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1911—1942），中国现代女作家，原名张迺莹，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代表作有《生死场》《商市街》《呼兰河传》《马伯乐》等。
萧红有大量关于饥饿的非常独到的描写，写出了饥饿时那种百无聊赖与荒芜感。
前几年曾有一部电影以现代作家萧红为主角[13]，近年来，又有一部讲萧红一生的电影上映，就是《黄金时代》，是香港著名导演许鞍华执导的。
在我看来，萧红这位作家有点尴尬，从她今天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来说，几乎每一个人都觉得她是非常出色的作家，但另一方面，好像大多数人又很不熟悉她，有人甚至误以为她和萧军是两兄妹。还有人说她是左翼的官方作家，在台湾，曾有一段时间萧红的作品被列为禁书，正因为觉得她是一个同情左翼的、共产党的同路人。可如果真把她放到正统的社会写实主义的路线里去看，她又显得非常偏离主流。
萧红的一生本身也像一个谜。她的人生虽然短暂，才活了三十出头，却非常动荡波折，一直在饥饿、贫困、流离、逃难与疾病之中度过，当中还发生过许多曲折的爱情故事。我无意去探究她的生平逸事，而是要关注她的作品，可是要谈萧红的作品，也很难绕开她的人生去谈。
萧红是怎么被发掘出来的呢？在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本来被归类在东北作家群[14]里，也就是一批左翼作家，其中包括萧军、白朗、骆宾基、端木蕻良等，但是这批作家的文学史地位并不高。此外，萧红和鲁迅有很深的关系，介于父女和师生之间，有人认为她是鲁迅在精神上的传人，可是这也并没有给萧红增加多少关注度。萧红真正得以被文学界和公众所重视，情况和另一位民国才女张爱玲差不多，都是因为“出口转内销”。
此话怎讲？我们知道张爱玲开始得到世界文坛的肯定，是由于已故的夏志清[15]教授在他那本《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把张爱玲推崇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经过这番抬举，才使得以前被视为通俗作家的张爱玲，其文学价值受到注意并被重新评价。慢慢地，中国台湾和香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张爱玲的作品，再后来这股热潮终于传回了大陆。现在张爱玲几乎是一个教母级作家了，没有人觉得她不好。
而萧红，虽然相比张爱玲要寂寞一些，但其文学地位也已是今非昔比，这主要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汉学家葛浩文[16]的推动。葛浩文就是莫言作品的英译者，此外他还翻译过刘震云、苏童等一大批好作家。他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注意到萧红，尤其觉得《呼兰河传》了不起，于是认认真真做研究，在美国的文坛上好好地介绍了一番。后来夏志清自己承认，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漏掉萧红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葛浩文写过一本《萧红评传》，自20世纪80年代被翻译成中文后，就开始在大陆、香港和台湾流传，使得萧红才又受到国人关注。而这本《萧红评传》的大部分内容，是在谈萧红的人生。萧红的人生为什么值得谈呢？首先，她是那个战乱年代里苦苦挣扎在社会底层的人的一个缩影。其次，她身上有太多未解的谜团，哪怕借助已有的历史资料和他人的回忆，仍然很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印象。相比之下，我们对张爱玲的了解要更清晰一些。再次，关于萧红也存在很多争论。如果说对张爱玲的争论集中于她爱上了一个“汉奸”胡兰成，以及在上海沦陷时曾在“敌伪刊物”上发表作品；那么对萧红的争议则在于她好像从头到尾都不在一个正确的政治路线上面，并且她短短的一生当中还有很多感情纠葛，常被看作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感情问题似乎让她的文学地位大打折扣，但这种偏见恰恰是萧红一生都在努力抗争的。设想一下，同样复杂的感情经历如果发生在一个男作家身上，我们会觉得他堕落下贱吗？我们不仅不会，还会说这个男作家真是风流才子！这种反差正显示出对女性的偏见。林贤治先生在他那部非常精彩的萧红传记《漂泊者萧红》里说：这种对女性的歧视是她（萧红）一辈子都在与之奋斗的对象。
