岁。在弗洛伊德生活窘迫时，布罗伊尔曾多次向他伸出过援助之手。而事业上的志趣相投，更使他们成了一对密友。

    1880年到1882年间，布罗伊尔在对一位癔病患者采用独特方法治疗的尝试中，深入研究了癔病症状的病因和含义。1882年11月以后，布罗伊尔一次又一次地向弗洛伊德介绍该病历的某些细节，使弗洛伊德感到布罗伊尔的方法对于认识神经症比以前所有的方法都管用。

    留学巴黎期间，我决定一到巴黎，就把这些发现告诉夏科，可是，没想到这位权威人物对我的介绍不感兴趣，因此我也就不再提及此事，任其搁置于脑后。直至返回维也纳后，我才再次关心起布罗伊尔的研究，我请他多介绍些情况。

    于是他得悉了一个十分可贵的“安娜·O病例”。

    “安娜·O”是个代号，为了维护患者的尊严，所特意隐去了其真名实姓。患者原名帕本海姆，是一位教养良好、性格柔顺、极富才华又很有魅力的少女，对父亲的感情甚笃。21岁时，父亲卧病不起，她在护理父亲时已经患病，布罗伊尔接收她时，她已呈现出一种麻痹、挛缩、抑制以及精神错乱的混杂病态。布罗伊尔在一次偶然的观察中发现，要是引导她讲出正控制着她的情感幻想，那么就能消除她那模糊不清的意识。

    由于这一发现，布罗伊尔找到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他使病人进入深度催眠状态，每次都要她讲出心里的忧患。于是，他先用这种方法控制了她忧郁性神经错乱的发作，接着又用它消除了她的种种抑制以及躯体性疾患。这位姑娘在清醒时和别的病人一样，既说不出症状的起因，也闹不清这些症状与她生活中的其他经历有什么联系。

    而在催眠状态中，她一下子就吐露了这种联系。结果，她身上所有的症状，都与她照料父亲时经历的一些动情的事情有关，也就是说，她的症状具有一种含义，它们是那些感人的情境的残留印象，或者说是无意识的回想。许多情况显示，当她守候在父亲的病床边时，她不得不压抑某种念头或冲动，因此，为了取代那种念头或冲动，症状就作为一种替代物显现出来。

    不过，一般说来，症状并不是这种单一的“精神创伤”景象的沉积，症状是大量类似情境结合的结果。当病人在催眠中幻觉般地回想起这类情况，并通过自由地表达情感，使当初被压抑的精神活动持续到结束时，症状便得以消除，而且不会再卷土重来。

    经过长期而又艰苦的努力，布罗伊尔终于用这种方法为患者解除了所有的症状。她康复后一直安然无恙，并且能够干些正经事儿了。布罗伊尔对整个诊疗过程进行了理论归结：精神神经症来源于无意识过程，一旦这些过程成为意识过程，则精神神经症的种种症状便随之消失。——这是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结论。

    3. 歇斯底里源于性压抑

    在《癔病研究》提供的一些病例中，性的因素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也就是说，患癔病往往由性欲受到压抑所引起——这是弗洛伊德在整理病例资料时的一个意外发现。他记得在这以前，布罗伊尔、夏科和维也纳最著名的妇产科医生查罗贝克都曾向他说起过，他们已察觉到了癔病跟性欲相关的现象，但又都不敢深究，更不敢声张出来。当时，他对他们的话也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而在写《癔病研究》的最后一章时，他首次提出了性欲是癔病起因之一的看法。尽管他在表述这一看法时语气并不强调，只是把性欲说成多种致病因素之一，而且行文也十分含蓄，凡提及性欲之处多为闪烁其词，但还是招来了“密集大多数”的愤慨。

    在发现和提出了性与癔病之间的关系之后，弗洛伊德不再满足于自己的工作仅仅停留在癔病诊治的范围内，而是把注意力投放到患者人数众多的、一般所称的神经衰弱症的上面。在诊治实践中，他觉得有许多含糊不清、神秘化了的现象需要廓清，并预感到一旦这些问题得以解决，就可看到，所有神经衰弱症患者，在性功能方面都存在着种种恶习。通过进一步观察，他认为从大量错综复杂的神经衰弱症临床症状中，可以区别出两种不同的基本类型。

