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孤独》小说家是造世者】

    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1927—2014），哥伦比亚作家，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另著有《霍乱时期的爱情》《枯枝败叶》《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等。

    在小说里创造一个截然不同的全新世界，这当然是一种巨大的野心，甚至是一种狂妄的傲气。有太多太多的作家失败了，而少数成功的人，就会留下像《百年孤独》这样的作品。

    马尔克斯去世之后，一时间大家都在谈论他，及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要谈到这样一个影响，当然必须回到他的经典名著《百年孤独》。

    《百年孤独》为什么那么有魔力？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这本小说有名的开头。在20世纪80年代，很多中国作家都被《百年孤独》开头的三句话震撼得不得了：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那时的马孔多是一个二十户人家的村落，泥巴和芦苇盖成的屋子沿河岸排开，湍急的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里卵石洁白光滑宛如史前巨蛋。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点。

    这是范晔译本的开头。严格来讲，小说第一句虽然特别，但还不至于太特别，可是加上小说完整的风貌，就会显出一种独特的魔力。这股魔力对20世纪80年代与当代世界文坛隔绝已久的中国文学界来说，套一句俗话，真如一股春风吹拂着大地。很多现在中国一线作家的成名作里都有马尔克斯的影子，有《百年孤独》的影子，有《百年孤独》开头那一段的影子。

    为什么这三句话这么有魔力？我们先来看头四个字——“多年以后”。对小说来讲，这个开头并不算很特别，但也不常见。小说的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往往不一致，存在一个时间的错位，常见的方式是倒叙，即把时间拉回到很多年以前。《百年孤独》的不寻常在于，它在叙事开始时把要描述的故事事件放到了多年以后。

    多年以后出了个什么事？我们看到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这本书的头号主角——面对着行刑队，即将被枪决。这时我们自然会想，要被枪决的男主角是什么人？他到底犯了什么错？他后来有没有死呢？我们以为作者接下来大概要讲这件事。他当然要讲，但是别急，你看他开头全句说的是：“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于是，时间一下子又跳到过去，我们跟着主角在面临死刑时的回忆又跳回到他很小的时候，那时他要跟着爸爸去认识一种他还没见过的新鲜事物。一句话里，时间摆了两次，给人一种恍惚感，更巧妙的是，这个摆动发生在生与死之间，发生在一个生命刚刚步入世界与即将遭遇毁灭之间。

    接下来第二句：“那时的马孔多是一个二十户人家的村落，泥巴和芦苇盖成的屋子沿河岸排开，湍急的河水清澈见底，河床里卵石洁白光滑宛如史前巨蛋。”原来故事的发生场合是这样一个村子。但这句话没有解释，布恩迪亚上校的爸爸要带他去什么地方见识冰块。哥伦比亚在南美洲，到哪里能看到冰块呢？作者并没有说明。但我们恍然觉得可能跟马孔多村的河水有关，仿佛冬天结束了，春天刚刚开始，冰雪融化，河水解冻，在河的上游还能看到一些冰块。

    河水很急，那些被河水日久冲刷的石头被磨成了卵石，作者形容它们像史前巨蛋——就好像远古时期恐龙下的蛋。如果我们把冰块和巨蛋合起来联想，时间好像一下子从上校面临死刑的刹那，跳回到恐龙刚刚灭绝、冰河时代刚刚结束的世界新生状态。是不是这样呢？果然，接下来的第三句话说：“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尚需用手指指点点。”这句听起来十分震撼，仿佛在说世界刚刚诞生，人类刚刚出现，语言也是一个新生事物，所以人类还来不及为世界上不同的东西命名，要用手指指点点。

    这三句话构成的开头，合起来重新看一遍，你会不会觉得不可思议？因为第一句话里的男主角既然有上校头衔，那么他所在的时代肯定已经有军队、有社会体制了。他还面对着行刑队，那么大概也有火枪了。然而这位上校回忆起很多年前的那个下午，居然是一个语言尚未发育完备的洪荒时代。在这个小说的世界里面，时间浓缩得太厉害，光是这个开头就让我们感受到什么叫魔幻了。

    但如果只有魔幻的话，就不会有后来我们熟悉的一个名称，叫作魔幻现实主义。既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被认为是魔幻现实主义的经典，那么现实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其实也同样出现在开头的第一句话里。

    小说头号主角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是一位上校。大家都知道什么是上校，但有没有注意到亚非拉世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有数不清的上校？那里有太多的革命家，他们领导打游击战，推翻他们反对的政府，但他们的军衔都不是什么将军元帅，而往往是少校上校。这些少壮派军官多数思想前卫，年富力强，比较激进，不满现状，是最敢行动、最好战的一群人。拉丁美洲又更特别，那里的革命游击队都带着左翼的社会主义色彩，同时又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领袖人物即便地位越来越高，甚至夺得大权，也不愿意看到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变得太过夸张。

