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走后，我常常在他的小屋里一坐半天。他没有亲人，现在我是他的遗孀。他喜欢过郑智化唱的一首《别哭，我最爱的人》，现在，就像专门唱给我的：别哭，我最爱的人／今夜我如昙花绽放／在最美的一刹那凋落／你的泪也挽不回的枯萎／别哭；我最爱的人／可知我将不会再醒／在最美的夜空中眨眼／我的眸是最闪亮的星光／记得我骄傲地说／这世界我曾经来过／不要告诉我永恒是什么／我在最烂的瞬间毁灭／我在刚开始的瞬间结束。
这是他的选择，还是上天的安排？
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结局，八一永远成了一幅画，不褪色，不走形，永远不老，脾气也不变坏，我们避免了像所有走进婚姻的夫妻那样，走入平庸而危险的死胡同。
死亡和坟墓全全解决了一切。
八一喜欢的另一个歌手李亚明有一首《流行英雄》：
每天的报纸上都有个新的英雄，
在早餐桌上被我们谈论了七八分钟。
他说了一些话，有些行为和举动，
他有张和我们差不多的面孔。
春去秋来，日出日落，
时代快速又疯狂，
我们好奇又健忘。
前脚跟着后脚，
早报接着晚报，
新的英雄淘汰旧的英雄。
流行英雄，我们热爱的流行英雄，
流行英雄，我们遗忘的流行英雄。
每天的历史上都有个新的英雄，
在我们心里仅仅占据了七八分钟。
他已活了那么多年，总算出了一阵风头，
黯淡的一辈子灿烂半个钟头。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时代快速又疯狂
我们好奇又健忘。
左手握着右手，
点头后又摇头，
新的英雄淘汰旧的英雄。
这首歌我记忆最深，和我的职业有关。
每天的报纸上都有个新的“英雄”，我就是推出“英雄”的那个人——我是晚报的记者。八一说过，新闻是最无价值的东西，玻璃般易碎，费尽心机搞来的消息，转眼就成了一堆垃圾。但是，大学的新闻系依然火爆，年轻漂亮的女孩大都羡慕当女记者的（这和媒体的宣传有关，电视上的女记者风光无限）。
关于女记者的段子有很多——各地都有女记者协会，从中央到地方，简称女记协。总有人把女记协叫成记女协，于是就生发出谐音（笑！）。于是，四大名记，便也有了谐音（大笑！）。记者登个“征文启事”，读出来才叫令人捧腹呢：“欢迎来稿（搞），不论长短，……”这样的段子在桂林的导游和香港的导游口中风味有别，但大同小异。
我从来不打算给我的小说中的女人取一个这样的名字：黔生。女人的名字，应该是一个发音轻盈，或者唇齿之间有些异样的词。我习惯用忽忽、北北，这样简单的语音呼唤女人（女人本质上那么相似，她们的出现不是单一、具体的，可分辨的，她们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又无法捕捉，可以感受她们的存在，又无从说起）。女人，永久的谜语。
我没有见过“四大名记”之一的胡黔生。我来到报社的时候，她已经走掉了。我们是擦肩而过的两个女记者，前仆后继的女记者。但是关于胡黔生的话题还弥漫在报社大楼的空气里。在上班的电梯里，电梯管理员差一点儿把我当成另一个人，她惊讶而热情地打着招呼：“你……回来办事？”我知道她是把我当成那个黔生了，这样的情况不只一次。
他们说，你们简直像一个人。
让我们回到办公室。
回到报社办公室的冬天。
冬天的天空，铅色，没有光泽，像胶版印刷之前的书籍的封面，单调乏味，简陋，不惹人爱。肃杀谈不到，即使在北方，全球变暖也使得冬天明显走调了，真正的冬天在哪里？窗外，树在冬天的空中格外丑陋。窗下，幽静的街少有人走，偶尔有自行车夺路而逃似的急急车铃远来，经过，远走，一线过去，惊破一片沉旧的空气。屋内，像这样阴霾的天气早早就亮了灯——白炽灯，轻巧，荧荧，太轻太白，人的脸上像敷了一层薄霜，发蓝。这样，我看到黔生坐在我的座位里面，望着白炽灯。她的手指弧着，并拢卡在额间，额前的短发因而被手指弄得参差不齐起来——这样子不坏，就这样呆了好一会了。
我对这种画面熟悉非常。
空气像是透明的，整个下午的时间也是透明的，周围的一切，轻得没有一点存在，像发酵中的岁月，无声无息。办公室是个滋生幻想的地方，办公室的压抑和幻想并驾齐驱，办公室的枯燥乏味培养了我。我经常眼睛盯在前面的黑压压的五号铅字，脑子在眼睛的后面飞到别处（前面的东西掩护后面的）。