    一种类型的主要病象是，焦虑发作并伴有焦虑等位症、余留形式以及长期性替代症状，他给它取名为“焦虑性神经症”。其他症状的为另一类型，他以“神经衰弱症”命名之。他指出，“两类的病例资料不难证实，它们的病源都在于性生活的反常，只是反常的形式各有不同。焦虑性神经症的起因是性交中断、兴奋受抑制和性欲节制，神经衰弱症则由手淫过度、遗精过于频繁所致。因此，如果能够除去恶习，恢复正常的性生活，病症就会显著好转”。

    鉴于上述，弗洛伊德就把神经症统统看成是性功能失调的结果：

    所谓的“真性神经症”，就是这类失调直接的中毒性表现；所谓的“精神神经症”，则是失调在精神上的表现。

    作为医生的我能得到这么一个结论，良心感到无比宽慰。我希望自己在医学领域里填补上一项空白。因为此前医学界在涉及这么重要的生物学功能时，除了传染病或机体严重损害引起的创伤，还没有考虑过其他类型的创伤。

    此外，他认为“这一结论在医学方面也可以得到证实，即性并非是纯精神的，它也有肉体的一面，可能是一些特殊的化学过程，性的刺激也可能是某些独特的、然而现时尚未知晓的物质”。

    但是在《癔病研究》发表后的几年里，他向各种医学协会宣读这方面的论文，遇到的都是怀疑和反对。有相当一段时间，布罗伊尔以他个人的巨大影响支持弗洛伊德，但也没有什么结果。而弗洛伊德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也只是到此为止，以后一直没有机会再去涉足，因为他的精力全用在神经性疾病诊疗方法的革新上了。

    在采用布罗伊尔的疏泄法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对作为辅助手段的催眠术又产生了新的不满。由于催眠的效用在于使患者放松，造成精神活动的自我失控，以达到让过去被抑制的情绪自由宣泄的目的。这就容易使处于催眠状态的患者，不自觉地把情感释放到为之减轻病痛的医生身上，从而引起双方尴尬，导致治疗失效，亦即重演当年布罗伊尔跟“安娜·O”的那一幕。

    对弗洛伊德来说，这已经不是假设或类推，而是有过切身的教训。

    有一天我碰到一件事，它使我长期悬而未解的疑惑顿然获释。在我的一些最听话的病人中，我对其中一位施行了催眠术，不料在她身上竟产生了难以想像的效果，当时我正在对她的病痛追根寻源，以设法减轻其痛苦。

    有一次她醒过来后，一把搂住了我的脖子。碰巧一个佣人走了进来，这才使我们从痛苦的争执中摆脱出来，从那以后，我和病人都心里明白，不能再使用催眠疗法了。对于这件事，我并不认为自己身上有什么迷人的魅力，我倒觉得我已抓住了活动于催眠状态后面某种神秘要素的实质，要排除这种要素，或者至少把它分离出来，就必须放弃催眠术。

    在思索以什么方法来替代催眠术时，弗洛伊德想起了多次目睹过的伯恩海姆所做的一种试验。在这种试验中，受试者从梦游状态醒来后，似乎忘记了梦游状态中发生的所有事情。但伯恩海姆认为受试者的记忆力还在，就执意要受试者尽力回忆，断言受试者对所有的情况完全清楚，只要讲出来就可以了，与此同时，他还把手放在那人的额头上。

    果不其然，那些忘却的记忆真的又恢复过来，虽然受试者起初有点支支吾吾，但到后来，便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而且思路也很清晰。弗洛伊德想，自己的病人也肯定“清楚”那些在催眠中碰到的事情，只要一边强制一边鼓励，再辅之以手触额，告诉病人说，这种加在他头部的压力会助他克服任何回忆时遭遇的阻力，就一定能让那些遗忘的事情以及有关情况进入他的意识。因此，弗洛伊德就采用了这种方法。