    如果你熟悉这个现实背景，看到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就会产生很多联想。说不定他就是那种游击队的领袖人物，但是他革命失败了，抑或是成功之后却再次被推翻，所以要被行刑队处决。行刑队这个字眼表面上听起来没什么了不起，就是执行死刑的一队士兵，但是在拉丁美洲的社会历史里，所谓行刑队一般是指各个国家的独裁军政府，他们最常用的一种恐怖手段，就是将异见分子抓起来执行枪决。在拉美，人人都知道行刑队这个字眼指的是独裁政府手下的鹰犬，是一股恐怖的镇压势力。

    这时我们就能感觉到，这个小说不只魔幻那么简单，它还要跟现实发生种种联系，只不过这些现实联系是以一种魔幻的方式来处理的。比如小说中的香蕉公司，其原型就是美国联合果品公司[1]。历史上，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拉丁美洲垄断各国国家经济，如果这些国家的国民试图推翻该外来企业的霸权，就会遭到美国中情局支持的当地军政府的屠杀镇压。这些都是现实中真实发生的事件。

    马尔克斯当年是一个坚定反美、倾向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而且跟古巴的卡斯特罗是一辈子的好朋友。想想看，活在拉美那样的局面之下，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作家，看到美国的中情局和垄断大企业颠覆掉国民选举出的政府，然后扶植起一些军事寡头镇压百姓，他怎能不反美呢？在那个年代，卡斯特罗的古巴对拉美来说就是一个重要的反美桥头堡。而且卡斯特罗不搞个人崇拜，在古巴街头你看不到卡斯特罗的头像和雕塑，卡斯特罗只允许人们崇拜他死去的好朋友切·格瓦拉，所以古巴到处可以见到格瓦拉的面孔。

    如果你真的在拉丁美洲——比如20世纪60年代的拉丁美洲——生活过，你就能理解那里为什么会被形容为被切开血管的受伤的大陆。那块陆地几百年前即遭受过欧洲人的毁灭性殖民，当时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带去的是无穷的病菌、瘟疫、奴役，并导致人口的迁徙与灭亡。后来欧美各国，尤其美国的一些企业资本势力进驻之后，则在当地巧取豪夺，支配了整个大地。我们到今天都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美国是怎样出动部队，进入当时的巴拿马和尼加拉瓜[2]，捣毁了它们的政府，把政府领袖绑架到美国受审。今天我们会觉得这种事情不可思议，在当时却是很多拉美知识分子必须要面对的现实，于是马尔克斯很自然会形成一种反美的政治立场。

    马尔克斯相信的那个社会主义，是与他所看到的由美国支持的军事独裁政权相反的，人人有言论、出版、结社、宗教自由的，而且充满欢快气氛，没有恐惧和压抑的社会状态。马尔克斯当时和很多文友分享过这个梦想，其中就包括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3]。

    略萨和马尔克斯的关系是世界文坛上一段有趣的逸闻。这两个人年轻的时候曾是挚友，后来有一次却大打出手，从此分道扬镳[4]。不过到了晚年，两个人基本冰释前嫌了。西班牙的一个出版社有一次要给《百年孤独》出一个纪念版，请略萨写序，这篇序言其实略萨几十年前就写好了，但从没发表过，他就说：好，我很乐意。马尔克斯本人也觉得很好。后来马尔克斯去世的时候，略萨也出来做了回应。从略萨的序言和回应里可以看出，不管他们的友谊有没有修复，略萨始终没有否定他这个故友的文学成就。

    这两个人的政治立场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略萨越走越右，最后成为一个彻底的自由市场的信仰者与追随者。但是有些东西是可以超越政治分歧的，比如对艺术的判断。略萨在为《百年孤独》纪念版写的那篇序言里面，第一句就说这是一部完全小说。什么叫作完全小说？其实就是指小说在假装或假设有一个世界刚刚诞生了，在这个世界里很多事物还没有名字，于是小说家像造物主一样来重新创造世界、重新创造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讲，《百年孤独》是一部完全小说，因为它自身包含着一个世界。尽管这个世界不离于现实，但它只不过是拿现实中的事件、人物等当材料，然后重新组合出一个世界。

    其实很多伟大的小说家都想做一个造物主，在小说里创造一个截然不同的全新世界，这当然是一种巨大的野心，甚至是一种狂妄的傲气。有太多太多的作家失败了，而少数成功的人，就会留下像《百年孤独》这样的作品，让我们看的时候都很惊讶，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而这种惊讶背后更深层的意思则是，原来世界还可以是这个样子。这就是所谓的小说家是一种造世者。

    （主讲 梁文道）

    【《暗店街》寻找失去的记忆】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Patrick Modiano，1945— ），法国作家，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68年发表处女作《星形广场》，以其离奇荒诞的内容和新颖独特的文笔引起瞩目。另著有《环城大道》《青春咖啡馆》《缓刑》等。