到了今天，研究萧红的学术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不只生平考证，各种文学研究都很容易找到。除了女性主义视角之外，萧红的作品还可以从很多角度切入分析，因为她的作品里面有着相当丰富的内涵。例如为这本《萧红小说散文精选》作序的香港作家洛枫，她就特别注意到萧红如何写饥饿，我觉得从这里恰恰可以摸索出萧红作品的独特性所在。
有很多中国现代作家都喜欢写食物，比如周作人写茶点，林语堂讲中国饮食，但萧红写食物和别的作家很不一样。比如这本书收了很多篇萧红散文集《商市街》里的文章，其中一篇《雪天》是这样开头的：
我直直是睡了一个整天，这使我不能再睡。小屋子渐渐从灰色变做黑色。
睡得背很痛，肩也很痛，并且也饿了。我下床开了灯，在床沿坐了坐，到椅子上坐了坐，扒一扒头发，揉擦两下眼睛，心中感到幽长和无底，好像把我放下一个煤洞去，并且没有灯笼，使我一个人走沉下去。屋子虽然小，在我觉得和一个荒凉的广场样，屋子墙壁离我比天还远，那是说一切不和我发生关系；那是说我的肚子太空了！
这么长的一段文字谈的只是一件事——她的饥饿，类似的描写在《商市街》里很容易看到。《商市街》一般被看作带有自传色彩的散文集，回忆了她在哈尔滨与萧军一起共度的生活，是萧红到上海之后写的。
商市街[17]位于哈尔滨的中央大街，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哈尔滨是东北一个国际化的现代大都会，中央大街则是哈尔滨最主要的一条大街。在这个繁华的地段，萧红与萧军贫苦地寄居在一个叫欧罗巴的旅馆里，后来又搬到萧军做家教的人家里面，基本上过的是有一顿没一顿的生活，常常处在饥饿之中。
萧红在《商市街》里有大量关于饥饿的非常独到的描写，写出了饥饿时那种百无聊赖与荒芜感。挨饿时她只好睡觉，醒来也无事可干。由于饥饿，她整个人的魂好像都飞掉了一样，跟身边所有事物皆失去联系，而只要能够吃饱，哪怕只是沾了白盐的硬邦邦的列巴圈，都可以让她很满足。如果偶尔弄到一笔钱，萧红就会形容自己走在大街上是如何趾高气扬、志得意满。食物在萧红这里，不再是美食文化，而是保证一个人生存下去的最基本的条件。
故而萧红写人往往也是从生存这个面向去写的，《商市街》里有一个男人形象叫郎华，通过这个形象你就能看出，男女之间感情再好，在饥饿面前也会暴露出人性的弱点。比如在《提篮者》这篇里，可以被看作萧红本人的那个“我”，有一天掏光身上所有的铜板给了那个每天在过道上提着篮子卖面包的人，于是一块黑面包摆在了桌子上：
郎华回来第一件事，他在面包上掘了一个洞，连帽子也没脱掉就嘴里嚼着，又去找白盐。他从外面带进来的冷空气发着腥味。他吃面包，鼻子时时滴下清水滴。
“来吃啊！”
“就来。”我拿了刷牙缸跑下楼去倒开水，回来时，面包差不多只剩硬壳在那里。他紧忙说：
“我吃得真快，怎么吃得这样快？真自私，男人真自私。”只端起牙缸来喝水，他再不吃了！我再叫他吃，他也不吃。只说：“饱了，饱了！吃去你的一半还不够吗？男人不好，只顾自己。你的病刚好，一定要吃饱的。”
他给我讲着，他怎样要开一个“学社”，教武术，还教什么什么——这时候他的手，又凑到面包壳上去，并且另一只手也来了！扭了一块下去，已经送到嘴里，已经咽下去，他也没有发觉，第二次又来扭，可是说了：
“我不应该再吃，我已经吃饱。”
《商市街》里每次写到郎华，都会让你感叹这个男人怎会那么自私，总在跟一个生病的身体瘦弱的女人抢东西吃。郎华一般被认为就是萧军，但他是不是萧军并不重要，甚至郎华也并非真的自私，恐怕任何人到了饥饿难耐的时刻，都会这么无法自控地不停吃下去。
萧红总是从这种最底层的生活状态出发去写人，正因为如此，她才能形成独特的写作风格。