    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后，弗洛伊德说：

    我的想法一一得到了实现，于是，我从催眠术那里解脱了出来……病人为什么会忘却那么多外界和内心生活的事情？为什么通过一种独特的技术，又能使他们回忆起来？经过观察，我总算找到了详尽的答案。凡是被遗忘的事，多多少少总是痛苦的；在患者眼里，那些事情不是触目惊心、令人生厌，就是见不得人的。

    由此可见，这正是那些事情被人遗忘，也就是不再成为意识的原因所在。要使被遗忘的事重新成为意识，就必须克服病人身上的某种抵抗，必须通过病人的努力，促使并强迫他去进行回忆。医生要花多少力气，取决于病人“抵抗”的强弱，跟必须回忆的事情的难度成正比。

    日后弗洛伊德把这种方法称为“施压术”。但施压术也曾给弗洛伊德带来过困惑——有的患者经施压后，脑海里仍没能再现往昔的场景和事件，而只有支离破碎的片断或个别词语。通过反复试验摸索，他终于有了进一步的发现：

    这些零星的东西与完整的记忆的作用是一致的，只要不断施压，努力引导，就可以理出一条线索，把一系列表面毫无关联的片断挖掘出来，而这些片断在患者思想深处是密切相联的，医生仍然能从中找到患者致病的根源。这就不仅确证了施压术的效用，而且说明了施用此法时要求病人首先高度集中注意力，然后再尽力去回忆。

    因此，弗洛伊德就把以施压术为辅助手段的疏泄法叫做“集中法”。而在病人做了回忆以后，医生必须把所听到的情况结合病人的症状，综合性地归纳分析一番，才能做出准确的诊断。所以，他又称这种方法为“心理分析法”。

    集中法用于诊疗实践，虽然堪称屡试不爽，但也不是畅行无阻，因为这种方法给医生和患者都带来了过分的紧张。弗洛伊德在给病人伊丽莎白诊疗时，将手压在她额头上，嘱咐她集中注意力回忆患病的起因。她却抱怨说，医生的手压在她额头上妨碍了她的自由联想，医生的不断提问也干扰了她回忆的思路。

    受此启发，弗洛伊德就尝试着不再把手按在患者额上，不再跟患者发生任何身体上的接触，也不再一味向患者提问以引导和鼓励其围绕某一主题进行回忆，干脆让患者的精神彻底放松，思想也无须集中，任凭自由自在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哪怕颠三倒四、语无伦次，哪怕片言只字、毫不连贯，都一概无妨。由于这种方法的实施完全着眼于患者的自由联想，弗洛伊德就名其为“自由联想法”。

    医生为了使患者彻底放弃主观有意识的控制，把封闭和潜藏在无意识中的东西自由地显露出来，只是要求患者大声说出进入他们脑海里的任何一个念头，而不去对这些念头作出任何有意识的、倾向性的评判或示意。在了解了患者患病的背景，以及患者需要后，面对理性抵抗，医生应凭临床经验加以具体分析，或耐心说理，或因势利导，或直言揭露，来及时地排除抵抗。其中情感抵抗的来势比理性抵抗更为猛烈，它源于移情现象，亦即精神分析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患者对医生的情感反应。

    这种反应可能是爱，也可能是恨，一旦反应过于强烈，就会麻痹联想的想像力，成为抵抗的重要手段，直接破坏治疗。医生对此应百倍警惕，防患未然。要在适当时机提醒患者，点破移情的本质是对儿时被压抑的某种依恋情感的重新体验，让患者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弗洛伊德从对癔病患者的诊治中开始探索，在《癔病研究》里首次提出了这一范畴。日积月累的临床实践，使他对癔病的认识越来越具体。当确认了精神神经症症状的实质，正是在于被压抑到无意识领域的欲望、冲动或思想的置换以后，弗洛伊德不仅创立了精神分析疗法，而且发现了无意识转化为意识的可能性。

