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生病榻之旁，三月未离一步，衣不解带，食不甘味，以先生之精神为精神，使吾人永念不忘者，则为孙夫人。夫人之精神与劳苦，为吾辈所当敬爱。先生日语夫人，盼同志继续努力革命；今先生死矣，夫人尚在。我辈当念先生之言，随夫人之后，共同奋斗。”——何香凝在上海孙中山追悼大会上激动地说。
孙中山（1866—1925年），伟大的民主先行者，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的建国元勋，一生为国操劳，1940年被国民政府追奉为“国父”。名文，幼名帝象，谱名德明，字载之，号日新，改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因而得名。出生于广东香山（现改名中山市）翠亨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孙中山是在华人世界受到普遍崇敬和尊重的革命家；他为推翻满清、振兴中华所做的努力，他的“天下为公”的高尚品质，赢得了天下人赞颂。
宋庆龄（1893—1981年），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国父孙中山的夫人，新中国开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唯一一位国家名誉主席。又名宋庆琳，英文名Rasamond，原籍广东（今海南）文昌，生于上海。她的父亲、牧师兼实业家宋嘉树，是一位爱国人士，是孙中山的朋友和同志，也是她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宋庆龄与姐姐宋蔼龄（嫁给孔祥熙）、妹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成为中国现代历史上著名的“宋氏三姐妹”。
宋庆龄1913年毕业于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威斯理女子学院文学系。同年回国，即径直到流亡革命党人集中的日本东京，开始追随孙中山，担任其助手，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1915年不顾父母反对，毅然决定和比她大二十七岁、正在流亡中的孙中山结婚，以坚定的步伐，毫不犹豫地跟随孙先生踏上捍卫共和制度的艰苦斗争历程。1925年孙逝世后，继续坚持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近七十年的漫长岁月里，经过护法运动（1917年）、第一次大革命（1924—1927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1937年）、抗日战争（1937—1945年）、解放战争（1945—1949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她始终忠贞不渝地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坚定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生活美满幸福而殚精竭力、英勇奋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孙中山比宋庆龄整整大二十七岁，他们第一次在宋家见面时，宋庆龄还是襁褓中的婴儿。后来一次见面，宋庆龄也只有七岁；但听见孙先生与父亲关于革命的谈话，已在她心目中产生悠然神往之感。1913年宋庆龄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后，很快自美国抵达日本横滨。她内心蕴藏着一种秘密。她只觉得，中国革命在呼唤着自己。她是由父亲宋嘉树和姐姐宋蔼龄（时为孙中山秘书）陪着去拜见孙先生的，这一际遇决定了她的一生。宋嘉树早年漂泊美国，中年回国兴办实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和亲密战友。宋庆龄见到孙先生很是高兴，很快就与姐姐一起协助他处理英文信件。1914年9月宋霭龄回上海与孔祥熙结婚，宋庆龄就接替姐姐做了孙的秘书。据说宋霭龄曾经也爱上了孙中山，只是孙对她根本没有男女之情，这才接受了孔祥熙的求婚。
宋庆龄是宋家三姐妹中出类拔萃的老二，长得俊美异常，不仅皮肤白皙，晶莹得好像透明的玉石；而且体态轻盈，风度翩翩。最漂亮的还是她那双豁豁亮亮、嫣然动人的眼睛。亲友们称其为一朵花，不像牡丹和玫瑰那么艳丽娇媚，而像玉兰和水仙那么淡雅秀美。她具有东方古典的风韵，文静、温存，讲话轻柔、举止端庄，身材娇小、线条分明。因为她很可爱，而且听话，所以最得父母的疼爱；尤其是母亲倪桂珍，简直把她当做了掌上明珠。有人说，宋家三姐妹里，老大霭龄爱钱，老三美龄爱权，老二庆龄爱革命。
尽管孙中山当时已是有妻室和三个孩子的父亲，但在共同的革命工作中，他们还是很快产生了爱情的火花，火热、亲密而和谐，后来便考虑谈婚论嫁。宋庆龄曾好几次看到孙先生力不自持，疲病交加。她虽然还是一个少女，但她立刻觉得必须给他以帮助。她曾怀着无比自豪的心情说：“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先生，他需要我。”共同的理想缩短了年龄差异悬殊的距离，窈窕少女与将近“天命”之年的男子成了热恋中人。多么幸福而又多么快活的时刻哟！
1915年宋庆龄返回上海，就婚姻问题征求父母意见。宋嘉树一听说爱女爱上了孙中山，震怒不已。其母更是反对。庆龄的婚事遭到了父母坚决的拒绝，并把她软禁起来，甚至要为她另觅夫婿。经过好几天内心的矛盾冲突，宋庆龄最终做出了伟大的决定，自己还是要一心跟着孙先生。迫于不得已，她趁晚上从窗户爬出房来，在女佣的帮助下逃了出去，毅然不辞而别，潜回日本，完成了其婚姻和革命相结合的志愿。而孙中山也与老家的卢慕贞正式离婚，终止了他们本早已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结婚第二天，庆龄即投入为孙先生翻译密码和处理英文信件的紧张工作之中。
对他俩的婚姻，不管别人毁誉褒贬如何，事实上，孙、宋的结合，不仅是对旧礼教习俗的挑战，是追求个性解放的象征，而且他们本人也感到婚后的生活极为幸福。婚后不久，宋庆龄给一位美国学友写信说：“这次婚礼尽可能简单，因为我们两个人都讨厌繁文缚节。我很快活，我想试图帮助我的丈夫尽可能用英语通信。我的法文大有提高，现在已能阅读法文报纸和流利地翻译。像你知道的那样。结婚对我来说，好比迈进一所没有使人烦恼的‘考试’的学校。”其欢乐的心情充满字里行间。同样，孙中山在1918年给老师——英人詹姆斯·康德黎的一封信中也说：“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是我的最早合作者和朋友的女儿。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过去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
无论在风里浪里、雪里霜里，孙中山和宋庆龄都风雨同舟、齐心协力，你扶我、我搀你，勇往直前。两人对婚后十年的生活都极为满意。在孙中山看来，他那年轻、漂亮的妻子不是一个普通妇女，而是一个那么完美、富于魅力的人。得到她忠贞不渝的爱情，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之一。同样，宋庆龄也对丈夫有着一种特别炽烈、真挚的爱。
在此后一系列的斗争中，宋庆龄不仅始终是孙中山的生活伴侣，更始终是孙先生革命事业忠实的战友和助手。在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改组国民党、制定三大政策、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等无数艰难的斗争历程中，也包含着她或是积极参与谋议、或是努力协助执行的卓著功勋。
昊天不吊，哲人其萎。可是，正当和谐、美满和幸福伴随着孙中山和宋庆龄两人时，天大的不幸突然降临。早已积劳成疾的孙中山，于1924年初冬肝病再次发作，并日益加重，虽经多方医治，病势依然有增无减。从孙中山发病到逝世，宋庆龄守在病榻旁达三个月之久，一刻也未曾离开。她尽可能使丈夫减轻痛苦，得到宽慰。1925年1月，孙先生的肝病进一步恶化。在他病情最严重的日子里，宋庆龄常常一连几天几夜守在病榻旁，寸步不离。望着生命垂危的丈夫，她无比悲伤，但只能强忍眼泪。文首所引何香凝的那段话，就是对她的高度评价。
孙中山也一样。他在弥留之际最系念的人，就是宋庆龄。3月11日下午，孙先生临终前，他一边喘息，一边用十分清晰的声音，艰难地呼喊：“廖仲恺夫人……”喊了两声便气喘吁吁，不能作声。何香凝一听到孙中山叫她，就急忙掩泪走到他的床前。孙中山望着何香凝那张悲伤、呆滞而忽然出现慌乱神色的脸，用十分纤弱的声音说，要“善视孙夫人”，“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当时宋庆龄在一旁“哭声惨切”。孙中山泪水涔涔地握住何香凝的手说：“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第二天上午九点，孙中山在北京溘然长逝。
一代巨人孙中山去了！作为“国母”的宋庆龄，最终战胜了眼泪和悲伤、孤独和空落。她懂得：“先生需要的不是泪水，而是坚定地沿着他指明的道路继续前进。”因此，她决心“遵孙先生遗嘱，追随诸君之后奋斗实行”。此后，在白色恐怖中、在逆境艰险中，在抗日烽火中、在解放战争中，直至当新中国诞生之后的三十多年里，她继承丈夫遗志的坚定意念，丝毫不曾有过动摇。她就是用这样的非凡方式，献身于她亲爱的丈夫所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她对丈夫的情和爱，难道不也尽在其中吗？冬去春来，朝朝暮暮，岁月以黑白的方式悄然流逝。可是，她那生命的河流从未中断，仍在畅流出一腔热血所激起的豪情与智慧……
革命女杰断然挣脱丈夫——秋瑾与王廷钧
“俗子心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秋瑾《满江红》
秋瑾（1875—1907年），中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女革命家。献身于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事业，是中国第一个为推翻清朝腐朽政权而流血牺牲的女英雄，也是中国古往今来最豪气、最杰出的女人之一。原名秋闺瑾，小名砉姑，字璇卿，号旦吾，后改名竞雄，自称鉴湖女侠，笔名汉侠女儿、秋千。祖籍浙江山阴（今绍兴市），生于福建厦门；因父亲后至湖南为官，少女时代又长期生活在湖南，并嫁给小她四岁的湘潭人王廷钧（1879—1909年，名昭兰，字子芳）为妻。自幼爱读书，工诗文。其诗文笔调雄健、感情奔放，有巾帼之风。如广为传诵的“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一语，多么豪迈铿锵、气壮山河！后人辑有《秋瑾集》。
秋瑾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听从母亲教诲，喜爱读书，作诗填词，善于言辞；且性情豪侠，喜穿男装，学习骑马剑术、使棒舞枪，异于一般女孩；忧国忧民、志向远大：“肉食朝臣尽素餐，精忠报国赖红颜。”1890年（一说1894年）全家随其父秋寿南迁居湖南。在这里她学会了巫家拳。1894年秋寿南调任湘乡县厘金局总办。及笄年华的秋瑾被父亲许配给湘乡县荷叶塘（今属双峰县）的王廷钧为妻。荷叶塘还是曾国藩、蔡和森等历史名人的家乡。王家是当地富绅，与曾国藩家族还有表亲关系。1896年秋瑾与王廷钧结婚。王廷钧在湘潭开设“义源当铺”，秋瑾大部分时间住在湘潭，也常回到荷叶塘乡下婆家。一年后秋瑾生下一个儿子。这年秋她第一次回到荷叶塘，当着许多道喜的亲友朗诵其《杞人忧》：“幽燕烽火几时收，闻道中洋战未休；膝室空怀忧国恨，谁将巾帼易兜鍪。”以表忧民忧国之心，其豪情受到当地人们敬重。
1900年，王廷钧通过父亲与曾国藩的表亲关系，纳资捐了个户部主事小官。秋瑾即随王廷钧赴京任职，第一次远离父母，并开始接触西学。目睹国势危急、清廷腐败，秋瑾立志献身救国事业，“恃铁血主义报祖国”。不久因八国联军入京，时值战乱，他们又不得不回到湖南家乡。次年秋瑾生下一个女孩。1903年王廷钧再次去京复职，迄今亦携女儿一同前往。翌年，秋瑾毅然冲破了封建家庭束缚，抛家别儿，女扮男装，飘洋过海，变卖金银首饰，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她先入日语讲习所，继入青山实践女校。秋瑾在日期间，经常参加留学生大会和浙江、湖南同乡会。她与陈撷芬发起中国最早的妇女团体──共爱会，和刘道一等人组织十人会，创办《白话报》；并参加洪门天地会，受封为“白纸扇”（军师）。她还登台激情演说，发表大量文章，鼓吹反清革命，提倡男女平权。在日期间，她也写下了许多慷慨激昂的诗篇。
1905年，秋瑾自日语讲习所毕业后，归国省亲，并筹措继续留学的费用。此年春夏间，她在上海、绍兴分别会晤蔡元培、徐锡麟，并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7月秋瑾再赴日本，9月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第一位女党员，且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因反对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她愤而归国；与易本羲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安置留日回国学生。不久，秋瑾任教于绍兴女学堂、浔溪女校等地。同年秋冬间，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资金，她回到湖南婆家，取得了一笔经费；并和王家人决别，声明彻底脱离家庭关系。1907年1月《中国女报》创刊，秋瑾撰文宣传女性解放主张，号召女界为“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2月，她接任绍兴大通学堂督办，主持校务，并以之作为革命据点；旋至浙江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计划响应湘赣边境之萍（阳）浏（乡）醴（陵）起义，未果。
不久，秋瑾准备与徐锡麟分头在浙江、安徽两省同时举事。她不断往来于各地，联络浙江、上海军队和会党，组织光复军；并推徐为首领，自任协领，计划在是年夏起事。很快事泄，但秋瑾拒绝离开，表示“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于7月13日在大通学堂被捕，坚不吐供，视死如归，仅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以对。7月15日，她从容就义于浙江绍兴轩亭口，还不到三十三岁。在打扫牢房时，狱吏看到了秋瑾留在墙上的绝命词：“莽莽神州慨胯沉，救时无计愧偷生。搏沙有愿兴亡禁，博浪无稚击暴秦。国破方知人种贱，义高不碍客囊贫。经营恨未酬同志，把剑悲歌涕泪横。”
数年后，秋瑾生前的好友徐寄生、吴芝瑛等人冒着杀头的危险，将她的遗骨迁葬于杭州西湖西泠桥畔。因清廷逼令迁移，其子于1909年秋将墓改葬湘潭昭山。1912年，湘人在长沙修建秋瑾烈士祠。又经湘、浙两省商定，革命党人隆重迎送其遗骨至浙，复葬西湖原墓地。此年12月孙中山致祭秋瑾墓，撰挽联：“江户矢丹忱，重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并亲书“巾帼英雄”四字。
早年的秋瑾，倒也是位单纯、传统的少女，性格温婉、贤淑，生活无忧无虑。她刚嫁到王家头两年，夫妻俩倒还是新婚燕尔，鱼水和谐，人谓“笃伉俪”。再说，王延钧长得可谓“体清腴、面皙白，有翩翩佳公子之誉”，相貌甚佳，而且还只是十七八岁的妙龄少年。只是据一些知情人后来回顾，王家颇富资财，王延钧更是“醉心利禄、热中功名”，对信义、情谊之类看得不是很重；而且“好嫖赌，损人利己”，渐渐给秋瑾的家庭生活带来了极大痛苦。再说，婆家的“刻薄、吝啬”，亦与娘家的慷慨、厚道明显不同。这个“铜臭气很浓”的环境，让天性豪爽不拘的她压抑、窒息。尤其王延钧堪称“典型的纨绔子弟”，成天“趋跑于权贵之门、酬应于歌楼酒榭”，与秋瑾的志向大相径庭、背道而驰。他不但不理解和支持秋瑾，而且还老是斥责她。秋瑾对这个“胸无大志、思想保守、买官鬻爵”的丈夫相当鄙夷，夫妇感情后来便一直很不合睦。所以，秋瑾才在忍无可忍之下，从“不争气的丈夫和失败的婚姻中”毅然挣脱，义无返顾地别离子女，变卖首饰，赴日留学，走上革命的道路。1905年秋瑾赴日后，还在给大哥的书信中指责王延钧的为人“禽兽之不若”；她“一闻此人，令人怒发冲冠”。显然秋瑾是不愿意为封建世俗家庭生活所屈，她有信念，她要抗争。但是，由于王延钧的一再反对，他们一直只是属于分居，至死都并未解除夫妻关系。
从以上这段根据后人的回顾和秋瑾本人的讲述而整理的文字来看，似乎他们对王延钧本人和王家的评价太过严重了；但是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其中存在的问题、产生的矛盾、导致的结果，也不能说完全是空穴来风。
却也有另外一些人认为，秋瑾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位伟大女性，她的爱国革命之举也值得大家景仰；但是她的光芒却把其夫王廷钧钉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不公正、不合理的。诚然，秋、王的婚姻是不般配的，可这只是历史的悲剧、婚姻的错位、长辈的迫使。王廷钧也许真是个“凡夫俗子”（根据文首所引秋瑾作于1903年的《满江红》一词），但他又有什么过错呢？在那夫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在一个典型的地方乡绅家庭里，王廷钧竟能委曲求全，事事依着秋瑾，多不容易！秋瑾就义后，他鳏居到三十岁就死了，又带走了多少离恨别愁，殊为可叹！人各有志，不能勉强。夫妻追求迥异，分道扬镳，由此造成的悲剧，怪也只能怪旧世的包办婚姻了。
“三人行”和“两地书”——鲁迅与朱安、许广平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相知。”——鲁迅
鲁迅（1881—1936年），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白话文经典作家，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文豪之一。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首次发表小说《狂人日记》时用的笔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官绅家庭。一生发表、出版了大量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日记、书信、论文、学术著作和翻译、编著之作，解放后辑有《鲁迅全集》、《鲁迅选集》等。他卓越的文学成就，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艺术宝库，也是对世界文学的巨大贡献。毛泽东认为：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尽些年有人要诋毁、打倒鲁迅，却始终难以撼动他崇高的地位，徒留笑话罢了。其他人可能是流星，只有鲁迅才是恒星。
在鲁迅的生命中，前后有两个女人：妻子朱安和爱侣许广平。他和许广平多年来的大量书信，曾被辑录为《两地书》出版。前两年，曾智中著有《三人行————鲁迅与许广平、朱安》，即是反映他们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故事。
朱安（1878—1947年），鲁迅的原配夫人，亦即他“名义上的妻子”，大他三岁。一位“脾气和顺、会做针线、擅长烹饪、不识字、小脚的中国传统女性”，是他本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侄孙女。1906年6月，鲁迅奉母亲鲁瑞之命，回绍兴与朱安结婚，那年鲁二十五岁、朱二十八岁。婚后不几日，鲁迅便与其弟周作人再赴东京。三年中，夫妻没有通过一封信。因为完全是按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合的，让鲁迅对自己的婚姻很不满意，两人始终互不了解、理解，没有共同语言。甚至据可靠资料，他俩从未同过房，毫无夫妻之实。朱安简直是鲁迅苦恼一生的来源，直至逝世；而她自己也是苦恼终生，成为悲剧。
在北京住处，有一次房东问朱安：“大师母，你不喜欢孩子吗？”朱安淡淡地说：“大先生连话都不同我说，我怎么能有孩子呢？”朱安一直跟着鲁迅的老母亲一起生活。夫妻之间既没有爱也没有恨，仅仅维持着一种形式上的婚姻关系。朱安平日少言寡语，但炒得一手地道的家乡菜。每当鲁迅有客人，她总是以礼相待，泡茶、弄点心，十分尽力。剩下鲁迅和她时，家里就变得冷冷清清，即使同桌吃饭也不声不响，晚上又是各回各的房里睡觉。提起朱安，鲁迅总是说“她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又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负有一种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但朱安对鲁迅却既敬佩又仰慕。鲁迅不跟她说笑，她感到孤独。他们一家住在北京砖塔胡同时，鲁迅与邻家女儿俞氏姐妹很谈得来，还编了套体操教她们练习。朱安很自卑，不敢一块练。但有时鲁迅出去了，她就招呼她俩一起学做体操。那时她四十多岁了，一双小脚站不稳当，弯不下去，跳不起来，既好笑又可怜。原来，她是出于对鲁迅的敬佩和爱慕，想暗暗努力，缩短和他的差距。
1923年10月鲁迅肺结核复发，朱安尽心尽力服侍。病初发时鲁迅菜饭不进，朱安就在厨房里把大米泡了，亲自一下一下把米砸碎，天天煮成米汁，还把鱼熬成鱼汤，端给鲁迅喝。后来鲁迅病情稍有好转，她就天天给他做米粥吃；这都见于鲁迅日记，但并不指明是朱安所为。鲁迅这才能在砖塔胡同带病创作了许多重要作品。这一时期，也是鲁迅和朱安结婚以来唯一接触较多的时期。朱安抱着最大希望，想以自己的温存去暖和、感化鲁迅已冰得透凉的心。她怀着无望的爱去服侍鲁迅，使鲁迅一往无前地冲锋陷阵，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是有一分贡献的。
鲁迅虽不爱朱安，却十分尊重她的人格，尊重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对她的健康也很关怀。朱安胃病复发，曾被一度怀疑是胃癌，鲁迅送她到医院住院检查，一星期才出院。
朱安做过种种努力，想缩短与鲁迅的距离，但往往适得其反。有一次，鲁迅在吃饭时偶然谈到一种日本菜很好吃。朱安为了奉承，就顺水推舟地说：“是的，这种菜我也吃过，的确很好吃。”其实，鲁迅所说的这种菜只有日本本土才有，中国没有，绍兴更是没有见过。鲁迅听了很反感，气得不知说什么好，这顿饭也没吃好。朱安自作聪明、出力不讨好的言行，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很使鲁迅反感，因此彼此要说的话也就更少了。
鲁迅和朱安自1906年6月结婚至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整整二十年的挂名夫妻对朱安来说却名正言顺。“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这种幻想在她的脑海中一直时沉时浮着。直到她从周作人夫人的口中得知鲁迅与许广平已在上海同居的消息，这一切幻想才都落了空。她显得非常痛苦，精神十分疲惫沮丧。
她对别人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这是对爱情绝望的呻吟和抽泣。她伤心地说：“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绍兴人管婆婆叫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事实正是这样，朱安日后的生活一直由鲁迅从上海寄钱供养；鲁迅逝世后则改由许广平给她寄钱。据说周作人也按月给她一些钱，但被朱安拒绝了，因为她知道他们兄弟俩合不来。
朱安孝顺老实，尽心孝敬婆婆，直到老人寿终正寝。对亲手造成这桩不幸的婚事，老人还是自责的。她对人说过：“他俩（鲁迅和朱安）既不吵嘴也不打架，但是没有感情，不像夫妻。”老人曾问过鲁迅，为什么总是这样。鲁迅摇摇头说：“和她谈不来，没趣味，不如不谈。”看着他们痛苦的样子，包办了这桩婚姻的老人心里也十分不安。
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逝世。消息传到北京，朱安想去参加他的葬礼，终因婆婆年已八旬，身体不好，无人照顾而未能前行。她就将西三条胡同鲁迅离京前的书房辟为灵堂，为他守灵。
1947年6月，朱安终于走完了孤寂凄寒的人生之路。她在临终前还苦苦哀求，要把自己的遗体送去上海，与鲁迅合葬。这当然只是一相情愿，但也可以看出她对鲁迅的崇敬、向往之情，或者说是对自己一生婚姻的最后奢望。
朱安死前说到她和鲁迅及许广平的关系：“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的确是个好人。”而且，第一个在作品中为朱安留下姓名的，也正是许广平。
许广平（1898—1968年），鲁迅的得力助手和恩爱情侣，中国现代杰出女性。笔名景宋，原籍广东番禺，出生于广州一个败落的官僚家庭里。许广平也曾被被酩酊大醉的父亲许配给劣绅家子弟，后逃婚离家、北上求学，与鲁迅的出身、遭遇有着惊人的相似——大概这也正是他俩相知、恋爱和结合的基础。
1918年，许广平进入天津直隶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学习。1919年投身五四爱国运动；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刊《醒世周刊》的编辑，曾发表过许多关于妇女问题的意见。1923年考入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在鲁迅的教育和启发下，思想不断提高。那时鲁迅开始兼任该校国文系讲师，每周讲授一小时的中国小说史。她最盼望听他的课，上课时常选择第一排座位。鲁迅是一位在学生中找不出一句恶评的老师；而许广平则是一位听课时喜好忘形而直率提问的活泼女生。
