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们打残了日本:白江口海战全纪录-附录三那一年,我们打败了——中日甲午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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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8年,日本通过政治革新史上最大的魔术“明治维新”使其“脱亚入欧”,大踏步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旱地拔葱般强盛起来。1888年,日本的产业革命升到抛物线的最顶端,急需对外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不过,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国内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另外还有国内浓厚的封建残余势力和社会转型期各种尖锐的矛盾,都使得日本的迅猛发展受到阻碍。

    所以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集团急于从对外扩张中寻求出路,而对外扩张,其实就是抢劫邻居,这是那个时代日本政治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当然,它并非是空穴来风,而是源远流长。

    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有个叫吉田松阴的人主张日本应该对周围的邻居下手,他曾这样说过:日本应“割取朝鲜,满洲,并吞中国……”狂热分子桥本左内更是赤裸裸的说,如果不兼并中国、朝鲜的领土,日本就难以独立。

    吉田、桥本都是明治维新的先驱人物,他们的思想自然影响了后来的维新志士们,日本的出色政治家山县有朋、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都曾在他门下受业,自然谨遵教诲。

    明治维新刚有小成,日本就开始对吉田松阴和桥本左内的思想主张进行过策划。1871年阴历9月,日本为了麻痹中国,特意跑到中国和大清王朝订立了《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可是,几年后,日本就对台湾动了武。1876年,日本通过武力展示强迫朝鲜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三年后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事情发展到此,日本侵略邻国的思想部分地变成现实。1882年,日本在朝鲜制造了壬午事变,1884年,又制造了甲申政变,但因为中国的介入,这两次行动都失败了。日本人转变思路,认为如果夺取朝鲜,与中国必有一战。于是,开始积极从事对华作战的准备。

    1886年,日本派专人到中国进行广泛调查,不久,一封《讨伐清国策》的报告书呈到了日本天皇面前。报告中称,在1892年前应该完成对中国的作战准备,然后等待时机,发动突然攻击。这份报告和当初丰臣秀吉的报告一样,都有点自说自话的味道。报告称,第一步是攻占台,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所谓的“八纮一宇”。报告中详细地说明了日本战胜中国后的善后事宜:将盛京盖州以南的辽东半岛、山东登州府、舟山群岛、台湾、澎湖以及长江两岸十里之地,直接并入日本版图……将山海关以西,长城以南的直隶、山西、山东与黄河以北的河南省,江苏省黄河故道、镇江府、宝应湖、太湖,浙江省杭州、绍兴、宁波等府归日本;东北内(大)兴安岭以东、长城以北,单独立为一国,仍由清朝统治,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扶植明朝后裔立国,并使其割让长江以南的土地归日本;西藏、青海、天山南路,拥立达赖喇嘛,内外蒙古、甘肃省、准噶尔扶立当地各部首领,但他们都必须接受日本的监护。

    为了实现这一缥缈的理想,日本开始加速度的扩张军备。1891年,“三景”舰之一的“桥立”号下水,同年,在法国订购的另两艘巡洋舰“松岛”、“岩岛”号于第二年完工后驶抵日本,次年又从英国购得当时驶率最高的“吉野”号,另一艘巡洋舰“秋津洲”号也于1894年竣工。甲午海战爆发前,日本军队的规模已使人望而生畏:大小军舰三十多艘,排水量近六万吨,陆军有七个师团,总人数七万五千余人,战时可增加到二十三万人。

    这一使人吃惊的速度其实是日本上下一心的结果。1887年7月,日本天皇发布了一条谕令:朕以为在建国事务中,加强海防是一日也不可放松之事。而从国库岁入中尚难以立即拨出巨款供海防之用,故朕深感不安。兹决定从内库中提取三十万两白银,聊以资助,望诸大臣深明朕意。

    该谕令一发,举国华族富豪无不为之震动。许多有钱人竞相效仿天皇,纷纷解囊捐款,不到三个月,海防捐款总额竟达103万两白银。日本学者井上清说了这样一句话,很能代表日本全国上下一心建造军事帝国的热忱:“在天皇制的最初十年中,军事费恐怕要占全部经费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1894年,日本旱地拔葱的发展速度暴露出缺陷,政潮迭起,局势不稳,此时此刻,日本高层必须要通过发动一场战争来转移视线。