    “精神分析学认为，凡是精神方面的东西，首先是无意识的；而另外一种性质——‘意识’则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此后他始终没有停止过对无意识理论的研究，他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指出，一切心理历程都由无意识发展成为意识，无意识中的兴奋进入意识门口时会受到检查，如能引起意识的注意就可成为意识，如不被允许通过就不能成为意识，从而被迫退回无意识领域，处于压抑状态。

    4. 作家往往有某些精神病特质

    文学艺术是精神分析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研究的取向大体集中在作家的创作心理方面。研究弗洛伊德的权威学者、美国文学评论家莱昂耐尔·特里林认为，弗洛伊德对文学的影响一直是十分巨大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相当普遍深入的，因此其限度也是难以确定的；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常常是歪曲、滥用或者是荒谬地简化——它已经渗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并成为我们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这一点，人们此时还难以明确地意识到“弗洛伊德影响文学，文学也同样影响着弗洛伊德”。这种说法是非常正确的，弗洛伊德的一生确实跟文学有着不解之缘。

    弗洛伊德对文学艺术所作的研究，顺理成章地偏重于创作心理的探讨。综观其为数众多的有关著述，我们可以发现：精神分析学的艺术心理理论，强调无意识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

    弗洛伊德认为，灵感出现于意识和理智放松对无意识的控制之时，而无意识则是精神的真正实质，因此，文艺创作的奥秘及其价值就在于它是一种无意识活动，艺术家的艺术作品恰如梦一般，是无意识愿望在想像中的满足；艺术作品像梦一样，具有调和的性质，因为它们也不得不避免与压抑的力量发生任何公开的冲突。不过，艺术作品又不像梦中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恋性的产物，因为艺术作品旨在引起他人的共鸣，唤起并满足他人相同的无意识的愿望冲动。

    弗洛伊德把作家跟精神病患者进行了比较。说明作家在稍纵即逝的灵感的支配下，精神高度兴奋，如醉如痴，忘乎所以，犹如一个精神病人；但作家的高明之处则表现在，即使处于亢奋状态，其神经系统也始终为一种理智所控制，不至于像神经病人那样难以返回正常人的“现实”之中。

    弗洛伊德把想像的领域，看成是为了提供一种替代物，来代替现实生活中已被放弃的本能满足、快乐原则，向现实原则痛苦地转变期间所产生的一块“保留地”。艺术家就像神经症患者一样，他退出无法得到满足的现实世界，进入一种想像的世界；但是，他又不同于神经症患者，他知道如何寻找一条回去的途径，并再在现实中获得一个坚实的立足点。

    弗洛伊德又将创作心理跟“白日梦”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作家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利用现成的材料进行创作，例如古代的史诗作者，另一种是“富于创造性”的作家；那后者无异于一个白日梦者，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做着白日梦，把凭借主观想像和自己独具的才气创造出来的材料诉诸艺术形式，然后转达给读者，给读者以审美的愉悦和享受。弗洛伊德所推崇的正是这种创造性作家。

    弗洛伊德说：

    难道我们不能说每一个孩子在玩耍时，行为就像是个作家吗？相似之处在于，在玩耍时，他创造出一个自己的世界，或者说他用使他快乐的新方法重新安排他那个世界的事物。作家的所作所为与玩耍中的孩子的作为一样。他创造出一个他十分严肃地对待的幻想的世界——也就是说，他对这个幻想的世界有着极大的热情——同时又把它同现实严格地区别开来。

    但是，作家想像中世界的非真实性，对他的艺术方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后果；因为有许多事情，假如它们是真实的，就不能产生乐趣，在虚构的戏剧中却能够产生乐趣。许多激动人心的事情本身实际上是令人悲痛的，在一个作家的作品上演时，它们却能变成听众和观众的快感的源泉。当一个作家把他的戏剧奉献给我们，或者把我们认为是他个人的白日梦告诉我们时，我们就会感到极大的快乐，这个快乐可能由许多来源汇集而成。