1925年3月，许广平开始与鲁迅通信（她是为了就当时女师大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和苦闷而向他请教），那年鲁四十四岁、许二十六岁。许以女师大学生会总干事的身份，成为学生运动骨干，曾与刘和珍等携手并肩战斗，并写下了大量揭露和批判段祺瑞政府黑暗统治的战斗檄文。许还热忱支持鲁迅的创作和研究工作，经常帮助他校对和抄写稿件，并积极为他创办的《莽原》周刊投稿。
1925年6月，许广平与人在鲁迅家吃饭，鲁迅因酒醉而开怀大乐，甚至以手按她的头。自此以后，鲁与许通信的口气有了明显变化，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亲昵之情。10月，许以“平林”为笔名，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乙刊上发表《同行者》一文，歌颂鲁迅“以热烈的爱、伟大的工作给人类以光和力”，使“将来的世界璀璨而辉煌”，并表示她将不畏惧“人世间的冷漠、压迫”，不畏惧旧社会卫道者的猛烈袭击，与鲁迅携手同行，“一心一意地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同是在这个10月，他们真正恋爱了。一天晚上，在西三条寓所的工作室里，鲁迅坐在靠书桌的藤椅上，许广平坐在他的床头。许首先握住鲁的手，鲁同时也报许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许脉搏的剧烈跳荡，正跟鲁逐渐急促的呼吸声相应。于是鲁首先对许说：“你战胜了！”许不禁报以羞涩的一笑。接着两人热烈接吻。鲁迅承认，在他和许广平结合的全过程中，许都比他决断得多。从他们开始通信，一直是许广平以自己的勇敢和坚定打消了鲁迅的种种顾忌，终于明白表示：“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
1926年7月，鲁迅与许广平约定，离京南下后先分开两年，各自作些准备，再决定将来的生活。8月，鲁迅经上海转水路赴厦门大学任教。许同行南下，到广州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11月鲁迅致信许，郑重地列出今后的三种打算，请她帮助选择；这实际上既是试探她也是向她求援。1927年1月，鲁迅在接到许广平一封热烈表白的信之后，又致信她，明确表示与她结合的决心。不久鲁迅也到了广州，在中山大学任职，许任他的助教。2月，他们一起宴请也到中大任教的老友许寿裳；此后一起游玩、远足、看电影、吃饭，持续十余天。3月，鲁迅因不满中大文学院长傅斯年聘用顾颉刚来校任教，与许寿裳一起迁居校外，并请许广平也同居一处。4月，广州反动派发动大屠杀，鲁迅愤而辞去中大职务，跟他形影不离的许广平也和他一起再度漂泊。
1927年9月，鲁迅、许广平两人同船离开广州去上海；10月抵达，几天后正式开始同居生活。在旧式婚姻的囚室里自我禁闭了二十年之后，鲁迅终于逃出来了。对于他俩来说，这是生命中最有光彩的举动。
在上海生活的最初几年，鲁迅常对朋友介绍说，许广平是他的校对助手。他还特意把自己的卧室设在二楼，许在三楼居住。一向以果敢、勇猛著称的鲁迅，竟也害怕社会舆论，羞于承认自己与所爱的人的关系。这种异常的精神状态，多少给他俩的爱情生活投下了阴影。但上海十年的生活，虽然和睦下潜伏着冲突、相敬中有过伤害，却是鲁迅一生中除了童年之外的另一段美好岁月。
在此之前，许广平其实是有自己的工作的。她欲去大学任教，可又考虑到鲁迅昼夜伏案，身边离不开一个好帮手，遂放弃应聘，全身心地支持他写作。许广平觉得自己应该更多地为鲁迅的创作提供环境和机会，于是在到了上海后，她毅然辞去所有工作，担起了相夫教子的职责。这样的角色转型，对于她而言并没有太大的难度；相反，她在这个过程中，还从鲁迅的身上学到了很多面对生活的决心和信念。此后，她不但一边精心照料鲁迅的饮食起居，还在空闲的时候替他查找有关资料、抄写稿件，与他共同校对译著等。他们还忙里偷闲，一起到杭州度过了迟到的蜜月。1929年9月，他们爱情的结晶——儿子周海婴出世。
在连年的白色恐怖和兵灾战祸中，许广平都坚定地与鲁迅站在一起，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1930年，鲁迅因发起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参加“左联”成立大会，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人士的高度紧张。有段时间，他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许广平曾多次陪同他外出避难。
1932年12月，他们爱情的另一结晶——通信集《两地书》出版。鲁迅说过：《两地书》始终以“迅师”与“广平兄”相称，其中“既没有死呀活呀的热情，也没有花呀月呀的佳句”；但他们在刚开始时，就是那么毫不生疏、不需客气、亲密无间。鲁迅一生中真正的爱情体验，是许广平给他带来的。1934年12月他在送给许的《芥子园画谱》上所题的那几句诗歌（见文首所引），正是他们爱情生活的写照。
由于得到了许广平的全力支持，鲁迅后期十年的著作成绩远远超过了以前的二十年。为了纪念她所付出的默默无闻的辛勤劳动，鲁迅在发表自己的译作时，有时特意用“许霞”、“许遐”的笔名。他时常对许广平说，我要好好替中国做点事，这才对得起你。
1936年10月，鲁迅病逝于上海。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紧紧握住许广平的手，同她诀别：“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但许广平怎能忘记她尊敬的师友和亲爱的丈夫呢？
许广平悲痛之余，还要照顾年纪尚小的孩子。对于她而言，更多的是悲痛和愤恨。她自己也是一个革命活动家，她知道自己的爱人所从事的是刀口舔血的事业，但是她仍然不能很快接受这样一个惨痛的事实。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伤心之后，许广平终于从伤痛之中转醒过来了。她决定要坚守鲁迅生前的使命，完成他的未竞之业。她将鲁迅1934—1936年发表的杂文十三篇结集出版，又以三闲书屋的名义自费出版了《鲁迅书简》的影印本。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许广平为保护鲁迅的全部遗稿及其他遗物，留在“孤岛”未走。1938年4月她编成了《集外集拾遗》。同年8月，由胡愈之发起，许广平、郑振铎等二十人组成“复社”，以“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名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资助下，编辑出版了六百万字的《鲁迅全集》（二十卷本）。1946年秋，同样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资助下，许广平将已征集到的鲁迅书信手稿和抄件八百余封，整理出版《鲁迅书简》。接着她又秘密北上北平，整理鲁迅故居的手稿和藏书。这时，她还与上海学联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着密切的接触，不仅对学生们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表示了道义上的声援，而且还多次慨然捐款。她的这些爱国革命之举，又何尝不是深深受着鲁迅先生的影响？
请将军听一曲“高山流水”——蔡锷与小凤仙
“九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怜他忧患余生，萍水相逢成一梦；十八载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花颜色亦千秋。”——小凤仙
“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韵依依。一声声，如泣如诉如悲啼。叹的是，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觅。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韵依依。一声声，如颂如歌如赞礼。赞的是，将军拔剑南天起，我愿做长风绕战旗……”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或七十年代以前的中国人，一定还知道那部叫做《知音》的著名国产电影，由当时的影坛“大帅哥”王心刚、因《庐山恋》而闻名天下的张瑜主演，主题歌由当时的大陆“甜歌皇后”李谷一演唱。《知音》描写辛亥重九云南起义将领蔡锷，在京都名妓小凤仙的掩护下，冲破袁世凯的监控，远去滇地兴师讨袁，发起护国运动。该“高山流水”主题歌，赞颂了蔡锷将军拯救祖国、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怀和坚忍不拔、勇敢机智的英雄品质，并表现了小凤仙对蔡锷忠贞不渝的爱情。
影片《知音》的主要情节是：当时日本侵略者正准备出兵山东，威逼独夫民贼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袁的手下虎将蔡锷力主拒约应战。袁世凯为获得日寇支持其复辟帝制，屈从签约。全国掀起抗日爱国运动，袁派兵血腥镇压。蔡锷认清了袁世凯的真实面目，开始秘密联络各地同志，筹备讨袁起义。袁世凯对其颇为猜忌，蔡锷遂用韬晦之计麻痹他们。蔡锷的名声虽早已使京都名妓小凤仙倾倒，但由于相互猜疑和不解，两人虽朝夕相处，却隔阂如山。在天津，小凤仙不露痕迹地掩护了蔡锷。随后，她在“高山流水”的琴曲中，吐露了自己的悲惨身世和力除国贼的心愿，彼此终于觅到知音。袁世凯登极前夕，起义迫紧，小凤仙掩护蔡锷离开北京，自己却被投入监狱。蔡锷借道日本到达云南，打响了讨袁的第一枪，各省联袂而起。倒行逆施、众叛亲离的袁贼，才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就只好宣布下台，不到半年后即郁郁病死，护国讨袁战争胜利结束。蔡锷却因操劳成疾，在日本就医时不幸逝世。小凤仙静坐船头，痛拨瑶琴，思念知音……
影片尽量忠于史实，但情节上毕竟有一些加工。
蔡锷（1882—1916年），民国初年革命家、军事家和军事学家，护国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一代名将。原名艮寅，字松坡，也曾用过“奋翮生”、“系锥生”等别号，湖南宝庆（今邵阳，离笔者家乡很近）人，出生于一个贫寒农家。他是“军国民教育”的提倡者之一。他一生的主要贡献，就是先后发起和领导了重九起义、护国战争，顺应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时代潮流，故到处响应，获得胜利，因此成为“再造民国”的著名英雄。亦善诗文，有“一代儒将”之称，其作被编为《蔡松坡先生遗集》。
根据电影《知音》中的故事和一些野史传说，蔡锷1915年秋反对袁世凯称帝，是在北京名妓小凤仙的帮助和掩护下，逃出京城，重返云南的。但据历史事实，助蔡锷逃离北京的是蒋百里（革命先驱、近代兵学泰斗，浙江海宁人，初系蔡锷同窗，曾任保定军官学校首任校长、陆军大学代理校长，科学家钱学森的岳父）及陈仪、张宗祥诸公，而非青楼女子小凤仙。后来蔡锷罹患重病，入川陪他赴日本神户就医、遗电笔录、扶柩南下归湘……也都一直是蒋百里在操劳。不过，蔡锷和小凤仙的相识相处，相知相恋，配合默契，以麻痹袁世凯一伙并趁机逃离，却完全是真实的。
小凤仙（？—1954年），民国奇女子。小凤仙是其艺名，又叫筱凤仙，生年不详，估计小蔡锷十余岁，旧北京著名的八大胡同之一陕西巷云吉班的名牌妓女。原藉浙江钱塘，姓朱，据说出身旗人，清光绪年间全家流寓至湖南湘潭。父亲经商颇有所成，后因被不肖友人拖累而倾家荡产。而小凤仙则被卖为奴婢，跟着奶妈改姓张，不久被卖到妓院，辗转南京、上海等地，最后到了北京。
小凤仙谈不上是美人胚子，姿色中等，娇小玲珑，吊眼梢、翘嘴角；肌肤不算白皙，性情尤其孤傲，懒得求媚取宠，对脑满肠肥的富贵巨贾趋避惟恐不及。但粗通文墨、喜缀歌词，特别是生有一双慧眼，善于识人，能辨别狎客才略，因而一见蔡锷便认定他是一位非常人物。
蔡锷在遇见小凤仙之前已早有家室，妻子刘侠贞是湖南老家附近武冈人氏，而且婚姻还非常幸福美满。只是在被袁世凯控制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才想到混在八大胡同里，靠声色酒酣来蒙蔽老袁一伙，以求逃脱。即他最开始有“狎妓”之意，而小凤仙只不过是他的一粒棋子。不想饮食男女，日久生情，二人互通心事，直言身世，竟共同谋划起如何使蔡锷成功出逃之策来。对于身份、地位相差如此悬殊的两个人，他们的相知相惜又该怎样解释呢？因为蔡松坡也是个眼光很辣的角色，他看人很准，认为小凤仙兼具越女之婉约、湘女之热情，不像其他世俗风尘女子，她还是可以托付一些心事的。同时，小凤仙的善良内秀与独有的美好品质，也感动了蔡锷，便使他爱上了她，并引为红颜知己。英雄美人，意气相投，红烛罗帐，缱绻悱恻，成了千古美谈。蔡锷赐小凤仙两联：“不信美人终薄命；由来侠女出风尘。”“此际有凤毛麟角；其人如仙露名珠。”从此，蔡锷天天与小凤仙乘坐敞篷马车，畅游京畿一带名胜古迹，招摇过市，故意令人有目共睹，以避开袁世凯手下的眼线。
蔡锷南归前夕，曾对小凤仙说：“决计不顾生死，非要逃脱羁系不可。”小凤仙决定与他生死同行。蔡锷说：“同行多有不便，将来成功之日，必不相忘！”小凤仙当夜为他饯行，为他歌唱、流泪，仔细叮咛，依依不舍。蔡松坡也目不转睛地看着她，止不住那英雄眼泪，发誓道：“但愿他日能够偕老林泉，以偿夙愿！”二人的分别也真应了李商隐的那两句诗：“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护国运动胜利的消息传来后，小凤仙天天都能获得蔡锷的近况；于是闭门谢客，静等郎君派人来接。她收到蔡将军写来的信，大意是说：“自军兴以来，顿罹喉痛及失眠之症，现在都督四川政务、军务，实在是难却中央的盛情，所以勉为其难。等到大小事情布置就绪，就出洋就医，到时就偕你同行，你暂时等一下。”小凤仙便日夜耐心等待，望眼欲穿；只可惜蔡郎已病情沉重，来不及也无法偕同她了。
不日蔡锷猝然逝世，年仅三十五岁。小凤仙闻讯，痛不欲生，当场作联：“谁识周郎竟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在北京中山公园举行的蔡氏追悼会上，她又请衡州狂士王血痕代撰了一幅挽联（见文首所引）。那天，小凤仙身穿素布大褂，袖披黑纱，前来致哀。当她随民众步入会场，向遗像鞠躬时，被眼尖的北大学生发现。他们正要围上前打听，小凤仙却不愿惹麻烦，随即快步走出公园。学生们追踪寻访，竟不可得。可见，她对蔡将军是挚爱的，蔡将军的离世带给她的打击也是显而易见的。有人曾作诗叙述他们的这一段特别情缘：“英雄儿女意缠绵，红拂前身小凤仙。瑶树琼花零落尽，白头宫女话当年。”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于1982年亦作有一诗纪念他们：“南天剑起一麾雄，湘水麓山唱大风。十万万人今共拜，知音岂独小桃红。”
从那以后，为维护蔡锷名声，小凤仙离开了八大胡同，不知所踪。此后数十年，人们对她的去向众说纷纭，一直是个谜。直到1998年才有媒体披露，小凤仙于1949年全国解放后便隐居在辽宁沈阳，改名张洗非，嫁给丧偶的原张作霖大帅府工作人员李振海（另据称此前她还嫁过东北军的一名师长），成了四个孩子的继母，生活平淡安定，期间还求见过昔日老友、京剧大师梅兰芳。1954年春小凤仙患上了类似老年痴呆和脑血栓的病症，数月后病故。而她和蔡锷之间的爱情，宛如一幅充满激情的油画，厚重而又热烈，不求被人接受，只求于己回味。
夫唱妇随，由志士到汉奸——汪精卫与陈璧君
“汪先生没有璧君不能成事，没有璧君也不至于败事。”——陈公博
汪精卫（1883—1944年），原为革命志士、中国国民党副总裁，后堕落为大汉奸、亲日派首领。名兆铭，字季新，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三水（今番禹）。汪长得英俊标致、衣冠楚楚、风度翩翩，被称为“中华民国第一美男子”，排在周恩来、张学良等人之前。从小聪颖好学，很会读书，考过秀才第一名，口才超群，文章也写得非常漂亮。早年发誓“革命不成功便不结婚”，志向远大；后曾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个人生活作风也非常为人称道。后来，他由一位追随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先驱而致成为受亿万人唾骂、遗臭万年的卖国贼，这个过程是漫长、复杂的，也有很多历史原因。我想，性格就是命运，中国知识分子历来的劣根性和力量虚弱是一个重要因素。
陈璧君（1891—1959年），原籍广东新会，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乔治市（今槟城），汪精卫之妻，小他八岁。陈是华侨富商之女，自小父母宠爱有加，性格积极活泼。1907年她在槟城与汪相识，一见钟情，遂入同盟会；从此夫唱妇随，荣辱与共，一同走过大起大伏、大是大非的人生。1909年随汪去日本留学。翌年随汪回北京，执行暗杀摄政王（即末代皇帝溥仪之父载沣）的秘密使命。汪精卫被捕后，陈往返于北京、南洋之间，多方营救；并向汪立誓以身相许，永结百年之好。1912年与汪正式宣布结婚，时称他们是“患难姻缘”。1917年夫妇俩追随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此后长期在孙身边工作。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38年随汪公开投降日本。汪伪政权期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等职。1944年汪精卫死后，陈在其尸身上书下“魂兮归来”四个字。此后南下广州，任日伪广东政务指导员，企图盘踞伪广东省政府。1945年在广州被国民政府诱捕。1946年在南京被当局以叛国罪判处无期徒刑。1949年解放后，人民政府维持原判，由苏州监狱遣送上海提篮桥监狱继续关押。1959年病死于上海监狱医院。
汪精卫和陈璧君曾有过一段令人羡慕的革命先驱的花样年华，但此后他们却并未与时俱进，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反而逆历史而动，背叛民族，追求一己之私，变成中国近代史上典型的政客、汉奸、卖国贼，为人们所抛弃，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反面典型。他们从反清志士的激情恋曲到堕落政客的婚姻悲歌，演绎了民国乱世一段光怪迷离的情感肥皂剧，给后世的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反思和教训。在汪精卫从英勇革命到卖国投敌的活动中，陈璧君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起了多大作用，有文首所引的汪汉奸集团二号人物陈公博的这句绝妙的评语为证。
陈璧君在初见汪精卫之前本已许人，汪也家有结发原配；但自见到汪之后，她就向父母表示坚决退婚，欲改适汪郎（这也足见汪精卫的魅力之大），为此遭到其父的严厉斥责，认为“千金女绝不可下嫁亡命徒”，汪精卫四处飘荡，有家难归、有国难投，嫁给他只能一辈子受罪。其母虽然同情女儿，但也无可奈何。汪精卫虽没有当领袖的能力，却有极强的领袖欲念，故具惟我独尊的性格，除了陈璧君之外谁也不可侵犯。可见汪对陈还是很有感情的。在彻底与家里的原配分手之后，陈一直是汪唯一的夫人。身为美男子，又位高权重，且身逢乱世，汪居然能倡导并实践“一夫一妻”，实属罕见。可以肯定，傲岸、桀骜的陈璧君亦不是等闲人物。
陈璧君向来以1907年就参加了“同盟会”的元老自居；且孙中山先生为创建黄埔军校及执信女中复校所花费的大部分资金，就是她不顾怀孕期虚弱之体，远涉重洋到美国、加拿大华侨中募捐来的，故素来自恃有功，高人一等，非常傲慢，被称为是一只著名的“雌老虎”。
据说当年汪精卫准备北上行刺摄政王时，最坚决表示陪他一同进京的即是陈璧君。有人半开玩笑地对她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听完二话不说，当即拿出护照撕成碎片，一时满座皆惊，鼓掌如雷。也有另一种说法是，当汪精卫决定去刺杀摄政王时，陈璧君作为革命党人鼓励他说：“你去干吧，你明天就要去死，我没有别的送给你，惟愿以身相许。”汪行刺不成被捕后，陈又设法营救。后来汪被释放了出来，革命夫妻喜结连理自是当然。
汪精卫身为著名美男子，且才学超群、位高权重，很讨女人的欢心。早年汪在日本留学时，认识了同盟会女会员方君瑛。方才貌出众、文静温柔，一派大家闺秀的风范，汪对她情有独钟。后来汪、方、陈三人一同到法国留学，汪、方之间的关系渐渐发展。一日陈璧君有事外出，回家看到汪、方二人非常亲密，醋意大发，大骂方君瑛，言语恶毒，不啻泼妇骂街。方不堪侮辱，不久上吊自尽。
1935年汪精卫遭到暗杀，幸而身中三枪却无大碍。陈璧君听说后马上赶到现场。汪受了重伤，满脸是血，跟陈说：“我完了，我完了！”陈璧君切齿骂道：“你刚强点好不好，你硬一点好不好？干革命的还不早晚有这一天，早晚有这个结果！”并表示：“四哥，你放心罢，你死后有我照料儿女。”
抗战爆发后，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矛盾激化，故于1938年取道越南，准备再次远赴法国。其时，汪的秘书横遭戴笠派遣的特务暗杀。无奈之下，汪精卫决定赴东京与日本谈判，其实就是妥协投降，主动叛国。他在征求陈璧君的意见时，陈当即果断地说：“要做就赶快行动。”其时有人建议，干脆劝蒋介石也参加对日和谈。陈璧君马上说：“难道汪先生做汉奸也要排在蒋介石后面？”
有资料表明，陈璧君宁愿协助汪精卫妥协降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对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已失去信心。此外还有历史专家分析，陈积极主张对日求和，也与汪在国内政坛上的不得志有关。曾与汪、陈夫妇一同留法，并有过较长时间交往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深知陈之为人。他认为汪精卫的叛逃，陈璧君一定起了关键作用，因陈“向有女中豪杰之风，能左右汪的意志”。陈曾认为，与日本是战是和都是为了救国，是殊途同归。陈还说：“与日本人议和有什么不好？早日消灭共产党，减少无谓牺牲，这不是两全其美吗？”“我们能从日本人手里得到黄河以南已经满足了，至于东三省，根本就不是中国的领土，它是满清时期带来的嫁妆，称不上是中国的失地。”当时，在汪、陈决心出逃叛国的前夕，吴稚晖还特别发了一封快信到河内，此信是写给陈璧君的。但是，他的一番恳切之词，并没能使陈回心转意。吴稚晖后来痛骂陈为“陈屁裙”，认为汪精卫当汉奸，她要负相当重要的责任。
陈璧君个性十分刚烈。汪精卫在日本治病时，陈一直伴随在汪的身旁。但她从没对日本人说过一句感谢的话，日本人对她也很发怵。日本战败后，陈璧君被捕，坚不服罪。她因高血压等病，要求和家人住在一起，得到戴笠的同意。她在狱中仍是“一家之尊”，心情不好，终日骂人。戴笠特为关照，除晚上犯人点名时可直呼“陈璧君”外，平时则要叫她“陈先生”或“汪夫人”。1949年蒋介石离开大陆时，并没把陈璧君移往台湾，而是将她留给了共产党，可能也对她有些“敬而远之”。
1946年，江苏高等法院在苏州开庭审讯陈璧君。消息一经传开，人们纷至沓来，争欲一睹审判现场和“汪夫人”的“风采”，其中十分之三四是妇女。陈璧君身穿蓝色绸质旗袍，架着金丝边眼镜，由女法警及宪兵挟护，在拥挤的人丛中慢慢移步，甚为狂傲。每逢提审，照例要直呼其名。她便厉声呵斥：“‘陈璧君’这个名字是你叫的吗？当年国父孙先生不曾这样叫我，你们委员长也不敢这样叫我。你们是国民党雇佣的人，也配这样叫我？”有人回忆道：“她对受审似乎早有思想准备，因此表现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神态骄矜，微含笑容。对旁听席上的讥讽责骂声，以及挥舞着的拳头，她视若无睹，毫不在意。”
陈璧君在法庭上还“慷慨陈词”，口若悬河：“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么国可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壁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可谓态度蛮横，死也不怕。也许，这就是为虎作伥之汉奸的个人逻辑。但她的一番歪理，却也让法官无法辩驳；毕竟，八年抗日期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也难逃罪责，“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法庭最后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剥夺公民权终身，并没收全部财产。陈接到判决书时，却铮铮然道：“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但她未能如愿，最终仍病死于狱中。她也是汪伪政权最后一个活在世上的汉奸。
陈璧君解放后在狱中的那些岁月，因身份特殊，监狱仍对她相当照顾。她提出每天要用五热水瓶开水，监狱干部答应了，还派一个普通女犯去照顾她的生活，陈也表示了感谢。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何香凝等曾专门去见毛泽东主席，要求对陈璧君宽大。毛表示同意，但要她至少写份认罪声明，遭到顽固、强悍之极的陈璧君的断然拒绝。当时陈的家属不在上海，常由汪家的一个至交去接济她，并送些书报。陈璧君自己也订了份《解放日报》。有一次，她在思想汇报内写道：“每天的《解放日报》和朋友送来的书，令我心平气和，知道共产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事。后来看到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我更心悦诚服了。”有一次她痔瘘发作，在医院动了手术，并输了四百毫升血。她在一份思想汇报中，诚恳地说：“我住了七个月医院，医院护士不怕脏臭，日夜操劳，使我想到这里的确是共产党的人道主义的监狱。”这些话出自一介反共老手之笔，也算是很不容易的了。
人间“至文”《与妻书》——林觉民与陈意映
“觉/当我看见你的信/我竟然相信/刹那即永恒/再多的难舍和舍得/有时候不得不舍
“觉/当我回首我的梦/我不得不相信/刹那即永恒/再难的追寻和遗弃/有时候不得不弃
