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六日战争》香港“新界”的一段抗英历史】

    夏思义（Patrick H. Hase），剑桥大学博士，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前会长。居住香港逾四十年，长期研究香港“新界”及其居民的历史和传统生活。

    英国在1898年与清政府签约租下“新界”，一年后的1899年，“新界”发生了一场持续六天的战争，但是这段历史一直被埋没，不为人知。

    所谓香港，是由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三块地区组成。“新界”地方很大[25]，相当于香港岛与九龙半岛面积总和的九倍。

    历史上，香港岛和九龙半岛曾经被英国人占有，那是被割让出去的。但“新界”不同，“新界”是租借给英国的。所以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英谈判香港前途的时候，一开始英国人主要想谈“新界”，声称香港岛和九龙半岛按条约永远属于英国，中国只能收回“新界”。对此中国当然不可能同意，我们要全部收回来。

    英国是在1898年与清政府签约租下“新界”的[26]，一年后的1899年，“新界”发生了一场持续六天的战争。但是这段历史一直被埋没，不为人知，大概到了最近十几年才开始有人慢慢把它挖掘出来。《被遗忘的六日战争》讲的就是这段历史。

    这本书的作者是个英国人，叫夏思义。他以前在香港“新界”沙田区港英政府下设的岗位任职，是个当官的；但他同时也是剑桥大学博士，是一名学者，对“新界”历史做过很多研究。他写这本书时参考了诸多重要档案资料，其中包括英国政府的档案，还有第十二任港督卜力[27]和当时香港第二把手骆克[28]之间的很多通信，然后很详细地讲了这六天战争的来龙去脉。

    1899年4月，在前一年取得了“新界”租借权的英国准备在“新界”升起英国国旗。当时“新界”大概有9万多人，其中大埔区有9千多人，元朗区有2万多人，主要是这两个地区的民众在升旗仪式三天前的4月14日发起了抗争，不准英国人进入我们的土地。

    据夏思义查证，参与抗争的人里面有穷人也有富人，他们不希望土地被英国人占去的理由，第一个当然是出于民族情感。但其实这个理由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还有其他一些理由，例如谣传英国人会把土地廉价收走，当地人不愿意自己的土地被抢走；还说英国人进来之后，会像在香港和九龙一样，增加很多清洁费之类的赋税；以及英国人会盖很多新式建筑，破坏风水。当时有很多这类关于英国人的飞短流长与猜测，弄得人心惶惶。

    抗争发起之后，英国人当然派军队来镇压。一开始“新界”人还能击退英军，虽然他们严重缺乏现代武器，只有效果不佳的十几门火炮，余下都是老式的火绳枪，以及长矛、战刀之类的有刃兵器。但很快，“新界”人便敌不过英军，结果打到1899年4月19日，没办法就投降了。结果在六天的战争里，“新界”的抗英民众大约死亡500人。

    这本书里还记录了一些英国人在这场战争中做的很坏的事。比如他们把一个围村的村口铁门抢走了[29]，还作为战利品运回英国。

    战争结束之后，港督卜力很懂得玩政治，不让提这件事，好像六天的战争根本没发生一样。所以后来几十年的官方档案里几乎没有半个字提到这场战争。“新界”人因为打输了，还死了人，也不提。而且后来他们发现收抢土地和增加赋税都是谣言，于是很快就和港英政府合作了。据这本书考证，有一些“新界”的耆老还跑去港督府，跪在港督卜力面前求他宽恕。卜力很老辣，就请这些“新界”领袖加入政府委员会，一起来管理“新界”。反而骆克是个强硬派，他主张惩罚这些领袖。不过1902年骆克被调走了，离开香港，去了威海卫。

    这一段“新界”英勇的抗争历史，我们应该记住。

    （主讲 马家辉）

    【《彩色香港：1940s—1960s》彩色老照片里的香港】

    高添强，香港历史及历史照片研究者，另著有（包括合编）《香港今昔》《香港走过的道路》《街角·人情：香港砵甸乍街以西》《九巴同行八十年》等。

    黎健强，香港艺术学院高级讲师及摄影科目统筹，香港大学艺术学系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香港及中国摄影历史。另著有《形彩风流：香港视觉文化史话》《香港最早期照片》等。

    它在照片里显得那么妥帖、那么安宁，于是你会想，那会不会就是传说中已经逝去的田园牧歌？

    大家都喜欢看老照片，尤其是那些关于自己经历过的时代、见过的景物的老照片，又或者是在我们出生之前对我们所熟悉的地方留下的老照片。看到这些老照片的时候，就算我们没经历过照片里出现的场景，都会被挑起一种奇特的怀旧感。这该如何解释呢？

    解释起来当然比较复杂，简单来讲，就是我们总是对自己文化上和生活上的根源感兴趣。虽然照片里的世界也许比我们今天的世界更失序、更脏乱、更可怕、更危险，但由于它在照片里显得那么妥帖、那么安宁，于是你会想，那会不会就是传说中已经逝去的田园牧歌？你会觉得它大概比我们现在的时代要好。

    《彩色香港：1940s—1960s》就是一本关于老照片的书，作者高添强和黎健强都是香港本地相当重要的学者和评论家。高添强专门做香港的历史研究，黎健强则从事艺术和摄影研究。这本书最突出的地方在于书里的一批老照片都是彩色照片。彩色照片有什么了不起？说来话长。

    1839年8月摄影术在法国巴黎正式问世[30]，此后传播非常迅速，短短几年便蔓延全球。1842年8月随着《南京条约》的签订香港被割让，摄影术也几乎同步进入香港，有几位来自欧美的摄影师在香港建立了照相馆，只不过刚开始主要是拍人像，没有人去拍景物。一直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香港的景物照片才慢慢出现。之后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香港的照片和其他地方一样，几乎都是黑白的，就算有彩色的也是人工着色，色彩其实非常失真。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本《彩色香港》里的照片有多么珍贵了。

    书里的140多幅香港彩色摄影，记录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二十多年间的香港生活景象。它们是最早一批关于香港的高度存真的彩色摄影，从中能够看到一个很接近当时真实情况的香港。

    比如有一张照片拍的是1955年的中区[31]海旁，也就是香港最知名的地区中环。可是从这张照片上，我已经不太认得出这里是中环，因为照片里沿海的那一排房子如今几乎都不存在了，其中就包括香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邮政总局大厦。这座大厦在我小时候还有，我是看着它被拆的。很多人说香港不太珍惜自己的历史遗迹，首先不知珍惜的就是当年殖民地时代的政府，因为对他们来讲无所谓，反正房子是他们盖的，他们想拆就拆了。

    还有一张照片拍的是1953年启德机场[32]旁边的楼房和巴士总站，这个地方是今天很多人听说过或者去过的香港九龙城一带。照片里的房子都很矮，有意思的是，其中很多房子直到今天仍然存在。这是因为飞机起降对周围楼房有高度上的限制，所以只能盖矮房子，启德机场用了几十年，这些房子也得以几十年保留下来没有拆。不过现在情况变了，因为机场搬了，这里也慢慢起了新楼。