    有一样东西无论在以前还是今天，都永远是神秘的，那就是我们和记忆之间的关系。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在中文图书市场上并不是一个让大家觉得陌生的作家，他的作品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被译成中文，而且好几本书都有中译本。一直以来也有很多中国作家心仪他，甚至学习他的一些写法，例如王朔。不过王朔写出来的东西跟莫迪亚诺的作品区别非常大，因为每个作家、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独到的眼光和视野。

    莫迪亚诺大概是过去十来年里第三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作家，如果连高行健也算上的话。法国文学界总会出现一些了不起的作者，可是他们的作品虽然都被翻译成中文了，却不一定会引起中国读者的注意。当我们的出版界每每借着诺贝尔文学奖的热潮去抢版权或紧急再版的时候，我常常怀疑到底市场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些书。

    这里就要说到莫迪亚诺作品的特色了。是什么呢？表面看来他的作品很合乎市场口味，是一般读者会喜欢的，因为他的作品总是有一种神秘的氛围，又常常牵涉一个人对某个神奇世界的追寻，可以说整个结构设定有点像侦探小说。侦探小说基本上是个寻宝游戏，而莫迪亚诺的每一部小说都有点像寻宝游戏。但他寻的宝是记忆，他的笔下总是有一个人要追忆自己的身世，去追查种种事情背后的因由到底是什么。

    但一般大众对侦探小说的期待是，故事情节要特别起伏、计算精巧、引人入胜，如此在一路解谜的过程里才会有快感。然而莫迪亚诺不同，他不是靠情节来推进解谜的寻宝游戏。他设定一个解谜情景作为出发点，却很奇特地几乎没有任何情节推进，只是在不断挖掘和寻找相关的东西。那个东西，就是记忆。

    《暗店街》是莫迪亚诺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也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作品之一。这本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其中含有的一些元素使它听上去像一个很吸引人的故事。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有一个可怜人，他失忆了，不记得自己是谁，也不记得自己的过去。一个私家侦探见他茫然地在大街上晃，就收留了他，然后让他跟着自己工作，做自己的助手，时间长达八年。在故事的开头，私家侦探退休了，准备回到法国南部的老家尼斯定居，这时助手就开始利用私家侦探留下的种种资源展开他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寻找我是谁。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很多不同的人，和他们交谈，最后他好像发现了自己是谁。

    这个故事设计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趣呢？更有趣的是它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及之后的法国，这也是莫迪亚诺常常涉及的一块内容。那时的法国在我们的印象里，往往是一个等着雷霆大兵去登陆诺曼底的法国，是一个有着很多英勇的地下分子在抵抗纳粹和维希伪政权的法国，但其实那时的法国，也有很多老百姓在艰难中苟延残喘与妥协的现实。《暗店街》里私家侦探的助手在寻找自己身份的过程中，就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里法国许许多多的社会边缘人物。例如一个在巴黎求生的美国钢琴家，他曾经有过辉煌的时期，但是现在却沦落到在夜店弹钢琴，下面的观众喝酒聊天，嘻嘻哈哈，没有人在意他。甚至他年轻貌美的妻子公然在家里跟人厮混，看到她老公回来，竟然说我朋友们还在这儿，你隔几个钟头再回来吧——失落到这个地步！还有一个曾经很了不起的时尚摄影师，现在变得疑神疑鬼，他常常听到电话里传出古怪的声音，总觉得周围有人要害他，在白天也要拉上厚绒窗帘，怕外面有人跟踪。书里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物，而配合这些人物的小说叙述总是虚虚实实，有时甚至出现超现实的场景。例如一个不再被使用的电话号码，打过去仍能听到许多人在对话，说着一些奇怪的暗语，仿佛是一些死去的人在利用这个废弃的电话号码做一种神秘的交流。

    小说的最后，主人公到底有没有找到他真实的身份呢？似乎找到了，但又不是那么确定，因为他总在回忆的时候，把一些想象出来的情境与记忆中发生的事混淆在一起。但是到底什么叫作记忆呢？我们又如何知道脑海里的记忆是真实发生的，还是想象出来的呢？

    举个例子。主人公有一天认为自己原来的名字可能叫佩德罗，于是他回到佩德罗去过的一些地方，认识了很多人，向他们求证自己的身份。有一次他在佩德罗常去的一个大楼里这样思索：“我相信，在各栋楼房的入口处，仍然回响着天天走过、然后失去踪影的那些人的脚步声。他们所经之处有某种东西在继续颤动，一些越来越微弱的声波，如果留心，仍然可以接收到。”然后，紧接着的一句话特别值得留意：“其实，我或许根本不是这位佩德罗·麦克埃沃依，我什么也不是。但一些声波穿过我的全身，时而遥远，时而强烈，所有这些在空气中飘荡的分散的回声凝结以后，便成了我。”意思是说，假如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失去了过去的记忆，这时最重要的并不是我到底是谁，而是我能不能从各种想得起来的——哪怕是想象出来的也好——蛛丝马迹、声音、气味、光线，以及半梦半醒时脑海中、眼帘里闪过的一些景象当中，拼凑出来一个“我”。虽然这些东西是那么飘忽不定，但如果能把它们固定下来的话，那便是“我”了。