在所有的场所里滋生幻想，都让我觉得惭愧，只有办公室恰如其份，办公室要是不压抑，不让人幻想就一无所长了。在我亲爱的卡夫卡的笔下，办公室是一种那样的象征——现实生活的确凿无疑，一切的隔膜与无情、冷涩的代表，铁的面孔——办公室是一道斩钉截铁的指令，高悬的皮鞭，就要兜头泼下来的凉水。办公室是一声刺耳尖叫。我诅咒办公室。当然后来，这些对我就不存在了，我回到家中后，回到另一种生活里，有时想起以前那些办公室的日子，甚至买东西经过那座大楼的下面，我竟然一点绕道而行的想法也没有。是的，那座大楼对我的所有意义，光亮也好（它发工资给我，是物质基本生活的光源），阴影也好（是我梦中最不愿踏进的地带），都失去了。甚至连和这大楼相关的时间，那些像法律一样生硬乏味的作息时间，也散了。
那样的冬天是我的牢笼。
我在办公室的冬天陷入的无聊状态，在晚报上被归为一个非常美好的名字：冬季蓝色忧郁症（WINTERBLUES）。
这个名字使我浮想联翩。
我愿意相信自己正是其中一员，忧郁，玫瑰紫罗兰的颜色，香气袭人，像神秘的女人在暗夜的空中发出无声的叹息（记忆中最为温情的印迹，在想象里浮动——这种想象使我舒服）。我暂时忘却了自己正置身于混乱不堪的世界。据精神医学专家证实，每年冬季，抑郁症病人确有增加，在天气转热、转冷的季节交替时有同样的起伏，秋冬季表现为情绪低沉，春夏季表现为情绪狂躁——冬季蓝色忧郁症的症状包括失眠，困倦，想吃甜食，情绪不稳，丧失性欲，不想接触外界。这种情况在冬季昼短夜长光照不足的欧洲导致了自杀事件，据说，仅在英国，患有季节失序症的人约为全英人口的5%，有的必须待冬季过后才返回欧洲。我还看到一则消息。
一位心理学家认为，克林顿绯闻连连，证明了他其实是一位内心并不快乐也不认为自己成功的男性。一般男性在55至60岁之间，担心老化的心理最为严重，也因此影响体内内分泌的生理变化，面临与女性类似的停经现象，男性雄性激素分泌逐渐减少。在这种恶性循环情况下，男性容易丧失自我及信心，对自己的能力产生疑问，此时迫切需要外界的鼓舞。男性为证明自己雄风仍在，常有找寻年轻女性作为性伴侣的行为。正如年华不在的女人求助于化妆品一样。
我愿意相信这种说法。从心理学角度的分析，永远比道德评判更客观更可信。因为——心理学是针对人的。包括他的动物属性在内，没有社会学意义上的道德对错的评判。道德是人制定的，只有一个标准，无法客观，无法人道。
因而我宁肯相信一个色鬼，不愿意相信一位政客。
有一种情绪洇开来——
办公室的空气里，所有的分子逸散。
我想我是陷入了冬季蓝色忧郁症之中。
周四下午学习的时候，黔生常常坐在角落里（后来，我也坐在角落里）。她发现坐在角落里至少有两样好处。一，自由，不被注视。像穿着阔大的衣服，不会让身体不自在；二，无限。一个角落的妙处是半封闭——可以专注于自我的任何，同时又是无限地开放——向着任何一个角度、方向辐射过去，扫过去，没有什么脱得过角落里的观察家。占据一个角落，伺机而动，是革命前辈们成功的经验——在无数领域。
她开会的时候坐在角落，她不知道她反而因之获得了中心的瞩目——是的，中心是从来不注意身边的。灯开着，大家身上一层荧光，在读和听。鬼知道在读什么，在听什么。有时候，黔生她躲在角落里，低着头，有人在念学习材料。这样的周四学习，永远像一场集体出演的小品般各自对位，她叠了一张《羊城晚报》在腿上，刚好像一个学习记录本大小。
采力突破亚健康
（左边，图片，一个男人在睡觉。图片下的文字像话外音：明明睡着了，却又像一直都醒着——男人的头顶飞出一串串文字：1.经理，这个月销售未达标！2.经理，10点的会议不要忘了！3.儿子大考，你到底管不管！4.这星期五，陈总约您吃饭谈合同的事——5.我说，咱家房子贷款的事你办得怎么样了——6.爸爸，你到底什么时候才有空陪我去练球啊——图片左上角透白字HAIER海尔药业）
（右面正文）你是不是常常睡不好？失眠，多梦，睡眠质量差，好不容易睡着了，又总是处于半梦半醒之间，如果你常常睡不好，可要小心！这是身体在发出警报：你进入危险的亚健康状态了！
生活中，人们常有一些不适，到医院又查不出是什么病，这就是亚健康状态。现代人长期透支体力脑力，引起五脏功能下降，导致亚健康！据统计，约60%—70%的人有精力不足，疲劳困乏，食欲不振，失眠多梦，胸闷气短，头晕目眩，烦躁，虚汗等亚健康症状，如不及时调理，将会引发多种疾病！
中医认为，身体健康来自五脏均衡。一旦五脏功能下降，系统失衡，简单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采力，精选25味纯中药，补肾填精，补肺固表，补肝生血，补中（脾）益气，补心强神，有效恢复五脏功能，重建机体平衡，帮你突破亚健康。
——有采力帮你，当然事事高枕无忧！
性能力=健康？