    弗洛伊德的这种创作心理的自由联想说，一方面把他的癔病研究成果引入创作理论，指出精神病人发病时的自由联想——语言的颠三倒四、逻辑的杂乱无章，正体现了无意识的非理性真实；另一方面他又把释梦理论引入创作理论，指出作家的创作活动恰似正常人做梦，虽然时空跳跃较大，但自有其内在的某种逻辑联系。

    这就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开创的意识流理论，使精神分析学迅速成为风靡20世纪的“意识流小说”的理论支柱之一。世界各国的许多作家深受弗洛伊德的启发，在创作中潜心于无意识领域的发掘，大量运用内心独白、白日梦、梦幻、象征等手法，以充分表现人物内心深层的感情，宣泄被压抑的本能冲动。

    在确认艺术创作是一种无意识活动的同时，弗洛伊德以他的里比多理论来阐释作家的创作冲动。他认为，艺术家也和一般人一样，由于里比多长期受到压抑而得不到满足，致使他们郁郁寡欢，总是试图通过某种途径得以宣泄，获取快感；而艺术家高于一般人之处就在于，他们可以凭借创作活动满足本能冲动的需要。

    因此，里比多的能量就构成了创作的内驱力——精神分析学所能做的工作，就是找出艺术家的生活印记及意外的经历与其作品间的内在联系，并根据这种联系来解释他的精神素质，以及活动于其中的本能活动——也就是说，他和所有的人身上都存在的那部分东西。例如，弗洛伊德曾对达芬奇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基于达芬奇本人对童年时代的一次回忆，主要想解释《圣母子与圣安娜》这幅作品。

    如果传记研究真想让人理解它的主人公的精神生活，一定不要默默地避而不谈它的人物的性行为和性个性。在一个无节制的淫荡和悲观的禁欲主义之间激烈斗争的时期，列奥纳多表现了对性欲的冷淡和拒绝——这是一位艺术家和一位描绘女性美的画家决不希望的事情。达芬奇的话是他性感缺乏的证据：“生育行为和与其有关的一切事情如此令人作呕，可假如没有长久形成的习俗，假如没有漂亮的脸蛋儿和感官享受的本性，人类将迅速消失。”

    在达芬奇的科学笔记本上，只有一处记载了一条关于他童年的情况。在一段描绘秃鹫飞行的文字中，他突然中断了叙述，转而对出现在脑海中的一个很早时期的回忆作了描述：“看来我是注定了与秃鹫有着如此深的关系，因为我想起了一段很久以前的往事。那时我还在摇篮里，一只秃鹫向我飞了下来，它用翘起的尾巴撞开我的嘴，还用它的尾巴一次次地撞我的嘴唇。”

    秃鹫的场面不是达芬奇的记忆，而是一个幻想，是他在以后的日子里形成的，又转换到他的童年时代去的一个幻想。哺育了孩子的母亲——或更确切地说，用乳房喂养孩子的母亲，变成了把尾巴塞进孩子嘴里的秃鹫。秃鹫的尾巴只可能意味着男性生殖器——阴茎。婴儿性理论提供了解释：曾经有一个时期，那时男性生殖器被认为是与母亲的形象和谐共存的。

    达芬奇的油画中，在绘制时间上距《蒙娜丽莎》最近的，是被称作《圣母子与圣安娜》的那幅画。如果那位贵妇人的微笑唤起了他心中对母亲的记忆，那么就很容易理解，微笑如何立即使他去进行创造，以表示对母亲的赞美，使他把贵妇人脸上看到的微笑，放回到母亲的脸上。

    当我们对这幅画做了一段研究后，我们突然明白了只有达芬奇能画出这幅画，就像只有他才能创造出秃鹫幻想一样。达芬奇给了孩子两个母亲，一个向他伸出双臂，另一个处在背景的位置上；两个人都被赋予了母亲那种容光焕发的幸福笑容。

    达芬奇的童年显然酷似画中的情景。他有两个母亲：第一个是他亲生的母亲卡特琳娜，在他3～5岁的时候，他被迫离开了她；然后是他的年轻的仁爱的继母——他父亲的妻子唐娜·阿尔贝拉。