“爱不在开始/却只能停在开始/把缱绻了一时/当作被爱了一世/你的不得不舍和遗弃/都是守真情的坚持/我留守着数不完的夜/和载沉载浮的凌迟/谁给你选择的权利/让你就这样的离去/谁把我无止境的付出/都化成纸上的/一个名字
“如今/当我寂寞那么真/我还是得相信/刹那能永恒/再苦的甜蜜和道理/有时候不得不理”
——《遥寄林觉民》（齐豫演唱）
“夜冷清/独饮千言万语/难舍弃/思国心情/灯欲尽/独锁千愁万绪/言难启/诀别吾妻/烽火泪/滴尽相思意/情缘魂梦相系/方寸心/只愿天下情侣/不再有泪如你”
——《诀别》（童安格演唱）
“意映卿卿/再一次呼唤你的名/今夜我的笔沾满你的情/然而/我的肩却负担四万万个情/钟情如我/又怎能抵住此情/万万千千
“意映卿卿/再一次呼唤你的名/曾经我的眼充满你的泪/然而/我的心已许下四万万个愿/率性如我/又怎能抛下此愿/青云贯天
“梦里遥望/低低切切/千百年后的三月/我也无悔/我也无怨”
——《意映卿卿》（李建复演唱）
想必大家还记得中学统编语文教材中的那篇著名的《与妻书》：“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文中的缱绻与决绝、矛盾与苦痛、私情与豪兴，有着撕心裂肺般的痛楚、悲怆，可比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袁枚的《祭妹文》、归有光的《项脊轩志》等，堪称天下“至文”。据说在海峡彼岸的台湾，《与妻书》也是其中学生必读之文，类似情形世不多见。它的作者便是本文主人公林觉民。上面提到的那几首流行歌曲，也是以他的故事为题材的。
林觉民（1887—1911年），近代民主革命者，广州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之一，《与妻书》作者。字意洞，号抖飞，又号天外生，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幼年被过继给叔父。少时厌恶科举，遵父命应考童生，竟在试卷上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第一个交卷了事。1907年留学日本，进庆应大学文科攻读哲学，并学英文、德语，撰写《驳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及翻译《六国宪法论》、英国小说《莫那国犯人》。不久参加同盟会。1911年初得黄兴、赵声自香港来信，归国约集福建同志响应孙中山、黄兴组织的广州起义。4月23日夜由香港入广州。起义时，随敢死队领先袭击两广总督衙门，负伤被捕。关押在狱中数日，滴水粒米不肯入口。在督衙受审时，他昂首挺胸，毫无惧色；且当众演说，声讨清廷反动罪行，宣传革命思想。后从容就义，年仅二十四岁。两广总督张鸣岐曾这样评价他：“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真算得奇男子。”
林觉民不但是一位革命先烈，生得也是一表人才，而且是个感情丰富的男儿。他深爱着自己妻儿。他的妻子陈芳佩（字意映）小他一岁，出自书香门第，与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同宗，长得眉清目秀、玲珑剔透，且能诗善文，贤惠聪颖。尽管他们最初是奉父命成婚的，但两人感情非常深厚，先结婚后恋爱，恩爱有加，专一而投入。从《与妻书》中可知，他们1905年结婚后，同住在林家的双栖小楼上，“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梅疏筛月影，依稀掩映”，夫妻“并肩携手，依依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男欢女爱，蜜月燕尔，结婚后第二年便得一子伯新。林觉民曾多次在好友面前称赞道：“吾妻性癖，好尚与余绝同，天真烂漫女子也！”对于自己参加革命，陈意映不仅知道，而且愿意追随夫君左右（“望今后有远行，必明告妾，妾愿随君行”）。在丈夫的影响下，她还解放思想，自动松开小脚，投考福建女子师范学堂，是第一届毕业生。由于夫妻感情甚浓，林觉民曾有感而发，写下一篇名为《原爱》的文章，专论男女爱情的道理，字句发出肺腑，甚为感人。
林觉民于广州起义前夕写下的绝命书（亦即《与妻书》），情感诚挚、激情澎湃，表示出献身革命的坚强决心，充满爱国主义的革命精神，勉励妻子“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其情其志影响深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舍小我成就大我，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舍生取义、慷慨赴死。
鲁迅诗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在奔赴起义战场、随时可能牺牲的前夜，林觉民心绪激荡、感慨万千，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他倾注着满腔豪情和柔情，“泪珠和笔墨齐下”，独自挑灯疾书，在随身手帕上写下了长达千字的《与妻书》，巾短情长，直到天将明才停笔。在写信时，他曾几次“不能竟书而欲搁笔”；但又恐妻子不解其衷曲，而忍悲完成了这篇千古绝唱。字字句句情深意切，既如黃钟大呂，又如杜鹃泣血，回肠荡气，足以感天动地。《与妻书》是情书也是遗书，是世上最最壮美的爱的告白、最最真挚的爱的低语，同时也是最最柔情的遗书。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真正的英雄就是要舍小家为国家。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林觉民在《与妻书》中这样写道：“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羶，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他还引用《礼记》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名句，劝爱妻“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短短数语，林觉民牺牲小家、牺牲个人，而为天下人谋永福的高尚情操，跃然纸上。
家书写就泪亦干。林觉民不忍再看，便急忙将两封信函委托友人，嘱咐“如果你听到我死讯，劳把信件转到我家”，随后便赶赴广州城。此时此刻，他顿觉一身轻松，了无牵挂。他对同去参加广州起义的战友说：“此举如果失败，死人必然很多，定能感动同胞！使吾同胞一旦尽奋而起，光复神州、重兴祖国，则吾辈虽死而犹生也，有何遗憾！”
林觉民在穗城英勇就义后，消息传到家中，已身怀六甲的陈意映悲痛欲绝，曾萌生自杀念头，欲随夫而去。这就足见两人感情之深、之切！后经林家双亲跪下，求她念在孩子尚幼，需要母亲照料，这才放弃了自杀之举。林死去不足一月，悲伤过度的意映早产，生下遗腹子林仲新。此后些许时日，收到姗姗来迟的那封绝命书，她更是轰然昏倒，肝肠寸断，心似枯井。过了一年多，她终因思念丈夫过度，成日郁郁寡欢而病死，追随他于九泉，在他们令人断肠的故事中又增添了一份辛酸。
历史一页页翻过，这个名字永远不会被我们忘记，他就是林觉民。一段血色的爱情、一次大恸的泪滴，见证了血风腥雨中，那个为了不能忘情于普天下人民幸福的“司马青衫”。
大文豪复杂的情感历程——郭沫若与张琼华、安娜、于立群等
“我有责任保护立群，但愿我能把爱她姐姐的心转移到她的身上！”——郭沫若
郭沫若（1892—1978年），中国现、当代杰出诗人、剧作家、散文家、文艺理论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社会活动家。被称为“新中国文史第一人”，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在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论成就与影响，惟有他可与鲁迅媲美。原名郭开贞，号尚武，笔名另有郭鼎堂、麦克昂等，祖籍福建，生于四川乐山一个地主兼商人家庭。建国后，先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员，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等职。著有诗集《女神》、《星空》，历史剧《棠棣之花》、《屈原》，回忆录《洪波曲》，学术专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李白与杜甫》等。尽管人们对郭沫若其人其文其论有这样那样的看法，尽管他确实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不足，优劣互现，使后人对他毁誉参半；但是客观来说，郭沫若毕竟是一位了不起的大文豪，历代罕见的文学与文化天才、全才。
作为内心丰富、激情澎湃的杰出诗人，郭沫若一生的情感历程复杂曲折、韵事不断。据说德国大诗人歌德一生中谈过十九次恋爱，而郭始终就是以“中国的歌德”自居。郭的正式夫人先后就有三位：旧式（张琼华）、洋式（安娜）、新式（于立群），全了；还有不少情人及其他爱过的女子（于立忱、彭漪兰、黄定慧等），给他生下了至少十一个子女。他与她们有着说不清的恩恩怨怨、道不明的是是非非、讲不尽的纠葛思念、诉不完的离合悲欢……
张琼华（1890—1980年），郭沫若明媒正娶的结发妻子，比郭大两岁。1912年，他们在父母的包办下结婚。对这桩婚事，郭是违心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使他毫无办法。风华正茂、文采出众的郭沫若，对张平凡的外貌很不满意，洞房之夜又发现她是小脚、爱抽水烟，被戏弄之感油然而生，愤愤地走出洞房……五天后，郭沫若便愤然离家。两人始终没有离异，但毫无夫妻生活，没有一儿半女。张琼华一直独守在郭的乐山老家达六十八年。旧时的婚约罗网，死死扣住了张琼华，使她从入门第一天起，就尝到了“无夫即无主”的苦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在无谓而无望的等待中消耗着青春，忍受着漫长而寂寞的时光煎熬，勤于家务、恪守妇道、孝敬公婆、思念丈夫……
此后整整二十七个春秋，张琼华没有和结发夫君见过一面。直到1939年郭沫若衣锦还乡，回四川老家探亲。家乡人围着郭，热情交谈、握手。唯独被日夜操劳弄得白发苍苍的张琼华，站在人群后面，默默地注视着他。而郭沫若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当时郭的老父已八十六岁高龄，卧病在床，他老泪横流地向郭沫若诉说着，多年来张琼华对郭家贡献卓著，却一直任劳任怨。郭顿时对张肃然起敬。他虽然不爱她，却应该感谢和尊敬她。于是，他竟当着众人的面向她鞠躬致谢，骇得张不知如何是好。多年来压在她心头的苦闷与辛酸，一扫而光。她满足了，更因为于立群——郭的又一新婚妻子就站在他的身边。郭沫若看着被张琼华料理得整洁如初的家室，真诚地给她留下“书付琼华”四个字，潇洒地走了，自此再未回过乐山。
1963年张琼华曾去过北京，受到郭沫若及其一家的盛情接待。她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惊异、兴奋之中感激着郭。1978年郭沫若病逝之后，一些学术研究者还曾去看望过张琼华。在四川乡下，她依然是农妇装束，过着简朴的晚年生活。1980年，这位对郭忠贞不二的旧式老人，在孤寂中淡然辞世，享年九十高龄。
安娜（1893—1994年），日本姑娘佐藤富子的中国名字，郭沫若的第二任夫人。1916年，郭在日本与安娜恋爱并开始同居。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多年（1916—1923年，1928—1937年），一共生有五个子女。当时郭在冈山高等学校攻读医科，安娜是附近医院的护士，体态丰润、皮肤细嫩，双眼灵活、顾盼生辉；他们相识后便书来信往，情意绵绵。爱情滋润了诗人，他才情奔放，文思泉涌，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早期作品，还甜言蜜语地称对方是自己的“圣母”。安娜也为才华横溢、英俊潇洒的郭沫若所写的缠绵、浓烈的情诗而陶醉。不久，她毅然辞去了圣路加医院的工作，随郭到冈山同居。
表面上看，他俩男欢女爱、其乐无穷，但同时也是苦难的起点，从此她的姻缘便笼罩在了不幸和悲哀之中。首先，她与郭沫若的结合并没有得到家庭的认可。佐藤家是基督教徒，断然不许她与一个华人青年自由结婚。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刚出世后，她就与父母断绝了关系。其次，郭沫若作为中国学生，经济条件非常有限。1918年郭考入九州帝国大学深造；安娜为使丈夫学业有成，便独自承担了全部家务，洗衣做饭，忙里忙外。他们几度搬家，并且要支付昂贵的房租。为了生计，郭沫若拼命写作译书，没有桌椅就用皮箱代替，没有砚台就用磨平的砖头代替。这样清贫的日子，没有父母的亲情关照，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还要哺育一大帮孩子，单靠安娜含辛茹苦地坚持着。
1937年，国际政局风云变幻。郭沫若抛妻弃子，不辞而别，离开日本归国抗战，与安娜断绝了联系。漫长的抗战年代结束之后，就在新中国诞生的前一年（即1948年），安娜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知道了郭在香港的消息，便立即带着孩子们来到中国投亲。当安娜知得知郭沫若已另有家庭、他现在的妻子于立群也为丈夫生育了一大帮儿女后，性情温顺的她虽然心酸得很，但还是选择了悄悄离开。中共组织则及时为她与孩子们提供了生活上的许多帮助。建国以后，安娜加入了中国籍，带领儿女来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先定居大连，后移居上海。
郭沫若谢世的前一年（即1977年），安娜写信给他，说两人都已届耄耋之年，希望无论如何再见一次面。这时郭已病倒在床，安娜顺便也是来探视他。经过安排，这两位在年轻时曾炽烈地热恋过、而后又长期分隔的老人终于见面了。郭沫若说，幸有这一次再见，否则他将抱恨终生。安娜自然更加要唏嘘叹息、难以自已了。
安娜的晚年还是比较幸福的。人们敬仰文化巨人郭沫若，更尊重他这个日本血统的妻子。她曾被推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府给了她较高的待遇。她也不再叫佐藤富子，而是中国名字郭安娜。她曾激动地说，我死也要埋在中国，因为“我是个中国人”！安老太比张（琼华）老太更高寿，竟活到了一百零一岁。
于立群（1916—1979年），一位追求进步与自由的知识女性。她比郭沫若小二十四岁，与郭情深意长、志同道合，可谓革命伴侣，两人的婚姻及家庭生活坚持时间最长。于原名佩珊，曾用名黎明健，原籍广西贺县，生长于北平，是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系郭早期恋人于立忱的胞妹。1937年他们初识时，她是戏剧电影界的一名女演员。她那年轻、端庄、文静的外貌，给多情才子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郭沫若称之“凤眼明贞肃，深衣色尚蓝。人前恒默默，含意若深潭”。当然，郭之所以对她一见如故，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从于立群的脸上，仿佛又看到了当年于立忱的面影；好像断了线的风筝又飞回到了他的身边，他的手中仍握有那半缕轻丝。这次见面，于立群把大姐思念郭沫若的诗作交给了他。郭用微微颤抖着的双手，接过了亡友的遗诗，注视着亡友的胞妹，心情十分激动。他想，自己对于立忱的最好纪念，莫过于此——保护于立群，爱于立群（见文首所引）。
1938年，抗日的烽火燃烧着中国大地。于立群准备取道香港去陕北，再次与郭沫若见面。出于对事业执著的追求和信念，她下决心和旧友分手，断然在香港新亚酒楼与郭开始同居，同年加入中共。1939年夏，即将出任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决定与于立群补办婚礼。这次婚礼，使于成为郭的第三位名正言顺的妻子。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日子里，像郭沫若这样的左倾文坛领袖，经常受到攻击和凌辱，有时是报刊文章，有时是黑势力流氓。于立群总是像卫士一样护着郭沫若，她爱戴他、支持他。她不但是他的恩爱妻子，也是他的红颜知己。她协助郭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参予创建群益出版社，出版进步书籍；参加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并亲任理事。解放战争时期，她又随郭沫若在上海、香港两地从事民主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担任国家和文化学术界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作为夫人的于立群，经常陪同他去各地及各国参观、视察、访问，参加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和外事活动。于自己也曾任全国妇联执委、全国人大代表。他们地位显赫、生活幸福。虽然在动荡年代，他们也曾有过失子之痛、受辱之苦（“文革”中他们有一个孩子自杀、一个孩子被打死，自己也遭受过打击），但总体说来，人生对他们是丰厚的，晚年的夕阳是灿烂的。于立群和郭沫若在一起共同生活了近四十年，抚育了六个子女，她是伴随着他度过人生暮年的最后一位妻子。1978年郭沫若病逝，次年于立群也缢死于北京郭宅。于还精于书法，擅颜体，有《于立群遗墨》行世。
于立忱（1912—1937年），郭沫若早年的短期恋人，于立群的胞姐。于少女时代随父亲在天津求学，后为《大公报》记者，长得亭亭玉立，皮肤又白又嫩，两道柳眉，配着满口贝齿，说起话来有条有理，一见面就给以人亲切可爱、思路清楚、善于表达、很有教养和文化的印象，这正是当一名优秀记者的标准条件。于三十年代初被报社派驻东京，一到即与早便相识、当时已名满天下的郭沫若来往。遇到美丽如花的于小姐，大文豪便马上展开了爱情攻势。他说自己与当时的日子妻子安娜根本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而妙龄女子见到无数革命者和青年们崇拜的偶像大诗人竟能钟情于己，于是亦不免为爱迷糊起来。两人过从甚密，欢娱多月，卿卿我我。可是，自古红颜多薄命。根据湖南籍女作家谢冰莹《于立忱之死》一文中并无证据的个人猜测，认为她是因为郭沫若的抛弃（而且还怀了孕），在二十五岁的美好年华上于上海自杀了。郭沫若后来在《回到上海——一座荒坟》一文中写道：“立忱是二月由日本回国，五月自杀了的。”却也有人说：“于立忱的死因，也许就如郁达夫、吴佩孚的死一样，永不被人知晓。”
彭漪兰。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后，郭沫若在南下广东潮汕的行军途中，一直有位名叫安琳的女青年做伴。她本名彭漪兰，安徽芜湖人，曾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还是郭的学生）；北伐期间，在武汉郭沫若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工作，任妇女股干事；大革命后，随郭参加南昌起义。南方高温多雨，痢疾流行，郭沫若亦不幸被染上。彭漪兰不顾劳累地为他寻医问药。有一天昏黑时，他们遭到敌人的袭击，郭与队伍失散了。又是彭不顾危险，赶回来寻找他。两人相携而行，在当地农民协会的协助下，他们在一个叫盐酸寮的乡镇上隐蔽了十天。待风向一转，即同船抵达香港，稍后又一起回到了上海。在著名的内山书店的楼上，他们又度过了一段短时的“蜜月”，之后彭漪兰便下落不明。这一段奇特而浪漫的逃难经历，是郭沫若终生所难以忘怀的。他曾打算据此写七篇连续性的小说，其中一篇便直接以彭为题，足见两人情愫深厚。“安琳哟，是我永远不能忘记你的！”在文章中，他还直言不讳地说过这样动感情的话。真是多情种啊！
黄定慧，又叫黄慕兰，生于1907年，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一代名流，时任武汉市国民革命军党部的妇女部长。郭沫若的早年密友，大革命时期前后两人曾有过一段浓情。后定居山西，前两年还见媒体披露说尚健在人世。
“革命模范夫妻”的合与分——蔡和森与向警予
“雄词慷慨湘江向，情话缠绵浙水扬。长痛汉皋埋碧血，难从海国问红妆。”——柳亚子
蔡和森（1895—1931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历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两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等职。中共第二、三、四、五、六届中央委员，第五、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字润寰，曾用名蔡林彬，出生于上海一个职员家庭，1899年随家人回到原籍湖南湘乡永锋（今属双峰县）。
蔡和森小时因家境窘迫，曾到人家店里当过学徒，受尽欺压。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时，以学习勤奋、才学出众著称，与毛泽东结为挚友；从立志改革社会的思想出发，共同探讨人生与救国道路。1918年，他们共同创办了进步团体“新民学会”，1919年参与了五四运动，在湖南年轻人中产生了深远的反响。“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毛泽东1925年所写的《沁园春·长沙》，追忆了当年一批同俱壮志的好友，蔡便是其中一位。李立三在1935年撰写的《纪念蔡和森》的文章中曾指出，当时的湖南青年“盛称‘毛蔡’之名，而奉之为表率”。
蔡和森1919年底到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在法国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中央工作。1922年起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主编，撰写大量论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24年参加创办上海大学，讲授社会进化史，并参与领导上海工人运动。1925年5月，参加并领导五卅运动。同年去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五届执委会，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7年3月回国，在党中央工作，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作斗争。党的八七会议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29年再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次年回国。1931年任党中央代表，去香港领导恢复广东省委的工作。同年6月，因叛徒出卖，被英帝国主义逮捕，引渡到广州，坚贞不屈，为广东军阀陈济棠杀害，年仅三十七岁。
向警予（1895—1928年），中国现代女革命家，我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第一位女中央委员、第一位妇女部长，被誉为“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中国的蔡特金”。原名向俊贤，笔名振宇，土家族，出生于湖南湘西溆浦县商会会长之家。文首所引的诗作，即为柳亚子在向壮烈牺牲后纪念她。1939年在延安纪念“三八”节的大会上，毛泽东主席号召人们向“模范妇女领袖、共产党员向警予”学习。壮哉巾帼雄，芳名垂千秋。近代女中杰，警予独称秀。妇运为先驱，史册英名留。
向警予在其封建大家庭里排行老九，有几个兄长曾留学日本，自幼受他们影响而追求新知识。她六岁入私塾，八岁进入长兄在县城开办的新式小学，品学兼优，幻想成为花木兰式英雄。后入湖南第三、第一女子师范和周南女中，因与蔡和森之妹蔡畅的同学关系，而结识了蔡、毛等湖南一师俊杰。其老师杨昌济（也是蔡、毛的老师，毛的岳父）对她亦颇为看重。1916年毕业后回到溆浦老家，打破当时“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创立新式学堂并任校长，试图走教育救国之路。她在学校内要求女生放脚，亲自为她们解开裹脚布，还一个个陪其回家向父母作动员。
1919年夏，向警予为避开驻军长官的求婚纠缠，加上为寻求真理，奔赴长沙发起女子赴法勤工俭学行动，并加入毛泽东、蔡和森主持的“新民学会”。1919年冬，向与蔡家兄妹、蔡母等一同乘船赴法国，为湖南女界勤工俭学运动首创者。她一边在树胶厂、纺织厂做工，一边攻读法文并学习马列主义，并参加了周恩来等组织的“工学世界社”。在此期间，她与蔡相知相恋、志同道合，并结为革命情侣，被称为“模范夫妻”。
1921年底，旅法的蔡和森等人，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当局遣送回国，已怀孕的向警予也随之返回。翌年，她在上海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了中共“二大”，当选为首位女中央委员并担任第一届中央妇女部长，开始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培养了大批妇女工作干部。此后，她在党的“三大”、“四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领导过上海十四家丝厂、一万五千名女工大罢工，和南洋烟厂七千名工人罢工；还为党代会和报刊写过许多论述妇女解放运动的宣言和文章。
1925年，蔡和森赴前苏联莫斯科参加国际会议。向警予同往，并进入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1927年，向回国参加中共“五大”。1928年春，由于叛徒出卖，她在汉口法租界被捕。敌人三番五次对她进行审讯和毒打，但她坚贞不屈，对党的秘密一字不供，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和优秀品质。反动派决定在5月1日这个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节日里杀害她。向警予却视死如归，沿途向广大群众进行讲演。敌人对此极端恐惧，宪兵们凶殴她，想使她不再说话，可她仍然滔滔地讲下去，大声呼喊：“革命者不会在你们的屠刀下求生。等着吧，你们的末日就在明天！”敌人在她嘴里塞满石头，又用皮带缚住她的双颊，街上许多人看了都哭泣起来。向被押赴刑场，英勇牺牲，时年三十三岁。
