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找我父亲谈话：“会不会掌勺？”
“是说烧菜吧？不太行，嘿嘿。”
“会不会洗菜切菜？”
“不太在行。”
“不会偷东西吧？”
“这个，可以肯定不会，嘿嘿。”父亲笑着。
“那就行，明天你就去食堂上班吧。”
父亲在车间干活，连续五年评上工作积极分子，还成了党员。负责职工福利的副厂长把父亲带到食堂的仓库，里里外外讲了一圈，最后把一辆负责采买拉货的三轮车交给了父亲。
父亲便骑着三轮车回了家。第二天一大早，他就骑着三轮车去菜市场买菜。每次总要装满满一车，再“吭哧、吭哧”蹬着，骑到厂里。很重！要管全厂两百号人吃饭呢。
一身腥臭味的父亲骑着三轮车回到黄府巷小弄堂歇息的时候，总会引来一群小孩爬上爬下，争抢着坐车，嘴里学着汽车的喇叭声“滴滴、滴滴”，比划着开汽车的样子。家长见了，往往就训斥：“下来，快下来，弄坏了，赔得起吗？”
有邻居过来，面带疑惑，问我爸：“老杨，怎么改行了，去食堂工作了？”
“是啊，是啊。”父亲总是笑嘻嘻地回答。
“真是命好啊。好，好，食堂干干，油水足啊。”
左邻右舍都羡慕。那种羡慕的样子，放在当下说，就如同挤进了公务员队伍。那个年代，物资短缺，农副食品紧张，菜篮子成了每一个家庭最棘手的大事。邻居的意思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啊，那个，总归好处多多——话里有话，话外有音。
父亲依然“嘿嘿”笑着，不加任何辩解。
可不是吗？我们家那个时候，一日三餐相当窘迫。时常是这么一种样子：父亲刚领了薪水那几天，晚饭时家里的饭桌上会看到一碗红烧肉或是一盘小杂鱼之类的荤菜。过了一旬，就只有蔬菜了，豆腐干啊，大白菜啊，这样还算可以的。再过一旬，桌子上常常就只有一盘咸菜了。早上，泡饭就咸菜，中午红薯米饭就咸菜，或添个咸菜汤；晚上还是一盘咸菜，只是就剩下小半盘了，菜少，盘就显得大，那只白瓷盘看着空落落的。
家里有三只咸菜缸，每当没有钱买菜的时候，父亲总会从咸菜缸里捞出几把咸菜，房间里便弥漫着一股酸溜溜、臭烘烘的咸菜味，且弥久不散。咸菜都是自家腌的，常年不断。
“怎么还是咸菜啊，这股子味道，闻了就想吐！”我时常这样向我爸妈“抗议”。
这时，父亲会说：“过两天发了工资，就能买些肉，叫你妈好好烧碗红烧肉了。”
“那要等到哪一天啊？”说这话时，我的嘴巴里已满是口水。
“快了，快了，再忍忍。”
“难闻死了，我不吃了！”
半夜里我饿醒了，忍不住悄悄到厨房间盛了碗冷饭，倒几勺酱油、一勺猪油，三两下一拌，“呼啦啦”地就下了肚。第二天，母亲发现猪油缸里的猪油有一个勺坑，就问：“怎么又偷吃油啦，就这么一点油烧菜用，省着点吧，小祖宗！”
要说现在，我父亲有幸调到食堂工作，家里的饭桌上多少会有一点改变吧？不见得，在当年的那个年代，黄府巷的弄堂人家，到夏天往往是这样一道景观：当热辣辣的太阳一落，各家便会出来往弄堂地上泼一圈水，一俟水干，家家户户把小板凳往家门口一摆，就准备着坐到弄堂里吃饭。吃饭的当口，左邻右舍爱串门，还总端着个碗，一边吃饭，一边串门。
“哎，我跟你说啊，阿林家的闺女谈上对象了。”
“听说男的是从部队里下来的，在食品烟糖公司工作，还是个当头头的。”
“哦，阿林家这个闺女看不出啦，老鼠掉米缸了，命真好。”
这样家长里短、东拉西扯，闲聊着忽然会把眼睛扫到小板凳上的盘里碗里。“哎哟，还有鱼啊，真会过日子，我们家那两张鱼票老早就用掉了。”
“是啊是啊，你尝尝……”
“我尝尝？不好意思了，你们家这个烧法，味道肯定好。”
夹上一筷，咂几下嘴巴，连声说：“好吃，好吃。”顺便着把自家老婆的厨房功夫又贬低一回。
也有遇到很尴尬的：有小孩不懂事，见到人家在吃肉，上前蹭了一块，不过瘾还要，往往会被家长拖到屋里打屁股。“嘴巴这么馋，长大了肯定不是个好货。”听着这样的责骂，大人心里都不太好受，再给一点吧，自家的肉才一小盏；不给吧，这一声声的哭，真挠心。
弄堂里，比较喜欢串门的是大嬷。