台湾消息（导语）后庞镇一名以性能力评断丈夫是否健康的寡妇，要求其男友答应每年同房500次才肯下嫁。于是后庞镇调解委员会主席杜富雄两个月前接获一名男子的求助电话，男子表示，他向女友求婚，女友却要他立保证书，保证一年行房500次，男子希望调解会协助调解。
好玩！我被吸引了，急于往下看，可是，下一段正好在折印上，坐在角落里就有这样的好处，我欠了欠身，把报纸在背后迅速翻了身。
原来是这样的：
杜富雄认为此事无例可循，不能以调解的方式解决，便答应深入了解缘由后再协助。
经了解，男女事主都是30余岁，女方丧偶四五年，两人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交往后双方情投意合，论及婚嫁，女方对聘金多寡等条件都不介意，但坚持行房次数要多。杜富雄原本以为女方适逢狼虎之年，需求较大，但以为“500次”仍不可思议，经向女方打探后，始知内情。
（一层层剥芯，吊胃口）原来这名寡妇的前夫是病死的，她因此非常重视丈夫的身体状况，以为性能力可用来推断对方是否身强体健。
（最后的结局）杜富雄劝她，先生的身体健康与否，和行房的次数及性能力并无绝对关系，性事只要双方心理生理都能满足，无需以次数来衡量。经劝解，双方终于在本月定婚。
黔生忍不住笑出了声。
有时黔生上班时溜出去偷偷看电影，下班前再溜回来，黔生拒绝看电视剧，电视剧使人不动脑子肥皂剧什么都过度渲染得明明白白的。她的一位当编剧的朋友说，电视剧就是骗晚上呆在家里的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眼泪的，你瞅着谁跟谁般配，就千万别让他们在一块，眼瞅谁和谁不合适，就非给他们捏咕到一堆儿去。
看电视剧让人弱智，就像石家庄夏天的高温让人弱智，坐办公室让人弱智一样。
他们为什么更喜欢坐阵，而不是出行呢？那些头头们？有一天，黔生忽然想到这个问题。她认真想想，大概有两个原因吧。一、需要。营中不可一日无主。二、需要。不是椅子呼唤主人，而是人只有坐在椅子上，才成为椅子的主人。CHAIRMEN——椅子＋人，即是主席。主席即中心、领导。位子——是他的权杖——椅子是一个神殿、大内、皇宫，人一旦离开它就失去了自己的魔力和威慑。三、需要。他们最多的时间在家里和单位的这里。家里，他是个普通的男人，甚至在女人的目光之下——许多在外面如何如何的男人，是输给家中的女人之下的——哪怕是个黄脸婆呢，当年的她也是他求着才下嫁他的呀，她从心里远远地骄傲着鄙夷着，一直暗暗持续到今天。所以，他不愿意在家里看老婆的脸。那些夫人们，肆意地发胖，女人打到家里的电话都得过她们这一关。
2.早晨的咒语
我喜欢所有带光的东西如同喜欢所有从天而降的奇迹。我不是生活型的女人。在我的童年时代，很少见到光亮的事物，没有人告诉我，它们并不带光，如同收音机里并没有刀枪锣鼓。我搜集了无数的香烟箔纸，那纸烟盒里的薄薄的轻轻的亮亮反光的东西，代表着神奇的非物质的，像不是这个世界的，而是太空的东西——因为它们的银色是那么神奇——它使我产生无限的遐想。那会儿我不知道异样这词儿。那是一种让人向往的颜色，星星一样神秘遥远，不知来路。
我喜欢坐在山对面，看山。傍晚时分，山谷里没有人了，山变得空虚、内向而脆弱。风是听不到的，树间或摇一下便是风来。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想。坐久了，我就融化在山谷的空气里，像那里亿万斯年的一分子——上山下山掉队的人，向前喊着，从身边过——我们像在两个时空里两个世界里。
我不喜欢人群。
我喜欢树影婆娑的街路，路灯的柠黄筛出风的影子——我总是不折不扣地陷入同样的光与影的陷阱。灯光制造出的美好，一次又一次地诱惑我，像音乐的韵律，唤起遐想。
我喜欢到图书馆和阅览室、大学的大教室读书。我宁愿到那里去，而不是呆在自己的书房里。图书馆和阅览室、博物馆，有一种特殊的使人安定的气氛，同样是公众之所，却是我最喜欢的公众场合——它的礼貌、文明、平等、尊重，相对的自由，声音的远离，人与人之间的不隔膜但又互无侵扰，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完全符合我对社会秩序的理想。因而在这样的环境下结识人，是我乐意的。
白天的阅览室，光从大窗外来，微生物一般的灰尘，旋转着，跳跃着，游泳着，在光亮的界区。