向警予的爱情生活，产生于“五四”时期至大革命的中国特定时代。当时，由思想解放释放出来的火热激情，冲破沉重的封建桎梏，谱写出了一曲曲革命加爱情的浪漫诗篇。向不仅敢于自由选择恋爱，而且勇于接受分手的现实。在几十年前，自由恋爱结婚尚属新潮，为众多国人不齿；而打碎死亡婚姻，更是惊世骇俗。
向警予与蔡和森的爱情，曾长期传为佳话，其革命浪漫激情至今看来仍能让人动情。
向警予在家乡溆浦县城任教时，被湘西镇守副使第五区司令周则范看中其秀丽容貌和出众才华，并想娶她为妻。向的势利继母也想借此高攀。向警予却只身闯进周公馆，表示“以身许国，终身不嫁”。当时周则范还算是个新派军官，但向鄙视军阀的权势，反对无爱情就与人结婚。周倒也没怎么为难她。
1919年秋，向警予与蔡和森同船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漫长的海上旅途中，两人一起观看日出、一起讨论学术和政治问题，憧憬美好的未来，由道合而志同，萌发情愫。不过，他们俩都反对旧式的婚姻，要实行新式爱情和理想的“同盟”。1920年6月，他们在法国的蒙达尼正式结合，其结婚照为二人同读一本打开的《资本论》。他俩还将恋爱过程中互赠的诗作收集出版，题为《向上同盟》。随后，人们把这二人的结合称为“向蔡同盟”，并以之为革命楷模，纷纷学习。向警予的继母得知此事，气愤地说：“现成的将军夫人不做，却去找个磨豆腐的！”（蔡和森当时在法国的一家豆腐公司里打工。）
毛泽东闻知此讯，极为高兴。他在1920年11月26日致革命友人的信中说：“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在理论上是以法律保护最不合理的强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我听得‘向蔡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成一个‘拒婚同盟’。”这里讲的“拒婚”，是反对旧式的封建婚姻，追求自由的爱情结合。
但发展到后来，1926年向警予和蔡和森在莫斯科期间，由于生活习惯不合（据一些见证人后来回忆，蔡因为工作繁忙，废寝忘食，平时“不拘小节”，甚至“不讲卫生”，“为人父、为人夫并未完全尽责”，令向对他比较反感——有些言重了，但类似问题肯定存在）、感情出现断裂（先是向的生命中出现了另一个男子——彭述之，他是一个风流才子式的革命者，留苏学生，以党的“四大”中央委员身份，接替多病的蔡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其潇洒的举止、幽默的谈吐，深深吸引了向警予，两人接触的机会日渐增多，向在生活上很得彭的关照，十分感动，很快坠入情网；接着，身心交瘁的蔡和森，又得到了原为杨开慧之兄杨开智之妻、后为李立三之妻的李一纯的同情、关心和照顾，慢慢地两人竟也产生了不能自拔的爱情）等原因，感情难以恢复，只得无奈分手。婚姻“同盟”虽已不再，革命理想同盟、多年情谊却犹在。后来得知向壮烈牺牲，蔡亦悲痛不已，撰文悼念“我的妻”。
对家庭子女，向警予一直深负责任。临刑前，在敌人狱中，她拿出两个孩子的照片放到唇边亲吻，喃喃自语着：“妮妮、博博，妈妈叫你们呢。”作为一个女性，向谋求自由的恋爱、结婚、生育，是与她追求理想、实践革命道路同步完成的，这正是一个伟大的女革命家的可敬之处。
陶然亭畔听恋歌——高君宇与石评梅
“这是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石评梅刻在高君宇墓碑上的跋文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是高君宇曾经写在自己照片上的一首言志诗，也是他短暂而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后被其爱人石评梅刻在他的墓碑上，下附石的跋文（见文首所引）。
“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红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爱心。我愿意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这是石评梅在高君宇的《墓畔哀歌》。
北京城南的陶然亭，是一座著名的小园子，园子里有一座著名的小双人墓，本文的主人公高君宇与石评梅便长眠于此。多年前我在北京上学期间，曾为其非凡事迹和伟大情爱所震动，来过这里吊唁他们。
高君宇（1896—1925年），中共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理论家，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中共北方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和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原名尚德，字锡三，山西省静乐县（今属太原市）人，北京大学高才生。他是山西省的第一个共产党员，还曾当过孙中山的秘书。他还曾为好友加革命同志周恩来与邓颖超传递情书，促成了这一对美满革命伴侣，引为佳话。而周、邓二人也始终感谢这位“红娘”。
石评梅（1902—1928年），中国现代女作家，也是其中生命最短促的一位，是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文化战士。乳名心珠，学名汝璧，因爱慕梅花之俏丽坚贞而自取笔名石评梅，此外还用过不少笔名，山西省平定县人。她先后就读于太原师范附小、太原女子师范，成绩优异。1919年的五四运动，将刚刚读完师范的她召唤到了古都北京。她原拟报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但由于那年国文系不招生，便改报了体育系。在女高师读书期间，她认识了冯沅君、苏雪林等同龄的女作家，并同庐隐、陆晶清等女作家结为至交。她们常常在一起开会、演讲、畅饮、赋诗，所谓“狂笑，高歌，长啸低泣，酒杯伴着诗集”，甚是浪漫，尽情分享着精神解放的快意。也正是在此般“浪漫”中，她们都闯入了现代文学的门槛。石评梅亦开始在《语丝》、《晨报副刊》、《文学旬刊》》等报刊上发表散文、诗歌、小说、剧本和评论。石终年不满二十七岁，创作生涯仅六年，但诸多体裁都曾驾驭过，而最成功还在散文，风格清新隽永，亡后辑有《涛语》、《偶然草》等文集。
1923年秋，石评梅在北京女高师毕业后，留校任该校附中女子部主任兼国文、体育教员。其间，她与已有妻室的堂堂北大才子、著名学生运动领袖高君宇相知相恋。石是高生命中最挚爱的女性。他们早在1922年参加山西同乡会时即已相识。论起来，高还曾是石父（山西地方一位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的优秀教师）的得意门生，彼此早有耳闻，且共同的进步追求和高雅兴趣，使二人相互吸引。
高君宇对北京城南的陶然亭情有独钟。该亭建于清朝康熙年间，从清末到民初，一直便是仁人志士们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高君宇和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中共革命先驱，曾多次在这里召开秘密会议，商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同时，他也和石评梅经常来此湖畔漫步，倾心交谈。高的家中曾有过不幸的包办婚姻，在心灵受过创伤后，对石有着火一般的恋情。他给她寄红叶、情书，表相思。石评梅虽然也深爱对方，却因曾与某吴姓已婚男子的一段初恋遭到失败，准备抱定独身主义的宗旨，而固守着“冰雪友谊”的藩篱；且尊重高君宇老家的妻子，不忍“侵犯别人的利益”。高的内心十分痛苦，却仍然在给她的信中，以真诚的态度写道：“你的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
为表明自己对爱情的忠贞，高君宇后来特意在广州买了两枚白色的象牙戒指，一枚戴在自己的手上，另一枚连同平定商团叛乱时用过的子弹壳，寄给北京的石评梅作为生日留念，并附信说：“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的，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石评梅戴上了这枚特殊意义的象牙戒指，“用象牙的洁白和坚实，来纪念我们自己静寂像枯骨似的生命。”
1924年，高君宇终于趁回家乡革命之机，与妻子协商离婚，获得了自由之身。1925年3月，因过度劳累，他一病不起，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葬于陶然亭附近。
高君宇的死，犹如晴天霹雳，使石评梅痛悔交加。她后悔自己当初优柔寡断，没有及时接受他的求爱，而铸成终生遗憾。此后，石评梅撰写了多篇散文和诗词，以挽悼、怀念高君宇。并自此她便常在孤寂凄苦中，每逢周末风雨无阻，前来陶然亭高的坟茔旁，抱着墓碑悲悼泣诉，以泪浇灌。石评梅责问自己，高君那“柔情似水，为什么不能温暖了我心如铁？”她觉悟了“从前太认真人生的错误”，同时忏悔自己“受了社会万恶的蒙蔽”。这些篇章，这些句子，至情至真，确实能催人泪下。
1928年9月，长期悲伤、憔悴的石评梅，猝患脑膜炎，医治无效，亦死于当年高君宇所病逝的协和医院，甚至据说还是住在同一间病室，殁于同一个时辰。临终前，她的手上仍戴着高送的那枚象牙戒指。石死后，友人们根据其曾表示的与高“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愿望，将其尸骨葬在高的墓畔。二人生前没有婚配，死后却能同葬一穴，总算是“得其所哉”！
北京解放后不久，周恩来总理曾几度专程到陶然亭公园内的高君宇墓前凭吊。1965年，周恩来在审阅北京城市规划总图时，看到陶然亭畔的高、石墓碑，特别强调要保留之；并回忆起他俩圣洁而又凄婉的爱情故事，感叹道：“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邓颖超也曾说过：“我和恩来对君宇和评梅女士的相爱非常仰慕，对他们没有实现结婚的愿望，却以君宇不幸逝世的悲剧告终，深表同情。”
才女最终的选择多么英明——徐志摩、梁思成、金岳霖与林徽因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芒”——徐志摩
徐志摩（1896—1931年），中国现代著名诗人、作家。典型的资产阶级绅士诗人，人称新诗的诗魂、“诗哲”、“诗圣”，茅盾说他既是中国的布尔乔亚的“开山诗人”又是“末代诗人”。名章垿，字志摩，小字又申，笔名云中鹤、南湖、诗哲等，浙江海宁人，生于富商家庭。其诗作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意境优美、比喻新奇、想象丰富、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为“新月派”代表诗人。其散文也自成一格，清新细腻、文采华丽、辞如珠玑、激情澎湃，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
梁思成（1901—1972年），中国现、当代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原籍广东新会，生于日本东京，近代著名学者、教育家、维新运动主要领袖之一梁启超之子。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4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1927年先后获学士学位、硕士学位。此后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研究世界建筑史。1928年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渥太华结婚。同年归国，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并任主任、教授。此后参加中国营造学社研究中国建筑史，并完成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1946年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并任主任、教授。解放后一直在清华任教。1955年林徽因病逝后，1962年与林洙结婚。
金岳霖（1895—1984年），中国现、当代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教育家。字龙荪，祖籍浙江诸暨，生于湖南长沙。1911年考取清华学堂高等科，1914年毕业后以官费留学美国，初入宾夕法尼亚大学，1917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18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20年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21年开始游学欧洲英、德、法、意等国。1926—1948年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曾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解放后任清华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1955年奉调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副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终生深入研究哲学和逻辑学，先后撰写《逻辑》、《论道》和《知识论》等重要著作。他因为林徽因已嫁而一辈子未婚。
林徽因（1904—1955年），中国现、当代著名女建筑家、作家，才女加美女。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被胡适誉为“一代才女”。长得俏丽纤柔、雅致端淑、小巧妩媚，且富有教养、气质高贵，性格热情好强、心直口快。还有人说她“集才气、美质、傲岸，集热爱与事业于一体，仰止当代，光照来世”。原名林徽音，英文名字费丽斯，生于浙江杭州，后移居上海、北平等地，原籍福建闽侯一个官僚知识分子家庭，那块诞生过林则徐、严复、冰心、林觉民等历史名人的地方。
作为名闻天下的才女与美女，林徽因的追求者甚众。她先是与大才子、大情种徐志摩相恋并差点嫁给他；接着有率真学者金岳霖对她一往情深，甚至因她而终生不娶；最后还是成了建筑学家梁思成的新娘。这说明才女并非浪得虚名，其最终的选择是英明的。诗人过于浪漫风流，哲学家未免个性特别，自然科学者才是比较稳定、踏实和生活化的。徐高调、金低调；只有梁是平调，恰好。
1921年，十七岁少女林徽因游历欧洲，在英伦期间结识了正在那里游学的徐志摩，当时徐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但情窦初开的林徽因，被徐志摩出众的才华、渊博的学识、英俊的外貌、风雅的谈吐、丰富的情感所吸引，两位均才情横溢的青年热烈相恋。她深爱着他，但他的妻子——张幼仪的影子在她心中老是拂不去。经过痛苦的思索，林徽因和父亲一起提前回国了，而且是与徐志摩不辞而别。1922年春，徐志摩已正式离婚；林徽因、梁思成婚事“已有成言”，但未定聘。此年9月徐回国，北上抵京，林、徐暂告不欢。
作为多情诗人的徐志摩，其人生观里只有三个词：爱、自由和美（胡适之说）。他渴望自由、热爱一切美好的东西。在情感上，他不但有才貌双全、娴熟端庄、擅长理家，且系民国初政坛风云人物张君劢之妹的元配夫人张幼仪；后来又爱上了绝代佳人、文理双全的林徽因；再后来又因为林而与张离婚（当时张的心里痛苦得很，却还是理智地同意了）。眼见林已与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订婚（在这里林有“闪”了徐之嫌，原说等他离婚后就嫁给他，谁知他真离了时，她又另投了梁门；难怪被徐抛弃后的张还在关心徐，所以并不怪陆而怪林），他又转而追求名门之后、民国名媛、美艳惊人、多才多艺、有“南唐（唐瑛）北陆（陆小曼）”之誉的有夫之妇陆小曼；迫得陆离婚后改嫁于他，但由于种种原因，婚后他却发现并不是很理想，便常写信向知心朋友胡适、凌叔华等倾诉，心里仍系念着林徽因。可是不管怎么说，他自始至终都真爱着她们，她们也自始至终都真爱着他。像许多抒情诗人一样，漂亮、有才、多情的女性，是徐才子灵感的源泉，也是他悲剧的根源。（另据一些传记作者说法，在结识陆小曼之前，徐志摩还与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有过一段短暂而隐秘的恋情，赛直到晚年才透露了这一消息，而徐始终未留一字痕迹。）
之后，林徽因与徐志摩还一直保持着这种“比真正的爱情少一点点，比纯粹的友情又多一点点”的特殊关系。直到林、梁已经结合，当遇有一些苦恼时，林还给徐写信，徐因而对她也一直心存着幻想。徐诗人写给林才女的那首有名的《偶然》一诗（见文首所引），这是他对她感情的最好自白，一见倾心而又理智地各走各的方向，也是世俗所以难理解的一种纯情。林徽因本身也是一位优秀诗人，一生写过几十首诗，在诗歌创作上受徐志摩的影响很明显，但又有自己的特点。而徐还为她修改诗作，给以发表，并美誉之。林后来也给徐写过一首《别丢掉》：“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着那真/一样是月明／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有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
1923年春，由徐志摩和胡适等人发起、领导的“新月社”在北平成立，林徽因与父亲前往参加并祝贺之。此后，林经常与表姐等参加新月社俱乐部的文学、游艺活动。1924年，印度诗坛泰斗泰戈尔来华访问，在日坛草坪讲演，林徽因搀扶他上台，徐志摩担任翻译。时报载：“林小姐人艳如花，和（须发银白的）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荒岛瘦的徐志摩，犹如苍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一时成为京城美谈。为庆祝泰戈尔六十四岁诞辰，林徽因、徐志摩等在东单协和小礼堂演出泰翁诗剧《齐德拉》，林饰公主齐德拉、徐饰爱神玛达那。演出前，林扮做一古装少女恋望“新月”，以示新月社组织的这场演出活动。老泰在京期间，还由林、徐等陪同，前往拜会了末代皇帝溥仪等人。不久林徽因便携夫梁思成往美国留学去了，让徐志摩好生怅惘。
1930年，正随梁思成任教于东北大学的林徽因病情加重。徐志摩亲到沈阳，劝她回北平治病。林在北平治疗期间，徐又时时去看望、宽慰她。1931年11月，林在协和小礼堂为驻华使节讲中国古代建筑。徐为听她的学术报告，从南京乘飞机赶来，途中遇雨触山身亡。“叹君风度比行云，来也飘飘，去也飘飘；嗟我哀歌吊诗魂，风何凄凄，雨何凄凄！”林徽因、梁思成得悉，非常悲痛，即以铁树、白花编制小花圈来悼念他。梁思成与金岳霖等还赶到徐志摩的遇难地，处理其后事。同月，由林等主持，在北平为徐举行追悼活动。12月林又发表散文《悼志摩》等。（张幼仪和陆小曼亦均写来了感人肺腑的挽联。陆后来还曾整理出版过徐的几本著作，在家里张挂徐的画像，并每天供奉鲜花、水果，为徐四季素服，还给他扫墓；张亦坚持抚养她与徐的孩子，并直到为徐的父母送终后才迟迟另嫁，后来又在台湾出版了徐的全集，在晚年还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他（即徐志摩）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说不定我最爱他。”）林还把梁从徐遇难地捡回来的一块飞机残骸挂在自己床头多年。
至于林徽因最终的丈夫梁思成，他俩早在1918年林尚十四岁时就见过面，林、梁两家是世交。只是当时彼此年纪都小，并未产生火花。在经过与徐志摩的那段苦恋之后，林徽因做了一翻理性的考虑，同意父亲为她定的这桩婚事，嫁给梁思成。林、梁二人在梁启超的安排下，双双游学欧美多年，主攻建筑设计。（梁启超毕竟是梁启超！要不是他出主意让两个年轻人一同出国，而仍由着林成天在徐之新月社里走动，不知下一步还会发生什么故事。因为梁大师正是徐才子的恩师，他是深知自己的学生的。为了儿子好，其实也是为了大家好，他还写信劝徐“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徐虽一改尊师之道，回信顶撞，但也只得作罢，这才转而追求陆小曼。而徐、陆婚礼的证婚人，也是这位梁大师，并再次对他旁敲侧击、声色俱厉地训斥：“希望勿再做一次过来人。”）
林徽因少女时随赴欧考察的父亲游历西方，卜居伦敦期间，受邻居女建筑师的影响，便立志将来一定要学建筑。据《林徽因传》的作者张清平介绍，当年梁思成正是因为林喜欢建筑学而跟着学建筑的。建筑学是他们夫妻二人共同的事业，也是他们情感沟通的基础。1928年，他们在渥太华中国总领事馆（梁思成姐夫任总领事）举行了婚礼。婚后，梁对林呵护倍至，夫妻二人致力于他们所共同热爱的建筑事业，在几所高校教学、到全国各地考察、一起设计国徽图案，夫唱妇随，志同道合，互相促进，贡献卓著。
1955年林徽因过早病逝，梁思成痛苦万分。直到七年后，由于失林而长期孤独凄苦的他，身体状况很不好，还要照顾已年逾八旬的岳母（林徽因的母亲），生活上遇到许多困难，很需要一个伴侣，重新组织一个家庭，这才和清华大学建筑系资料室的工作人员，也是林、梁夫妇多年的学生、朋友与同事林洙（生于1928年，小他二十七岁）结了婚。与梁结婚后，林洙陪他共同度过了十年动乱的苦难岁月，给了他极大的精神安慰。梁思成去世后，她还整理其遗作，编辑了《梁思成文集》，并写了大量回忆纪念梁、林的文章。
金岳霖老夫子对林徽因独特的爱，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这是一个终生充满童趣、率真可爱、潇洒飘逸、聪明幽默、淡泊名利的好老头，“越名教而任自然”。如果说，徐志摩对林徽因的爱是炽热多情的文学之爱（歌德式）、梁思成对林徽因的爱是平静真切的科学之爱（居里式），金岳霖对林徽因的爱则是深厚理性的哲学之爱（柏拉图式）。金自始至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着自己的感情，静静地爱了林一生。他终生未娶，一直环绕着林（此外，金岳霖前后尚有过两段短时便夭折的情缘）。
金岳霖认识林徽因，还是好友徐志摩介绍的。从一开始，他就认定徐、林之恋不会有好结局的。但在徐飞机失事之后，他也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林，一生逐“林”而居，林搬到哪里他也跟到哪里，前院后院总要挨在一起。在清华园的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家里，几乎每周都有沙龙聚会，金岳霖始终是其座上常客。他们的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深，长期以来便毗邻而居。金对林的人品、才华赞羡至极，十分呵护；林对他亦十分钦佩、敬爱，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可谓非同一般。甚至梁、林两人吵架或有什么意见不一，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仲裁。
关键是，就像知道徐志摩对林徽因的感情一样，梁思成于金岳霖对林徽因的感情也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很宽容、大度、磊落，坦然处之。而且，对这个明明知道毫无结果，仍长年对自己一往情深、完全是精神恋爱的人，内心丰富、情感充沛如大才女、大美女林徽因者，岂能无动于衷？所以，她的心里其实也是爱着金的。但是，他们就这样保持着恰当的距离、纯洁的关系。可见，那个年代的人，品格是多么高尚！内心是多么纯正！不但感情丰沛，而且富有理性。两者具备其中一者就不简单了，而林、徐、梁、金四位前辈能两者兼具。纵使像徐这样被一般人视为风流才子、感情泛滥者，其实他的为人还是很光明、正派的，否则何以有那么多人赞美他、那么多女人（甚至被他伤害过的）始终爱他？（据说徐志摩、陆小曼新婚时，张幼仪的妹妹还去道贺。）网上有个朋友说得非常传神，那个年代的人“文明到了骨子里”。可看看我们今天的人，能具备其中一者的都很少见，遑论两者！
据梁思成的续弦林洙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三十年代林徽因住在北平总布胡同时，金岳霖就住在后院，但另有家门出入。1932年的一天，梁思成从外面搞古建筑调查回来（那时徐志摩已死），林就哭丧着脸说，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梁冷静地想了一夜，认为金比自己优秀，决定成全他们。当林把这番话带给金时，金却说，看来梁是真正爱你的，我选择退出。此后三人便一直是好朋友。“我知道老金（金岳霖）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梁这样对第二任夫人说。但在后来的年月里，金就更加明目张胆、堂而皇之地逐“林”而居了，乃至“离开了梁家就跟丢了魂似的”（金岳霖自己的话）。
1955年林徽因病逝于同仁医院，金岳霖是治丧委员会十三位成员之一。金很悲哀，他说自己的眼泪许多日也没有停过。他给林的挽联是：“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直到林死后多年，有一天金在北京饭店设宴，邀了一些至交好友，一开席，他便先宣布说：“今天是徽因的生日！”一时，举座不免为他的痴情而感叹、唏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金岳霖竟以“极赞欲何词”来评价林徽因，并深情地说：“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而金于九十岁高龄去世时，又是林、梁的两个孩子给他送终。连金生命的最后十年，也是和他们家一起度过的，他们都叫他“金爸”。
大国总理半个世纪的美好姻缘——周恩来与邓颖超