大嬷也算是黄府巷里一位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她是居委会的副主任，管理着弄堂里大大小小的事务。大到国家大事，比如最高指示下来，召集大家游行、贴标语、教大家喊口号；小到邻里纠纷、婆媳不合、分发老鼠药等等，事无巨细，一一管着。
大嬷的思想觉悟很高。她家里贫穷，从小给人家做童养媳。这样的出身，自然深得上面的器重。派出所有人下来，穿一身蓝色警服，推着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走街串户。那个时候大嬷总是陪在民警身边，从巷头走到巷尾，神情严肃，指指点点，向民警汇报着巷子里的情况。
有一天，是夏季的傍晚，大嬷看见我父亲那辆三轮车的车板上还落了半截带鱼。那截带鱼很小，约莫两个指头那样宽，已经没有了下半段的尾部，身上的银色鱼鳞都没有了，闻着腥中带臭。大嬷绕着三轮车转了一圈，冷不丁叫了起来：“老杨啊，这条带鱼怎么回事啊？”
父亲闻声急忙出屋：“哟，哟哎，是我粗心，落下了。”
“粗心？这怎么可以，这可是公家的东西啊！”
“是的，是的，都怪我不好。”父亲连连点头自责。
大嬷还是不依不饶：“我看这样，你赶紧拿到厂里去。”
父亲拿起那一截带鱼，闻了闻，说：“好像有点臭了。”
大嬷眉头紧锁。“臭了！？”她顿了顿，越发严肃地发话，“臭了，也是公家的带鱼啊！”
我妈从屋里跑出来，朝着我爸发火：“你这是怎么了，连大嬷的话也不听，磨蹭什么？快送厂里去吧。”
父亲本来正在吃晚饭，此时赶紧放下碗筷，把那半截带鱼放在一个竹编的篮子里，上面盖上毛巾，就奔厂里而去。
大嬷庄严伫立，目送我父亲出了弄堂。
父亲提着半截带鱼出了弄堂，已是万家灯火时候，心里忐忑不安起来：这会儿把带鱼拿到厂里，没有人验收入库不说，关键是怎么解释这半截带鱼的来龙去脉？即使解释清楚了，这半截带鱼发臭了是谁的责任？唉，真是背运。而且问题是，现在拿着半截带鱼去厂里，说不定就成了自找麻烦的开始。运动时期，这种例子可是太多了。唉，这可怎么办呢？
父亲这样想着，不禁放慢了脚步。在街上溜达了好几圈，还是想不出一个万全之计。就这样，一直到夜深后，父亲只好偷偷溜回家，把那截带鱼也带回了家里。
走得一身汗水淋漓。
“交了？”我妈问。
“没有。”
“那你怎么回来了？”
我爸把自己的疑虑告诉我妈，我妈觉得我爸言之有理，也跟着一筹莫展起来：“这可怎么办啊？”
过了好半晌，我爸终于下了很大的决心，他对我妈说：“我看还是这样吧，用盐腌一下，弄成咸带鱼，或许还坏不了。”
“对对，咸带鱼有点臭没事。”
夜里，我爸妈把半截臭带鱼小心地洗了一遍，切成一小段一小段，再用盐腌上了。过了两天，正发工资，我爸拿油票买了半斤菜籽油，趁着夜深人静，热上油，把那几小段带鱼煎了一下，顿时屋子里充溢着一股子油香味。
正忙着，突然间有人敲门，还直着嗓门喊：“老杨啊，还没歇着啊，忙什么呢？”
我爸一听是大嬷的声音，顿时紧张起来：“没忙什么，没忙什么。”
“笃笃、笃笃”敲门声持续着……“老杨，你开开门，我有话跟你说。”
我爸给我妈使了一个眼色，我妈意会地赶紧拿起灶台上那一小碗油煎带鱼，去了里屋。里屋是我爸妈的卧室。我爸机敏地把锅盖盖上。
开门，大嬷进屋来就说：“哎哟哟，好半天才开门，到底忙什么呢？”
“坐坐，坐。”我爸打着哈哈。
大嬷说：“哪有闲工夫坐啊？这不，马上要召开党的‘九大’了，每家都要做一朵大红花，游行要用的。”
我妈问：“要多大的？”
大嬷说：“大小都可以，都是代表一颗忠心向着党。”
交代了做红花的事，大嬷就走了，临出门，嘴里嘀咕：“烧什么呢，我怎么闻着有一股子油煎的味道？”
父亲不敢接话，只搪塞说：“啊……也没烧啥，炒个咸菜……大嬷，慢走，慢走。”
送走了大嬷，我爸急忙关上门，转过身来就问我妈：“带鱼呢？”
我妈把我爸拽到里屋，指了指床上，床上平铺着的床单中间的位置鼓鼓囊囊的。我爸掀开床单，见到那一小碗还带着热气的油煎带鱼。
我爸开心地笑了：“你可真会找地方！”
我妈说：“我都急死了，找不到地方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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