（主讲 梁文道）
【《呼兰河传》战乱年代里的抒情诗】
认命实在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无可奈何之事。在这个天寒地冻的环境里，除了苟存于世，还想怎样？还能怎样？
萧红有一部作品《生死场》曾得到鲁迅的赞赏，鲁迅还为其作序推荐。在萧红为数不多的作品当中，《生死场》算是比较规整的，意思就是可以很清楚地被归到某种文类当中去。而她的其他一些作品比如《商市街》和《呼兰河传》就不一样了，它们介于小说和散文之间，说是小说吧，却没有清晰的情节和鲜明的人物；说是散文吧，在表达上却显得很抽离，更何况里面的一些主要人物还被虚构了名字。从这种文风也可以感觉出，萧红是一个多么难以定位的作家。
萧红不是能以意识形态轻易区分的作家，这就是为什么她的作品曾一度被忽视。她那么关注社会底层，关注劳苦大众，按理说应该属于左翼才对，没错，她身边确实都是一些左翼的朋友，文学史上也曾把她看作左翼文学圈的一部分。可是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她总在时代之中掉队。例如《呼兰河传》出版时茅盾为其写序，就批评作者没有提及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人民的压迫[18]。但是鲁迅当年写《阿Q正传》《孔乙己》，不也没提过这些吗？萧红只不过是延续了鲁迅这种国民性批判的写作路子罢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到她写作《呼兰河传》的时候，也就是她在1940年流亡香港期间，这个写法就无法切合时代需要了。那时中国作家不分左右都被动员起来写抗战文学，萧红还在讲国民性批判，不是很不合群吗？
萧红也不是真的在做国民性批判。虽然《呼兰河传》里面写了很多中国农民的愚昧无知，把他们写得那么不堪，但和鲁迅式的辛辣讽刺其实很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萧红在鲁迅的基础上又往前迈进了一步。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从《呼兰河传》的开头看起：
严冬一封锁了大地的时候，则大地满地裂着口。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尺长的，一丈长的，还有好几丈长的，它们毫无方向地，便随时随地，只要严冬一到，大地就裂开口了。
严寒把大地冻裂了。
接下来，她写了好几种人是怎么样在这片冻裂的大地上行走：一个车夫，手背被冻出无数裂口；一个卖豆腐的，盛豆腐的方木盘被冻在地上；一个卖馒头的老人，因为鞋底结了冰滑倒在地。而再继续冷下去，水缸会被冻裂，井会被冻住，房子也会被大风雪封得严严实实。
这就是整部小说的开头，北国的严冬气息一下子跃然纸上，此地便是呼兰了。呼兰在今天是哈尔滨市的一个区，以前则是一个独立的小县城，也是萧红的家乡。萧红到了生命的晚期，当她在这本《呼兰河传》里回忆起自己的家乡和童年时，首先交代的是一个严酷的天候背景，这是非常有意思也是特别值得留意的。不过抛开这一点先不谈，让我们看看《呼兰河传》有哪些已经得到公认的长处和特点呢？首先它在出版时显得非常前卫，打破了小说的传统样式，并不是以人物角色为核心，而是要为呼兰这个地方立传。它也写人，但人物不是重点，重点是呼兰这块土地如何承载了这些人的生活。写作风格上则有着茅盾所说的抒情诗特色，就是用不断重复的写法，在稍微带着变奏的重复意象、重复描写中产生出诗意。叙述顺序则是从宏观到微观，从小县城的天候讲到这里的几条主要道路，再讲到一年时序里的主要节庆，然后画面才转进萧红自己家，以及她所见到的一些人物的故事。
但是我认为《呼兰河传》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小说一开头所暗示的，在一个中国最靠东北的偏僻之地，面对这里严酷的天候和严重的贫瘠，人们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这里的人穷到什么地步呢？比如有一家人租了三间歪歪斜斜的破草房，下雨天过后房顶上长出蘑菇，那家人便上去采蘑菇，结果引来全院子的人站在下面议论，都羡慕这家人有蘑菇吃。他们说：