    1894年3月,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写给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的信中说:“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不能用一般手段使这种慌乱的人心安定下来。但是毫无借口就发动战争也是不可能的。”

    借口从天而降,1894年5月,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武装起义,日本人高兴得跳了起来,准备以平叛的借口进入朝鲜,而他们确定,中国对朝鲜这个被保护国也不可能坐视不理,那么,正如日本驻华盛顿公使建野乡三说的那样:“为了使日本国民的注意力从国内现状不满中转移出来,我们宁愿反华战争。”

    日本积极备战的时候,中国却歌舞升平,浑然不觉。在1895年前后,表面上看,中国大清王朝的确有歌舞升平的资本。

    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清政府中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完全向欧美看齐,因此清王朝一度出现了被后人称为“同治中兴”的景象。在军事技术方面,李鸿章的北洋海军最为光彩夺目。

    李鸿章之所以有建立世界上强大海军的想法来源于他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曾被朝廷任命为两淮盐运使,办理淮扬水师。1862年春,他率领淮军及淮扬水师乘所雇英国轮船从安庆沿江抵达上海,协同英国和法国在上海的军队和太平军作战,或许就在这场战役中,西方海军的精湛的战斗力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864年10月,太平军即将崩溃时,李鸿章却心烦意乱,他给朋友写信说:“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中国)无以扼其气焰……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旧规,火积薪,可危实甚。”

    有着清醒头脑的李鸿章认为,军力是关系到“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决不可狃于祖宗成法”。首先是在陆军方面,他裁汰老弱,充裕军饷,严格操练,至于海军,所有旧式船只必须要进入历史。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的现代化船厂,并向外国人购买造船机器。必须先造轮船,然后是超级大炮和反应快速的军舰,如此,我们才能在海上拥有一席之地。

    正是基于这种构想,李鸿章呕心沥血奋斗数年,终于在1888年正式成立了北洋海军。

    北洋海军分为前军和后军两军。前军是舰队的主要作战单位。它由9个营组成(一船为一营),分为中军及左、右翼。后军为舰队的后勤,负责全舰队的训练和补给。它由16个鱼雷营组成。北洋海军到此时共有舰艇30余艘,41000余吨,大炮120门,官兵4000余名。除了外籍军事专家,包括轮机在内,有87名高级军官,其中有43人,即占总人数近一半。受过正式训练,35人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8人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在他们之间,24人曾在国外留学:留学英国13人,美国10人,德国1人。未受国外正式训练的人员中,有一些曾去英国、法国或德国作短期考察,协助监造船只,或接船驶返中国。

    北洋舰队成立后,就积极的展示力量,它经常到南北洋各口巡弋,还出访海参崴和朝鲜港口,偶尔还会去新加坡和东南亚水域。

    北洋海军自成立后的确为中国争了许多光芒。有人就说,大清国的北洋舰队是世界上第八大舰队。但1890年后,它开始衰退,原因是,外籍军事专家兼北洋海军总参谋琅威理离职,督责训练乏人。另外就是李鸿章年事已高,他忙于其他紧迫事情,对海军详情细节根本无暇多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北洋海军的一部分经费被慈禧太后移作修建颐和园和三海工程费之用。1888年,清政府因为没钱所以停止购买先进的军舰,1891年,北洋海军被命令在两年内不得购买枪炮、战舰、机器。我们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中国海军的基础原比日本强些,但日本向前猛跑,追了上来,而中国海军不但没有向前,反而向后退,由此差距越拉越大,最终,“世界第八舰队”只是徒有虚名了。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的正规军屡战屡败,只好向清政府乞援。清政府向来是朝鲜的老大哥,对朝鲜政府的请求当然不能置之不理,于是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精锐2500人于本年6月6日在朝鲜牙山登陆,就此安营扎寨,准备镇压东学党起义,同时,根据1885年中日签订的《天津条约》中“如果朝鲜发生变故,中日两国同时出兵,谁先出兵必要通知一方”的规定通知了日本。

