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曾经四次立下遗嘱。

    1932年，日本在上海接连挑起事端。冯玉祥满腔热情地赞扬奋起反抗的驻沪的十九路军“英勇可嘉，实抗日之先锋队也”，却遭到当局投降派的极端不满。冯玉祥感到生命受到威胁，为防止不测，特于1932年6月14日写下了第一个遗嘱，内容如下：

    我是当兵出身，我是穷小子出身，我是工农的子弟出身。我是为大多数工农群众谋最大幸福的，我是为民族求独立解放的。凡是有此决心而实行的，都是我的好朋友、好同志；凡是真能铲除不平等，都是我的同路人；凡是为自己打算而自私自利的，即是我的仇敌。至于我的子女一切，我亦不问，给他们自由发展……我的尸首最好是火化了，不论埋在何处均可。我是研究唯物史观的，什么鬼神我全不信，万不可以什么宗教形式来葬我。

    此嘱。

    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建发动政变，成立中华共和国。冯玉祥极力支持，并发去电报，盼望他们能为人民挽回劫运。他的活动遭到国民党一些大人物的反对和记恨。在当时的形势下，冯玉祥随时准备接受反动派的通缉、坐牢和枪决。为此，他于1933年11月29日又一次立下遗嘱，部分内容简要如下：

    我父亲、母亲的坟埋在峪道河，我死了亦埋在他们附近，常常在一起，我平安也。

    我若是即刻为国家、为革命死了，我身后没有事可办，没有家可分，即照我写的这几句话做即可以了。

    ……

    这个遗嘱，表现了他为国家前途而甘愿牺牲自己和家庭的革命精神。

    “七七”事变前夕，冯玉祥在南京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为了抗日救国，他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在1937年7月1日又第三次立下遗嘱，简介如下：（一）非抗日不能救国；（二）要抗日须得民心、军心；（三）为抗日须找专家；（四）贫苦大众是国家的根基；（五）所得税遗产必收，以速供国防用。

    日本投降后，冯玉祥的爱国言行再次遭到反动派的敌视。为防不测，1948年2月10日，他在自己的笔记本里用毛笔写下了最后一份遗嘱，再次谴责独裁统治的暴行。并说：“……（五）我没有什么东西，有几间房子都交给李德全夫人。（六）我死后，最好焚成灰，扔到太平洋。如果国内民主和平，真的联合政府成立了，那还是埋深六尺种树，不把我的肥料白白的完了，将来树长成，给学校和图书馆作桌椅用。（七）至于我的孩子……只要他们自爱，有双手就不会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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