“这蘑菇是新鲜的，可不比那干蘑菇，若是杀一个小鸡炒上，那真好吃极了。”
“蘑菇炒豆腐，嗳，真鲜！”
“雨后的蘑菇嫩过了仔鸡。”
“蘑菇炒鸡，吃蘑菇而不吃鸡。”
“蘑菇下面，吃汤而忘了面。”
“吃了这蘑菇，不忘了姓才怪的。”
“清蒸蘑菇加姜丝，能吃八碗小米子干饭。”
“你不要小看了这蘑菇，这是意外之财！”
同院住的那些羡慕的人，都恨自己为什么不住在那草房里。若早知道租了房子连蘑菇都一起租来了，就非租那房子不可。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租房子还带蘑菇的。于是感慨唏嘘，相叹不已。
在如此穷困潦倒的境况下，人们会表现出哪些状态呢？我们举例说明好了。在这个小县城的一条东二道街上，有一个陷下去五六尺的大坑，“不下雨那泥浆好像粥一样，下了雨，这泥坑就变成河了”。这个泥坑简直就是一个陷阱，让路过的动物、人、马车都很危险，常常马陷进去挣扎不出，一旦躺倒在地，很容易就会死。这时过路人会来帮忙救马，不过也有来看热闹的，“看那马要站起来了，他们就喝彩，‘噢！噢！’地喊叫着，看那马又站不起来，又倒下去了，这时他们又是喝彩，‘噢噢’地又叫了几声。不过这喝的是倒彩”。
“这泥坑子里边淹死过小猪，用泥浆闷死过狗，闷死过猫，鸡和鸭也常常死在这泥坑里边。”到了下大雨的时候，坑里涨满水会一直漫到两边人家的墙根上，就连人也过不去，只好颤巍巍地攀着人家的板墙从坑边挪过去。于是有人建议把两边房子的墙向后拆一点，房子主人却说墙不能拆，最好沿着墙根种一排树，下起雨来就能攀着树过去了。可是没有人想过要把坑填平。萧红写道：“一年之中抬车抬马，在这泥坑子上不知抬了多少次，可没有一个人说把泥坑子用土填起来不就好了吗？没有一个。……说拆墙的有，说种树的有，若说用土把泥坑来填平的，一个人也没有。”
类似的对呼兰河人愚昧无知的描写在小说里比比皆是，又例如：
所以呼兰河城里凡是一有跳井投河的，或是上吊的，那看热闹的人就特别多，我不知道中国别的地方是否这样，但在我的家乡确是这样的。
投了河的女人，被打捞上来了，也不赶快的埋，也不赶快的葬，摆在那里一两天，让大家围着观看。
跳了井的女人，从井里捞出来，也不赶快的埋，也不赶快的葬，好像国货展览会似的，热闹得车水马龙了。
……
呼兰河这地方，到底是太闭塞，文化是不大有的。虽然当地的官、绅，认为已经满意了，而且请了一位满清的翰林，作了一首歌，歌曰：
溯呼兰天然森林，自古多奇材。
这首歌还配上了从东洋流来的乐谱，使当地的小学都唱着。这歌不止这两句这么短，不过只唱这两句就已经够好的了。所好的是使人听了能够引起一种自负的感情来，尤其当清明植树节的时候，几个小学堂的学生都排起队来在大街上游行，并唱着这首歌。使老百姓听了，也觉得呼兰河是个了不起的地方，一开口说话就“我们呼兰河”；那在街道上捡粪蛋的孩子，手里提着粪耙子，他还说“我们呼兰河！”，可不知道呼兰河给了他什么好处。也许那粪耙子就是呼兰河给了他的。
看到这些辛辣的调侃，是不是让人觉得萧红果然是鲁迅的精神传人了，对国民性的批判如此不遗余力。但我为什么要说这本《呼兰河传》比鲁迅更往前跨进了一步呢？因为它通过对呼兰河自然条件的书写，透露了这里的人愚昧无知背后的根源。他们为什么不去把那个年年出事的泥坑填平呢？这是一种心态决定的，简单讲就是两个字：认命。
因为认命，这里发生了太多让人难过的事，也发生了太多稀奇古怪的事。一个才12岁的童养媳，只是因为太大方了不知道害羞，就遭她婆婆天天毒打虐待，终于被弄疯了。疯了之后又用各种迷信的方法给她治，最后被跳大神的用开水活活折磨死了。一个媳妇，被丈夫打，但她说，哪个男人不打女人呢？于是也心满意足地并不以为那是缺陷了。
认命实在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无可奈何之事。在这个天寒地冻的环境里，除了苟存于世，还想怎样？还能怎样？这里的人，天天想的是怎么活下去，下一顿饭有没有着落，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趣味。所以当有人上吊了，有人跳河了，难道不是一件令他们兴奋的事吗？他们终于有热闹可看了，生活变得不平常、有滋味了。这种认命就好像波兰作家卡普钦斯基[19]笔下的俄罗斯，为什么俄罗斯有沙皇专政？因为那片土地上的人都会认命。面对西伯利亚无垠的冻土和风雪，人是那么渺小，所以对于任何事情都只能习惯于接受。接受反而变成一个最重要的活下来的力量，不接受的人全都死了。不接受的像萧红这样子，逃到香港去，还是病死了。