    在这些形象中，达芬奇呈现了他孩提时的愿望——对母亲的迷恋——好像在这个男性本质和女性本质的充满幸福的结合中实现了，就这样来否认他的性生活的不幸，或在艺术中战胜了这个不幸。

    弗洛伊德毫不怀疑这个事实，即一个艺术家创造的东西，同时也是他性欲望的宣泄。在他生活的顶峰，当时他刚50岁，妇女在这个年龄性特征已经开始衰退，男人在这个年龄里常常会更加精力旺盛。一个新的变化在他身上发生了。他的心理内容的最深层再次活跃起来，但是这个进一步的复归对他的艺术有利，他的艺术当时正处在难以发展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个女人，她唤醒了他对他母亲那充满情欲的欢乐的幸福微笑的记忆，在这个复活了的记忆的影响下，他恢复了在他艺术奋斗开始时引导他的促进因素，他画了《蒙娜丽莎》《圣母子与圣安娜》，以及一系列神秘的画，这些画都以谜一般的微笑为其特征。在他最久远的性冲动的帮助下，他享受了再一次突破艺术中压抑的胜利喜悦。

    二、治疗神经症：让潜意识成为意识

    根据精神分析的治疗目的——使潜意识成为意识，或者让自我重新控制本我，弗洛伊德在长期的精神分析临床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特有的治疗方法。治疗方法是达到治疗目的的途径，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在经典的精神分析治疗方法中，弗洛伊德一般采用的是自由联想、消除抵抗、移情和解释这四大治疗程序。

    1. 自由联想：寻找失去的记忆

    弗洛伊德认为，“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是整个分析治疗的一个前提。所谓自由联想，简单地说，就是不要让患者的意识去指导思维，让他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患者必须保证一五一十地说出自己感觉到的东西，而分析者也用不着反复关照他必须讲真话。

    患者不仅应该告诉我们他想说和愿意说的，像忏悔一样得到解脱，而且他同样应该告诉我们其他一切他自我观察到的，出现在他的脑海中的事情，即使这些是他讨厌说的，似乎对他是不重要的，或者实际没什么意义的。

    当然，弗洛伊德看到，自由联想其实并不“自由”，即使病人没有把自己的精神活动引向某一个专门的问题，他仍旧处在精神分析情境的影响之下。病人不会想到与那种情境无关的东西。但是自由联想方法不仅省力，而且还能使患者受到极少的压力。

    自由联想法永远不会与实际的、眼下的情境失去联系，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确保既不放过神经症中的任何因素，也不会因为分析者事先有过估计而带进别的东西。甚至可以说，自由联想是完全让患者自己决定分析的进程和材料的安排。

    自由联想法的另一个便利之处，是根本不需要去打断它，假如不对联想的情形规定什么条件的话，从理论上说，是完全有可能进行联想的。不过，在某些病例中，会很有规律地出现联想中断的情况，但是根据其特异现象，还是可以对这种病例作出解释的。

    自由联想的预期效果是，它把被抵抗所压抑的潜意识内容带入了意识。如果患者在接受分析者尽量坦诚的要求之后，不再进行自我谴责或抵抗——

    那他就将为我们提供大量的材料——思想、观念和回忆——这些材料已受到潜意识的影响，常常是潜意识的直接派生物，从而使我们能够推测到患者受到压抑的潜意识材料，使我们能够通过给患者以信息，来扩展他的自我对其潜意识的了解。

    也就是说，自由联想最终促使分析者和患者都发现潜伏在无意识中的造成神经症的主要冲突是什么。

    应该强调，“释梦”在弗洛伊德看来是激发进一步自由联想的过程。因为对梦的解释实际上是照亮了潜意识的通路，它是精神分析的可靠基础。可以通过患者对梦中的每一细节进行自由联想来解梦，因为自由联想可以返回到做梦过程，并把人带到梦所隐含的潜意识观念中。分析者鼓励患者去回忆昔日做过的梦，然后由患者与治疗者共同去分析、澄清这些梦。分析澄清梦境的目的在于找出梦的“弦外之音”——梦的隐意或真正本意。释梦便是使潜意识成为意识——这正是治疗的目的——的有效途径。