    日本人高兴得发狂,6月7日,日本政府设立了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参加的作为指挥侵略战争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大本营”。6月8日起,日本先派出先遣队400人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登陆朝鲜仁川。而另一方面,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得施行认为适当之临机处分”,授权大鸟找个借口,发动战争。

    但是,一切事情并没有如日本人所预料的那样发展,6月11日,朝鲜政府和东林党起义军达成了和议,按照规定,清军和日本都应该同时从朝鲜撤军。清政府要求日本军队先撤,可日本不但不撤,反而持续向朝鲜增兵,最后增到了一万人。

    清政府看出来了,日本这次来朝鲜是不想走了,但也无计可施,只是祈求上天保佑不要给日本任何发动战争的借口。可“借口”对于日本而言,实在太多了。“大本营”最高指挥官大鸟圭介一会儿否认朝鲜是中国藩属国,一会儿又提出中日两国一道“协助”朝鲜“改革”内政。总之,就是不想撤兵。

    清政府和朝鲜政府对日本的条件当然斥责之,然而,日本不管,他用自己强大的军队协助朝鲜改革内政。

    日本在朝鲜不走,清政府的军队也不可能离开。1894年7月中旬,全世界都已知道日本要干什么,清政府自然也知道日本要干什么。许多人都要求派重兵到朝鲜,和日本开战。

    但清政府的效率太低,还未等他们做出什么反应,日本已先发制人。1894年7月23日凌晨,在朝鲜的日本军队突袭汉城王宫,挟持朝鲜国王,解散朝鲜亲华政府,扶植国王生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上台摄政,同时以闪电般的速度成立了以金弘集为实际首脑的亲日傀儡政府。日本嗾使金弘集内阁断绝与清朝的关系,并“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

    现在,日军有了最好的借口和中国开战,因为人家已是朝鲜请来的救兵。

    1894年7月25日清晨,中日两国的海军正式接触,这是甲午海战的第一幕,被称为丰岛海战。“济远”和“广乙”两艘中国军舰在完成护送清军在朝鲜牙山登陆后,离牙山返航,在朝鲜丰岛海面,遇上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吉野”、“浪速”及“秋津洲”这三艘以高航速和高射速为特征的军舰。7时20分,第一游击队望见“济远”和“广乙”两舰,即时下战斗命令。7时45分,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首先开炮:这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不宣而战的开始。中国军舰随后还击,两军展开激烈炮战。福建船政局自制砲舰“广乙”受重伤,无法发射鱼雷,船身倾斜,于是退出战斗,在朝鲜十八岛附近搁浅,纵火自焚。“济远”舰则作战英勇,伤亡亦惨重。8时30分,“济远”舰全速向西撤退。日舰猛追,“济远”舰悬起白旗。日舰追近,“济远”舰又加挂日本海军旗。“浪速”舰发出信号勒令“济远”舰立即停轮。

    此时载有第二波増援朝鲜清军并悬挂英国国旗的“高升”号商轮和满载军械的“操江”舰驶来。日军三舰见“高升”号与“操江”舰,立即以“浪速”舰拦截“高升”号,以“秋津洲”舰拦截“操江”舰。“济远”舰借机西撤,日舰以时速22.5节的“吉野”号穷追“济远”舰不舍,“济远”舰抛下“高升”号而走,并发尾砲攻击“吉野”号。

    “济远”舰驶抵威海,并在《航海日志》中捏造战果:“击死倭提督并官弁数十人,彼知难以抵御,故挂我国龙旗而奔”。而后丁汝昌误报“济远”舰击沉“吉野”号。事实上“吉野”皮毛未损,无恙而归。真的悲惨的是“高升”号运兵船!“高升”号被“浪速”击沉,殉难者达七百余人。“操江”舰也被俘虏。

    7月28日夜,日本陆军进攻牙山清军,发生激战,清军不支,退向平壤。这是第二幕。

    8月1日,中日双方同时宣战!