（主讲 梁文道）
【《天香》晚明上海织女传奇】
王安忆，生于1954年，现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作协主席、复旦大学教授。另著有长篇小说《长恨歌》《纪实与虚构》，小说集《小鲍庄》《乌托邦诗篇》《伤心太平洋》，散文集《漂泊的语言》《今夜星光灿烂》等。
要静下心来看一看，在时代的变迁里，女性是怎样用自己的韧性和善良去帮助自己和别人的。
《天香》的作者王安忆，大家已经很熟悉了，都记得她之前写过一部以上海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长恨歌》。
如果说《长恨歌》讲述的是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一位上海女性的故事，在时间上和我们还比较贴近的话，那么《天香》所写的时代距离我们就比较远了，它讲的是晚明时期一群女性的故事。很多人会拿《天香》和《红楼梦》进行比较，而王安忆有一次在接受报纸访问时却说：“我既没有写《红楼梦》的野心，也没有为上海著史的野心，我不是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我只是小说家。上海这座城市和那段历史只是我小说的背景，小说还是一个关于女性生活的故事。”
如果把《天香》看作一本历史小说，似乎它有着这里或那里的不足。比如小说涉及到徐光启[20]、董其昌[21]这些上海历史名人，以及一些历史背景事件，但都没有过多展开。我特别认同王安忆自己的说法，这是一本关于女性的小说，而小说里的男性角色，总是隔一段时间就从文字里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王安忆在访问里是这么解释的：“在我的小说里，故事的行进就是男主角不断退场的过程。在第一卷里，有人觉得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其实第一卷就是写这些女性是怎么进入这个申家的，她们在这个家里的遭遇是什么。为了把故事聚集在女人身上，我必须把这大宅子的男人慢慢打发掉，这样女性的光辉形象才能起来。”
一些读者觉得这部小说里面的女性人物太多了，说不出来哪一个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但如果你把它看作一个女性小说的话，就会发现作者塑造的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面对时代变迁或家族变故的时候，她们依靠自己的韧性顽强地活了下来，不单单自己活得好，还通过她们掌握的顾绣手艺让身边的人也能好好活着。
简单讲，这部小说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晚明一个士绅家庭所造的“天香园”中，前后三代女性将顾绣这门手艺发扬光大，并且在家道败落之后仍顽强地将它传承下去。故事最令我难忘的在最后部分，随着这个家族的没落，最后一位女性嫁到一个普通人家，她要面对这样的选择：要不要把顾绣带到民间，推广这项技艺，以帮助那些比她生活还要艰难的女性，让她们在艰难世道里拥有谋生的一技之长？如果她选择这样做，可能对她的家族来说就是一种损害。不过最终，她决定分享，她选择让更多的女性有机会凭手艺实现自立。也因此，顾绣这门艺术才得以传入民间。这是整部小说中我觉得非常有意义的地方。
提到女性小说，大家总是把关注点放在现代和当代，其实在过去男性主导的社会里，也有很多关于女性的动人故事，只不过被忽略了。王安忆通过这本小说，把一些女性人物重新展现到我们眼前。我们不必带着史诗般的宏大眼光去审视这部作品，而是要静下心来看一看，在时代的变迁里，女性是怎样用自己的韧性和善良去帮助自己和别人的。这时我们就能从小说当中感到一股相当大的暖意，想象在旧上海的一个小房间里，一群女性专心地刺绣，不仅为自己带来生活的安定，也让身边的人可以通过努力找到一个确定的未来。