“我与你是萍水相逢，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我们是经过无意的发展，两地相互通信的了解，到有意的、经过考验的结婚，又经过几十年的战斗，结成这样一种战友的、伴侣的、相爱始终的、共同生活的夫妇。”——邓颖超晚年对周恩来说
周恩来（1898—1976年），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领导人、创建人之一。字翔宇，曾用名伍豪、飞飞等，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周恩来1917年从天津南开学校毕业，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五四运动中在天津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的革命活动。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称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1924年回国，先后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1927年先后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和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在上海坚持地下斗争。1931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1932年和朱德一起指挥红军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批判左倾冒险主义；会后仍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并参加三人指挥小组。同年10月胜利完成长征。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任中共全权代表去西安，促成事变和平解决。抗战期间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副部长，在国统区从事统战工作。抗战胜利后，1945年与毛泽东一起参加重庆谈判；翌年任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首席代表。同年国民政府撕毁政协决议，返回延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参加领导了解放战争（包括三大战役）。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担任国务院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主席等职。1954年倡导国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61年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1961年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在“文革”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鞠躬尽瘁，坚持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作斗争，保护了大批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费尽心血。1972年患重病后，仍坚持工作。
邓颖超（1904—1992年），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原名邓文淑，祖籍河南光山，生于广西南宁。幼年丧父，靠母亲行医或当家庭教师过着清贫的生活。1913—1920年先后在北京平民学校、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后在北平师大附小、天津达仁女校任教。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同年到广州，与周恩来结婚。1934年带病参加长征。1939年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妇委书记。1949年起先后当选全国妇联第一至第三届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第四届名誉主席。1975年、1978年当选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八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
邓颖超和周恩来相识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直到1923年他们才确定了关系，1925年正式结婚。从相识到结婚，整整经过了六年时间。此后直到周1976年逝世，两人美好的婚姻坚持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相识五十七年，确定关系五十三年，结婚五十一年）。所以当周逝世时，联合国曾下半旗为他致哀。当时的联合国负责人说：“除了周恩来，你们还曾见到哪个国家的政府首脑一生中只有一个妻子吗？”何况这个妻子并非是美女，而周本人却是中外政坛闻名的美男子；更何况这个妻子还没能为他生下一儿半女来。
对于他们的结合，英国人迪克·威尔逊在其《周恩来传》中写道：这是“中国公众生活中最成功、最忠诚和最持久的婚姻。这是具有信念的婚姻，是两个具有相似出身与相似思想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之间的终身结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人斯诺则说：“周夫人为她的丈夫的生活分担艰险和忧患，由同窗读书起始始终保持笃深的感情。她的温文有礼和朴素直爽，加上爱国和革命的热忱，深得全国人民的爱戴。”
五四运动时周恩来与邓颖超都在天津，周二十一岁；邓才十五岁，是个小妹妹，所以大家都叫她“小超”。当时周是“觉悟社”的主要负责人，而邓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骨干。在反帝反封建的共同斗争中，两人经常接触。几十年后，邓曾回忆道：“就在这次运动（指五四）高潮中，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在运动中，我们这批比较进步的学生，组织了‘觉悟社’，这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那时都要做带头人。我们‘觉悟社’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谈不到结婚了。那个时候，我听说你（指周）主张独身主义，我还有个天真的想法，觉得我们这批朋友能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我是站在这样一种立场上对待你的。”
周恩来1920年去了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据周自己后来的回忆，谈到了他与当时女友张若茗的关系：“在巴黎，我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张若茗法文较好，经常担任主讲人，还将自己的讲稿整理成文，发表在少共机关报《赤光》上。但是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她在党内受到审查。又因参加政治活动，遭到法国警察几次跟踪盘问。她感到委屈和不满，决定退出党组织，留在法国专心读书。我是认定马克思主义不变的，我的终生伴侣，必须是志同道合，经得起艰难险阻的战友。于是我主动与张若茗说清楚，开始与邓颖超通信，还向她求婚。”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来信越来越频繁，那几年总计达二百五十多封。周逐渐发现，邓正是他要寻找的人生伴侣，这样，在1923年，周和邓终于确定了爱情关系，绝对是由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的革命战友而上升为恩爱情侣。他们的“红娘”，正是本书上文中提到的另一革命先驱高君宇。那是1924年，周已回国，在广州工作。而邓还在天津。两人多年不见，彼此更加思念，但苦于中间没有牵线人。此年底，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四大上，周恩来与中共北方地区领导人之一的高君宇畅谈甚欢，颇为投机。当高问及周的个人婚姻问题时，周诉说了自己对邓颖超的爱慕之情。高一听，当即答应愿作他们的牵线人。第二天高就要返回北平，临上火车前，周掏出一封给邓的信托他转交。高君宇在天津站下了车，立即来到达仁女校找邓颖超（当时她在此教书），把周恩来的信交给了她。邓看完信后，带着少女的羞赧说：“君宇同志，我确实感谢你做了我和恩来之间热诚的红娘。”
1925年8月初，邓颖超从天津调到广东工作。这是党组织决定调邓来广州工作，一方面配合周恩来，另一方面也照顾她与周的特殊关系。这时邓已不仅是天津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而且于1925年初正式转为了中共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此时周同她已有五年没见面了。虽然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但由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彼此都不曾在通信中把自己入党的事告诉对方。8月8日，他们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所在地正式结婚，成为生死不渝的革命伴侣。婚后，周恩来的工作十分忙碌，邓颖超也在广东区委担任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领导妇女运动。在广州的那段生活，给周和邓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将近三十年后的1954年，当周恩来又一次因国务前往广州时，邓颖超还在给他的信中写道：“羊城，是多么值得纪念和易引起回忆的地方！它是我们曾和许多战友和烈士共同奋斗过的地方，又是你和我共同生活开始的地方。卅年前你和我是天南地北害相思，这次我和你又是地北天南互想念。卅年来我和你的共同生活，多是在患难与共，艰苦斗争，紧张工作中度过的。”
1925年底，邓颖超和周恩来刚结婚后不久，她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当时是廖仲恺夫人何香凝的秘书，为了一心一意把工作做好，所以自己跑到街上买了一些中成药，想把孩子偷偷打掉；结果吃了药后，一个人痛得在床上直打滚。周知道此事后，发了很大的火，说：“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这是我们两个的大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邓后来告诉别人，她是第一次看到周发那么大的火。她说：“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是太轻率、太幼稚了。”没多久她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预产期在1927年3月。但是却因为难产，婴儿刚生下来就夭折了。此后邓便再也没有生育过。
上世纪30年代初，邓颖超和周恩来同在上海工作。为了躲避特务的跟踪，她总是扮成普通的家庭主妇，提着菜篮子四处奔走，以寻找安全可靠的住地。凭着对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她总结出了一套秘密工作的经验，以应付随时可能到来的灾难。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等相继叛变，正是邓颖超的谨慎细心，才协助周恩来和中央机关度过了危险。由于她的机警周到，虽然蒋介石悬赏三十万银元缉拿周，但他们依然活动在敌人的心脏，任凭风浪险恶，巍然不动。
长征路上周恩来病得很严重，党组织特意把邓颖超接来照顾。她三天三夜守护在他的身边，靠着冰块局部冷冻的办法——还有爱情的力量，使他转危为安，烧也退下来了，渐渐康复。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旨在消灭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当时，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正在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为保证南方局成员的安全，党中央希望他们撤离。但周恩来决定留下来进行斗争，邓颖超也表示决不离开。她说：“恩来，让我们一起挑起这副重担。”在危机四伏的日子里，邓成了周最得力的助手。她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将秘密党员的姓名、地址和重要文件的内容都牢牢记在脑子里，以备急需。
1947年3月，国民党把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向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党中央主动撤出延安，但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主要领导还是留在陕北，以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转战于各战场的周恩来，在戎马倥偬中，仍于中秋之夜抽暇给邓颖超写了封家书。这封信辗转托人送到邓的手中时，她正在晋察冀边区搞土地改革，与秘书楚平住在一个老乡家里。楚开玩笑说：“大姐的情书来啦！”邓愉快地读完信后，诙谐地说：“什么情书，是形势报告。不信你看！”她大大方方地把信递给了楚。楚看了，指着“今日中秋，对月怀人”等处说：“这不是情书吗？落款处还特地写明了是旧历中秋写的哩！”
邓颖超是个通情达理的好伴侣。周家是个大家庭，亲戚、朋友很多。凡是需要他们照顾的，都由邓一人料理。她不仅细致周到，而且用钱大方。她和周恩来两人的工资，基本上有三分之一是用来帮助周家，而她自己的生活却很简朴。对此，周恩来看在眼里，感在心头。他曾对作家曹禺说过这样的话：“小超忙，我更忙。我们周家是个大家族，亲戚来找我的太多了，都是小超替我料理。我家的事，不叫我操心，真感谢她了。”
建国后，邓颖超与周恩来定居在中南海西花厅。他们以“互爱、互敬、互勉、互让、互谅、互助、互学”为准则，在相偕相伴中，以感情与政治相互渗透、相互结合，有时还以红叶、海棠花和书信相互慰籍。
1950年2月，周恩来在苏联访问。邓颖超给他写信说：“来：难得的红娘愿带信，就在来看他，在他住的地方写了几个字给你。我们和他意外地相见，是多么地高兴、喜欢啊！想你们相见亦是如此。带给你的水仙花和家书一封，想已到达，阅后有何感想？你忙得怎么样，觉要多睡，酒要少喝，澡要常洗。这是我最关心惦记的，回来要检查哩。”
1954年春，西花厅的海棠花盛开。当时周恩来正在瑞士参加日内瓦会议，不能亲临赏花。于是邓颖超便剪下一枝海棠花，做成标本压在书中，托人带给了他。正是“羁客有家归未得，对花无语两含情”。看到这蕴含着祖国亲人深情厚意的海棠花，周恩来十分感动！百忙中，他也没有忘记回赠邓一个热情的问候，托人带回一朵芍药花送给她。周回国时，还特意把那枝海棠花也带了回来。邓颖超就用一张纸作衬，把海棠和芍药放在一个镜框里，悬挂了起来。北京——日内瓦，海棠——芍药花，象征着俩颗思念之心的信物，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
1955年4月，邓颖超得知台湾特务机关正在策划一起爆炸案，准备乘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之机，谋害他和代表团成员。她毅然提笔给周写信，嘱咐他“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
周恩来工作的特点是，不分时间、地点，随时批阅文件。有时没有桌子，他就顺手拿一本书做垫，但书写起来不太方便。后来他发现，用一块小三合板来衬垫，就方便多了。从此后，他的卧室和没有桌子的地方，便都放上了一块小三合板。但他盘膝坐在床上垫着三合板批改文件，实在辛苦。特别是在他高龄时、重病后，更是不免感到劳累。为改善他的工作条件，邓颖超亲自设计了一个一边高、一边低，适合周恩来靠坐在床上伏案工作的小床桌。为不使文件散落到床上，减少他用左手去扶持文件的力量，她还在桌面四周加了边框。这张作为他们恩爱见证的小床桌，后来曾出现在“周恩来生平事迹展览会”上。
1960年邓颖超在北京协和医院做手术。正值暑天，周恩来的外事活动已安排得满满的，无法抽身。他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手术那天，不断同医院取得联系，以便随时知道手术后的情况。有一天，周恩来还利用去机场迎接外宾之便，顺道到医院去看望她。邓颖超见他日程排得那样紧，还抽身来看望自己，于心不忍，反劝他适当注意休息，不要以她为念。
“文革”时期，邓颖超全力支持周恩来的工作，并坚决和他站在一起，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展开斗争。“功成辅贤相，藏光不轻吐。景云增日明，美锦助衮辅。”这是赵朴初对邓颖超的赞誉。
1975年秋，周恩来终于倒了下来。在周恩来住院期间，邓颖超每天都要到去医院看望他。她知道周来日无多，便尽量给他以安慰和温存。当时邓颖超自己也遭受着高血压和眼结合膜下水肿出血的痛苦折磨，但她依旧保持着往日的镇静和坚强，不给夫君增加任何思想压力。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不幸去世。临终时，病房里原本隐忍的哭声顿时成了一片号啕。邓大姐哆嗦着双手抚摸着人民的好总理的面颊，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额头，无限哀伤地哭着：“恩来，你走了……”
邓颖超最珍惜她与周恩来的“战友”之情。追悼会上，邓特意托人制作了一个花圈，敬献在总理的骨灰盒下；并将自己对夫君的全部感情凝聚成四个字，工工整整地写在花圈洁白的缎带上：“战友小超”。“战友”，这是多么神圣而又崇高的称呼啊！它饱含着他们为了共同信仰而舍生忘死的战斗情谊，也饱含着他们志同道合的执着追求。
邓颖超将对周恩来的一往深情，践行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乃至去世之后。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去世。根据她生前的嘱托，人们用1976年装盛总理骨灰的那个骨灰盒，装盛着邓大姐的骨灰，运到海河，将其抛撒在十六年前抛撒总理骨灰的同一个地方。其实，这也是他们俩早在1956年的约定。
一代少帅同红颜知己相伴终生——张学良与赵四小姐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马君武《哀沈阳》
有这么一对人儿：两人厮守了长达七十二年，其中五十四年的幽禁岁月也不离不弃；女子那方义无返顾地跟着男子，竟不要什么名分，最后还是男子那方的元配大度，成全了他们；男方曾经可以说简直是个“追逐女色、甚至吸毒的浪荡公子”（当时一些人不无夸张的说法），却因为女方的美丽、多情、挚爱、情投意合而收了心……这就是被无数人颂赞过的“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传奇故事……
张学良（1901—2001年），中国现代著名爱国将领，国民党军陆军一级上将，西安事变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字汉卿，号毅庵，后改名小六子，原籍辽宁海城，奉系大军阀、“东北王”张作霖的长子，人称“少帅”，“民国四公子”之一。从小得到父亲的苦心栽培，卓有才力，1920年晋升陆军少将时还不满二十岁，1926年晋升陆军上将时亦未满二十六岁。他叱咤风云而又坎坷不平的一生，确实留下了太多遗憾。然而，他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中华民族。他见证了中国由分变合、由弱变强的百年风云。
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大他两岁，两家乃世交，由父亲张作霖做主订亲；继而他先后还有过多位女人；后得红颜知己、“赵四小姐”赵一荻陪伴左右；再后来张与于解除婚约，同赵四续弦结为连理，从此数十年不离不弃，相伴终生。2001年，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病逝。
赵四小姐（1912—2000年），民国又一奇女子。即赵一荻，原名赵绮霞，在兄妹中排行第四，故又称为“赵四小姐”，这个名字后来传播得最广。原籍浙江兰溪，出生于香港一个颇有名望的官宦之家，后长年生活在天津。其父赵庆华为交通系首领梁士饴的手下大将，官至交通部次长。
张学良早在北京时，就与赵家兄弟结识，时常到赵家做客。赵四小姐的父母对他的印象也很好。赵四是在1927年春天（她十六岁），在天津蔡公馆舞会时初识张的。天生丽质、聪明灵慧的赵四，与英俊高大、刚毅威猛的少帅自然是美女配英雄，彼此爱慕，一见钟情。相识后，他俩时常到京城西郊碧云寺旁的香山饭店高尔夫球场打球，该饭店为赵四父亲赵庆华所开办。夏天，张学良到北戴河避暑，赵四小姐也与大哥、二哥结伴从天津赶来。张的副官陈大章陪她住在必其饭店；避过盛暑后，也是由陈副官送她返回天津。之后张、赵之间不断有书信联系，渐渐难分难舍。
1929年秋，不满十八岁的赵四小姐接到了张学良的深情邀请，竟不顾家人反对（其实她当时已被父亲许配他人），单身离家出走，舍生忘死地东出山海关，秘密乘火车到达风云动荡的沈阳，在这紧要时刻来到张的身边，不计夫人名份地与他私奔（对外她曾长期只能以张的私人秘书身份出现，她也确实做了大量的秘书工作）。随即她被安排在北陵别墅，开始与张学良同居，演绎出了一场民国版的英雄佳人剧。赵四小姐当时便斩钉截铁地宣称：“我愿意牺牲自己的一切，更不会在乎如何称呼！”
最初，当赵四小姐径去东北时，乃父赵庆华本来为人耿直、做官清廉、经商有方，在社会上颇有好名声；但在得知爱女同人私奔并做小、舆论不好的消息后，觉得有失体面，一怒之下，即登报声明与她脱离父女关系。并辞去官职，隐居在北京郊外，至死再也没回过天津。
在此前后，高君曼、宋美龄等民国佳丽名媛竟相攀傍大款，千方百计追逐政要名人。可轰动一时并感人至深的，仍首推赵四小姐。因为很多女孩子都会去傍风流帅哥，但谁能没名没份地陪伴一个失意男人度过几十年寂寞、凄冷的幽禁岁月？只有一个赵四。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广西著名教育家、学者马君武的一曲《哀沈阳》（见文首所引），更是不分青红皂白，把那丢失中国东北领土的政治重压，放在了这位人称“赵四小姐”的弱女子肩上，似乎她就是那虞姬、杨贵妃、陈圆圆等人的再世。
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蒋介石长期软禁。此前赵四小姐一直在西安陪伴着他，后无奈携幼子经南京、上海，转赴香港。1941年底，张被国民党特务从湖南沅陵转囚至贵州修文的阳明洞中。戴笠给香港的赵四去电询问：是否愿往贵州大山里照料张学良？赵四毫不犹豫，毅然舍弃了在香港的豪华富裕的自由生活，将尚未满十岁的儿子送到美国，交给张的一个朋友后，即马上奔赴偏远、穷荒的黔地，与张同系牢笼，让少帅大为高兴，感激不已。戴笠接到赵四小姐给他的电报时，知道她已在奔赴贵州的途中，这位杀人不见血的军统头子竟也羡慕得不得了，情不自禁地赞叹说：“红粉知己，张汉卿有福啊！”据说后来戴笠狂追影星胡蝶，正是受了马君武那首诗和赵四这封电报的影响。
赵四小姐不仅在叱咤风云的岁月里与张学良相知相爱，而且在他“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的远山岁月里，在他“十载无多病，故人安未疏；余生烽火后，惟一愿读书”的幽闭日子里，给他温暖，给他信心。他们的爱情生活，经过了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真可谓千古绝唱，人间奇迹。难怪，张学良常用一口地道的东北话，对人亲昵地称呼赵四小姐说：“这是我的姑娘！”深情厚意，溢于言表。假如没有赵四，也许“千古功臣”张少帅会是另一个模样。1933年在上海，一向温顺的赵四拿起了枪，帮助他戒掉了吗啡之毒。1946年张到台湾以后，也一直是由赵四陪伴着。
在与世隔绝、行动禁锢的寂寞、枯燥中，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凄苦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两人相依为命。张把一切希望和欢乐都寄托在了赵四的身上，赵四则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给张以安慰和照料。见过的人都说，赵四小姐经常身着蓝衣、脚登布鞋，几乎洗尽铅华，终日陪伴在张学良的身边，令人感动。虽然相对来说她比张多一些自由，每年都能获准到美国去探望儿孙，但她每次总是匆匆来去，仅住上两三天，即又回到张的身边。
1964年7月，在台北市北的一个教堂里，华发染鬓的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举行了简朴而神圣的婚礼。此时，他俩已与世隔绝了二十八年，张学良已六十四岁，赵一荻已五十三岁。参加婚礼的人数虽只有十二位，但都是声名显赫的大人物，如“国母”宋美龄、政界元老张群、艺术大师张大千、国策顾问何世礼等。为什么要补行这个婚礼呢？在茫茫无期的囚禁生涯里，张本已渐渐心灰意冷，决定成为一名真正的基督教徒。但教义规定，教徒洗礼时不能有两位妻子。张于是写信给元配夫人于凤至，诚挚讲明原委。大度、开明的于凤至，本来对赵四小姐就有好感，两人素以姐妹相称、情谊很深。再说，在这三十多年里（除了“西安事变”后的几年），赵四一直陪伴在张的身边，历尽艰辛，于凤至对此更是十分敬佩。因此，她对丈夫的要求慨然应允。婚礼不久后，台湾《联合报》报道了这个消息：“夜雨秋灯，梨花海棠相伴老；小楼东风，往事不堪回首了。”