    此后,日军的攻势,呈一日千里之势。8月17日,日军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攻下重兵防守的平壤,镇守平壤的叶志超等人于夜间统率诸军,弃城北走,经过安州、定州,都弃而不守,这是第三幕。

    第四幕,日军把淮军精锐一举赶过了鸭绿江,朝鲜全境落入其手。8月18日,日本舰队在黄海捕捉到了北洋舰队的主力,黄海海战正式登场。

    北洋舰队开始摆出的是“并列纵阵”(“定远”、“镇远”两舰居前),以每小时五海里的速度向西南方向前进。日本则以第一游击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4艘速率最高的巡洋舰为前锋,伊东祐亨自乘旗舰“松岛”,率领本队“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扶桑”紧随其后,正中午时,日本又将“西京丸”、“赤城”移至本队左侧。

    北洋舰队指挥官丁汝昌发现日舰成“单行鱼贯阵”扑来,马上转换思路,采取主舰居中的“夹缝雁行阵”(交错配置的双横队)应对。但由于旗舰“定远”舰航速过快,“济远”、“广甲”等舰未能及时跟上,阵形因此成为半月形而类似“后翼梯阵”。

    12点50分,中日海军在大鹿岛(大洋河口外)西南3海里处同时开火。“定远”号首先发主炮对日军攻击,其余各舰紧随其后陆续开炮,但炮弹出去后却连日本军舰的影子都没有碰到。厄运突然降临,“定远”发炮后,炮弹突然炸膛,震塌船上的飞桥,丁汝昌被掀翻到三米的高空,摔到地上时已不能动弹,同时信旗被毁,各舰失去统一指挥。日本海军第一游击队4舰陆续以其右舷速射炮猛轰“扬威”、“超勇”,二舰厄运当头,被击中后掉头跑掉。日舰“吉野”也被北洋舰队击中起火,但火势不大,很快扑灭。下午一点半左右,“超勇”被击中沉没。

    当日本第一游击队绕攻北洋舰队右翼时,本队也与北洋舰队主力交相攻击。比较倒霉的是日本军舰“比睿”、“赤城”号,它被北洋舰队截住痛殴。“定远”、“来远”、“经远”重创“比睿”、“赤城”。“赤城”舰长坂元八郎太当场被炮弹击中毙命。“西京丸”也受重伤。不过,日本舰队的航速快、便于机动的优点拯救了它们,第一游击队和本队互相配合,至下午两点十五分左右,本队已绕到北洋舰队背后,和第一游击队共同对北洋舰队完成前后包围,北洋舰队腹背受敌,队形更比从前混乱起来。在混战中,“致远”舰多处受伤,船身倾斜。伊东祐亨令第一游击队救援“赤城”、“比睿”。“吉野”冲在最前面,正遇上“致远”。管带邓世昌见不得“吉野”如此猖狂,下令开足马力,准备用冲角撞击“吉野”,希望能和敌人同归于尽。但老天爷不保佑,邓世昌的战舰被日本军舰发射的鱼雷击中,船上250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经远”始终坚挺着,和“吉野”号互相殴打,可惜,它的运气也不太好,中弹起火,管带林永升阵亡,随后,“经远”也沉入海底。“致远”沉没后,“济远”管带方伯谦、“广甲”管带吴敬荣,贪生怕死,临阵脱逃。“靖远”、“来远”因中弹过多,退出战斗,避至大鹿岛附近紧急修补损坏的机器。在“致远”、“经远”等舰同第一游击队激战的同时,“定远”、“镇远”两舰正负隅顽抗着日舰本队的围攻,虽中弹无数,数次起火,全体官兵的斗志却越挫越勇,精神的力量使他们在重伤的情况下重创了日本旗舰“松岛”号,打死打伤炮台指挥官海军大尉志摩清直以下100多人。一个多小时后,之前退出战场修理的“靖远”、“来远”重新投入战斗。

    然而,它们的到来无济于事,“靖远”帮带大副刘冠雄见“定远”号旗桅杆断裂,不能升旗指挥,建议管带叶祖珪代悬信旗集队,指挥各舰绕击日舰。这时,日旗舰“松岛”已经瘫痪,“吉野”也丧失了战斗力,其余日舰也都伤亡惨重,不能再战,又见北洋舰队重新集队,伊东祐亨便于17时40分左右下令撤出战场。北洋舰队稍事追击,但刚才被打得头晕脑胀,所以急忙收队返回旅顺。