    还有一个观光客都很熟悉的香港地标是非常有名的半岛酒店[33]。来到香港的游客可能不会去住半岛酒店，也不会进去吃饭、喝下午茶，但是他们会站在酒店外的马路边拍照留念。书里有一张照片是从半岛酒店的窗口望出去，拍到的恰好是今天人们拍纪念照时会选取的酒店喷水池的位置。但是在这张照片上没有我们熟悉的那条海岸线，也没有难看的香港文化中心，有的是一排更难看的货舱。内地曾是香港最主要的“转口贸易”市场，然而在联合国20世纪50年代通过所谓对中国的禁运令[34]之后，香港的“转口贸易”急速下滑，照片里的这些货舱就都被拆掉了。

    还有一张照片也是内地游客很熟悉的地方，但我敢说你从照片上认不出来。它就是20世纪50年代末九龙仓[35]前面的商店，这个商店到后来演变为有名的星光行[36]，即今天全香港最大的商场海港城最接近码头的那一块。大家常常以为它也是海港城的一部分，其实它们只是连在一起而已。在当时的照片上，商店上半部分是用铁皮搭的房子，下半部分却探出一排中国式飞檐，有一种很古怪的混搭风格。其实这个旧貌并不怎么好看，但如果能保留下来的话，也是很有意思的。

    另一张照片则真的令人扼腕，这是一个应该被完全保留下来的地方，即20世纪50年代末的尖沙嘴火车站[37]和钟楼。现在只有钟楼被保存下来，火车站拆了。可是没有了旁边的整栋建筑物，剩下孤零零的一座钟楼有什么意思呢？尖沙嘴火车站在我小时候还存在，曾是全球最重要的铁路的终站，从这里开出的列车不只到得了北京，还能到欧洲，甚至莫斯科。如今却已是沧海桑田了。

    还有一张照片是1960年的旺角弥敦道[38]。与油麻地[39]相比，20世纪60年代以前旺角的商业活动并不频繁，楼都很矮，也看不出街上有多热闹。但这时候的旺角已经开始接近今天的旺角了，若再早十年二十年呢，这些房子后面恐怕都是田地，大片的西洋菜田。

    （主讲 梁文道）

    【《地文志：追忆香港地方与文学》文学里的香港地标】

    陈智德，笔名陈灭，1969年出生于香港，现任香港教育学院文学及文化学系助理教授。另著有诗集《市场，去死吧》，评论集《解体我城：香港文学1950—2005》《愔斋读书录》《愔斋书话》，散文集《抗世诗话》等。

    我们有时也向往遥远的地方、愿意承接更古老的传统、参与更宏大的整体世界，但知每一个出发点，不都由当下脚踏的土地开始。

    我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有一次我去北京，专门拜访了一个国家级研究机构里面的香港文学研究所。和那里的一些研究员谈着谈着我发现，这个专门研究香港文学的研究所，身为一个国家级机构，竟然没有一套完整的《素叶文学》杂志[40]，那可被认为是香港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杂志之一。后来我又发现，其中一些年纪大一点的研究员甚至不知道这份杂志，这让我感到非常震撼。于是回香港之后，我就辗转找到一些还在办《素叶文学》的前辈，问能不能想办法弄一套杂志，甚至我可以自己出钱买，然后免费寄给北京的这个研究所。我觉得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资料，一个专门研究香港文学的机构不应该没有。

    结果一位《素叶文学》的前辈和我说，这份杂志他们自己那儿都不齐全了，所以就算了吧。我那时候年轻，听了这话有点气愤、不理解，我想怎么可以算了，怎么这么不在意自己做过的事情？况且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也关系到香港文学和整个文学研究。但后来这件事也就作罢了。过了很多年之后，我再遇到类似的事，就能够体会当年那位前辈说的“算了”，因为这句话也越来越常出现在我的口中。特别是当有人问我香港有什么作家？香港是不是文化沙漠？听到这样的问题我通常也不搭腔了，心里想到的就是那句“算了”。

    但有些人是不肯就这么算了的，例如香港非常有名的诗人兼学者陈智德，他写下了这本著作《地文志：追忆香港地方与文学》。我不知道香港以外的读者对这本书会怎么看，但像我这样的香港人，特别是热爱文学的香港人，读这本书是非常有感触的。

    书先从近年香港特别流行的一个词“本土”讲起。今天因为这个词带有政治上的歧义，所以往往一谈“本土”，就很容易引起狭隘的联想或很偏执的政见。但是看看作者陈智德怎么讲，他说：

    本土经验本就是我们的成长以至更大范围下的共同体社会经验，我们生活其中，也愈发认清我与非我的真幻；是以书写本土绝不等同歌颂本土，本土也有许多负面事物，教我们疾首，我们有时也向往遥远的地方、愿意承接更古老的传统、参与更宏大的整体世界，但知每一个出发点，不都由当下脚踏的土地开始。

    这样一个既要追怀又要批判、还要承接更古老传统和更宏大世界的香港本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它会不会太小了，没什么东西好讲呢？陈智德说：“我不想在这里申辩，只想说，香港一地，无论感觉多狭窄，从文学的角度，与地球每寸土地、每个城市都是平等的。我时常自警于本土之可能褊狭和自我封闭，然而‘狭窄’与否本不在乎所写的地方，而在乎执笔者的眼界和文学修为。如果本书最终也沦入‘狭窄’之议，责任在我力有不逮，与香港无干。”

    在我看来，这真的是一本让很多香港人，尤其是与陈智德共同经历过相近年代的人会感动得几乎要掉下泪来的书。为什么？它的一个很独特的地方是作者擅长去捡拾一些已经被丢进历史废纸篓的旧事，包括去回顾一些已经停业的书店和已经停办的文化刊物。文化衰退是一个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的过程，是如今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香港尤其如此。香港过去几十年里出现过太多有趣的书店和太多好的文化刊物，但这些书店存在时不为人知，这些刊物的经营都很困难。所以它们通常的命运，是书店在不断的搬迁中最终倒闭关门，刊物运气好的话可以办几年，运气不好的话可能办一期就要停刊。我曾经开玩笑说，在香港办杂志，写的最多的文章是创刊宣言，因为创刊宣言发表之后这个杂志也就终结了。

    面对这种情况，难怪香港会被很多人说成文化沙漠，我想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在于大部分香港人在不断地忘记自己的城市。香港人会讲究中文字体的正宗性，却不关心香港有过哪些中文写作，也不关心书店的命运。

    陈智德这本书里讲了很多书店的故事。例如在其中一篇《广华书店和它的灰尘》里，陈智德在广华书店关门前的最后一天再次走进这家书店，他说：

    不觉走进书店深处，经过一道平日关闭而今敞开的门，走进从没有到过的一所密闭房间，内里满布大部头、沉甸甸的各种中英文学报，除了部分放置墙壁四周书架，更大部分从地面一直堆叠至楼顶天花，像旧式米铺内堆放的米。书的气味混和浓烈的尘埃气味，像米的气味。厚重学报像精密的隔音装置，房间完全寂静，我再听不到打铁烧焊声，密闭空间封锁了时间，堆叠是它的言语，从空洞中发出回音。