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从外面回来。我喜欢回归的那种特殊感觉。我喜欢选择华灯初上时分穿越整个城市，穿过刚刚四合的夜幕，独行。那时刻，一点也没有寂寞，走在陌生的回家的人群中，内心拥有温暖——夜晚使我满心愉快。白天呢，我喜欢呆在家里。我喜欢昼伏夜出的生活，就像今个儿这样的夜晚，还有白天。我足不出户时，这偌大的房子宛如我宽大的睡袍。我呆在家里的时候，我不被需要。不被需要是幸福的。有时我想，当任何人任何事都不依赖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你的睡眠，你的胃，你的容颜都出奇地好。孤独是一种病。可我偏爱它——已经成瘾。可是，早晨永远不折不扣地到来，使我绝望（白天耀眼的光线，是注视的捆绑，像我这样对光线敏感的人，走在白天里，像个盲人）——我慌慌地走出门，像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气急败坏。
街上的人已经很多了，车们急得像旋涡，警察像旋涡中心的岛屿。我机械地迈着步子，仿佛还在半梦半醒之间，尽管早晨的阳光照在脸上提醒我，属于我的夜晚已是昨天——昨日黄花。比美人迟暮烈士暮年更多了凋零干枯之意。夜晚是私人的——人情的——安详的——安全的。像亲人一样。白天对我来说像一部美国电影的名字《尖声惊叫》，尖锐、刺耳，闪着寒光。黑天和白昼，在我的生活里真的是泾渭分明，井水不犯河水。
我的早晨是从阅读窗帘开始的。
每天早晨，睁眼后看到的第一眼便是窗帘。只能是窗帘。每天早晨，我斜枕着自己，眯眼，感受到白日的外界透过窗帘而来的依稀如缕的微光。每天早晨冲着窗帘发呆是我多年不变的功课了。我是个窗帘专家。我有一整套窗帘理论，窃以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懂得生活，应该从窗帘开始。像你的衣服一样，你的衣服，并不是一种无生命的东西，它们是有表情的。你的窗帘也是有表情的。不仅如此，窗帘比衣服更奇妙——它有双面表情。它实用，美好而迷人——隔离外界，又绝非隔绝，窗内人的信息隐约得见。对窗外的人而言，窗帘是一种拒绝的同时，也在说着召唤，而对内部的人而言，它内在，带来安全、舒展和遐想，像你的内心独白——所以，窗帘是有表情的，它甚至有体温。有一道可心的窗帘，屋里可以什么家具都没有而不显简陋；相反，满室堂皇，窗上的表情不对，更显蹩脚、扫兴、坏味道。不少人的家里很像办公室，我看就是因了他们的窗帘。我有关窗帘的理论得益于我的家传——我的母亲是我的导师。相比于她，我只是一个坐而论道的空谈者。她是真正的实践家。
——一天到晚嬉皮笑脸傻呵呵地走过来走过去，是我对自己的希望。
这一年的冬季，我笔下出现最多的一个词是：面相。我看了许多那方面的书，我还看到路遥在矿井体验生活时的一张照片，他的面相已表明他灵魂出壳游离在别处——我一天天地相信我以前根本不相信的东西，我相信一个人的未来就潜伏在他现在的面相里，明眼人昭然若揭。
我想起一种充电系统，它有一种默认与记忆的功能，这种功能只与它的第一次有关：你第一次使用它时充了多少时间，第二次就得充和第一次一样的时间，第一就决定了第二，第三，决定以后一切的一切，决定终生。如果想破除它的限制，除非破除它的制式，因为那是与生俱来的——改变它的前提只有摧毁它。
我就像这样一种充电器。第一次决定一切。当然，我在以后很多年才知道自己的，我的固执简直像机器一出厂即具备的功能一样，我发现自己十年前的喜好，十年后还喜欢，而且会终生喜欢下去。比方说，我大约八九岁时看过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里面有个女人穿的一件双排扣的大衣，二十年后我在橱窗里看到，还是喜欢，毫不犹豫地买下。
我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被相似的一种人所爱、所伤。
这是我逃不脱的孽障和福祉。
我不愿意写采访稿。我对一个人的服饰、它们的颜色十分敏感，事隔多年，还会记得初次见面时人家穿的什么什么——这听起来让人感动，对我却根本不算什么。有意思的是，恰恰对这人长什么样没一点印象。后来，我又只对声音感兴趣，对人的识别全依赖于他的声线。所以，我写的稿子中的人物，都不像别人认识的那个人。
我最得意的句子，总是稿子交上去后最先被删除的部分。
这样的记者窘迫不堪。