    2. 消除抵抗：挖掘罪恶感和自残欲

    弗洛伊德强调精神分析的任务时指出：“分析面临着一个任务，就是去掉抵抗，自我正是用它来表示自己与被压抑的东西无关。”

    抵抗来自患者的自我，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防止患者在治疗中自我暴露。抵抗会使分析者进一步的治疗工作更加困难，甚至有使工作完全停顿下来的危险。抵抗有两种。一种是压抑引起的抵抗。这种抵抗在临床上的突出表现是，当患者的自由联想接近被压抑的东西时，他的联想就会中断或消失；当分析者告诉他，他已经被某种抵抗所控制时，他对这一事实还是一无所知，他仍不知道抵抗是什么或者如何来描绘它。

    另一种是持续于整个治疗过程，并随工作进展而更新的抵抗。患者的自我会由于畏惧危险和不快乐，而从与分析者的合作中退缩，但只要它不打算拒绝分析者，那它就肯定会不断接受鼓励和安慰。

    在分析的情境中，交战各方与分析者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倒转过来了：自我变得反对分析者的鼓动，而通常是分析者对手的潜意识却成了分析者的帮手，因为它具有自然向上的动机，并强烈要求冲破固定的前线进入自我，从而进入意识。如果分析者能够引导病人的自我克服抵抗，那就会顺着分析者支配的方向发展，自我的范围扩大了，心理的能量无需再浪费了，患者也会自然痊愈。

    抵抗的根源是什么？弗洛伊德认为大致可包括在“害病或要受苦的需要”这一名称中，具体说有两个因素。

    一是“罪恶感”。患者并没有感到或有所感觉。它属于超我的抵抗部分，会变得特别强烈和残酷，致使患者注定不能好转，必须保持病态。它常常表现为消除了某一症状，却早已准备了另一症状取而代之，或者代之以某种身体疾病。

    二是患者的自我保存本能是“反向的”，似乎在追求自我伤害和自我破坏。这类人最终有可能走上自杀道路。这类患者不能容忍分析者的治疗，而且尽力反抗。

    弗洛伊德指出，克服抵抗是最费时间和最麻烦的，然而又是最值得做的工作。因为这一工作有利于“自我的转变”。因此，分析者应努力使患者自我免受潜意识的改变。弗洛伊德写道：

    只要我们能在自我中检查出潜意识的派生物，我们就指出其不合理的根源，并促使自我拒绝这些影响。应当牢记，潜意识元素对自我的改变不应超出一定限度，这是我们帮助病人抵御潜意识侵犯的契约的先决条件之一。

    3. 移情：走出恶梦般的压抑

    弗洛伊德认为，无论在技术上还是理论上，都应该把移情看成是头等重要的因素，这种因素使他的精神分析治疗的基本特征更加明显。所谓移情，是指“患者把分析者看成是自己童年或过去的某一重要人物的再现或化身，结果把无疑用于原型的感情和反应转移到了分析者身上”。分析者通常被患者当成自己的父亲或母亲。

    移情是两极化的，它既包含着对分析者积极的、温情的态度——正移情，又包含着对分析者消极的、敌对的态度——负移情。

    在正移情的情况下，就会改变整个分析的情境，会把患者恢复健康、免除病症的理性目标置于一边，取而代之的目标是取悦分析者，赢得分析者的赞扬和喜爱。这成了病人合作的真正动力，他的软弱的自我变得坚强起来，会做到他平时做不到的事。

    正移情还有两个更进一步的好处。如果病人把分析者看作自己的父亲或母亲，那他就会把对他的超我——来源于他的父母——控制的权力给予分析者。分析者即新的超我，有了对神经症患者实施一种再教育的机会。再教育能够矫正父母对他的教育造成的错误。另一个好处是，在移情中，病人会以其独特的清晰性，当面向分析者展示他的重要生活经历。要不是移情作用，患者向分析者提供的材料很可能是不充分的。