（主讲 闾丘露薇）
【《哀伤纪》平淡的人生里却有最深刻的哀伤】
钟晓阳，香港女作家，1962年生于广州，在香港长大。父亲是印尼华侨，母亲是东北人。另著有《停车暂借问》《哀歌》等。
钟晓阳总是带着淡淡的忧郁和哀伤，她的作品讲的全是生命里的种种无奈和遗憾，种种想要的得不到、不想要的却总是来。
《哀伤纪》的作者钟晓阳，是1962年出生的香港女作家。她成名很早，20岁就已出版成名作《停车暂借问》，在台湾和香港引起轰动。
有一次我去参加香港书展，在主办单位招待的一场晚宴上和一些60岁上下的台湾媒体人聊天，主要是我讲，他们听。突然他们不理我了，而且还站起来跑掉了，原来是钟晓阳来了，所有人都跑去找她拍照、签名。后来那些台湾媒体人告诉我，在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不管男文青还是女文青都会追看她的小说，如果不读钟晓阳就不是文青了。
台湾有个女作家叫陈雪，她的小说都在探讨同性恋、乱伦等你想象得到和想象不到的种种情欲。如果说把陈雪放在左边，那钟晓阳就是右边。我说的不是什么政治上的左右，而是指文风。陈雪是很狂放的，而钟晓阳总是带着淡淡的忧郁和哀伤，她的作品讲的全是生命里的种种无奈和遗憾，种种想要的得不到、不想要的却总是来。
钟晓阳有一部很重要的短篇小说集，书名就叫《哀歌》，其中同名的那一篇里，写一个女生到了美国和两个男人之间发生的种种暧昧的、似有若无的爱情，小说的结尾非常忧郁。后来钟晓阳离开香港去其他地方读书，去过澳大利亚也去过美国，再回到香港时她从事了电影编剧，也做过广告创作，但都没有再出版过小说了。直到《哀歌》写完过了28年，终于才有了这部小说新作《哀伤纪》。
《哀伤纪》有点像《哀歌》的续集，故事不完全一样，但人物和情节有相似的地方。好像二十多年前的那些男男女女经过一段忧郁的暧昧关系之后也成长了，然后各有各的生命遭遇，再重逢时各自对生命有着一番不同的领悟。所以这两部作品可以放在一起读，不仅读钟晓阳创作的这些故事，同时也读这位有着传奇般少女时代的作家在步入中年后，她自己有了哪些新的想法。
钟晓阳其实是东北人，移居香港之后她在家里和家人讲的仍是东北话。她的成名作《停车暂借问》写的就是发生在东北的爱情故事，一个年轻女生和表哥谈恋爱，中间经过很多的波折，读起来非常感人。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你本来很快乐，读完钟晓阳的作品可能会感到忧郁，如果你已经很忧郁，那么读完会更忧郁。
钟晓阳在台湾还有一群好姐妹，像朱天文、朱天心曾经主办过一本文学刊物《三三集刊》[22]，发表那一代文青的作品，钟晓阳就是通过投稿和朱家姐妹建立了很好的友情。那批文青里也包括唐诺，现在在大陆也是越来越有名的作家，写了很多非常好看的散文和文论。这批文青如今都步入中年甚至中老年了，每个人都有故事，我希望看到等他们再老一些的时候去写回忆录，那可能就是另一次创作的高峰。
（主讲 马家辉）
【《蝴蝶》情欲总能找到出口】
陈雪，台湾女作家，生于1970年。另著有《桥上的孩子》《陈春天》《附魔者》等。
原来我们对于情欲的压制都比自己想象的大，对情欲解放的渴望也比想象的强烈。
《蝴蝶》是一本小说集，里面收了八则短篇小说。这本书有点特别，可能比较保守的人不会喜欢。作者是一位很独特的台湾女作家叫陈雪，她从20世纪90年代出道，先写短篇小说，后来写长篇，作品绝大多数都非常忧郁，总是写女人在情欲里面受到的种种伤害、背叛和不堪。但是忧郁背后又能看到快乐的部分，那些女性总是能够站起来，为自己的情欲找到一个解放的出口，最终找到她们的爱人，虽然那个爱人往往不是男人，而是另外一个女人。
有人说陈雪代表了台湾的一支文学写作形态，她在作品里思考的是作为一个所谓的女人，她的性别认同在哪里，还有她在受到种种伤害之后出路在哪里。她的小说比如《桥上的孩子》《附魔者》都非常好看。除了小说之外她也写散文，还有一本教人怎么谈恋爱的《恋爱课》，都是很有趣的书。这本《蝴蝶》收的是她比较早期的写于20世纪90年代的作品。