在科学上，如果一个系统的演变过程对初态非常敏感，人们就称它为混沌系统。研究混沌运动的一门新学科，叫作混沌学。混沌学发现，出现混沌运动这种奇特现象，是由系统内部的非线性因素引起的。科学史表明，到目前为止，自然科学发展的主旋律一直是在复杂的自然现象中寻找简单性、和谐性和规律性，并力求以我们可以直观把握的数学形式和语言表述这种简单和谐的规律。而以往的科学目标存在着特有的片面性，它只注意了线性系统，忽略了非线性系统——而恰恰线性系统在自然界是罕见的，非线性才是正常的。科学对线性系统的偏爱，是我们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和理想化的结果。如果两个数量按比例同时变化，就说它们的关系是线性的。更多的实际情况是这样：行车走路不可能完全匀速，耕耘和收获并没有固定比例，事半功倍，事倍功半，劳而无功，守株待兔都可能出现。黄河九曲十八弯，股市行情时高时低，都是非线性现象。四百年来的科学差不多忘记的非线性，他以局部线性化来处理非线性问题，用世界的“片面的美”掩盖了“完整的真”。正在兴起的科学主体是非线性的，它更接近我们的领域更接近世界的真实面目。它告诉我们：线性作用只能产生简单性平庸性，现实世界的多样性丰富性复杂性奇异性都来自非线性。线性化抹煞了世界多样性丰富性复杂性奇异性的根源，世界之所以不断从简单演化出复杂，离开非线性是无法想象的。而非线性系统几乎都可能出现混沌运动。混沌运动的短期行为可以预测，但由于它对初态的敏感性，而初态又必然存在偏离，微小的初始偏离在运动过程中会被非线性地放大，结果导致其长期行为无法预测。这是混沌系统的一个显著特点，大气系统未来几天的情况可以预测，半月二十天就无法预测，美国气象学家洛仑兹宣称：巴西某地的一只蝴蝶偶然扇动翅膀，所带来的微小气流，可能变成几星期后席卷北美某地的一场龙卷风。
这便是著名的“蝴蝶效应”。
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
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将军；
伤了一位将军，输了一场战斗；
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
以前我知道，偶然永远是偶然，你是个什么东西，总归是什么东西，偶然永远改变不了必然。但是，科学打来一个响亮的耳光。偶然的事物是如何穿越生活的表面，改变事物的发展的呢？造物的手从来是无所不在。我对此迷惑不解，心生恐惧。
这样的情绪混乱不堪。
有一阵，我总在想时间。是1998年夏天。夜，像巨大无朋的树冠，在天空撑开。那天我在夏天的夜里踽踽独行——天空浓酽、密集、颜色夸张，像芭蕾舞剧的舞台布景，妖冶、妩媚、古怪——没有月亮。我在这样的天空下走着，不自知地唱着——那是一支80年代家喻户晓的歌子，收音机里天天唱——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风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我心里一忽悠：现在已是20世纪90年代末了吗？这竟是支老歌了么？
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从小就耳熟能详的。现在我想起小学时的作文，对2000年曾经无限向往，它无限遥远，像共产主义一样远，我读的上海科普作家叶永烈（又成了传记作家）的一本《小灵通漫游未来》里描绘了未来世界的童话：家里安装了食物管道，吃饭时一开开美食源源不断。每人一部电动汽车，有最先进的自动化控制，两车相遇时，没有贫富，世界物质极大丰富，人们和平幸福友爱，劳动不再是为了生存，而是成为一种生活乐趣。
现在，2000年就到了，我遥望已久的2000年，不过如此，洪水依然滔天，抗洪救灾依然像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战洪图》，解放军肩挑肩扛，老百姓送水送鸡蛋。时代在抗洪救灾上没有前进。四个现代化还没有实现。我一天也没有离开过这个时代——说这个时代让我陌生，似乎矫情。但这个感觉确实发生了。像一个结婚多年的男人夜半梦醒，突然看到自己身边沉睡的女人的面孔——这个多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女人的面孔——怎么回事？他不可思议地疑问（类似侯德健的《三十以后才明白》“二十岁以前学着别人的样子谈恋爱，三十以后看着自己的老婆只好发呆”）。我那晚的感觉即是如此。我突然感到陌生。我是在脱口而出那个旋律时猛然觉得的。我正在夜里踽踽独行（我自在或者无聊的时候，有个毛病——唱。是的，一个人的时候，是需要周围的声响的——我们怕的不是喧哗，喧哗只能带来安全。宁静却是有一种无形的逼人的力——我从不怕一切有形的东西，如同所有的人不怕阳谋却怕阴谋一样）。有一种亦真亦幻发生了。
