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最早是住在黄府巷的。但我妈说不是，一开始是住在天井澜那儿的。那儿的房子是我爸的师傅的。我爸的师傅那一年出了事，劳改去了，师母生病没人照顾，我们一家子就暂时住了过去。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呢。谁知道啊，反正，我只知道我们家一直是住在黄府巷的。
黄府巷的房子是这个样子的：先要走过一条弄堂，弄堂不宽，但长长的。东边一侧是一堵长长的墙，有窗户，没有门。西边一侧那可热闹了，挤挤挨挨，一家连着一家，大多是平房。东边的那堵墙刷得白白的。紧贴着白墙栽了三棵苦楝树。白日里清清静静的，有穿堂风吹进来，苦楝树的枝叶就在风里沙沙作响。秋冬时节，苦楝树的叶子枯黄了，风吹得一地落叶在弄堂里轻轻飘起，又轻轻落下……
弄堂的尽头就是我们家。一扇木门，外边是黑色的，里面是朱色的，门上一对铁拉环。夜晚关上门，敲门的人就轻扣拉环，“嗒嗒嗒”。里面的人听了起身，卸掉一根长长的木栓，“咿呀”一声门就打开了。
大门里头是个小小的天井，右侧院墙上有一个很大的“福”字，是用水泥堆塑在墙上，然后再镂刻出来的。“福”字被涂上朱红色，只是年久色衰，颜色斑驳黯淡。那字写得神采飞扬，那个“礻”字旁很像一只白鹭，白鹭嘴尖尖的。走进院门，天井的左侧是一间客厅，摆着一张长条香案，香案上有水果和香炉，香炉里插着几柱香。香燃着的时候，青烟袅袅，上方那张发黄的人像便氤氲在那种虚幻之中。估计那是房东先人的遗像。客厅右边是一间厢房，那里便是主卧了。左边也有一间厢房，前半间是别人家的房子，用木板壁隔开来；后半间房才是自家的房间，当作了厨房灶间。这样的房子不仅不能说大，多少还有一点逼仄。唯一过得去的是，有一个八九平方米的天井小院，夏日可以乘凉，如果再种上几盘花草，绿意盎然，一定特带劲。
我说的这房子，原来是这个样子的。但自从我们家搬进去后就改变了。这就是说，原来这房子不是我们家的。是的，是别人家的。这户人家姓步，叫什么我不知道，好像没有人提起过。家里只有一个儿子，大伙儿都叫他步军。步军他妈早年病故，没有几个邻居见过她的模样。步军的父亲民国时期做过监狱的牢头，会一些拳脚，好像是打南拳的。夏天里，他脱了外衣，一身肌肉鼓凸，蹲一个马步，“嗨”的一声出拳，呼呼有声，还总爱穿黑色的纺绸褂子。一看这人的样子，很容易联想到电影《小兵张嘎》中的那个汉奸翻译官，怎么看也不像一个好人。在那个年代，政府把这个姓步的划分成坏分子，把他的房子“经租”了。后来，就“经租”给了我们家。
“经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政府把他家的房子给收缴了，然后由政府房管部门经办给租出去。我们家就“经租”了政府的房子。在租赁关系上，我们家和政府发生关系，和这个姓步的没有关系。我们家把租金交给政府房管部门。再比如，房子有什么地方损坏了，漏雨水了，可以找政府的房管部门修理。打一份报告，居委会盖个章，送上去。过一阵子，房管部门就会拉来一板车砖瓦，很快给修缮好。
房子本来就不大，我们一家一进来就有点挤了。房管部门想出办法，把客厅和客厅边上的右厢房“经租”给我们家。打个比方，如果说这房子好比一头猪，那么客厅和客厅边上的右厢房就是猪的后腿部分——这可是房子最精华的部分。房管部门同意在院子里横着砌起一堵墙，隔出一个小房间，给老步的儿子步军住，老步本人住到客厅左面那半间厢房，也就是原来的厨房灶间里，搭铺一张床，灶间和卧室就两者兼顾了。这样的安排，显然有点喧宾夺主，外来“经租”的房客倒住上了大的房间。但是，那个时候政府就是这个意思，就要让坏分子难堪，就要管制他们，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呢。我们家，当然是工人阶级，是领导一切的国家主人翁。