    再举一例。主人公在寻求自己身份的过程里，不可避免要去寻找很多他觉得自己过去可能认识的人、共过事的人、身边很重要的人，例如想跟他一起逃离纳粹魔掌的那个他生命中至爱的女人。他要找到这些人，找到他们的去处。这就是说，一个人在寻找自己的时候，必然会牵涉无数其他的人，人总是存在于人际网络之中的。但问题是，当你想从人际关系里得知自己的全貌时，你就会遇到一个根本困难：我们认识的那些朋友，他们彼此之间互不相识，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依然是被隔绝的、孤立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去寻找自己呢？

    再来看这样一段：“我和于特[5]常常谈起这些丧失了踪迹的人。他们某一天从虚无中突然涌现，闪过几道光后又回到虚无中去。美貌女王。小白脸。花蝴蝶。他们当中大多数人，即使在生前，也不比永不会凝结的蒸汽更有质感。于特给我举过一个人的例子，他称此人为海滩人：一生中有四十年在海滩或游泳池边度过，亲切地和避暑者、有钱的闲人聊天。在数千张度假照片的一角或背景中，他身穿游泳衣出现在快活的人群中间，但谁也叫不出他的名字，谁也说不清他为何在那儿。也没有人注意到有一天他从照片上消失了。我不敢对于特说，但我相信这个海滩人就是我。即使我向他承认这件事，他也不会感到惊奇。于特一再说，其实我们大家都是海滩人，我引述他的原话：‘沙子只把我们的脚印保留几秒钟。’”

    在今天这个互联网、社交媒体流行的时代，其实没有人会失踪。以前也许真的会有这么一个“海滩人”，出现在很多不同人的照片里，他或者在躺着晒太阳，或者在嬉水，或者在打沙滩排球；但今天我们照片里出现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被搜寻出来，没有谁会是神秘的。不过有一样东西无论在以前还是今天，都永远是神秘的，那就是我们和记忆之间的关系。

    莫迪亚诺一生的写作主题就是记忆，而如果你对法国现代文学稍有了解，就会知道书写记忆是一个多么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普鲁斯特[6]的巨著《追忆似水年华》已经确立了现代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关于记忆书写的典范。莫迪亚诺如何来挑战甚至超越普鲁斯特奠下的丰碑呢？我的看法是这样的——请允许我以最简单的方式讲：如果说普鲁斯特要做的事是不断回到过去，或者把过去拉到现在，让记得的东西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立体，让它们与现在越来越融合直至模糊掉彼此之间的边界；那么莫迪亚诺要处理的与其说是记得的部分，倒不如说是不记得的部分。

    记忆好像海浪在不断地冲刷岸边的一个沙堡，把它侵蚀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普鲁斯特想要把握的是沙堡剩余的形状，甚至想将它复原成被侵蚀之前的样子；莫迪亚诺关注的则是被侵蚀的过程，以及那些被侵蚀掉再也记不起来的东西。另外他跟普鲁斯特的一个非常大的分别是，他几乎每本作品都非常轻薄短小。

    他还有一部作品我非常喜欢，叫《缓刑》。这本书不再通过别人来追寻自己的身份，而是单纯写一个人的回忆，里面几乎连一个侦探情节都没有了，故事线索非常简单，就是一个人在回忆自己的少年时代，那大概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德国占领法国期间。故事的叙事者那时住在巴黎近郊，有一堆女人照顾着他和他的弟弟。他的爸爸总在外面，居无定所，神秘莫测，他们的父子关系非常淡漠。到了17岁之后，他干脆彻底失去了爸爸的踪迹。他的妈妈是一个演员，需要到处巡回演出，所以留下他跟弟弟在巴黎乡郊由一群女人照顾。这些女人也十分奇特，你无从确切知道她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她们住在这所房子里，又引来很多不同类型的人。这是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去回忆的故事，几乎没有情节可言，整本书写的就是这样一种生活状态，以及这个状态的终结。

    （主讲 梁文道）

    【《庆祝无意义》人生没有绝对的意义】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1929— ），捷克作家，自1975年起定居法国。另著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生活在别处》《玩笑》《不朽》《笑忘录》《无知》等。

    “无意义”，就是生活的本质。对此你不要轻易地排斥，而是要去认识这个“无意义”，爱这个“无意义”，还要学会生活在“无意义”之中。

    著名的米兰·昆德拉已经八十多岁了，我们都以为上一本小说《无知》就是他的收官之作，殊不知2014年他又有新作问世，而这距离《无知》已经十余年了，距离让我们中国读者如醉如痴奉为经典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已经30年了，难免让昆德拉迷们又惊又喜。