    这里是书店的心脏，又像是书店的母体、一切书籍和各种文字意念的出生地。还是相反，是这书店一早为自己准备好的墓穴？仿佛预知一切书籍和文字意念最后的去处。

    最后就是这样，在这个安静的墓穴里面，所有的书被尘埃掩埋、吞噬，或者将被送到废纸处理厂燃烧成灰，化为无尽的虚无。

    这本书除了用一些比较短小的篇幅去回顾香港过去的书店和文化活动，满足了我们这代香港人的怀旧情结之外，更具分量的是上卷的10篇文章，它们用较长的篇幅写了香港的一些地方，比如九龙城、维多利亚公园[41]、北角、旺角、红磡、屯门、湾仔，还有达德学院[42]，甚至儿童乐园。这些文章和我们通常所见的地方志不一样，正如书名所透露的，它们是一种地文志。什么意思呢？陈智德身为一个文学史研究者，同时也是对香港怀有深厚感情的香港人，所以他写香港各个地方的时候，不只描述它们的前世今生，更讲述了这些地方是如何在文学作品里得以呈现。换句话说，他是借着文学史和地方史两者之间的呼应来谈对这些地方的看法。而他的写法，不同于一般的不带感情的学术考证，而是以深厚的情怀写就的散文，甚至行文中间还夹杂着他自己的诗，仿佛以前的文人写着写着来上一段“有诗为证”。于是，整篇文章最后给人一种很梦幻的感觉，一方面追述这个地方的历史以及黎民百姓的生活变迁，一方面呈现这个地方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让我们看到文学是如何保留下来其他资料里所看不到的细腻的真实。

    以第一篇《白光熄灭九龙城》为例。写九龙城[43]这个地方，就不能不提香港最重要的古迹之一宋皇台[44]。民国成立之后有很多前清遗老来到香港，在这块不属于民国范围的殖民地上，他们最喜欢题写歌咏宋皇台的诗歌，遥远地怀念那个已经被颠覆的古老而沉重的帝国。因为此地记载了宋帝昰和宋帝昺为元兵所逼逃亡到南方化外之地的这段历史，最能够表达这些前清遗老对已故清朝的感情和看法。

    然后还写到了九龙寨城[45]，九龙寨城曾经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很多建筑学者都写过研究专著。可惜到今天，这里被完全铲平，一点痕迹都看不见了。陈智德讲到小时候去那里找一些没有行医执照的牙医拔牙——这也是很多香港人共有的经验——因为价格便宜，拔牙技术其实又很专业。

    他这样描述童年记忆中的九龙城：

    追随哥哥、众位表姐和表哥，攀上高耸而狭窄的木楼梯，我像一只流窜的蟑螂。有时在梯间与拿着空漱口盅到大排档买白粥的大人打个照面，我侧身让过，梯间响彻我喜听的木屐跶跶之声。屋内大人在搓麻将，小孩在走廊玩，黑白电视传来真的枪声，教我们知道远方有战争，我特别记得大人物逝世和有人被审判的新闻画面，大人们有的切齿愤慨，有的低声惋叹。傍晚过后，收音机播送鬼故事，再传来一首又一首粤曲，锣鼓喧天，女声婉转，夹杂众人不息的争闹，我不知应该掩耳，还是学习。

    九龙城这里也许有个消失的地方至今还保留在人们的记忆里，那就是香港过去的启德机场，曾经也被认为是世界奇观之一。我和一些老资历的机师谈起启德机场时，他们还说降落启德机场是永生难忘的经历，因为那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当年这个机场就建在九龙城的核心地带，尽管机场周边的楼已经被刻意限制高度，然而站在九龙城区往上看，仍会感到飞机鲜明的肚子好像是贴着楼顶飞过。而飞机上的乘客仿佛是坐在惊险的游乐设施上，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切进香港的核心地带。机场附近则喧喧闹闹，每隔几分钟就能听到飞机起降的噪声。可是陈智德却讲了这么一段，他说昔日九龙城的中学生爱到启德机场温习，“因为座位多，又凉快，而且那最接近飞机的地方，反而是整个九龙城唯一听不到飞机巨响的所在”。这也是很多香港人共有的记忆。

    他还提到在香港移民潮期间，有无数的人经过启德机场离开香港，“启德机场成了同学间最后话别之所，那几年间，我们熟悉机场甚于图书馆。那时并不知道，移民的人若干年后又举家回流”。那时候是这样的，每个月到机场去送别同学几乎变成一个固定的仪式，我们都说要珍重、要写信、要保持联系，每个走的人都很难过，告别同学甚至男女朋友，带着一些卡式录音带离开香港。接着，陈智德又跳回现在的时光，在启德机场早已结束运营之后，他重新回到没有飞机升降的机场客运大楼。在他想象的场景里，他仿佛看到和听到：

    从启德机场禁区走出接机大堂，没有接机的人群，却有纷纷絮絮的语声，航班告示板不断变换数字，最初是航班号码，渐渐变成了年份，最后是由十至零的倒数，带着一个城市的时间亮光，闪烁了几下，再熄灭。启德的年代就这样终结，唯独告示板上的数字不放弃自己的言语，始终发出那“跶跶跶跶”的声响。大堂到处是互相迎送的人群，发光指示板把他们都照成鲜黄色，我认出了当中有几位多年未见面的旧同学，但没有上前相认，只缓缓向大堂出口那淡色的世界走过去。离去前在门边回头望向禁区倾斜的下坡路，一众旧同学向我挥手，祝我一路顺风，我迟疑了一会儿，逐一凝视、努力记住了每一个人鲜黄色的面容，也向他们挥手并道：有空一定会写信回来给你们。

    （主讲 梁文道）

    【《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

    麦高登（Gordon Mathews），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教授，另著有《全球文化/个人身份：在文化超市中寻求家园》《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日本人和美国人如何理解他们的世界》《香港，中国：培育国家认同》等。

    世界上一百多个不同国家的人聚集到重庆大厦来，不是因为那儿有便宜的旅馆住，有便宜的东西吃，而是因为那里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贸易活动。

    很多人都听说过香港有这么一个地方，叫作重庆大厦[46]。王家卫有一部电影《重庆森林》，就是以重庆大厦为主要拍摄场所，很多人看了这个电影之后，便对重庆大厦有一种浪漫遐想，向往去看一看。但你以为你真的会在这个地方碰到梁朝伟或王菲吗？当然不会，那只是电影。真实的重庆大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坦白讲，从能找到的很多文字和报道当中，都很难了解重庆大厦的真实面貌，甚至一般的香港本地人也都不了解，因为很多香港人一辈子都没进去过，或者只是路过就赶紧跑。为什么呢？因为，假如你是一个单身女子，夜晚路过重庆大厦时，总会在大厦门口以及对面人行道的栏杆上看到很多黑色皮肤的人，两眼发光地看着你。也有人走过时，会被守在那里的人搭讪，问你“要吃饭吗？楼上有很好的印度菜、巴基斯坦菜……”。又或者，当你表现出一个游客的身份时，他们会上前给你看一些照片，里面有冒牌的劳力士等名表，劝你购买。还有一些欧美记者是这样形容重庆大厦的：

    有些家长的孩子在亚洲背包旅行，家长最担心害怕的就是重庆大厦……世界上最锦绣繁华的一个城市，却有这样一个藏污纳垢和鱼龙混杂的廉价住处，更不用提它里面有多少潜在的火警和健康问题了。