随着蒋介石父子的先后离世，蒋家王朝威风不再，张学良夫妇的自由度也就越来越大。他们终于离台赴美，定居风光无限的太平洋中央之夏威夷。
1990年，张学良在与旅美学者唐德刚的谈话中，公开袒露了他封闭多年的情感世界。他说：“我跟太太（赵四小姐）认识的时候，她才十六岁。后来我生病了，她到奉天来看我。她临走时跟她爸爸说了，她爸爸当时没吱声，她就拎着个包来到了奉天。他哥哥就借机说她跑到奉天去了，老爷子就不高兴了。后来老爷子登了报，把她赶出了祠堂，这样她就回不去了。怎么办？弄巧成拙了。本来她跟别人已订了婚。所以我说，婚姻之事就是这样阴差阳错的。”
张学良还坦荡地表示：“我现在已经老了，才肯说这些话。我有两句诗：‘平生无憾事，惟一好女人。"……我的女朋友好多，行的却没几个。其实我并没有怎么追求女人，除一两个我主动追求外，大都是女人追我。年轻时异常荒唐，乱七八糟，说不上什么爱情。”但就是这个曾经被人误称为“追逐女色的浪荡公子”，却终于由于一个女子而收了心。
千古一荻，风静而凋。2000年夏，陪伴张学良、相濡以沫长达七十二年（包括五十四年囹圄生涯）的爱侣赵四小姐，在夏威夷病逝。张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太太非常好，最关心我的是她。”一年后，张也接踵而去。两人实现了“死同穴”，合葬在夏威夷岛上。
终于答应嫁给“沈先生”——沈从文与张兆和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应该为自己庆幸。”——沈从文《从文家书》
“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出许多更好的文章！对于这些文章我不觉得骄傲，因为等于全是你的。没有你，也就没有这些文章了。”——沈从文《湘行书简》
“有了爱，有了幸福，分给别人一些爱和幸福，便自然而然会写得出好文章。”“我很安静，我似乎为爱你而活着的，故只想怎么样好好地来生活。”“‘芦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我的生命等于‘芦苇’，爱你的心希望它能如‘磐石’。”——沈从文致张兆和的信
沈从文（1902—1988年），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京派（更恰当说是京城学院派）小说代表人物，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侯选人，是少数几个拥有世界声誉的现代中国作家之一，被誉为“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仅次于鲁迅”（金介甫）。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苗族（祖母是苗族），祖父曾任清朝贵州提督。经常以“我是一个乡下人”自谓，也有人称他是“中国最后一个真正的乡土作家”。玲珑剔透的湘西山水，孕育了他的旷世才华；人性甜美的凤凰小城，赋予了他柔顺多情的个性。湘西生活和都市生活是他的两大题材，前者重在理想歌颂，后者重在道德批判。一生共出版了《石子船》、《从文子集》、《阿黑小史》等三十多种短集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六部中长篇小说。
张兆和（1910—2003年），女作家，有《湖畔》等小说传世；书法也好，且喜昆曲，但一生低调。原籍安徽合肥，生于江苏苏州。出身于名门望族，曾祖父为李鸿章淮军名将，曾任两广总督和直隶总督；后乃父迁居苏州独资，创办平林中学和乐益女中，著名共产党人张闻天、侯绍裘、匡亚明等先后在此任教。有兄妹十人，她居中，较早接受新式教育，从小爱好文学和阅读，具有一份雅静、平和、沉稳的大家闺秀气质。1933年与沈从文在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但并未举行任何仪式。自此一直协助沈的文学创作事业和家庭生活，甚有贡献。解放后，长期从事文学编辑工作。1988年沈去世后，倾力编辑《沈从文全集》，2002年12月该书出版；几个月后，张在北京逝世。
比起大多数文人墨客来，也许他俩的婚恋经历并没有太多传奇色彩，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平静、安定的。在作家、艺术家的爱情故事里，他们是少有的从一而终、白头偕老的典范。
1928年9月，沈从文从国外回到上海，经好友徐志摩的推荐，被刚上任的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去任教。许多学生听说他是行伍出身（沈年轻时在湘西老家参加过部队），还留过学，又会写白话小说，很是好奇，便不乏有人选了他的文学创作课。沈从文是一个好作家、一个好学者，但不是一个好教师（单指上课言）。他的湘西土话很多人听不懂，而且他的声音又非常之小。据说他第一次在中国公学上课时，因为紧张，尽管做了大量准备，而且满腹才学，刚站上讲台，仍有十多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他匆匆念完了讲稿，但谁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只好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学生们（包括张兆和）下课后还谈起这般情形，觉得怪有趣的。但他是一位名作家，所以他的讲课、他在上海公学任教的本身，是有一定号召力的。学生们只是为他可惜、同情，但并未轰他走。当时张兆和也在上海公学读书，这使他们有机会相识。那年沈已二十六岁，张刚十八岁。
沈从文见到张兆和之后，很快就迷恋上了这位相貌清秀、肤色微黑、单纯任性、聪明可爱、人称“黑美人”的大家闺秀。虽然刚开始时并不顺利，甚至可以说很是遭到了一些挫折，但他知道这件事情对他非常重要，所以并未气馁，而是进行马拉松式的不断追求，给她写了很多情书。他自卑、羞涩、木讷，但多情、真诚、执拗，而撰写火辣辣、热乎乎、缠绵绵的情书更是他的擅长。当时张年纪虽小，却因才貌双全（她曾在中国公学夺得女子全能第一名），又是出身大户人家，已有好多男子在给她写情书；用今天的话说是暗恋她，至少也是个“超级粉丝”。她觉得这个也怪有趣的，便把这些情书一律保存起来，还编上了号，“青蛙一号”、“青蛙二号”等。有一天她收到了这样一封信，上面只有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她想这又是谁呀？再仔细一看，竟是沈先生写来的。她就不编号了，只原封不动地把信藏了起来。接着，她马上又收到了第二封、第三封信……但她照样还是收藏不看，似乎毫不犹豫。
后来事情发生了重要转机。因为张兆和拿了这么多情书，她不知道如何是好；只怪沈从文的信写得太多、太长、也太“那个”了。比如，有封信上这样写道：“我不仅爱你的灵魂，而且要你的肉体。”她实在受不了，所以就拿着这些情书去找校长胡适。老胡看了看，反而告诉她沈先生这个人很不错，劝她接受他的爱情，且说：“我和你爸爸是同乡，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谈谈你们的事。”张急了，赶紧说：“不要讲。”胡校长郑重地告诉她：“我知道沈从文很顽固地爱你！”张脱口说道：“我顽固地不爱他！”胡适为这句话笑了，张也笑了。后来胡适就多次给沈和张牵线。
胡博士妙点鸳鸯谱，反倒促成并加快了他们的爱情进展和结合。因为从此张兆和便接受了沈从文的追求，两人开始进入正式恋爱阶段。此外，张的二姐张允和也帮了他们。1932年夏沈已在青岛大学教书，开明的张家父母同意了他俩的婚事。张兆和跟去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正式来到他身边，终于让这个既傻又可爱的“乡下人喝杯甜酒吧”（沈的说法）。
在婚后的前几年里，小夫妻俩感情如胶似漆，卿卿我我，幸福甜蜜，写信均以“三三”或“黑凤”、“二哥”等亲昵称呼，让人艳羡不已。新婚不久，沈从文因母亲病危，赶回湖南故乡探望。他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张则担心着：“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沈便安慰她道：“三三，乖一点，放心，我一切都好！”
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恋，对他创作上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甚至张的体貌特征（如她的皮肤较暗、长得俊俏等）和亲族关系（如她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等），也被沈一再用在自己的小说中。另外，沈追求张的过程，也反映在了他当时的一系列小说里——由于追求获得成功所催生出来的一组最优秀的作品《月下小景》。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说，“这文章的写成，同《龙朱》一样，全因为有了你。”而张兆和在日常生活上对他的帮助，更是不可磨灭。
但是，他们的爱情与婚姻生活也并非一帆风顺、十全十美。张兆和并不完全理解沈从文。早在抗战时期，沈打算跟着北京大学南下；可张并不同意，要带着孩子们留在北京，且说不出什么理由和原因。建国初年，满怀热情拥抱新中国的张兆和，总是和孩子们一起责备沈的不积极向上、不向新中国靠拢；精神失常、被排挤在文坛之外的沈从文，因无法从家庭中得到应有的温暖和慰藉，对于身处逆境的他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放过沈从文。一次又一次来势凶猛的打击，使忧郁过度的他陷入病态的迷狂状态。他不断地念叨着“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张兆和无言面对此情此景，眼泪禁不住滚滚而下。后来，在妻子悉心的照料和药物治疗下，沈渐渐恢复了健康。这些难忘的经历，使他的心灵产生了对苦难的免疫力。夫妻俩坚强地度过了此后漫长的艰辛清贫的岁月。
其中有好几年时间，他俩的住处竟并不在一起。沈从文每晚去张兆和处吃夜饭，并带回第二天早餐、午餐的饭食。北京的冬天奇冷无比。沈不得不一边啃着冰冷的豆渣、馒头，一边从事单调、深奥的学术研究。而张并不是很支持沈对古董、文物的痴迷。可他另外又能干什么呢？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沈从文才被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分得了一套较好的住房，并备配了汽车和司机，两老方过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1988年5月，饱经沧桑的沈从文安详地离开了人世，把无限的眷恋留给了白发苍苍的妻子，就如同留给了无限柔美的湘西家乡。简单而艰难的生活、执着而多虑的个性、丰富而专一的感情——这就是沈从文！
张兆和在晚年回忆道：“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垂垂老矣的张兆和是在忏悔，深切地忏悔。
感人肺腑的《怀念萧珊》和《再忆萧珊》——巴金与萧珊
“昨夜梦见萧珊，她拉住我的手，说：‘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我安慰她：‘我不要紧。’她哭起来。我心里难过，就醒了。……我听见她在骨灰盒里哭泣。”——巴金《再忆萧珊》
巴金（1904—2005年），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无党派人士。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另有佩竿、余一、王文慧等，祖籍浙江嘉兴，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宦家庭。代表作为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及《憩园》、《寒夜》，散文随笔集《随想录》、《真话集》等，还有大量译作。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2003年国务院授予其“人民作家”荣誉称号。曾获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勋章、苏联“人民友谊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院士称号等。首倡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建议建立“文革”博物馆。
穿越一个世纪，见证沧桑百年，刻画历史巨变，一个生命竟如此厚重。他可能没有鲁迅的忧愤深广，没有茅盾的鞭辟入里，没有郭沫若的广博学养，没有徐志摩、朱自清的绮丽文采，也没有沈从文、老舍的鲜明风格；但他强烈的激情、强烈的对于青春冲力的渴望，却让他成为“五四”青春精神的最好象征。他在字里行间燃烧的情感，点亮了多少人灵魂的灯塔；他在人生中真诚的行走，叩响了多少人心灵的大门；他贯穿于文字和生命中的热情、忧患、良知，将在文学史册中永远闪耀璀璨的光辉。
萧珊（1918—1972年），巴金的得力助手和恩爱情侣。原名陈蕴珍，小名长春（因女友叫她“小三”而谐音为“萧珊”），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上海人，父亲是一位商人。他们1936年认识，1944年结婚，在一起生活了融洽、甜蜜、快乐的二十八年，两人相濡以沫、同甘共苦。萧珊去世后，晚年的巴金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一双美丽的眼睛》等文章纪念她，实在是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怀念萧珊》写于1978年：“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1972年8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我宁愿让（萧珊的）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
《再忆萧珊》写于1984年，那是又一个六年过去了（引文见文首）。
有人说，巴金既专一又多情。作家萧乾则说他“写恋爱，但不谈恋爱”。巴金的一生有一个不变的主题：爱。爱祖国，爱人民，也爱他的妻子、孩子和朋友。女作家冰心评价道：“巴金最可佩服之处，就是他对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上的严肃和专一。他对萧珊的爱情是严肃、真挚而专一的，这是他最可佩之一。巴金一生的爱情，只和一个叫萧珊的女人有关。”他们的爱情是如此忠贞和灼热。二十八年的婚姻生活，他们始终相亲相爱，从未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
他们相识于1936年的大上海。那时，年仅三十二岁的巴金，已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两方面声誉卓著。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家》，深深唤醒了年轻一代对幸福爱情和美好生活的追求。于是巴金收到了许多书信，不少是追求他的女性写来的。一天他又拆开了一封信，里面一个女孩子的照片掉了出来。他很诧异地拾起照片看了看，这女孩剪着一头短发，戴着花边草帽，有着和善的笑容。他下意识地翻过背面，上面写着“给我敬爱的先生留个纪念”。巴金微笑了一下，阅读了那封信。原来，这个女孩的来信一直最多，笔迹娟秀，言词不多，落款总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她的信给巴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们通信了大半年之久，却从未见过面。她就是萧珊。最后还是萧珊在信中写道：“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希望李先生能答应我的请求……”巴金深感这是位开朗、细心的女中学生，因为信中不仅约定了时间、地点，还夹着她的一张照片。显然她是怕巴金认错了人。
按照信中的约定，巴金来到新亚饭店。一会儿，一位梳着学生头、身着校服的女生出现了。还没等巴金回过神来，她就像熟人一样欢快地叫起来：“哎呀，李先生，您早来啦！”巴金谦逊地一笑：“唉，你也早啊！”说着请萧珊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萧珊望着巴金，快活地笑道：“李先生，您比我想象的可年轻多了。”不善言辞的巴金一下子少了许多拘束，开心地说道：“你比我想象的还像个娃娃呢！”萧珊笑着说：“我可不愿李先生也把我当小孩看哟！”
看着萧珊稚气的样子，巴金觉得很有趣，便追问她：“哦，还有人和我看法相同？”巴金这么一问，萧珊一股脑儿托出了这次找他的真正缘由来：“我恨我爸爸，他老说我小，一直不允许我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其实我是学校有名的干将。我不但经常演进步话剧，如《雷雨》中的四凤，还结识了上海许多从事话剧的进步人士，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
巴金说：“我相信。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家里还有些什么人？”萧珊叹了口气：“我爸爸是上海泰康食品厂的股东，还在南市城隍庙开了家咖啡馆。他总是处处限制我，虽然妈妈有知识、懂文学艺术、倾向‘五四’新潮，弟弟也与我志同道合，但还是抗不过爸爸。李先生，我真想离开这个古板的家庭，去闯荡江湖。”巴金一听，忙说：“千万不要这样，我前段时间还写信劝过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不要逃离家庭。像你这样的少年，还是一只羽翼未丰的小鸟，很难远走高飞的。现在社会纷繁复杂，决不可冲动行事。你现在应该多读书、多思考，再行动啊。”巴金语重心长的话语，打消了萧珊离家的念头。一位大作家和一位少女的心渐渐拉近了距离。
这次见面以后，他们彼此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萧珊更多地给巴金去信，她坦率、热情地在信中说：“我永远忘不了从你那里得来的勇气。”巴金每次复信都称她为“小友”。萧珊常到巴金工作的出版社去找他，以求思想上得到更多的启蒙。巴金一直避免把萧珊当作“另一半”的设想。
1936年底，巴金的朋友要去桂林半年，家里无人照料，便请他去帮助照看居所。于是萧珊常常去看巴金，并开始关心他的起居生活。萧珊的来访和关心，使从成都出走十几年很少与女性接触的巴金感觉到了生活丰富多彩、充满诗情画意的另一面。
他们的感情沟通和对生活的认识、计划渐渐成熟。1937年他们正式订婚，爱情又得到了新的升华。1938年7月，萧珊去广州看望巴金，他俩同住在出版社里，各有各的房间。他们一道上街，一起吃饭。巴金工作时，萧珊则料理杂事，互相尊重，十分和谐，像朋友一样。不久巴金应邀去武汉，她也随同前往。10月日军进攻广州，巴金带着萧珊和出版社同行，急忙包船去桂林。途中换船等船、防敌机、躲警报，一共九天。后来，巴金根据这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写下了《从广州出来》等一系列文章：“这些通讯写了我爱情生活中一段经历，没有修饰，也没有诗意，我们就是那样生活，没有半点虚假。”
几个月后萧珊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巴金又投入到了忘我的写作之中。1939年巴金从桂林去昆明，两人约定第二年再相见。之后巴金回到上海，写完了《秋》。1940年夏，巴金跑到昆明和萧珊见面，她还是那么活泼开朗、丰姿绰约、光彩照人。巴金的心情非常欢愉。暑假期间，他们每天都在一起，一同游玩，一起接待亲朋好友。晚上巴金送萧珊去女生宿舍，自己回到住处伏案写作。
3个月后巴金去了重庆，一住就是一年。1941年暑假，他去昆明看望萧珊后回到桂林。萧珊非常想念巴金，怕他只顾忘我地工作，不顾吃饭和休息。她一封接一封地给他写信，关心他的身体和生活。巴金每次收到萧珊的信，都是一读再读，感动之余，也及时回信互相鼓励，增进情感。
1942年，因抗战吃紧，巴金的一些同事陆续离开了桂林。他顿感悲寂，不知所措。体贴入微的萧珊深深惦念着他，不等大学毕业就来到他身边，并意味深长地说：“你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永远在你身边。”巴金的眼睛湿润了，他颤抖地说：“萧珊，我不知道怎么感激你，再等我一年，好吗？”萧珊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她清楚地知道，巴金有一大家子人，原由三哥承担的生活费用，现在只能靠他了。于是巴金拼命地写书、译书、编书，挣了些钱，侄儿、侄女的学费没问题了，自己结婚成家的费用也有了。
1944年5月，萧珊和巴金决定结婚。此时巴金已经四十岁了，而萧珊只有二十六岁。从相识到结婚，他们的恋曲进行了八年。这八年中，他们在烽火连天中几度离散、几度相聚，天南地北，两情依依。患难与共的岁月，早已把他们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如今终于要结婚了，萧珊清澈的大眼睛里盛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渴望。巴金在桂林漓江东岸借了朋友一间屋做新房，没有添置一丝一绵、一凳一桌，只有他四岁时与母亲的合影作为祖传家产。也没什么可安排的，只委托弟弟以双方家长的名义，向亲友印发了一张旅行结婚的“通知”。
一个星期后，巴金和萧珊去贵阳郊外风景如画的花溪度蜜月。是夜，两人依偎在一把长长的藤椅上，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萧珊转动着一双明如秋水的大眼睛，兴致勃勃地谈着，用温柔的目光凝视着她的如意郎君。她对他唯一的要求就是：“从今天起我是您的妻子了，再不许叫我小女孩了。”
新中国成立后，巴金在文学界有了较高的地位和较多的工作，社会活动日渐增多，十分繁忙，一年总有好几个月不在家。家里的一切都由萧珊操持，夫人是他们家真正的“顶梁柱”。好在他们在此之前就曾有过几年聚少离多的日子，两人早已习惯了温馨的笔谈。
1960年冬，全国正陷于严重的饥荒危机，上海家中全靠萧珊料理安排。她既要照顾儿女又要侍奉婆母，自己还在杂志社上班。由于粮食紧张，家中三餐已改为二稀一干，稍后又被迫改为一天三稀。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二分钱的菜，给孩子们订的牛奶只能三天供应一次。孩子生病想吃挂面，还非得有医生证明才能买到。煤也短缺，限量供应。萧珊尽量节省用煤，惟恐到急需时供不上。巴金当时在成都，饮食尚可。当他联想到家中瞪大眼睛的儿女、不胜羡慕的爱妻，他们快要“三月不知肉味了”，甚至处在半饥饿状态，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和痛苦。他在给萧珊的信中屡屡说道：“我每顿饭都想到你们，我要是能分一半给你们就好了。关于你来不来的事，我有时也矛盾，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希望你来分享‘盛馔’，在黄昏时分，希望有你对坐谈谈……”
“文革”中，巴金不知向萧珊隐瞒了多少次自己所遭受的待遇，而萧珊也替巴金承受了很多罪。在巴金遭批斗的那些年，作为他的妻子，萧珊也被关进“牛棚”，挂上“牛鬼蛇神”的纸牌，并被派去扫大街，受到周围不明事理的人辱骂和折磨。为保护巴金，她还被红卫兵的铜头皮带打过。不过萧珊一直默默忍受，就是为了不让巴金难过。她经常一大早便陪着巴金从家里走到车站，从后面将他推上公共汽车，努力不让他摔下来；还要不断叮嘱他，不要忘了将小红书带在身边。这时巴金便十分自责，认为正是自己的写作害苦了妻子。
1972年6月，巴金从干校回来度假。萧珊卧床不起已有好些日子了，见丈夫回来，她发灰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巴金见妻子的病越来越重，有时烧到摄氏三十九度以上，多次看医生都弄不清到底是什么病，便要求延长假期，留在家里照顾她，但没有得到“工宣队”的批准。
7月中旬，家人托朋友想了不少办法，给萧珊拍了两次X光片，才查出她患的是肠癌。后来，在亲戚的帮助下，萧珊才住进了医院，这时大夫发现她的癌细胞已扩散到了肝部。在这种情况下，巴金方获准留家照顾萧珊。他每天去医院陪妻子大半天。
8月8日，萧珊进手术室开刀。手术前，她生平唯一一次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巴金用手轻轻捂住她的嘴，低下了头。两人的泪水相互交融，肝胆欲碎。
手术后，巴金默默地守在萧珊的床榻前。到悲极时，他几乎想高声大喊：“一切朝我的头打下来吧。”萧珊努力克制住自己的疼痛，不叫不喊；除了迷糊中几次要求开床边的氧气筒，和担心输血太多付不起医药费外，她从不抱怨什么。她含泪望着形容憔悴的丈夫说：“我不愿丢开你。没有我，谁来照顾你啊？！”望着妻子那双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巴金心中充满了酸楚，惟一的希望就是她能尽快恢复健康。
8月13日中午，巴金在家刚端起饭碗，突然接到传呼电话说萧珊去世了。真是晴天霹雳！全家人立即赶到医院。萧珊的尸体已用白床罩包好，停在太平间的担架上。巴金弯下身子，隔着白布拍着她的遗体，无声地哭喊：“蕴珍，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心中涌出千言万语，却一句也说不出来。萧珊临终前一直念叨着“叫‘医生’来”，她当时习惯称巴金为“医生”。巴金悔恨妻子临终时没有守在她身旁，悔恨没有听到她留下遗言，悔恨有许多话没有向她倾吐。
后来，巴金回忆到这段经历时写道：“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着两只眼睛。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
萧珊故去后，她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卧室里，床头则放着她的译作。巴金时常对着这些物品出神。他写下的《怀念萧珊》等文章，文字平静而沉痛，每次自己读来都不禁隐隐作痛。