现在我坐在我的电脑前，我在写这篇不知叫《末年》还是《不过如此》的小说，我游到自己之外，在此刻这个时空的横断面里里外外一走，不禁大吃一惊，我发现自己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间房子，也就是说，我就这个姿势，已经许多年了——这个发现使我吓了一跳，仿佛一个深夜摸黑寻访山城的游客，摸黑住进一家小旅社，一觉醒来，敞开房门，惊见大山巨人一般，晴空朗朗下堵了满门。
一切都是比尔·盖茨给弄的。
电脑时代来得太快。
它使人类更自信，更自卑。在瞬间把傻瓜变为全能冠军，在瞬间把今天抛到脑后——只有今天的权威，明天就不是。
这使我对以前根深蒂固的东西产生了怀疑。
3.我对以前根深蒂固的东西产生了怀疑
还要从我母亲说起。
我妈有各式装备的衣物，以备万一有个什么场合的，有备无患。每个老太太都是如此。平日里她穿得极为朴素，那些东西难得一见，但每年都拿出来晾晒几天——我的母亲一生都生活在对这种不确定的可能的准备之中，像我们打小唱的《少年先锋队队歌》：“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是——”她的一生也没等来什么场合。1998年的夏天，她再一次晒她那些宝贝的时候，我在楼上看着，神色缥缈，忽然想起早年唱少先队歌时常常被问：准备好了吗？我总在心里悄悄地说：没呢（我们是看电影《红孩子》长大的，少年先锋队歌是学校公开唱的唯一的歌曲）!现在，我听出那句歌词中的语重心长和意味无限，然而，再没有声音会问我准备好了吗。更不需要回答。
我脑子里电闪雷鸣。
我想起巩俐演过一个《中国匣》的电影，关于那个匣子的应用真是巧妙——一个神秘的匣子打开，里面取出来的不是别的，而是一个小一点的匣子。打开这小号的匣子，里面还有更小一号的匣子——如此下去，剥笋似地剥下去，愈加神秘，剥笋的乐趣横生，剥笋的过程比最后的结果更吸引人。其实，不用问，你也猜得出，最后一个匣子里仍是空空如也。但我们更关心前面的内容，它最终是什么结果倒被放在了一边。虚无乃实有，实有即虚无，就是这个道理。我想起史铁生的小说《命若琴弦》里那个老盲人。人是健忘的，我们一路走下去，后面忘了前面，下面忘了上面，现在忘了过去，将来忘了现在。
这使我想到小说的语言和结构所蕴涵的巨大的可能性。它们就是那个剥笋的过程，就是此岸到彼岸的桥梁，就是旅途妙趣横生所在。贪恋沿途风光才使人不知不觉地走下去——读者是贪玩的孩子，贪吃的孩子——要有诱饵。对于多数的阅读小说的人来说，打开它和关闭它像手持电视遥控器一样自由而方便，如果这一频道几分钟内没有吸引人的声音画面，就会被换掉。所以这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年代，没有人愿意浪费自己的时间，除非它使我心惊肉跳或触目惊心或舒适亲切。
现在已是20世纪90年代的最后。
这是90年代末一天的傍晚时分。我们所居的这个巨声片时代，光声像大爆炸。没有沉默的东西。晚六点～八点是一天中最声浪喧天的时刻。水声，抽油烟机声，炒菜声，电视也开始了，六点至八点是白天到晚上的过渡段落，过渡时刻混乱不堪。
风扇和空调声是大戏的主角——夏天。冗长，机械，持久，厚颜无耻。它的重复、乏味的声音是屋中的背景声。我必得在一些声音和动静下面才能坐下来，要不，我就自己在房间里走动。这个习惯是在背《琵琶行》时养成的，现在我还出口成诵“浔阳江上夜送客，枫叶狄花秋瑟瑟……”人身体中一定有一种奇异的平衡。对立统一。单单看见对立，是小器。大海的波涛最喧哗，大海的波涛之中也最宁静。
我几乎不会记着看新闻联播，后来干脆不怎么开电视，自打从那个倒霉的办公室走开。我渐渐发现，与现实世界的唯一联系不过是电视机带来的，或者电话。只有它们会告诉你那些外面的事情。那些生活必须之外的可有可无的。但是，现在我的电视整天开着，影子闪着，不出声。
电视上中央二套节目在放一部韩国的电视剧《爱情是什么》，生活片。我对韩国的认识，仅限于这几年，韩国丝，韩国服饰，韩国料理，韩国留学生，只是不久才出现的。我惊奇，那电视上的情景和台湾的电视剧何其相似，吃住，生活中的烦恼和我们差不多。像上帝一样思考，像平民一样生活——所有的上帝都相同，所有的平民都相同，不管他是哪儿的。朝鲜万寿台艺术团大型现代歌剧《卖花姑娘》来华演出，第三代花妮，我又去看了，我坐在那里一滴眼泪都没掉，我已经很懂得欣赏，舞美，音乐，服装，表演，它的剧情那么简单，多年前全中国妇孺皆知，我们坐在电影院的黑暗里哭哭啼啼，散场的时候唏嘘着走出来，手里扭着蔫不唧唧的手绢。