《蝴蝶》里面最有代表性的一篇是《蝴蝶的记号》，在2004年还被拍成电影[23]，颇受关注。这篇小说讲了一名三十岁的女性，已经结婚有小孩，是一个贤妻良母，但是和她的老公相处没有感觉。有一天她在超市遇见一个因偷吃东西遭到店员斥责的年轻女孩，就帮女孩付钱解了围，后来又不由自主地关心她，渐渐和这个女孩谈起恋爱来。在恋爱过程中，她又通过回忆反思了自己读书时与另一个女同学有过的暧昧。更有趣的是，她看到她上了年纪的妈妈也要离婚，还和一个女人之间产生了感情。通过这样的故事你会发现，原来我们对情欲的压制都比自己想象的大，对情欲解放的渴望也比想象的强烈。很多欲求的不满足到了生命的某个阶段，总是可以觅到一个去处，找到想要的东西。
除了《蝴蝶的记号》之外，这本书里其他几个短篇写的也都是不寻常的情感与性，所以我说如果你是一个保守的人，看了可能会感到不舒服。可是在我看来就觉得过瘾，不是因为话题本身，而是因为它背后探讨的关于情欲和人的解放。
陈雪的好多小说都有回忆录的味道。她的人生经历很丰富，比如她讲过小时候因为爸爸做生意失败欠下债务，只好去夜市摆地摊，所以她从小就帮忙摆地摊。长大后她也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还在卡拉OK陪唱陪喝过。她的人生经验也很丰富，不仅和女生谈过恋爱，还和她的女朋友结婚了，在台湾文化圈公开举行Party，成为一个文化新闻，也引起了社会热议。别以为在台湾，每个人都像我这么看得开，不少人还是很保守的，所以就会批评她。但她不管，她认为每个人都有爱的权利，可以自己选择去爱谁、怎么爱。
（主讲 马家辉）
【《告别式从明天开始》悲伤的生命挽歌】
张家瑜，香港女作家，生于台湾花莲，现定居香港。另著有《我开始轻视语言》。
爱有多深，它回应于你的悲伤与恐惧就有多深。
《告别式从明天开始》的作者我认识，她不只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婆。她就是张家瑜。我介绍她的书不是因为她是我老婆，而是因为这本书真的好，所以我举贤不避亲。告别式，即丧礼，所以一看书名就知道里面都是些很伤感的文章。
其实我是不太敢看这本散文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和作者的距离太亲太近了。书里都在回忆亲人的生病和死亡，以及她面对这些死亡时的种种观察和感想，我读了当然非常心疼。而一般的读者，虽说和她没有这么近的距离，也一样能从中得到很真切的生命领悟。
举个例子好了，其中的一篇散文《病旅》，讲了几年前我们一家三口去英国旅行的事。旅途中很不幸，我女儿得了急性肺炎，发高烧。刚开始我们不知道病因，还以为只是感冒，可是去了英国的医院看病，吃了药没好，转去唐人街找香港医生也没用，于是就赶快回香港。张家瑜就写了我在唐人街的医院怎样背着发烧无力的女儿爬楼梯等整个生病看病的过程。女儿平时很喜欢和她聊天开玩笑，那时却病到根本没办法回应她了。张家瑜如此写道：
我看着那闭着眼休息的女孩，我心悲苦。那是现实而你不想面对的，一个病恹恹的女孩。
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我还是想着“失去”这主题。那不等于我对“失去”这两字有着明确的理解，相反地，我想着“失去”的对面那名词，“拥有”。我好像站在河岸边，对着向前航去的船只有着一股想拉回它的冲动，那艘船，在夜晚似有若无，如鬼魅般有着一盏闪烁的萤火，提示着离开的可能。
我问着那女孩，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她不想花任何的力气回答我，只是累累地摇摇头。我们共同拥有那么多的回忆。她不能离弃我。但她的身子告诉我，她想像船一样远离我，我苦苦不放手。
幸好我女儿后来病愈了，张家瑜忆及当时这样说：
在我最脆弱之时，我最滥情。精神敏锐地觉察，而肉体迟钝地收受。
那折磨，仿佛以一种告诫的口气说着，别太爱一个人，爱有多深，它回应于你的悲伤与恐惧就有多深。
爱有多深，它回应于你的悲伤与恐惧就有多深。我觉得张家瑜的这个表达非常深刻，而我们平常可能想不到这样表达。
书里还有回忆她父母亲的文章，就是我的岳父岳母。张家瑜说看北野武的电影，印象最深刻的不是那些关于黑帮的影片，而是《菊次郎的夏天》，因为里面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小孩一起坐在海滩上的画面。张家瑜是台湾花莲人，这个电影画面让她想起以前在花莲海边和父亲共度的生活，让她想起跟着父亲去看电影、去吃饭的场景，以及父女之间情深的感觉。而写到她的母亲，张家瑜则回忆了和母亲一起走过花莲的小巷口去夜市，蹲在那里吃一碗鱼汤的往事。