    这本新作《庆祝无意义》，一看书名就是昆德拉的范儿。当然了，本书的译者马振骋说，这个书名其实是他精心意会而成的，看来译者对于昆德拉的风格也是心领神会。法文原著的书名按字面意思直译过来本是《父亲的爱》，译者是看了整本书之后才确定应该像现在这样翻译。书名的这个“无意义”放到全书内容里去理解，即是说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都没有什么绝对的意义。“无意义”，就是生活的本质。对此你不要轻易地排斥，而是要去认识这个“无意义”，爱这个“无意义”，还要学会生活在“无意义”之中。

    这本书开篇描写的是一个老男人在观察年轻女性时的目光与心态，我几乎可以断定这就是一生都在透过男女关系来把握和解释世界的昆德拉本人的感受。如此高龄的人能那么精准地体会两性的体态与心态，权且先用四个俗字赞叹一下——“宝刀未老”。但不能仅仅把昆德拉放在这个层面上夸奖，“好色”的昆德拉要远远高于所谓的情场成功男，昆德拉的形而下，只是通往高山仰止的形而上的第一级阶梯。书的开篇是这样写的：

    这是六月，早晨的太阳露出云端，阿兰慢慢走过巴黎一条马路。他观察那些少女，她们个个都在超低腰长裤与超短身T恤之间露出赤裸裸的肚脐。他迷惑了；迷惑了甚至心乱了：仿佛她们的诱惑力不再集中在她们的大腿上、她们的臀部上、她们的乳房上，而是在身体中央的这个小圆点上。

    这引起了他的思考：如果一个男人（或者一个时代）在大腿上看到女性的诱惑中心，怎样描述和定义这种情色导向性的特点呢？他即兴作出一个回答：大腿的长度是道路的隐喻形象，修长而又迷人（这说明为什么大腿要长），它引导走向情色的终点；确实，阿兰心想，即使在交媾中途，大腿的长度也让女人具备令人不可接近的浪漫魔力。

    假若一个男人（或者一个时代）在臀部看到女性的诱惑中心，怎样描述和定义这种情色导向性的特点呢？他即兴作出一个回答：粗暴；快活；以最近的道路走向目的地；况且这是个双重目的地而更加刺激。

    假若一个男人（或者一个时代）在乳房看到女性的诱惑中心，怎样描述和定义这种情色导向性的特点呢？他即兴作出一个回答：女性的神圣化；圣母马利亚给耶稣喂奶：男性器官匍匐在女性器官的高贵任务前。

    但是怎样定义一个男人（或者一个时代）的情色，当他（或它）在人体中央肚脐上看到女人的诱惑中心呢？

    请注意，昆德拉通过寥寥数语，提出的是一个时代对于诱惑的描述和定义。意大利《晚邮报》把这本小说称为所有脆弱情感的颂歌，包括悲伤、快乐和美，而我觉得倒不如改一个字，这样来说：这本小说是所有脆弱情感的挽歌，包括悲伤、快乐和美。法国《解放报》说，《庆祝无意义》忠实于昆德拉一以贯之的小说要领：混杂着各种视角，梦想与现实交织，主人公的世界与作者的世界交织；也交叠了不同的时空，眼下和历史并存；以及集合了最荒诞的想象。没错，这本书中最荒诞的想象莫过于穿插其间的有关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加里宁[7]的段落了。

    现在的俄罗斯版图上有一块飞地，它位于波罗的海沿岸，叫作加里宁格勒。它在历史上是立陶宛的一部分；后来也做过德国东普鲁士的首府，当时叫柯尼斯堡（即现在的哥尼斯堡）。柯尼斯堡在历史上很有名，因为它是德国大哲学家康德的故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根据苏、美、英三国签署的《波茨坦协定》，柯尼斯堡和东普鲁士北部地区才被划归为苏联版图。1946年，为了纪念刚刚逝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柯尼斯堡被改名为加里宁格勒，那片地区就称为加里宁格勒州[8]。苏联强行把那里的德国人迁走，同时迁入大批的俄罗斯人。后来，原属于苏联一部分的立陶宛和白俄罗斯宣布独立，这样就使得加里宁格勒和俄罗斯本土分开来，成了一块飞地。

    可是为什么后来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都恢复了原名，重新叫作圣彼得堡和伏尔加格勒，唯有加里宁格勒一直到今天还叫加里宁格勒呢？昆德拉在他的这本小说中，极尽辛辣甚至是有些恶毒地为此虚构了一个可笑的故事。