    重庆大厦是独一无二的地方，我能在一个戴眼镜的克什米尔老板那里同时买到性玩具、周杰伦的盗版光碟、一本全新皮质封面的《可兰经》，他居然还能用五种货币找钱给我。我还能在重庆大厦的走廊过道和楼梯间，买到飞往孟买的打折机票、两千只TAG Heuer牌子的伪劣手表，或买一张能不限时数致电尼日利亚拉各斯的电话卡……你能消失在这个地方。

    重庆大厦为背包旅行的人提供非常廉价的住宿，同时也是许多非法活动的庇身之所，包括容纳非法逗留的人。这是个罪恶滋生的温床，有毒品交易、性交易等等，世界上所有的丑恶行径你都能在重庆大厦找到……就个人来说，我只会去那里吃咖喱。

    确实，我知道很多人去重庆大厦就是为了吃那里的印度菜，那些印度菜馆在高层，通常是搭电梯或者走几道楼梯直接上去，这样就能避开在一二层会遇到的事情。那么，让众人包括记者在内感到恐怖的一二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有一本书《香港重庆大厦》，为我们揭开了这个世界的神秘面纱。作者麦高登是近十几年来人类学界一位非常有名的学者，现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教授，这本书是他花了很多年时间带着研究助理们研究重庆大厦的一个成果。可是重庆大厦为什么值得研究？尤其为什么值得人类学家研究？写一本书专门谈一个大厦，是不是很莫名其妙呢？我们先撇开这些疑问不管，来看一看到底重庆大厦有着什么样的面目。

    麦高登这么写道：

    每晚大约有4000人留宿于重庆大厦，我在不同旅馆邂逅了129个不同国籍的人，从阿根廷到津巴布韦，包括不丹、伊拉克、牙买加、卢森堡、马达加斯加，甚至有马尔代夫的人。

    你跨过马路走近这个入口，看见那附近站了许多跟一般香港人不一样的人，他们也不像是弥敦道的购物者。假如你是华人，进入大楼后可能反而觉得自己是少数民族，茫然不知所措。假如你是白人，也许会下意识地捂紧钱包，不安之中还带有第一世界国家的愧疚。假如你是女人，可能还有点不自在，因为你周围有一百多双虎视眈眈的男性的眼睛。

    换一条路线进入重庆大厦的话，麦高登又说：

    如果你从附近么地道（Mody Road）[47]的港铁出口出来，转一个街角来到重庆大厦，会对大厦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你首先见到一家7-Eleven，那里晚上总有一大帮非洲人站在过道中喝啤酒，或是聚在店门口。附件还有一些印度女人穿着灿烂夺目的莎丽，假如男性瞄她们一眼，她们就会报价，然后跟着走几步以确定该男子是否对她们的性服务感兴趣。当然，招引来的还有其他诸如蒙古、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女人。还有一些南亚的男人，他们会向你兜售西装定制服务，“特价西装，只给您这个价”。然后后面可能跟上来一群卖假表的人，提供各种名牌手表的赝品，价格仅为正品的一小部分。一旦你流露出一丝兴趣，他们就会带你走进附近大厦的阴暗小巷。

    你穿过距离重庆大厦大门大约三十多米的么地道，如果来的是时候，会见到一群贩子替大厦内几十个咖喱餐馆当托儿，类似中介。你最好要么不理睬他们，要么赶快决定跟着一个托儿去其餐厅，不然会被贩子党团团围住。如果你是白人的话，会有一个年轻男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凑到你耳边小声问：“来点大麻？”你若想再问下去，说不定还能问出其他的什么药来。到傍晚时分，你踏上重庆大厦门口的台阶，一些南亚裔的旅店托儿会跑来说“我能给你一间好住处，才150港币”……

    你终于逃离了这些夹攻，然后发现自己掉进了重庆大厦的人流漩涡，也许你一生都没见过这么多人簇拥在这么一小块地方。眼前的景象非同寻常：穿鲜艳长袍、嘻哈服装或不合身西装的非洲人，头戴无沿平顶小帽的虔诚的巴基斯坦人，穿伊斯兰教黑色罩袍的印度尼西亚妇女，穿中短裤挺着大啤酒肚的老年白人，还有一些仿佛是来自上一个年代难民的嬉皮士。尼日利亚人大声喧哗，年轻的印度人把手搭在彼此的肩膀上谈笑风生，还有一些中国内地人看起来掩饰不住对这一切的惊讶。你很可能还会见到南亚人推着手推车，搬运三四个标有“拉各斯”[48]或“内罗毕”[49]的大箱子，非洲人拉着塞满了手机的行李箱，还有掌柜们贩卖着各种各样地球上能找得到的东西……

    这便是重庆大厦的外观，是不是很神奇？可是麦高登透过这些纷纷扰扰的现象要研究什么呢？他进入这个世界之后发现了什么呢？

    在揭晓答案之前，我先换个问题请大家思考。提到全球化，你会想到什么？一般来说，假如我们要在心里为全球化勾勒出一幅画面的话，那会是一些西装革履的人，拿着手提电脑或iPad或先进的智能手机，穿梭于世界各大机场，随时与不同时区的人进行商务洽谈和贸易往来。他们出入的场所应该是世界各大城市的金融中心，例如香港的中环、上海的浦东、北京的国贸。又或者你会把全球化联想为一些不断跳动的经济数字，以及在全球的银行账户上面滚动不息的各种热钱和资金。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现在无论在广州还是义乌，都能看到越来越多的非洲人，那么这是不是全球化？香港有大约20万来自菲律宾、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女佣，这是不是全球化？在非洲的很多城市如内罗毕或拉各斯，那里的人们大量使用着从中国香港或南方收集转运来的旧手机，这是不是全球化？通常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个光鲜亮丽的全球化，可是我们忘记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种低端的全球化，它有时就在你眼前，只是你没注意到。而人类学家麦高登之所以关注重庆大厦，理由就是这座位于亚洲最为全球化的大都市香港的核心地带尖沙嘴弥敦道的大楼，正是低端全球化的典型范例。非常吊诡的是，重庆大厦是低端全球化的集中发生地，但它的对面是半岛酒店，里面住的却可能都是高端全球化的参与者。

    麦高登对低端全球化的定义是，“人与物品在低资本投入和非正式经济（半合法或非法）情形下的跨国流动，其组织形态常与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以实例来说，“在低端全球化之下，非洲商人提着塞满几百个手机的行李箱回到家乡，南亚临时工给家里捎去几百美元的应急钱以及超乎想象的经历和故事。虽然跨国公司是各种新闻报纸财经版的主要讨论对象，但它们对普通老百姓意识层面上的影响微乎其微。而对于在重庆大厦工作和生活的人来说，许多小商贩和非法工作者带来的货品、想法，包括媒体都对人们产生了深远影响”。