在这样的比棚户区稍强一点的弄堂住所生活久了，倒也慢慢适应，适应了那种野草满地的原生态，透露出一种自然，还有温馨。
就说我们这条弄堂的清晨吧。天刚露出晨曦，微微发亮，弄堂口就会有一些声响。先是一辆粪车过来，“咔哒”一声，铁栓往地下一支，停妥了，就把大粪箱的盖子掀开，发出很大的声响。接着就会听到倒粪的环卫工人亮出大嗓门：“倒马桶啰——”尾音拖得很长，活像一阵响雷滚过弄堂。“雷声”滚过后，整条弄堂就醒来了。家家户户的男主人起床，叫醒睡眼惺忪的孩子们，起床再撒一泡尿，连声催着：“快快，倒马桶的来了。”待家人都撒完尿，再把马桶拎到自家门口。那个倒马桶的环卫工人力气真是大，常常是腰里夹一个，手里提一个，健步如飞。
当然，也时不时地有居民和环卫工人闹得不开心。比如，埋怨环卫工人做事太粗心，没有把粪倒干净，以致刷马桶的时候感到太恶心。还有就是，动作太大，把马桶上的桐油漆刮掉一块。那个年月，一个新马桶值不少钱呢。居民心疼自家的马桶，就责怪：“阿林啊，你和我们家的马桶有意见啊，马桶又不会说话，它也没有得罪你啊。”
那个叫“阿林”的环卫工人有时也犯犟驴脾气，回话时牛气十足：“谁让你们家吃多拉多，马桶这么满，比棺材还重。”
这个环节过后，就轮到一干人站在弄堂里靠白墙的阴沟边上刷马桶，那一刻的景象可谓“蔚为壮观”。当然，刷马桶这件开门大事情，大多是女人干的。这个活在传统观念里被认为属于“勿净”的，男人做了会触霉头、沾晦气，以至于不得出头；而女人本来就是“勿净”的，所以干这个没事——这是我小时候听大人们讲的传统的生活经。女人们往马桶里倒一点井水，拿把用毛竹劈扎的马桶刷或是“上了年纪”的秃头的竹扫帚，“沙沙沙”，顺着马桶的桶壁打顺指针或逆时针的圆圈，刷得干干净净以免积桶垢（当地人习惯把马桶垢叫“粪霜”，据说可入药），讲究一点的还会往马桶里倒一点硼酸除臭。这个场面有些像竞技比赛，比技巧，比力度，比速度。那些刚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女人，头发披散，妆容未整，一脸慵懒的神色，穿着花裤衩花布衫，露着白花花的大腿，扭动着腰肢，把马桶刷得“沙沙沙、沙沙沙”，“沙沙”声此起彼伏，汇聚成一种颇具震撼力的晨曲。
“今天，菜场里有剥皮鱼卖，一角两一斤。”
“听说都是断头的，不新鲜。”
“阿兵他爸，今天怎么叫你刷马桶啊，你家阿华呢？”
“啊，啊，她呀……回孩子姥姥家了。”阿兵他爸回答得多少有点含糊，缺那么一点底气。实际上，弄堂里无论谁家有丁点响声整条弄堂都知道。这些一大早刷马桶的娘们哪个不知道，前几天阿华和阿兵他爸闹不开心，吵着吵着，就奔娘家去了。
……
就这个弄堂人家的孩子就听着“沙沙沙”的马桶的晨曲，听着弄堂的家长里短，慢慢长大。
长大了，就意味着住房更加逼仄。
我们家一共六口人，我爸妈有四个孩子，三个男孩、一个女孩，我是最小的。孩子一大，睡觉就成了问题，床小睡不下，要添床；再说女孩大了，也需要一个人睡一张床。真是伤透我父母的脑筋。还好，我爸的二弟，也就是我们的二叔在家具厂做木工。二叔叫了一个工友帮忙，一起来我们家重新归置房间。先是把右厢房一隔为二，分成前后卧室，前边给大哥二哥住，后边给姐姐住。客厅再隔出一个小房间，给我爸妈还有我住。
在隔客厅的时候，老步非常不高兴，走进走出，怒气冲冲，碰到一张木工凳子，飞起一脚把凳子踢得远远的。
我二叔见状便笑着说：“哎，你踢我凳子干什么，你说一声我挪挪不就好了嘛，用得着花怎么大力气？”