    故事是这样说的，加里宁是一个可怜的、无辜的傀儡，虽然他长期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名义上是国家元首，但其实他什么都不是。每次斯大林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这个加里宁都严守纪律，可是他患有前列腺增生，本该每几分钟就去一次厕所的，却因为不敢妨碍斯大林讲话，而没勇气去厕所。斯大林一旦讲话就盯着加里宁，每到这时加里宁的脸色就越来越苍白，斯大林则感到一种享受，于是讲得更慢，并且添上一些描写。直到加里宁的面容忽然松弛下来，鬼脸消失了，表情平静了，头上笼罩着一片平和的光环，斯大林知道加里宁又输了，因为他又尿湿了自己的裤子。

    斯大林在加里宁身上体验到一种温情，“他瞧着他的同志在受苦，他带着温和的惊觉，感到内心有一种微弱的、谦卑的、几乎陌生的，反正是已经忘怀的感情在苏醒：对一个受苦的人的爱”，而这种温情有着不可言传的美，所以斯大林才决定把柯尼斯堡改名为加里宁格勒。昆德拉借小说主人公阿兰之口说，只有这一理由能解释这个奇怪又平庸的命名。而加里宁的这种受苦最为通俗和人道，“是纪念每个人都有过的一种痛，是纪念一场绝望的斗争，这场斗争除了对自己从未对他人造成过痛苦”。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加里宁格勒还是加里宁格勒。

    （主讲 吕宁思）

    【Open Veins of Latin America受伤的拉丁美洲大陆】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1940—2015），乌拉圭作家，14岁起即投身新闻事业。著作多以拉丁美洲社会反思和历史批判为主，被称为“拉丁美洲的声音”。另著有《火的记忆》《拥抱之书》《足球往事》等。

    在过去500年的时间里，拉美国家就好像被切开的血管一样，任何一个吸血鬼都可以到那里去吸血。

    Open Veins of Latin America这本书[9]的原著是西班牙文，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它的文笔非常优美，作者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拉美地区可谓家喻户晓。

    书名直译过来是《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对拉美历史有所了解的话，看到书名大概就知道它会讲些什么了。历史上，自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西方的很多殖民者就陆续来到拉美淘金或掠夺资源，所以在过去500年的时间里，拉美国家就好像被切开的血管一样，任何一个吸血鬼都可以到那里去吸血。

    先给大家讲一个和这本书有关系的小故事。在2009年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当时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10]在会场见到奥巴马，当场把这本书送给了他。然后全世界就都知道了这本书，原先对拉美地区不了解的人纷纷找书来看。查韦斯为什么要把此书送给奥巴马？因为爱德华多·加莱亚诺是一位左翼作家，他这本书主要是在批评过去500年里西方政治对拉美地区的负面影响，以及西方新旧殖民者对拉美地区的经济掠夺和垄断。查韦斯的目的是要让奥巴马了解一下拉美国家对美国和西方的看法，据此调整美国对拉美的一些政策。

    但我相信奥巴马之前就看过这本书，因为在他刚刚当选的时候，他就表示对拉美地区比较感兴趣。尤其他看到古巴医疗业的科学水平非常发达，制度也相当公平，无论贫富看病都非常容易，于是对古巴有了新的看法，进而希望更多地去了解包括古巴在内的拉美国家。后来奥巴马也开启了改善美古关系的进程，但因为美国的政治比较复杂，奥巴马的这个愿景没有实现，古巴和美国之间仍然是互相封锁的状态。

    而我最感兴趣的是这本书里的语言，不仅优美，而且深具智慧。作者用非常朴实、接地气的语言来表述他的政治观点，读起来轻松易懂，让人手不释卷。

    比如讲到海地的时候，作者说：“海地是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洗脚工多于擦鞋匠，为了一枚硬币，男孩子们愿意为没有鞋可穿的顾客们洗脚。”你看他用一个细节就把贫穷的极致状态写出来了：在那里，人人都很穷，连鞋子也穿不起，结果没鞋穿的穷人还去帮助擦鞋的小孩，让他们给自己洗脚。

    讲到拉美地区的失败，作者是这么描述的：“我们的失败总是在别人的胜利当中彰显，我们的财富总是通过培育别人的繁荣来为我们自己制造贫穷。”这个句子写得太优美了，而且相当有智慧，因为在被西方资本主义剥削廉价劳动力和抢占资源之后，拉美本土的工业和企业都没有办法得到发展。作者一言以蔽之：“拉美工业资产阶级的遭遇，就如同侏儒那样，他们无须成长就会衰老。”

    书里还讲到拉美过去有很多针对专制政府的左翼斗争——其实这些游击队现在还有，作者同样是用一句话就把游击队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简练而形象地呈现出来了：“在拉丁美洲，把游击队消灭在子宫之内，是他们最巧妙的办法。”即是说游击队在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被消灭了。