    麦高登又形容重庆大厦是一个世界中央的贫民窟，因为它“位于香港，但它不属于香港。它仿佛是一座来自发展中地区的外星孤岛，降落在香港的中心地带，这才是令大家畏惧的地方，而并非什么犯罪问题所导致”。这也是他为什么会将此书副标题取名为“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边缘地带（Ghetto）一般定义为‘由于社会、法律、经济压力的原因，一群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在城市中的一个地区’。然而，重庆大厦只是一座大楼而非地区，其中的居民也不仅仅属于一个少数民族，而是包括了各种各样民族背景的人……可是重庆大厦就算被看作是一个边缘地带，也不算典型。大厦中多数人作为低端全球化的工人和零件，其生活样貌还是十分资产阶级的，他们代表了南亚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奋斗的中产阶级……对于许多工作生活在大厦里的人来说，‘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是他们的希望之光，是逃离发展中地区穷苦生活和通往锦绣前程的机会。”

    说过麦高登的研究意图之后，我们再来谈一谈重庆大厦作为研究样本有哪些特点，这其中关涉现在人类学表现出的一些新倾向。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学家，一般以少有人去的偏僻部落作为研究对象，后来也有以一个城市为观察对象的，这些通常是一个范围更大的地区。但也有一些学者例外，会选取很小的区域来研究。麦高登就更是例外中的例外，还很少有人会像他那样只去研究一栋大楼。第二个人类学的新倾向是不再只关注一个地方，而是关注几个不同地方之间的关系。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早已意识到地球上没有一处是孤岛，每个地方都充塞着各种人流、物流与观念流的联系。人类学家发现，不能孤立地研究一个地方，除非那真的是一个从没有外人接触过的原始部落，否则总得把它和别的地方联系起来。所以麦高登讲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尝试以重庆大厦为基地，寻找其经济网络。单是一座重庆大厦就可以写出全球性的民族志，我们的旅程让我们对于大楼与其中的物品交易和交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推导出它在发展中国家之间有怎样复杂的联系作用”。

    通常人类学家写民族志的时候，都要报告一下自己是怎么进入现场的，麦高登也不例外。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在香港一所名校里教书的外籍大学教授，是如何进入重庆大厦这个复杂混乱的世界里的。原来在过去的很多年，他每个星期都固定在其中的一家旅馆睡觉，混在大厦里面与人聊天，偶尔也做一些正式的访问。在这个过程中，麦高登写下很多他自己非常好玩的经历。比如后来有很多媒体记者听说了他，就来找他了解情况，通常他会警告女记者不要穿得太少，可还是有人不听他的。结果最尴尬的一次，我们这位教授晚上被七个谎称是警察的穆斯林敲门，他们要确认教授有没有把年轻女记者留在房间过夜。如果教授做了他们认为是不道德的事，他们就不想和他做朋友了。好在我们的教授十分道德，他只是和女记者做完访问，然后一个人在房间里睡觉。在这栋大厦里，有人吸大麻，但也有一些严格的穆斯林在监测你的行为是否规矩，这就是麦高登走进去之后看到的重庆大厦。

    随着这本书的展开我们可以看到，低端全球化主要处理的是贸易活动。世界上一百多个不同国家的人聚集到重庆大厦来，不是因为那儿有便宜的旅馆住，有便宜的东西吃，而是因为那里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贸易活动。你可能觉得，不就一座大楼嘛，能有什么了不起的贸易。不错，重庆大厦外表看起来只是一座大楼，但里面有很多来自不同地区尤其是非洲的人在相互做买卖，而某种商品主要就是通过这里被转手到各个国家的。比如作者根据2007年至2008年的贸易活动统计估计，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有20%的手机销售自重庆大厦。想想看，这是不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

    但是麦高登的一些朋友，包括在重庆大厦做生意的人还告诉他，其实他低估了这个数字，因为还有大批中国南部生产的手机也会通过重庆大厦转运到非洲和其他地区，这些手机被储藏在重庆大厦及周边的仓库里，由商人安排运往别处。如果把它们也算进去的话，那数量就更可观了。这都是些什么样的手机呢？绝不是我们平常在广告上看到的种种高端手机，像三星、苹果之类，它们有的是中国内地的手机品牌，比如极泰（G-Tide）或Orion；有的是内地制造的无牌手机或者冒牌货，比如Sory-Ericssen，不是Sony Ericsson（索爱），而是“对不起”的那个英文单词发音的Sory-Ericssen；另外还有十四天手机。十四天手机是欧洲品牌，是那些在十四天之内因质量问题被消费者退回的手机，修一修之后又拿出来卖。此外当然还有二手手机。所有这些手机都集中到重庆大厦来，再转运到世界各地，其中主要就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麦高登说这里面当然可能存在一些很严重的问题，比如“多少商人用贩毒和武器交易赚来的钱买手机洗钱？这种现象在某程度上一定存在，但是我认识的卖家绝口不提这个问题，他们不过是做生意的。如果‘肮脏钱’被广泛定义为‘从合法经济以外赚取的钱’，那么重庆大厦里过手的钱几乎都很‘肮脏’，不过那些买家和卖家可不认为那些钱‘肮脏’”。

    比如书里有这么一个例子，一个在重庆大厦的避难者给麦高登讲了一则关于加纳黄金商人的奇特故事。有一天这个避难者在重庆大厦门口遇见一个满嘴金牙的加纳男人，那个男人想吃饭，于是避难者就带他去重庆大厦一家无照经营的加纳餐厅吃饭。一天之后，避难者又遇见了他，却惊讶地发现他满口的金牙全部换成了白牙。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个加纳男人的家里穷困潦倒，家中总共有十口人，他是其中最小的儿子，后来他的哥哥建议去做黄金买卖，于是他们开始从非法矿工那里倒卖黄金给中间商。但中间商盘剥太狠，他们根本赚不到什么钱，就想了个办法，把他的牙齿打掉装上金牙。他戴着这些金牙来到重庆大厦，会有一个来自中国内地的人在两个小时之内给他的32颗金牙完成拔牙、称重、算钱的全部过程，这笔黄金买卖就做成了。然后他再装回一副白色假牙，回到加纳。

    根据这些重庆大厦的外国人描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有被香港本地华人歧视的经历，就算是那些祖上已经有好几代生长在香港的巴基斯坦人、孟加拉人、印度人，仍然会投诉本地社会不接纳他们。由此可见，香港并不是一个想象中那么宽容的地方。很多在重庆大厦做生意的香港华人业主，可能从不和里面的外国人打交道，一些来自中国内地的业主也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而那些外国人彼此之间怎么相处和交流呢？他们用很多种复杂的语言。大部分人主要还是用英语，但也有这种情况，一个伊拉克人和一个尼日利亚人聊着聊着发现，他们都曾经在瑞典待过十年，于是他们马上转换到瑞典语来交谈了。大厦里面随便一个商店经理，可能都会用六种不同的语言来做生意。而这样的世界，离香港本地华人很远，即便是重庆大厦内的华人，无论香港的还是内地的，也都离这个世界很远。

    直到今天都有很多人觉得，香港的重庆大厦是个很危险的地方。一些旅游指南里会说，假如你想体验睡到半夜从天花板里掉出一窝老鼠，那你一定要住重庆大厦。此类说法现在仍很常见，于是久而久之，大家觉得重庆大厦里往来穿梭的那些外国人，尤其那些在华人某种奇怪的种族歧视下被视为低等外国人的深棕色和黑色皮肤的人很危险，他们大概都是些穷光蛋、瘾君子，都在做非法交易。