友人考虑到巴金的生活和写作，认为他应当有个伴侣来照顾他，便婉转地向他表示了这个意思。巴金给了他最简洁明快的回答：“不想找老伴，没有兴致和劲头。”巴金心中的那个位置永远交给了萧珊，没有任何人再能占据它！
刑场上的婚礼——周文雍与陈铁军
“烈士周文雍，就义何从容。半载假夫妻，临终比翼情。痛挥竹签伤指，以血牢壁留吟。婚礼传之后世，遗诗永颂英名。”——后世无名诗人
想必大家小时候都看过一部著名的国产革命影片《刑场上的婚礼》吧。这部电影的主人公，就是本文所要提到的两位人物——周文雍与陈铁军。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毫不畏惧地面对敌人的枪口，从容不迫地举行婚礼，以藐视一切反动势力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忠贞不渝的真挚爱情，为后人留下了千古传奇和革命者的光辉风采。
周文雍（1905—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家。乳名光宏，广东开平人，出生于一个贫穷塾师家庭。幼时曾带头剪去头上的辫子；1922年在亲友资助下考入广州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任团支部书记和校学生会主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中共广东区委工委委员、共青团广州地委书记、广州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兼市委工委书记等职，是广州工人运动的优秀领袖之一。
陈铁军（1904—1928年），年长周文雍一岁，原名陈燮军，广东佛山人，出身富户。十五岁时便被封建家庭许配另一豪门；受到新思想影响的她，提出只拜堂、不同房和婚后继续读书的条件；后愤然离家出走来到大都市广州，1924年秋考入广东大学文学院预科；1926年在校内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时，从校内化装逃脱，随即又赶到医院，把因难产无法单独行走的邓颖超送上船去上海。时隔几十年后，邓颖超还带着深深的怀念说，如果没有陈铁军的相救，自己后果不堪设想。
1927年4月大革命失败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周文雍，因其单身汉的身份，很容易引起反动派的怀疑。几个月后，时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女委员的陈铁军，受党组织的派遣，前来装扮成周的妻子以掩护和协助他，参与准备广州起义。他们在拱日路租了一间房子，建立了秘密机关，开始领导工人发动斗争。12月11日起义爆发，周任广州苏维埃劳动委员和工人赤卫队总指挥，英勇作战。但起义失败。此后，因为工作的需要，周文雍、陈铁军只能深情地互道珍重，分别暂避香港。二十余天后，1928年1月，周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务委员兼广州市委常务委员，再次与陈回到广州，仍然假扮夫妻，重建党的机关。
在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他俩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互相关心，体贴照料。对身为富家小姐的陈铁军来说，穷学生出身的“丈夫”的忘我工作精神，不久就吸引了她。早在1927年11月间，周文雍在街头游行中被警察局逮捕，幸亏并未暴露真实身份。陈日夜悬心，以“妻子”的身份探监时，偷偷送进许多红辣椒。周吃后满脸通红，如同发高烧一样说胡话；经同监民众大闹和事先疏通了狱医，监狱当局只得把他送入医院。地下党组织马上派人来到医院，支走了看守的警察，将周抢出来送回“家”中。因刑伤未愈，陈铁军像妻子那样日夜照顾，令周文雍非常感动。但是由于忙于工作，以及处境特殊，他们一直没有向对方表白，也一直没有更亲近的举动。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在“家庭”中始终保持着纯洁的同志关系，比古代贤良的“坐怀不乱”还要了不起。
1928年1月27日，农历春节前夕，由于叛徒出卖，周文雍、陈铁军同时在寓所被敌人逮捕。在狱中，警察局局长朱晖日亲自提审他们，原以为“钓到了一条大鱼”，可以得到很多珍贵的情报。但他们备受酷刑——“放飞机”、“坐老虎凳”、“插指心”等，周屡屡疼得昏厥，却始终坚贞不屈，绝不投降；陈铁军也在受审时面对威胁利诱毫不动摇，只关心“丈夫”的身体情况。
“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词句慷慨激昂，这是周文雍留在监狱墙壁上的一首不朽诗篇。
敌人无计可施，决定判处周文雍与陈铁军的死刑，并假惺惺地问周有什么要求。周文雍决定将埋藏在心底的伟大爱情公之于众，便提出要与陈铁军合拍一幅照片，作为给党和同志们永别的留念。于是，在牢房的一个空处，周、陈两人并肩而立，大义凛然，神态自若，照了一张临刑前的双人合影。
1928年2月6日（农历正月十五），天地痛哭，风云变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文雍与陈铁军在广州红花岗（今黄花岗）敌人森严的刑场上，举行了悲壮的革命者婚礼，从容就义，从而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他们沿途高喊革命口号，高唱《国际歌》，昂首挺胸，视死如归，感动得街道两旁的许多市民掩面哭泣。在刑场上，他们向群众作了最后一次充满豪情的演讲。陈铁军面对大批围观的人，当众大声宣布：“我和周文雍同志假扮夫妻，共同工作了几个月，合作得很好，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是由于专心于工作，我们没有时间谈个人的感情。现在，我们要结婚了。那就让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他们同声高呼：“同志们，永别了。望你们勇敢战斗！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他们的特殊婚礼，没有华丽的鲜花和彩车，没有祝贺的鞭炮和礼花，有的只是敌人的囚车和刺刀，有的只是反动派的狰狞和枪声，却在已过去了近八十年的今天，仍震撼着我们每个人的心灵。
他们俩光芒熠熠的名字，因“刑场上的婚礼”而传扬天下。在上个世纪6O年代，周恩来总理还带着深深的怀念之情，谈起周文雍、陈铁军临别前的那张合影照片，说这表明了“他们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
至今，在广东省开平市，即周文雍的家乡，矗立着一座著名的“周文雍、陈铁军烈士陵园”。每逢清明，当地人还时常会来吊唁这对不凡的革命夫妻。
“副统帅”也许偏偏娶了不该娶的？——林彪与叶群、孙维世、张梅等
“1，叶群在与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2，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3，老虎、豆豆是我和叶群的亲生子女。4，×××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谣言。”——1966年林彪为叶群写的“处女声明”
林彪（1907—1971年），中共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后自甘堕落为反革命分子。又名林育容，湖北黄冈人。后人给他的评价是：“精于运筹，多谋善战；工于心计，贯用机巧；深沉寡语，用心歹毒；残忍虚伪，阴险诡谲。”
林彪的启蒙老师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之父，使他受到了较好的启蒙教育。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四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毕业，随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之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界。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并随部上井冈山。1929年随军挺进赣南、闽西，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1930年任红四军军长。1932年任红一军团总指挥，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1934年率部开始长征，参加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和强渡乌江作战。1935年参加遵义会议，会后参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作战。同年任陕甘支队副司令兼第一纵队司令，到达陕北后参加直罗镇战役。1936年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后兼政治委员。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挺进华北前线，同聂荣臻指挥平型关战斗。1938年受枪伤，赴苏联就医。1942年回国。抗战胜利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野战军司令、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与罗荣桓等指挥辽沈战役，解放全东北。1948年率部入关，与罗荣桓、聂荣臻等指挥平津战役。1949年任第四野战军司令，指挥湘赣、衡宝、广东、广西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司令、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等。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排在朱德、彭德怀之后，还是十大元帅中最年轻的一位（四十八岁）。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与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以他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并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互相勾结（而又互相掣肘），一方面采取形式主义、实用主义手法，把毛泽东思想变成宗教信条，神化党的领袖，制造个人崇拜；另一方面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在中共“九大”上被写进党章成为毛泽东接班人。1971年9月8日下达手令，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与叶群、林立果等私乘飞机仓皇外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温都尔汗地区机毁身亡。1973年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定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叶群，原名叶静宜，林彪之妻，小林十余岁，也是与林的婚姻关系维系时间最长、名气最高、陪林走完最后的人生，对林的荣辱、忠奸、善恶、沉浮一生影响最大的一个女人。
林彪与叶群的关系，就像上文中秦桧与王氏、魏忠贤与客氏、汪精卫与陈璧君等一样，都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沆瀣一气、臭味相投，夫唱妇随、狼狈为奸。只不过林与叶是更怪异的人，他们是更怪异的夫妻，他们之间是更怪异的情感。在复杂、动荡、畸形的年代中，他们把持不住、失去操守，走火入魔、堕落变质，走上了畸形的人生之路，争权夺利、勾结作恶，大耍阴谋、残害忠良，排斥异己、结党营私，且生活腐化、贪图奢靡，导致祸国殃民、危害党威，最后落得身败名裂、自取灭亡，为当事人愤恨、为天下人耻笑。
林彪的一生中，先后出现过五个女性。
第一个即他短暂的初恋对象，1923年在武昌共进中学的同学陆若冰。而且他们还是老乡，家离得很近，早在童年时就已认识，到武汉后更接触频繁。陆比林大一岁，正值花季少女，肌肤白嫩，眉清目秀，双眸中流露出脉脉的情愫，少女独有的体香让林忐忑不安，但又苦于无法表达自己的这份感受。
1924年陆若冰靠其兄长陆沉（曾任江西省委书记）的关系到安徽安庆女子师范读书。这更让初恋的林彪如坐针毡，于是接二连三给她写信，把当面无法表达、难以启齿的话语用文字写给她。这坦然的言辞让陆心慌起来，最后平静地给林回了封拒绝的短信，只是劝他安心读书，她还年轻，没有考虑个人婚事。其实关键是一则林彪当时长相太差，满头黄癣让人看着不舒服，性格也十分怪异，又不善言辞；二则林彪家中还有未婚妻；三则陆若冰当时已另有所爱（即林的胞兄林育南）。这封短信伤透了林彪那颗孤傲的心，让他发呆、痛苦、失望。最后他发誓要干一番伟业，决不再涉足情场。
第二个即他老家的未婚妻，也是他从未见过面的第一任“妻子”汪静宜。汪原名汪伯梅，比林彪小一天出生。汪父与林父是好友。一次汪父到林家做客，见林彪与自己女儿一样大，就向林父提出结“娃娃亲”。林父在两家经常走动中也见过汪静宜，觉得她不仅长相漂亮且人品也不错，就满口答应了下来，随后按当地风俗办了两桌订婚酒席，其时林只有七岁。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后来一直没有正式结成婚，林彪连见都没见过汪静宜。且受新思想影响的林，为逃避这门老式婚事，于1937年匆忙与张梅结了婚。但痴情的汪仍把全部心思放在林身上，夜深人静时偷偷穿上林曾送来的红绸嫁衣，穿上又脱下不知多少次。她还在耐心等着林彪回乡娶她。虽然后来她知道了林先后与张梅、叶群结婚的消息，很伤心，但还在独守着，并把全部女性的爱倾注给了林的一个侄子。
解放后不久，汪父去世，汪家生活变得异常贫困。看见汪家母女可怜，林父就写信给在北京做大官的林彪，让他把汪静宜接到北京去，安排点事做。后来林父又写信给叶群。叶认为汪不识字，又是一个乡下小脚女人，就提议让汪做她家的保姆，并派两名工作人员去湖北乡下接汪进京。汪静宜十分生气地对来者说：“叶群凭什么让我做保姆？我与她应该是平等的。”1954年林彪回故乡，提出想看看汪静宜，她一听便躲了起来。林只好托人转告她不要等自己了，并留给她一笔钱，建议她尽快嫁个人家。汪静宜事后却说：“烈女不嫁二夫。”1963年汪临终时说：“我这辈子真是命苦啊！”人们料理其后事时，发现枕下藏着林彪送给她的那件红嫁衣及一叠钞票，林家人知道后无不震惊。修家谱时，林家同情汪静宜一生的遭遇，便在林的名字下写下她的名字，并注了个“聘”字，意即还没过门。在京的林彪得知此事后，不自禁地惊叹道：“世上竟有这种女子……”
第三个即米脂婆姨张梅，原名刘新民。她算是林彪真正的第一个妻子，据说原系林在枪伤住院期间的护理人员，后来还为林彪生了一个女儿。但关于张与林何时、何地、何因结婚，各种书刊说法不一，不过最终他们还是离婚了。张梅的长相自是美得没法挑剔，在盛产美女的陕北米脂娘们中亦是出类拔萃的，被称为“陕北一枝花”。但他们两人之间性格差异太大，张开朗热情，活泼好动；而林却不善言辞，经常静静地坐着，然后表情木讷地陷入思考。林彪自从平型关被误伤后，变得更加郁懑、沉默；每天只是静坐在房里，偶尔看一些军事书籍，严肃得像一尊木雕，且要求张梅每天同样静坐着陪他。但张天性活泼，常去外面的热闹地方，这让林彪非常反感。为此林不时大发脾气，甚至阻止她外出。两人的矛盾越来越大，1942年在苏联正式提出离婚。
第四个即让林彪一生中最动心的女人孙维世。孙之父孙炳文，是我党早期的优秀党员，曾继周恩来之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总教官，与周恩来、朱德都是好友。在欧洲留学时，他们三人曾是拜把子兄弟。孙维世小时就十分机灵、聪慧，孙父常抱着她与周接头。她总是趴在爸爸的背上，瞪着机灵的小眼睛为二人放哨。她那时只有五岁，称周恩来为“周爸爸”。“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孙父被蒋介石杀害于上海龙华。周一生没有子女，就把孙维世当养女看待。孙天生丽质，艺术气质极浓，周恩来就把她送进延安鲁艺学习；十八岁时，经得毛泽东批准，又送她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戏剧学院深造。
此时林彪正在苏联养伤，且与张梅老闹矛盾。平型关大捷后，林便成了年轻人的偶像，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学生总想方设法与他认识接触，邀请他参加各种集体活动，但性情孤僻的林总是尽量回绝。一次林彪外出时，被一群年轻人发现，硬拉他去参加活动。在场的一个身着白色连衣裙的少女，惊得林彪嘴巴张得好大，久久不能合上。她便是孙维世。她那高雅的气质、俊秀的容颜，深深折服了林彪一颗平静已久的心。从此林不再醉心军事问题，也不再闷坐在屋里独自沉思，逢到年轻人邀请他参加活动总是积极答应。而一旦出席，他首先便满屋子寻找那个曾穿白色连衣裙的少女。如果她没有出席，林彪就显得十分失望，整个活动期间不想讲一句话；如果她出席了，林立即会显得十分激动，苍白的面孔上飞出片片红晕，表现异常积极。林彪尽管每次见到孙维世时总是心潮起伏，不能平静，但他还是顽强克制着自己的情绪。
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林彪单方面觉得时机已经成熟，就单独约孙维世吃饭。席间，他大胆向孙维世表白自己的心迹，并向孙叙述人生烦恼，然后恳请孙嫁给他。当时孙维世还只有二十岁，对林彪的话语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竟一时语塞，最终逃跑似的回到了住处。不久林接到中央命令，让他尽快回国去抗日前线指挥作战。林彪又一次邀孙维世话别，两人沿着莫斯科的大街慢慢向前走。他再次恳求她同他一道回国，孙却以“还没毕业”为由，委婉地拒绝了他。无奈之下，林彪向孙维世发誓非她不娶，就这样一个人怅然回到了延安。不久，又一个女性走进了林彪的生活中，她就是叶群。林、孙之间的爱情就这样昙花一现。据说后来林彪还单独与孙维世见过一面，林依然显得很少有的激动，双眸中闪着光。
第五个即叶群。
带着孙维世模棱两可的态度，林彪一路不解地回国了。一时间，他的精神显得有点空虚。与张梅失败的婚姻给他留下了不少精神上的伤害，孙维世的出现又惹得他心猿意马、思绪不宁，他必须要马上找个女人来填补孙留下的心灵空白。这时，一个叫叶静宜的女人一不小心闯进了他的视野。叶来自大都市，又是个大家闺秀，早年就读于北京师大附中，抗战初期还在国民党操纵的一家电台当过播音员，长得细皮嫩肉，有风度、学识，举止得体。她那清脆甜美的声音，让孤独中的林彪很快又变得兴奋起来。他毕竟是个乡下人。
叶群与林彪接触后不久，知道他过去的未婚妻就叫汪静宜时，于是十分气愤地马上改名为叶群，实在是有个性。不久他们俩就结婚了。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的孩子出生了。当时叶群在延安延河对岸的医院里生产。适值八、九月，正值延河汛期。林彪疼爱她，就在住处买了只母鸡，炖了锅鸡汤，准备给她送去。但当时河水猛涨，且秋天北方河水冰冷刺骨，怎么办？最后还是林的警卫员冒着生命危险，头顶鸡汤，游水送到了对岸。同房的严慰冰（陆定一夫人）也在生孩子，对此场面十分不满；她特别看不惯叶的娇狂。
严慰冰过去同叶群是同学，她对叶的底细十分了解，特别是叶群与文坛狂生王实味之间曾经那段“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文革”初期，严曾多次写匿名信去揭叶群过去的老底，惊得林家大院终日为此不安，并责成公安部门限期破案。为了还叶群一个清白，1966年林彪专门开会，并为她写了一份“处女声明”（见文首所引）。
林彪的这一手，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了。在个人问题上，叶群晚年也确实存在问题。主要是因为林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每天病蔫蔫地躺在床上，正常的夫妻生活早已中断。而叶群便常与林彪的老部下、号称“色鬼”的黄永胜来往甚密，勾搭成奸。叶死后，有人在她的卡片盒里发现了黄写给她的一首“情诗”：“缠绵五个月，亲手折几枝；虽是寒冬日，黄叶热恋时。”
1971年9月13日林彪一伙在蒙古国境内坠机身亡，叶群也陪着他走完了复杂的一生。
上述五个女性中，“林副统帅”也许偏偏娶了那个不该娶的？
林彪后期篡党夺权的反动、堕落轨迹，叶群是要负很大责任的。你可以说先是林主动在变质，而叶跟着配合；也可以说先是叶有了危险的想法，促使林被她拉下了“水”。但不管怎么样，在那个漫长、渐进的堕落过程中，他们两人谁也脱不了干系。男的阴险狠毒、追逐权术；女的娇狂放肆、贪图享受，简直是一丘之貉。
那时政坛畸形，乾坤颠倒，社会反常。
相对于毛泽东与江青两人，林家被称为“二号家庭”，林彪被称为“二号人物”、“副统帅”，叶群被称为“第二夫人”。记得文革刚开始时，叶还曾对林说：“你跟上主席，我跟上江青。”这句话看似“谦虚”，实则高明：一，让林彪不要太放肆，永远只能跟在“主席”后面——这显示了她的清醒；二，做“二号家庭”、“二号人物”、“第二夫人”，也不得了啊！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这又显示了叶群的娇狂。能集清醒与娇狂于一身，那更不简单啊！
可是，为什么他们最后却等不及了，狗急跳墙、黔驴技穷，要走上铤而走险、玩火自焚、自取灭亡的绝路呢？
那只能是源于利令智昏、丧心病狂了。
今生今世“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张爱玲与胡兰成
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张爱玲前夫胡兰成
“这个女人好像替我及我们许多女人都活过一遍似的。”——台湾女作家李昂
“在这个世界上，能叫一个扬眉女子低头，挫其锐气的，只有两样：政治、爱情。”——香港作家李碧华
张爱玲（1920—1995年），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位置。原名张煐，1930年改名爱玲，另有笔名梁京等；原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童年在北京、天津度过，1929年迁回上海。出身名门，外曾祖父是清末名臣李鸿章，后家道败落。童年读旧时私塾，中学念西方学校。少女时爱读《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八岁始投稿，九岁写小说，中学时便有不少作品发表。
张爱玲的创作多取材于上海、香港的上层社会，社会内容不够宽广，却开拓了现代文学的题材领域。其作品既以中国古典小说为根底，又突出运用西方现代派心理描写技巧，并将两者融于一体，拥有女性的细腻与古典的美感，对人物内心的把握非常精妙，形成苍凉美艳、凄冷独绝、平实灵俏、文情两佳、不拘一格、颇具特色的个人风格，被人称为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个“异数”，是“女作家中最有才气也最具争议的一个”。文如其人，张长得也古典，爱穿旗袍；又善英文，爱喝咖啡；远离时代大众，生活奢华孤傲；虽不是天生丽质，却也高贵雅致，故有“海上名媛”美誉。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张爱玲的作品由于重审美、轻政教，曾经在新中国大陆文学界一直被忽略。近两年，由于海外华裔学者夏志清等人的大力肯定和推举（夏志清的另一重大贡献是还推举了沈从文），特别是八零后独生子女拥上社会舞台，他们鼓吹小资、强调自我，喜欢类似张爱玲这样风格特别、个性张扬的作家，以及她独特、曲折的身世和性情；加上整个时代的嗜好，便把她顶到了一个极崇高的地位，文坛上一时出现非常热闹的“张爱玲热”现象。她的作品当然有很多、很大的优点，但也不应该拔到太高的位置。
有人说，谈女人，归根结底要谈与她有关的男人。相对于遥远的出身，丈夫对妻子的影响显然大得多。更何况，张爱玲在后世很受争议，相当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她与汉奸文人胡兰成的那段短暂婚姻。成也是卿，败也是卿。胡给了她一些时日的爱情与欢乐，但也让她长年背上罪名，被“女作家”和“女汉奸”两个头衔纠结了半个多世纪。而且，他的感情泛滥，最终葬送了他们的这段姻缘。
胡兰成（1906－1982年），才子加汉奸。张爱玲的第一任丈夫，曾经也深爱过他。尽管这场婚恋自始至终就是一场美丽的错误，尽管结局并不是那么美满，但我想张本人也一定不会觉得后悔，因为总有值得之处。胡兰成大张爱玲十四岁，而这倒也是她的初衷：“我嫁人，就必须要嫁比我大十五岁以上的男子。”胡是浙江嵊县人，出身贫寒，中学未毕业即回家乡小学教书。从小聪明好学，有“乡间才子”之称，因此自视甚高。抗战后期曾任汪伪报纸《中华日报》的总主笔，当时汪精卫称他为“兰成先生”，经常向他“殷殷垂询”，他因此被称为汪氏的“文胆”。日本投降后逃出武汉，先后隐居上海、浙江等地。新中国建国前后偷渡至日本，后曾执教台北。1976年被逐出台湾，再次客居日本。最终病死于东京。