    我读这本书总体的感觉是，作者作为一个弱势群体的代表，他的发言方式非常与众不同。世界上每天都有很多不公平、不正义、不道德的事情发生，通常弱者的反应都是以声嘶力竭、怒不可遏、情绪激烈的方式宣泄不满，以博得关注；但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却是以一种优雅的、有姿态的语言来表达抗议，这样反而更容易得到对方的尊重和倾听。我觉得对所有文字工作者以及弱势国家的政治家来说，如果想让强者听进去你的声音，就要好好学习这本书的表述方式，它是一个典范。

    （主讲 杜平）

    【《根西岛文学与土豆皮馅饼俱乐部》新时代的《查令十字街84号》】

    玛丽·安·谢弗（Mary Ann Shaffer），美国作家，曾任出版社编辑、图书馆员、书店店员。2008年2月本书出版前夕，玛丽不幸病逝。

    安妮·拜罗斯（Annie Barrows），美国童书作家，玛丽的外甥女。在姨妈因病无法继续写作时，接手修订文稿。

    正是在文学的世界里，我们能够对人、对世界、对自己都多一些宽容。

    《查令十字街84号》是一本关于爱书人的最经典、最动人的书信集，而近几年，有一本书被誉为新时代的《查令十字街84号》，它就是《根西岛文学与土豆皮馅饼俱乐部》。这本书的作者玛丽·安·谢弗一生都在从事与书页打交道的工作，比如她做过书店店员，也做过出版社编辑。《根西岛文学与土豆皮馅饼俱乐部》是她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作品，可惜的是，在这本书出版前夕她去世了，来不及看到这本书的巨大成功。

    这不只是一部畅销书，同时也获得了很多赞赏。严格来讲，就像《查令十字街84号》一样，它不算是顶尖的文学创作，但对于喜爱阅读的人来说，它是一本读了会引起共鸣甚至会爱上的书。

    书名里的根西岛在哪里？如果你去看地图，会发现它名义上是英国属地，但它并不在英国本岛，而是一个位置上更靠近法国的岛屿[11]，

    这个岛有相当高的自治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它太靠近法国，所以迅速被德军占领，可以说是唯一一块被德军占领的英国国土。此后的几年里，根西岛基本被德军封锁，得不到关于英国的任何消息，岛民过着与世隔绝且艰难困苦的生活。比如说猪肉不能随便吃了，因为德国人要把所有的猪都收走。慢慢地，岛上也没有了黄油，面粉供应也变得非常紧张，只有靠多吃土豆过活，书名里的土豆就是这么来的。

    和《查令十字街84号》一样，这本书也是书信体。整个故事起源于一封信，是根西岛的一个普通商人写给本书主角伦敦作家朱丽叶的，他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朱丽叶的一本流落到岛上的藏书——查尔斯·兰姆的《伊利亚随笔精选》，在扉页上发现了朱丽叶的名字和住址，于是致信朱丽叶，告诉她自己很喜欢这本书。

    有趣的是，后来根西岛上的其他人也都写信给朱丽叶，给她讲岛上的一个读书会的故事。这个读书会就是土豆皮馅饼俱乐部，它怎么来的呢？其实一开始是出于意外，一些岛民因为实在馋猪肉，就在某天晚上偷偷杀了一头猪，聚在一起吃肉喝酒，但他们被检查宵禁的德军发现了，其中一个人就急中生智，谎称他们是一个读书俱乐部。德国人普遍爱好文艺，这些德军听了，就很宽容地放过他们，并且说也要一起参加。

    所以这个俱乐部实际上是被迫成立的，但参与者读着读着就有了兴致。他们还发明了一种馅饼，在缺少黄油和面粉的情况下，用土豆做馅饼皮，用土豆泥做馅儿，索性给读书会也起名叫作土豆皮馅饼俱乐部。

    那是一个战争年代，生活不总是平静的，时常充斥着轰炸和恐惧，同时也有相当多感人的故事。比如书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伊丽莎白，她是个热爱读书的人，也非常勇敢，正是她面对德军临危不乱，设想出了这个读书会。但这个人始终没有真正现身，因为她后来死在了德军的集中营里。

    此外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岛民如何通过读书逐渐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抑或在那种艰难而封闭的环境之下，当他们被德军谎骗伦敦已被攻陷，只有通过读书才能获取一点安慰。例如有一个五金古玩商，当他读到卡莱尔[12]关于灵魂的说法时，他发现自己对灵魂的观念忽然变得不一样了，仿佛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启示。卡莱尔这么讲：“人类曾经拥有灵魂这个观点是否曾让你停驻深思？不是把它当作一种道听途说，或一种修辞，而是当作人们了解并遵行的一项真理！毫无疑问，那是另外一个世界……但是很遗憾，如今我们已失去了灵魂的音信……我们必须再次寻找，否则，更糟糕的事情会降临到我们身上。”