    既然移情再现的是患者与其父母的关系，那它也会继承这一关系的两极性。终有一天，患者对分析者的积极态度会转变成消极、敌对的态度即负移情。这实际上是患者在重复过去。例如，患者对自己父亲的服从、对父亲赞赏自己的企求都植根于指向父亲的情欲。迟早这种情欲会进入到移情作用中，并坚持要得到满足。但在精神分析的情境中，这种情欲只能遭到挫折。“显然，这些移情状态的危险在于，患者不理解移情作用的性质，误把移情作用当作新的现实经验，而不是当作过去经验的反映”。

    分析者的任务是，坚定地使患者摆脱危险的错觉，反复地向他表明“他自以为新的现实生活，不过是过去生活的反映”。这样，成功地启发患者认识到移情现象的本来面目，那就解除了患者进行抵抗的有力武装，并会化负移情的危险为收获。

    弗洛伊德强调，要进行精神分析治疗，就不可能不产生移情。但是也不能就此以为移情是精神分析的产物。其实，“移情只能说是由精神分析揭示并分离出来的。移情是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它决定着一切医疗效果的成功与否，而且实际上，它还支配着个人与社会环境的所有关系”。也应该承认，在精神分析中，移情对治疗效果不能起决定性作用。移情只是用来促使病人进行一种精神活动，即克服他自身的移情抵抗，这会使他的精神结构发生一种永久性的变化。

    分析者让病人意识到移情的出现，并让他相信，当他表现出移情的时候，正在重新经历着童年受压抑时期的，产生于最早的客体依恋的那些情感，或者说，病人所无法回忆的一部分情感生活，又在他和医生的关系中重新体验到了。正是这种移情中的重新体验，才使他确信这些潜意识冲动的存在和力量。这样，移情便从一种最激烈的抵抗手段，一跃成为精神分析治疗的最佳方法。

    4. 解释：分析神经症的潜意识根源

    在弗洛伊德看来，精神分析治疗的实质就是解释，就是为人的行为提供真实的解释，因为只有解释才能使患者的潜意识成为意识，从而消除神经症症状。解释是精神分析的一门艺术，“要成功地掌握这种艺术，需要机智，还要通过实践”。这就意味着，并不存在特定的、一成不变的解释程序，也没有什么足以使患者一下子茅塞顿开的神奇解释。

    解释不过是分析者根据从各种渠道收集的资料，如患者传达给分析者的信息和自由联想，患者在移情时向分析者表明的内容，通过解析患者的梦，以及患者的失言或动作错乱所泄露的材料，等等，从而“解释病人遇到过而又被他遗忘的事情，和现在病人正遇到的而他又不理解的事情”。也就是分析出患者症状的潜意识根源，使患者知道症状的真正隐意而达到领悟。

    解释是分析者采用的基本手段，它是建立在对患者的冷静倾听，和对患者言行的敏锐观察基础之上的。对于那些使患者感到含糊和困惑的问题，需要进行反复的试验、论证和艰巨细致的分析工作来加以解决，直到彻底弄清楚为止。

    在解释中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何时把解释告知于患者。根据弗洛伊德的经验，“我们不应立即告诉患者我们在初期屡次发现的事情；也不应告诉病人我们的全部发现”。当分析者要向患者透露他的某一解释时，应周密考虑并等候他认为是适当的时机——这一时机并不总是很容易确定的。

    往往有这种情况，当分析者把解释告诉患者时，他自己几乎已经得出来了，仅差一步之遥；但如果在患者还没有准备或没有表现出某种情愿的态度时，分析者就把他的解释全部告诉患者，那么不是不起作用，就是引起强烈的抵抗。如果时机成熟，患者常常就会立刻进一步证实分析者的解释，并主动回忆他所遗忘的内部或外部事件。分析者的解释越是符合患者遗忘的事件的细节，患者就越容易接受。

    总之，分析者始终要保持相对冷静和客观的态度，根据患者在治疗中的进展情况逐渐地加进、补充某些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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