    也许确实有很多人在做非法交易，但他们真的是穷光蛋和瘾君子吗，真的很没文化很野蛮吗？并非如此。我们再来看几个有趣的故事。

    那些在重庆大厦做买卖的人，别看他省吃俭用住便宜的旅馆，吃便宜的餐厅，但是他回到自己的老家可是一个有钱人。否则他不可能每隔一两个月就搭飞机往来一次香港，这笔钱在他老家可是天文数字。麦高登就曾经跟一个认识的印度朋友回过他的印度老家，这个印度朋友在香港是非法劳工身份，偶尔还要因此躲避警察的检查，而且收入很低，一个月才一千多块港币。虽然这点钱在香港几乎很难维生，可是在他老家只有他盖得起房子，还买了摩托车，全村的人都以这个在重庆大厦非法打工的人为荣。你能想象吗？

    还有一种人更有趣，就是避难者，也就是到香港申请政治庇护的人。2009年的时候，香港大约有6000个这样的避难者，大部分来自南亚和非洲国家，大部分也都集中在重庆大厦。这些人之所以选择来香港，是因为香港入境非常容易，几乎没有限制。他们来了之后，就马上跑去香港的国际难民公署申报难民身份，一旦被确认难民身份，他们就可以移居到美国、加拿大或欧洲国家等地。只不过这个时间非常长，有人在香港一等就是好几年甚至十年。

    在这些避难者当中，有些其实是假装政治难民的经济难民，但也不乏真正的政治难民，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麦高登在重庆大厦里也做过很多义务工作，比如教英文，因此便接触到一些政治难民。他说：“我经常惊讶地发现班里有的学生在他们祖国是名人（有几个人在网上是热点人物，有一个人早前曾作为一个政治选举发言人出现在CNN，结果在警察抓到他之前逃离出国），他们真是既聪明又乐于发言（引用一位学生的话：‘教授，你在这件事情上的观点有五个错误的地方，让我逐一向您解释。’）……”所以这里面有一些是很牛的人。

    当然不要忘记重庆大厦里还有很多游客。麦高登写到一些从中国内地来的游客，其中一个用粤语告诉他：“我从来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非洲人，太吓人了！”另一个则向他抱怨：“我想吃中国菜，但是这里根本没有中国餐馆。为什么一间都没有呢？香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吗？”还有一些游客则是梦想家，长期寄居于此。比如麦高登提到一个年长的阿尔及利亚-加拿大作家，他“喜欢写间谍小说，并给我看他那些让人读不下去的章节，希望我能提一些英文语法上的建议，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回应”，然而这个人总觉得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间谍小说家。还有一个土耳其中年男人，“看起来仿佛是来自西方60年代的嬉皮士，他向我描述了他穿越亚洲的旅程以及写一本关于伊斯兰的书的计划，结果我们所在的小食摊的职员用乌尔都语嘲笑道：‘为什么教授要跟一个傻瓜说话？’他不是傻瓜，而是一位梦想家，正如重庆大厦中的许多其他人一样”。

    重庆大厦里各种各样的人在打交道的过程中，也存在着种族歧视。种族歧视几乎可以说是人类的痼疾之一，有各种各样基于某种刻板偏见而来的关于各国、各民族的笑话，在这本书里也能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南亚人告诉我，他们认为非洲人‘智商低’及‘天真’；而非洲人说南亚人‘只会计划和思考怎么做生意’；印度人认为巴基斯坦人‘总是想打架’；东非人则说尼日利亚人不可信：‘如果你发现有尼日利亚人住在你隔壁的房间，赶快换房，不然尼日利亚人会施法害你。’”

    但是所有人来到这里，目的都是为了挣钱，挣钱能够让大家和平相处。这个全球化的铁律，即便在低端全球化里也行得通。比如巴基斯坦人和印度人，他们的祖国常常处在战争边缘或敌对状态，可是在重庆大厦，他们就算互相有点瞧不起，还是会和和气气地相处。为什么？反正都要住在这儿，而住在这儿就是为了赚钱，打架又不能赚钱，所以没什么意思。如此就成就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重庆大厦。

    （主讲 梁文道）

    【《四分之三的香港》繁华之下的本色香港】

    刘克襄，台湾作家，出生于1957年，本名刘自愧。从事自然观察、历史旅行与旧路探勘多年，已出版诗、散文、长篇小说、绘本和摄影作品多部。主要作品还包括《少年绿皮书》《野狗之丘》《11元的铁道旅行》《十五颗小行星》《风鸟皮诺查》《永远的信天翁》《里台湾》等。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把香港列为世界最宜居住的城市，不少人才注意到香港拥有广达75%的郊野，长期以来竟被外人忽视。

    一个人旅行次数多了之后，就会对寻常的旅游体验感到厌倦。比如去过巴黎十次之后，你还想再去卢浮宫排队看蒙娜丽莎吗？你不会的。也有些人，去过十次巴黎都还没有去卢浮宫看过一次蒙娜丽莎，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那不是真实的巴黎。

    所谓的真实是指什么呢？

    今天凡是重要的旅游城市，那里大部分观光景点都是被规划好的，我们早已在书上、杂志上和电视上对所有这些旅游城市该去的地方耳熟能详。这时候旅游是什么呢？其实无非是当地人制造出来的一些幻境，让你以为自己来到了这座城市，然而当地人并不在那里生活。

    比如威尼斯，这个城市每年吞吐几千万人，但真正住在那里的如今只有两万人。大部分在威尼斯工作的人，都是每天一大早乘着船或搭铁路进入岛上，下班之后再回到陆上生活。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威尼斯想象为一个由众多演员在扮演古装戏的游乐场，供全世界的游客抒发幽古之思，感慨这里好浪漫好漂亮，却没有意识到这一切虽可见，实际上只是人为虚构出来的一种情境。所以经常旅游的人就会开始想看一些真实的东西，去那些本地人会去的而不是游客蜂拥的地方。

    我本人也有这种攫取本地人生活经验的欲望，但有时也会怀疑自己这样是不是太冒犯了。一个城市精心设计了一个旅游环境给我，而我不要，偏要混进本地人的社区，了解当地真实的状况，这会不会闯入了人家不希望我踏足的地方呢？甚至，这个所谓真实的地方可能连很多本地人都不知道。

    讲这么长的开场白，是为了引入这本书，《四分之三的香港》，作者刘克襄。刘克襄是台湾非常有名的作家，也当过很多年编辑，他是华语世界里面最早一个有恒心去探索自然文学写作的人。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刘克襄就专注于写自然，他写流浪狗、写鲸鱼、写信天翁、写漫山遍野的花草树木，他要把自己锻造成一个在西方文学世界里常见的自然主义类型作家。当然，自然并非刘克襄唯一的写作题材，但是今天谈起自然写作已经不能不想到刘克襄，想到刘克襄也就不能不谈起自然写作。

    如此热爱大自然的一位台湾作家，当他来到香港，因为担任驻校作家需要在这个五光十色的大都会里滞留很久，他会喜欢这个地方吗？平常人来香港自由行，不都是去广东道[50]、弥敦道吗？拿起一本香港旅游指南，不也都是在讲去香港怎么购物，怎么吃喝玩乐吗？刘克襄在这里看不到鲸鱼，也看不到他喜欢的大山大河，那么他会看到什么呢？他看到的就是这本书名里所讲的，“四分之三的香港”，他还说这是一个真实的香港。而我觉得他的这本书，是连一般的香港作家都写不出来的。怎么讲呢？这要从头细说。