张家瑜的这些文字让我觉得，无论你是不是在台湾长大，也无论你有没有老公、太太或者小孩，你都可以将生命的观察和感悟通过文学创作的方式定格下来。不仅留给自己一个记录，也能够让别人分享你当时的深刻感受，得到一些感动和启发。
可是我请求张家瑜写第三本书的时候不要再那么哀伤了好吗？写一下我们之间快乐的事吧，虽然快乐的事情可能不多。
（主讲 马家辉）
【《得未曾有》“退”出来的崭新人生】
庆山，曾用名安妮宝贝，1974年生于浙江宁波。另著有《告别薇安》《彼岸花》《莲花》《春宴》等。
在“退”之中，每个人都在为自己这个决定承担起新的挑战，结果也开拓了一片新的天空。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7月11日是安妮宝贝的生日。2014年的7月11日就是她40岁的生日。
一眨眼，安妮宝贝40岁了。她的经历大家都很了解，不需要多讲。简单来说就是，她24岁左右开始在“榕树下”网站写作，很受读者欢迎，出书之后也大卖，很多年里都被称为收版税最多的作家。出一本书能卖过100万册的，坦白讲没几个，莫言先生不用说了，他是殿堂级的老祖宗，可是年轻一辈的没有几个，安妮宝贝就是其中之一。安妮宝贝出过散文，出过小说，做过翻译，还曾经主编了一本很重要的文学刊物《大方》，都非常有影响力。
台湾有一位文学评论家詹宏志[24]，曾在评论台湾很重要的女作家朱天心时说，朱天心一直写，越写越深，越写越沉稳。我看安妮宝贝这一两年的作品，比如《春宴》，还有这本《得未曾有》，就有这种感觉。16年来，可以说安妮宝贝越写越深，越写越沉静，无论在情节安排还是人物的感情转折上都挖得很深。
《春宴》是小说，这本《得未曾有》则是报道文学。不过安妮宝贝在出版《得未曾有》时换了一个新的笔名，叫庆山。但她也没有放弃旧笔名，所以她微博上的名字叫“庆山-安妮宝贝”。我猜以后她应该不会再往上加新的笔名了，相反可能会减，安妮宝贝这四个字将慢慢淡出，庆山取而代之成为她新的身份。她在《得未曾有》的自序里说，取新笔名是因为她到了生命的一个新阶段，有了新的思考，于是选了两个她喜欢的字来代表现在的自己。
而她的思考，不仅得自阅读和写作，也通过与他人的交谈领会而来。《得未曾有》采访了四个人物，分别是一位厨子，用独创的方法来做好吃的江南菜；一位摄影人；一位西藏的年轻僧人；还有一位80岁高龄的古琴家老太太。安妮宝贝花了好多时间跟他们交往、聊天，然后把这些人的故事以及她自己的观察写出来。她说这四个人身份不同、年龄不同，却都在不同的时间点为自己将来的路做了一个决定。看完这四个人的故事，我想到一个字，就是“退”，他们都从原来的工作或生活状态中退了出来。退就是进，这里面的中国哲学含义我们都很明白。那位80多岁的老太太当然没有什么工作可退，她是退回到中国传统艺术当中去，坚持用最传统的方法来弹奏古琴，这也是一种退。在“退”之中，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决定承担起新的挑战，结果也开拓了一片新的天空。
安妮宝贝说她的这本书是采访，但其实不同于一般媒体人物报道的写法。她和这些人有非常深入的交往，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是对谈。因为除了记录人物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所思所想之外，也加入了作者自己的很多思考。
看完这本生命故事，我不禁自问是不是也应该去开拓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为自己展开一段新的生命呢？或者，我本人也写作，是不是替自己取一个新的笔名呢？或许我会好好考虑。
（主讲 马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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