“你们这样搞，我们怎么走路啊？”老步眼睛瞪得圆圆的，我真担心我们家几个人不经他打。
“你只管走你的路，我们会把路留出来的。”这是我爸回答老步说的话。
他们说的这些话，其实背后都有很多潜台词。这些潜台词就是，我们家在分隔房间的时候，曾向房管打过报告。报告说，工人阶级的孩子们正在长大成人，需要政府给一些房子居住，如果政府给不了，那我们自己解决。房管部门派人到我们家来核实了，这里指指，那里点点，就确定了我们家的归置计划。这个计划没有通报给原来的房东老步，房管部门认为这房子政府拥有管辖权，和原来的房东无关。
房管部门来人的那一天，正好被老步看到了，老步焦急地插话：“怎么，要隔断啊？客厅不能隔断；隔断了，我们家怎么走啊？”
房管部门的人瞥了一眼老步：“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
老步就低了头，嘴巴嘟囔着：“这是我们家的房子啊。”
“你再说一次给我听听，这房子是你们家的？”房管部门的人抬高了嗓门。
老步就不敢再说什么了。
客厅最终隔出了一个房间，当然留出了一个通道，让老步能够顺利走到他的厨房灶间里去。
隔断的木板，是东拼西凑拼出来的，有旧的木板料，有从包装箱上拆下来的木板。尽管二叔的木工活不错，但终究还是透风、不密实。最后我妈去废旧收购站买了几斤旧报纸，用了两天工夫把旧报纸一一贴上。晚上躺在新隔出来的卧室里，闻着一股子浆糊的味道，我爸妈脸上笑开了花。
我爸说：“嗨，躺着还可以看看报纸呢。”
老步终究还是咽不下这口气，时常要生出一些事端来。他最常用的手法就是，走过客厅里隔出来的过道的时候，冷不丁用拳头猛地砸一下板壁。早上或者夜间，我爸听到这样的砸击声还好，但我妈却被老步的突然袭击惊得直拍胸口，说：“吓死了，吓死了。”我爸则从床上腾地坐起来，侧耳听听，像是等下一次的砸击一到，就要起身和老步论理。但是，老步往往就来一下，再没有了下文。因此，我爸也没怎么和老步正面交过锋。
夏季天热的时候，老步把上身脱得光光的，下身只着一条肥大的裤衩，仰面躺在一张竹椅子上，呼呼大睡。他脑袋扭到一边，口角流涎；两腿分叉，裤裆口那儿露出一团黑乎乎的玩意儿。那张竹椅子正好堵着一个过道。我们家有时候也得从这儿过，男人还可以接受，从竹椅子边上踮着脚，找落脚的地方慢慢挪过去。女的就很是尴尬了，走过一个只穿短裤衩的男人身边总是一阵提心吊胆，甚至毛骨悚然。
我妈忍无可忍，跟老步吵了起来，我妈说：“好狗不挡道！”
老步说：“天太热，我没有地方睡，只有这里还有一些过堂风。”
“那你把衣服穿穿好呀。”
“穿得上吗，一身痱子！”
居委会有个组长，听说这事后，跟老步说：“你要注意啊，赤身露体的，影响社会风气。”后来老步被居委会叫去写了一份检讨，老实了许多。虽然他还躺那过道上睡觉，但是裤衩那儿多了一条纺绸衣裳盖着。
紧挨着我们家隔山墙的那一户人家，也是多子女家庭，五个孩子，比我们家还多一个。一个女儿是老大，大了嫁出去后，四个儿子像雨后春笋一般“唰唰”地长起来。一个接一个地谈起了恋爱。这户人家的男主人还是很能干的，给居委会一连打了很多报告，要求改善住房。居委会的大嬷也帮着跑了几趟房管部门，居然给批准了。
马上要拆旧房子盖新楼了！这个消息，是那户人家的男主人跟我爸打招呼的时候，我爸才知道的。
“我们家要砌新楼了，盖三层。你们家的隔山墙是木板的，到时候要拆了，我们就共用一堵隔山墙吧，这样省地方。到时候，你们家砌楼的时候就省了砌一堵砖墙。”
我爸感到非常震惊，一是为同样身处陋巷的邻居居然有这样的财力可以把旧房子拆了盖新楼，再一个就是诧异邻居居然有这样的神通，盖新楼能获得房管部门的批准。
我妈总结说：“人家呀，识文断字的，很有一点墨水呢。”我妈认为是这户人家的报告写得好，我爸则不以为然。
