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日军由长沙水路进逼九江，赣北游击队司令杨遇春少将决定将在庐山避难的万余民众疏送下山。下山的几条主道均被日军封锁，难民们只有从山南荆棘丛生、险峻难行的庐山垄小道下山，但无法将婴幼儿带下山。万般无奈中，一些难民被迫忍痛将幼儿弃之道旁。杨将军见状，即令人沿途将婴幼儿拾抱集中。正当杨将军为安置婴幼儿焦虑时，在庐山休养的美国姑娘布朗挺身而出，将这些几个月到三四岁的婴幼儿全部收留。杨将军将指挥部一座大别墅让给布朗小姐作孤儿院，并命名为“快乐家”。布朗担任孤儿院院长，聘请了管理员、保姆和幼儿老师，并让孩子们以管理员胡安德女士的姓为姓，取名胡美玲、胡美霞、胡美则，等等。

    布朗时年二十九岁，其父是著名的外科医生，她从护校毕业后在慈善机构工作，因患病来庐山休养，战火燃起未及回国。她以柔弱的肩膀担负起抚养战火中中国孤儿的重担后，很快向山上的外国侨民募到一笔捐款。她以美国人身份下山采购奶粉等，为节省开支，她拒绝坐轿，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困难来回步行几十里山路。杨将军在紧张战斗之余经常抽空来院探望，并与布朗结下了真挚的友谊。杨将军部队据守庐山八个月后，日军设法从水沟小道攀上山顶，守军被迫撤离庐山。日军在庐山到处征占别墅，布朗用瘦弱的身躯竭力保护着孤儿院。她找到庐山日军最高指挥官义正词严地交涉，迫使日军放弃征用孤儿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次年5月日军向布朗下了驱逐令。在四年的困境和战火中，布朗将生死置之度外，对孩子们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以至孤儿院每件物品都记载了她的艰辛。为了使战火中的中国孩子能安全健康地成长，布朗在被迫归国前将孤儿院慎重地托付给瑞典人牧选青女士。布朗回国后，汇来过三笔大额款项，并时常来信询问孩子们的情况。1943年圣诞节，她还寄来四十二件亲手绣着“我爱你”的新衣服。

    接任布朗院长工作的牧选青没有辜负重托，她为孩子们的成长亦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了解决困难，她不顾路途艰难，千里迢迢奔赴重庆找到了宋美龄。听完汇报后宋美龄深受感动，设法为庐山的孤儿们申请到一笔救济款。

    1944年牧女士回国，由任劳任怨的胡安德女士接任院长。1946年7月23日上午，重返庐山的宋美龄在杨遇春将军的陪同下到孤儿院探视。随行记者报道了战火中诞生的孤儿院及其八年苦难历程，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并先后有十七名孤儿的亲生父母来认子。孩子们与父母抱头痛哭，离开时孩子们哭嚷着不愿离开胡妈妈、老师、小伙伴的场面令人潸然泪下。

    此后两年间，国民党政府党政军要员与名流来领养了十多名孩子。1948年8月宋美龄再次到庐山时，胡安德带着剩下的十余名孩子随宋女士去了南京。如今这些庐山的孤儿们均是花甲老人，散居在海内外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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