    在刘克襄动笔写这本书之前，当他从香港回到台湾的时候，他想召集台湾的山友也即大陆所讲的驴友，组团到香港健行。结果大家听了他的建议觉得很好笑。可能很多大陆人不了解，在台湾，有超过一百座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大山，号称“百岳”。崇山峻岭在台湾岛上像屋脊一样连绵拔起，是整个东南亚都很罕见的雄壮风光，跟一般人印象中台湾的小资、小甜蜜、小清新情调非常不同。所以说，台湾的山友已经很幸福了，他们当然会不理解为什么要去香港。刘克襄在书里记下他们当时的反应是非常惊讶：“‘郊野公园是什么？’或者，更好笑的，‘香港有山吗？’‘香港还有乡下吗？’”然后刘克襄说：“这样轻薄、困惑的粗浅认识，晚近仍经常出现于亲友聊及香港的聚会场所。再听说，我竟搁置台湾大好山水，时常飞往香港行山，更难以置信。可见大家对香港的山峦和乡野十足荒疏，甚至形成某一习以为常的偏见。”

    接下来刘克襄说：“二〇一二年七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把香港列为世界最宜居住的城市，不少外人才注意到，香港拥有广达百分之七十五的郊野，长期以来竟被外人忽视。一个看不见的香港自然，终于浮出台面。”香港是丘陵地形，属于典型的华南地理风貌，只能在丘陵与丘陵之间的狭小谷地建房子，或是填海为陆。那些建不了房子的丘陵地带就只好任其荒置，于是就形成香港这么一块人口密集到连居住都困难的地方，居然很奢侈地有四分之三面积是自然风光的情况。但是很多人对此并不了解，大多数人心目中的香港是被金紫荆广场、维多利亚两岸的高楼等这些现代建筑挤占了，不知道在这个沿海港口的海岸后面，就是很多的山野和绿树，而这些山野绿树构成香港很独特的一种都市面貌。

    许多人会称许新加坡是花园城市，但那是一个人工营造出来的花园城市。香港和其他大都市不一样，街上没有什么行道树，没有多少自然景物，但是从中环坐车用不了十分钟就可以到山顶上面，那里不仅有绿色植物，甚至能碰到一些小型动物，像黄猄、山猪等。这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呢？

    刘克襄对香港的城市面貌这样评说：“虽说亚热带森林的本色回不去了，大片山野还是有着郁郁青青的自然模样。它保留着几近百分之七十五的郊野，跟紧密的水泥大楼森林遥遥相对。一个高密度发展的国际城市跟自然和谐相处，或紧张的并存，这里隐隐然是最经典的案例。”他形容这种案例诞生出来一种美感，叫做南方生态美学。他又说：

    山峦虽无葱茏之相，险峻磅礴者却不少。它们因紧邻海洋，海拔从零拔升，顿然高耸矗立，遂拥有台湾三千公尺高山的气势。比如大东山、凤凰山和马鞍山等便展现这般壮阔和峻峭。

    又譬如，万宜水库[51]附近地质所展现的奇陵巨岩，我们居处台湾，可能还得远到澎湖群岛，才有机会目睹玄武岩的奇诡。此地却是都会海岸边的天然风景，转个弯，一趟短程的士即可到达。

    上抵凤凰山、马鞍山等陵线，那又像在台湾纵走能高安东军[52]般，高山草原的风景和视野缓缓起伏。一条清楚的百年山径，起落于雄浑的山头，连绵出山势的浩荡。

    香港人管登山健走叫行山，香港为此也提供了很多很好的基础建设。比如香港的郊野公园在世界上都有名，而且有全亚洲最早也最值得称赞的湿地公园[53]。但更重要的，是一些这个地方的先民留下的足印，例如说一些村子。香港人管行山过程中经过村子叫穿村。这些村子的位置远离公路主干道，有的甚至要走两三个小时才到，可以想见如今已是人去楼空，但有时还是会有几户人家在，你经过的时候会看到他们在路边摆一个摊，卖着山水豆腐花、汽水、零食等等。

    刘克襄也写到了穿村，“有些村径更是悠悠地隐伏于蓊郁的林间，好大段路程，一路有小溪伴随，又相互交缠，沓沓蜿蜒。七十年代初，在台湾的城镇乡野尚可遇到此等的风景，小径小溪沿着树林，左右弯曲好几回，流过水田流过荒野流向村落”。而这些村子的背后，一定都有在岭南或整个华南地区很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风水林。所谓风水林，就是祖辈到这个地方安顿下来建起村子之后，在村子后面种植的一片树林，据说是用来汇聚风水的，所以不能贸然开发，更不能够破坏，于是久而久之保存了丰富多样的物种。

    “随着村子住民一代传承一代，森林也永续地依伴。祖上积德才衍生此一良好风水的生活训示，于焉合理合情地开展。……一块拥有绝佳风水的森林，若是随便开发，砍伐林子，坏了风水，村子会遭到厄运。”这个说法其实也很现实，因为风水林有保护水土的作用，当发生山火时还能阻挡火势。在夏天酷热的季节里，从风水林穿过来的风就相当于一个天然的冷气机。“当然，风水林里更是村民生活利用的重要资源，除了野生植物如土沉香、黄桐和木荷等，在林地外围，不难发现一些具有产业价值的树木，诸如龙眼、杨桃、黄皮、大蕉、蒲桃、番石榴、木瓜等果树，这些都是村民适量种植的。除了果树和薪材外，森林还提供各种丰富的中药材，几乎村里的老人都识得这些药草，做为平常饮用和养护身子的食材。”

    这本书的构架几乎就像旅游指南一样，介绍了二三十处香港行山的好路线，教大家如何搭公交到达这个路线的起点，以及一路上会看到些什么。但是它和以往香港本地出版的旅游指南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作者是刘克襄，所以总是带着一种深厚的自然与人文关怀来看这个城市，甚至让我发现香港还有很多我不了解的地方。原来香港郊野有这么多古迹，有这么多有趣的村子以及村里的住民，还有种种被提到的花草、树木、水果和小动物，其中好多物种是连大部分香港人都不认识的。

    所以我非常感激有刘克襄这样一位游客，他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这样来看我们的城市。同时他还非常尊重这个地方。比如他在山上和村民聊天，会关注他们对发展的需求，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然保护很重要。那么该怎么来看待这种矛盾呢？他懂得如何放下身段，在尊重本地人的前提下，同时又做出自己的反省和批判。刘克襄看到了被忽略的四分之三的香港，是我们所有香港人都应该感激的一个游客。

    （主讲 梁文道）

    【《繁花时节：罗孚集》你一定要读的香港老报人】

    罗孚（1921—2014），原名罗承勋，笔名柳苏。香港老报人，曾任香港《大公报》属下《新晚报》总编辑。另著有《南斗文星高》《香港人和事》《燕山诗话》《西窗小品》等。