    至此,历时5个多小时的黄海海战结束。北洋舰队龟缩到了根据地威海卫,黄海、渤海的制海权全被日军掌控。

    但它的厄运远没有结束。

    1895年1月20日,日本大将大山岩大指挥的日本第二军,包括佐久间左马太中将的第二师团和黑木为桢中将的第六师团,计为两万五千人在日本军舰掩护下开始在荣成龙须岛登陆,23日全部登陆完毕。当时,北洋舰队在威海卫港内尚有各种舰艇二十六艘,实力仍不可小觑。

    1月30日拂晓,日军对威海卫南岸的制高点摩天岭发动攻击。在这里的清军一个营奋起抵抗,港内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来远”等舰也驶至南岸助战。日军经过苦苦争夺,终于攻克摩天岭炮台。

    日军攻占摩天岭炮台后,用炮台的大炮掩护右翼队向杨枫岭进攻。杨枫岭守军一营,在副将陈万清指挥下,抗击数倍于己的敌人,自上午8时至11时,激战3小时,打退了日军多次冲锋,予敌以重大杀伤。敌军冲不上去,就集中炮火疯狂轰击。炮台周围的树木被击中起火,弹药库也被击中,炮台上烈焰升腾,守军伤亡过半,被迫撤退,杨枫岭炮台被攻陷。

    当日军右翼队进攻南帮炮台时,左翼队也向南帮陆路炮台南侧的虎山发起进攻,企图一举攻克虎山,再向北推进,切断南帮炮台清军退路,配合右翼队实行南北夹击。驻守虎山的两营清军奋勇杀敌,炮兵也配合轰击,使日军伤亡惨重。后来,清军由于指挥官刘树德贪生怕死,弃军逃跑而自行溃散,虎山失陷。日军攻占虎山后,向北推进到风林集,切断了由南帮炮台撤下来的七八百名清军的退路。在这紧急关头,海军提督丁汝昌亲自指挥靖远、镇南等4艘炮舰驶到南岸杨家滩附近,用排炮向日军轰击,日军不支,仓惶逃走。被围清军在陈万清率领下突围。

    日军攻下南帮陆路炮台后,立即对龙庙咀、鹿角咀、皂埠咀3座海岸炮台进行海陆夹攻。日军首先进攻龙庙咀炮台,守台的40名清军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

    日军占领龙庙咀炮台后,立即利用炮台上的大炮向鹿角咀炮台轰击,炮台外的长墙被炮火摧毁,日军从缺口蜂涌而上。炮台守军没有近射武器,无法抵抗,炮台被攻占。日军又利用从杨枫岭、龙庙咀、鹿角咀等炮台上夺取的清军大炮,轮番猛轰皂埠咀炮台。为使炮台上的6门15—28公分口径的大炮不致被日军用来威胁刘公岛炮台和港内北洋舰队,丁汝昌派鱼雷艇载敢死队前往炮台毁炮。

    1月30日,日军第二师团进攻凤林集,被北洋舰队的排炮轰退。

    2月1日,日军慑于北洋舰队的炮火威力,不敢沿海岸线进攻威海卫城,而采取从西路迂回的战术。2日,日军探知威海卫城内清军已全部撤退,遂占领该城,并分兵进攻北帮炮台。由于守将戴宗骞贪生怕死,6营守军先后解散或溃散。丁汝昌只好下令炸毁药库。日军不战而占领了北帮炮台。

    威海卫南北海岸炮台既失,日军便以全力进攻刘公岛、日岛炮台和港内的北洋舰队。

    面对日军的海陆夹击,北洋舰队和刘公岛、日岛守军,在丁汝昌的率领下,奋勇抵抗。双方炮战终日,日舰始终未能靠近港口。

    2月4日和5日,伊东祐亨进行鱼雷艇夜袭,击沉北洋舰队的定远、来远、威远等舰,削弱了北洋舰队的实力。

    2月7日,日舰以单纵阵向刘公岛、日岛发动进攻。岛上守军奋勇还击。这一天,守军苦战终日,虽然打退了日舰进攻,却被迫放弃了日岛炮台,损失了全部鱼雷艇,形势更加严峻了。