电影正片前面加片新闻简报，所以看电影不怕迟到，铃拉过之后，黑暗来临，总有晚来的人掀起门口猩红的沉重的金丝绒大帘（那是我认为的最高级最庄严华贵的布料，它们只在大礼堂大会议的主席台上做背景的帷幕，在所有的布店都见不到。我对猩红金丝绒的情结一直持续到我单独拥有一间住房，可以自己去购窗帘的时候。那时已有满街的窗帘专卖店，我埋在众多的金丝绒里，放掉了我多年的眷恋），侧身而入，在新闻简报的万丈光芒下，逡巡踯躅到自己的位子。有手持手电筒的姑娘引你走过去，对号入座——这种情形早就没有了。现在一张票，随便你，一人占仨座躺着睡大觉没人管（如果晚上睡得太晚，一早就疲于奔命的话，我就从单位溜出来跑到电影院里去打盹）。总之，回到刚才的叙述，中国片新闻简报，越南片飞机大炮，朝鲜是哭哭笑笑，我对朝鲜的哭哭笑笑印象深刻。有一部比《卖花姑娘》更惨兮兮的故事片，金姬和银姬的故事，看过的人一定记得，一对双胞胎女婴，一个长在北朝鲜社会主义的阳光雨露下，幸福甜蜜、单纯、明媚，一个生活在南朝鲜资本主义的水深火热之中，孤苦、辛酸、命运跌宕，历尽沧桑、复杂多变、苦海无边，最后两人相遇，哭成一个蛋。南朝鲜像宝岛台湾的人民一样苦啊，真是让祖国人民同情。——我对朝鲜的所有印象都停留在这两部电影上。现在，像一觉醒来两重天：原来宝岛和南韩根本不那样。这使我感慨了好几天，老一辈真是英明：抓文艺真是重要啊，经济无论怎么松绑，文艺不能松，意识形态关系重大，尤其是在培养下一代的问题上，从小让他看什么样的电影，就可能长成什么样的人。
（我多年来对朝鲜电影倾注的感情多么滑稽、傻瓜，没有立足之地，一派虚妄。）
我想我是真的陷入了忧郁之中。
这样的一天短暂，毫无意义。从前我很害怕虚度，现在像这样的一天过去了，触到生活的底部就是虚度，感觉以前反像是生活的赝品，水中的花朵，一触即灭。我对以前根深蒂固的东西产生了怀疑。比方说时间，记忆，比方说眼见为实。我们眼睛看到的时间，准确地说，是已经过去了的时间；我们听到的声音，绝不是原真的，大小快慢音频的高低，都有改变；我们的肉眼看到的我们自己是通过镜子——那只是一个简单的成像原理，我们看到的左脸和右脸，也许不是它们本来的样子——我们眼睛的构造造成了这种局面。那么天空的颜色呢？是不是仅仅因为我们眼睛的类型和光的波长的关系才是蓝天？青蛙呢？猫头鹰呢？谁都知道，照相底片上的明暗是与我们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有一天，我想到这个问题，我突然陷入怀疑，继而感到恐惧：世界的真相也许并不是我们惯常看到的样子，而是恰恰相反——比如底片一样。真的东西不一定能表现正确。
看到霍金的书《时间之箭》，我进一步疑问：时间的箭头，真的只能从过去指向未来，而不能从现在回到昨天吗？时空时空，空间有上下左右前后，我们可以在空间里随意走到上下左右前后去，但在时间里不行——在时间里前行或倒退，不行。只有想象和记忆可能实现时光的提前和回转。
在亨利·詹姆斯的《过去的感觉》中，一个男人发现一幅作于18世纪的他自己的肖像，于是他使时间逆转，向过去旅行，以使那位画家能够为他画像——而同时他又要回到本世纪初，那是画像之所以存在的条件。因果被倒置了，旅行原因成为旅行的结果之一。
这妙而有趣。我租了好多关于时空机器的影碟，我在黑夜的VCD中，长出飞离现实时空的翅膀。
没想到末年已经来了，就像秋天的来临只在一夜之间。窗外已是新天新地。在夏天的深处，我一遍遍地想，烦人的夏天真是地老天荒啊，长得跟一辈子似的。现在它们一夜之间溜走了，窗外消失了的夏天，是我这个早晨思想的主题，竟然怅然若失。
4.闻人
有一回，我见了我的大学师姐——我们为了报道同一个会议而来，我们在宾馆的大厅里相遇，晚上住在一个房间，我们彻夜地聊。她说，她喜欢英俊的男人，我说，泰坦尼克里的那个？她急着摇摇头，不是花花公子那种。我有时更迷恋有特别声音的男人，像我们电台里的，一听声音，好迷人啊，人就不用见了，失望。她说起黔生，她在黔生辞职之后见过她，她说黔生喜欢穿那种裙子，就是希腊点奥林匹克圣火时女人穿的那种，无领无袖的袍子，就是跳舞的邓肯舞台剧照里的那种。她不喜欢繁琐的装饰，她顶讨厌菲律宾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搀着毛主席的照片上裙子肩部夸张的褶子（她和我真是像哎）。黔生后来去了湖南电视台，前几年，总出镜头。现在听说离了婚，和一个比她小不少的外国小伙子同居。