邻居家砌隔山墙的时候，和我们家吵了一架。原因是把旧的木板墙拆掉后，中界线不太明晰了，邻居家就让泥水工把中界线往我们这边挪了挪。等到砖墙砌了一人高的时候，才看出来，那面墙分明往我们家这边挪了五六厘米。我爸一定要邻居拆掉重新砌，让这堵墙恢复原来应有的位置。而邻居家则坚决不同意，坚持认为并没有多少移位。他们那一边是五个男人——四个儿子加上一个老子，我们这一边是三个男人——我爸加上我大哥二哥，那时我还在念小学，根本算不上一个战斗成员。以这堵墙为分界线，两边的人唾沫飞扬针锋相对地对峙着。老步也加入到支持我们家的行列，因为受邻居家的建房影响最大的是老步家，老步的那一间卧室兼厨房的两侧墙壁完全被拆空了，得有半个月时间，在无阻无挡的房间里吃喝拉撒。老步主要的动作就是站在我爸的身边，对方的人一近身，老步就以劝架为由，轻轻松松地把对方推开。老步的功夫真是了得！
就差点要打起来，差点要动刀动棍了。房管部门的人闻讯及时赶来，看了现场，两边都做了工作，说这堵墙是有些过了，这样吧，在分摊费用的时候，就少出一点，少二十块钱吧。那时我爸的工资是三十六块。
“讲话要凭良心啊！这样倒还有一点道理。”我爸这样说，胸脯一起一伏。
这件事就以减少共用墙的分摊费用，作了一个了断。
邻居家住进了新砌的三层楼房子，对应他们家的欢天喜地的，则是我爸妈的唉声叹气。好长一段时间里，我爸妈几乎是在叹息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我老爸的背好像更加佝偻了。
后来，我爸也开始找人写报告给居委会，也找房管部门要求砌楼。但我们家紧邻的另一户人家不同意，不给签字。因为他们家房子的窗口正朝着我们家准备砌起来的隔山墙，他们家早就是两层楼了，我们家一旦砌了楼，必定会遮挡他们家的窗户，这显然是不可以的。
就这样，我爸递上去的报告一直没有被批准，我们家盖楼的宏伟计划就这样泡了汤；可悲的还有，隔山墙的分摊费用算是白搭了。
那时候，我爷爷每月从乡下来我们家一次，后来我才知道爷爷是来向我爸拿生活费的。每次来，爷爷总是挑着两个南瓜，或者一笸箩番薯干来。我爸妈招待爷爷吃好喝好，爷爷住一宿两宿也就回去了。
有一回正吃着饭，聊起家里住房的事，我爸突然生起气来。
“你这个人啊，只知道小心小心，一辈子做不成一件事！”我爸这话是说我爷爷的。他平日一直待我爷爷和声悦气的，从没红过脸。这样说话，都让我妈吓了一跳。我爸也根本不理睬我妈眨巴着眼示意不要再说，还是继续生气地说下去：“你倒说说看，本来我已经看好道前街菜市场那儿的一间三层楼房子，还付了定金，可你就是不同意。”
我爷爷满脸通红，一言不发。
我爸再说了几句，我爷爷筷子一放，拿起扁担，两头一挑笸箩，就出门直接去了马道埠头，坐船回乡下去了。
大哥就问我妈：“我爸说的事是真的吗，我们家原来是准备买房子的吗？”那时大哥正在谈恋爱，自然会对房子的事情特别在意。
我妈说，你爸付了人家的定金，本来指望你爷爷帮一点，你爷爷说没有钱，说你三叔马上要结婚了，要用钱。你爸又说，那就把那张金漆雕花的大床卖掉。你爷爷说，这也不行，那张床卖掉得来的钱，还是要用在你三叔身上，给他娶媳妇用。那时，正逢你三叔从部队复员回乡，岁数不小了，你爷爷正着急给他讨媳妇。
我爸本来不喝酒的，一说起这件事，他的酒量就上来了，一口干掉爷爷没有来得及喝掉的黄酒，气呼呼地说：“那是一间好房子啊，从底下到三楼全是新木料做的，三层楼啊，才一百二十块钱，卖掉那张床钱就够了，可是你爷爷就是不同意，硬是给拗断了这件事。唉！”
说着说着，父亲的眼里还泛起了泪花。