    2月8日夜,日舰偷袭刘公岛东口,用炸药爆炸防材,使东口藩蓠尽撤,门户洞开。

    在日军围攻日急、援军绝望、军心不稳的情况下,刘步蟾、丁汝昌、张文宣、杨用霖等先后服药自杀。12日,美籍船员浩威盗用丁汝昌名义致书日本乞降。

    17日上午,日军正式占领威海卫,将北洋舰队的舰船俘获,插上日本旗,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山东半岛之战结束,北洋舰队也彻底结束。

    甲午海战期间,京外臣工先后条陈对策,积极主战,汇聚成为一股清流。现在看来,大多数属书生论政,天方夜谭,但他们能先时而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正印证了中国文人士大夫在为难之时的节操。

    中国古语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甲午事起,日兵的调度及其战略,自然受到朝廷一些人的注意。在礼部右侍郎志锐看来,日本与英法用兵不同:“日本人进攻韩牙山被击退后,据说主力部队还有一万六千人,他并未用这支主力去攻击咱们,是因为知道朝鲜平壤有咱们的军队。如果他们攻击咱们,汉城空虚,很担心我军一鼓而下,所以只是以重兵守汉城,沿途设置军事据点,以守为攻,目的是想使我军疲惫。他们开始时在威海和旅顺开了几炮,不过是试探性攻击,只是想知道我们的大炮能打多远,我们的防守阵地有多坚固而已。”所以,他认为日本就像海盗,诡诈多,必须要时刻防范他以后的动向。

    侍读学士(皇家秘书)文廷式说,日本人用兵的方法是从德国那里学来的,因为朝廷和日本人交过手,那么按照德国的用兵策略,他觉得应该,“广筹善法良图,为久持之势。”但这是空话,什么是良图,当时的大清政府根本不知道。

    水师教导员琅威理在给李鸿章的信中道:“中国言战,可百年不匮;若倭人战,不十年必亡灭矣!”

    在这种分析下,翰林院检讨陈存懋具呈,请饬总兵刘永福统领旧部,直捣日本,闽浙总督谭钟麟、台湾巡抚邵友潦、布政使唐景崧筹备军火,以为接应。他们“运筹帷幄”道:“刘永福之军冲其前,福建、台湾接应之军踵其后,日本鬼子肯定自救不暇,必撤兵回援。”

    在刑部侍郎陆学源的折子里,颇能看出这种方法是有许多人响应的:“光绪五年(1879),倭人夺取我琉球,改为冲绳县,从此夜郎自大,总在朝鲜惹事。现在既然已经因为朝鲜二发生战争,我们绝不能被吓住,应该命令正在越南的刘永福带领海军由台湾越姑米洋,直抵那霸,进捣琉球,收我失地,日本人肯定回师救琉球,这就是围魏救赵之策。”

    与其相呼应的是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这位文士建议相机进剿,将海军船只分拨一半,直捣日本海口,则日军必撤回自救。掌湖广道监察御史蒋式芬则指出,海疆万里,处处设防,布置难周,应采“伐楚救江”之计,密遗水师骚扰日本沿海,飘忽不定,使其枕席不安,有反顾之虞,以劳其师,而自形委顿,亦为兵法上策。

    吏科给事中余联沅,密陈直捣日本之策,认为兵贵制人,直捣长崎、横滨之师,最为上著。翰林院侍讲学士、四川学政瞿鸿矶提出,以海军为正兵,直逼朝鲜王城,以沿海渔船、商船为奇兵,三路潜攻日本,使其顾救不暇。