    大家都说要不是有罗孚先生的话，就不太可能有金庸和梁羽生的小说了。

    《繁花时节》是香港非常有名的老报人、老作家罗孚先生的散文精选集，收在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的“香港散文典藏”系列之内。编者黄子平是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他说：“你一定要读罗孚。”这句话其实出自罗孚先生的一篇文章《你一定要读董桥》，后来这个句式流传甚广，冯唐还开玩笑地写过一篇《你一定要少读董桥》。

    罗孚先生在香港长年向内地读者推荐香港文学，以及香港文坛的种种人和事，使得很多人开始意识到香港文学界确实有非常多重要的作品和有趣的人物。

    比如西西[54]。罗孚写过一篇谈西西的文章[55]，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西西虽然读书不怕声音吵，但写作就不行，她只有躲进厨房或浴室，用一张可以折叠的小圆椅做写字台，坐在小矮凳上，爬她的格子……她和母亲妹妹住在三百英尺（三十平方米）的一层小楼里，一厅，一房，一厨，一厕，都包括在其中。三母女挤在一间房里，睡的是两张双层床。西西为没有地方给妹妹放化妆品而抱歉。母亲和妹妹都不看她的文章，母亲爱看的是马经报，妹妹爱看的是亦舒的爱情小说。‘其实不只是家里人不理你写作的事，在整个香港也没有人理你写作的事’。”这段话也道出了香港文学乃至香港文化的某种处境。

    再看看罗孚怎么谈香港文坛上的一个耆老刘以鬯[56]先生。刘以鬯的《酒徒》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该书于1962年出版，在当时显得非常大胆和先锋。罗孚这样写道：“和叶灵凤、曹聚仁、徐訏一样，刘以鬯也是属于上海—香港作家之列。他们都是江浙人（在香港就是广义的‘上海人’），都在香港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尽管刘以鬯比他们出生得晚些，登上文坛也晚些。但他今年也已有七十，可以称得上老作家了，虽然他看起来要年轻十岁或不止。多少年操纵着香港金融命脉的汇丰银行，它的中文全名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它的英文名字却是香港上海银行。香港—上海，上海—香港，我有时想，像叶灵凤、曹聚仁、徐訏、刘以鬯……他们是不是也可以叫作‘汇丰作家’呢？他们的作品都是丰可等身的。”[57]你看这样的观察是不是很有趣呢？

    罗孚在香港文坛最知名的一件事，是他当年在编辑《新晚报》的时候推出了所谓“新派武侠小说”，为其供稿的就是大名鼎鼎的金庸和梁羽生。所以大家都说要不是有罗孚先生的话，就不太可能有金庸和梁羽生的小说了。那时《大公报》和《新晚报》这两个编辑部在同一层楼里，“梁羽生当时是《大公报》的副刊编辑，是一位能文之士，平时好读武侠小说；金庸当时是《新晚报》的副刊编辑，也是能文之士和武侠小说的爱读者。两人平日谈《十二金钱镖》《蜀山剑侠传》[58]……经常是眉飞色舞的”。

    有一天澳门发生了一个所谓太极拳对白鹤拳的比武事件[59]，一时间成为有名的社会话题，也带起香港的武学热。那时候香港有武侠小说，只不过学的还是过去《蜀山剑侠传》的老套写法，已经不受读者欢迎了，罗孚就想不如在《新晚报》上连载武侠小说吧！于是他们说干就干，第二天就在报纸上发预告，第三天梁羽生就拿出了他的处女作《龙虎斗京华》的连载。后来《大公报》见《新晚报》搞得非常热闹，就要梁羽生也给《大公报》写，“（但）他一时难写两篇，他是《大公》的人，自然只能写《大公》而舍《新晚》。《新晚》怎么办？好在还有一个金庸，也是快手、能文。他早就见猎心喜，跃跃欲试，这就正好。他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就以更成熟的魅力吸引读者了”。

    这段往事为什么一直被津津乐道呢？它和《大公报》的特殊身份有关。当年香港正处在一个很独特的环境里，报业里有所谓统战工作，而罗孚是其中一员。罗孚是一名共产党员，是所谓香港的地下工作者，他工作的《大公报》在香港叫作“左报”或者亲建制报[60]。然而那时《大公报》体系之下聚集的人物，像金庸、梁羽生，包括罗孚自己，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人。廖承志[61]管罗孚叫“罗秀才”，那批报人真的是一帮秀才，不仅文笔好、文化水平高，而且相当开放、相当通达。若按照传统左派文艺观点来看，新派武侠小说是不入流甚至腐朽之作，但罗孚他们认为，要实现文化统战大业就必须争取市场认同、抓住读者的心，为此什么都可以做。所以他们才能把报纸办得那么有声有色，广受欢迎。除了金庸、梁羽生之外，还有三苏、梁宽等人的逗趣又奇特的言论，都出自当时的大公报系统。

    罗孚自1941年加入《大公报》工作之后，先后辗转桂林、重庆办报，最后来到香港，可以说是这份老牌左派报纸的一个老领导。他在这块阵地上进行文化统战工作，顺势造就了香港文化对华语世界的影响。此外，他和很多内地的老作家都有来往，关系密切。比如聂绀弩的一些旧体诗，还有周作人的《知堂回想录》，起初在内地出版有困难，反而是因为罗孚而率先面世于香港。

    频繁的交往使罗孚长了很多有趣的见识，然后他下笔为文，记录下来中国20世纪80年代一批老作家的风华。他还重新发掘了中国传统文学里一种非常常见的文体——诗话。今天写旧体诗已经有点不合时宜，但在20世纪80年代，仍有很多文化耆老写作旧体诗，并互相酬答。罗孚对此特别感兴趣，他不仅自己写，而且他收集到这些诗之后，会为它们写一些诗话。乃至于他那个时期的散文里面，常常带有一种诗话的味道，我觉得代表了他散文成就里的最高峰。具体来说，这些文章一方面有着新闻人的简约文笔，一方面有着独特的骨鲠气质，有时只是一两句话的交代，却好像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个意无穷，不是那种恬淡悠远的意，而是一种很强劲的意。

    举个例子。这本《繁花时节》的开篇文章《从胡乔木到乔木》，主要谈的是含冤三十多年的电影《武训传》终于得到平反这件事。后面又说到胡乔木的另一件事：“他在爱写旧体诗的胡绳处看到香港出的聂绀弩的旧体诗《三草》，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有意出新的补充修订本。就主动上门，拜访病榻上的这位老诗人，又主动表示要替这一《散宜生诗》写序。”可是对聂绀弩来说，这件事是有点尴尬的，他担心不知情的人还以为是他主动，要走上层路线。罗孚在此事上对胡乔木的评价简单有力：“这件事很表现他的诗人的性格。如果能更多地表现就更好了。”

    继而罗孚又想到乔木，也就是做过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提起他不禁一番唏嘘。不过我总觉得，罗孚笔下的任何唏嘘都不是无力的，而是带着硬气。比如在另一篇《从俞平伯到胡风》里面，写到胡风去世时，罗孚说：“（胡风）去年六月初去世后，由于追悼会举行无期，不能再停尸等待，秋前就作了火化。当时有人叹息：‘胡风寂寞身后事！’却不料新年一到，路转峰回，追悼会终于颇为‘风光’地举行了。家人满意，一般识与不识的人听说也多满意。”你可以好好体会一下“也多满意”这几个字后面的余味。

    （主讲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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