父亲讲的那张金漆雕花木床，是一张十分了得的床，有两组屏风分隔，组成一个整体。外边一侧，叫做“踏步”，放一张梳妆台，还有马桶。里面一侧就是睡的床。那些屏风很是考究，镂空雕花，还用金粉描绘，雕刻着一幅幅戏曲的场景。可以说真材实料，透着稳重大方，结实大气。这样的床出让的话，可抵不少钱呢。
这张床最终还是卖掉了，卖得的钱全被我爷爷拿去给我三叔娶媳妇用了。
我爸最终没有买成房子，还让人家吃了定金。这件事就成了我爸终身的一大憾事，也成了他与我爷爷之间的一道深痕。
整天面对着近在眼前、高墙耸立的崭新楼房，面对着原来的房主老步的无事生非，我爸妈自然生出一种矮人一等的感觉，且年复一年地在这逼仄的空间里生息。
后来，我姐随着上山下乡的震天锣鼓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去了。她走时，对我大哥说：“我那间房给你吧，你可以常带你那对象来家坐坐。你就对她说结婚的房子没有问题了。”我大哥满心欣喜，但没有出声，因为我姐说话时已是泪眼婆娑。我姐的“支边”多少还是有一点无可奈何的，因为担心家人受不了街道和爸爸厂里整天的动员——那种动员非常简单，就是谈话，不让做工，让你一直听铿锵的敲打锣鼓声。
我姐走后，我大哥的对象时常来家里，她一来就呆在原来我姐的那间屋子里，和我大哥在一起，老半天不出来。出来的时候，还总是一脸红晕，灿如春花。大哥的对象真好看。
有一天晚上，我大哥刚送走对象，我爸说话了：“哎，那女的……听说是农村户口，这个不行啊！”
我大哥说：“城里人看得上我们家吗，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子？”
我爸就眨巴了几下眼睛，嘴巴里说不来一句话。
这时我妈接口说：“老大啊，我们一家本来就是从乡下来城里的，好不容易成了城里人，现在你却去讨一个乡下老婆，这不是又回到乡下了吗？”
我大哥没回答。他和我爸妈的对话也没再继续。我大哥还是娶了那个农村户口的大嫂，那一间右厢房的后面半间成了他们的婚房。房间里有一扇窗户是朝西的，夏天太阳西照时，房间里热哄哄的，热得像蒸笼。但是大嫂没有怨言。
我大哥大嫂后来做服装生意，赚了一点钱后，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了一间房子，是新的，所谓的商品房，那是温州城第一批商品房。
进入八十年代，政府给老步家落实政策，把“经租”的房子还给了老步。但当时我们家还是没有房子，也没有地方可以搬出去。因此，老步以及老步的儿子步军就加紧了催促我们搬家的节奏。两家在一扇院门里生活，矛盾就更加激化了。
所幸我爸厂子里盖了几幢宿舍楼。我爸是年年先进工作者，又是无房户，1983年那一年，我们家终于分到了厂里的房子。那幢宿舍楼在温州的洪殿，那时还没有洪殿新村，这里只是一片田野，与市中心离得老远。
厂里的红榜宣布结果后，我爸几乎天天骑着自行车去洪殿看房子，生怕房子自己会飞走似的。回家时，那双军绿色的解放鞋时常沾满了泥巴，我妈老半天也刷不干净，说：“咋又去洪殿了？”
“哎，看看……今天开始拆脚手架了。”
“那不就快完工啦？”
“是哩！”我爸乐得嘴巴也合不拢了。
终于拿到新房钥匙了。我爸妈商量着去买了那时最好的涂料，把房间的四壁刷成一片湖绿色，地上还打了水泥石英。我爸蹲在地上一个劲地磨啊磨，把水门汀磨得光亮如镜。搬家那一天，我爸妈和黄府巷的邻居们告别，请大家有空到我们的新家玩。在邻居们此起彼伏的啧啧称道声中，装满了我们家旧家具的人力车缓缓驶离了弄堂。
……那条弄堂，有三棵苦楝树。
我看见我爸妈脸上笑颜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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