    户科给事中洪良品见时局艰困,为扶危救急,曾密陈直捣日本之计。

    其奏折谓:日本疆域,分八道六十六州,看上去吓人,其实,他是岛国,土地贫瘠,外强中干,这样的蕞尔小国本应该安分守己,所以敢千里奔袭我国,是因为看到我国武备废弛,人人都不想打仗只想讲和。现在战争既起,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日本北为对马岛,与山东的登州遥遥相望,南边是萨峒岛,与浙江的温州、台州遥遥相望。它的长崎一岛,与浙江的普陀东西对峙。厦门到长崎,北风由五岛入,南风由天堂入,五天时间就能抵达,既然他们能来打我们,我们也能去打他们。他们能渡鸭绿江而西来,我们也可以渡对马岛而东去。现在,他们倾巢而出,大本营必然空虚,我们只需要勇武士兵二万人,直直捣日本,扰其长崎、鹿岛、横滨、神户等处,径逼王京,它必回师救援,我们的陆军再在他们回去的路上设下埋伏,必然会把他们一网打尽,要他们知道中国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洋洋洒洒一大堆,这些人却忘记了当时朝廷的腐败已经无兵可派,无人可遣了。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忻就说,“时已无可战之船、无可任之将”,他奏请罗致闽粤渔民商船,潜行骚扰日本沿海港口。此外,他还多次以整顿海军,攻其所必救为请。

    光绪二十年(1894)十二月间,张仲忻又奏请饬令刘坤一总统海军,分为数队,以一队隶南洋而扰日本,以一队驻北洋而保京畿,以剩余的军舰为游击救应之师,水陆并举,以期收复失去的城池。

    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十四日,他又给皇帝上书分析说:“日本倾国而来,是因为他们不担心咱们的海军攻击他,现在如果用海军去攻击他,他必然失败。”

    然而,他自己也知道,在无可战之船,无可任之将,海战节节失利的情势下,劳师袭远,实不足恃。即使派出军队,也只能是徒劳无功。

    大概是在直捣日本计划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下,有人提出了持久作战计划。候补上事王荣先、鲍心增分析胜负的形势说:“日本蕞尔小国,像个小孩,气力有限,绝不能持久,但我中国地大物博,千百年的战争历史都验证了,人材愈战愈多,兵力愈战愈强。我们绝不应该向他们议和,应该跟他们打持久战,让他们疲惫不堪之下,自动投降。”

    这意思是说,中国地大物博,兵源充足,长期抗战,可以转败为胜。两江总督刘坤一也主张长期作战,认为“现在既然已经打起来了,那就给他点颜色瞧瞧,即使短时间内我们处在下风,但只要坚持就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因为日本国小民贫,根本支撑不了长期战争。”

    翰林院编修丁立钧条陈和战利弊时,估计日本所能相持的时间,不出四五个月,中国当通筹战守之策,静以制动,坚持长期作战,俟其势穷力屈求和,就是所谓一劳永逸的办法,否则轻易许和,必然不开列强瓜分之例,后患无穷。

    然而,这一切都随了甲午战争的赔款而结束。有人说,倘若能实施这些人所建议的计划,很可能会有一星半点的成功。但是,如果我们分析一下甲午战争的失败,就可以知道,即使计划真的实施,也只能以失败告终。

    1894年,中国战败,而且是与日本交手以来败的最惨的一次。

    关于中国大清王朝的海军惨败于日本海军的原因,有无数种说法。但有一个说法是最靠谱的,那就是,政治腐败下不可能产生优秀的军队。

    我们可以用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为什么北洋海军会惨败于日本海军:“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七月九日,循日本政府之邀请,李鸿章特派丁汝昌率定远、镇远等六舰驶往东京湾正式报聘。一时军容之盛,国际侧目……那时恭迎恭送,敬陪末座的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和东京湾防卫司令东乡平八郎,就显得灰溜溜了。东乡原为刘步蟾的留英同学,但是当东乡应约上中国旗舰‘定远’号上参观时,他便觉得中国舰队军容虽盛,却不堪一击——他发现中国水兵在两尊主炮炮管上晾晒衣服。主力舰上的主炮是何等庄严神圣的武器,而中国水兵竟在炮上晾晒裤子,其藐视武装若此;东乡归语同僚,谓中国海军终不堪一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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