    书的最后，主角朱丽叶亲自到了根西岛上，还和俱乐部里的一名成员谈起了恋爱。她在与岛民交往的过程中，对不曾现身的伊丽莎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看到了战争中人性的光辉。同时她也怀着温情，以较为平和、不带评判的眼光去看待双方战士，你会发现虽然德军占领了根西岛，在这里实施恐怖统治，但很多时候他们一样是个寻常人。

    可以说，正是在文学的世界里，我们能够对人、对世界、对自己都多一些宽容。

    （主讲 梁文道）

    【《偷书贼》战火下的读书声】

    马克斯·苏萨克（Markus Zusak，1975— ），澳大利亚作家，另著有《传信人》《败犬》《格斗》等。

    书籍对小女孩来说，不只是文字之美，更让她通过文字和战争的残酷以及死亡的冰冷隔绝开来。

    先透露一点真相

    你正走向死亡。

    大多数人觉得我的话难以置信，任我怎么抗议也没用。说到这个话题，我尽力让自己保持心情愉快。请相信我，我的的确确也会满心欢喜。我也有和蔼可亲、和和气气的一面，但是，请别要求我做到令人愉悦。令人愉悦与我无关。

    这一段自白，听起来像是谁说的呢？是的，他就是死神。这本台版《偷书贼》的封面，用的是根据本书改编的同名电影里女主角的剧照；而我更喜欢台版译本的旧版封面，上面是一幅小女孩和死神跳舞的图画。作者马克斯·苏萨克，是当代澳大利亚小说界获奖最多、著作也最丰的一位作家。他1975年出生于悉尼，父母分别是奥地利人和德国人的后裔，他的这本小说其实源自他父母的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的父母年纪还小，曾亲眼看到汉堡被盟军轰炸之后的惨状，也看过纳粹驱赶犹太人前往死亡集中营的悲剧。后来马克斯·苏萨克听父母讲起这些事，就一直记在心里，他觉得总有一天要把它们写成一本书，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本《偷书贼》。

    这本书是以死神的口吻来进行叙述的，故事主角是一个小女孩，她的父母是德国共产党人，后来她的父亲死了，母亲可能也死在了某一个地方，她就被纳粹送到一个德国家庭寄养。小女孩原本不识字，是她的养父教她识了字，而她阅读的那些书，都是她偷来的。有趣的是，《偷书贼》几乎每一章，都是用小女孩偷来的书的书名为题。比如第一章的题目《掘墓人手册》，这是小女孩在她弟弟的葬礼上从地上捡到的一本书，从此为她打开了文字的世界。而书籍对小女孩来说，不只是文字之美，更让她通过文字和战争的残酷以及死亡的冰冷隔绝开来。

    除了小女孩之外，书里还有很多其他人物。我特别喜欢小女孩的养父，他是一个德国手风琴手，性格非常善良，当纳粹大肆追捕和杀害犹太人时，他出于友情和善良收容了一个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后来也成为小女孩进一步去理解文字世界的渠道，小女孩为躲在阁楼和地下室的犹太人描述外面的世界，让他在躲避死亡的日子里感觉不那么孤单。

    另一个我很喜欢的人物是镇长夫人，她的儿子死在了战场上，她以什么方式来慰藉对儿子的思念之情呢？就是通过读书。但是读书在当时的德国是有风险的，纳粹会把很多书都列为禁书，并当众销毁。有一次，小女孩从焚书的火堆里捡出一本书，镇长夫人将一切看在眼里却没有作声，后来小女孩到镇长家去取要洗的衣服时，镇长夫人故意打开了书房的门，让小女孩走进去看一看。

    这本书里还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比如有一次空袭来临，整条街的人都钻进防空洞里躲避，此刻哪怕是冤家对头，都在互相手拉着手。这时小女孩开始朗读她刚刚从书里看到的一个故事，所有人都在聆听，他们被故事曲折的情节所吸引，忘记了对轰炸以及死亡的恐惧。小女孩借助文字的力量，安慰了每一颗惶惶不安的心。有意思的是，作者在这个场景中让小女孩讲述的其实是一则充满恐惧、令人忧心忡忡的故事。

    这本书的结尾挺伤感的，正如死神所说，他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所以很多善良的人并没能逃开战争的劫难。到最后，这条街上只剩下小女孩一个人，她是孤单的，但也是幸运的，因为在她成长的过程中，爱她的人教会她用文字的力量去对抗恐惧。作者在书里借死神的口说了一段话，正好可以拿来做个小结：“战争就是一场剧烈的偷窃，抢劫般夺走了人们的性命，就和偷苹果、偷小说的孩子比起来，偷走人类幸福和安居的元首是更大的罪人，世界在一个怯生生又勇往直前的小偷心里，四处的一切都被偷走了，只留下无可奈何。例如德国妈妈的儿子，儿子们的腿或者手指，镇长夫人的笑容，甚至天空和河川的美丽。”

    在这本书里，你会看到死亡给人们带来的一切摧残，以及战争给生活造成的一切磨难。

    （主讲 闾丘露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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