关于黔生辞职的说法很多。有的说，黔生写的稿子总出错，有一个月共出了六次，奖金将近扣光——她羞愧难当，觉得丢人，就走了。有的说，黔生的离开完全是情感的原因，她和主管部门的上级某某某关系暧昧，被他的老婆发现，上级给老婆写了保证书，和黔生再不来往，并把单位电话家里电话呼机手机号码通通换了——黔生黯然神伤，一走了之。我更相信第三种说法：黔生当天去采访一个官方的重要会议，中午留在会上吃饭。来的都是男记者，黔生是唯一的女人。席间发生了什么，不详细，反正黔生坚持不喝酒，负责接待他们的是个刚刚抖起来的小官员，官不大，权力不小，曾是×××的秘书。他和黔生为喝酒发生了争执，黔生就是不喝，搞得小官下不了台，僵在那里。最后的场面是这样的：黔生来了豪气，她说，不就是喝酒吗？喝就喝最高度数的，67度衡水老白干！马上酒就拿来了，咚—咚—咚，黔生用盛啤酒的玻璃杯倒了杯，一仰脖，喝了下去。喝完，咣几摔了杯子，骂王八蛋！
当晚发完当天的稿子，黔生就辞职了。
等黔生收拾东西离开报社，好几天了，有人还不相信她真的辞了。就这么简单？太突然了，以前不是干的好好的嘛？
世界各大洲是大陆漂移的结果，煤炭是树木在地层深处长期高温高压形成的，万丈高楼平地起，岁月使翩翩少年白了头——缓慢变化的原因导致了缓慢形成的结果。但自然界充满了突发事件，只有它们才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天体碰撞、火山爆发、地震发生、物种突变和绝迹、雷电、激波等。我们的现实生活也存在突发事件：桥梁瞬间断裂，锅炉突然爆炸，飞机失事和船只倾覆，股市迅速崩盘，战争突然爆发，革命突然发生，政权突然更迭，与西方对峙70年的苏联在极短的时间内瓦解，经济发展一直看好的东南亚骤然发生震动全球的金融危机。
渐变的因
与突变的果
之间是怎么一回事？
黔生自己一定明白。
只是我们不知道。
对于我们之外的世界和他人，我们知道几分呢？
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又了解自己几分呢？了解自己多久呢？昨天根本不像是自己，明天还不知道，现在的我们，我们自己还看不清——我想我又堕入虚无主义的泥沼之中了。
不久，我离开了报社。
我是在事先毫无迹象的情况下被报社解聘的。
这一切都是一个女人在作怪，我知道。那个女人占了我的位置。我从她的眼神里面看到了。
我离开了报社。
那里从来不是我想念的地方。
今后更不是。
现在想起来，关于我的记者生涯，有颇多见闻呢。
干新闻也只有这一点点好处：所有的消息你比别人最先看到。你手里有一个时间差。对于那些根本不能发表的消息，地下的小道消息，上面的传闻，街头巷尾的顺口溜，报社记者都有一箩筐。最有趣的是那些景象万千的各种社会新闻。以《南方周末》、《羊城晚报》、《新民晚报》为代表的晚报文化轰轰烈烈浩浩荡荡横无际涯。三陪小姐们在发电报，邀家乡的姐妹来挣钱：此地钱多人傻速来。县长的夫人在组成怨妇团。口号：赶走东北虎，还我好丈夫。我见过不少县长夫人，县长夫人们漂亮的不多，刻薄像的居多——我不知道她们是因为不善才当上县长夫人呢，还是当上县长夫人后就不善了（她们在本单位也有一官半职的，本单位有个县长夫人好办多少事呢)。
我采访过三陪小姐之死——两个蛤蟆致命。蛤蟆被剁了头，塞入小姐阴道里。我采访过一个嫖客被杀的案子，男人被捅死在宾馆的睡梦中，出租车司机载着席卷巨款的两个三陪女，星夜启程逃亡哈尔滨。那个案子时隔两年才破。
星期天，广场上练功的人乌压压一片（人没有一个独处的时间，家里，单位，空间，人无时不在角色的面具下，无不在人声电器声中，为求得安静和独处，于是找一个练功的借口）。
洪水滔天全国抗洪，陈希同审判，克林顿绯闻大曝光，流星雨降临。戏剧化的不只是人，还有天。
这些都是我们报道的内容。
在采访的时候，我看到过一副价格昂贵的麻将。放在宾馆的活动室里，说是日本进口的，电脑洗牌，电脑出牌。还有一副多变扑克，从背面可以知道正面。采访时，我见过一个从6岁就练缩骨的老人，像鼓上蚤时迁的软功——燕子李三一般。我采访过周易研究会，各地都有这样的组织。我被批了几次八卦，十之八九准。人说信命的人中，女人偏多，连庙里看手相辟八卦的道士僧人都懂利用这个——女人易接受暗示，易接受暗示的人一般命运多难，就是常说的“命不硬”——命硬的人，扛恶运也竟扛的过，命不硬的就被孽障所损。我命硬不硬呢？
采访与编辑学中讲，编辑是杂家。我被五颜六色的知识和见闻充斥着，像一个透明盅的大果盘，盛满稀奇古怪的水果和沙拉酱。
我怕我的脑子出问题。
离开舆论导向的重要阵地，是救了我。
我高高兴兴，无怨无悔。
我的记者生涯结束得像前苏联一样。
呼喇喇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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