从1943年到1946年前后，是张爱玲人生最重要的一段时期：她爱上并嫁给了胡兰成，最后两人又很快分手，使张不得不戴上“汉奸婆子”的帽子，几乎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翻身一样；但是张爱玲确实是爱过他的，始终没有计较什么。另外，这几年又是她创作最鼎盛、成果最丰硕、文学名声最大的几年；除了是因为刚好处于她的创作状态最佳时期外，我们不能不说胡兰成的爱与帮助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就在张爱玲被认定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事业如日中天的同时，她恋爱了。偏偏令她神魂颠倒的，是为大汉奸汪精卫政府文化部服务的胡兰成。张为这段畸形又不乏美好的恋情，倒还愿意拼命付出。他们自己的“倾城之恋”，倒也是缠绵悱恻、灵肉纠结、可歌可泣、可赞可叹的。她不介意胡已婚的事实，不忌讳他的汉奸身份，不管他大得可以做她的父亲（这自是因为张爱玲从小缺乏父爱）。而且，胡兰成不光是已婚、是汉奸、是“长辈”，还是个情感泛滥、见异思迁、寻花问柳的登徒子。但谁叫他生得英俊、文采飞扬、风流倜傥、巧舌如簧、富有魅力呢？试想，若非有出众的才华（哪怕不走正道）、风流的性情（哪怕过于泛滥）、深切的付出（哪怕短暂绽放），又怎能打动孤傲如张爱玲的心？但是，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是瞎子、聋子，连聪明如大才女张爱玲者也难以超越。这莫非就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胡兰成对张爱玲而言，既有知己之意又有兄长之情。她在把自己的照片送给胡时，于背后写道：“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显然，当时双方应该有着很美好的情愫。
那是1943年与1944年之交，胡兰成因为读了张爱玲的小说《封锁》，甚是倾慕她独特的才气，于是通过沪上另一位才女苏青的介绍，主动要求见她。虽然见她不易，但一见后，两人竟然彼此很有知交之感，惺惺相惜，畅谈甚欢，乃至忘了时光的飞逝。再说在此前，胡曾为汪伪政府关押过几天，张与苏等还写过联名信为他开释。当时胡兰成在南京办公，一个月回一次上海，一住便八九天。每次回来，他都不回自己家，而是径直赶去看张爱玲，一踏进房门就说：“我回来了。”两人天天在一起，喁喁私语无尽时。“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张感恩于胡对自己的“懂得”，所以不在乎他的一切，也从不考虑什么天长地久、政治是非。还在较早时分，她就在一封给胡的信中大胆地说：“我想过，你将来就是在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此年8月，胡兰成与第二任妻子离婚，便正式同张爱玲签订了一纸婚书，并“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但也就是在这年底，胡又在武汉与一个十七岁周姓小护士搞到了一起。
抗战结束后，人民的反日情绪分外高涨，全力捕捉汉奸。胡兰成化名姓张，潜逃到温州农村。不甘寂寞的他，这时又结识了新欢范秀美——他高中同窗的庶母。当张爱玲得悉他的藏身之处，千里迢迢觅到他时，他没有惊喜只有震怒，因为他对她的爱早已烧完。两人大吵了一架。张爱玲沒有能力改变什么，她告诉胡兰成她自将萎谢。她独自回到上海，一边心里流着血。然而，凋谢的不只是她的心，那惊世骇俗的写作才华亦随之而逝。往后的日子纵然漫长，她却无法再写出像《金锁记》一般凄美的至文来。她虽有着绝世才华，却不免落个孤凉结局。（但纵使他们已断绝关系，张爱玲还有信给他；并怜惜地给他寄去三十万金圆券周济生活，这相当于当时一个中学教师八十三年的工资！）
胡兰成在爱情上的不专一，使张爱玲的精神深受伤害，而遭怜惜张的人痛骂。可是，假如胡只爱张一个，亦即张是胡爱情生涯中最后的一个，那么情形又会怎样呢？（当然，其实所有假如都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以张爱玲的是非观与爱情观，她必与胡兰成一条道走到黑。恐怕到那时，张是否“文化汉奸”就没有今天的争议，遂成铁案了！即便她不被政府以妨害司法行为、背叛国家追究，所受舆论指责亦将不堪。
胡兰成在晚年著有反映胡、张感情经历的自传《今生今世》、《民国女子》等。在这些书中，胡讲述自己一生中竟有七个女人，张爱玲之前有两任妻子，张之后又分别与周护士、范秀美、日本女人、上海黑帮头子寡妻等在一起。他对她们中的每一个都很用情，但每次都很短暂、都不专一，终以爱潮退却、薄情寡义收场。张爱玲虽只是他其中的一段，却是他整个后半生都魂牵梦萦的。书中但凡涉及张处，无不细腻生动，尽得风流。他形容张爱玲“脸儿像月亮”，“晴天落白雨”，“天道无亲”，“柔艳刚强”，“锦心绣口”，真正“小孩”，“莲花身”，“水晶心肝玻璃人儿”，“调养自己像只红嘴绿莺哥”；两人相好如“桐花万里路，连朝语不息”。当然，其中有不少为自己粉饰、吹嘘、辩护的成分。
贪官们及其“另一半”——陈希同与何平、成克杰与李平
“一个女人征服了一个地位显赫的男人，她就征服了这个男人管辖的范围。”——孙晶岩
人们常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个成功的、伟大的男人背后，总是站着一个聪明、贤惠的女人；同样，一个失败的、堕落的贪官背后，也往往会有一个甚至多个与其中饱私囊、违法乱纪、对不起党和国家、人民的劣迹相关的情妇或妻子。有人认为，权、钱、名、利总是与欲、色、性、淫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人说，“男人有钱（权）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权）”，所谓“贪财与贪色齐比翼双飞，铜臭与肉香共长天一色”，虽然不能归于全部，但确实存在这样一种现象（据媒体报道，贪官百分之九十五都拥有情妇，还不包括傍富婆的）。
这种奇特的“情感”，是一种扭曲、畸形、变态、龌龊的男女关系，它建立在并不健康的交易即“性贿赂”（不道德、不合法甚至无真情）的基础上，值得深思、反省，更值得引以为戒。近几年，先后被中央有关部门揪出的诸多贪官们及其“另一半”，如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与徐福英、北京市前副市长王宝森与赵丽红、江西省前省长倪献策与郭晓红、江西省前副省长胡长清与胡丽娟，以及孟庆平、陈良宇等贪官的“风流韵事”，即可资为佐证。本文主要是讲述两名巨蠹——陈希同、成克杰分别与他们的两个“平”之间的故事。
陈希同，1930年生，四川安岳人，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中文系肄业，前北京市市委书记、市长、国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是第十一届亚运会组委会主席、申办2000年奥运会主任委员。在北京市的大规模建设、亚运会的成功举办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95年4月，因前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负罪自杀而引咎辞职；同年9月，因犯贪污罪和玩忽职守罪，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被清除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1997年8月被开除党籍，1998年2月被依法逮捕，同年7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赃物没收上缴国库。
根据中纪委通告，多年来，陈希同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侵吞大量贵重物品；腐化堕落，大量挥霍公款；利用职权支持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经商，谋取非法利益；严重失职，对王宝森违法犯罪活动负有重大责任，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给党和国家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他在任职期间，在对外交往中接受贵重礼物二十二件，总计价值人民币五十五万余元，并不按国家有关规定交公，由个人非法占有；指使、纵容王宝森动用财政资金，在北京市八大处公园和怀柔县雁栖湖畔修建两座豪华别墅，违规建造别墅及购置设备款共计人民币三千五百余万元；经常带情妇与王等人到别墅里吃住享乐，此别墅成为陈、王享乐的专门场所，其间耗用服务管理费人民币二百四十万元，吃喝挥霍公款人民币一百零五万元。
继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尉健行曾这样说：“陈希同和北京市的一些领导干部的堕落真是触目惊心，他们比当年的刘青山、张子善要坏一百倍。这些人吃喝嫖赌贪样样俱全，从里到外都烂透了。”
贪污钱财之余，陈希同到底玩弄了多少女人，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了。据事后被捕的女模特杨梅（化名）供述，在王宝森为陈建造的别墅“野味斋”里，光她一人记得，陈希同就利用其职务和权势，奸污玩弄少妇、少女达十五人之多。在陈的风流艳史中，有五个女人特别使他刻骨铭心，人称“五朵金花”。除了他的小姨子淮北（化名）、北京电视台某女性编导刘芳（化名）、女模特杨梅、歌厅小姐浪浪（化名）以外，最重要的一位便是何平，这个女人竟让他激动了六年。
何平与陈希同认识于1984年，当时何在北京市的一家旅游部门任宣传干事。一次，陈来检查其下属的一项工程，在中午为陈希同举行的便宴上，一个娇媚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陈市长，我向你敬酒。”陈抬起头一看，原来是一个身穿薄薄的羊毛衫、花呢裙束腰的女子，脸上经过精心修饰，格外光洁鲜丽，嫣然一笑，风情万种。于是陈希同想，这个女人很有味道，成熟、丰满、俏丽、可亲，为什么不能对她作出进一步的行动呢？陈举起酒杯，直直地盯着面前妖艳的她，双眼闪出贪婪的目光。他总感到心里有一股欲火在燃烧。不久后，陈希同就点名让何平陪自己去参加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大城市首脑会议。回国的第二天，两人便躺到了北京市一家豪华宾馆的床上。
何平虽非天生丽质，又已是个四十多岁的半老徐娘，但因为会化妆，讲究穿着打扮，双眼勾人，很是风骚，典型的“熟女”，不迷住陈老头才怪。何本来是王宝森的人，但因陈希同一眼看中，王为讨好陈，就把何拱手送给了他。陈希同前后玩弄了那么多年轻女性，偏偏对半老徐娘的何平情有独钟，看来两人之间绝非仅是肉体关系，必定她还是有非凡手段的。
从那一晚后，陈希同便开始为何平东奔西跑了。不久，在陈的授意下，他的秘书兴冲冲前往市委组织部去推荐何，建议提拔她。很快，何平就被陈希同提拔为北京某涉外大酒店的中方经理。何“吃水不忘挖井人”，在饭店里特地开了一间高级房间，供她与陈随时共享淫欲，寻欢作乐。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陈希同东窗事发后不久，何平作为其案件的重要见证人和参与者，亦被捉拿归案，一同接受法律的严正制裁。
成克杰，1933年出生于广西上林县，北京铁道学院毕业，198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主席，中共十四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对广西的社会建设、经济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2000年9月，因贪污受贿罪被判处并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根据中纪委通告，成克杰身为国家高级干部，数年来滥用职权，肆无忌惮地收受贿赂，谋取非法利益，数额特别巨大，情节严重，影响十分恶劣。他思想蜕化，道德堕落，是一个极为典型的腐败分子。成的蜕化变质，其根本原因是他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背弃了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沉湎女色，贪婪金钱，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目无法纪，为所欲为，最终走上了严重违纪违法的道路。
李平，成克杰情妇，1954年生于湖南，曾是南宁市第二建筑公司、市商业局司机，南宁市一高级饭店负责人，被捕前已具香港居民资格。因涉嫌成之贪污受贿案，但有自首和立功表现，于2000年被判处无期徒刑。他们于1992年前后认识，短短几年间，李平伙同成克杰疯狂攫取钱财，大肆收受贿赂，款物竟达四千多万元。
1992年上半年，成克杰会见一个台湾客商。他见这个年已花甲的台商，其夫人竟是一名年仅二十来岁的绝色佳人，心里不禁开始波澜起伏。因此他也决定找一个固定的“地下夫人”，于是李平出现了。李原本出身平凡、工作普通，后来嫁给了自治区某要员的公子，很快调至区外事办公室管辖下的明园大酒店，穿梭于达官贵人之间，行事专权，手段高超。成主政广西期间，常到隶属区外办的这家饭店送往迎来，于是他与李平“一见钟情”，不久两人即勾搭成奸。当时李虽已年近四十岁，但毕竟姿色不俗，在全身名牌的包裹下，更显风韵犹存。
成克杰在个人感情生活上有缺憾，便很想在别的女人身上得到弥补。每次到饭店吃饭，成都喜欢与那些服务员套近乎，对她们的名字了如指掌。有时，他也叫几个小姐来陪他消遣一下。但他很快就发现，这些漂亮小姐毫无情意，她们图的只是钱，并没有半点真情。他觉得，找情人也得要有真情，那才不枉度一生。而李平对自己的丈夫也不满意，她发现成克杰不仅有权有钱，而且多才多艺，他的歌声可以和业余歌唱家媲美，他的字也写得很帅。在饭店吃饭时，有人让成惠赐墨宝，李惊讶地发现成的书法很好。她觉得这个区领导蛮有品位和情调，便十分仰慕他。同样，既漂亮又大方，能说会道，交际能力又强的李平，亦为成克杰所心仪。
那一年李平接了一个投资项目，在成克杰的鼎力相助下做得非常成功。事成之后，李提着丰厚的礼品，开着一辆凌志牌轿车，到成家看望他。一进门，她就热情地说：“成主席，我来感谢您了！”看到风姿绰约的李平登门造访，成克杰再也抑制不住心中压抑多时的强烈欲火。他一把抓住李的手，色迷迷地说：“你怎么个谢法儿啊？”李平立刻明白了成克杰的意思。但她仍装做什么也不懂，只是热情地和他聊着家常。成却趁她不备，一把搂住她的肩膀，在她的脸上狂吻起来。李就这样半推半就和成大主席初试云雨，欢娱一场。
有一就有二，慢慢地双方都觉得对方才是自己的最爱，于是屡屡交欢。他们有时在汽车里约会，有时在饭店里同居。他们的丑行，很快就被成克杰的夫人发现了。她不能容忍丈夫的背叛，便向组织汇报了这件事情。没想到成倒铁了心：“你告吧，我就是豁出去不当官了，也要和李平好！”过去他们之间幽会还背着成的夫人，但自从夫人把此事捅出去闹得满城风雨后，成克杰反而不在乎了，他公开把李带到家里一起生活。
为博得情人的青睐和宠爱，李平今天做美容按摩，明天做形体训练，四十七岁的女人了，看上去就跟刚刚四十岁一样。成克杰也为了在外表上和李般配，不但把头发染得漆黑，吹成波浪型发型，还专门做了双眼皮手术。
1993年底，成克杰与李平准备各自离婚后再结婚；并商议趁成在位时，利用其职权为婚后生活共同准备钱财。此后，两人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聚敛钱财，疯狂地上演了一幕幕权钱交易的“二人转”：
1994年3月，为“名正言顺”地赚钱，成利用职权，将由原隶属广西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的广西银兴房屋开发公司改为直隶自治区政府办公厅领导和管理，获“好处费”人民币两千万元；1996年上半年至1997年底，通过李得知能获取“好处费”后，成又帮助银兴公司承接广西民族宫工程及解决建设资金，成、李共获银兴公司支付的贿赂款人民币九百万元、港币八百零四万元；1994年7月至1997年底，成和李在接受银兴公司请托过程中，还先后收受该公司负责人周坤送来的人民币、港币、美金及黄金钻戒、金砖、黄金工艺品、手表等贵重物品，合计人民币五十五万余元；1994年7月至10月，通过李得知能获取“好处费”后，成利用职务之便，帮助广西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下属广西桂信实业开发公司联系贷款，共计人民币一千六百万元，成、李从中收受贿赂款人民币六十万元；1997年7月，通过李得知能获取“好处费”后，成利用职权，为铁道部隧道工程局谋取承建广西岩滩水电站库区排涝拉平隧洞工程，成、李从中收受贿赂款人民币一百八十万元；1994年初至1997年4月，成利用职权，帮助合浦县原副县长甘维仁、北海市公安局海城分局原局长周贻胜、自治区计委服务中心原主任李一洪提级或调动，成单独或与李接受贿赂款合计人民币二十八万余元、美元三千元……
采取这种“二人转”的奇特渠道，成克杰通过批项目、要贷款、提职级等多种方式，伙同李平或单独非法收受贿赂款、物合计人民币达四千一百零九万元。
正如曾经采访过成克杰与李平的女作家孙晶岩所感慨的那样（见文首所引），他们的肮脏交易告诉大家：如果缺乏有效的制约，权与色两者会多么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散发出多么刺鼻的腐败气息。
跟着“大胡子”浪迹撒哈拉——三毛与荷西
“你不要害怕，一直往前走，你会看到黑暗的隧道，走过去就是白光，那是神灵来接你了。我现在有父母在，不能跟你走，你先去等我。”——三毛
三毛（1943—1991年），著名华人女作家。本名陈平，英文名ECHO，三毛是其笔名（一说她觉得这名字显得普通，一说她觉得自己的文章只值三毛钱），原籍浙江定海，生于重庆。其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其作品在全球华人社会广为流传，在大陆也有广大读者。生平著作和译作十分丰富，主要有《撒哈拉的故事》、《梦里花落知多少》、《稻草人手记》、《哭泣的骆驼》等。
三毛在幼年时就表现了出对书本的特别爱好，五岁半就能看《红楼梦》，初中时几乎读遍了市面上的世界名著。初二休学，由父母悉心教导，在诗词古文、英文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先后随两位画家习画。1964年得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均的特许，到该校哲学系当旁听生，课业成绩优异。1967年再次休学，只身远赴西班牙。三年中先后就读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德国哥德书院，在美国伊诺大学法学图书馆工作，对其人生经验和语文进修有很大助益。1970年回台，受张其均之邀，在文化大学德文系、哲学系任教。后因未婚夫猝逝，她在哀痛之余再次离台到西班牙，与苦恋她六年的荷西重逢。1973年，她与荷西于西属撒哈拉沙漠当地法院公证结婚，并定居附近的迦纳利岛。在沙漠时期的生活，激发了她潜藏的写作才华，并受时任《联合报》主编的鼓励，作品源源不断，以当地生活为背景，写出了一连串脍炙人口的作品，且陆续结集出书。1979年9月30日因荷西潜水意外事件丧生，黯然返台。1981年决定结束流浪异国十四年的生活，在台岛定居。同年，《联合报》赞助她往中南美洲旅行半年，回来后写成《万水千山走遍》，并作环岛演讲。之后任教文化大学文艺组，教小说创作、散文习作两门课程，深受学生喜爱。1984年因健康关系辞卸教职，而以写作、演讲为生活重心。1989年首次回到大陆家乡，专诚拜访漫画《三毛流浪记》的作者张乐平。1990年从事剧本写作，完成第一部中文剧本也是她最后的一部作品《滚滚红尘》。1991年1月4日清晨，在台北某医院猝然去世。台警方认为她是“因病厌世”而自杀。却也有许多人表示怀疑，认为有谋杀之嫌；因不久前她还与大陆作家贾平凹通信写到“生命是美丽的”，似乎并没有厌世自杀的迹象。
三毛曾说：“如果选择了自己结束生命这条路，你们也要想得明白，因为在我，那将是一个幸福的归宿。”1991年初的这个清晨，她终于用自己决绝的方式，给无数热爱她、热爱她的文字的人们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背影。那朵顽强绽放在撒哈拉戈壁荒漠上的奇葩，至今还是多少人难忘的梦里落花……
关于三毛，我有三点特别说明：1，有些作家，我本人主观上并不是很喜欢其风格，但我客观上知道它是优秀的，三毛是如此，张爱玲亦是如此；2，多年前我在北京上大学时，与下文提到的那个曾著书披露“三毛真相”的马中欣有过一面之缘，那时他正在京城的一些知名高校巡回演讲他的“惊人发现”；3，前几年我在南方的一所学校任教时，曾首创将三毛、海子两位当代著名作家的纪念活动放在3月26日同时举行（三毛的生日，又是海子1989年的自杀日，且两年后三毛也选择了自杀），每年一度，从此该活动便坚持了下来，还颇有影响。
三毛与荷西的故事浪漫离奇、缠绵激越。尽管两人都已逝去多年，但他们仍是无数少男少女心目中的爱情偶像。荷西是一个西班牙小伙子，本名玛利安·葛罗，有一部可爱的、特别的、蓬蓬勃勃的大胡子，所以三毛便亲切、亲热、亲昵地叫他“大胡子”。荷西比三毛小好几岁，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俩的爱情是典型的“姐弟恋”。他们风风火火、轰轰烈烈地爱了一场。三毛义无返顾地跟着“大胡子”闯进了广袤、荒芜、惊险的撒哈拉大沙漠，他们的爱情却在那里熊熊地燃烧着，并催生了她不可遏抑的艺术天分……
那是1967年前后，三毛和荷西相识在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当时三毛念大学三年级，而荷西只不过是在她学校附近就读的一名高中生。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也就是圣诞节的晚上，头上一顶法国帽的荷西，在她居住的公寓楼下等着她，准备送她节日礼物与祝福。那时，三毛根本就未对比自已小几岁的荷西怀任何想法（再说她在台岛还有门当户对、年龄相仿的未婚夫），可心底里仍有一丝虚荣：“哇，天下竟有如此帅气的男孩！要是做他的妻子，该是一种荣耀才对呢！”随即，她只是以姐姐的身份教训他：“不要逃课！再逃课就不理你了！”而荷西却照样常常逃课来看她，两人常常一起看电影、逛公园，彼此很是谈得来。
直到有一天，荷西一脸认真地对三毛说：“ECHO，你等我六年。我有四年大学要读，还有两年兵役要服。六年一过，我就娶你。”三毛觉察他的异常，便故意气他，对他下最后通牒：“再也不要来找我了，我有男朋友的！”荷西也不生气，只是挥挥他的法国帽，倒退着跟她说：“ECHO，再见！”后来他便真的再也不来找她；偶尔在路上遇见，他也只是礼节性地拥抱她一下，亲亲她的脸颊。而三毛身边的男友似乎总在换来换去，有意或无意。
按照承诺，以后六年中他们没有任何联系。毕竟六年时间太长了，什么都会变的。这期间，三毛去了德国、美国，然后回台。六年后，三毛的未婚夫突然意外身亡，神奇的命运将她再度带回了西班牙，带回了马德里。这天，有位朋友打电话给她：“快来，搭计程车过来。”三毛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匆匆赶到朋友家。朋友神秘地让她把眼睛闭上。三毛只觉得有一双温柔的手臂把她整个儿抱了起来，她张开眼一看，哎呀！不得了，正是那位身材高大、长满胡须、她当年的“小朋友”——荷西。两人兴奋极了，热烈地亲吻、拥抱许久。之后，荷西把三毛带到了自己屋内。满屋子三毛的巨幅照片，再一次让她惊呆了。六年来，荷西一直在惦恋着她！三毛感动至极，对自己说：“这一生我还要谁呢？”她问荷西：“六年前你要我等你六年，如果我现在答应是不是晚了？”这下轮到荷西疯狂了……三毛则任由这样的快乐变成大漩涡，将她围绕在里面。
三毛对荷西说：“你那时为什么不要我？如果你那时坚持要我的话，我还是一个好好的人，今天回来，我心已经碎了。”荷西说：“碎的心，可以用胶水把它黏起来。”三毛说：“黏过后，还是有缝的。”荷西就把三毛的手拉向他的胸口，诚挚地说：“这边还有一颗，是黄金做的，把你那颗拿过来，我们交换一下吧！”
最初是三毛要求去撒哈拉沙漠的，荷西便一声不响地先去了非洲，并在信中说：“我想得很清楚，要留住你在我身边，只有跟你结婚，要不然我的心永远不能减去这份痛楚的感觉。我们夏天结婚好么？”七个月后，三毛与荷西在西属撒哈拉举行公证结婚，开始他们幸福而疼痛的爱情之旅。他们到处流浪了六年，但是在大沙漠里甜蜜、恩爱的日子，还是最让她留恋的。婚后的生活虽然清苦，但充满温馨和情趣。他们都有点孩子气，有点天籁的感觉。两个人充满了生活的激情。他们似乎注定不是人间的，这段爱情也似乎注定是只属于天堂的。
荷西的大部分工作是干一名潜水员。最初的日子里，他上班的地方离住处比较远。而三毛每天都会在下午两点半开三个小时的车，冒着沙漠里走沙与龙卷风的危险，去接五点半下班的荷西回家。后来荷西去了另一个岛上，每周才可以回家一次。三毛便决定将车与行李托运过去，自已放弃精心收拾的家，去陪心爱的荷西。三毛每天骑脚踏车去荷西工作的码头，都要带上好吃的东西。而那里的工作人员也都为他们彼此热烈真挚的爱而感动。每每到码头时，第一个见到三毛的，便会指引她去荷西工作的地方。然后，远远地，那个岸上的潜水员便提前拉拉信号，水下的荷西便一头冒出水面，跑上来抱住三毛就笑了。三毛便不管那一身的水滴，紧紧靠着爱人，为他喂水果，或丢果核玩儿，引得旁边的人羡慕之极。
三毛曾说过：“因为幸福满溢而怕得悲伤。”悲剧果然霹雳般降临。在一次意外事件中，荷西过早地离开她去了。有一天，他们在湖里发现了他的尸体。三毛陷入半疯的状态，几天没吃没喝，接连晕倒过去。当时，陈母（爱她的母亲已赶来撒哈拉照料她）端来一碗汤哀求女儿喝下去，三毛却连看也不看一眼。那些日子，三毛忙着替荷西订做墓碑，又每天都买大把的鲜花去墓地看她的爱人，陪他说话，直至天黑仍不肯离开。为荷西守灵的那夜，她对他深情地倾诉了一通（见文首所引）。说完这些，三毛发现荷西遗体的眼睛里竟溢出了血……痛不欲生的三毛几次试图自杀，执意陪荷西一起走，但终因亲情难舍而止步。
著名作家琼瑶是三毛的朋友，她知道三毛十分重视对别人的承诺。她花了很长时间，要三毛答应她不会自杀。三毛当场是答应了。然而十二年后，三毛还是最终自缢于医院。这也许是诚实、率直的三毛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食言。为了荷西，她真是彻底豁出去了。
但是，就在三毛去世五年后，华人旅行家、摄影家、游记作家马中欣（祖籍浙江，1942年生于兰州，从小随家迁居台湾，后移居美国）写了本书《三毛真相》，1996年在《羊城晚报》连载（但刚刚开头就不得不中止了），以表达他对三毛的质疑。书的内容包括他南穿直布罗陀海峡，经由摩洛哥抵达西属撒哈拉大沙漠，访问了当年三毛和荷西的居住地，见到了荷西的父母、邻居，后又向西来到加那利群岛，访问三毛书中提到过的好友张南施女士的经过，最后还采访了三毛在台的初恋情人舒凡（笔名），行程达数万里。书中提到，三毛与荷西的爱情故事，并不如她自己所编写的那么美好，大有虚构、美化的成分。比如他们经常吵架、争执；她甚至连自己的学历和经历都以编造为主；荷西死后，他的父母非常恨三毛，认为是她害了他们的儿子，等等。三毛曾对台湾记者说：“你们都被我骗了，其实三毛是三毛，我是我。”可惜这些话并没有人相信。马中欣把许多人心目中一个美好的偶像击碎，激怒了无数“三毛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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